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質范文10篇

同志們：

為從源頭上提升我國人口素質，保障千百萬父母一生的幸福和家庭的安康，自今年年初起,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國家民政部、司法部、衛生部、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聯合組織開展了“尊重生命尊重愛”---婚前醫學檢查宣傳普及教育活動。我市相關單位也先后成立了活動領導小組，制定了宣傳教育活動方案，各成員單位在市婦兒工委的帶領下，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先后開展了各種宣傳教育活動，取得了一定的實效。今天，由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市婦兒工委辦公室聯合舉行的婚前醫學檢查知識搶答賽活動，目的就是宣傳婚前醫學檢查，營造自覺接受婚前醫學檢查的社會新風。剛才,來自分宜縣、渝水區等6個代表隊的隊員參加了激烈的角逐,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全體參賽人員和取得好成績的單位、個人表示熱烈的祝賀！向為此項工作付出辛勤汗水的廣大醫務工作者、宣傳工作者和各條戰線上的婦女兒童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和親切的慰問！

婚前醫學檢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降低出生缺陷、預防先天性疾病的一道重要防線。同時，也是保障每一對新婚夫妻未來幸福的前提和基礎。自20*年新《婚姻登記條例》頒布以來，不再強制規定婚檢，把是否婚檢的權利交給了當事人，體現了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也是社會的一種進步，但這并不意味著婚檢不重要，也不是“取消”了婚檢。但遺憾的是，人們對婚檢產生了誤解，這種誤解導致全市乃至全省婚檢率的直線下降，先天性缺陷嬰兒的出生率隨之上升，據省衛生廳統計，我省20*年婚前醫學檢查的疾病檢出率達8.98％，其中指定傳染病占29.42％，嚴重遺傳性疾病占0.5％，有關精神病占0.3％。20*年我省出生缺陷發生率為12.12‰，推算全年出生缺陷新生兒達5000人，相當于全省每天約有15個新生缺陷嬰兒降生。殘疾兒童、精神病患兒的降生，不僅給婚姻和家庭帶來巨大不幸，而且給國家造成巨大社會負擔，制約我國未來人口素質的提高。

因此，加大婚檢宣傳教育十分重要。在改進婚檢、婚姻登記工作的同時，我們必須調動一切社會力量，加大媒體的輿論宣傳力度，對有關科學知識展開大范圍的宣傳、教育、普及活動。

各部門要充分認識這項婚前醫學檢查知識宣傳教育普及活動的重要性，把本次宣傳教育普及活動納入工作日程。各級婦兒工委、相關職能部門及群眾團體，要切實加強對婚檢知識宣傳教育普及工作的領導，把這項宣傳教育普及活動作為推動實施《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和《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的具體行動，促進綱要中“提高婚前醫學檢查率”目標的落實。要把這一活動作為為人民群眾做好事、辦實事的重要工作來抓。結合本部門職能做好責任分解，做到統一策劃、統一部署、統一督辦，共同推進。牽頭單位一定要做好組織協調工作，使這項活動既要有聲勢，又要扎扎實實地開展起來。

各媒體要加大宣傳力度，要把婚檢知識宣傳教育普及活動及時報道出去，在社會上叫響；要開辟專欄，深入宣傳開展婚前醫學檢查知識宣傳教育普及活動的重要意義、主要內容。要通過刊登婚檢知識競賽試題，為廣大讀者提供學習、思考、輔導和喜聞樂見的參與形式。各級婦兒工委、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及群眾團體要結合本系統工作的實際，通過舉辦培訓班、召開研討會、組織群眾參加婚檢知識競賽、設立咨詢站、組織醫務人員為群眾宣講、咨詢答疑等形式，廣泛開展婚檢知識的宣傳、教育、普及活動，形成個人重視、家庭關心、社會關注的良好氛圍，掀起群眾性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積極參與的熱潮。

"人口素質"是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從中西比較來看，對人口素質或者說對人口質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學和人口問題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學說史上，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注向來較少，如著名人口學家豪塞和鄧肯于1959年為"人口學"下定義時，"經過審慎考慮"，還是刪去了有關人口"質量"的內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學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發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論》中曾區分過"量的人口學"和"質的人口學"，并認為后者以人類生理、智能、倫理、優生學的資質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人口學家阿。索維（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論》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西方人口學家向來不予關注的人口素質問題。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關質量人口學的幾個問題，如優生問題、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關系問題、智力遺傳問題、各民族差別問題及安樂死問題等。索維還區分了優生學和環境學，在他看來，兩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進人類的質量，不過前者是通過遺傳，后者則是通過改變環境。現代西方學者對人口素質的討論最著名當首推從經濟學角度對人口質量進行探討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口質量就是人力資本，舒爾茨的"人口質量經濟學"早已成為人口經濟學中的一門顯學。但與其說這是人口學的研究，不如說是經濟學的探討。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并無本質區別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頻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關于"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區別使用；另一種認為，從邏輯分層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別的，因而需要區別使用。因為人口質量涵義較人口素質更廣泛，它是與人口數量相對稱的概念。人口素質則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標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質、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等，它們的總和構成人口質量，單獨的某一素質概念沒有對稱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在京舉辦，但在這次會議上，似乎更多的學者認為"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同一個概念"（"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朱國宏認為：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品質均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詞，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術語，一來與時代背景有關，二來與研究者的偏好有關。人口素質一詞的普遍作用，可能與人們對質量與素質的不同理解有關，質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質的一面，而素質似乎只能用于人類方面（朱國宏1994）。穆光宗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來講，兩者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質量是相對于人口數量和就人口的總體而言的，而人口素質則是指人口質量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人口素質"的說法，這可能是90年代顯著區別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國內近20年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致可以分出幾個方面來回顧和評述：

一、對"人口素質"涵義的探討

中國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素質"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朱國宏1998）。也就是說，"人口素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視野里可能有著不同的規定。"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理論問題是70年代初中國人口學復興以來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至今依然見仁見智，未有定論。

過去，雖然像社會學家陳達、經濟學家馬寅初等學者也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問題，但似乎一直沒有嘗試對人口質量的內涵作出界定。對人口質量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曾經是70～80年代中國人口學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人口質量較早給出定義的可能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定義如下："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口學詞典》也持相同看法，并進一步將"人口質量"的含義概括為"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亦稱人口素質"。張純元的定義雖然很有影響、并廣被引用，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幾乎與此同時，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就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這一定義與前蘇聯學者的定義相同，如巴茲德勒夫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他所說的人口構成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教育水平構成和社會階級構成等。

摘要：

中國已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新的世紀里充滿著競爭和挑戰。能否以富強、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決于一個國家國民素質的優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敗。那么，中國目前的人口素質狀況如何？我們國家又應如何提高人口素質，使其適應新時期的社會發展要求，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呢？

Abstract:

Chinahasenteredthe21stcentury.Thenewcentruryisfullofnewcompetitionsandchallenges,Globalintegration,WTO…Inthissituation,thepopulationqulitybecameanimportantfactorforonecountrytowininkeenworldcompetition.Soit''''snecessaryforustolearnpresentChinesepopulationqualitystatusandthemethodsofimprovingChinesepopulationquality.

關鍵詞：

中國人口素質現狀提高人口素質

摘要：

中國已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新的世紀里充滿著競爭和挑戰。能否以富強、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決于一個國家國民素質的優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敗。那么，中國目前的人口素質狀況如何？我們國家又應如何提高人口素質，使其適應新時期的社會發展要求，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呢？

Abstract:

Chinahasenteredthe21stcentury.Thenewcentruryisfullofnewcompetitionsandchallenges,Globalintegration,WTO…Inthissituation,thepopulationqulitybecameanimportantfactorforonecountrytowininkeenworldcompetition.Soit''''snecessaryforustolearnpresentChinesepopulationqualitystatusandthemethodsofimprovingChinesepopulationquality.

關鍵詞：

中國人口素質現狀提高人口素質

"人口素質"是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從中西比較來看，對人口素質或者說對人口質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學和人口問題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學說史上，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注向來較少，如著名人口學家豪塞和鄧肯于1959年為"人口學"下定義時，"經過審慎考慮"，還是刪去了有關人口"質量"的內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學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發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論》中曾區分過"量的人口學"和"質的人口學"，并認為后者以人類生理、智能、倫理、優生學的資質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人口學家阿。索維（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論》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西方人口學家向來不予關注的人口素質問題。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關質量人口學的幾個問題，如優生問題、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關系問題、智力遺傳問題、各民族差別問題及安樂死問題等。索維還區分了優生學和環境學，在他看來，兩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進人類的質量，不過前者是通過遺傳，后者則是通過改變環境。現代西方學者對人口素質的討論最著名當首推從經濟學角度對人口質量進行探討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口質量就是人力資本，舒爾茨的"人口質量經濟學"早已成為人口經濟學中的一門顯學。但與其說這是人口學的研究，不如說是經濟學的探討。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并無本質區別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頻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關于"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區別使用；另一種認為，從邏輯分層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別的，因而需要區別使用。因為人口質量涵義較人口素質更廣泛，它是與人口數量相對稱的概念。人口素質則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標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質、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等，它們的總和構成人口質量，單獨的某一素質概念沒有對稱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在京舉辦，但在這次會議上，似乎更多的學者認為"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同一個概念"（"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朱國宏認為：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品質均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詞，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術語，一來與時代背景有關，二來與研究者的偏好有關。人口素質一詞的普遍作用，可能與人們對質量與素質的不同理解有關，質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質的一面，而素質似乎只能用于人類方面（朱國宏1994）。穆光宗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來講，兩者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質量是相對于人口數量和就人口的總體而言的，而人口素質則是指人口質量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人口素質"的說法，這可能是90年代顯著區別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國內近20年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致可以分出幾個方面來回顧和評述：

一、對"人口素質"涵義的探討

中國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素質"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朱國宏1998）。也就是說，"人口素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視野里可能有著不同的規定。"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理論問題是70年代初中國人口學復興以來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至今依然見仁見智，未有定論。

過去，雖然像社會學家陳達、經濟學家馬寅初等學者也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問題，但似乎一直沒有嘗試對人口質量的內涵作出界定。對人口質量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曾經是70～80年代中國人口學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人口質量較早給出定義的可能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定義如下："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口學詞典》也持相同看法，并進一步將"人口質量"的含義概括為"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亦稱人口素質"。張純元的定義雖然很有影響、并廣被引用，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幾乎與此同時，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就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這一定義與前蘇聯學者的定義相同，如巴茲德勒夫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他所說的人口構成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教育水平構成和社會階級構成等。

“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從我國人口素質的發展的縱向比較(圖1)表明我國人口素質呈現了平穩上升的趨勢。但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圖2)卻表明我國的人口素質在世界的排位呈現出波動的趨勢，這不得不使本文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影響了人口素質的提高？其影響程度又如何？應該說這一問題的分析對指導我國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人口素質的涵義

關于人口素質涵義的討論，學術界有許多觀點，但本文同意1991年在北京舉辦的“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中把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看成是同一個概念的觀點[1]，不再做專門的區分。

1.對人口素質內涵的認識

我國對人口素質內涵基礎理論問題研究較早的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把人口素質定義為“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這與《人口學詞典》中的定義：“人口學所講的人口質量，一般指的是人口總體的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思想素質，它反映了人口總體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2]是一致的。而梁中堂教授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穆光宗則定義：“所謂的人口素質或者說人口質量，就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口的結構和組合狀態所展現的各種社會功能和影響力”；還有吳忠觀在《人口科學辭典》中指出：“人口質量，亦稱人口素質。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在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下，人口在質的規定性方面的發展水平，總是體現為人口總體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質的規定性，一般認為包括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素質三方面的內容”[3]。

以上關于人口素質內涵的不同觀點，筆者認為每一種觀點都是局限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提出的，因而沒有全面的、準確的概括出人口素質的真正涵義。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根據本文的研究視角，將人口素質定義為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系統，是用于描述先天自然因素和后天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具有生理和心理基本特征的狀態的范疇。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進程

1979年，鄧小平總設計師首次用"小康"一詞來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1997年，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任務。進入新世紀，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2002年，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2007年10月，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明確目標：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立，文化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明顯提高、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等等。描繪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時的美好前景，指出到2020年時，“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將成為工業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成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生態環境良好的國家，成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權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質和精神追求的國家，成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充滿活力而又安定團結的國家，成為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的國家”。小康社會是一個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生活殷實、人民安居樂業和綜合國力強盛的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社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社會發展階段。

多年來，我黨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工作進程中取得了重大進展，經濟實力大幅提升，改革開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文化建設開創新局面，社會建設全面展開。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還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仍有不少指標與目標值的差距較大，地區發展也不均衡；城鄉居民收入完成目標難度很大，穩定增長缺乏牢固基礎；服務業發展相對緩慢，技術創新能力欠強；擴大就業和收入分配調整難度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發展中面臨著人口資源硬約束的嚴峻挑戰。

二、人口素質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影響

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及其目標確定的原則，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制度四個方面的16項指標。其中：第七項指標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第八項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與人口素質息息相關。其具體目標性指標包括：期望壽命75～79歲，嬰兒死亡率6‰，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0.5‰，孕產婦死亡率12/10萬，殘障流行率14.5‰，肥胖癥成人(兒童)比例5%，精神病發病率0.5‰。江蘇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18類25個指標中，有8個指標與人口發展直接相關。

當前，我國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出生人口素質令人堪憂，出生缺陷發生率特別是農村人口出生缺陷發生率呈現上升趨勢。出生缺陷的發生，不僅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而且直接影響未來勞動力的素質，是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因素。

強化農村“三優”教育提高農村人口素質

隨著我國計生工作的深入開展，優生、優育、優教已經成為每個父母、每個家庭乃至全社會十分關注的問題。優生、優育、優教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體，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提高人口素質的任務。在我國10億農村人口的大國里，要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生活水平，就要強化優生、優育、優教，迅速改變農村人口素質較低的狀況。

一、突出“四個結合”，強化“三優”教育

1、把開展“三優”教育與提高農村人口文化科學素質相結合。要在貧困的農村中開展“三優”教育，關鍵就是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科學素質。首先是開設掃盲班，教農村婦女讀書識字，先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識，然后再進行基本的“三優”知識教育，如婦女孕期衛生與優生保健知識等。其次是開設夜校班，讓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白天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晚上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第三是開設文化補習班，對農村婦女進行必要的文化補習的同時，也適當講授新生兒的喂養、嬰幼兒早期教育注意事項、兒童常見病的家庭護理及預防等“三優”教育知識，從而使廣大農村群眾既提高他們的文化知識水平，也加深了對“三優”教育的理解與提高。

2、把開展“三優”教育與法制教育相結合。在農村尤其是貧困的山區農村，大部分農民既是文盲又是法盲，他們不知道<<婚姻法>>，更不知道有<<母嬰保健法>>等法律法規。因此，貧困山區農村買賣婚姻和拐賣婦女、兒童的問題比較突出。開展“三優”教育要與法制教育相結合，利用圖片展覽、標語口號、宣傳車等宣傳方式、進行法制宣傳教育與“三優”教育、共同提高“三優”知識與法制知識，讓廣大農民做“三優”教育的促進派。

3、把開展“三優”教育與計生工作相結合，據“四普”資料顯示，全國文盲半文盲的農村育齡婦女，平均生育胎次為大學文化程度育齡婦女的2.62倍。可見，文化素質越低，多胎率就越高，計生工作離不開“三優”教育。在開展聲勢浩大的計生宣傳工作中，利用新婚學校、婚育學校等形式講授節育、避孕、胎教等計生知識的同時，也要不失時機進行“三優”知識的宣傳教育，使廣大群眾在實行計劃生育的同時，增長“三優”知識。

"人口素質"是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從中西比較來看，對人口素質或者說對人口質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學和人口問題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學說史上，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注向來較少，如著名人口學家豪塞和鄧肯于1959年為"人口學"下定義時，"經過審慎考慮"，還是刪去了有關人口"質量"的內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學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發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論》中曾區分過"量的人口學"和"質的人口學"，并認為后者以人類生理、智能、倫理、優生學的資質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人口學家阿。索維（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論》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西方人口學家向來不予關注的人口素質問題。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關質量人口學的幾個問題，如優生問題、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關系問題、智力遺傳問題、各民族差別問題及安樂死問題等。索維還區分了優生學和環境學，在他看來，兩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進人類的質量，不過前者是通過遺傳，后者則是通過改變環境。現代西方學者對人口素質的討論最著名當首推從經濟學角度對人口質量進行探討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口質量就是人力資本，舒爾茨的"人口質量經濟學"早已成為人口經濟學中的一門顯學。但與其說這是人口學的研究，不如說是經濟學的探討。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并無本質區別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頻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關于"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區別使用；另一種認為，從邏輯分層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別的，因而需要區別使用。因為人口質量涵義較人口素質更廣泛，它是與人口數量相對稱的概念。人口素質則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標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質、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等，它們的總和構成人口質量，單獨的某一素質概念沒有對稱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在京舉辦，但在這次會議上，似乎更多的學者認為"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同一個概念"（"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朱國宏認為：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品質均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詞，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術語，一來與時代背景有關，二來與研究者的偏好有關。人口素質一詞的普遍作用，可能與人們對質量與素質的不同理解有關，質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質的一面，而素質似乎只能用于人類方面（朱國宏1994）。穆光宗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來講，兩者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質量是相對于人口數量和就人口的總體而言的，而人口素質則是指人口質量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人口素質"的說法，這可能是90年代顯著區別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國內近20年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致可以分出幾個方面來回顧和評述：

一、對"人口素質"涵義的探討

中國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素質"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朱國宏1998）。也就是說，"人口素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視野里可能有著不同的規定。"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理論問題是70年代初中國人口學復興以來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至今依然見仁見智，未有定論。

過去，雖然像社會學家陳達、經濟學家馬寅初等學者也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問題，但似乎一直沒有嘗試對人口質量的內涵作出界定。對人口質量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曾經是70～80年代中國人口學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人口質量較早給出定義的可能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定義如下："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口學詞典》也持相同看法，并進一步將"人口質量"的含義概括為"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亦稱人口素質"。張純元的定義雖然很有影響、并廣被引用，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幾乎與此同時，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就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這一定義與前蘇聯學者的定義相同，如巴茲德勒夫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他所說的人口構成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教育水平構成和社會階級構成等。

一、對用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憂慮

21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對人的創造力的培養和智慧潛能的發掘特別關注，而未來世界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的論斷又使國際社會加倍重視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面對這一現實，近年來一些人開始不遺余力地從西方引進一種旨在開發胎兒智力潛能，提高出生人口智力素質的新式胎教。據稱，這種胎教是在國外對胎兒最新研究成果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學性。它主要采用同胎兒談話、教胎兒學樂譜、認字母、做算術等對胎兒直接施教的方法來提高胎兒的智商，使胎兒由愚變慧，出生后個個都是“天才兒”，因此可以稱之為“智力胎教”、“直接胎教”或“子教式胎教”。它的倡導者們認為，實施這種胎教，可以優化我們民族的素質，為國家也為家庭培養出智力優秀的下一代，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特別是智力素質的有效途徑，應當取得社會的認可和得到長足的發展[1]。然而功能和效果如此美好的新式胎教，在它的原產地卻未能被推廣和為社會所接受，從提出至今20多年來，在西方也只有幾個人寫了幾本關于胎教能提高胎兒智力的體會的小冊子，幾個熱衷此道的私人醫生在其診所里辦了幾次“胎兒大學”，實際情況是“言者諄諄，信者寥寥”。但是，它卻園內開花園外香，在大洋彼岸的中國熱了起來，并正在不斷升溫，其觸角已經伸到包括教育、生育在內的廣大社會領域，介紹的文籍、磁帶陸續出版，“胎兒學校”也應運而生，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的年輕夫婦在領取生育證明時，還被硬性規定要購買胎敦磁帶和資料。眼下，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奇特功能已被說得神乎其神，宣傳者們介紹說，美國一對夫婦的4個女兒接受了智力胎教，結果個個出生后都不同凡響，智商高達160，全被列入全美5%的高智商行列，成為舉世矚目的“天才兒”[2]；中國一男孩實行了胎教，出生后2歲就能用英、漢語對話，4歲能解初中數學難題，5歲就上了大學少年班，智商高達190[3](P15)。這種誘惑對許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切的家庭顯然是不可抵擋的，于是許多青年夫婦如癡如迷，像虔誠的宗教徒一樣，按其教導每天對著肚子放音樂、頌詩文和與胎兒對活，以祈求生一個智力超群的孩子。而今，這股新式胎教之風迎著巨大的社會需求，可謂已經刮遍了神州大地。然而，分折表明，這種神奇的胎教是沒有什么科學依據，甚至是違背胎兒身心發展規律的，它所施予的智力教育，由于超越了胎兒的心理發育水平，根本不可能為胎兒所接受；相反，不停地同胎兒對話，教胎兒學習社會文化知識，頻頻地刺激胎兒運動，則可能會打亂從動物到人類無數萬年進化過程中形成的胎兒正常生長發育規律，破壞胎兒作為自然實體所應有的胎內環境秩序，從而造成難以預料的災難性的后果。最終，會像當今人類任意破壞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導致水旱風沙災害，遭到報復一佯，在出生人口素質上留下我們尚不可覺知的隱患，貽害整個民族，這是每個關注自己民族命運的人不可不慮的。比如，現今在學齡兒童中發病率高達3%，令醫學專家、心理專家都十分棘手的“兒童多動癥”，雖然病因至今撲朔迷離，但醫學已經肯定，它是兒童神經系統在發育中獲得的疾病，對此，我們是否應聯想到它會與胎兒在宮內受到了類似于新式胎教之類的過量的或不當的刺激這一因素有關呢？再比如，我們是否應對那些關于不當胎教引起胎兒致殘的報導進行思考[4]，因而審慎地對各種胎教的科學性進行區別呢？固然，我們不應當因害怕自然界的報復簡單地臣服于自然規律而在保證胎兒健康生長發育上無所作為，但這種作為又必須建立在對自然規律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新式胎教對胎兒生理、心理發展規律缺乏嚴謹的科學研究，甚至連相應的動物實驗報告都沒有，只以少數個體經驗描述和神奇傳聞為依據就將其“理論”和方法四處推行包含著極大危險，因而是十分令人擔憂的。面對現在和未來胎兒的身心發展安全，換言之，面對著民族未來人口素質，我們吁請新式胎教的倡導者和整個社會要慎重行事，要記取許多因違反自然規律，不尊重科學規律而導致災難的教訓。

其實，胎教之說，在我國古已有之，但我國傳統的胎教與上述新式胎教不同，它不主張對胎兒直接施教去干擾胎兒的自然發育程序，而是強調孕婦要注重營養、調適情緒、加強自身修養、預防疾病感染、減少外界環境傷害等以避免間接損害胎兒發育，這實為一種“母教式胎教”或“間接胎教”。經驗和現代科學都證明，傳統胎教在剔除封建思想糟粕后，其主要內容是符合科學規律的。

二、新式胎教有悖于胎兒心理發展規律

智力胎教要通過對胎兒進行智力教育來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第一個依據是國外的研究發現“胎兒已經具有了靈敏的感覺”，“具有令人吃驚的聽覺、記憶和理解能力”，同時還“出現了或討厭或喜歡或快樂和恐懼等情緒”，“與嬰幼兒、兒童、成人的心理，只有程度的差異而沒有本質的差別”，“可以進行宮內學習”[4]，應當對其施行智力胎教。提出這種依據是源于對胎兒心理發展水平的不了解。

1.胎兒不具備思維和理解能力。心理學的研究告訴人們，人與動物雖然都有心理活動，比如就連蚯蚓這樣的低等動物也具有感覺這佯的初級心理，但是，哪怕是高等哺乳動物乃至靈長類動物都不具備人的心理，因為他們都不能像人一樣具有思維，而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區分人與動物的標準。“所以思維或思維活動是人類突出的，使自己和動物在本質上區別開來的一個主要特征”。“就人類的心理活動方面說，如感覺、知覺、情緒、動作等本身，都基本上和動物共有，并不比動物（主要指高級動物）高出多少，甚至還有不及的地方，只有思維，在胚芽以上發展水平的思維，才是人類所特有的”[5](P42-43)。胎兒只有簡單的感覺，其心理發展連知覺水平都沒有達到，更不要說會具有思維。胎兒心理還同動物心理處在同一個水平上，事實上尚不具備有思維能力的人的心理。所以，思維能力的有無，就使胎兒與兒童和成人心理不僅存在著量的，而且存在著質的差別。智力胎教論者過于拔高胎兒的認知心理水平，認為胎兒也具有了“理解能力”，能聽懂媽媽念的詩文，讀的外語，這有悖于心理學的常識。沒有思維能力的胎兒是無法領會、理解以思想觀念形式傳授給他的科學文化知識的。媽媽讀的詩文，講的故事對他們都只能是一些具有一定強度、頻率等物理特性而毫無社會意義的聲音刺激，于提高胎兒高智力素質決計不會有何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