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博士生范文10篇

新時期傳播學理論的發展對高校輿情處理有至關重要的作　新聞傳播學作為一門應用性較強的新興學科，客觀上要求新聞教育必須滿足新聞傳媒的實踐需求，同時又必須符合新興學科對學科建構和理論研究的需要。因此，自我國開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以來，就面臨著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是順應媒介發展需求，著眼于培養應用性人才，還是堅持學術導向，培養新聞理論人才，推動新聞學學科發展的爭論。近年來最有影響的一次大討論是2005年。2005年12月7日新華網刊發《新聞教育的失敗：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消息》，次日《新華每日電訊》又刊發《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消息，算合格嗎？》，兩文集中關注新聞學博士教育出現的博士生新聞業務能力不足的問題。這個質疑在輿論界引起重大反響，也引發了學界的回應。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全球新聞傳播業發生了顛覆性巨變，新聞傳播教育亦受到劇烈沖擊，走到了理論與實踐、學科自足與交叉融合等多元復雜關系重構的十字路口。技術革命和媒介融合充滿不確定性、傳播生態急劇變化的當下，“向何處去”成為新聞學博士培養必須面臨的問題。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開啟與發展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4－1998年間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初步發展、重點建設時期。1984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研究生，開啟了中國自主培養最高級別的新聞專業人才的新時期，中國新聞教育體系也趨于完備。這一時期，西方傳播學理論的引入，推動了中國新聞學人對新聞學學科的內省和反思。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與范疇成為新聞學的入門知識點，博士研究生培養也以新聞學和傳播學為兩大培養方向。這一時期不僅僅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填補空白，初步發展，也是中國新聞學學科自證、學術路徑自創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博士生培養，一方面是新聞教育體系的完備，另外一方面開始了依靠學科自身發展來解決學科基本問題的探索之路，所以培養的焦點都是圍繞著新聞史、新聞理論開展的。第一個在我國本土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的童兵先生，其博士論文便是以《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研究》為題，“對拓寬和深化馬克思理論研究，填補新聞學研究的空白，具有開拓和創新的意義”［1］。第二階段是1999－2010年間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呈現躍進式發展，布局由點及面時期。200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還只有博士授權點8個，到2010年底則已發展成15個。在布局上，盡管還只是集中在少數高校，但是已開始從北京、上海等學術高地向中部地區擴展，也從以人文學科為主導的院校向綜合類高校推進。在開放辦學方面，同與國外新聞學院廣泛交流的碩士培養相比，博士研究生的國內外聯合培養模式還在探索中，僅有少數高校開展。也是在這一時期，新聞傳播學博士生不會寫消息的爭論開始出現，而爭論的根源在于博士生規模雖然擴大了但并未形成明確的培養模式和方向。此時的博士生教育還未與新聞學的學術探索直接掛鉤，仍然非常看重新聞實務。第三階段是2010年以來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逐步細化和擴展，呈現多點覆蓋的時期。在培養模式上，我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開始傾向多學科的知識積淀和學術訓練方法，不僅借助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人文學科，還借助自然科學的學術范式和思維方式，尤其新媒體發展迫切需要的大數據處理和分析上的研究方法；在培養規模上，呈現層次性的穩定推進。2010年全國新聞傳播學（不含南京政治學院和交叉學科、掛靠學科）博士研究生共招錄215人，2015年增長為280人，至2017年則發展為303人（數據來源于2016－2018年《中國新聞教育年鑒》）。在學科設置和研究方向上開始細化，更加豐富和多元。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例，2010年尚未有明確的專業研究方向，到2019年已經有新聞與傳播歷史及理論研究、全球傳播研究、廣播影視傳播研究、傳媒經濟與管理研究、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新媒體研究、中國特色新聞學、媒介批評等八個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是新聞學科對快速發展的媒介現實做出的調整和適應，另一方面，也用實際發展情況回應了2005年的那次爭論：那就是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在不斷配合媒介實踐、適應媒介發展需求的同時，進一步堅定了博士生培養的學術導向。

二、學術化視閾下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現狀和問題

（一）招生上以“申請—審核”制為主，傳統考試和碩博連讀為輔。當前，新聞傳播學博士招生模式上普遍采用碩博連讀和直接招收兩種方式。其中碩博連讀方式中，不論是于在讀碩士中選拔較優秀者攻讀博士學位，還是招考時即明確以碩博連讀方式攻讀博士學位，都側重對學科基礎知識的考察。在直接招收攻讀博士方面，注重學術能力和學術積累的“申請—審核”制漸成重心。“申請—審核”模式是國際上博士生招生的通用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筆試＋復試”錄取模式，該模式由招生單位對遞交入學申請博士學位的學生進行篩選，合格者接受能力測試，擬通過這種方法，選拔出科研能力強而不是應試能力強的考生。至2019年，已有多家高校開始施行“申請—審核”制。清華大學早于2016年全面推行博士生招生“申請—審核”制，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于2019年全部以“申請—審核”制方式選拔新聞學博士研究生。不僅有上述老牌博士點，也有剛加入新聞學博士教育的安徽大學等高校。不同的是有些院校是全面實行，有的是部分實行。從目前的發展態勢預測，“申請—審核”制會逐步成為各大院校博士招生的主要方式。但如何協調“申請—審核”模式與傳統的筆試＋復試模式之間的關系，如何規范“申請—審核”制中的人為主觀因素，保證選拔標準的客觀公正等，還需進一步研討。（二）培養上探索以碩士生培養“雙軌制”為基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新聞傳播學碩士教育的雙軌制，是指將碩士生培養分為學術導向和應用導向兩類，既堅持傳統的學術性主導，也滿足媒介實踐對有一定特殊技能的新聞人才的需求，體現了新聞學學科的注重實踐又注重理論的發展導向。專碩和學碩并行標志著中國新聞教育的兩個方向———媒介實踐和學術研究開始明確分化開來。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教育的“雙軌制”，直接影響了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教育，重點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博士招生提供了豐富的生源。二是學術性碩士的產生，尤其是碩博連讀模式，延長了博士研究的學術周期，使得新聞博士培養更加學術化和專門化。三是助推學生在碩士期間就有明確的學術方向的概念，為整個新聞教育體制的分野，和整個學科的學術化，奠定了人才基礎。這種學術導向延伸到博士培養期間，學術要求更加嚴格，學術規范更嚴謹。不僅表現在發表一定質量的論文、開題等，還表現在對整個學習過程學術能力的考察和審核。但是這種分野只是理想化的，實際上目前而言兩者的培養模式并沒有太多實質性區別，導致培養結果的區別也不明顯。大部分學術型碩士畢業之后并沒有攻讀博士學位繼續開展學術研究，而是立即從事新聞實踐，而專業型碩士中也有少部分從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術活動。（三）學科設置上堅持對新興交叉學科領域的學術化關注。學術化導向并非忽視媒介實踐，而是關注媒介實踐的學術化，從學術角度審視、考察、分析媒介實踐。這體現在：一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不斷借助外學科的研究方法，拓展學術研究的空間和內涵。因此在培養中尤其重視交叉學科的學術背景的新聞學博士的培養。“新聞學和傳播學本來就是綜合性非常強的科學，因此通過跨學科的方式培養博士生，是拓展階段的必然趨勢”［2］。基于這個判斷，很多高校設置交叉學科的博士點，以培養多學科背景、多元分析方法的跨學科博士生。不僅有文史哲，也有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甚至計算機、城市設計與規劃等以前看來相關性較弱的學科。強化交叉學科的學科背景有助于借力其他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豐富新聞學的研究，也有助于在借鑒中推動新聞學科的發展，而最直觀的呈現就是在交叉學科基礎上誕生了很多全新的專業和培養方向。二是新聞學博士生培養不斷豐富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理論、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展開對新聞實踐新興領域的研究。首先在專業分類上，大部分新聞學博士點都有與媒介新興領域相關的專業設置。如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跨文化傳播學數字媒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全球傳播、文化產業與媒介經濟、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全球化與傳播、品牌傳播、影視文化與產業、節慶文化與新聞傳播研究、媒體與社會變遷等等。其次在實際的培養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研究內容和關注焦點與新興領域的高密合度。以近幾年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例，內容從傳統較多關注新聞理論、新聞史，發展為幾乎囊括與新聞學、傳播學相關的新型的傳媒業態、傳播景象和社會事件的大部分議題。如在跨文化傳播、虛擬社區、社會治理、漢傳佛教、數據新聞、景觀社會、網絡段子、口語表達等相關議題。然而，過于寬廣的交叉界面，以及所交叉學科自身發展的細分，學科體系學術性不足等，也導致培養中產生了研究方向不明、研究深度不夠，對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掌握能力不足等問題，或者盡管同為新聞傳播學科范疇，卻出現了各自為陣、互不相通的研究方向。這些問題的產生，也很容易使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教育重新產生應用性與學術性之爭。（四）培養目標上堅持以教學科研類學術化就業為主。目前，我國高校對新聞傳播類博士生畢業要求仍然以學位論文和為衡量指標，未有以媒介實踐作為畢業必備條件的培養單位。從培養對象的目標就業來看，博士學位及博士就讀期間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經歷是個分界線，它決定了目前新聞教育中，不同階段畢業生能否從事教學科研類學術性就業。總體而言，新聞學博士生畢業多是以教學科研類為主。以2016年為例（見圖1），該年度273名新聞學方向博士畢業生中高校去向的占59％，科研單位去向的占2％，這兩項明確以科研和教學為指向的已超過六成。此外，4％的境外去向中也多是學校或科研機構。剩余35％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公司共占據的16％中，絕大多數都是從事與本專業相關的研究工作，如各級政府政策研究室、企業的研發中心等等。真正選擇媒體工作的只有20人，這其中尚有一些是媒體的研究室［3］。總體來看，學術導向在就業中影響顯著。博士畢業之后繼續新聞學方面的相關研究絕對比值非常高，大多數畢業生去向都以新聞教育和學術科研為主。圖1　2016年新聞學博士畢業去向統計圖這種學術偏向的就業訴求，導致博士生在培養期間為了達到應聘單位的論文和項目的條件，大多從事的是非常純粹的傳統的新聞學知識的科研活動，對新知識接受能力不強，且缺乏對現實的關注度。尤其是以教學為主要就業目標的博士生，對新聞學基礎理論、新聞基本知識的框架非常看重，導致對新興理論、新興研究方法關注度不夠。

三、學術化訴求下新時代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的圖景與路向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摘要]文章認為,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沖擊,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等,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摘要]文章認為,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沖擊,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等,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摘要]文章認為,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沖擊,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等,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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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摘要]文章認為,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沖擊,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等,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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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摘要]文章認為,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沖擊,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等,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階段，1949年以前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正式宣告成立，學會的宗旨是“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學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開始把新聞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當時的新聞教育一般是以學校作為主體，新聞教育機構和新聞媒介的聯系比較緊密。很多新聞老師都從事新聞實務。比如徐寶磺、戈公振等人都教過新聞，他們在教學上注重業務實習，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

第二階段:解放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國成立以后，對以前遺留下來的新聞教育單位進行了調整和改造，合并了一些，也撤消了一些，同時也創建了一些新的新聞教育單位。1952年起新聞教育開始學習蘇聯，制定了新的教學計劃，重新確定的培養目標是“培養有鞏固基礎與發展前途的新聞文字工作者”。21954年，更加具體為“培養新聞工作干部，即從事報紙、通訊社與廣播電臺的文字工作人才一”。3這種培養目標顯示了當時我國新聞工作的單一性，即以文字宣傳報道為主，在經營管理、圖像新聞等方面不必強調培養專門人才。“”期間，新聞教育也受到很大的沖擊，“原來的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被否定”，“雖然也設置了一些課程，但不成體系，而且說變就變，誰也無法預計教學效果”4沒啥進步。

第三階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聞媒介的蓬勃發展，我國新聞教育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首先是開辦新聞專業的院校層出不窮。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開辦新聞教育的院校呈現多元化傾向，既有隸屬國家教委的學校，也有非國家教委系統的省、部學校;既有傳統的綜合型、文科型大學，也有理工科院校和師范類大學。一時間新聞傳播專業成為最熱門的專業之一。其次，1998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原來的新聞傳播學由二級學科升格為一級學科。學科的升級，標志著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學術地位的提高，學科的理論框架得到專家的進一步認可和肯定。專業設置也由單一向全面發展，教學領域拓寬，課程設置逐漸由過去的以報刊新聞學為主體轉向融報紙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國際新聞學、廣告學等于一體的新聞學。據教育部高教司2005年統計，我國新聞類專業在校生有12萬余人，新聞類專業點達661個，其中新聞學209個，廣告學2犯個，廣播電視新聞學146個，編輯出版學50個，傳播學專業點為24個。5從總體上看，高校新聞教育己經形成了多種層次，學科門類比較齊全的新聞學專業教育體系，整體發展態勢是良好的。當然，高校新聞教育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比如因為新聞教育的過快發展帶來的新聞教育師資水平較差、教學投資不足、課程設置不科學、畢業生質量下降。以上的一些問題在新聞教育實踐中己得到重視和逐步的糾正。

進入二十一世紀，蓬勃發展的新聞事業給高校新聞教育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看到，最近新聞界年年都有的十大假新聞的評選，有償新聞層出不窮;雖然每年新聞專業有3萬多畢業生，而媒體依然叫苦“人才短缺”。而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出現了“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新聞”的現象“。在學科設置漸趨完善，硬件設施紛紛到位的情況下，這些現象的出現無疑在警示著我們:高校新聞教育改革不僅包括外在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硬件設施等方面的改革，不僅要在數量與規模上擴大自己，更要思考新聞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才能培養出適應新聞事業發展的人才的問題。因此，高校新聞教育必須仔細分析現狀，找到存在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對策，進一步改革新聞教育，以滿足日益發展的新聞事業的需要。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摘要】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自1984年1月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兩家高校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至今，總體可分為萌芽、成熟、拓展三個發展階段。現階段中國具有18個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其中具有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有15家，具有新聞學或傳播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有3家，主要集中在國內較早開展新聞教育的、師資水平一流的綜合性高校；具有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教授或副教授已從3位發展到268位，博導的年齡、性別、專業方向結構趨于合理。近年來，大陸博士生教育開始走向國際化、注重內涵發展、學科特色，以及應用實踐。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新聞傳播科學建設；博士學位；新聞傳播學發展史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發展歷史概述

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期望培養具有厚實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熟悉新聞傳播的歷史和現狀，掌握本學科的最新進展，在某一專業領域或研究方向有深入研究，具備獨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的高層次人才。與新聞傳播學相關的學科有社會學、心理學、文學、法學、政治學和管理學等。我國新聞傳播博士研究生教育發展至今，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84－1999年為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萌芽階段。在新聞學正式設立博士點之前，國內已有6所高校開設新聞系，8個高校開設新聞專業，1個廣播學院，以及1個研究生新聞系。全國新聞專業應屆畢業大學生達519名，研究生78名，專職教員274人（含副教授、教授25人），在校學生已達1561名。1984年1月3日，國務院批準《第二批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名單》，中國人民大學與復旦大學首次獲得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并于次年開始招生，這標志著中國大陸終于能培養最高級別的新聞人才。1997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調整，“新聞學”由過去的二級學科調升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次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過“第七批名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傳媒大學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中國人民大學與復旦大學獲得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1999年，武漢大學成立了大眾傳播與知識信息管理學院，獲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成為20世紀末最后一個獲得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在萌芽階段，共有5所高校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擁有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以及武漢大學擁有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此時中國新聞傳播博士教育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生源不足。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攻讀博士學位要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這導致了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源不足，缺少挑選余地，使博士生的質量受到影響（方漢奇，2000）。2000年－2009年為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成熟階段。2000年12月28日，《第八批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名單》獲準通過。中國傳媒大學獲得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成為第3所擁有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同年，國務院學位辦批準有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一級學科的高校可以自主設立二級學科專業點，這為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開辟新的空間，如中國人民大學開設傳媒經濟學、復旦大學開設廣播電視學等。2003年，在“第九批名單”中華中科技大學獲得二級學科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獲得二級學科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武漢大學升為第4所擁有一級學科.3NewsDissemination新聞傳播前沿論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2006年，“第十批名單”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過，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和南京政治學院獲得二級學科新聞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北京大學、上海大學、浙江大學和廈門大學獲得二級學科傳播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而清華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取得了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躍進階段的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的發展滿足了許多高等院校和相關單位對高層次人才的急迫需求，是新聞傳播教育時代的一次轉折（陳培愛，2006）。共有10所高校在21世紀加入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的隊伍之中。成熟階段呈現出如下特點：首先，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發展是表現為層次性的逐步推進。比起萌芽階段十余年的沉寂，在成熟階段大陸新聞傳播博士教育的發展，隨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全國各高校博士、碩士點的宏觀布局調整，每3年進行一次擴張，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其次，快速發展的同時保證質量。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要求，擬立項建設為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的高校，一般應已是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或該一級學科下所有二級學科均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擬立項建設為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的，一般應為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因此各個高校都是從新聞學、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點的建設開始，穩步推進，在保證教學質量與師資條件完善的前提下，再根據社會對新聞傳播博士人才的需求，進一步擴張學科。最后，發展注重整體性，布局由點到面。萌芽時期擁有新聞傳播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成熟階段，在發展北京、上海和武漢等大城市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南京、廣州、成都、杭州和廈門等城市，新聞傳播博士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展開。2010年至今則為大陸新聞傳播博士教育的拓展階段。2010年，北京大學、上海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河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山東大學，共9所高校獲得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并陸續開始招生。其中河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以及山東大學是首次直接獲得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算上授予新聞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京政治學院和南京師范大學，目前大陸共有18個新聞學或傳播學博士學位的授予點。在2010年的井噴式擴張之后，新聞傳播博士教育的發展趨于緩和，拓展階段有如下特點：首先，全國新聞傳播教育博士點的分布趨于完善，原先具有優勢的省份或地區得到鞏固與加強，河北、山東、重慶和安徽等省份也逐漸加入到新聞傳播博士人才培養的行列中。新聞傳播博士人才培養的版圖已基本奠定，即以北京、上海為核心的東部地區向西部輸送人才的格局。其次，有些高校通過將新聞學或傳播學掛靠在其他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下的方式，設置交叉學科的博士點，對原有的人才教育模式進行革新，培養跨學科、綜合性的新聞傳播人才。新聞學和傳播學本來就是綜合性非常強的科學，因此通過跨學科的方式培養博士級別的人才，是拓展階段的必然趨勢。最后，快速擴張式的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發展模式受到學界的反思與討論。盡管現階段新聞傳播學博士培養的精英取向暫時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是存在著規模擴張的壓力和師生比例失調的隱患（羅以澄，2008；吳鋒、張先龍，2011）；以一級學科點和博士點的數量，來衡量學科建設水平，并作為學科乃至大學實力象征的粗放經營模式受到了質疑（吳廷俊，2009；胡春陽，2010；黃旦，2014）。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發展現狀與師資

縱觀整個大陸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的發展歷程，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充分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歷史背景，體現了在不同階段下社會各界對新聞傳播學高級人才需求與期望，也符合一般學科從興起、繁榮到轉型的發展規律。從總體上來看，大陸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質量較高，注重建設，各個培養單位特色突出，涌現出一批國家級的學科建設示范點，在新聞傳播教育中起到突出的引領作用（趙玉明、龐亮，2008），如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的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和中國傳媒大學的二級學科新聞學皆列為國家重點學科名單。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主要是在國內較早開展新聞教育的、師資水平一流的綜合性高校。除了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外（其新聞學專業始于20世紀60年代外，并于1995年重新恢復），剩余的16家培養單位均于1985年前——新聞學被列為博士學位二級學科前——開展了有建制的新聞教學活動。其中于2010年直接獲得新聞傳播學一級博士學位授予權的河北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同樣也具有從事新聞教育悠久的歷史。河北大學于1982年就開設過新聞專業，有教職工10人，在校本.3NewsDissemination新聞傳播前沿論衡科生30人，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大夏大學（1929年）和光華大學（1925年）——更是在創校伊始就開設新聞學和廣告學的課程，是當時國內最早的一批開展新聞教育的高校之一。從各個高校的綜合實力來看，在16所招收新聞傳播學博士的高校中，有11所屬于“985”兼“211”高校，5所屬于“211”高校，而且有14所高校長期占據國內百強高校排名的前50名，剩余的2所高校的排名也在100名左右。盡管各個院校類型側重有所不同，如清華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側重于理工科，華東師范大學和南京師范大學側重于師范類，但絕大多數高校都屬于綜合性院校（中國傳媒大學屬于藝術類院校），因此可以說承擔大陸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的主體單位是老牌綜合性一流大學，為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培養提供了天然的人文底蘊和跨學科培養的可能性（吳鋒、張先龍，2011）。在17個具有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的命名上，有14個單位以“新聞／傳播學院”命名（包含新聞學院、傳播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部、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等），這是在傳播學在大陸被納入學術視野和學科建制后，各個新聞傳播學教育單位的主流命名方式。其中有2個單位仍然以“新聞學院”命名，分別是大陸最早開展新聞學碩士與博士教育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盡管“新聞學院”的內涵在發生變化，科系專業在不斷豐富，但是保留“新聞學院”作為學院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老牌新聞院校的歷史延承。余下的4個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單位系交叉型院系：山東大學和四川大學向來以文學見長，將文學與新聞傳播學交叉，故以“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命名；上海大學將藝術學與新聞傳播學交叉，成立“影視藝術技術學院”，于2015年改名為“電影學院”；浙江大學將文化學與新聞傳播學交叉，故以“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命名。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點掛靠一級學科公共管理學下，設置了大眾傳播與媒介管理二級學科。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于2002年9月成立，在一級學科工商管理下設立新媒體傳播與管理交叉學科的博士點，以及文化產業與媒體管理二級博士點。另外，其他掛靠的新聞傳播學博士點還有，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設有新媒體藝術與理論博士研究方向；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于2012年起掛靠在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下，招收媒介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招收政治傳播學、公共傳播管理博士研究生；重慶大學新聞學院，于2013年起依托法學院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自主設置新聞法學二級學科博士點；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文學院共建“文化傳播”博士點（與文學院分別設點招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設有傳媒管理博士點。我國新聞傳播學的博導隊伍依照新聞教育發展歷程大致能分為三個梯隊。來自第一梯隊的博導為當年同時擁有政治資本、業務資本和教育資本的“老新聞”，如甘惜分、王中。來自第二梯隊的博導，一部分是前的教師，碰到好氣候，迅速成長為骨干：如方漢奇、藍鴻文和丁淦林等；另一部分是大陸新聞教育機構自己培養的博士、碩士中的后起之秀，如童兵、李良榮和劉建明等。來自第三梯隊的博導具有高學歷和新知識，視野更加開闊，知識結構更加合理，將帶動新聞傳播學研究走向高層次和規范化，包含自己培養的博士、碩士，以及從海外學成歸國的洋博士（向芬，2009；吳廷俊，2009）。筆者對目前大陸17個具有新聞學或傳播學博士點的高校或研究機構（不包含南京政治學院，以及掛靠在其他一級學科下的新聞傳播博士點）的268位博士生導師進行了初步的統計分析（所有資料來自于各新聞傳播學博士授予點官方網站的師資簡介，截至2016年6月），除個別博士生導師為副教授外，其余博導均為教師。60和70年代的博導是大陸目前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的主力軍，占72%。處于退休邊緣的50年代的博導占總人數的21%，20、80年代的博導極少，僅為個別現象。從性別比例來看，在40年代的博導中，女性博導占6%；在50年代的博導中，女性博導占16%；在60年代的博導中，女性博導占28%；在70年代的博導中，女性博導占37%，呈上升趨勢。總體而言，大陸新聞傳播學博導年齡構成較為合理、比例協調，女性博導的比列逐步增高，有利于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的長期發展。從博導從事的主要研究專業來看，新聞學和傳播學是其主要研究方向，增長較快，而從事廣播電視學和廣告學的人數則增長較為平緩。在總量上來看，主要從事新聞學研究的博導在占絕對優勢，傳播學次之，但是以1960年代為轉折點，主要從事新聞學或傳.3NewsDissemination新聞傳播前沿論衡播學研究的博導數量發生轉變，出生于1970年代的博導更多從事于傳播學的研究，較少從事新聞學研究，其人數急劇減少。（詳見圖一）從各個高校或研究機構博導的年齡構成來看，每個新聞傳播博士授予點的具體情況各不相同，除了個別高校年齡結構偏老以外，總體上年齡結構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