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環境范文10篇

1.縣域融資環境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分析

1.1低廉的違約成本和地方保護主義客觀上縱容了失信行為。當前，縣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中和個人意識里輕重不同地存在著某種錯誤認識，片面地認為銀行是國家集體所有，信貸資金是政府給企業的金融支持，可還也可不還。此外，少數縣區政府地方保護主義問題突出，企業失信即便被訴諸法律，勝訴后銀行債權也因地方上的袒護而存在執行難現象，往往是贏了官司陪了本錢，銀行債權在根本上得不到真正保護。認識上的偏頗和盲目的地方保護主義，加重了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在嚴格的信貸責任追究制度下，為保障信貸資產質量，銀行不愿也不敢對非優質客戶進行授信。

當然，也有部分經營者具備較強的信用觀念，項目及產品發展前景也被銀企雙方看好，但有時卻因市場變化或管理上的失誤導致產品暫時失去競爭力，項目實施受阻，經營陷入困境，企業無力履約，被動失信。金融危機沖擊下，這種現象尤為普遍。商業銀行應分清企業失信性質，區別對待。對那些有市場潛力因經濟環境變化而遇到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應該給以適當的信貸支持，幫助其化解融資難題，加強管理，調整策略，走出困境。

1.2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管理上存在制度上的缺陷。

1.2.1信貸權利上收導致授信效率降低。出于對信貸風險中道德風險的考慮，目前商業銀行普遍上收縣級的審批權限，個別行甚至剝奪縣級機構貸前調查權利。即便是正常的信貸審批業務，按照授信額度劃分的權限，經過層層審批，既加大了信貸成本，也降低了工作效率。

1.2.2授信模式固化影響誠信環境建設。理論上講，銀企之間的信用關系應建立在企業經營與信用基礎上，應區別情況，采取信用、擔保或資產抵押等方式辦理。然而，當前情況是只要企業申請貸款，就必須提供抵押擔保，人為抬高信貸門檻，某種角度講會由此誤導企業進入只重視擔保抵押品的有無而忽視誠信建設的誤區。這既不利于構建誠信基礎上的銀企關系，也會影響到誠信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大局。

內容提要:我國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存在困難，其原因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內在因素，必須從培育民營銀行體系、完善資本市場、強化信譽建設、轉換思維等方面尋求對策。

一、民營企業融資環境的現狀

（一）商業銀行為民營企業融資支持力度有限，流資偏多

中央銀行已經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增加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但各商業銀行為了資金安全往往集中力量抓大客戶而不愿向民營企業放貸。同時銀行大多喜歡大額貸款而忽視額度小、頻率高的民營企業貸款。近年來，銀行的票據承兌業務發展很快，但同樣也是集中于大企業，民營企業很難得到銀行的票據承兌額度。即使商業銀行愿意向民營企業發放固定資產貸款，但由于投資項目審批制度不健全，加上銀行擔心長期貸款帶來的風險，不愿意向民營企業開放基建和技改項目貸款，因而民營企業最多也只能獲得一年之內的流動資金貸款，很難獲得長期的資金貸款。為了滿足長期資金周轉的需要，一些民營企業不得不采取短期貸款多次周轉的辦法，從而增加了企業負擔和融資成本。由此可見，現有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民營企業再創業和技術改造、開發高科技項目的資金需求。

（二）資本市場為民營企業提供的融資渠道有限，門檻過高

中國資本市場僅有十幾年的發展歷程，其結構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利于民營企業的融資。目前，證券市場缺少適應各類企業融資需要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私人權益資本市場還不能很好地連接資本供給方和需求方，長期票據市場發育程度很低。這表明民營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籌資的機制尚不具備：受所有制和市場規模、制度環境的限制，即使是成功的民營企業，要想利用上市或發行債券、商業票據融資也比較困難；二板市場又受各方面條件限制，也不可能成為民營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因此，民營經濟的直接融資渠道有限，很難利用現有正式資本市場融通資金。

關鍵詞：產業結構調整西方發達國家投融資環境比較分析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比較發現，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投融資主體結構、融資方式、儲蓄觀與消費觀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并指出通過明晰投融資主體、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優化間接融資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進一步完善中國的投融資環境。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機的新形勢下，地區發展失衡、產業結構趨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貿產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并且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事實上，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為推動我國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轉變外貿增長模式，落實科學發展觀，先后出臺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重要文件，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來的改革實踐表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仍然推進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由此可見，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投融資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為改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議，還將為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投融資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持，促進區域金融理論和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理論發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資的環境問題意義顯得非常重大。

投資是指經濟主體為獲取經濟效益而墊付資金或其它資源于某些事業的經濟活動。融資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經濟主體通過各種方式到金融市場上籌措或貸放資金的經濟活動。投融資環境的含義從最初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基礎設施等基本物質條件，進一步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其他方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概言之，投融資環境是一定區域影響投融資行為的一切投融資條件與投融資效益的總和。一定時期的投融資環境是一定時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反映。

[摘要]中小企業融資環境不佳是我國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而影響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因素又十分復雜。本文主要從中小企業自身、金融機構、政府部門三個方面提出了改善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建議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是由中小企業內外部融資環境不完善所造成的。目前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都渡過了創業的初級階段，并進入了一個增長發展階段，在此期間，企業融資結果直接決定著企業是否能持續發展壯大，因此如何改善融資環境，拓寬融資渠道，促進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一、中小企業應加大內部改革力度，苦練內功，優化融資的內部環境

中小企業自身條件的不足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優化中小企業融資的內部環境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要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進行產權制度改革，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對國有中小企業實行積極的退出戰略，走改制重組道路；對集體企業要進行產權改革，明晰產權關系；對私營企業要引導資本社會化，改變家族式管理方式，吸收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要素。二是要找準產品的市場定位，及時調整產品結構，不斷提高核心競爭力。根據資金、設備、人才、技術、商品的不同，實行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把產品做精、做細、做專、做深，提高市場競爭力。同時要不斷提高市場開拓能力、風險管理能力和業務創新能力。三是要約束盲目的投資擴張行為。中小企業在項目投資前應進行認真的市場調查和分析，多考慮不利的市場競爭局面，認真分析自己的競爭力，懂得節制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四是建立規范的企業財務制度，加強財務管理。中小企業應按國家財會法規的要求，建立健全能充分正確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制度，加強日常會計記錄，定期向利益相關者提供全面準確的財務信息，增加企業經營及財務的透明度，減少信息不對稱，從而減少銀行對企業的信用危機。五是要加強中小企業經營人才培養，全面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中小企業高層領導要在思想上充分認識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建立健全企業內部人才培養政策制度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通過內培和外引，真正建立起一支經營管理和技術力量雄厚的人才隊伍，滿足中小企業在經營方面多元化需求，確保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加大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改革力度，強化銀行競爭，促使現有商業銀行逐步關注中小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

[摘要]國內眾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經常面臨資金緊張,投入不足的問題,西安市在發展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此如何結合西安市目前的投融資狀況和城市特色,建設高效的投融資體制,促進城市快速發展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本文針對這一問題首先分析西安投融資體制的現狀和問題,然后結合西安實際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投融資體制市場機制經濟發展

一、西安投融資體制建設的現狀和問題

近年來,西安市投融資體制建設取得很大成效,各級政府已先后成立城建類投融資平臺26個。其中,市級4個(主要包括西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鐵道有限責任公司、西安市城市改造建設有限公司和西安市投資公司),區縣級平臺14個、“四區兩基地一港”8個。在市級投融資平臺的基礎上,西安市各區縣及“四區兩基地一港”共組建成立政府融資平臺22個,并已陸續為本區縣城建、環境綜合治理、新農村建設等開展融資工作。截止2009年6月,西安市各融資平臺與開發銀行簽訂涉及城市基礎設施、環境綜合治理、中小企業貸款、社區小額貸款等領域的貸款合同78項,合同總金額395.91億元,到位資金187.46億元。

西安市各政府融資平臺以政府信用為依托,為城市建設、公共交通發展、以及城中村和棚戶區改造等項目籌集了大量建設資金,不僅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礎設施,使西安市城市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西安市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財政收入規模較小,財政投入不足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比較發現，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投融資主體結構、融資方式、儲蓄觀與消費觀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并指出通過明晰投融資主體、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優化間接融資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進一步完善中國的投融資環境。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機的新形勢下，地區發展失衡、產業結構趨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貿產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并且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事實上，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為推動我國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轉變外貿增長模式，落實科學發展觀，先后出臺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重要文件，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來的改革實踐表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仍然推進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由此可見，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投融資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為改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議，還將為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投融資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持，促進區域金融理論和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理論發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資的環境問題意義顯得非常重大。

投資是指經濟主體為獲取經濟效益而墊付資金或其它資源于某些事業的經濟活動。融資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經濟主體通過各種方式到金融市場上籌措或貸放資金的經濟活動。投融資環境的含義從最初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基礎設施等基本物質條件，進一步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其他方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概言之，投融資環境是一定區域影響投融資行為的一切投融資條件與投融資效益的總和。一定時期的投融資環境是一定時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反映。

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投融資環境的比較

摘要：融資困難一直是阻礙我國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突出問題之一。應針對我國當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的環境特征，借鑒國外經驗，盡快建立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誠信系統，有效降低銀行的信息成本，建立健全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加快風險投資業發展，為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提供強大的資本支持等，以改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環境。

關鍵詞：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融資環境

一、我國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環境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發展中只重視改善大型企業的生存環境，而對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融資問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造成了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難的困境。主要表現：一是以銀行信貸為依托的間接融資渠道存在較大障礙。在西方國家，銀行信用是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如美國，37%的小企業從商業銀行獲得融資，其余資金的供給者是金融公司、租賃公司和其他非金融機構。我國的商業銀行在為中小企業貸款服務方面存在較多障礙。主要原因有：首先，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眾多，一次性貸款的數額較小，與銀行對大型企業或項目的貸款業務相比，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貸款會明顯增加銀行的業務量和經營。其次，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市場風險大，資金占用時間長，商業銀行一般不愿承擔此類貸款風險。另外，商業銀行對企業提供貸款需要嚴格的擔保程序，而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在創業過程中，往往資產質量不佳、負債率高，難以提供合適有效的擔保方式。二是政府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西方國家政府扶持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的政策措施有貼息貸款、政府優惠貸款、銀行貸款信用擔保等。我國政府為了支持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先后出臺了一些支持高科技中小企業融資的政策，但力度相當有限。一方面，針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貼息貸款、優惠貸款有限，另一方面在中小高新技術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方面也顯得滯后。

二、中外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融資環境的比較

（一）貸款援助政策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雖然中國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經濟體制改革，但政府對于經濟資源配置、民營企業的經營和投資融資獲得的干預程度仍然很大，民營企業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就與政府建立起政治關聯。為了建立政治關聯，民營企業家可以通過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來實現，或者借助于擁有政府官員背景的高管層。憑借這種政治身份，民營企業可以通過日常活動與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建立私人聯系，并以此來緩解或解決彼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獲得關系型貸款。從銀行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的政治身份作為一種重要的聲譽，向銀行傳遞出了積極的信號。一般來講，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民營企業家往往都經營著比較好的企業，因此，民營企業的政治身份可以向銀行反映出民營企業自身的規模和實力。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制度環境下，民營企業高管的政治身份作為一種為企業債務融資過程中的“隱形擔保”，使銀行更愿意貸款給這些民營企業。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假設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政治關聯能為民營企業帶來更多的債務融資。即使商業銀行更愿意為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債務融資，但是在制度環境存在差異的地區，商業銀行的這種差別貸款方式也可能因為制度環境的不同而不同。總的來說，中國的制度環境仍然十分不完善，并且，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均勻，市場化程度和制度環境差異巨大。具體而言，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地區，銀行出于信息不對稱往往拒絕向民營企業提供貸款。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假設2：落后的地區制度環境會阻礙民營企業獲得更多的債務融資。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制度環境比較好的地區，民營企業可以更多地依靠正式的市場機制來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而在制度環境比較落后的地區，民營企業難以依靠市場化原則來滿足其債務融資的需要，只好尋求建立政治關聯來突破債務融資約束。比如，在金融市場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銀行的信貸規模較小，銀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員的影響，政治關聯在幫助民營企業獲得債務融資中發揮的作用要比金融市場發展較好的地區更為重要。所以，在制度環境發展較差的地區，政治關聯作為一種對民營企業的保護機制，對于幫助其獲得債務融資的重要性要高于制度環境發展較好的地區。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假設3：在制度環境較為落后的地區，政治關聯幫助民營企業獲得債務融資的效應更顯著。

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本文選取了2007—2010年滬深交易所的民營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為了控制外部因素的干擾，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1）被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實施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2）金融類公司；（3）年報中信息披露不詳而無法判斷是否具有政治關聯的公司，以及財務信息缺失的上市公司。本文最后的樣本包括3410個觀察值。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包括企業特征數據和制度環境數據。其中，企業特征數據來自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CSMAR數據庫，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信息來自于上市公司年報中高管信息的披露并手工整理，制度環境數據來自樊綱《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二）檢驗模型及相關變量說明1.政治關聯與債務融資為檢驗假設1，本文構建了如下檢驗模型：Debt=α+β1PC+β3Size+β4MA+β5ROA+β6Growth+β7Industry+β8Year+ε（1）模型（1）中，Debt代表債務融資，政治關聯即PC是主要的解釋變量。根據羅黨論、唐清泉（2009）的方法，企業的總經理或董事長只要滿足以下一個條件，就定義為具有政治關聯：現任或者前任政府官員；現任或者前任人大代表；現任或者前任政協委員。如果假設1成立，則模型（1）中政治關聯PC的系數β1應該為正且顯著。2.制度環境與債務融資為檢驗假設2，本文構建了如下檢驗模型：Debt=α+β1GOV+β3Size+β4MA+β5ROA+β6Growth+β7Industry+β8Year+ε（4）模型（2）—模型（4）中，FM代表金融市場發展水平，LAW代表法制發展水平，GOV代表政府干預程度。參照余明桂、潘紅波（2008）的做法，本文選取樊綱《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編制的我國各地區金融業的市場化、對生產者合法權益保護和減少政府對企業干預指數來分別衡量各地區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法制發展水平和政府干預程度。如果假設2成立，則模型（2）—模型（4）中金融市場發展水平FM、法制發展水平LAW和政府干預程度GOV的系數β1應該為負且顯著。3.政治關聯、制度環境與債務融資為檢驗假設3，本文構建了如下檢驗模型：（7）模型（5）—模型（7）中，為了檢驗政治關聯在面臨不同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法制發展水平和政府干預程度時對債務融資的影響，分別在模型中引入交乘項。通過引入交乘項來檢驗政治關聯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對民營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如果假設3成立，則交乘項PC×FM、PC×LAW和PC×GOV的系數應為正且顯著。表1為變量定義。

實證結果及分析

本文運用最常見的OSL回歸方法來對模型進行檢驗。表2列出了假設1至假設3的實證檢驗結果，是以債務融資為因變量的檢驗結果。從表2的第（1）欄可以看出，將政治關聯PC放入模型中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政治關聯PC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政治關聯有助于民營企業獲得債務融資。表2的第（2）—（4）欄分別將金融市場發展水平FM、法制發展水平LAW和政府干預程度GOV放入到模型中進行檢驗，發現以上三個變量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否定了假設2。這說明落后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落后的法制發展水平和較高的政府干預程度并不會導致民營企業債務融資的減少。產生這樣結果的原因可能是股東比債權人對制度環境的變化更為敏感，當地區制度環境發展水平較低時，股東更不愿意為企業提供權益融資，由此導致企業對債務融資需求的增加。表2的第（5）欄將政治關聯PC、金融市場發展水平FM和兩者的交乘項PC×FM放入到模型中進行檢驗，第（6）欄將政治關聯PC、法制發展水平LAW和兩者的交乘項PC×LAW放入到模型中進行檢驗，第（7）欄將政治關聯PC、政府干預程度GOV和兩者的交乘項PC×GOV放入到模型中進行檢驗，結果發現以上三個交乘項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支持了假設3。

生態建設是改善生態環境，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關系，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循環經濟運行模式的重要保證。投融資體制是生態建設的核心和“瓶頸”，它不僅決定著生態建設巨額資金的籌措和運用，而且作為經濟與生態的接合部，集中反映了生態經濟的各種關系。因此，生態建設投融資體系的構建和投融資政策的選擇，不僅要遵循經濟規律，更要遵循生態規律的要求，不僅要反映經濟效益，還要反映社會效益，更要反映環境效益和生態效應。

一、財稅體制改革及其機制構建

財稅作為重要的經濟調控手段，在國民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對于生態建設和環境資源的配置，財稅同樣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通過一定的財稅政策和措施，合理調節財力分配結構，統籌安排基礎性建設和公益性建設投資，有利于推進環境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1.我國生態環境財稅政策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財稅政策對環境資源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稅收留成、補貼、優惠政策等減免稅措施，對環境資源“市場失靈”造成的效率損失，以稅、金、費等形式進行適當的補償，削弱效率障礙，以扶持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產業、企業和經營活動，鼓勵企業開展資源綜合利用，刺激環保主體增加環保投入。二是國家通過課以罰款、征收資源補償費和環境稅等增稅方法和限制性手段，阻止自然資源的開發程度和利用強度。

近年來，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強化了生態環保因素，在環保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調節和引導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現行稅制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嚴格劃定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環保職能，從而強化了國家承擔宏觀環保的職責，提高了稅收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加強了國家進行宏觀配置環境資源的財力。二是現行稅制明顯增強了對煤、油、鹽、土地等環境資源的征稅力度，把環境要素納入了依法征稅的軌道。如《資源增值稅條例》明確對經營油、氣、礦等征收資源稅，并列入地方稅種，歸地方管理，調動了地方發展資源產業的積極性；《土地增值稅條例》對土地經營單位征稅，限制土地的盲目過度開發；《房地產增值稅》對房地產業過高的利潤進行調節，保證土地的合理使用，維護了國家的利益；開征了城市建設維護稅、耕地占用稅、土地使用稅等稅種，對地方政府加快城鄉建設、改善城鄉環境質量，保護生態及資源提供了財力支持。三是對一些規模小、污染嚴重的工業項目，明令禁止。四是現行稅制保留和擴充了環境保護的稅收優惠政策，從而對環境資源綜合利用的稅收優惠政策得到進一步明晰。五是突出了能源、交通、港口等與環境保護工作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的優惠政策。如《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屬于能源、交通、港口或國家鼓勵的其他項目，可以按15％的稅率減征企業所得稅；為鼓勵企業對環境污染進行治理，財政部規定，對嚴重污染擾民的企業可實行廠址有償轉讓，進行搬遷改造。此外，還對有利于環境保護技術研究、開發活動給予明確的稅收優惠。例如，《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實施細則》規定，為改良土地、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生產高效低毒農藥、節約能源、防止環境污染等方面的專有技術所取得的使用費，可按10％的稅率減征所得稅，其中技術先進的或條件優惠的可免征所得稅；對提供有關環境保護技術的固定資源投資實行零稅率調節；財政部《關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有關財務稅收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改進技術貼息辦法，將技改貼息直接貼給企業，重點用于治理環境污染等社會效益好的技改項目，合理確定貼息額度和期限，確保技改貼息資金及時到位”。

一、中小企業融資的制約因素

中小企業融資的制約因素主要包括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制約因素主要包括自身條件不足和信用觀念不強，外部制約因素主要包括融資渠道不寬和銀行缺乏支持動力：

我國中小企業一般自有資本和自有積累比較少，大多中小企業在經營管理、治理結構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部分中小企業就是“家族企業”。由于規模較小，市場開發不足，其抵御風險能力較差，同時財務信息不透明，因此造成其不能達到金融機構貸款門檻。

一些中小企業為了一時之利，采取改制或者其它方式逃避債務，結果損害了中小企業的整體信譽。此外，銀行對貸款簽批人的責任追究十分嚴厲，但是現行法律對對債務人懲罰力度不大，中小企業對金融機構產生了信用危機。

由于我國資本市場進入門檻較高，如股份有限公司若要公開發行股票，股本昀低3000萬元，結果眾多中小企業無法通過發行股票或者債券的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只能選擇銀行貸款或者民間借貸。一些國有商業銀行為節約成本對分支機構進行撤并，在區縣只剩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但是小企業在區縣又比較集中，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中小企業只得為融資付出更高成本。

銀行在選擇貸款對象時，需要從成本、收益、風險三方面進行衡量。由于對中小企業貸款單筆規模小、不確定性高、業務成本高，就使得中小企業貸款在銀行眼中成了成本高、收益低、風險大的“雞肋”。據統計，占企業總量0.5%的大型企業擁有50%以上的貸款余額，占企業總量88%的小型企業貸款余額不足20%。如果缺乏國家政策支持，以盈利和風險控制為核心的商業銀行對于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必然缺乏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