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10篇

一、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論和社會現實不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批判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和過渡性，同時頌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由于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動，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出現衰退，反而出現了長期的穩定和繁榮，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理論和現實的反差不僅讓學生難以信服，甚至還會使部分教師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產生懷疑；第二，缺乏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缺乏對具體經濟問題的研究。在現實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經濟問題，比如經濟增長問題、資源配置效率問題、國際貿易的平衡問題等，政治經濟學都難以給出具體的指導性意見。2、體系不夠完善。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其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唯一的研究對象可以使得其理論體系簡單而完整。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理論開始把經濟運行作為研究對象并引入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當中，其研究對象也從一元變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對象需要有兩條線索貫穿整個研究體系，兩條線索之間的主從關系、結構安排難以處理，使得整個研究體系的邏輯線索變得不再清晰。在教學過程中就出現了沖突的現象，相同的范疇、內容和理論在此處肯定，彼處卻又否定———諸如“利潤”、“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部分是進行批判，到社會主義部分又進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經濟學在學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側重于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長于邏輯推理，但缺乏實證研究，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實際，也少注意結論是否能夠通過經驗檢驗，這使得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成為“空中樓閣”，削弱了政治經濟學的現實說服力。

（二）教學環節中存在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屬于學科層面，它的不完善對本門課程教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具體的教學實踐環節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可以從教材、教師和學生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理論發展的不完善意味著市面上沒有出現令人滿意的教材，沒有令人滿意的教材則使得教師在教學中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教師的教學效果不好，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這幾個方面互為依托，互相影響，每個方面出現問題都會使得其他方面產生新的問題。

1、教材方面。

據統計，從1998年開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四年來已分別拉動中國GDP增長1.5、2.0、1.7和1.8個百分點。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赤字、增加國債和增加政府投資來實現的，盡管前兩年這一政策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現在這種推動作用正在減弱，到2003年，我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2.7％，我國的債務余額已上升到1.6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比重已上升至16.7％，因此，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說，現在要對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問題引起重視。

一、我國為擴大內需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

為了防止經濟滑坡，盡快啟動經濟，我國財政政策頻頻出臺：

1.吸引外資，鼓勵出口。國家對進口國內不能生產的先進設備實行免征稅和進口增值稅的政策，并普遍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和國內投資項目也規定了進口的稅收優惠政策。為擴大外貿出口分批提高了紡織品、煤炭、水泥、鋼材、機電產品、船舶等出口退稅率。

2.加大國債發行力度，保證經濟增長。據統計，我國1998年全年累計發行國債已達6000億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發行國債最多的一年，1998年國債發行余額可能接近1萬億元。從具體種類上看，1998年全年累計向社會公眾發行憑證式國債2200億元，專項國債發行也是品種齊全。在財政收入總體不盡人意、不能保證大規模支出的情形下，大規模發行國債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調整有關政策。為減輕企業負擔，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業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費共計727項，減輕企業負擔370多億元。財政為配合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宣布用三年時間爭取逐步取消財政周轉金。中央財政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增加180億元支出，專項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及抗洪救災等支出。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在中央財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又安排了144億補助資金和借款，專項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程，同時制定了一系列優惠的財稅政策，支持下崗職工再就業。為了緩解地方的困難，中央財政安排了20億元養老金借款，以確保今年不再發生新的拖欠，并盡快補發以前年度出現的拖欠。

一、兩種方法論產生的背景與演變

歷史唯物主義最早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現實主義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學者有意識的運用到研究中。兩者是從不同角度對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空間定量革命進行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社會批判，對方法的批判受到社會批判的限定。它認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種迷惑性的方式展現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將加強這種誤解。批判現實主義起初是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后來被西方學者發展為一種社會科學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相似，也通過社會關系來理解人。它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將妨礙它為社會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20世紀70年代，與空間定量革命相比，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將空間放在優先地位，而是將其與社會關系同等考慮。激進批判的重點較少關注人們所觀察到的周邊事物的差異，而是注重解釋差異的根本原因，其結論可歸結為空間格局由社會過程所塑造。而在空間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當地約減為“距離”、“局部變化”和“特征”等。實際上，空間應是一種社會建構，而社會關系的建構卻超出了空間，這造成了空間差別。在地理政治經濟理論來源的歷史發展中，批判現實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興盛時期，這一時期可稱為“社會和空間時期”。此時，歷史唯物主義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背景或一種批判的襯托，且兩者也出現過不和諧的聲音。例如，批判現實主義不贊同歷史唯物主義過于注重階級而忽略性別、種族和階層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者多數有一個特別的方法經歷，即進行過空間定量的經濟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當代地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過類似經歷。空間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當狹窄：技術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實證主義觀念也是有問題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拋棄它。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面臨的困境。尋求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方法的融合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學者們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抽象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雖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贊同抽象這種方法。作為融合的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帶有批判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主要方法論。這種轉變意義重大，主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較少注重空間現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間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隱含的批判觀念在實踐中能夠產生關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平衡。縱觀地理政治經濟學萌芽與形成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較先引入，持續發展，最后成為主要方法；批判現實主義較晚引入，影響漸微，處于輔助補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現實主義研究者興趣轉移的結果，實質上是科學邏輯演變與選擇的必然結果。即便如此，批判現實主義的介入仍有持久影響：“偶然性”進入到主流的詞匯，批判意識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經濟學方法。特別是它的以下兩個結論具有重要價值：一是國家和經濟是兩個獨立的社會關系，它們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連接。二是結構思想，可以被歷史唯物主義有效地利用，通過結構的重建和體制結構的新形式，資本可能緩和總是反復出現的積累障礙，而工人階級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社會關系以反抗剝削。當前，地理政治經濟學理論甫成雛形，如何利用這兩種方法增強對空間經濟的解釋能力，需要從它們對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中尋找幫助。

二、兩種方法論對幾個關鍵性問題的解釋對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步驟是抽象。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抽象的方式有趨同之處。抽象和具體、單面與多面的統一等觀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現實主義。例如，人類首先按性別劃分，然后按階級等等。同類型的層次化也存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不斷穿梭于歷史無關的和歷史主義之間、一般勞動過程和特定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之間等等。然而，仔細考察，兩者的差異確實存在。抽象可分為兩種形式：第一類是經驗主義的抽象，這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方式。第二類是實質的、本質的或系統的抽象，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方式。經驗主義的抽象是從具體或多面抽象為單面。它沿著較少的實在、更純粹的概念的方向遠離現實。當然，任何將世界劃分為對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從具體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現實主義看來就是形成無內容方式的一種抽象。AndrewSayer認為批判現實主義主要是對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關系的抽象，而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理性的抽象。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間的本質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們的貧困，來區分人，而要以其與他人的豐富的關系來區分，例如，作為國家、雇主或家庭的人。從某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也運用了這種形式的抽象，例如，將中世紀以前的古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階級社會的具體形式。不過，此處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會形態由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生產方式所規定。這為理解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區別，以及擴大再生產的特定歷史形式的積累過程指明了方向。馬克思訴諸經驗主義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對把資本主義簡約為歷史虛無或自然形態的做法。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因此是歷史的創造，它所產生的核心矛盾——剝削行為，絕不能被解釋為世界的法則，或某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抽象方式是歷史的、系統的或本質的，是通過實踐而進行的抽象。它與實踐的社會歷史的具體形式，與現實以及更具體的、多樣的、整體的歷史階段相符合。例如，對資本抽象后發現，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地理政治經濟學中“區位”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離不開人類生活的具體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區位觀念，要早于資本主義初期商品貿易所依賴的區位概念。區位成為生產中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房地產對優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產生的，也許不早于有多個區位可選擇的企業的出現。抽象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抽象層次。經驗主義抽象方式的結果是產生了不同的“水平”，它與越來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層次相符，趨向具體的層次與趨向其他方向的層次相對立。因此，可以通過整合較抽象的概念與其他概念再現具體：從頂端開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決條件。地理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已經吸收了這種抽象層次的概念，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取決于抽象的層次以及在理論概念上與歷史特異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更具體的形式。歷史唯物主義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種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本質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本質。例如，國家不能獨立于使之成為國家的物質條件。生產關系在各個時期各不相同，具體的國家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在闡明特定時期的國家形式時，要首先闡明生產關系的歷史。這意味著，國家從來都不僅是作為經驗主義抽象的國家，而是特定歷史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或任何其他具體形式。再如，要研究資本，必須首先抽象出剩余價值，然后抽象剩余價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產上能夠被占有的具體形式——租金，利息和企業利潤，而它們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二）內部和外部關系

內容提要在經濟思想史上，“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是又一次大的分水嶺，它將加快一種新型經濟學的誕生。這種新型經濟學將以新奇和意義內生為綱領，以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的發展為媒介，通過異端經濟學各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實現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范式革命，這就是本文所定義的“新政治經濟學（neo-politicaleconomy）”。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僅將使政治經濟學重歸經濟科學的心臟地帶，而且也將導致政治經濟學已有的傳統出現重大的范式轉變，中國經濟學家有可能對此做出獨特和原創性的貢獻。關鍵詞新奇與意義新政治經濟學批判實在論演化異端經濟學創造性綜合“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標志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遇到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①],本文對此提供了一種激進的解決方案。論文首先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進行批判，然后通過對主流經濟學危機的討論；概述新政治經濟學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勿需重新開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復興，異端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通過對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含有創造性轉化之含義)而實現，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對此進行了探討。一、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批判筆者認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地位主要是靠兩大支柱支撐的：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數學形式化已成為主流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正如英國經濟學家霍奇遜寫到的，“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用詞語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紀90年代，在主要的和歷史悠久的雜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數、微積分和計量經濟學所支配”[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就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但是，這些批評無法阻擋它的蔓延之勢，近年它又成為中國經濟學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龔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記者的在線訪談時，龔六堂指出，“在廣泛的引入數學工具以后，經濟學已經可以稱的上一種科學了。”[③]無疑，對于經濟學中數學形式化不遺余力的推行者來說，是否使用數學已成為判斷一個學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學的標志，他們甚至把數學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國數學家和數學史家克萊因指出的，數學作為人類的一種知識體系，它顯示了人類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識體系一樣，數學本身同樣顯示了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瀏覽一下數學史，我們就會知道，正如經濟學一樣，數學的發展過程同樣充滿著矛盾、混亂和沖突。因此，如果把數學作為判斷科學與否的標準，實際上就是把我們人類的智力創造物作為真理的化身了，這確實是在哈耶克意義上的“致命的自負”。筆者并不反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但反對它在經濟學中的泛濫。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然而奇怪的是，學經濟學的學生無須具備歷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方面的必備知識，但卻必須“精通”數學。數學在經濟學中果真是這么重要嗎？非也。喬治斯庫—羅根金指出[④]，對經濟學來說，數學模型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經濟學中，已知價格和生產系數，試圖求出最優解，這處理的是約束條件，最好的例子是線性規劃。第二，對于推理來說只作為一種明喻，但我們首先必須具有某種推理，如果忽視了這個條件，我們就陷入了無用的數學游戲。經濟理論的創新總是先于詞語或數學的表述，喬治斯庫—羅根寫到，正如許多著名的數學家認為的，數學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同義反復，在數學發展史上精確的新奇是一種“新”定理的發現行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并不標明理論的創新。霍奇遜也指出，數學是有用的，它的發現是富有創造力的，但它的應用只涉及到邏輯的演繹推理，而不是理論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況下，數學能鼓勵理論的變化，如博弈論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廣泛的接受，然而，這個概念的創造本身不是來自數學。在大多數情況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鏈條上，而不是隱含的范疇和基本假定上，鼓勵了理論上的保守主義而不是創新[⑤]。總而言之，數學在經濟學中只能作為一種輔助的論證工具起到作用，經濟理論的創新絲毫不會來自數學的應用，經濟學特別是理論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科學根本與數學無關。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們下面所談到的批判實在論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極端的觀點：數學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適合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真正的科學研究。讓我們首先說明數學的應用需要具備的條件，由于數學推理是邏輯上的同義反復，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規則性為條件的：“每當有事件x，就會有事件y產生”，這是一種導致數學形式化建模得以應用的封閉系統。因此，對于那些假定科學就意味著使用數學的人來說，經濟學可以是并必須是科學的這種斷言實際上就是主張，上述事件規則性和封閉系統在經濟社會領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阿萊就明確地提出了這種主張。他寫到，“任何一門科學的基本條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預測的規則性的存在。天體力學就是恰當的例證。但對于許多經濟現象來說，這也是真實的。確實，它們精確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學中所發現的令人驚異的規則性的存在。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為什么這門科學要依賴與物理學同樣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但是，在過去20多年間發展起來的批判實在論（criticalrealism）社會科學哲學對上述科學觀念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觀察到，自然科學中所得出的事件規則性事實上大部分只發生于實驗狀態之中，它們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人類干預的結果。事件的規則性只可表述為“在條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導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導致事件y”，條件e即代表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即實驗狀態的建立。根據這種觀察，自然科學對任何實際事件規則性的認識都離不開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巴哈斯卡還觀察到，在受控實驗活動中所得出的結論或“規律”常常可以成功地應用于實驗狀態之外，這就是巴斯卡有關自然科學實驗的兩個著名問題。為了解釋這兩個問題，巴斯卡指出，我們必須放棄自然是由事件的規則性構成的這種實證主義自然觀，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結構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約為我們所經歷的事件的。批判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狀態以及我們對這些實際的經驗或感覺所構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層的結構、機制和趨勢所構成，雖然我們對其無法進行直接觀察，但它卻管束著我們經歷到的或未經歷的實際事件。與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不同，批判實在論認為，實在本身遠不是無景深的，而是復雜的、有差別和多層級的。三個重疊但本體上不同的實在領域被區分，即經驗的(經歷與印象)，實際的(除經驗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狀態)和深層的(除實際事件和經驗外包括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按照批判實在論的看法，實在的這三個領域不僅在本體上是不同的，而且關鍵性的是它們相互之間經常是“不同時”發生的。因此，當經驗與事件不一致并允許對給定事件的經驗進行對比和修正時，事件也典型地與管束它們的結構或機制是“不同時的”。例如，就結構與事件的不一致來說，秋葉與重力規律的作用是“不同時的”，因為秋葉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熱力學的、空氣動力學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趨勢。現在，我們就能對巴斯卡有關自然科學實驗的兩個著名問題做出解釋了。按照批判實在論，秋葉落地的實際狀態和管束秋葉落地的機制或結構是不一致的，秋葉落地是由重力的、熱力學的、空氣動力學的、慣性的以及其他各種相互抵消、相互強化的多重機制所決定的。實驗活動的作用就在于為了分離出某種機制，通過干預，把所有其它潛在地處于抵消或強化狀態的機制隔離開來，建立起一對一的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作用就是要創造一種特定條件，在這種條件下，非經驗性的規律、趨勢或某種機制作用的方式在經驗上可以被確認。當然，規律本身總是在發揮著作用，只要存在著能引起反應的條件，機制就能被激活，不論是否別的在發生，例如，即使樹葉在我手中，它也服從重力趨勢。因此，受控實驗中所發現的規律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應用于實驗之外，原因就是人們通過對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規律發揮作用的相關環境。在這些地方，事件的規則性根本不是顯而易見的。事件規則性只是在實驗控制的條件下才能自發產生，而自然科學通過封閉隔離從而獲得事件規則性的實驗是科學的一種特殊情況，這種特殊的情況是數學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應用的條件。但是，在人類社會領域中，通過實驗控制獲得這種事件規則性的可能性是相當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據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在經濟學和社學科學領域中，數學形式化建模得以應用的條件并不存在，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學成就的產物。批判實在論經濟學方法論代表人物勞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把適用于物理化學實驗的條件搬到經濟學的社會領域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根源就來自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把自然科學實踐誤解為對事件間普遍關聯規則性的研究。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在其理論結構中做了兩種封閉：內在封閉——一種原因總是產生同樣的結果，它意味著現象的結構是穩定的和不變的；外在封閉——一種結果總是有同樣的原因，它意味著從給定的約束和行動，只有一種結果是可能的。把這兩種封閉條件結合起來，主流經濟學就采用了一種封閉系統的思考，通過演繹在事件層次上對經濟現象進行決定論的解釋，勞森斥之為演繹主義。為了充分達到使用數學的“科學性”，主流經濟學做出了如下簡化的假定：技術和制度約束（實際上是不變）、均衡結構、給定偏好、代表性行為者、理性最大化，等等，這些與現實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閉性思考的體現，而這種封閉性思考，真正地把經濟學限定于了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鼻祖孔德為“科學”所劃定的界限之內了。孔德寫道，在知識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們的研究具有實證性，那就必須把它們的范圍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實際存在的事實，而不必努力去了解這些事實的初始和最終結果。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釋經濟生活歷史性變化的過程呢？二、范式革命與新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對于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在他們看來，所謂現代經濟學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異端經濟學各流派是視而不見的，這種話語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霸權地位的寫照。正如劍橋大學27名博士生的公開信寫道的，這種單一的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分析方法壟斷了經濟學，它已經在這個專業中創造了一種社會慣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種主流方法的經濟學的知識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經濟學知識都很容易被當作過于貧乏或者根本不屬于經濟學而不予考慮。然而，正當主流經濟學拒斥異端經濟學的各種批評，陶醉在他們自己所營造的“象牙塔”之中時，他們吃驚地發現，法國學生使用了精神病學上的一個術語autism[⑦]對其做出了診斷：自我封閉，缺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社會交互作用，專注于數學幻想，由于有限的和專門化的詞匯所導致的語言損傷，過度迷戀某種東西（假定和模型），這種智力缺陷已使它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中許多重要的問題。正如陳平教授在談到美國經濟學會2000年年會的議程安排時所指出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目前正面臨著類似于19世紀末權威物理學家所受到的歷史的嘲弄，下面我們就簡要說明為什么主流經濟學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并概述新的經濟學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體系中，經濟學家們不再對人類創造力所導致的新奇事物充滿驚異，換言之，他們已喪失了對復雜經濟過程之奧秘充滿好奇心的科學精神，這充分體現在它為經濟科學所劃定的范圍上。錢穎一寫道，在當今世界上被認可為主流的經濟學……是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范式。根據這種范式，“經濟學家們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⑧]。說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就是在給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以及既定資源條件下，研究經濟行為者如何最優地對強加給他們的假定條件做出反應，這些假定條件的變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給予解釋，或者把它留給其他學科。很明顯，經濟行為者的創造性活動在這種理論體系中是沒有地位的，因為這種創造性活動必定來自新古典經濟學假定條件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性地取決于“新奇的創生”。很明顯，如果一種經濟學理論無法容納“新奇的創生”，我們就很難說信奉這種理論的經濟學家還會對人類創造力所導致的新奇事物充滿驚異，這樣的“科學”還會有何種科學精神而言？如果喪失了科學精神，這個學科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正如著名經濟思想史家馬克·布勞格痛斥的，現代經濟學已日益成為一種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戲。而且，“克萊默和考蘭德對美國頂尖大學研究生的一項調查揭示了一種駭人聽聞的狀況：這些年輕的和未來的經濟學家們對經濟或者對經濟學文獻沒有興趣。他們精明地感覺到，在經濟學這個專業上的成功主要是取決于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知識”[⑨]。這實在是對經濟學家們智力創造力的一種閹割，它是喪失了科學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結果。其次，在新古典經濟學這種貌似“科學”的體系中，經濟學家們也喪失了作為社會科學家對弱勢群體以及人類自身命運深切關懷的人文精神，從而把經濟學改造成了一種冷冰冰的惟利是圖的計算技術，以致于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相信，經濟學已經完全擺脫了道德判斷和道德說教。更有國內學者以“‘不道德的’經濟學”為題對此加以論證：“本文開始指出了經濟學分析‘離不開’道德規范，緊接著又指出這種離不開只是把道德規范作為一種外生的條件或約束，而經濟學本身作為一門學科不是研究道德規范，其任務也不是道德說教；最后進一步指出，經濟學提出的政策建議或制度設計，不依賴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寧可假定人們在道德水平極低的前提下進行工作，反倒更現實、也更‘保險’”[⑩]。這種看法充分體現了目前主流經濟學占統治地位的信仰：存在著一種價值中立的實證經濟學。正如羅衛東教授指出的，這種“不道德的”經濟學包含了三重含義，一是經濟學不研究道德問題，二是經濟學不做道德判斷，三是經濟學研究活動本身是不講道德規范的。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排除了性別、階級、種族、道德倫理和經濟行為者的觀念等對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經濟學家還能怎樣對弱勢群體以及人類自身命運懷有深切的關懷？然而，通過經濟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剖析，羅衛東教授說明了這只不過是一種純粹經濟學的烏托邦。最近，威爾伯教授在《經濟理論中的倫理學》[11]一文中也指出，經濟學和倫理學是內在相關的，因為經濟學家和經濟行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為的倫理價值。在第一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們必須理解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如何影響理論和政策；在第二種情況下，這意味著經濟分析必須擴大有關人類行為的概念。在筆者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偏向提出嚴厲的批評之后，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網站就登載了從《投資雜志》2003年春季號傳來的消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宣布：“新古典經濟學、金融等不是未來的潮流，因為如果沒有考慮文化、政治和種族的性質（ethnicity），我們就不能理解個人和團體的人類行為，就不能解釋21世紀的復雜性”[12]。評論者指出，這個決定不只是對post-autisticeconomics運動合法性的一個證明，而且也是對其所走道路的證明。筆者認為，對任何社會科學學科來說，能否充溢新奇驚異和人文關懷的時代精神，是其理論框架具有科學性與否的關鍵性標準。這也是我們發展一種對新古典主流進行替代的經濟學的基本出發點，因此，它必然贊成經濟學是一種實在論的科學。與新古典主流封閉系統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認為，由于人類具有真正的選擇性，社會經濟領域在本體論上與自然領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別就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存在依賴于人類的能動作用，這種能動作用包括人類的觀念與行動。正是因為如此，社會結構只能展現于處于開放系統的人類活動之中。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的社會經濟本體論對經濟學的實踐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在開放系統中，經濟學家們所研究的某種現象的環境能夠影響這種現象的行為，而且這種現象的形式和結構是可以變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必定是一種有關經濟演化的科學，它是一種在其理論框架中能夠使“新奇創生”內生化的經濟學，這就是筆者之所以把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看作是經濟學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個開放與結構化的世界上，人類的能動作用依賴于結構與機制，反過來，社會結構的任何方面也依賴于人類的能動性，結構與能動作用互為前提。這是因為，經濟社會系統中的“新奇創生”必然是作為異質性個體創造性行為的結果，而觀念（或偏好、知識等）的變化是個體創造性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經濟學必須對經濟行為者有關性別、階級、種族和倫理等方面的觀念和意義(meaning)進行闡釋，新的經濟學將吸收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有關社會存在的觀念依賴這種解釋學創見，但又避免了它把觀念依賴與觀念決定混為一談的錯誤，因而它首先在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實現了“意義”的內生化。最后，雖然人類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結構相互構成，但這兩者又是相當不同的事物。使這兩種相當不同的事物發生接觸的正是(內在的)社會經濟關系，只有社會經濟關系的概念才能說明個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動，同時又對社會結構的再生產做出了貢獻。因此，根據批判實在論這種社會經濟關系的概念，新的經濟學既拒絕方法論個人主義，又拒絕方法論集體主義，而贊成一種方法論的有機主義。對于一種能使新奇和意義內生化的新型經濟學來說，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為其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實證主義的科學的目的。首先，由于認識到實證主義所謂的事件規律性在經濟領域中是極稀少的，因此，經濟學的目的不是預測，而是對有關人類實踐的識別、理解和解釋，即識別、理解和解釋這些實踐未知的條件、人們的無意識動機、所利用的意會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產生的政策目標主要是通過對管束和便利人類行動的結構性條件有見識的轉變而達到人類的解放，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通過結構轉變，為社會各階層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發揮創造潛力的機會。最后，因為社會結構對人們的實踐所產生的轉變是開放的，而人們實踐的轉變要依賴于他們對世界所持有的觀念和理解。所以，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一個獨一無二的功能就是要通過對人們的觀念和理解進行批判性解釋，以推動在社會結構與人類能動作用之間所能達致的轉變，這是批判實在論這種科學哲學標簽中“批判”這個術語所蘊含的意義。因此，根據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與自然科學家探索大自然奧秘的持久動力一樣，新奇驚異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特征，但對于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來說，追尋人生的意義同樣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內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種額外的附加。我們應該指出，這種新型經濟學的發展根植于自亞當•斯密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適合，由于它是一種路徑依賴的科學演化過程中的突現現象，因此，“范式轉變”可能是一個更恰當的概念，正因為如此，筆者就把這種新型經濟學命名為“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豐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承與創新的關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經濟學從主流的地位中驅除出去，使政治經濟學重歸經濟科學的心臟地帶，那么，這無疑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革命，讓我們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對此加以說明。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是生產和分配，如何創造經濟剩余和怎樣對其進行分配是其核心問題，但在19世紀的邊際革命中，新古典經濟學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交換問題。凡勃倫在1900年發明了“新古典”這個術語用來說明馬歇爾的工作與古典經濟學的連續性，但莫里斯•多布卻認為，把主流經濟學定義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對這個術語表示異議，他說，“把杰文斯—門格爾—瓦爾拉的理論稱為新古典就像把愛因斯坦的理論稱為新牛頓一樣沒有多大意義”。[13]我們知道，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異端經濟學家都聲稱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傳統，并對此爭論不休。但實際上，亞當•斯密對經濟理論的發展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思路：經濟均衡和經濟演化，在古典經濟學解體后，這兩種不同的理論思路就分裂為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一種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上升為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另一種則是反對新古典但其內部又相互攻訐的異端經濟學各流派。經濟學研究的這兩大傳統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擯棄制度、技術、政治、人類心理和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致力于發展一種不受這些因素影響的和給定資源條件下的最優配置的經濟學，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義的真正的科學，而“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無法反映這種“客觀科學”的性質，因此就用“經濟學”作為學科的稱謂取代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傳統的術語。但是，異端經濟學各流派從不同的角度反對把經濟學的范圍限制的如此狹小，總的來說，他們認為，經濟科學應該包括更為重要的資源創造（即如何生產出更多的經濟剩余）等問題，因此必須認真對待被前者所擯棄的因素。如果按照筆者的這種歸納，“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作為經濟科學的代名詞要比“經濟學”更適合。但是，經濟學這兩大研究傳統的關鍵性分歧并不在于經濟科學的范圍，而是對經濟科學的性質存在著對立的認識。在經濟思想史中，“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就代表了經濟理論研究的兩種不同方法。“經濟學”堅持理性最大化假說、均衡結構和方法論個人主義，使用一種不受時空限制的和非歷史的方法；而“政治經濟學”則反對“經濟學”的上述方法，具備了或隱含地贊成筆者對新政治經濟學方法的概括：滿意假說、演化結構、方法論有機主義和社會歷史的方法。因此，在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謂古典經濟學解體后的政治經濟學，主要是指異端經濟學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經濟學界已出現了一種“新政治經濟學（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對這種“新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原因、主要內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評介，他寫道，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試圖把理性選擇分析和制度分析、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把政策評價、規范描述和實證分析融入同一個理論體系，這使得新政治經濟學具有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明顯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這個評價很恰當，但筆者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經濟學則完全建基于異端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這些流派對理性選擇理論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使我懷疑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綜合實際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為基礎的，它無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義內生這種研究綱領的潛力，因而無法為異端經濟學從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提供一個統一的基礎。此外，筆者也不同意西方學者對新政治經濟學的狹窄定義：主要是研究國家和經濟（市場）即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關系。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為了體現這種差別，在新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的英譯中，筆者建議使用前綴“neo-”而不是“new”翻譯漢語的“新”字，以表示它與古典和異端經濟學的繼承和創新關系。三、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相對于豐富的政治經濟學傳統，筆者所倡導的新政治經濟學“新”在何處呢？很明顯，現在無法做出比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實在論這種科學哲學基礎外，以下三點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式。筆者認為，目前的社會科學正處于向演化的社會科學轉變之中，但這個過程才開始不久。就經濟學而言，雖然馬爾薩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達爾命起到了重要作用，當代異端經濟學許多流派的開拓者也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如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等，歐洲老制度主義者更把他們的組織命名為演化政治經濟學協會，但只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明確地意識到，政治經濟學必須轉變成一種演化科學，筆者只不過是把政治經濟學這種即將到來的創新命名為“新政治經濟學”而已。第二，新政治經濟學是以新奇和意義內生為綱領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遜曾把新奇創生的內生化定義為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根本差別，筆者曾據此提出對演化經濟學各流派進行創造性的綜合[15]。但通過對批判實在論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奧地利學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啟發，筆者認識到，對演化經濟學來說，這種定義可能是不全面的，因為意義不僅是人類社會新奇創生的內在要素，而且演化經濟學還需要它對新奇的價值進行判斷，這使我加深了對女性主義經濟學等其他異端流派重要價值的認識。異端經濟學更廣泛的綜合可以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理論素材，而新政治經濟學則是演化經濟學在我國獨特發展的同名詞。第三，新政治經濟學是跨學科的。雖然政治經濟學已有的傳統強調了必須認真對待制度、技術、政治、人類心理和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然而，在異端經濟學中，不僅沒有一個流派為此提供一種統一的框架，而且也沒有明確地和大規模地吸收相關學科的新知識。筆者受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的啟發，曾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文本的重新閱讀，以系統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個由文化認知模式、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技術體系和生態地理系統五個亞系統組成的理論分析框架，這可以被看作是筆者在新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早期嘗試[17]。無獨有偶，弗里曼和盧卡為了解釋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經濟史，后來也提出了與筆者極為類似的五個亞系統的理論框架：經濟、政治、技術、科學和文化[18]。無疑，新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理論框架內在地要求它必須是開放的和跨學科的，這與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截然相反。維特根斯坦曾說，要說新東西，但要使用舊材料。正如演化經濟學把新奇創生定義為現有要素的新組合一樣，新政治經濟學沒有必要從頭開始，異端經濟學更廣泛的綜合將是其發展的重要途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異端經濟學各流派之間的交流迅速增加，一個重大的進展就是他們發現相互之間具有許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對主流經濟學都持批判態度外，他們基本上都贊同實在論的科學哲學。筆者也發現，在經驗研究方法上，許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奧地利學派有關解釋學方法的獨特貢獻，可以與前三種方法相綜合，從而構成新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經驗研究方法。特別是勞森在1994年發表《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性質及其與其他傳統的聯系：一種實在論的觀點》之后，異端經濟學各流派圍繞著批判實在論展開了對話，許多人都認為，他們可以在批判實在論這個共同的方法論基礎上統一起來，但在具體經濟理論上可以保持競爭的觀點。我們下面就討論批判實在論與異端經濟學創造性綜合問題。批判實在論是超驗（或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中的特稱，其代表人物自稱完成了科學哲學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僅在西方經濟學界已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的主流學說，而且，它還在社會學、管理學、教育學、人文與經濟地理學和法學等社會科學諸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費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實在論在經濟學中的性質、起源和方向上具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與近20多年發展起來的其它種類的經濟學方法論不同，批判實在論在經濟學中有其自身的傳統，它植根于異端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倫和康芒斯為首的老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批判實在論的產生和發展利用了上述學派的許多見解，特別是這些學派先驅人物的思想。第二，雖然在過去的20多年間，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獻急劇增加，但大多數可以被看作是為方法論而方法論，而批判實在論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它不大關心方法論自身，而是試圖為替代性的經濟學開辟道路。因此，批判實在論吸引了許多對主流經濟學進行批判和尋求替代的異端經濟學家。批判實在論的出現為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展示了廣闊的前景，但是，后者沒有必要教條地遵循批判實在論已有的結論，這是因為批判實在論仍處于發展之中，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可以為之做出貢獻。首先，批判實在論可以被恰當地看作是異端經濟學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對話的媒介，他們對批判實在論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如霍奇遜和女性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納爾詢（nelson,j.a.）等提出了與勞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實在論看作是與他們一樣的一種異端流派，因此，創造性綜合必須考慮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見解。其次，在政治經濟學中，存在著批判實在論的兩種觀點，一種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響，另一種特別受到勞森的影響。巴斯卡與成熟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關系，關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主題；而勞森在經濟學中具有更寬廣的異端態度，明確地集中在當代經濟問題上。尼爾森(nielsen,p.)[20]認為，在這兩種觀點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設和發展的和諧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樣也是尼爾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實在論集中在抽象的哲學推理上，忽視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很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傾向：粗糙的和超越歷史的政治經濟學阻礙了經驗的和理論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馬克思一樣處理好抽象和具體的關系。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可以避免尼爾森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特別是這種綜合要以當代經濟問題為核心，利用異端經濟學提供的理論素材，創造性發展新政治經濟學，同時它也豐富和發展了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在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上，非馬克思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綜合是最困難的問題，而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流派的綜合則相對容易，因此我們這里只對最困難的問題加以討論。相對于異端經濟學的其他流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創新無疑是獨特的，但在不忽視這種差別的情況下，正如批判實在論的發展一樣，一個共同的基礎是可能的。實際上，相對于主流和異端的分裂，前兩者的分歧就成為第二位的問題了，他們之間應該加強相互學習和對話。眾所周知，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同時，正如尼爾森指出的，非馬克思的異端流派在某種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連續和發展，許多流派之間較早的存在著相互參照和交流，但對于這種動態的和不斷發展的傳統的積極的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經常地對其加以吸收。然而，這種狀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了很大改變，2000年，奧哈諾的著作介紹了西方經濟學界馬克思與非馬克思異端流派之間日益加強的聯系[21]，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謝爾曼和老制度主義者（或激進制度主義者）達格爾就演化主題展開了對話。[22]我們應該對此加以注意，因為在我國許多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中，人們并沒注意到異端經濟學其他流派的重要價值，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實際上也把西方經濟學等同于主流經濟學了，但與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實際上遠不如與異端經濟學其他流派的比較價值大。由于篇幅所限，有關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就無法繼續討論了。最后，筆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無法單獨通過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而實現，這是因為，異端經濟學的發展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文化為背景的，對于我國在21世紀的經濟復興來說，它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的地方，這就需要我們緊緊抓住我國重大的實際經濟問題，并通過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對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許多獨特和原創性的貢獻。（原載《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①]賈根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質疑》，南開經濟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網站（）為此專門設立“中國方面”，并與載有該文的《經濟學家網站》（）建立鏈接。[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③]見《龔六堂副教授在線訪談實錄》，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刊2003年第3期。[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喬治斯庫—羅根，一位富有創造力的學者，20世紀30年代數理經濟學的開拓者之一，但在其事業生涯的后半生，他轉變成了對經濟學數學化最嚴厲的批評者。[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⑥]轉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⑦]在英文辭典中，autism是指兒童的一種精神病學上的失調，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會交互作用方面顯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語和諸如重復行為和過度迷戀某種東西的反常行為。[⑧]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2期，第2頁。[⑨]馬克·布勞格：《現代經濟學已露游戲人生之病象》，經濟學消息報，2003年6月20日，no.546.[⑩]轉引自羅衛東：《經濟學與道德——對經濟學某些傾向的反思》，浙江學刊，2001年第5期。[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12]轉引自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網站：.[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述評》，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4期。[15]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現代流派與創造性綜合》，《學術月刊》，2002年第12期。[16]汪丁丁、羅衛東、葉航對話錄：《新政治經濟學的可能依據——行為和意義的綜合視角》，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17]賈根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天津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21]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22]dugger,w.m.andsherman,h.j.,reclaimingevolution:a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onsocialchange,routledge,2000.

【關鍵詞】帝國主義理論/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國際經濟問題

【正文】

一、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國際政治經濟學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而興起，“這次更多的是關心作為整體的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完全是亞當·斯密當年的某個國家的經濟進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這次興起，克服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分離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局限于一國之內的研究模式。這些研究見于理查德·庫柏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1968)、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政治：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蘇珊·斯特蘭奇的《相互忽視的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這些研究中，羅伯特·吉爾平是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都不能忽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普遍觀點。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這樣分析的。他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存在重商主義(或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觀點。他對其中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闡述，主要見于《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1975)和《美國權力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政治經濟學》(1981)中。

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觀點做了綜合評述。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被三條不可抗拒的規律所支配，“第一個規律，即不平衡規律，是對薩伊定律的一個否定。第二條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規律。……這是一條資本集中(或積累)規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規律是利潤率下降規律。”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只限于西歐，是一種封閉經濟。然而1870-1914年，“資本主義已逐漸變成一種活躍的技術性的向全球擴展的開放系統。”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啟發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家列寧認為，“資本主義通過海外帝國主義擴張，已逃避了其三條基本運動規律的制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的確在使世界向前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不穩定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也不一樣，各個國家的實力發展不均衡最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國際政治動亂。”作者提出了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與列寧的分歧，“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資本主義衰落的原因是經濟性的；資本主義將由于經濟因素而導致滅亡，因為無產階級會不甘貧困而起來反抗。馬克思進而還指出了這出戲的主角是社會各階級。但是，列寧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換成了一種政治的批判，實際上的主角已經變成了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競爭性的重商主義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由于布爾什維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理論盡管受到馬克思主義其他繼承人的不斷挑戰，終于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據此，吉爾平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般觀點。

（一）論文格式：

除遵照本校「博碩士論文撰寫須知」之外，本所補充規定如下：

1.論文之封面、封底紙張一律為金黃色云彩紙，論文限橫式書寫，平裝套印，書背需以楷書體印注校名、所別、題目、著者姓名及學年度。

2.論文須加英文題目頁及五百字以內中英文摘要頁（格式參閱附錄）。

3.正文一律以12號細明體打印，行距1.5，章節標題分別為24、18號，但字體不拘。封面及中文題目字體一律使用24號楷書。英文題目限用TimesNewRoman18號，姓名及其它14號（格式參閱附錄）。

4.章節標題置文頁中央，如「第一章緒論」、「第二節小結」，避免使用「壹」、「貳」、「參」大寫字樣。子目請依一、（一）、1、（1）、A、（a）之順序標明，置于文頁左方。

摘要：在“5．17講話”中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資源。借助于研究綱領方法論來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我們會發現：第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反映了該體系的硬核本質，實踐中則具體表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對資本權力和勞動剩余進行有效控制從而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第二，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相容性決定了該體系的研究路徑要以不斷融入中華文明優秀基因并加以理論化作為正面啟發法。第三，在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時，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標準去識別西方經濟學的性質從而作為擴展這一體系保護帶的反面啟發法。

關鍵詞：研究綱領；馬克思主義；中華文明；西方經濟學

目前我國學界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的理論水平落后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在“5．17講話”中殷切期望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時代課題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按照的指示精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智力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二是中華傳統文化資源，三是西方經濟學。本文認為，如果站在研究綱領方法論的高度來思考這一問題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什么只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硬核），吸收與融合中華文明優秀基因（正面啟發法），并批判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反面啟發法）。依此構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符合中國具體國情，才能有效解釋中國發展道路，并在國際學術上實現中國的理論自信。

一、研究綱領方法論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明確“理論體系”的內涵。庫恩的“范式”概念對此做出了很好的說明，“它是建立在一種或若干前人科學成就基礎上的理論體系；這些科學成就是一定時期內作為某一特殊的科學團體所共有的知識，它提供著進一步研究的知識基礎”［1］（P10）。一個理論體系包含著一整套前提假設、概念術語和研究方法，并且內部的理論命題之間具有內在聯系并合乎邏輯地形成一個有機統一體。換言之，我們可以把一個范式看作一種體系或一種世界觀。庫恩認為，科學發展的特征是新范式對舊范式的完全勝利。具體地說，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難題”（理論危機）無法在舊框架下解決，于是舊的分析框架經過“范式轉換”成為新的框架，后者提供了“難題”的解決方法，故而形成了新一代的常規科學。與自然科學（常規科學）范式革命的“完全替代”不同，經濟學則表現出“表面上過時的思想不會被完全取代”的特征，經濟思想傾向于同時承認許多不同的學派或傳統，構建新的經濟理論體系應該呈現一種保留而非拋棄的思維傾向。拉卡托斯通過提出主要由硬核（核心命題）、正面啟發（研究路徑）以及一個巨大的保護帶（輔助性假說）構成的科學研究綱領結構，使庫恩范式在客觀上得以重建。研究綱領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硬核上。這是因為，硬核給出了一套關于世界的基本價值判斷，它由那些傳統上被認為不可反駁的深刻而又內涵豐富的核心假說構成。正面啟發法和反面啟發法作為研究綱領的方法論機制，它們分別指示一個理論應該做什么以及不應該做什么。研究綱領可以是進步的，也可以是退步的。依據范式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可知，研究綱領方法論同樣強調不同學術陣營之間的競爭以及各思想流派命運的興衰，并且允許以前退步的綱領東山再起。就范式與研究綱領的內在聯系而言，正如庫恩在評價拉卡托斯時所說的，“盡管他使用的術語和我的不同，但他的分析工具和我的分析工具是相似的：他的硬核、保護帶的作用和退化階段，與我的范式、常規科學和危機是十分類似的東西。”［2］（P316）研究綱領中的“硬核”概念表達的思想類似于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念。馬克•布勞格曾指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許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關于‘硬核’本質的理論；馬克思非常正確地相信‘意識形態’在科學理論的建構過程中的影響，他認為，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對于人們接受還是拒絕一個科學理論起決定性的作用。”［2］（P331）關于《資本論》的階級屬性，馬克思有著清楚的說明，“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3］（P18）熊彼特將意識形態定義為影響經濟學家愿景的“先入之見”［2］（P197）。他還特別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解為人們傾向于贊美統治階級利益和行動的觀念體系。在這方面，“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赤裸裸地說，就是對他所謂的資本家階級利益的謳歌，而他們的階級利益又是圍繞著金錢利潤的追逐。”［4］（P62）意識形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靠信仰的力量得以維持，一個經濟學家的價值判斷常常流露了他的意識形態。據熊彼特的解釋，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基本沒有影響，但對社會科學會產生重要影響［2］（P198）。這說明經濟學并非僅僅具有實證屬性。從意識形態和階級立場來看，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是維護勞動者利益的，而邊際效用價值論是壓制勞動者利益的。也就是說，勞動價值論認為除工資以外一切收入的來源都是剝削。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通過修正李嘉圖體系的保護帶①揭示了“資本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剝削實質，它實際上是對古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然而，邊際主義通過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硬核（客觀的生產費用論或勞動價值論），試圖說明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合理性并重建斯密“無形之手”這一看似和諧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二、以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特征的“硬核”

一、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應重點關注的問題

(一)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從其階級屬性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政治經濟學，是為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一種經濟理論和經濟學說。第二，從其研究對象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產關系，即在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形成的并在社會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中所發生的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的總和。第三，從其研究任務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經濟發展運行的特殊規律。第四，從其創立者、繼承者的認識成果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并在之后由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斷豐富和發展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從狹義和廣義上理解。從狹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創立的經濟學說;從廣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政治經濟學說，也包括后人對它的發展，即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從廣義上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地位和實用價值。作為以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以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一般規律以及在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經濟發展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主要研究任務的科學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人類知識體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地位和實用價值。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地位。第一，從學科定位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經濟學按其研究領域和適用范圍的不同，可分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理論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問題、揭示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應用經濟學主要是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的經濟學科。理論經濟學具體又包括政治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比較經濟學、世界經濟學、經濟理論史，等等。從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角度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第二，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角度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恩格斯曾經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①。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就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細的證明和運用。”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用，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證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經典的代表作《資本論》，不僅是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學著作。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不再是假設，而是被科學證明了的真理;唯物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認識論不僅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也得到了深入的發展。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理論支撐。正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理論貢獻，才最終使社會主義置于現實的土壤之上，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了科學。恩格斯曾講，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這個問題的解決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而在這些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也曾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這個問題的解決為起點，并以此為中心。”③第三，從經濟學發展史的角度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人類經濟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變革。政治經濟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發展而逐步成長起來的一門科學。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產生并有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已有思想精華的基礎上發展、創新而形成的。相對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而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方面，還是在立場觀點方面，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在研究對象方面，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一次明確提出“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④，從而在經濟學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產關系對整個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在研究方法方面，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局限于對經濟現象和經濟事物的表層關系的研究，往往以觀念代替現實、以范疇運動代替現實運動，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唯物辯證法運用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強調從客觀的經濟事實出發，透過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揭示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系，揭示經濟運動的規律。在立場觀點方面，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他們所提出的理論和學說主要是為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勞動的經濟學，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其理論、觀點反映的完全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愿望和訴求。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價值。第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對當時的國際工人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圣經”，這是當時歐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號，因為它告訴了工人階級起來進行革命斗爭、爭取自身權益的正義性、合理性。對此，恩格斯曾強調，“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象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⑤第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指導我們科學認識和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質的揭示，有助于我們科學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新變化，揭示資本主義發展變化的內在本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商品、貨幣、價值規律、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分析，適用于一切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而且對當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行動指南。

(三)如何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如何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主要涉及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信仰、學習、宣傳、研究、運用、捍衛、堅持和發展等一系列問題。1．應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的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其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分析，其關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關系的論述，其關于商品、貨幣、價值規律、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科學理論，所以，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2．應明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封閉的、靜止的、凝固的學說，也不是某種教條，它提供給我們的首先是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制度的科學方法。恩格斯曾明確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⑥所以，我們絕不能用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應該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將其豐富和完善。那種凡事都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尋章摘句，試圖從經典著作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僅達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應明確與時俱進、發展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以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和動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僵化的理論，是需要不斷發展和創新的理論，我們“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用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們的建設實踐。曾強調，“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世界在變化，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前進，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在發展，迫切要求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總結實踐的新經驗，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論上不斷擴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強調“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⑧的這一科學論述，為我們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我們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立足于新的實踐，科學的認識和把握時展的規律性，不斷研究新情況，回答新時代提出的新課題，不斷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論，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新的科學內涵。總之，在堅持中發展、在繼承中創新，這應是我們始終堅持的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態度。

(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趨向。理論來源于實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須跟上時代和社會實踐發展的步伐，適應時代和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逐步實現理論的時代化、現代化和中國化。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時代化。世界上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順應時展的需要而產生的，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不可避免地會打上它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烙印。社會發展的時代不同，反映不同時展規律的社會科學理論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于19世紀中葉，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科學回應當時時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歷史課題的基礎上產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運行的一般規律。21世紀是一個全新的時代，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在發展過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問題。面對這一全新的時展背景和全新的時代課題，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做出正確分析，提出新的論點，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跟上時展的步伐，逐步走向當今時代。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問題，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內容到形式、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自由競爭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現實為依據，科學揭示了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特點及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它不僅是我們科學認識資本主義經濟本質及發展規律的銳利武器，也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銳利武器。但要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理論武器始終保持“銳利”，就必須讓其實現“現代化”。只有不斷發展和創新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否則，就會停留在“原始狀態”，就會因為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論的“鋒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為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機與活力，為充分顯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在發展中實現現代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在對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現狀和問題的研究中，實現研究內容的創新，不斷用新的、富有現代色彩的概念、范疇、理論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寶庫。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根本方法的基礎上，吸收和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些科學研究方法，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特別是應把現代西方經濟學常用的數學分析方法引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因為現實的經濟形式和經濟過程不僅有自身質的規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規定性。很多復雜的經濟運動往往是諸多經濟變量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各種經濟變量之間又往往具有復雜的數量關系，所以，只有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并借助計算機技術，才能比較精確地對現實經濟生活中復雜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才能對現實中復雜的經濟活動的運行過程及運行結果進行比較準確地預見，也才能進一步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和現實指導性。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而且在不同的國家也要有不同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指導。所以，要始終堅持和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指導作用，就必須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主要對自由競爭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消費關系的特點，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運行的規律。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和特點。但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這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發展階段，它既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社會主義，也不同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壟斷資本主義，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環節都表現出了很多特殊的特點，如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層次性;所有制結構表現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生產形式表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營組織形式表現為公司制占主導地位的多種組織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現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對這樣復雜的社會發展階段，我們不可能簡單地、機械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原初理論，而必須以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中國為樣本，立足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現實，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勇于對中國改革和建設中遇到的前沿課題、難點和熱點問題進行理論思考，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得出新結論，形成新理論，以不斷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對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進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結合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揭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運動發展的獨特規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理論，并用以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方向。總之，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化、現代化、中國化，不僅是確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和動力，也是確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擁有光明“前途”和“未來”的必要條件，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向。

二、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科學方法

［摘要］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時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要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是必須具有時代性，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和挑戰；二是必須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必須破除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著力于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處理好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發展與世界發展的關系、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系。

［關鍵詞］創新理念;當代中國;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條主義

指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前者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代性和中國特色，必須把中國元素和時代特征融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側重點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中國化、時代化發展；后者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賦予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側重點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為基礎，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二者都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中國特色、時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結合。因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兩個概念的實質內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實踐和時代的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踐發展和時代變化，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與時俱進向前發展，理論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對現實具有充分的解釋力。理論發展的這個一般規律告訴我們，當理論不能解釋現實，就談不上指導實踐，被人們所接受。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占據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作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很快發現，這一理論沒有把實踐發展和時代進步的許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論自身存在的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來。它在假設前提、變量設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還停留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論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前提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設為前提得出的結論也往往偏離事實。在變量設定上，對各種變量的假定明顯不符合實際情況，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過度的數學化、精確化，使復雜的經濟現象演化為線性的數學關系，抽象掉了不該抽象的經濟利益關系對人的經濟行為的直接影響。在模式方法上，雖然能夠簡單、直觀地把各種經濟變量和關系清晰地展現出來，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種不確定性，把復雜的經濟活動變成一個按固定模型運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釋現實現象。西方許多經濟學家也對這一理論提出了直接挑戰，認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必須增添實踐和時展新內容，才能夠對現實具有解釋力。除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本身存在的這些問題，另一個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國國情，不能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中國的情況不同于西方國家，也不同于任何一個國家，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揭示的市場經濟運行一般規律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實事求是分析其理論內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們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權威性，更不能把它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指導理論。這一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特征基礎上創立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內容雖然也不斷得到豐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體系、基本觀點沒有實現創新性變化。實踐證明這一理論存在著兩方面的不適應：其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并不是對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運動實踐進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深刻分析的基礎上，為未來社會的經濟運行特征提出的理論預見。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理論準確地說，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一種理論設想，這樣的理論與現實社會主義的實際明顯不適應。其二，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設想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情有很大差別，國情不一樣，時代不同，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國情也明顯不適應。如果簡單用這樣的理論套用于中國現實，也不能取得成功。我們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鍵是從實踐發展和時代變化出發，著力理論創新，這是實踐和時展的需要，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使命。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有說服力地解釋現實中的各種復雜現象，當然也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要求。黨的十八大指出全黨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通過對實踐的總結我們深刻認識到，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礎是封閉僵化的理論，“邪路”的思想基礎是西方自由化理論。這種封閉僵化的理論和自由化的理論都不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我們既不能以“老路”來反對“邪路”，也不能以“邪路”來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須同時反對，僵化的理論和自由化理論必須同時批判，才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中國化、時代化的元素提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平臺。要用新的發展理念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靈魂。創新并不是一個新詞，這幾年中，我們對創新高度重視，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理論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政策創新、文化創新等，已經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但是，創新僅僅停留于工作和實際操作層面還不夠，必須提高到理念層次。在創新理念指引下，理論創新是根本，理論創新作為其他各方面創新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具有決定性意義。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著力推動理論創新，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創新，極大推動著我國各項事業的創新發展，理論界的創新則顯得明顯滯后。真正實現理論創新絕非輕而易舉，理論界的思想認識還有待真正統一于黨中央的思想，不少人總是帶著“姓社”“姓資”的思維方式來思考這些問題，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這些問題做得更好。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對中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需要探討、研究各種問題，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討論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觀點，把對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論必須能夠解釋現實，回答實踐中的問題，理論符合實際才是真正的創新。這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遵循的精要。

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破除“兩個教條主義”

【提要】馬克思主義學是否等同于經濟學，這要看我們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自身特有的對象、目的和歸宿。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變化和主義實踐的，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我們不應強求一門本質上是的政治經濟學承擔起解決一切現實經濟的職責。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

【正文】

一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經濟學的基礎究竟是什么，成了許多經濟界人士關心的話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再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內容的構成及在當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科學性需要人們研究這樣的關系問題。

基本的爭議依然沒有變化。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主要的推理過程一般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經濟學。“在當代通行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二詞，一般都是作為經濟學而言，是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為其他一切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的學科。這時雖然名稱不同，但實際上是同義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較大篇幅的材料，來證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一致的，指出“現在風靡世界的所謂‘經濟學’其實就是‘政治經濟學’”。王振中同志還從馬歇爾到薩謬爾森的有關文章和著述中引證了這一觀點。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能否通過弱化或輕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來發展政治經濟學？回答顯然是否定的。”[2]持這一觀點的同志應是為數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