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方投融資環境的比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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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通過比較發現，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投融資主體結構、融資方式、儲蓄觀與消費觀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并指出通過明晰投融資主體、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優化間接融資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進一步完善中國的投融資環境。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機的新形勢下，地區發展失衡、產業結構趨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貿產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并且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事實上，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為推動我國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轉變外貿增長模式，落實科學發展觀，先后出臺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重要文件，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來的改革實踐表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仍然推進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由此可見，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投融資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為改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議，還將為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投融資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持，促進區域金融理論和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理論發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資的環境問題意義顯得非常重大。

投資是指經濟主體為獲取經濟效益而墊付資金或其它資源于某些事業的經濟活動。融資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經濟主體通過各種方式到金融市場上籌措或貸放資金的經濟活動。投融資環境的含義從最初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基礎設施等基本物質條件，進一步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其他方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概言之，投融資環境是一定區域影響投融資行為的一切投融資條件與投融資效益的總和。一定時期的投融資環境是一定時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反映。

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投融資環境的比較

（一）投融資主體結構的區別

從投融資主體的構成上看，我國傳統投融資體制條件下，長時期內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資主體。改革開放以后，企業和居民個人的投融資主體地位得以確立，但其投融資所占份額仍偏低。從目前投融資主體結構看，政府在投融資決策上仍然起著主導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領域，而且在許多競爭性投融資領域，政府投融資所占比重都很大，這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融資結構存在明顯差異（參見表1和圖1所示）。

從表1和圖1可以看出，中國國家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費一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財政總支出的30%左右，這說明中央政府對經濟建設的介入程度很深，它與西方政府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代表國家行使的經濟職能有比較嚴格的限制范圍，政府對經濟事務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約束，例如美國的政府支出中沒有經濟建設費一項。即使把有關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能源、資源與環保等項支出算作經濟建設投融資，其總額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也不過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國30%的比例。

（二）融資方式的差異

我國的資本市場還剛剛起步，法律法規還很不完善，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一級市場不發達，二級市場又疲軟。反映在投融資上，籌資的渠道不多，籌資成本偏高，投融資的宏微觀調控通過資本市場運作的效應還十分有限。表2和圖2是2006年各地區非金融部門的融資結構，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各區域的融資結構中，貸款占比最高，高達80％以上，債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區域中股票的融資又低于債券的融資。也就是說，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

2009年全國各地區非金融機構部門融資量大幅增長（見表3所示），融資結構中的貨款仍占主導地位，但債券融資占比有14個省份非金融機構部門直接融資比重有所上升，這促進了部分省份融資結構的改善。

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歷史比中國悠久，法律法規完善，市場機制發育，具有比較規范、高效的運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資上，表現為能為企業和居民及外國投融資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資資金來源，適應了現代企業向社會化、大規模、高技術方向發展的需要。然而，中國的證券市場出現在改革開放以后，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市場還遠沒有形成。另外，金融體制缺乏靈活性和有效性，它對投融資的調控就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三）儲蓄觀與消費觀的差異

中國的儲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資料顯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國的國內儲蓄率分別為42%、45%、51%，近幾年的儲蓄增長率幾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駱樂，2006）。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人們的風險意識，尤其是個人投融資的風險意識整體上看比較淡薄，在儲蓄轉化為投融資方面存在著某種因為文化與習慣而引起的障礙，這是我們在通過市場配置投融資資源時應該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導的。

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盡管人均國民收入很高，但儲蓄率卻往往較低。人們的消費意識更強，西方國家政府，至少自凱恩斯主義產生以來，十分注重培養國民的消費意識并重視刺激消費的效應，從而從需求的角度拉動了投融資。由于投融資手段的多樣化和投融資回報率高，因此，不僅儲蓄轉化為投融資的機制較為靈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資資源也能得到較為充分的利用。

國際比較的借鑒和啟示

（一）明晰投融資主體

我國應當根據目前投融資的基本狀況，逐步改變現階段以國家和政府為主導的投融資局面，同時，政府、企業和個人應該重新劃分原先為政府獨立承擔的責任。并且，政府應該承擔一些公益性很強的基礎設施建設；企業對自己承擔的項目應該獨自承擔投資經營風險；個人應根據“誰收益誰付費”的原則，在可操作實施的情況下，有償使用或購買公共用品或設施服務。

（二）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一般而言，各項具體的法規都是調整各類經濟活動的基本準則，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規對外商投融資者有著直接的關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國有關的法律、法規卻還不夠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嚴格和公平，會對外國投融資者產生較大的吸引力，否則，將會影響外資的進入。

必須健全有關外商投融資的法律體系，要把給投融資者的優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從而增強國內外投融資者的信心。從長遠來看，健全各種與投融資環境相關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能夠使投融資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護。

（三）優化間接融資并大力發展直接融資

對政府而言，僅靠財政收入的增加來加大經濟建設的各項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發行國債可以緩解政府壓力，大力發行國債，吸收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相對于國債融資、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融資方式，企業債券的融資方式更主動、融資成本更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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