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模式

導語：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模式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新時期傳播學理論的發展對高校輿情處理有至關重要的作　新聞傳播學作為一門應用性較強的新興學科，客觀上要求新聞教育必須滿足新聞傳媒的實踐需求，同時又必須符合新興學科對學科建構和理論研究的需要。因此，自我國開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以來，就面臨著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是順應媒介發展需求，著眼于培養應用性人才，還是堅持學術導向，培養新聞理論人才，推動新聞學學科發展的爭論。近年來最有影響的一次大討論是2005年。2005年12月7日新華網刊發《新聞教育的失敗：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消息》，次日《新華每日電訊》又刊發《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消息，算合格嗎？》，兩文集中關注新聞學博士教育出現的博士生新聞業務能力不足的問題。這個質疑在輿論界引起重大反響，也引發了學界的回應。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全球新聞傳播業發生了顛覆性巨變，新聞傳播教育亦受到劇烈沖擊，走到了理論與實踐、學科自足與交叉融合等多元復雜關系重構的十字路口。技術革命和媒介融合充滿不確定性、傳播生態急劇變化的當下，“向何處去”成為新聞學博士培養必須面臨的問題。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開啟與發展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4－1998年間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初步發展、重點建設時期。1984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研究生，開啟了中國自主培養最高級別的新聞專業人才的新時期，中國新聞教育體系也趨于完備。這一時期，西方傳播學理論的引入，推動了中國新聞學人對新聞學學科的內省和反思。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與范疇成為新聞學的入門知識點，博士研究生培養也以新聞學和傳播學為兩大培養方向。這一時期不僅僅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填補空白，初步發展，也是中國新聞學學科自證、學術路徑自創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博士生培養，一方面是新聞教育體系的完備，另外一方面開始了依靠學科自身發展來解決學科基本問題的探索之路，所以培養的焦點都是圍繞著新聞史、新聞理論開展的。第一個在我國本土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的童兵先生，其博士論文便是以《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研究》為題，“對拓寬和深化馬克思理論研究，填補新聞學研究的空白，具有開拓和創新的意義”［1］。第二階段是1999－2010年間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呈現躍進式發展，布局由點及面時期。200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還只有博士授權點8個，到2010年底則已發展成15個。在布局上，盡管還只是集中在少數高校，但是已開始從北京、上海等學術高地向中部地區擴展，也從以人文學科為主導的院校向綜合類高校推進。在開放辦學方面，同與國外新聞學院廣泛交流的碩士培養相比，博士研究生的國內外聯合培養模式還在探索中，僅有少數高校開展。也是在這一時期，新聞傳播學博士生不會寫消息的爭論開始出現，而爭論的根源在于博士生規模雖然擴大了但并未形成明確的培養模式和方向。此時的博士生教育還未與新聞學的學術探索直接掛鉤，仍然非常看重新聞實務。第三階段是2010年以來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逐步細化和擴展，呈現多點覆蓋的時期。在培養模式上，我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開始傾向多學科的知識積淀和學術訓練方法，不僅借助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人文學科，還借助自然科學的學術范式和思維方式，尤其新媒體發展迫切需要的大數據處理和分析上的研究方法；在培養規模上，呈現層次性的穩定推進。2010年全國新聞傳播學（不含南京政治學院和交叉學科、掛靠學科）博士研究生共招錄215人，2015年增長為280人，至2017年則發展為303人（數據來源于2016－2018年《中國新聞教育年鑒》）。在學科設置和研究方向上開始細化，更加豐富和多元。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例，2010年尚未有明確的專業研究方向，到2019年已經有新聞與傳播歷史及理論研究、全球傳播研究、廣播影視傳播研究、傳媒經濟與管理研究、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新媒體研究、中國特色新聞學、媒介批評等八個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是新聞學科對快速發展的媒介現實做出的調整和適應，另一方面，也用實際發展情況回應了2005年的那次爭論：那就是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在不斷配合媒介實踐、適應媒介發展需求的同時，進一步堅定了博士生培養的學術導向。

二、學術化視閾下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現狀和問題

（一）招生上以“申請—審核”制為主，傳統考試和碩博連讀為輔。當前，新聞傳播學博士招生模式上普遍采用碩博連讀和直接招收兩種方式。其中碩博連讀方式中，不論是于在讀碩士中選拔較優秀者攻讀博士學位，還是招考時即明確以碩博連讀方式攻讀博士學位，都側重對學科基礎知識的考察。在直接招收攻讀博士方面，注重學術能力和學術積累的“申請—審核”制漸成重心。“申請—審核”模式是國際上博士生招生的通用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筆試＋復試”錄取模式，該模式由招生單位對遞交入學申請博士學位的學生進行篩選，合格者接受能力測試，擬通過這種方法，選拔出科研能力強而不是應試能力強的考生。至2019年，已有多家高校開始施行“申請—審核”制。清華大學早于2016年全面推行博士生招生“申請—審核”制，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于2019年全部以“申請—審核”制方式選拔新聞學博士研究生。不僅有上述老牌博士點，也有剛加入新聞學博士教育的安徽大學等高校。不同的是有些院校是全面實行，有的是部分實行。從目前的發展態勢預測，“申請—審核”制會逐步成為各大院校博士招生的主要方式。但如何協調“申請—審核”模式與傳統的筆試＋復試模式之間的關系，如何規范“申請—審核”制中的人為主觀因素，保證選拔標準的客觀公正等，還需進一步研討。（二）培養上探索以碩士生培養“雙軌制”為基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新聞傳播學碩士教育的雙軌制，是指將碩士生培養分為學術導向和應用導向兩類，既堅持傳統的學術性主導，也滿足媒介實踐對有一定特殊技能的新聞人才的需求，體現了新聞學學科的注重實踐又注重理論的發展導向。專碩和學碩并行標志著中國新聞教育的兩個方向———媒介實踐和學術研究開始明確分化開來。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教育的“雙軌制”，直接影響了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教育，重點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博士招生提供了豐富的生源。二是學術性碩士的產生，尤其是碩博連讀模式，延長了博士研究的學術周期，使得新聞博士培養更加學術化和專門化。三是助推學生在碩士期間就有明確的學術方向的概念，為整個新聞教育體制的分野，和整個學科的學術化，奠定了人才基礎。這種學術導向延伸到博士培養期間，學術要求更加嚴格，學術規范更嚴謹。不僅表現在發表一定質量的論文、開題等，還表現在對整個學習過程學術能力的考察和審核。但是這種分野只是理想化的，實際上目前而言兩者的培養模式并沒有太多實質性區別，導致培養結果的區別也不明顯。大部分學術型碩士畢業之后并沒有攻讀博士學位繼續開展學術研究，而是立即從事新聞實踐，而專業型碩士中也有少部分從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術活動。（三）學科設置上堅持對新興交叉學科領域的學術化關注。學術化導向并非忽視媒介實踐，而是關注媒介實踐的學術化，從學術角度審視、考察、分析媒介實踐。這體現在：一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不斷借助外學科的研究方法，拓展學術研究的空間和內涵。因此在培養中尤其重視交叉學科的學術背景的新聞學博士的培養。“新聞學和傳播學本來就是綜合性非常強的科學，因此通過跨學科的方式培養博士生，是拓展階段的必然趨勢”［2］。基于這個判斷，很多高校設置交叉學科的博士點，以培養多學科背景、多元分析方法的跨學科博士生。不僅有文史哲，也有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甚至計算機、城市設計與規劃等以前看來相關性較弱的學科。強化交叉學科的學科背景有助于借力其他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豐富新聞學的研究，也有助于在借鑒中推動新聞學科的發展，而最直觀的呈現就是在交叉學科基礎上誕生了很多全新的專業和培養方向。二是新聞學博士生培養不斷豐富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理論、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展開對新聞實踐新興領域的研究。首先在專業分類上，大部分新聞學博士點都有與媒介新興領域相關的專業設置。如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跨文化傳播學數字媒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全球傳播、文化產業與媒介經濟、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全球化與傳播、品牌傳播、影視文化與產業、節慶文化與新聞傳播研究、媒體與社會變遷等等。其次在實際的培養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研究內容和關注焦點與新興領域的高密合度。以近幾年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例，內容從傳統較多關注新聞理論、新聞史，發展為幾乎囊括與新聞學、傳播學相關的新型的傳媒業態、傳播景象和社會事件的大部分議題。如在跨文化傳播、虛擬社區、社會治理、漢傳佛教、數據新聞、景觀社會、網絡段子、口語表達等相關議題。然而，過于寬廣的交叉界面，以及所交叉學科自身發展的細分，學科體系學術性不足等，也導致培養中產生了研究方向不明、研究深度不夠，對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掌握能力不足等問題，或者盡管同為新聞傳播學科范疇，卻出現了各自為陣、互不相通的研究方向。這些問題的產生，也很容易使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教育重新產生應用性與學術性之爭。（四）培養目標上堅持以教學科研類學術化就業為主。目前，我國高校對新聞傳播類博士生畢業要求仍然以學位論文和為衡量指標，未有以媒介實踐作為畢業必備條件的培養單位。從培養對象的目標就業來看，博士學位及博士就讀期間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經歷是個分界線，它決定了目前新聞教育中，不同階段畢業生能否從事教學科研類學術性就業。總體而言，新聞學博士生畢業多是以教學科研類為主。以2016年為例（見圖1），該年度273名新聞學方向博士畢業生中高校去向的占59％，科研單位去向的占2％，這兩項明確以科研和教學為指向的已超過六成。此外，4％的境外去向中也多是學校或科研機構。剩余35％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公司共占據的16％中，絕大多數都是從事與本專業相關的研究工作，如各級政府政策研究室、企業的研發中心等等。真正選擇媒體工作的只有20人，這其中尚有一些是媒體的研究室［3］。總體來看，學術導向在就業中影響顯著。博士畢業之后繼續新聞學方面的相關研究絕對比值非常高，大多數畢業生去向都以新聞教育和學術科研為主。圖1　2016年新聞學博士畢業去向統計圖這種學術偏向的就業訴求，導致博士生在培養期間為了達到應聘單位的論文和項目的條件，大多從事的是非常純粹的傳統的新聞學知識的科研活動，對新知識接受能力不強，且缺乏對現實的關注度。尤其是以教學為主要就業目標的博士生，對新聞學基礎理論、新聞基本知識的框架非常看重，導致對新興理論、新興研究方法關注度不夠。

三、學術化訴求下新時代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的圖景與路向

（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理論基礎的學術導向。“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馬克思主義應用到新聞實踐中的產物，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應用和指導新聞實踐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新聞思想、新聞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4］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既是中國新聞的學術理論，也是中國新聞學術的政治基礎，同時也是中國新聞教育的統領性理論。具體到博士生教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既是博士生新聞教育的理論基礎，也是思想政治基礎。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應當堅持“兩個維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關于新聞傳播問題的實踐和著述，一個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新聞傳播問題而產生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斷”［5］。因此，對博士生的培養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既是堅持其在教學科研、媒介實踐的政治基礎、也是為中國新聞學研究，尤其是中國特色新聞學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博士生既是新聞教育的接受者，也是新聞教育執行主體的后備力量，他們不僅僅肩負理論繼承和轉化的角色，同時肩負理論闡發的角色，“他們應掌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武器，審視和評析現代社會的新聞傳播現象”［5］，培養中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基礎，重視學術的前沿性、重視理論創新、重視西方理論的中國化，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中國新聞實踐。（二）招生上逐步普及以考察學術能力為主的“申請—審核”。制“申請—審核”制的本質是對申請者學術能力、學術志趣的考察。教育部明確提出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選拔‘申請—審核’機制，發揮專家組審核作用，強化對科研創新能力和專業學術潛質的考察”［6］。“申請—審核”制相對于傳統的考試選拔，更注重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而非考試能力，研究證明“申請—審核”制優于傳統考試制［7］，“申請—審核”制通常以學術成果、學術經歷為主要參考標準，更傾向于考察申請者的學術能力和學術經歷。首先，“申請—審核”制注重申請者的科研積累。一般都會要求申請者須于近年內以第一排名身份至少發表若干篇與本專業相關的核心期刊論文，或主持若干項相應級別的科研項目，或獲得相關科研成果獎等。其次，注重申請者讀博期間的科研計劃。所有的“申請—審核”制都非常強調申請者在博士期間的科研計劃，要求申請時需要提交博士生學習期間的研究計劃，包括擬研究問題（博士論文選題設想）、研究方法、參考文獻、已取得的相關科研成果等。“申請—審核”制后期的發展，應當逐漸采用學術成果多元多向的方式，不僅考試已經有的學術論文、學術著作等成果，還要以參與的項目、調查、甚至教學課程等多元體系，進一步深化重視科研的“申請—審核”制形式和內涵。（三）以共建模式解決培養中應用與學術的沖突媒介實踐經驗不足，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的短板。目前來看，這一短板可以借助部校共建來解決。2013年12月復旦大學與上海市委宣傳部開始著手部校共建，“遵循新聞教育規律、遵循新聞人才成長規律，發揮業界學界各自優勢，攜手培養有正確立場、人民情懷、責任擔當的一流新聞人才”［8］。部校共建既有各級宣傳部門與高校的共建，如北京市委宣傳部與中國人民大學、湖北省委宣傳部與武漢大學、廣東省委宣傳部與暨南大學等，也有知名傳媒與高校的共建，如人民日報社與清華大學，新華社與北京大學等。具體來看，部校共建可以從兩個方面有助于新聞學博士生培養的學術化。其一可以在培養階段及以后的科研中幫助博士生了解傳媒實踐；其二，可以彌補博士生教學崗和科研崗上的實踐短板。在部校共建的大背景下，新聞學博士生培養可以更方便接觸到一線的新聞宣傳人員和資深媒體從業者。這些人對新聞行業的方方面面既有實踐認知也有理論思考，對博士生解讀傳媒發展、新聞萬象，為傳媒業態、政策走向提供學術領域的決策參考，有直接的影響和助益。此外，無論是學術解讀、決策參考，還是有助于博士生將來走上教學崗位，培養新的新聞人才，這都既是新聞學學科應用性的一個方面，也是學術化培養的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實現了新聞學博士培養中學術和應用辯證統一的關系。（四）積極推廣強調系統學術培養的“新雙軌制”。現在新聞學博士培養年限基本是三年制，且無論是傳統招考還是“申請—審核”制，基本上都是新的導師對新的學生。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內，博士生要在導師指導下對新的研究領域完成選題、開題、答辯，以及相關方向的小論文寫作，很難在某一研究領域有較深的拓展。因此在碩士生“雙軌制”的培養模式基礎上，出現新的模式和內涵的“新雙軌制”在學界有諸多討論和展望。“新雙軌制”是指新聞學研究生培養實行學碩和專碩分化之后，學碩直接攻讀博士，轉變為專業碩士和碩博連讀式的博士教育并行的新聞學研究生培養機制，其最終方向就是博士研究生的培養走向“3＋3”，或者“3＋2”式碩博連讀的模式。“新雙軌制”模式中專業碩士和學術碩士的分類，為新聞學博士提供了明確的生源。新聞博士生的培養目標更加趨向于培養從事新聞學學理研究，為本學科發展做深入研究和建構的專門人才。博士研究將立足于學術碩士的學術基礎，將有志于從事新聞學學科研究的人才，再進一步培養，以達到更好的效果。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未來可能采用本碩博連讀、碩博連讀的方式，每年碩博連讀申報4－6個名額［9］。而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正在探索取消學術碩士的招生，只招收專業碩士與五年制博士培養，即本科生在畢業時選擇三年制的專業碩士或者五年制的碩博連讀。這樣模式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系統的從事科研的時間可以有五年以上。對于五年可能產生一個巨變的傳媒界來說，這種系統性地對一個研究對象的關注，不僅有利于學術研究，也有利于對傳媒萬象的解讀和指導。（五）以學術化就業為契機推動學術邏輯與社會需求的融合新媒體和大數據技術快速發展，媒介融合趨勢。不斷加強的新世紀語境下，再來討論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消息的問題，會出現不同的解讀和意義。首先，新聞實踐領域專業化、專門化的功能將會由專碩群體所取代。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培養更加偏向學術化和專業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不會寫學術論文的博士遠比不寫消息的博士可怕；其次，本世紀初期的新聞教育者以及不少大眾將‘實踐’兩個字理解得比較狹窄，認為僅僅指采、寫、編、評、攝等基本技能［10］。其實，媒介實踐應當擴展至文獻搜集整理、行業調查研究、模式建造、數據分析等上。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成功與否的標準應當是對媒介現實的分析、剖析和媒介現實如何印證媒介理論的能力。比對國外的博士生培養，如密蘇里新聞學院，他們的博士培養是以項目研究當先，主要聚焦在研究以及如何發展研究潛能方面［11］。就業是與培養目標緊密相連的。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博士生教育仍然屬于新聞學的高級人才培養，其培養目標重點仍然是教學和科研。因此，在就業上必然偏重學術部門和教育部門。同時，還要在就業上，配合專業方向，培養專門的科研人才，以學術的多元、多樣化應對不同行業和崗位的需求。針對特殊行業、特殊部門可以培養專門的高級人才，在就業上滿足企事業單位科研決策部門的人才需求。即使在強調數據分析能力的西方國家，新聞學博士教育以大數據分類為主，但是他們的就業仍然是以科研教學工作，甚至在培養過程中就直接對接教學與科研。以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為例，他們近一半的畢業生現在擔任全職終身教職或終身教職，而其他人則從事政府、（傳媒）行業、咨詢、研究、金融或法律工作［12］。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必然在堅持中國特色的基礎上與國際接軌，在完成學術邏輯的同時，滿足實際的社會需求。總之，博士培養是一個學術化的訓練過程，掌握學術邏輯是最主要的訓練內容。在關注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偏重學術理論、學術體系、學術規范和學術范式的養成應當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堅守的主要方向。

作者:胡鳳 單位:安徽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