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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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2000—2018年省際面板數據，從公共服務視角研究了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顯示：居民消費水平提升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水平與公共服務協同發展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單一公共服務門限值（0.13），伴隨公共服務跨越門限值，居民消費能更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關鍵詞：居民消費水平；公共服務；產業結構

關于消費與產業結構的關系，學者們普遍認為產業結構升級會受到消費需求的影響[1]，消費需求總量不足和消費結構不合理會阻礙產業結構升級[2]，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阻礙居民消費力，對創新產品不能形成有效的需求，抑制了產業結構升級[3]。以消費結構的優化、消費質量的提升為表現的居民消費升級可以顯著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4]。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有效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質量的強烈愿望，從而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在供給側改革與經濟內循環背景下，公共服務水平成為支撐產業高端化的有力保障。現有研究大多是從單一的角度研究居民消費或公共服務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而忽視了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居民消費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公共服務到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之間的協同推進能否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解決上述問題，對于我國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中所面臨的“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問題有重大借鑒意義。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消費對經濟發展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凱恩斯經濟學認為需求決定供給，市場的運行特點是以需定產，因此，居民消費需求的變化能夠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居民消費可以通過以下兩條途徑帶動產業升級：（1）恩格爾效應。居民消費伴隨著收入的增長具有結構升級的趨勢。即隨著收入的增長，需求收入彈性高的商品需求量占居民總需求的比重將會越來越高，而需求收入彈性比較低的產品，其需求量占居民總需求的份額將會逐漸降低，消費者總會追求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舒適、安全、幸福的高需求彈性商品。隨著收入的增長，消費者會消費更多技術含量、服務質量更高的產品和服務，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5]。（2）鮑莫爾效應。即當一些產品或服務的消費端需求旺盛時，資本為攫取更大的利潤而流入相關產業，這會使這些產業技術得到進步、產業的生產率快速增長，商品的生產成本降低，因此，在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的雙重力量驅使下，該產業的規模將會擴大[6]。這說明產業進步的源頭正是旺盛的市場消費需求，因此居民消費水平提升的最終結果將是產業向高端化的升級發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將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在居民消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當代社會，居民作為消費者，不僅重視對具體的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而且會把一個地方作為一個整體性產品來進行“消費”[7]。品質越好的地區越容易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釋放更多的消費潛力。而公共服務是一個地方品質的重要體現，對當地的消費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1）公共服務影響著居民保障性支出水平，進而影響消費；（2）公共服務影響著居民消費環境的優劣，進而影響到消費需求；（3）區域間公共服務差異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消費者的跨區域流遷。總之，居民消費水平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公共服務對居民消費水平又起著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作用，更進一步促使居民消費影響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可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現離不開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的協同發展。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的協同發展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是影響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其中，居民消費是內生動力，公共服務是外部誘因。在居民消費影響產業結構的過程中，公共服務統計觀察DOI:10.13546/j.cnki.tjyjc.2021.16.023106需要不斷進行自我調整為居民消費營造良好的環境，輔助和促進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同時，居民消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的消費能力，因為經濟的周期性，居民消費在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會出現波動的問題，而更好的公共服務的供給通過影響預防性儲蓄等方面，利于熨平和緩和該問題。因此，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因公共服務的水平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公共服務門限效應，當跨過特定的公共服務水平時，居民消費能更進一步擴大產業結構升級。

2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核心解釋變量：居民消費水平（consum）。采用統計年鑒中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與報告期年平均人口之比的數值來表示，并取對數處理。門限變量：公共服務（public）。公共服務涵蓋的范圍較廣，用單一指標來衡量不能真實說明問題，綜合現有政策的支撐及數據可得性來考慮，本文采用醫療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與公共文化5個一級指標，并科學選取二級指標，運用熵值賦權法確定各指標權重，然后求出各地區不同年份的公共服務綜合水平，指標權重如表1所示。控制變量：①人力資本水平（human），用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②經濟發展水平（pcgdp）,用人均GDP來表示，并取對數處理；③城鎮化水平（urban），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來表示；④對外開放水平（open），用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占該地區GDP的比重進行核算；⑤市場化指數（market），采用樊綱編制的地區市場化指數。本文的研究對象是2000—2018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中經網數據庫、Wind數據庫等。具體的指標說明見表2。

3實證結果與分析

3.1產業結構升級

空間相關性的Moran’sI在對空間計量模型估計之前，需要對地區間產業結構升級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進行檢驗，本文采用全局自相關Moran’sI法來考察各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是否具有空間相關性。全局自相關Moran’sI的取值范圍為-1~1。如果結果為顯著小于0的值，則表示各個區域之間存在負相關的空間關系。如果結果為顯著大于0的值，則表示各區域之間存在正相關的空間關系。如果結果等于0，則表示區域之間不存在空間自相關性。式（6）中，n為區域個數；s2表示所選取樣本內被解釋變量的方差；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選用地理鄰接矩陣作為標準，若兩個區域之間有相鄰的邊界，則賦值為1，若兩個區域不存在相鄰的邊界，則賦值為0；Yi、Yj分別表示第i個和第j個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數值大小，-Y為所有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的平均值。表3為2000—2018年我國30個省份產業結構升級的Moran’sI。不難看出，產業結構升級的Moran’sI在所有年份里都在1%水平或5%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我國30個省份的產業結構升級在此時間段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性，可以選擇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3.2實證檢驗與分析

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首先利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利用空間杜賓模型回歸得到模型3和模型4，估計結果見表4。由模型1和模型3可知，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居民消費水平可以顯著提升產業結構水平。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將公共服務引入模型，由模型2和模型4同樣可得出居民消費水平顯著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居民消費水平與公共服務的交乘項在模型中顯著為正，說明一個地方的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能夠顯著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為了準確分析各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本文將空間杜賓模型的空間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總效應，能夠更好地說明解釋變量對本地區及其他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如表5所示。模型5僅包含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結果，模型6是居民消費水平及公共服務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結果。由表5可知，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應和空間溢出效應均顯著為正，說明居民消費水平不僅可以促進本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正向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居民消費的增長不僅是消費本地區企業的產品從而帶動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因商貿活動使得很多可移動商品的生產地和消費地分離，也會帶動其他區域生產商產品銷量的提升，進而助推了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由模型6可知，對于公共服務而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是負值，空間溢出效應為正，可能的原因是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擠占了更多用于產業發展等方面的政府支出，不利于本地區的產業升級，但公共服務的提升增強了本地與周邊地區產業的商貿聯系，因此可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公共服務與居民消費水平交乘項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是正值，空間溢出效應為負值，這說明公共服務與居民消費水平的協同作用能促進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本地區居民消費和公共服務的共同作用不僅會吸引高端產業在本地區布局，還會吸引外部人口流入本地，在上述雙重作用下對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其他控制變量中，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這印證了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會越高；人力資本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本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越能夠解決產業的“技工荒”等問題，從而促進產業高端化；城鎮化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顯著為負，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近些年我國大力推進的產業轉移政策加速了落后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市場化指數的直接效應為正，間接效應為負，說明市場化水平能夠提高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當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時，企業競爭性得以增強，有利于本地產業結構升級。但因存在虹吸效應，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更能吸引企業前來投資，進而抑制了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綜上所述，居民消費水平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水平與公共服務的協同作用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進而驗證了假設1和假設2。

4面板門限模型結果與分析

4.1面板門限模型

根據上文的研究，本文選取公共服務作為門限測定的對象建立面板門限數據模型，公式如下：upit=α+β1consumit´I(publicit£λ1)+β2consumit´I(publicit>λ2)+β3consumit´I(publicit<λn)+β4Xit+u（7）式（7）中，public代表公共服務，I(g)為指標函數，λ1λ2λn為模型估計的門限值。

4.2檢驗結果

根據上述模型，本文首先檢驗是否存在公共服務門限值效應，以及門限值的個數。然后再確定變量的門限值和參數估計。結果顯示，在5%的水平上，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公共服務的單一門限；當公共服務水平低于0.13時，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影響估計系數為0.7447，在5%水平下上顯著，t統計值為2.72，當公共服務超過0.13時，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影響的估計系數為0.7698，且在5%水平上顯著，t統計值為2.59，這說明當公共服務水平超過0.13這一門限值時，居民消費水平能更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從而驗證了假設3。基于以上檢驗，當公共服務跨過一定的門限值時，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效應會不斷顯現。其主要原因是好的公共服務可以為居民消費提供良好的消費環境，且當公共服務提升時，會對地方品質偏好型流動人口的流遷行為產生影響，吸引更多潛在消費者遷移到本地或前來本地進行消費。如果地方政府無法保證本地的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水平，那么必然會出現區域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進一步抑制低公共服務水平地區的消費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不利于本地的產業結構升級。

4.3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本文假設的準確性，將地理鄰接矩陣替換為地理距離矩陣進行穩健性分析。得出的估計結果與模型6得到的結論一致，從直接效應看，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值，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的交乘項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值，更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和假設2。從空間溢出效應看，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居民消費與公共服務的交乘項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為負值，與模型6得到的結論一致。

5結論

本文以2000—2018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基礎，構建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了居民消費水平、公共服務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并進一步驗證了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公共服務門限效應。得出以下結論：（1）居民消費水平可以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且對周邊地區存在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2）居民消費水平與公共服務協同作用可以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并且存在負向空間溢出效應；（3）居民消費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單一公共服務門限值（0.13），跨過該門限后，居民消費水平能更好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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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建博 張敏 單位：石河子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麗水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