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水平范文10篇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在社會保險機制中，由于存在不同的起付線和共付比例設計，并受到經濟水平、健康狀況等群體差異的影響，不同的參保人對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存在差異，很可能導致經濟水平較低的人群得不到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而經濟狀況較好的人群則過度享有醫療衛生服務。保險機制設計存在的弊端導致國民不能公平享有醫療衛生服務。近幾年來，國家的醫療衛生事業逐步發展，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斷建立健全。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是在政府的作用下，通過實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從而保障國民健康水平的社會公益事業。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使得國民的醫療衛生需求成為政府制定衛生政策和計劃的出發點。當前，中國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主的三大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基本建立，國家的醫療衛生政策旨在進一步建立一套多層次的全民醫療健康服務保障體系，以滿足國民獲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權利，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然而，在社會醫療保障體系逐步完善，社會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不斷擴大的同時，醫療費用也在急速攀升。不難想象，醫療費用的急劇攀升導致居民“看病貴”，嚴重制約了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在城市中，不同戶籍的居民之間經濟狀況存在差異，使得家庭醫療需求和醫療消費具有差別，面對急劇增長的醫療衛生費用，貧困家庭承擔著更高的疾病風險和經濟負擔。基于以上背景，以醫療保險和貧困因素為研究視角，分析社會醫療保險和貧困因素對家庭醫療消費的影響，特別是探索醫療保險在影響家庭醫療消費絕對和相對醫療支出方面的作用機制，以及這種影響在不同人群中的穩健性，為完善國家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建設，推動醫療衛生領域的公平，保障國民健康水平提供了解釋。

二、文獻綜述

醫療費用的增長不僅是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更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問題。早在1990年，PaulJ．Feldstein研究了美國醫療費用的發展趨勢，發現當年的醫療支出比上年增長了11%，而同期的GNP僅增加了7%，并指出醫療費用持續以高于GNP的增長速度在增長［1］(P1－3)。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和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逐步推行，針對醫療衛生領域出現的問題，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問題和矛盾，醫療費用的急劇攀升是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7%，而醫療費用的增長率為18%，較GDP的增長，醫療費用的增長幅度是GDP的近兩倍”［2］。不斷增長的醫療費用會產生一系列的負面效應，例如，高額的醫療費用是“因病致貧”的主要原因，尤其對于農村居民，由于經濟困難看不起病，應就診而未就診的人數較多，致使他們的基本醫療需求得不到滿足［3］;從醫療費用對醫療選擇的影響來看，醫療費用升高，降低了醫療選擇的可能性［4］。因此，對家庭醫療消費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和現實意義。當前國內外學者對健康問題的研究范圍日趨廣泛。首先，健康對人與社會具有效用。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發展的基本需求［5］［6］［7］。對于個人和家庭來說，良好的健康狀態能夠幫助人們有效地投入生產生活，對提高收入和增進福利具有重要的作用［8］［9］(P24)。對于社會而言，國民健康與社會生產力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其次，健康具有風險。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是一段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將會面臨各種諸如環境、行為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由于這些影響因素是復雜多變的，使得人類健康具有動態性，從而衍生健康風險［10］(P4)。伴隨著健康風險產生，遭受疾病的社會人群產生心理和生理的雙重病痛，勞動能力下降，為了緩解和恢復健康，不得不承擔由健康風險帶來的疾病經濟負擔。疾病經濟負擔將會帶來患病人群的經濟消耗和社會經濟損失［11］(P259－260)。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通過政府和個人的共同作用進行健康投資，從而改善國民健康狀況，增進個人的人力資本，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世界銀行較早地對健康投資進行了研究，從政府責任的角度提出各國政府應制定相關措施改善衛生狀況［12］。高夢滔、姚洋從家庭內部資源分配的角度出發，研究了家庭內部成員健康投資的導向和責任［13］。可見，政府和個人都具有健康投資的責任。社會保險機制的建立是政府健康投資的方式之一，家庭的健康投資需要家庭醫療消費產出，但貧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束縛家庭醫療消費。醫療保險、貧困因素以及家庭醫療消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以下就三者的研究現狀擇要述之。從醫療保險效用的視角出發，學者們的研究存在正反兩種觀點。一部分學者持正面的觀點，認為醫療保險一方面能夠有效降低醫療服務價格，提高居民的醫療消費水平，增進居民的醫療保健需求和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同時對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利用率具有顯著作用;另一方面，作為醫療支出風險平滑的財務機制，醫療保險的費用分擔制度有效降低了醫療支出，減輕了低收入群體的醫療負擔，對群體差異的人群發揮了分散風險的功能［14］［15］［16］［4］［17］［18］。持負面觀點的代表學者解堊通過研究發現醫療保險的補償并沒有減輕城鄉患病家庭的貧困狀況，反之增加了貧困家庭的醫療消費負擔，貧困群體的醫療費用支出超過收入比例的增加，醫療保險對中國城鄉家庭具有反貧困效應［19］。此外，醫療保險成為擴大醫療衛生服務利用不平等的約束條件，與對醫療衛生服務存在更多需求的窮人相比，富人消耗了絕大多數醫療衛生服務資源，使得窮人陷入“疾病－貧困－疾病”的惡性循環之中［20］［21］(P12－24)［22］。醫療保險設立的作用在于分擔風險，互助共濟，從而保障正常的生產生活，維護社會安定。然而，對于經濟貧困的人群來說，醫療保險是否真正起到了分散風險的作用呢?在農村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總體呈下降趨勢，而醫療消費則呈反向趨勢不斷上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醫療消費支出比例較高，同時“廣覆蓋、低保障”的醫療保險難以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增長，透視出醫療費用持續增長給居民帶來了較大的疾病經濟負擔，醫療保險遠遠不能滿足居民的醫療需求［16］［23］［24］。解堊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在醫療保險補償以后，醫療保險對城鄉家庭的貧困狀況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并且對城鄉家庭的減貧作用存在差異，對城市家庭的減貧程度高于農村。但這種緩解并不顯著，醫療保險對降低家庭的醫療支出，緩解貧困具有微弱的作用［19］。綜合以上研究，針對家庭醫療消費影響因素及其結構變化的爭論，文章將探索分析三個問題:第一，醫療保險制度對家庭醫療消費有何影響，是否顯著改變家庭消費結構;第二，經濟狀況，尤其是貧困因素對家庭醫療消費是否具有顯著的約束性;第三，醫療保險和貧困的聯合作用是否顯著影響家庭醫療消費結構，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三、假設、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研究假設

在這個暑假中，本人通過對我縣經濟發展網上資料的查閱和調查問卷的形式總結了十六以來我縣農村居民消費的基本情況及變化趨勢，并由此提出了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制約因素，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進一步推動農村居民消費的措施和建議，據此做出報告。

一、農村居民消費的基本情況和變化趨勢

（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演變。我縣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演變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03—2005年為消費水平緩慢增長階段。由于這一時期前兩年，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產品價格低，農民負擔高。因此，進入新世紀的前三年，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總體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二是2006年為消費水平快速增長階段。我市在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標準化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發展，使我市的農業經濟迅速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大幅增長。

（二）消費結構的演變。調查顯示，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預期低、支出預期高的制約，農村居民消費還是以一般性消費為主，衣食、居住消費等占的比重較大。隨著收入的大幅增長，消費支出也大幅增加，消費結構也有了明顯的改變。一是伴隨著連續幾年婚嫁高峰的過去，農村舊房改造已基本結束，建房熱已開始降溫，在消費支出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居住消費卻大幅度減少。二是食品和衣著消費的比例有了突發性增長。由2005年的人均700元上升到1038元，增幅達48%，比重由37.2%上升到43.6%。三是交通通訊支出平穩增長。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交通和通訊工具不斷進入尋常百姓家，農民外出頻繁，對外交往不斷擴大，使得農民的交通通訊支出在2003年就大幅增長。

（三）消費方式的演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收入水平決定消費水平，而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方式轉變的結果，消費方式的轉變反過來又促進消費結構的變化，并轉化為拉動消費市場的動力。近年來農民消費方式主要有以下變化：一是由滿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質量提高轉變。在食品結構上，主食消費比重下降，各種副食消費不斷增加，膳食結構向營養、科學型發展。在衣著消費上，農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礎上，更注重時尚化。2004年人均衣著支出140.1元，同比增長35%。二是由重食物消費向物質和服務消費并重轉變。食物消費更多表現為生存型消費，而服務型消費更多表現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費。服務消費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農民消費觀念的積極轉變，也反映出農民消費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與市場化結合消費向更高的市場化消費轉變。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生活消費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加快，現金消費支出的比重不斷上升。

二、擴大農民消費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制約因素

摘要：農村流通業的具體發展水平，對我國農村普通民眾群體的實際消費質量具備深刻影響，本文圍繞農村流通業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協調發展機制問題，選取兩個具體方面展開了簡要的分析論述。

關鍵詞：農村流通業;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協調發展機制;研究分析

流通業是現有的社會經濟實踐發展背景之下，實現生產性社會部門以及消費性社會部門高效有序相互連接的重要中間環節，在現階段我國國民經濟建設事業的具體實踐過程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先導支持作用，對基層普通民眾群體實際發生的消費實踐行為，具備不容忽視的助力和保障作用。基層農村是我國現有的空間覆蓋規模最大的消費實踐活動市場，也是我國各級政府在具體實現擴內需經濟改革工作預期目標過程中的重要動力來源。從具體的應用功能角度展開分析，農村流通業是我國基層農村居民在參與基礎性消費行為過程中的基本實踐渠道，是繁榮優化我國現有的市場經濟事業發展水平，激活和改善我國現有商品要素流通實踐活動組織實施流程的重要途徑。最近幾年以來，隨著我國基層農村流通產業的良好有序發展，我國基層農民群體的綜合性消費水平也發生了表現程度顯著的改變，有鑒于此，本文將會圍繞農村流通業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協調發展機制問題，展開簡要的分析論述。

一、農村流通業與農村居民基本消費水平的發展變化

最近幾年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建設事業的快速持續深入發展，以及我國基層普通民眾群體基礎性物質生活條件顯著改善優化，我國基層農村民眾群體的基礎性消費意識認知水平，以及綜合性消費實踐能力水平均顯著提升，客觀上將以往長期存在的被動式消費活動心理格局，改變為主動式消費心理活動體驗格局，在將主要消費品類型從生活必須品逐步轉化為其他類型消費品的實踐活動背景下，導致我國基層農村居民消費品類型逐步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演進趨勢。在針對2002-2016年之間我國農村居民群體的人均性消費支出構成比例結構展開基礎理論分析的背景之下可以知道，從2002年-2016年期間，我國農村基層居民群體的食品類消費品的消費支出數額水平呈現了顯著的逐年下降趨勢，而針對其他類型消費品要素的消費支出規模水平呈現了顯著的逐漸提升變化趨勢，客觀上揭示了我國現有農村居民群體中，其基礎性消費支出要素結構正在呈現出顯著的逐漸改善優化趨勢。在上述基本性發展變化趨勢的直接影響之下，我國基層農村居民在具體選取消費品類型過程中，逐步展現了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發展變化趨勢。以食品類消費品的消費行為選擇特征角度展開分析，最近幾年以來，我國基層農村普通民眾對肉類、禽類，蛋類，以及常見種類瓜果蔬菜的消費數量規模正在逐步增加，在此基礎上，上述消費者群體針對反季節蔬菜，熱帶水果，以及多種多樣水產品的消費愿望和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提升，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國農村基礎流通業的良好有序發展，以及農村流通業實際市場交易活動實踐規模的不斷擴展，創造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條件。最近幾年以來，伴隨著我國現代農村經濟的綜合性增長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以及我國農村基層居民群體基礎性收入水平的顯著改善，我國農村居民的基礎性生活質量水平和消費實踐能力水平均發生了顯著優化。伴隨著現代移動互聯網信息傳處理技術的快速穩定有序發展，以及廣泛引入運用，現代電子商務交易模式的快速發展和網絡購物行為的不斷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深刻改變了我國現有農村居民群體的基礎性消費觀念認知結構，誘導了我國現有的基層農村居民群體在基礎性的消費觀念層面，以及消費行為實踐方式層面逐步展現出較為顯著的個性化和多樣化表現特征，客觀上誘導了以網絡購物為代表的新型消費活動實踐方式在我國基層普通農村民眾群體中的大量涌現。另有問卷調查數據測算結果揭示，從2010年-2016年期間，我國基層性農村居民群體中的網絡購物行為發生率水平，呈現了顯著的逐漸提升趨勢，客觀上揭示了現階段我國基層農村中的商品要素流通數量規模，以及流通實踐路徑，正在展現出程度顯著的不斷增加變化趨勢。

二、農村流通業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協調發展的改良優化策略

論文關鍵詞：經濟圈社區居民體育消費水平

論文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調查法、數理統計法、邏輯分析法等方法，以地域為研究視角，從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消費總體水平等方面分析了經濟圈社區居民的體育消費水平。認為：女性與男性都喜歡參與體育運動，但在消費觀念上，女性比男性節約，使女性整體體育消費水平低于男性；居民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并不與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成正比；體育消費是文化消費的一種，具有消費能力的層次性；體育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成正比；居民消費潛力巨大。

體育消費水平是指一定時期內按人口平均實際消費的各種體育物質產品和服務(或勞務)產品的數量。本文從地域的角度對經濟圈社區居民體育消費水平進行分析研究，有利于保障其健康的消費行為和理念，同時也可以為城市社區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機遇。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文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在三市的各社區中隨機抽取了韭菜園辦事處、朝陽街辦事處(長沙芙蓉區)、金盆嶺辦事處、城南路辦事處(長沙天心區)、麓山南路辦事處、銀盆嶺辦事處(長沙岳麓區)、望麓園辦事處、伍家嶺辦事處(長沙開福區)、左家塘街道辦事處、井灣子街道辦事處(長沙雨花區)、中洲路街道辦事處、五里堆街道辦事處(湘潭岳塘區)、雨湖路街道辦事處、中山路街道辦事處(湘潭雨湖區)、宋家橋街道辦事處、仙庾鎮街道辦事處(株洲荷塘區)、建寧街道辦事處、五里墩鄉街道辦事處(株洲蘆淞區)、田心街道辦事處、清水塘街道辦事處(株洲石峰區)天臺科技園、金德工業園(株洲高新區)等22個社區，然后在抽取的每個社區中再隨機抽取各年齡段的居民進行體育消費現狀調查。

目前，我國經濟處于艱難啟動期，一方面市場疲軟，產品普遍存在供大于求的狀況，另一方面，國內的居民儲蓄欲望在不斷地加強，儲蓄率在不斷地攀升。有資料表明，我國在家電，機械加工行業企業的開工率只有60%左右，同時城鄉居民的存款卻是以年均數億元的速度增長，僅1998年的前11個月，居民的存款增長了7160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873億元，而社會零售總額增數卻由94年的30.5%下降至98年的6.79%。①因此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一直是近年來常被關注與探討的話題。馬克思說過：“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的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②也就是說，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消費，社會再生產便無法繼續進行，消費既是生產的起點，也是生產的終點。消費水平作為消費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指一國居民在一年內平均消費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額，同時也可以用來指稱一國的消費總規模，即社會總消費。研究消費水平，對于確定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的比例，積累與消費的比率，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人們健康意識和體育意識的增強，以及體育運動生活化、市場化和產業化的深入，人們對體育文化產業的消費需求在不斷增長，體育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新的、不可忽略的增長點。尤其是這幾年，人們在體育上投入的金錢和時間都有了明顯提高。人們不光是對于體育產業的實物（體育服裝鞋帽以及運動器材等）消費在提高，對于體育信息消費（體育期刊，觀看比賽、表演、展覽等）,以及參與型的體育消費（健身訓練、體育健康醫等）的需求更是大幅增加。

一、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的現狀

體育產業發展綱要（1995年～2010年）中指出我國體育產業包括三大類別。第一為體育主體產業類，指發揮體育自身的經濟功能和價值的體育經營活動內容，如對體育競賽表演、訓練、健身、娛樂、咨詢、培訓等方面的經營；第二指為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體育相關產業類，如體育器械及體育用品的生產經營等；第三類指體育部門開展的旨在補助體育事業發展的其他各類產業活動。根據以上可以得知體育消費是指人們參與體育活動與觀賞運動競賽而對消費資料的使用與消耗。從狹義上講即是直接的體育消費是指參與體育活動與觀賞運動競賽過程中對體育服務產品及與體育消費直接有關的實物產品、精神產品的消費。廣義的體育消費指一切與體育活動有關系（聯系）的個人消費行為。比如在觀看體育比賽過程中購買飲料，去外地觀看體育比賽的交通費、食宿費等等。歸納為兩點就是實物消費和精神消費兩大類。

1.實物消費

我國居民的體育消費中主要以實物消費為主，主要有運動服裝鞋帽、健身器材設備、體育書刊雜志、食品飲料等。經調查表明以運動服裝鞋帽等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比重占體育消費支出的81.5％，而用于觀看比賽，參加娛樂活動的勞務性消費比重僅占體育消費支出的10％左右，體育書刊磁帶占7.1％；其他消費品占2.4％。運動服裝鞋帽等體育實物消費占到這么大的比重主要還是人們的消費心理沒有改變，因為大部分人的經濟水平決定了他們的消費結構還沒有脫離傳統，運動服裝鞋帽兼具運動和日常穿著，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人們在進行體育消費的同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對生活的改變，所以這種比例分成也就正好表明了現在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的結構層次。停留在外表上的消費，因為去買這種運動服裝鞋帽的人民未必會投入到真正的體育運動或鍛煉中，那后續的一些帶動消費就不存在。其次就是少數人購買小型的健身器材，為什么會選擇這些小型健身器材，是因為這些器材占用地方小，人們在家中就可以進行鍛煉，達到健身的目的，而省去了一些去場館的費用。當然后者會比前者在體育消費上面的力度大。但是這些都只是前段消費層次。

2.精神消費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人們健康意識和體育意識的增強，以及體育運動生活化、市場化和產業化的深入，人們對體育文化產業的消費需求在不斷增長，體育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新的、不可忽略的增長點。尤其是這幾年，人們在體育上投入的金錢和時間都有了明顯提高。人們不光是對于體育產業的實物（體育服裝鞋帽以及運動器材等）消費在提高，對于體育信息消費（體育期刊，觀看比賽、表演、展覽等）,以及參與型的體育消費（健身訓練、體育健康醫等）的需求更是大幅增加。

一、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的現狀

體育產業發展綱要（1995年～2010年）中指出我國體育產業包括三大類別。第一為體育主體產業類，指發揮體育自身的經濟功能和價值的體育經營活動內容，如對體育競賽表演、訓練、健身、娛樂、咨詢、培訓等方面的經營；第二指為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體育相關產業類，如體育器械及體育用品的生產經營等；第三類指體育部門開展的旨在補助體育事業發展的其他各類產業活動。根據以上可以得知體育消費是指人們參與體育活動與觀賞運動競賽而對消費資料的使用與消耗。從狹義上講即是直接的體育消費是指參與體育活動與觀賞運動競賽過程中對體育服務產品及與體育消費直接有關的實物產品、精神產品的消費。廣義的體育消費指一切與體育活動有關系（聯系）的個人消費行為。比如在觀看體育比賽過程中購買飲料，去外地觀看體育比賽的交通費、食宿費等等。歸納為兩點就是實物消費和精神消費兩大類。

1.實物消費

我國居民的體育消費中主要以實物消費為主，主要有運動服裝鞋帽、健身器材設備、體育書刊雜志、食品飲料等。經調查表明以運動服裝鞋帽等體育實物消費資料的比重占體育消費支出的81.5％，而用于觀看比賽，參加娛樂活動的勞務性消費比重僅占體育消費支出的10％左右，體育書刊磁帶占7.1％；其他消費品占2.4％。運動服裝鞋帽等體育實物消費占到這么大的比重主要還是人們的消費心理沒有改變，因為大部分人的經濟水平決定了他們的消費結構還沒有脫離傳統，運動服裝鞋帽兼具運動和日常穿著，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人們在進行體育消費的同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對生活的改變，所以這種比例分成也就正好表明了現在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的結構層次。停留在外表上的消費，因為去買這種運動服裝鞋帽的人民未必會投入到真正的體育運動或鍛煉中，那后續的一些帶動消費就不存在。其次就是少數人購買小型的健身器材，為什么會選擇這些小型健身器材，是因為這些器材占用地方小，人們在家中就可以進行鍛煉，達到健身的目的，而省去了一些去場館的費用。當然后者會比前者在體育消費上面的力度大。但是這些都只是前段消費層次。

2.精神消費

摘要：文章基于2000—2018年省際面板數據，從公共服務視角研究了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顯示：居民消費水平提升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水平與公共服務協同發展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單一公共服務門限值（0.13），伴隨公共服務跨越門限值，居民消費能更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關鍵詞：居民消費水平；公共服務；產業結構

關于消費與產業結構的關系，學者們普遍認為產業結構升級會受到消費需求的影響[1]，消費需求總量不足和消費結構不合理會阻礙產業結構升級[2]，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阻礙居民消費力，對創新產品不能形成有效的需求，抑制了產業結構升級[3]。以消費結構的優化、消費質量的提升為表現的居民消費升級可以顯著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4]。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有效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質量的強烈愿望，從而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在供給側改革與經濟內循環背景下，公共服務水平成為支撐產業高端化的有力保障。現有研究大多是從單一的角度研究居民消費或公共服務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而忽視了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居民消費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公共服務到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之間的協同推進能否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解決上述問題，對于我國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中所面臨的“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問題有重大借鑒意義。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消費對經濟發展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凱恩斯經濟學認為需求決定供給，市場的運行特點是以需定產，因此，居民消費需求的變化能夠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居民消費可以通過以下兩條途徑帶動產業升級：（1）恩格爾效應。居民消費伴隨著收入的增長具有結構升級的趨勢。即隨著收入的增長，需求收入彈性高的商品需求量占居民總需求的比重將會越來越高，而需求收入彈性比較低的產品，其需求量占居民總需求的份額將會逐漸降低，消費者總會追求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舒適、安全、幸福的高需求彈性商品。隨著收入的增長，消費者會消費更多技術含量、服務質量更高的產品和服務，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5]。（2）鮑莫爾效應。即當一些產品或服務的消費端需求旺盛時，資本為攫取更大的利潤而流入相關產業，這會使這些產業技術得到進步、產業的生產率快速增長，商品的生產成本降低，因此，在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的雙重力量驅使下，該產業的規模將會擴大[6]。這說明產業進步的源頭正是旺盛的市場消費需求，因此居民消費水平提升的最終結果將是產業向高端化的升級發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將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在居民消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當代社會，居民作為消費者，不僅重視對具體的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而且會把一個地方作為一個整體性產品來進行“消費”[7]。品質越好的地區越容易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釋放更多的消費潛力。而公共服務是一個地方品質的重要體現，對當地的消費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1）公共服務影響著居民保障性支出水平，進而影響消費；（2）公共服務影響著居民消費環境的優劣，進而影響到消費需求；（3）區域間公共服務差異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消費者的跨區域流遷。總之，居民消費水平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公共服務對居民消費水平又起著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作用，更進一步促使居民消費影響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可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現離不開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的協同發展。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的協同發展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是影響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其中，居民消費是內生動力，公共服務是外部誘因。在居民消費影響產業結構的過程中，公共服務統計觀察DOI:10.13546/j.cnki.tjyjc.2021.16.023106需要不斷進行自我調整為居民消費營造良好的環境，輔助和促進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同時，居民消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的消費能力，因為經濟的周期性，居民消費在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會出現波動的問題，而更好的公共服務的供給通過影響預防性儲蓄等方面，利于熨平和緩和該問題。因此，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因公共服務的水平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公共服務門限效應，當跨過特定的公共服務水平時，居民消費能更進一步擴大產業結構升級。

2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2000年以來，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出生率下降，2000年以來，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出生率下降，使得消費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下降，因此研究人口出生率與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關系對于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已有研究多采用時間序列或者面板數據探究人口出生率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但是學者們得到的結論存在一定差異，本文采用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探究人口出生率與居民消費水平的關系，

人口出生率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機制分析

人口出生率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可以分為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影響機制如圖1所示。本文認為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嬰幼兒消費品規模和總量增多。人口出生率提升最明顯的影響就是嬰幼兒出生率上升，而嬰幼兒出生率的提升會導致我國居民在嬰幼兒方面的消費總量和規模提升。第二，家庭日用消費品規模增大。人口出生率的提升表示我國居民人口增多，因此會提升家庭在日用品方面的消費量。第三，消費者數量增多，消費潛力增大。人口出生率提升意味著我國人口數量會逐步提升，人口數量的提升意味著我國消費者數量會增加，因此帶動我國消費潛力增大。人口出生率對居民消費的間接影響體現在儲蓄、勞動力、產業結構三大方面。首先是人口出生率對儲蓄的影響，嬰幼兒出生意味著家庭要花費更多資金用于幼兒的食品、醫療、教育等方面，從而可以降低家庭儲蓄率，提升家庭消費總量；其次是人口出生率對勞動力的影響，人口出生率的提升可以擴大我國勞動力數量，勞動力數量提升可以提升家庭收入總量，進而提升居民消費水平；最后是人口出生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人口出生率的提升對產業結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會使得產業朝勞動力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向發展，并且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勞動力的支持，而產業結構的轉變會提升整體居民收入水平，進而能夠促進居民消費水平提升。

人口出生率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說明。本文的研究主題是人口出生率與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關系，因此將居民消費水平作為被解釋變量，國內學者使用多種指標度量居民消費水平，其中居民最終消費率、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是最常用指標。本文使用居民平均消費水平表示居民消費水平，考慮到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具有較大差異，導致居民消費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將居民消費水平劃分為城市居民消費水平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分別使用ccos和ncos表示，2010-2017年我國30個省市（西藏、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數據缺失不在研究范圍內）的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此外為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使用cpi對城鄉居民消費進行貼現。人口出生率數量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使用peo表示。此外，綜合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商貿流通產業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作為控制變量，分別使用人均GDP、城鎮化率、商貿流通產業產值、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表示，使用pgdp、city、sm、sr表示，同樣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使用cpi對數據進行貼現處理。此外，由于本文使用的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商貿流通產業水平、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為絕對量指標，為避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本文對這些指標進行取對數處理，結果分別使用lnccos、lnncos、lnpgdp、lnsm、lnsr表示。（二）變量相關性分析。本文首先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明確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方向、相關程度，同時由于本文將居民消費水平分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農村居民消費水平，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明確二者之間的關聯性。如果二者相關程度較大，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對回歸結果的影響，需要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lnccos）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lnncos）分開構建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lnccos與lnncos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742，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之間存在較大程度的相關性，為避免多重共線性，需要在下文的回歸分析中將二者分開構建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人口出生率（peo）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lnccos）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308，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lnncos）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257，說明人口出生率與城鄉居民消費之間為顯著正相關關系。控制變量中經濟發展水平（lnpgdp）、商貿流通產業發展水平（lnsm）、居民平均收入水平（lnsr）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關關系。（三）模型設置。由于本文將居民消費水平劃分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lnccos）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lnncos），因此本文分別構建模型（1）和模型（2）探究居民消費水平對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如方程（1）和（2）所示：lnccosit=c+β1*peoit+β2*lnpgdpit+β3*cityit+β4*lnsmit+β5*lnsrit+εit（1）lnncosit=α+θ1*peoit+θ2*lnpgdpit+θ3*cityit+θ4*lnsmit+θ5*lnsrit+ρit（2）其中，lnccos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數形式，lnncos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數形式，peo為人口出生率，lnpgdp為人均GDP的對數形式，city為城鎮化率，lnsm為商貿流通產業發展水平的對數形式，lnsr為居民收入水平的對數形式，c和a為常數項，ε和ρ為隨機誤差項，β和θ為回歸系數。（四）回歸結果。面板數據模型具有混合效應、隨機效應、固定效應三種回歸形式，因此在進行回歸之前必須判斷模型回歸形式，本文使用F檢驗與豪斯曼檢驗判斷模型形式，F檢驗的原假設是使用混合效應模型，豪斯曼檢驗的原假設是使用隨機效應模型。首先是模型（1）的F檢驗和豪斯曼檢驗，F檢驗值為25.59，p值為0.000，說明F檢驗強烈拒絕原假設，即模型適用固定效應模型。隨后進行豪斯曼檢驗，豪斯曼檢驗值為15.01，p值為0.05，說明豪斯曼檢驗拒絕原假設，即模型（1）適用固定效應模型。同理，模型（2）的F檢驗值為33.79，P值為0.00，豪斯曼檢驗值為19.78，p值為0.01，說明模型（2）適用固定效應模型。如表2所示，peo與lnccos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203，p值為0.000，說明人口出生率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為顯著正相關關系，即人口出生率上升1個百分點，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上升0.203個百分點。同樣，表3顯示，peo與lnncos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113，p值為0.001，說明人口出生率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為顯著正相關關系，即人口出生率上升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上升0.113個百分點。原因在于人口出生率上升，意味著我國人口數量上升，而人口總量的上升必然會引起居民消費總量和規模上升，從而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同時，人口出生率上升表示幼兒出生率上升，伴隨著幼兒出生率的上升，家庭的醫療、教育等方面支出必然增加，從而帶動居民消費水平上升。控制變量方面，lnpgdp、lnsm、lnsr與lnccos的回歸系數為0.227、0.549、0.730，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lnncos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27、0.054、0.539，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商貿流通產業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對居民消費水平具有不同程度促進作用。city與lnccos、lnncos之間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城鎮化水平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較小，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五）穩健性檢驗。本文使用居民最終消費率衡量居民消費水平，使用ccos表示城鎮居民最終消費率，使用ncos表示農村居民最終消費率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peo、lnpgdp、city等變量的系數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沒有顯著變化，說明本文的回歸結果穩健。

政策建議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消費率總的變動趨勢是下降的，雖然在1978－1982年消費明顯上長，從61.8%上升到68.7%，但從此以后，我國的消費率卻是持續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個百分點。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個百分點。③由于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呈下降趨勢。如表（一）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