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教育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天健工作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數據來源與經驗觀察

本文擬將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對居民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居民年消費量和年終儲蓄余額作為因變量，分別用C和S表示。本文所用數據的時間跨度從1952年到2010年，這樣可以有效地檢驗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年高等教育對居民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及其變化，各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和《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原始數據見表1。其中城鄉居民年消費額、城市居民年終儲蓄余額及可支配收入均為1952年不變價。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受到的影響，1966—1969年我國高等教育并未進行招生。1952—2010年我國城鄉居民消費額、年終儲蓄額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的變動情況如圖1所示。由圖1可以看出:1952—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年消費額、年終儲蓄余額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并不是持續的增長，都在個別年份出現過負增長的情況;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的波動最大，最高的增長率達到了90%，而最低為負增長40%，相比而言，居民年消費額的波動較小，居民年終儲蓄余額的波動居中。我們發現，從圖1很難看出高等教育改革是否造成招生人數的結構性變化，同時也無法看出高等教育改革對城鄉居民年消費額及年終儲蓄余額的影響究竟如何。因此，有必要對我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的結構性變化及高等教育對城鄉居民年消費額及年終儲蓄余額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

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變結構點檢驗

在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對居民消費和儲蓄的影響時，雖然可以將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改革開始年份作為天然的分界點，但是這樣做缺乏實證依據，因為無法肯定1999年后我國的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是否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所以本文運用結構突變①來檢驗1999年前后我國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變化②。用NHEE表示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并對其取對數，形成新的序列LNNHEE;選用Banerjee等(1992)提出的循序檢驗法來檢驗LNNHEE序列的結構突變。根據該方法，通常選取的檢驗范圍為k=［0．15T，0．85T］，其中T表示樣本數，在此范圍內利用虛擬變量循序檢驗結構突變發生的年份，其檢驗式為:ΔLNNHEEt=ρLNNHEEt－1+μ+αt+βΔLNNHEEt－1+γDt+utut～IID(0，σ2)從檢驗得到的ADF值序列中選擇最小值，同相應的臨界值比較，檢驗單位根零假設，其中虛擬變量Dt分兩種情況。情況1為均值突變型:Dt=0t≤k1t＞{k情況2為趨勢突變型:Dt=0t≤kt－kt＞{k如果檢驗結果發現在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確實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那么便可以據此將1999年作為分界點來分析其前后不同的影響。在進行結構突變檢驗之前需要確定各變量之間具有協整關系。首先分別對1970—2010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與居民年消費量以及居民年終儲蓄余額這兩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為了消除數據中異方差的影響，對NHEE、C及S數據序列進行取對數變換，新變量記為LNNHEE、LNC及LNS。首先，依據AIC準則對序列LNC、LNS及LNNHEE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檢驗結果表明，LNC、LNS及LNNHEE的水平值序列均不平穩，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序列，同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協整分析。根據EG兩步法，對LNC和LNNHEE進行OLS回歸，得到殘差e1;對LNS和LNNHEE進行OLS回歸，得到殘差e2，并根據AIC準則對這兩個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結果見表3。從結果來看，殘差e1和e2的ADF檢驗值都小于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同為I(0)序列。序列LNC和LNNHEE是(1，1)階協整，序列LNS和LNNHEE也是(1，1)階協整。由此便可以對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數據生成進行結構突變檢驗，本文采用循序檢驗法，運用EViews6進行編程對序列LNNHEE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1970—2010年我國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出現了均值突變，但并未出現趨勢突變，變結構點恰恰就出現在1999年，這正好與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時間相吻合，結果見圖2。這說明在1999年之后，我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與居民年消費量以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與居民年終儲蓄余額的協整關系都發生了變化。圖2LNNHEE序列5%臨界值下的均值突變四、高等教育改革對居民消費和儲蓄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表現為招生規模擴大和收費上漲。雖然招生規模在1999年之前已經開始有了一定幅度的上漲，但招生人數的變結構點出現在1999年。同時，收取學雜費是在1999年全面鋪開，之前學雜費幾乎為0，并且缺少關于學雜費的統計資料，所以本文以虛擬變量D來表示收取學雜費的影響，取值為:D=0t＜19991t≥{1999同時在模型中引入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和學雜費的交叉項作為自變量，以此來綜合檢驗高等教育改革對于居民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將其表示為D×NHEE。由于影響居民消費及儲蓄的主要因素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模型中引入實際可支配收入作為控制變量。將名義支出法得到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去名義稅收總額，再根據基期的價格進行標準化，得到實際可支配收入(李子奈等，2010)，記為RDI。構建模型:C=c1+α1NHEE+β1D+γ1(D×NHEE)+ω1RDI+ε1(1)S=c2+α2NHEE+β2D+γ2(D×NHEE)+ω2RDI+ε2(2)1．1952—1965年的實證檢驗由于的影響，我國在1966年至1969年這四年間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為0，所以本文將數據分為1952年—1965年和1970年—2010年兩段，并且首先對1952—1965年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這段時期，我國高等教育不收取任何學雜費，而且對每個學生都有一定的補貼(晏成步，2011)，所以不考慮學雜費的影響，將可支配收入作為控制變量，其模型為:C=c1+α1×NHEE+ω1×RDI+ε1(3)S=c2+α2×NHEE+ω2×RDI+ε2(4)運用EViews6對模型(3)和(4)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從回歸分析的結果來看，1952—1965年我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對居民年消費量與年終儲蓄余額有著顯著的影響。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與居民年消費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國居民年消費量就會下降90069．71元;而與居民年終儲蓄余額成正比，每多招收一個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國居民年終儲蓄余額就會增長4516．98元。可以看出，在當時，高等教育擠出了居民的消費，而提高了儲蓄。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高等教育事業需要大量的投資，且基本上是由國家來完成，而這種投資擠出了一部分居民消費;另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的高等教育不收費，且一旦接受高等教育意味著將來能夠得到可觀的收入，所以居民有著較大的意愿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進行儲蓄。2．1970—2010年的實證檢驗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用AIC準則檢驗，結果見表5。從表5中可以看出，1970—2010年我國居民年消費量、居民年終儲蓄余額和高等教育招生人數都為非平穩序列，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由于高等教育招生人數的結構突變點出現在1999年，可以依據模型(1)和(2)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6。從回歸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除了學雜費對居民年終儲蓄余額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余變量都對因變量有著顯著的影響。具體來看，在高等教育改革前，其招生人數與居民年消費量成正相關，每多招收一名，居民年消費量增加49441．98元;而高等教育改革后，招生人數與居民年消費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學生，居民年消費量減少76368．56元。對于居民年終儲蓄余額來說，高等教育改革前，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與其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學生，儲蓄余額下降107000．7元;而改革后，雙方的關系卻呈現正相關，每多招生一名學生，儲蓄余額增加152235．6元。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對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與居民年消費量的關系及其與居民年終儲蓄余額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檢驗結果見表7。從表7中可以看出，在1970—2010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的變化是居民年消費量及居民年終儲蓄余額變化的原因。

結論與討論

1消費教育的現狀調查

在142名調查對象中，主動關注電子傳媒(電腦、手機、電視)消費類廣告的約占30%，從消費購物渠道看，網購成為中學生消費的時尚。從調查的情況看，中學生消費帶有很強的年齡心理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價值偏差。

1．1社會消費教育的責任意識淡薄

據統計，我國現行的廣告類法律、法規共計300余部，但基本沒有涉及未成年人的。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規定廣告不得損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廣告基本準則》規定廣告不得損害未成年人和殘疾人的身心健康，《電視廣告播放審查》規定中小學生節目應避免播出不適宜中小學生的廣告，但《廣告管理條例》《廣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中針對中小學生的均為空白［2］。筆者所調查的該市更沒有針對中小學生消費的相關實施條例或細則。可見，我國廣告行業的自律意識、責任意識并不強［3］。

1．2學校消費教育零星存在

通過走訪和調查發現，學校消費教育零星存在，但有偏差，也失之簡單。通過翻閱所調查學校近3年的工作計劃，特別是主管德育的副校長和班主任的工作日志，沒有發現相關專門的主題活動記錄。可見，學校和班級層面沒有將消費教育納入常規教育。學校對學生消費比較重視的是對學習資料購買問題的管制，學校統一購置學習用品和學習資料。不過，與學校的要求相比，學生的認識有很大差異。如“你對學校訂的學習資料和校服怎么看”，學生們認為“符合學生要求”的只占14%左右，認為“基本符合學生要求”的占46%，認為“不符合學生要求”的占19%，認為“很不符合學生要求”占20%。雖然學生的某些認識或許有其角度和立場偏差，但仍可看出，學生對學校的消費教育及措施的認同度不高。

本文作者：劉焱宋妍萍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家庭學前教育消費支出結構

家庭學前教育消費支出是指3－6歲兒童家庭為滿足幼兒在學前教育方面的教育需求而支付的各種費用。有學者根據教育支出所涵蓋的范圍，將家庭的教育消費支出分為基本教育支出、選擇性教育支出和擴展教育支出①。本研究顯示，城市3－6歲兒童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結構主要由園內消費和園外消費兩大部分構成。其中，園內消費包括基本教育支出（含保教費、學習用品費和伙食費）和選擇性教育支出（含捐資助學費和幼兒參加園內興趣班等“其他費用”）。園外消費為“擴展性教育支出”，主要包括為孩子購買玩具、圖書、音像制品以及在園外上興趣班、請家教的費用。園內消費與園外擴展性教育消費之和構成家庭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統計結果顯示，樣本家庭支付的幼兒園費用平均為993．73元／月，園外擴展性教育消費均值為461．19元／月，家庭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為1454．92元／月。園內消費占家庭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的比例為68．3％，園外消費占31．7％，表明幼兒園費用支出是家庭學前教育消費的主要方面。在園內費用支出中，保教費所占比例最大，以“幼兒園費用”進行計算，保教費所占比例為54．3％。本次調查中有41．2％的家庭園內消費包含選擇性教育支出，支出均值之和為476．37元／月，費用超過基本教育支出的一半。有園外消費的家庭比例高達73．8％，其中71．4％的家庭每月平均消費127．34元用于購買玩具、圖書和音像制品，41．9％的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園外興趣班、家教費用333．85元。由表1中的標準差得知，家庭學前教育消費支出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保教費”和“捐資助學費”方面。進一步分析家庭的保教費支出發現，69％的家庭費用支出均值在455元／月以下，10％的高費用支出家庭保教費達到900－5700元／月，但僅有2％的家庭保教費在1500元／月以上。具體分析高保教費支出家庭子女所在的幼兒園類型顯示，48．4％的家庭子女就讀于民辦園，24．7％的家庭子女在教辦園，22．4％的家庭子女在機關及事業單位幼兒園。在捐資助學費方面，73．1％的家庭此項支出為280元／月以下，10％高捐資助學費支出家庭的此項費用達到650－8000元／月，但僅有1％的家庭其捐資助學費在1000元／月以上。在這10％的高捐資助學費支出家庭中，有58．4％的家庭子女就讀于教辦園，機關及事業單位幼兒園家庭占31．5％。方差分析顯示，民辦園家庭的保教費用和教辦園、機關及事業單位幼兒園家庭的捐資助學費支出均顯著高于其他類型幼兒園。可以說，“入園貴”主要貴在民辦園的保教費用和教辦園、機關及事業單位辦園的捐資助學費用。

家庭學前教育消費支出負擔

中國國家統計局通過住戶調查顯示，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109元。以本次調查中樣本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支出情況來看，一年中10個月的園內消費支出約占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12個月的園外擴展教育消費支出約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9％。總體而言，城市3－6歲兒童家庭的學前教育總消費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家庭的收入情況不同，其學前教育消費支出負擔也存在差異。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的《2011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城市合理的貧困線大約在人均年收入7500至8500元之間，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62萬元和3．73萬元之間。②以此為依據，本研究將樣本家庭按收入階層劃分為，貧困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低收入家庭：月收入3000－5000元，中等收入家庭：月收入5000－10000元，高收入家庭：月收入10000元以上。根據樣本提供的數據，不同收入階層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支出負擔情況如下表從表2明顯可以明顯看出，家庭的園內消費和園外消費支出均隨著收入階層的提升而增大，但是家庭的支出負擔卻隨著收入階層的提升而減小，即家庭收入越低，其學前教育消費支出負擔越重。貧困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平均為888．41元／月，高收入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平均為2583．7元／月，后者約是前者的3倍。貧困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約為34．67％，即家庭將1／3的收入用于子女的學前教育；而高收入家庭的學前教育消費總支出約占家庭收入的18．17％。面對當前的園內消費支出情況，分別有66．4％和49．6％的貧困、低收入家庭認為是在勉強承擔，9．1％的貧困家庭和3％的低收入家庭認為承受不了、難以應付。而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中認為完全能承擔的比例達到60．5％、75．2％，勉強承擔的家庭分別占36．3％和20．1％。

家庭學前教育消費支出的影響因素分析

國民消費教育體系初探

作者：李志剛吳…文章出處：論文網時間：20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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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消費教育體系初探

《憲法》指出：“國家合理安排積累和消費，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隨著經濟全球化、市場國際化趨勢的到來，我國消費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消費者問題日趨多樣化、復雜化，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解決消費者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國民消費教育事業，根本改變消費者在市場中的弱勢地位，提高消費者維權能力和經營者依法經營水平，努力化解消費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一、轉變觀念，加強對國民消費教育工作的引導和領導

一、引言

文化建設是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如何促進文化繁榮，推動文化建設是經濟新常態下應該破解的重要問題，也是推動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當前文化建設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優先為基本原則，提高文化建設水平，改善文化供給側，拉動文化內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同時促進并滿足廣大城鄉人民群眾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費的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歷史文化積淀、社會文化氛圍和國民文化素養的重要標志，文化教育消費的價值指向則是觀察人們精神面貌和社會發展變化的晴雨表。人們總是在滿足溫飽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會考慮較高層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費在消費總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國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擴大文化教育消費需求是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提升中國居民綜合素質的重要途徑。[1]文化消費是指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來消費精神文化產品和精神文化服務的行為，[2]包括文化娛樂消費和文化教育消費。文化娛樂消費包括進行藝術審美和文體活動、實現人際交流等類型的消費活動；文化教育消費包括接受知識傳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費活動。[3]鑒于文化娛樂消費與文化教育消費在消費屬性、消費本質、消費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點研究文化教育消費。文化教育消費是指居民對文化教育服務的消費，包括接受學校教育、成人教育、崗前培訓、技能培訓、興趣教育等各種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參與各種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學習活動。[4]按照消費層次，消費可以分為生存消費、享受消費與發展消費三大部分。生存消費是人們最基本的消費，人們優先滿足生存消費；但是在生存消費滿足的情況下，發展消費成為人們最重要的消費活動，而發展消費的核心是文化消費，它是消費結構中發展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5]根據相關研究，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恩格爾系數為44%時，城鄉文化消費應占個人消費的18%；當人均GDP達到1600美元，恩格爾系數為33%時，文化消費應占個人消費20%；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文化消費將高漲，超過6000美元，文化消費將出現井噴現象。[6]

二、文化教育消費的現狀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增長，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項消費支出保持全面增長，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費結構也正在向發展型和服務型消費升級。在中國居民教育消費支出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消費支出中增長最快的項目。[7]本文從1993年開始進行數據分析，是因為1993年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文化教育消費增長更加遵循經濟發展客觀規律。[8]文化教育供給結構的變化是影響文化教育消費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文化教育結構的統計數據顯示，教育、旅游、娛樂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來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終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費上，居民對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發展需求持續升溫，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費支出的比重見圖1。從城鎮居民教育消費支出占文化消費比重來看，城鎮居民教育消費比重呈“波浪式”變動，但總體變化平穩，從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與2014年又緩慢上升到42%，雖然城鎮居民文化教育消費比重有所下降，但總體在40%以上，仍是城鎮居民文化消費中最重要的部分。從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費占文化消費的比重數據看，呈逐年下降趨勢，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費中最重要的部分。總體上，教育消費作為居民家庭基本消費，依然是文化消費的主體，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費的影響因素，探求其作用機制，并提出對應的政策建議不僅是促進文化教育消費的重要問題，也是促進文化消費整體發展的重要問題。

三、文化教育消費的影響因素

文化教育消費屬于較高層次的消費需求，是消費者在滿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已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包括文化教育消費在內的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將快速發展。根據已有研究，影響文化教育消費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費觀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給、社會保障等，下面具體分析這些因素對文化教育消費的作用機制。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響文化教育消費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繼紅通過對江蘇省農民文化消費進行調查，對364份微觀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農民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民文化消費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0.14%，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支出為1535.9元，比上年名義增長9.88%。[10]從數據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娛樂支出幾乎與收入同比例增長。可見，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是中國文化教育消費需求增加的經濟基礎。第二，居民消費觀念。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詩書傳家是每個家庭的期望，每個家庭都希望為子女創造良好的學習條件，盡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高層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視，高學歷高技能成為社會競爭力的主要內容。投資子女的教育成為眾多家庭消費的重頭戲。根據相關調查，中國居民家庭儲蓄的43.5%是為子女教育支出準備的。可見，中國居民教育消費觀念是支撐文化教育消費不斷增強的主觀基礎。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過程中，文化教育產業供給部門多數仍然作為事業單位，文化教育產品的供給受到政府政策的較大影響。20世紀末，開始實行教育改革，將原來單獨有國家承擔的教育成本改為國家和家庭共同承擔，其中學雜費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教育部門學雜費收入3737億元，比1997年名義增長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遠遠超過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據供求一般規律，商品(服務)價格上升，會導致需求下降，但是不同商品（服務）需求量對其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即需求彈性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將價格變動時，需求量不變的情況定義為需求彈性為零，將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小于價格變動的百分比的情況（即彈性系數小于l）定義為缺乏彈性。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麥克弗森的研究結果，學費的變化對入學率有一定的影響，彈性系數約為0.3，屬于缺乏彈性。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長期以來經濟生活中的供不應求變為供過于求，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短缺經濟時代基本結束。但教育市場仍處在供給不足的賣方市場狀態，與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而學雜費支出的快速上漲并沒有對入學率產生太大影響，教育產品的價格增加進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費的增加。可見，文化教育政策是影響文化教育消費市場的重要因素，是中國居民文化教育消費發展的政策基礎。第四，文化教育供給。文化教育供給從數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影響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費。1999年以來中國實行高校擴招，根據中經網統計數據，1999年普通本專科招生數為159.7萬人，比上年增長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專科招生數達到737.8萬人。隨著高等院校擴招，中小學機構數以及各類民辦機構也逐年增長，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為居民教育消費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隨著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文化教育供給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生產的最終動力只能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文化教育消費需求，文化生產發展必須依靠文化教育消費來拉動。長期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文化體制其實是一種“配給制”文化供給，與人民群眾內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費需求沒有或缺乏直接聯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費供給集中在以升學為主線的學歷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興趣教育相對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動因是升學和就業。教育產品供給種類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費的進一步發展。教育供需的錯位直接影響文化教育消費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費供給的提高和發展是中國文化教育消費發展的前提條件。第五，社會保障。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們會用自己一生的整體收入來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費水平，通過儲蓄工作時多余的收入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會保障制度為人們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資金支持，人們會傾向于將當前用于保障未來的儲蓄適當減少而轉化為當前消費的增加。[11]目前隨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和體系的不斷完善，為城鄉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夠將工作階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當期進行消費，客觀上能夠增加當期的文化教育消費。所以，社會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費的保障基礎。

為普及消費知識，提振消費信心，充分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根據省工商局《關于開展消費教育和消費引導工作的指導意見》（*工商辦〔____〕__號）要求，結合我市實際，特制定本實施方案。

一、組織領導

為加強對消費教育和消費引導工作的領導，市工商局成立××市工商局消費教育和消費引導工作辦公室，由局長任辦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長任副主任，消保科、辦公室、_____指揮中心、消委辦、信息中心、個私協負責人為辦公室成員。消保科負責牽頭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分工協作，各負其責。各縣市區局也要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切實加強領導，確保工作落到實處。

二、工作目標

通過對廣大消費者開展消費宣傳教育和消費引導，普及消費知識，提高消費者的依法維權意識和能力，積極促進和諧消費；通過對生產經營者開展消費宣傳教育和消費引導，提高其誠實守法意識和自律能力，以其合格的商品和規范的服務對消費者負責；通過對行業協會開展消費宣傳教育和消費引導，更好地發揮行業監督和行業自律作用，有效規范行業行為，更好地服務消費者；通過開展消費宣傳教育和消費引導活動，提振消費信心，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效促進經濟平穩快速發展。

三、工作措施

教育政策是實現整個國家教育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對教育發展不同途徑和方向的選擇，其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府對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意志與愿望。從1985年開始的教育體制改革到2006年這22年間，年均出臺88.8件教育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促進了教育的快速發展，同時也改變了家庭教育消費，特別對收入增長緩慢的農村來說，教育政策變化影響著他們的家庭生活消費。

一、教育政策的變化發展

（一）不同類型劃分的教育政策變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內容及主要變化。一是各種宏觀指導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設、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內容，該政策的變化主要強調了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弘揚社會主義精神風貌。二是教育經費的政策，主要包括撥款、學費、國家助學貸款等方面的政策，其變化始于1985年。在這之前，中國教育財政體制主要是單一的國家供給制，無論義務教育還是非義務教育，由私人分擔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礎教育實施財政分權改革，基礎教育投資責任層層下放，農村地區教育籌資負擔加重，特別是非義務教育收費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費標準，使家庭分擔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斷上升，其變化對家庭教育消費影響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舉辦權、后勤社會化等問題，該政策的變化強調了教育決策的自主權、不同層次辦學主體的資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會化的問題。四是教育環境的政策，該政策主要強調包括校園周邊環境、學生外出活動安全、校園文化建設等內容。

2、教育教學政策的主要內容及主要變化。教育教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種政策：一是教學的各種具體政策，包括課程、教材、教學計劃等方面的政策；二是關于教師的政策，包括教師的培養、培訓、聘任等問題；三是關于學生的政策，包括學生的學習、思想、品德等問題；四是關于質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優秀人員獎勵、教學評估等方面；五是有關學術的政策，包括學術組織建設、學科建設等方面的政策。這些政策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對教育教學單位自主辦學條件下的教學活動規范化管理，其變化對農村教育消費的影響很小。

（二）不同層次劃分的教育政策變化分析

摘要：金融消費者教育自2008年后在全球逐步受到重視，我國也不例外。保險消費者教育在我國的發展已逾十年，但是效果不盡如人意。在金融市場創新層出不窮，互聯網保險產品創新不斷的現在，如何從風險防范出發進行保險消費者教育，保護保險消費者權益十分必要，因為理性科學的消費者是保險市場做大做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互聯網保險；風險防范；消費者教育

“愛國愛家，從一份保障開始”是2019年保險公眾宣傳日的年度主題，自2013年起，我國已經連續6年開展“保險，讓生活更美好”公眾宣傳活動。監管部門希望以這樣一種通俗的消費者教育形式來提高社會大眾的保險知識水平和消費者自我保護能力，實現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我國保險市場發展與消費者教育情況

（一）我國保險市場發展現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加強金融風險教育，也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我國也不例外。在較嚴格的監管語境下，2010-2019年我國的保險市場依然取得較好的發展。我從中國銀保監會網站上統計和整理市場從2010到2019年1-5月的市場經營數據、各地保費收入以及監管部門統計的投訴情況，以此考察我國保險市場發展的現狀。商業保險是現代金融不可或缺的部分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凸顯在保險風險分攤、經濟補償和社會管理的職能上，近年來國家對于保險行業的這些功能愈發看重，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不斷提及要發揮保險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的職能。近年來，伴隨保費規模持續上漲的是各年保險的賠付支出與給付支出的穩步上升。以2018年為例，賠款和給付支出12297.87億元，同比增長9.99%，保險業在對社會經濟保障方面的確發揮出了一定作用。縱向比較近十年來我國的保險深度和密度均呈緩慢增加趨勢，到了2015年總體規模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三大保險國家。但是通過分析衡量保險業發展水平的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指標來看，我們必須承認我國的保險發展仍處于低水平。同時，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十分明顯，映射在保險領域也是一樣，近幾年來排名靠前的大多是經濟大省和人口大省，比如廣東、江蘇以及河南等等，與之呼應的是經濟落后的省份，比如西藏、青海、寧夏、海南、甘肅等。（二）我國保險消費情況分析。保險是個高速發展仍有潛力的市場，在國內面臨經濟轉型、互聯網經濟風行、國際貿易摩擦升級的當下，保險業如何改變完善其原有痼疾，為增長乏力的傳統渠道增添助力；如何迎合數字金融時代下消費者消費習慣和支付行為的變化，保護保險消費者權益，都是我國實現保險業持續發展道路上需要掃除的障礙。伴隨著我國原保險費增長的是我國保險消費投訴涉及金額和件數的大量增加，具體情況見圖1。從統計情況來看，保險合同糾紛占據保險消費者投訴的絕大部分，涉及類型有：侵害消費者知情權、侵害消費者自主選擇權、侵害消費者公平交易權以及侵害消費者求償權。訴訟是其中最常用也是比較有效地解決方式。但是隨著保險合同糾紛數量爆發式增長，大量保險合同糾紛的審判執行率、效率、成本方面都不盡如人意。特別是2013年后，互聯網金融產品平臺風生水起，互聯網保險交易量與日俱增，合同糾紛也隨之猛增，但由于涉及的金額較小，消費者權益受損后往往后自認倒霉，而極少運用法律的手段解決問題。

二、我國保險消費者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在教育市場已經存在并快速發展的時代，伴隨著教育經濟學相關理論的發展完善，學生是消費者的身份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已經存在，我們不能由于把學生當作消費者會產生某些負面影響而否定學生消費者身份的事實。當然我們必須得認識到學生是擁有多重身份的，除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受教育者”“被管理者”外，“學生既是教育服務的消費者和使用者，又是教育服務的資源供應者、合作生產者及最終受益者”。［1］承認學生消費者身份并不代表就替換了學生其他的身份，只是隨著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學生被貼上了一個新的時代標簽。

一、學生消費主義

學生消費主義（StudentConsumerism）的顯著標志就是學生作為消費者，那么學生消費主義的內涵就僅僅指的是“聽學生的”“學生說了算”等觀點嗎？誠然，國外有很多學者在解釋學生消費主義的時候就體現了學生絕對中心的觀點，如美國弗利吉亞大學教授MarkEdmundson對其這樣描述：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不上課……課程太難？不要緊，即使不及格也能通過，學生可以有多種選擇，既然學生已經付費，為什么不能盡量取悅學生？［2］很顯然，這是對學生消費主義的一種狹隘的理解，學生消費主義的顯著標志的確是學生作為消費者，那么如果把學生當作消費者，學校就一定要迎合學生嗎？那么學生消費主義的含義到底是什么？學生消費主義的觀念首先萌發于美國，并在70年代得以成形。里斯曼是最早提出“學生消費主義”觀念的人之一，里斯曼指出：“我常談及在高等教育中‘學生消費主義’的發展，它包括日益增多的學生對學院的訴訟和聯邦政府通過加強對學校的控制已保護學生的權益。”［3］學者們最早對學生消費主義進行解釋時，把學校和學生的關系界定為“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學生購買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學校應該根據學生的需求提供服務。在這種關系確立的前提下，更加關注學生的權利，如學生應具有獲取知識、選擇專業、選擇教師和安全保障等權利。他們所理解的學生消費主義似乎更傾向于強調學生消費者權利的消費者主權理念，強調以學生為本。在90年代后，更多的學者們傾向于把學生消費主義置于引進新自由市場理念和新管理原則的時代背景下來構建概念，它的核心宗旨是側重于競爭，并以此來提高教學的效率和生產力，培養靈活的學生勞動力和學生個人的經濟機會，而不是注重群體福利。［4］學生消費主義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把學生作為消費者并保護它的權利，它開始關注政府公共服務的改革，倡導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形式［5］；為了在高等教育市場中競爭，大學和學院逐漸的“公司化”［7］，大學為了保持競爭力，他們“展開策略性的計劃、了解市場環境、穩定或縮減成本、糾正低效率、盡可能地保持彈性最大化”［8］。在2015年最新一篇關于學生消費主義的研究中，作者就指出學生消費主義不僅僅包含學生作為消費者的隱喻，同樣還包含高等教育作為市場的隱喻、大學機構作為公司的隱喻。［9］綜上，學生消費主義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其外延和內涵都在不斷擴大。學生消費主義不僅僅包括最初的學生消費者主權傾向的含義，還包括了高等教育市場化、大學公司化、政府放權化的訴求。其核心價值觀是以學生為本，提倡高等教育在激烈競爭中發展。

二、學生消費主義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

學生消費主義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相當深刻。美國從60年代末開始，面對教育設施相對過剩、財政危機、生源減少等問題，各校之間、各系科之間為爭奪生源而展開了空前激烈的競爭。里斯曼在68年就率先提出“在學生消費者時代下，教授團體的權威將會下降……并且討論了教育市場新的優勢獲得來自于學生。高校從強調學術價值到強調學生消費者這一轉變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兩大方向之一，另一次轉變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現代大學取代古典學院”。［10］到了70年代，學生作為消費者的表述在美國獲得主導地位，當時尼克松當局在大學中引進不同的競爭機制，導致學費不斷上漲，學生付費上大學這一行為，進一步塑造了學生消費者的形象。日本旅美學者喜多村和之在對美國70年代出現的新情況做出研究后，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大學將由“教師的大學”轉向“學生的大學”，并且他提到：“大學如果不能正確地認識到學生消費者主導的時代到來這一改變的話，大學早晚會被淘汰。”［11］在澳大利亞，80年代末也出現了國內和國際學生機構之間競爭的激烈形勢，因此人們認為澳大利亞的大學也因從傳統的大學轉變為以學生客戶為中心的經營企業。［12］80年代的英國，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準市場和其他形式的競爭形成以及外界利益相關者的問責不斷加強，這些都改變著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學生被認為是高等教育的核心。這種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到了2007年依然占據主導，此前英國大學與科學國務大臣DavidWil－letts就提到英國大學之能夠發展，就是因為政府堅持把學生當作消費者的理念。［13］然而，對于消費主義向教育領域的滲透，很多學者也指出學生消費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學者黃福濤就指出：“消費主義會導致學生們為工作而憂慮，不管他們主修什么科目，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未來就業做準備。”這導致“人人只關心滿足個人的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責任感”［14］，在學校方面，學生消費者主義對大學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EricGould也提到同樣的事實：現在公司化的大學，更注重有交易價值的知識—即能在工作中發揮作用的知識，而很少注意有抽象意義的人文知識—即價值觀判斷、道德倫理、文化審美等。［15］總之，學生消費主義對高等教育變革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其表現是，第一，教育高消費觀得到認可、擴散與流行，學生作為消費者的形象得到加強。第二，高等教育市場化趨勢明顯，并且高校之間競爭激烈。第三，政府開始放權，做教育管理的守夜者。當然，學生消費主義同樣具有負面影響，如大學辦學宗旨以利益為導向，高校更多地專注于應用性的研究和教學等等。

三、反思：高等教育發展應該遵循學生消費主義理念嗎

一、我國境外消費教育服務貿易的產生

自鄭和下西洋之后，中國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就開始摸索一條海外求學之路，出現了留洋現象，后來由于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海外求學之路一直沒有形成氣候甚至曾出現一度中斷的現象，上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同志“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方針的指引下，我國出現了留學史上最大的一次境外消費浪潮，從此出國留學人數逐年增加，在我國加入WTO后，出國留學人數更是呈噴井之勢，據有關統計，在2001年，我國開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截止到2013年底，我國各類境外消費人員已逾200萬人，歸國人員35萬人。

二、我國境外消費教育服務貿易現狀及存在問題

1、我國出國留學生以自費生為主，境外消費的目的國多集中在歐美地區

我國的出國留學人員總量龐大，21世紀伊始之時，其中的個人消費也就是自費生大約70%，之后我國的出國留學人員數量逐年增加，個人消費的比例也越來越大，到2010年，其中的個人消費比例已經超過80%，自費生的高占比導致了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逆差的存在。在地區選擇上，我國的出國留學人員偏向于西方這些經濟發達、高等教育水平先進的國家，排名前幾位的國家依次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這些發達國家的教育服務貿易起步較早，由于國家在政策上對發展教育服務貿易的的大力支持，國內政治形勢穩定，加之教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因此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留學生。一方面，由于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出國留學人員多以自費生為主，另一方面，我國留學生多選擇西方發達國家作為留學目的國，這些國家的留學費用普遍偏高，兩方面原因導致我國境外消費服務貿易存在巨大逆差，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我國境外消費教育服務貿易實為一塊短板。

2、來華留學生大部分來自亞洲鄰國，留學人數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