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改革范文10篇

一、中國中型銀行比較弱小，小銀行極不發達

中國的信貸市場份額商度集中于四大國有銀行，中型銀行(本文指股份制商業銀行)市場份額很低，小銀行(特別是民營小銀行)極不發達。

根據2000年的數據，中國商業銀行(包括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其他商業銀行及外資銀行)的資產總額為116406.9億元，四大商業銀行占84.6%，其他商業銀行比例為13%，外資銀行只占2.4%。當然，隨著業務經營范圍管制的放松和專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的深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如果我們將其他商業銀行理解為中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如果把城市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理解為小型金融機構，他們的力量更加弱小。

在銀行體系方面，美國銀行有8000多個，大概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全國性的銀行，例如花旗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這些銀行也是大的跨國銀行，影響遍及全球。第二層次是跨地區銀行，例如美洲銀行、富利特銀行。第三層次是地區銀行。這類銀行數量很多，一般都在某一州開展業務。為當地大的企業和大城市的居民服務。第四層次是社區銀行。這類銀行有幾千家。主要為某一小城鎮或大城市的某一社區的小業主和居民服務。這四類銀行形成自然的分工。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務對象和服務工具，使社會不同層次的企業和居民都能得到相應的金融支持，從而使經濟活動在不同層面上都能有效的開展。

中國銀行業的區域結構很不合理。作為第一層次的全國性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開發銀行，與美國相比有兩大區別。一是中國全國性銀行的資產集中度太高，集中了全國銀行資產額的80%多(美國全國性銀行只占全國銀行資產額的40%，但服務的范圍卻不對稱，廣大農村，小城鎮以及大城市的小企業都得不到應有的金融服務;二是中國沒有跨國銀行。中國銀行雖然在國外有一些分支結構，但基本上是為中國進出口企業和當地華人服務的小機構，不能叫做跨國銀行。

作為第二層次的地區超級銀行，如招商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同美國同類銀行相比，也有兩個主要區別。一是美國地區超級銀行一般都在某些地區占有相當的市場份額，而中國的這幾家跨地區中等銀行在任何地區的市場份額都很小，對任何地區都無大的影響力。二是美國的地區超級銀行，一般都有相當的跨國業務，而中國的上述銀行都是純國內銀行。作為第三層次的地區銀行，在中國非常薄弱。美國基本每州都有在當地頗有影響的地區銀行，中國只有少數省有省級地區銀行，如廣東發展銀行、浦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福建興業銀行和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轄市由城市信用社改組的城市商業銀行。與美國相比，中國地區銀行數量很少，規模很小，沒有形成氣候。作為最后一個層次的社區銀行，從嚴格意義上講，在中國還沒有。綜上所述，中國銀行業產業結構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據了信貸市場的極大份額，競爭還不充分，中型銀行比較弱小，小型銀行極不發達。這種狀況會造成銀行業集中度過高，不利于形成充分競爭的信貸市場環境。金融業是一個有機聯系、互相補充的多樣性生態系統，既需要大中小型商業銀行，也需要面向社區中小企業和農民的合作金融組織。

一、國有商業銀行占據市場主體原因分析

我國銀行業改革是從兩個方面著手的：一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經營；另一方面則是從體制外因素開始的。目的是隨著體制外因素的發展壯大，進而影響和帶動傳統體制的變革，股份制商業銀行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發展的。但是，這些銀行并沒有成長為能與國有商業銀行抗衡的力量，主要的原因如下：

1．國有銀行的傳統壟斷優勢。國有銀行曾占據完全壟斷的地位，擁有遍布全國的營業網點，良好的客戶基礎和長期的合作關系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客戶資源，國家的相關政策和政府的有關項目也都向國有商業銀行傾斜。例如部分國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門內部文件，指定預算資金只能存在國有銀行；央行和財政部對國有銀行的資金支持、不良資產處置政策扶持等，股份制銀行都無從獲得。

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由于成立時間晚，規模小，資本實力弱、抗風險能力差、缺乏規模效應，在經營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如果現有的各種限制還繼續實行，股份制銀行發展后勁不足問題就將突出。

2．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借鑒國外商業銀行經營理念，在推進企業化、市場化改革方面有長足發展，開始有了效益觀念、競爭觀念和風險觀念，國有商業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身的經營思想、經營作風和經營方式，樹立了為客戶服務的宗旨。例如：為吸引居民存款，國有銀行擴大服務范圍，大多已經變成了“金融超市”，其業務包括了銀證通、網上銀行、電話銀行、銀行保險、代售基金、代收電費、代收話費、住房貸款與汽車消費貸款等。

3．國家信用優勢。4大國有商業銀行背后是國家信用作為基礎，謝平（2002）研究發現，工、農、中、建在我國是典型的寡頭壟斷，他們同屬于一個“父親”，他們的競爭是兄弟之間的競爭。由于在實質上是國家最終為銀行的經營成果承擔責任，因此存款人不必擔心4大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而貸款的資金是部分來源于存款的，這就造成了4大銀行存的越多，貸款越多，不良資產越多的循環。而股份制銀行要憑借自身的信用開拓市場，難度就大了許多，由于沒有建立統一的存款保險制度，股份制銀行無法享有國有銀行的國家信譽擔保。

一、銀行再造理論是銀行管理思想的革命

銀行再造（ReengineeringtheBank）是業務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BPR）理論在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的應用和實踐，是商業銀行借助現代信息技術，以業務流程改革為核心，突破傳統的“職能分工”觀念，通過辨識、分解、評估業務流程中的各個環節，以有利于客戶價值的要求來設計業務流程，組合組織結構，改造經營管理模式，從而使銀行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發展空間得到進一步拓展，經營效益大幅度提高，最終使銀行獲得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

1．銀行再造理論的起源及產生基礎。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競爭日益激烈，國際商業銀行紛紛以變革求生存，掀起了一場銀行再造運動。面對當時激烈的競爭，銀行家吸收了在企業管理領域中正興起并且在很多企業應用卓有成效的企業再造(CorporateReengineering)、業務流程再造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并在銀行業進一步深化，從而形成了一種銀行管理的新方法——銀行再造。銀行再造理論主張對銀行原有的經營管理方式和業務流程進行改造和重建，將組織內部的非增值活動壓縮到最少，尋求以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及時滿足不同客戶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究其實質，是一種銀行經營戰略的再適應。

2．銀行再造的內容。一般而言，成功的銀行再造一般包括以下幾方面的核心內容：（1）重新設計和改造業務流程。業務流程是銀行再造的核心領域，銀行再造的關鍵就是重整業務流程。概而言之，就是要從業務流程著手，通過辨別、分解、評估流程，進而進行刪除、整合，對銀行運作過程進行科學梳理，把各部門的生產要素按最自然的方式重新組合。（2）管理再造也是銀行再造的重要內容。銀行再造在強調業務流程再造的同時，并沒有僅局限于關注業務流程，它認為不同的企業文化、價值觀也會影響到業務流程的質和量，因此隨著業務流程的再造，其他與管理有關的思考方法、組織結構、員工技能、權力分配價值觀以及管理制度等因素均應有重大的改變。只有企業文化經過轉型和重塑，才能真正將銀行帶入一個嶄新的境界。（3）信息技術的充分利用。銀行再造對業務流程重新設計方面經常會遇到諸多方方面面的瓶頸，常規的人工手段已不能解決，必須依賴于信息技術。美國再造思想大師邁克爾·哈默(M.Hammer)認為，信息技術是流程再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說：“信息技術是業務流程改造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信息技術，要談再造無異于癡人說夢”。

二、我國商業銀行實行銀行再造的必要性

1．加入WTO后外資銀行強大的市場競爭力迫使國內銀行進行再造。

1我國銀行支付結算系統的不足

分析當前我國銀行支付結算系統可以發現其存在的主要不足：

(1)支付結算系統與聯行往來往來系統自動化程度不高，系統不具有統一性和協調性。遲滯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清算速度。

從商業銀行支付結算系統功能分析，商業銀行支付結算是為商品的流通結算提供結算渠道，它以客戶為中心形成收款人與收款人開戶行、付款人與付款人開戶行之間的資金往來關系。

通過兩個層次的結算結構，將商業銀行支付結算系統與聯行往來系統“嫁接”完成本為一體的異地支付結算，實則是割裂了整體的異地支付結算系統。現行商業銀行與客戶、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兩個層次的結算系統不具有統一性和協調性。這種做法的缺陷是按照手工操作的模式，移植在現代化的通訊手段上，形成結算業務數據與核對業務數據的雙重發送。而且部分票據還使用信函傳遞，大大降低了聯行業務監督的時效性，也不利于商業銀行的資金清算速度的提高和業務數據的共享，形成票據滿天飛局面，同一結算業務往返傳遞所需的票據近十張，甚至超過十張。浪費了人力、物力，降低了系統的工作效率。同時，通過結算系統外傳遞票據速度慢，易丟失，保密性差，給不法分子提供的作案機會多。同時，也為商業銀行延壓資金的劃撥時限提供了借口。

(2)支付結算系統沒有把人員的管理和權限有機結合起來，在整體上實現對從業人員操作權限的控制和操作風險的防范。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論文關鍵詞：漸進轉軌國有銀行改革產權結構調整民營化

論文摘要：本文是對國有銀行產權結構調整的具體模式的探討。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地位，進而闡述了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產權結構調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國有產權的退出和民營產權的引入；然而在中國的漸進轉軌之路還遠沒有走完的情況下，國有銀行實現完全的民營化在短期內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給出一中間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內核仍是股份化，具體的含義為：一是政府主導國有銀行改革，二是股權安排上國家相對控股。具體的組織形式主張采取在美國一度十分流行的“純粹性銀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著力點：從體制內入手

中國過去20余年，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發展起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經濟”（樊綱，2000），主要采取了體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沒有急于觸及體制內的“存量”（主要為國有企業）。這樣，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在國有金融的強有力支持下，國有經濟一直保持著“低效率”的增長，這又大大減小了改革的阻力。從而保證了漸進改革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談及金融改革，許多學者就極力主張運用同樣的方式，即在國有金融體制之外發展“非國有金融”，讓壯大后的“非國有金融”再來打敗“國有金融”。①筆者則認為金融改革應從體制內入手，特別是對國有銀行的改革，事關金融改革的成敗。

一方面，經過一二十年的漸進改革，中國政府已相對成為一個“強政府”，在面對金融改革時有了相當的控制力。過去以犧牲金融效率為代價的改革方式，在今天應該主動加以改善。而且，同樣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帶來的阻力（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大環境變好的情況下，過去漸進改革的成功為直接啟動金融領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再花一段較長的時間采用經濟領域同樣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進行體制內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目前發展體制外金融已經缺少了與過去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經濟”相類似的客觀環境。當初，“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起來，除了政策上的寬松之外，另一個極為關鍵的條件是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僅有20%左右的社會勞動在國營企業中就業，在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一旦在農村實行了允許鄉鎮企業和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非國有經濟就可以迅速地發展起來（樊綱，1993）。即只要有相當的原始資本，一些中小企業就能到市場上非常容易的買到其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主要為勞動力和產品原材料。從后果來看，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一個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大提高了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時移，如今的金融領域所面臨的環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資源（主要為存款）有3/4被壟斷在國有銀行內①。又鑒于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稀缺性和國家信譽擔保國家銀行，非國有金融很難像過去非國有經濟運用勞動力那樣自如的得到可運用的大量金融資源。其次，金融業是相對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對員工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勝任，而從國有金融機構那里挖員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后，原來相對封閉的環境已不存在，國內金融業要面對的是國際上大的競爭環境。這決定著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國有經濟那樣擁有一個一二十年可以穩定成長的外部環境，相對來說卻只有5—10年的時間可以在沒有大的干擾的情況下進行改革。③而這5—10年穩定期拿來改革國有銀行相對是比較充分的，但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金融”則明顯不足。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

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一、我國政策性銀行發展現狀

政策性銀行是由政府創立或擔保，以貫徹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為目的、具有特殊融資原則、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我國1994年成立政策性銀行以來，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加大了對重點產業、基礎設施、進出口企業和農產品流通等領域的政策性信貸支持，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最初設立三家政策性銀行主要源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為了彌補市場資源配置不足。20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市場經濟剛起步，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一直困擾著經濟發展。房地產熱、開發區熱導致投資過度膨脹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占用了大量信貸資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因缺乏投資，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投資效益低下使金融體系孕育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其次，為解決收購資金“打白條”需要。1994年以前，我國糧棉收購資金采取“地方財政、購銷企業和農行各三分之一”的解決辦法，地方財政和購銷企業資金經常出現缺口，給農民“打白條”現象嚴重，直接侵害了農民利益，引起了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最后，為專業銀行商業化經營需要。專業銀行既按國家要求辦理政策性貸款，又按利潤最大化原則開展商業性業務；另一方面，專業銀行經辦政策性業務掩蓋了實際經營虧損。為解決上述問題，確保央行調控基礎貨幣主動權，1994年我國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

1998年以來，三家政策性銀行每年近3，000億元的信貸投入，成為我國GDP年均增長7.7%的重要推動力量，2002年末我國政策性銀行貸款已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額的12.16%。

二、我國政策性銀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關法律制度保障業務運營。我國政策性銀行至今沒有單獨的立法，成立時國務院的批復文件也沒有根據發展條件的變化而修訂，成為政策性銀行業務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國外政策性銀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設立并經營，金融制度通過立法確定，并根據情況變化及時修訂和補充，如《日本開發銀行法》、《韓國產業銀行法》等。

2、國家信用和擔保內容缺失。開發銀行屬于政府獨資經營的政策性銀行，享有準財政資信等級，這是開發銀行運營的基礎。但我國政策性銀行的國家信用缺乏實質性內容，在資本金補充、財政補貼、稅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與國際上規范的政策性銀行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銀行業改革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緊迫、最重要和最棘手的問題。對中國而言，金融改革是“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是一場“輸不起的實戰”。

中國的銀行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兩個“兩難”：一個是效益與風險的兩難，另一個是改革緊迫性與完善制度環境長期性的“兩難”，也就是“快”與“慢”的“兩難”。

我想講的主要有三點：（1）現有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所存在的問題；（2）應對之策：大力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和民營投資者；（3）國際經驗與未來銀行治理模式的選擇。

國有銀行的基本現狀可以用“高、低、差”來形容：不良資產比例高，資本充足率低，盈利能力差，公司治理結構落后。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大政方針已定，打算采用三步走的戰略：商業化、股份化、上市。堅持國有股份占主導的前提下實現商業化經營，通過內部改造來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益。

但可以斷言的是，即使國有大銀行上市，只要銀行的產權結構仍沒有什么變化，經營決策權由國有大股東的人來掌握，管理體制就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因而，現有國有銀行的改革目標和方式將會遇到三個問題：（1）國有股東控股導致產權不清，外部監督不力，軟預算約束問題；（2）導致銀行內部治理結構與真正的現代銀行治理結構“貌似神異”，從而不能真正的改善現有銀行內部的治理結構。現在中國的A股市場1000多家上市公司，好公司沒有多少，其原因就是它們只是想圈錢，公司的治理結構沒有發生什么變化，股市沒有起到篩選企業、篩選管理人員的作用；（3）現有的改革模式也不能解決當前完善外部制度環境的長期性和加速銀行改革、提高銀行效率所面臨的矛盾。

銀行業的技術特點導致銀行具有三大風險：經營風險大、道德風險大、外部危害性風險大。銀行業的技術特點所造成的高風險，決定了銀行業的發展對外部制度環境的高度依賴性。那么，如何在銀行業所具有的“三高風險”、當前銀行改革存在的兩個“兩難”、以及對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的這些約束條件下，使得股份制改造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良好的盈利動機，堅持市場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真正改變銀行治理結構，即使在當前經濟制度環境不健全的條件下，降低改革的社會風險呢？我們認為，首先要打破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獨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積極引入多元戰略投資者，這包括民營投資者，特別是大力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政府不再干預銀行的經營活動，從而真正營造起適應現代經濟條件的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