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發展范文10篇

伴隨著**市直轄十年的步伐，**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走過了十年的歲月。十年的日子談不上長短，只是燕翼般地淡去淡遠。十年，多少老一代計生工作者已從曾經戰斗的崗位離開，追憶燃情歲月，他們依然不減真摯豪邁。十年，又有多少新同志踏上了“世界上最難事業”的征程，坦言當初選擇，他們無怨無悔。十年，一路走來，對于計生工作中的苦辣酸甜、喜怒哀樂感觸最深者，唯有他們自己。

艱難的破冰

直轄之初，由于四川省、**市行政區劃調整變動，**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面臨諸多問題，從機構設置到人員配備，從法規制定到投入保障，一切都得從頭開始。而計劃生育工作，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農村，歷來都被認為是“最難辦的事業”。人口與土地自古被視為財富的象征,在一個被五千年傳統包圍的大地上,“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觀念早已深深地植入中華民族的骨髓,浸透老百姓的精神。在傳統的中國人看來,生孩子被大多數人視為天經地義之事，“計劃生育”,無疑是一個“血淋淋”的代名詞，計生工作者,在他們眼里，的確是一群“不受歡迎的人”。在工作中，他們沒有其他下鄉干部的待遇，有的只是白眼、辱罵甚至生命的威脅，工作開展之艱難、所受指責之頻繁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但難歸難，一群群扎根基層、甘于奉獻的計生工作者，并沒有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他們走遍千家萬戶、歷盡千辛萬苦、費盡千言萬語，憑著一顆赤熱的心和堅定的信念，數十年如一日，踏實工作，勤勤懇懇，以充滿真誠的愛去感動周圍的人。漸漸的，計劃生育政策得到了大家的認同，計生工作者也受到了大家的歡迎。破冰之旅是痛苦而艱辛的，但只要勇敢的走出第一步，許多問題便迎刃而解，雨后的彩虹也是最美的。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市計劃生育工作已走出最困難的時期，初見成效。

探索中前進

面對“天下最難辦的事”，我們既要有“天下最強的意志”，也當有“最特別的方法”。作為最年輕的直轄市，我們雖可借鑒其他省市的先進經驗和工作方法，但更多的是結合我市的實際，具體的分析解決人口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問題，在探索中不斷總結經驗、創新我們的工作方法。

十年來，我市先后出臺《**市計劃生育條例》、《**市職工生育保險暫行辦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市人口和計劃生育違法違紀行為處分規定》等法規規章，這些法規規章結合我市的實際，為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針對性的依據和保障。另外，我市先后實施了“計劃生育獎勵優惠”、“獎勵扶助”、“免費計劃生育技術服務項目”、“出生缺陷干預工程”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一系列優惠政策的落實，密切了黨和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樹立了人口計生工作的新形象。

近年來，隨著我縣城鎮化腳步的加快，大量農村農民流入城鎮，成為城鎮人口中的一員，他們的到來給社會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下面我就結合人保工作作個發言。

一、帶來的問題

1、就業不穩定，工作沒保證

城鎮化發展和人口流動化促使大量的農村農民演變成了農民工，他們的工作不穩定，一旦失業生存就成了問題。因此農民工換工作頻率很高，其原因大致有五種：工作太累、收入太低、工作太危險、工作環境太差、受到不公正待遇，其中又以工作太累和收入太低為最。從表面看，變換工作不是單位的原因而主要是個人原因，其實根本原因是企業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沒有與農民工建立規范的勞動關系。盡管我局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不是太好，目前，我縣大約有半數以上用人單位沒有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沒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在企業被認為是臨時工，臨時工的工資、福利待遇與所謂的正式工有很大差別。有的單位把沒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壓得很低，工作臟、苦、累但收入維持不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必須，只好辭職另找工作。

對于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單位當臨時人員看，農民工本人也沒有長遠打算，因此在技能培訓方面，單位不愿意給他們更多的投入，本人也沒有積極性。因此在城市就業中處于劣勢。

2、社會保險不落實，公共服務難享受

人具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兩層屬性。從各種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關系統中的主體,又是環境和資源的組成要素。研究我國人口問題與社會持續發展對于探討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我國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眾多

國家統計局1982年公布的我國總人口,包括臺灣省和港澳地區人口,全國10.32億人,約占世界總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國大陸人口已達11.85億,比1992年凈增1346萬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間,我國大陸總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過12億人。

(二)絕對增長量大

我國人口的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如1930年出生率為38‰,死亡率為33‰,自然增長率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如1965年出生率為37.88‰,死亡率為9.50‰,自然增長率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由于70年代末我國政府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們生育意識的變化和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這一階段中,1985年出生率為21.04‰,死亡率為6.78‰,自然增長率為14.26‰。1993年出生率為18.09‰,死亡率為6.64‰,自然增長率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7‰,發達國家為6‰,發展中國家為20‰。但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大,育齡人口和將要進入育齡的人口比重大,我國人口的絕對增長量仍然是相當大的。

由于人口統計標準的改變，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數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億大關（1.4億），并相繼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這幾個年代和數字因此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國內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帶有鮮明的階段性：“1978年前不敢議及人口過剩問題，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學者都認為清代的人口過剩已十分嚴重”（注：袁祖亮、延勝：《中國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清代“人口膨脹”、“人口激增”、“人口飛躍”、“人口爆炸”、“人口奇跡”、“人口危機”等諸多駭人的名詞更不斷涌出，清代人口研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近些年來中國日趨明顯的人口壓力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憂患意識，反映到學術研究，就是很多學者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確實增長過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論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問題，學者們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歷代的戶數和口數（數千萬）與清代相對真實的人口數（數億）作對照，以證明清代的“人口奇跡”。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又使人們不太重視人口史研究動態的發展，造成一段時期內，研究清代人口發展的論文雖然很多，但“大多數論文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頁。）。葛劍雄、李伯重等先生顯然已注意到這個誤區，在各自的論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質疑（注：參見前引葛劍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內容所限，均是點到為止，未作詳論。本文正是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對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數及人口增長率的估計，重新厘清清代人口發展狀況，為更加客觀真實地認識清代中期的人口現象做出努力。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初人口與明末人口基數直接相關。明末人口經過西方學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統計數字5000—6000余萬的可靠性，學者們根據各自研究，推測出早在明代中晚期（萬歷年間，1600年左右），中國人口就已愈億，數字在1.2億—2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數字再次成為一個無法科學計算的難題，引起了諸多估計與爭論。中國學者的估計略為保守，一度傾向于“以丁折口”的學者，分別將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為1∶4、1∶5、1∶6等，從而根據官方對“人丁”的統計數字1063萬（順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別推算出清初人口當為4000余萬、5000余萬和6000余萬，這種推算法現已基本為學界否定。程賢敏先生根據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逆推出順治八年的人口當為7000余萬（注：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據的基數仍是“人丁”數，所以推測數字顯然偏低。高王凌認為康熙20年代（1682年左右），中國人口約有7000—8000萬，到1700年大約有9000萬至1億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因早已認定清朝前期的丁數只是賦稅單位，不能代表人口數或成年男子數，所以對清初人口的估計相對樂觀，他們普遍認為，清初人口（17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1650—1700）當在1億—1.5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

人口學原理及人口發展史已經證明：人口發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長時期內形成的人口增長速度及其基數，會持久地依慣性向前運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們仍然容易過高估計社會動亂或朝代鼎革之際所造成的人口損失。事實上，戰爭在某些地區對人口雖然有較大力量的損傷，但同時在當地和其他地區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著減少了的人口。即使這種彌補不能使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時間長度內，不會出現驚人的倒退，短期的損失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得到恢復。

將時間從清初推后2個世紀，從晚清到民國近一個世紀的動蕩社會可以幫助我們證明這一判斷。從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沖至清代最高值4.3億，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內戰結束，中國社會歷經百年浩劫與滄桑：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的起義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八年抗日、三年內戰……大的戰爭歷歷在目，小的戰爭不計其數，尤其是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的運用大大加劇了戰爭中的殺傷率，若按人們以往的邏輯推斷，100年后的20世紀50年代左右，中國人口應銳減至3億、2億甚至更少。幸虧近代經常性的人口統計為我們保存了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寶貴資料。據內務部的統計，1912年的中國人口為4.058億，排除統計數字中的隱漏、不實因素，可以說，從1851年至1912年中國的人口總量至少沒有減少；從1912年至1949年，戰爭的頻率、波及面及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強，葛劍雄先生對此有過簡要論述：“這期間大小戰爭不斷，如護國戰爭、北洋軍閥間的混戰、北伐戰爭、蔣桂戰爭、中原戰爭、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戰爭直接造成的傷亡就相當大，如在八年抗戰中中國的人員傷亡至少有2000萬；從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國民黨軍隊死傷171萬，解放軍方面死傷131萬，失蹤19萬，平民的損失尚無統計。至于戰爭對人口增長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就更大。”災害是扼殺人口的另一張巨手，這期間自然災害的殺傷亦不容忽視，“如1928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長江大水、1932年的華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1931年長江大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89億元，受災人口有253萬戶；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萬畝農田被淹，1400萬人無家可歸，湖北漢川縣29萬人中有22萬人死亡……”（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58—259頁。）。但就是這樣多災多難的37年，中國人口依然在頑強增長，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甚至直沖5.4億人的新高峰（注：見《中國經濟年鑒》（1981年），經濟管理雜志社1981年版，國家統計局：《1949—1979年經濟資料選刊》。1953年中國大陸第一次進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數字為5.826億。）！把這種現象簡單解釋為“人類抗災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的一種進步”（注：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頁。）是不夠全面的。試想如果歷史沒有留下如此豐富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會作怎樣的猜測呢？

[摘要]人口老齡化是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利影響的基礎上，探討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可持續發展；影響；措施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人口環境。“良好的人口環境，將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齡化成為我國人口發展的趨勢，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壓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制訂積極有效的措施，應對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本文試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人口老齡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依據國際通行的標準，將60歲以上人口算作老齡人口，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10%或7%的地區，即可看作是進入了老年型地區。2000年，我國步入老年型國家，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同世界其他國家大致相同，同時也呈現出自己的一些特點，如老齡人口規模大、增長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齡化趨勢明顯等。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本國家或地區完成工業化后，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因此，其對老齡化的承受力強。而我國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出現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發達國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國是“未富先老”。我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老齡化必然會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導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退出勞動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減少，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即被贍養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老年撫養系數從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為12.9%，1999年為13.5%，2010年為17.4%，2030年為37%，到2050年則進一步上升為47.5%，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頁)盡管少兒撫養比有下降趨勢，但由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贍養費用也要比少年兒童撫養費用多得多，因此，勞動力成本會大大提高，這會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十二五”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發展時期，是轉方式、調結構、實施黃河三角洲開發建設戰略的關鍵時期，也是全縣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發展改革發展的重要時期。人口和計生工作要站在新起點，實現新發展，正確把握人口發展態勢及其發展規律，積極探索建立適合我縣實際的人口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合力機制，對于完成縣委、縣政府“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十一五”時期人口發展的主要成就

“十一五”時期，全縣計生系統深入貫徹中央《決定》、國家“一法三規”和省《條例》，依據《全國“十一五”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發展規劃》及《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結合我縣實際，協調和指導全縣上下，綜合決策、協調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效，初步建立全了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政策推動、優質服務、綜合治理的人口計生工作機制，開創了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新局面。

（一）計生隊伍整體素質和系統行業作風建設顯著加強。一是建設起一支高素質的人口計生工作隊伍。在全縣計生系統大力推行競爭上崗、責任承包、服務承諾和績效工資“四制”改革，切實加強計生人員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計生隊伍整體素質顯著提升。村級計生人員工作報酬全部列入財政預算，全縣村計生主任工資報酬平均達到每年7300元。建立高待遇、高責任、高風險的管理制度，建立經常性督導檢查臺賬，強化激勵獎懲，有效調動了計生工作人員的積極性，確保經常性工作健康有序運行。工作中切實做到了查環查孕到位、避孕節育措施落實到位、特殊人群管理服務到位、隨訪服務到位。進一步規范了管理服務職責和委托、移交計生管理的程序、時限，全面落實首問負責、服務承諾、限時辦結、責任追究各項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計生行業作風建設水平顯著提高。

（二）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初步形成。

一是建立依法管理機制，依法治理人口問題的能力顯著加強。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合同化管理，進一步規范了合同文本及違約責任追究的程序、文書，充分發揮合同的約束、規范、警示效能，有效破解了已婚育齡婦女查體到位難、避孕節育措施落實難、計劃外懷孕終止難等重點難點問題，規范了計生人員的管理服務行為，對強化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強化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等行政案件的執行力度。人口計生部門與縣法院協同配合，嚴格執法程序，切實加大社會撫養費征收力度，社會撫養費征收到位率達到85.7%。

序言：“城鎮化”這一概念最早于1867年由西班牙工程師A.Serdad在著作《城鎮化的基本理論》中提出的。按照其定義，除了農村居民點外，鎮及鎮以上的各級居民點都屬于城鎮地區。通常所謂的城市化認為是通過社會生產力變革引起的，社會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思想觀念由農村形態向城市形態演變，取終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城鄉間協調發展的歷史過程，也是人口、產業、資本集中過程，其中人口的集中是最基本特征。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和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因素影響，農業比較利益下降，城鄉差別不斷擴大，我縣農村人口不斷外遷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鄉鎮。“人們為了活著，聚集于城市，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語），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必然的方向，為切實把握*農村人口轉移和城鎮發展現狀，科學管理、有序引導人口合理流動，促進城鎮發展，本文作淺顯研究。

一、*人口轉移現狀與制約因素分析

（1）*農村人口轉移現狀。*縣地處浙南山區，交通落后、工業基礎薄弱、經濟總量小，1984年先后被列為省級和國家級貧困縣，1997年實現基本脫貧，*年實現全面脫貧，但仍屬全省25個欠發達地區。*的貧困主要集中于農村，貧困的主要根源在于人多地少和惡劣的環境。農村貧困和對城市預期收入成了農村人口遷移的強勁的推動力。在*農村人口的遷移已有悠久的歷史，最初以勞務輸出的形式出現，經歷了從自發、無序、小規模的民間個體行為逐步走向自覺、有序、有計劃、有規模的政府行為，從單純向外輸出到內聚外遷相結合的過程。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養家糊口為目的的季節性外出型轉移。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前，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并未顯現，但是農民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土地并沒有使他們實現富裕，微薄的收入使一些家庭難以糊口。為了謀生，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只得在農忙之余外出賺錢。這些勞力外出帶有很強的季節性和分散性，主要以能工巧匠為主，如泥水工、篾匠、打銅工、彈棉工等等。

第二階段，以脫貧為目的的常年外出務工型轉移。自改革開放至上個世紀90年代，各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受地域條件限制，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農村勞動力就地務工甚少，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城市就業和日用消費品供應日益納入商品化軌道，城鄉之間收入水平差距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大，促進農民向外轉移。這時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動農村人口轉移明顯增加，大量農民紛紛走出山門到外地打工。這一時期主要以泥水刀、裁縫刀、理發刀“三刀”為主，尤其是泥水刀建筑勞工為主，據統計，1990年，全縣建筑勞務輸出1.21萬人次，總收入3582萬元。還被國家建設部、農業部、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批準為全國建筑勞務基地縣。

第三階段，以致富為目的的經商辦企業型轉移。部分勞務輸出人員在城市從事各種工作，長了見識，解放了思想，增強了商品經濟觀念，同時也積累了一定資金，掌握了一定技術、信息、管理經驗，開始從以出賣勞力為主務工型向經商辦企業型轉變。他們通過親幫親，鄰帶鄰，帶動一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形成農村人口群體帶動型的轉移模式。據不完統計，目前全縣外出人員達8萬多。他們分布在全國各地，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蘇、廣東及浙江主要發達城市，從事服裝加工、建材銷售、茶葉銷售、房地產開發、美容美發等等，年流回資金5億元以上。

為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根據《市政府辦公室轉發市人口計生委關于開展創建省人口協調發展先進縣（市、區）活動的實施意見的通知》（錫政發[20*]230號）精神，現就“十一五”期間我區開展創建省人口協調發展先進區活動提出以下實施意見。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穩定低生育水平和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積極推進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提高人口和計劃生育依法行政、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推動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為實現我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

二、考評指標

（一）年均計劃生育率98％以上；

（二）孕前—圍孕期保健率達90%以上；

（一）、著力建立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的長效機制。繼續堅持計生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穩定人口計生工作機構和隊伍，不斷創新人口計生工作新體制、機制、手段和方法，確保認識到位、措施到位、責任到位、投入到位，把人口計生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把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納入整體和區域發展戰略規劃。繼續堅持黨政主導、部門協同和社會參與的人口計生工作機制，形成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強大合力，使人口計生工作實現由部門單位向政府聯動行為轉變。

（二）、全面落實層級動態管理責任制。逐級簽訂目標管理責任書，層層分解工作指標，實行網絡化管理；完善人口計生目標管理考核責任制，堅持人口計生“一票否決”和綜合治理責任單位制度；完善人口計生工作例會制度，通過例會促日常管理，及時解決各階段人口計生工作出現的問題；完善人口計生工作預報和預警反饋制度，推動層級動態管理責任制與預報預警工作有機結合，夯實人口計生基層基礎工作。

（三）、進一步完善人口信息月核查工作機制，全面提高人口計生統計質量。借助公安、民政、衛生等部門反饋信息，繼續落實人口基礎信息月核查制度，全面實施核查結果備案制，核查差錯責任追究制，全面提高已婚育齡婦女管理信息覆蓋率，以及計生信息統計上報及時率和準確率，為科學決策、引導服務提供可靠的依據。

（四）、建立長效治理機制，促進出生性別比的平衡。一是繼續加大對已辦證人員和符合條件未辦證人員的孕情管理服務力度。二是推動部門協調配合和綜合治理，成立綜合治理性別比的專職機構，加強對B超、終止妊娠手術和終止妊娠藥品的監管力度，嚴厲打擊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終止妊娠行為。三是加大宣傳教育和獎勵扶助力度，繼續深入開展關愛女孩行動和移風易俗活動，大力營造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良好社會氛圍。

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提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水平。大力開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圍繞群眾實行計劃生育、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健康需求日益增長，并趨向多元化的要求，大力開展避孕節育、生殖保健、出生缺陷干預服務。堅持在讓群眾充分知情、確保手術安全的情況下，提高長效節育措施落實率；扎實開展已婚育齡婦女生殖康檢查活動，并不斷擴展服務項目，確保所有已婚育齡婦女都能享受到免費且優質的健康檢查。認真開展新婚、待孕、在孕婦女優生優育咨詢培訓活動，以及遺傳病高危家庭和病殘兒再生育二胎家庭優生監護活動，出生缺陷發生率逐步降低。

（一）、加強組織領導。“十三五”期間人口發展規劃的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時間長，任務重，涉及面廣。為確保規劃的順利實施，縣人口計生委成立黎川縣“十三五”時期人口發展規劃實施領導小組，由縣人口計生委主任任組長，班子成員任副組長，領導小辦公室設在辦公室。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區人口集聚度高，土地資源緊張，上海市政府通過引導部分企業向郊區遷移，并在郊區進行新城的規劃建設，發揮郊區新城對中心城區人口的疏導作用，逐步緩解中心城區人口、經濟與土地之間的矛盾。新城的規劃建設與人口遷移流動密切相關。上海市“十二五”7個新城規劃中［1］，近郊區嘉定新城規劃人口50萬;浦東臨港新城規劃人口83萬;遠郊區的松江、青浦、金山、奉賢南橋、崇明城橋5個新城規劃人口315萬。新城大都處于近郊和遠郊，大型保障房社區建設作為新城規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心城區人口及外來人口具有重要的疏導作用。另外，上海市產業結構實施“退二進三”戰略，中心城區大量的制造業和工業企業外遷，促進了郊區經濟的發展，也為郊區新城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同時，新城建設尤其是大型保障房社區建設及基礎生活設施的逐步完善，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有利于青年勞動力的流入，為郊區經濟發展提供大量的勞動力資源。可見，保障房社區建設在郊區新城建設及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國內外學界對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理學、城市規劃學、社會學等領域，但大型保障房社區建設對區域人口尤其是對周邊居民的影響研究中涉及較少，本文主要從人口學角度，以上海中心城區(核心區和邊緣區)、近郊區和遠郊區3個區域為研究對象，分析保障房社區建設對區域人口變動的影響。

二、保障房建設與人口郊區化

保障性住房，通常指提供給特定人群使用的、在政府統一規劃統籌下建設，并限定建造標準和銷售價格或租金標準、具有社會保障性的住房［2］。目前關于保障房的研究較多，但對保障房社區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根據上海市保障房社區規劃建設的特點和社區內人口等特征，參考滕五曉等學者關于社區的定義［3］，本文將保障房社區界定為主要由保障房規劃建設所形成的一定范圍內人們居住生活的共同體。人口郊區化是城市人口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指人口從大城市中心區向郊區及其周邊地區遷移擴散的過程。郊區保障房社區的合理規劃建設，對于促進區域人口的合理分布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一)郊區經濟發展對人口產生吸納效應

區域經濟差異是造成人口區域間流動的重要原因，與人口再分布有著密切的關系。2000—2010年上海市各區縣人口流量與各區縣GDP水平、財政收入增加值基本是正相關的。以GDP為例，作為人口凈流入地的閔行、寶山、嘉定、浦東(近郊區)以及金山、松江、青浦、奉賢、崇明(遠郊區)，其GDP增加值越高，人口流量越大，由圖1可以看出，近郊和遠郊的人口凈流量遠遠超過了中心城核心區和邊緣區。近郊區的浦東新區10年來人口增長最為迅速，凈流入量達到了185．7萬人，GDP更是達到了4001．39億元，其財政收入增長也最為明顯，2010年浦東區財政收入達到了425．4億元，較2000年增長了360．87億元，增長了5．6倍。可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對人口流動方向具有重要影響，同時導致遠郊區不同城鎮間人口增長幅度不同，這對保障房選址及規劃建設也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圖22000—2009年各區縣常住人口與住房增幅對照說明:數據資料來源于2001—2010年《上海市統計年鑒》人口變動及住房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