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范文10篇

[摘要]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中，主要存在兩種思潮。一種是人道主義思潮，一種是科學主艾思潮。其中，人道主義思潮不僅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而且對東歐國家和蘇聯，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社會主義實踐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章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潮的形成、發展及基本觀點進行了考察和探析，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有限的、確定的意義上可以容納人道主義的合理思想，但卻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

[關鍵詞]人道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中，主要存在兩種思潮：一種是人道主義思潮；一種是科學主義思潮。其中，人道主義思潮發端于盧卡奇、柯爾施，逐漸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主流。這種思潮在發展中形成各種不同的派別，如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派別的產生背景與思想內涵雖然不盡一致，但卻具有一個基本共識：即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這種認識不僅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而且對東歐各國和原蘇聯，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社會主義實踐都產生了深刻、持久的影響。應該說，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人道主義有著當時時代的需要，但這種思潮也的確對馬克思主義有著一定的曲解和誤解。對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僅有利于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也具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潮的形成和發展

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潮肇始于20世紀20年代，是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失敗教訓的產物。大戰中慘無人道的大規模殺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勢下發動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竟然會失敗?這樣的問題不能不觸發一代思想家進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端，正是源于這種對新形勢下無產階級的任務、戰略和路線的全盤思考。

從標志性成果而言，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端階段的三塊“里程碑”。這三位出身和學理背景不盡相同的思想家從不同角度突出了對于無產階級這一革命主體自身問題的重視，突出了革命對于解放“人”的重視。其中，盧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的概念，并把“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相區別。弗洛姆也正因此稱盧卡奇為“第一個恢復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的人”。可以說，以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為標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將人置于馬克思主義中心地位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進入30年代后，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理解又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一方面，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發表。該書論述了人性、異化和人道主義諸問題，其中異化問題是重點。書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稱為“實踐的人道主義”、“積極的人道主義”、“完成了的人道主義”。這本書的發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根據《手稿》對馬克思主義作人道主義的理解。該書德文版初版者，德國右翼社會人朗茲胡特和邁耶爾認定，《手稿》對于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根據這部著作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現實的人道主義”。比利時社會黨人德曼更是首開“兩個馬克思論”之先河，用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反對唯物主義的馬克思。馬爾庫塞也為此發表了長篇論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他認為，《手稿》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整個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人本主義這一術語表明，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的基礎就是人的本質的某種實現”。

摘要人道主義與馬克思哲學“關系之謎”在經過三次大的論爭后，仍然有諸多問題有待澄清。馬克思一生在價值觀上都認同人道主義，但是在歷史觀上對待人道主義卻存在著一個“斷裂”。在明晰馬克思終生關切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基礎上，面對當前對馬克思哲學解讀的種種誤讀，應當提出“馬克思立場”解讀模式。

關鍵詞馬克思；人道主義；價值取向

近年來，在國內馬克思哲學研究界出現了“西馬化”的解讀模式以及“生存論”、“日常生活世界批判”、“文化哲學”等諸多的研究路徑。其中有一條明確的邏輯，即把人類社會歷史看作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和異化揚棄直至人性復歸的歷史，并把馬克思哲學的功能就限定在批判異化現象，呼喚人性復歸。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人道主義思潮在當下的凸現，是值得認可的。但只限于價值觀層面的認可，絕不是在歷史觀上抹殺人道主義與唯物史觀的界限。

一、人道主義與馬克思哲學關系的學界論爭

人道主義一直以來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中的“禁區”，少有學者正面指認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傾向。在一個半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我們對人道主義采取的方式是全盤否定，其主要理由是限于歷史觀來理解人道主義與唯物史觀的原則性對立或不可調和性。這樣也就否認了人道主義在另一個方面，即在價值觀上，馬克思對于人道主義的承接，進而甚至出現了違反馬克思應有的立場來解讀馬克思哲學文本的現象。同樣，在哲學史上，也出現了以人道主義為指導思想想替代唯物史觀的種種思潮。

首先，20世紀早期，以盧卡奇、柯爾施為首開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潮。盧卡奇在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圣經”——《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什么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基本的現象是“物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盧卡奇理論創見，文中對于“物化”的使用竟然與10年以后才得以問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勞動異化觀”有驚人的相似性。但其中盧卡奇還沒有把異化與物化嚴格區別開來，沒有也不可能揭示造成異化的根源，這就給無產階級歷史使命以及對于人類歷史之謎作了人道主義的闡釋，試圖在歷史觀上把馬克思哲學闡釋為人道主義思想。這不僅被后來的現代西方哲學家海德格爾所利用，而且以此為起點，逐一形成了法蘭克福學派、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強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思潮。其中人道主義的挖掘呈現了多種路徑，如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萊辛的“性革命”理論、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等。總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就是把人類社會歷史看作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和異化揚棄直至人性復歸的歷史。把馬克思的實踐問題再回歸到哲學問題，自然也就回到了早年馬克思對哲學“肯定時期”，即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對于“類本質哲學”的認可，這樣唯物史觀被人道主義掩蓋，高呼人道主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開始自覺反省并脫離蘇聯的列寧主義強大意識形態震懾時，不僅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不斷審視理論、發展理論的勇氣，更為重要的是給世人指認了解讀馬克思文本的一條寶貴路徑。

人道主義干預回顧

同時，有關為保護人類目的而進行干預的辯論不會消失，只要人類犯錯的本質存在，國際社會的爭斗和國家的衰敗不斷發生，干預就會存在。9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一些干預事件中，爭論已趨緩和，如1990年的利比里亞、1991年的北伊拉克、1994年的海地、1997年的塞拉里昂和1999年的東帝汶事件。但是在1993年的索馬里、1994年的盧旺達和1995年的波斯尼亞，聯合國采取的行動被廣泛認為太無力、太不及時、缺乏智謀、實施無力等。在1999年北約干預科索沃事件中，安理會分歧非常明顯，在沒有聯合國授權，單方面宣布行動而且未經討論的情況下，盟軍發動戰爭的手段引起了焦慮。

關于大屠殺、饑荒、強奸和種族清洗報告的出現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在安理會、政治中心和媒體中又出現新的問題：我們應該作些什么?這個時候的國際社會必須有明確答案。沒有什么事件比國家防止恐怖事件的無能對人人擁有平等的價值和尊嚴這一共同理想產生更大的傷害。在新世紀不應該再出現盧旺達。

如果國際社會對這種挑戰作出反應，整個討論必須從頭開始。這個事件必須重新安排，成為不是有關干預權的討論，而是保護的責任。不得不承認，全體成員國在保護其國民方面都有這種責任，但是當這種責任被放棄或不能履行時，則必須由國際社會來執行。

作為責任的主權

采用這種術語有助于使政治討論保持清醒，了解事件的真相。從“干預”到“保護”的改變，能夠遠離“人道主義干預”的說法。后一術語涉及到人道主義救助組織，他們非常憎恨將人道主義和軍事行動結合起來。另外，說“保護責任”而不是“干預權利”還有其他三個優點，第一，它從需要幫助者，而不是從考慮干預者的觀點來評估這些事件。第二，這種提法表明首要責任與國家息息相關，只有國家不能或不愿履行保護責任或自己就是犯罪者時，應由國際社會代它履行保護責任。第三，“保護責任”涉及的不僅是“反應的責任”，還有防止和重建的責任。在傳統人道主義干預的討論中，這些多方位的概念大多受到忽視。把它提上中心日程，有助于使反應的概念本身更受歡迎。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中，主要存在兩種思潮：一種是人道主義思潮；一種是科學主義思潮。其中，人道主義思潮發端于盧卡奇、柯爾施，逐漸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主流。這種思潮在發展中形成各種不同的派別，如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派別的產生背景與思想內涵雖然不盡一致，但卻具有一個基本共識：即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這種認識不僅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而且對東歐各國和原蘇聯，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社會主義實踐都產生了深刻、持久的影響。應該說，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人道主義有著當時時代的需要，但這種思潮也的確對馬克思主義有著一定的曲解和誤解。對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僅有利于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也具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潮的形成和發展

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潮肇始于20世紀20年代，是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失敗教訓的產物。大戰中慘無人道的大規模殺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勢下發動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竟然會失敗?這樣的問題不能不觸發一代思想家進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端，正是源于這種對新形勢下無產階級的任務、戰略和路線的全盤思考。

從標志性成果而言，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端階段的三塊“里程碑”。這三位出身和學理背景不盡相同的思想家從不同角度突出了對于無產階級這一革命主體自身問題的重視，突出了革命對于解放“人”的重視。其中，盧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的概念，并把“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相區別。弗洛姆也正因此稱盧卡奇為“第一個恢復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的人”。可以說，以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為標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將人置于馬克思主義中心地位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進入30年代后，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理解又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一方面，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發表。該書論述了人性、異化和人道主義諸問題，其中異化問題是重點。書中，馬克思把稱為“實踐的人道主義”、“積極的人道主義”、“完成了的人道主義”。這本書的發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根據《手稿》對馬克思主義作人道主義的理解。該書德文版初版者，德國右翼社會人朗茲胡特和邁耶爾認定，《手稿》對于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根據這部著作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現實的人道主義”。比利時社會黨人德曼更是首開“兩個馬克思論”之先河，用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反對唯物主義的馬克思。馬爾庫塞也為此發表了長篇論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他認為，《手稿》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整個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人本主義這一術語表明，對馬克思來說的基礎就是人的本質的某種實現”。

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初逐漸抬頭，并逐步匯成一股洶涌的潮流。在這股潮流的肆意沖擊下，人的生命可以任意踐踏，人的尊嚴、價值和權利不值一提，人在意識形態狂熱下不過是一種工具。一個所謂的文明世界為何會淪落到這樣一種地步?人的主體地位究竟如何才能得到一種切實的保障?這些問題很自然地成為一切進步思想家和理論家，當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去應對和回答的重大問題。賴希在《法西斯主義的大眾心理學》、霍克海默爾在《獨裁國家》中、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都綜合運用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論與方法，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心理諸方面分析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原因，并用人道主義哲學對抗崇尚強權的法西斯主義哲學，在同法西斯主義斗爭中推動了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

到了50年代，新的沖擊又進一步推動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潮的發展。一個沖擊來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在其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中，披露了斯大林時期蘇聯的一些駭人聽聞的做法，將現實運動中可能存在的非人道方面突現了出來。對斯大林主義的這一解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內心世界引起的震動是巨大和無可估量的。西方的左翼人士開始用懷疑的目光重新打量蘇聯這片曾被認為是理想的國土，西方國家組織內的一大批知識分子黨員退了黨。在蘇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大地震”后，馬爾庫塞出版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薩特發表了《辯證理性批判》、弗洛姆寫出了《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模式和斯大林主義的現象作了頗為獨到的分析。特別是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把人本身作為它的基礎而重新納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將變質為一種非人的人學”，他提出了用存在主義的人學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更推動了人道主義思潮的發展。而另一個沖擊則來自于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對人形成的新“異化”壓力。商品經濟在自身發展的新階段中，已表現得不再只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手段，還成為一種把所有消費者轉化成為實現自身無度增長的工具；它不僅滿足著人們的各種欲望，而且還在制造著層出不窮的欲望；它在提供人們更多“余暇時間”的同時，卻前所未有地使人更加奔忙、更加緊張。正是這種使人的生存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商品經濟悖論的存在，激起了關心著人類解放和命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新的思考。馬爾庫塞的《單面人》一書，揭示了當達工業社會是一個實現了社會一體化、失去其內在否定性而只剩下維護現在制度肯定性的單面社會，分析了哲學的歷史制約性以及單面社會中的人的解放問題。哈貝馬斯在《科學與技術即意識形態》和《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問題》這些論著中，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在《日常生活批判》一書中，都有著這方面的思考。

人道主義干涉對于我們而言早就不是一個陌生的詞語。19世紀就頻頻出現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二十世紀，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借此機會打著人道主義干涉的旗幟到處肆意橫行，那么人道主義干涉是什么?按照我國學者的通說，人道主義干涉，是指在沒有得到被干涉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出于人道主義原因對該國實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相威脅。人道主義包括單方面的人道主義干涉和集體人道主義干涉。單方面的人道主義干涉是指一國或數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單方面訴諸武力以補救另一國的人權狀況。目前，國際社會中所發生的主要是單邊人道主義干涉，如1965年美國對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干涉，1971年印度對巴基斯坦的干涉，1979年德國干涉中非共和國等。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就是一起典型的人道主義干涉的戰爭，2003年美國又冠以人道主義干涉的理由對伊拉克進行了全方位的軍事打擊，這兩次戰爭只是冷戰結束以來典型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其他的比較小的被冠以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更是數不勝數。人們所討論的焦點也主要集中在單邊人道主義干涉上。集體人道主義干涉是指經過聯合國授權同意對具有非人道的、不能保障基本人權的狀況進行的干涉。一般來說，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之下，國際社會對某一特定國家進行的集體人道主義干涉是合法的。本文后面所探討的主要是指單邊人道主義干涉。

一、習慣法上的人道主義

干涉一直以來，人道主義干涉是否成為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當代各國的國際法學者對此更是各執一詞，看法很不相同。按照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自19世紀以來，人道主義干涉的實例就反復出現，人道主義干涉早已經是國際習慣法的組成部分。這些學者大多安多依靠美國學者方廷尼于197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方廷尼的這篇文章對西方學術界影響很大。總的來說，持這種觀點的大多是英美學者，如奧本海(Oppenheim)、亨利．惠頓(HenryWheaton)、勞倫斯(Lawrence)、穆爾(Moore)、吳爾璽(J．D．Woolsey)等等。然而，另外一些學者，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洲國家的學者則對人道主義干涉是否成為習慣法持不同意見。如Beyerlin寫道:“由于少數學者以嚴格的不干涉原則為依據，堅決否認人道主義干涉的學說，因此，近代人道主義干涉是否已經明顯地確定為習慣國際法存在爭論。”

“盡管有許多所謂人道主義干涉的先例，但是通過更仔細的研究就能發現僅僅只有幾個案例能證明是名副其實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例子，如1860－1861年法國對敘利亞的干涉。”有的學者更直接指出:“從來沒有人道主義干涉的實例，敘利亞的例子只不過是一個可能的例外。”筆者也認為，人道主義干涉并未成為國際習慣法的組成部分。所謂國際習慣是指“國家在相互交往中長期實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為規則。”國際習慣一般由兩個要素構成:一是各國有重復類似的行為，二是被各國普遍承認具有法律約束力。從這個兩個方面分析來看，人道主義干涉都不能成為國際習慣。首先，盡管那些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很早就已經開始出現，但那絕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那些僅僅只是被冠以人道主義干涉之名的大國別有用心的計謀而已，而歷史上名副其實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也屈指可數。

其次，即使是那些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例也并非是各國的重復的行為，因為無論是哪一起人道主義干涉的事件，都是大國對小國、強國對弱國的干涉，所以人道主義干涉最多只能算是大國中重復發生的類似的行為。最后，人道主義干涉從來就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口口聲聲叫囂著承認人道主義干涉合法性的也只是那些曾對別國進行干涉過或欲對別國進行干涉的一些國家，其他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否認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的具有法律效力。從這一點來說，人道主義干涉成為國際習慣也是行不通的。就連主張人道主義干涉已經成為習慣國際法的英國國際法學者勞特派特也認為:“人道主義干涉的學說從未成為完全確定的實在國家法的一部分。”人道主義干涉是否成為國際習慣仍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說人道主義干涉至今為止仍未毫無懷疑的被各國普遍承認的成為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要從國際習慣這個角度來證明人道主義干涉合法性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二、條約法上的人道主義

摘要：有的國際法學者認為人道主義干涉在19世紀末已經成為習慣國際法，另外一些國際法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即使認為人道主義干涉曾經是習慣國際法，它也已經在20世紀被國際法確定為非法。但是，由于20世紀的國際法對于解決發生于國家內部的嚴重人道主義問題沒有給出積極的規范，因而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問題在國際法學界依然爭論不休。19世紀式的人道主義干涉極易被強權國家所利用，不應當使其合法化；而發生在國家內部的嚴重人道主義問題又需要采取必要的人道主義行動。因此，人道主義干涉是國際法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本文認為，正確的方向應當是進一步完善安理會采取人道主義干涉行動的程序制度。

關鍵詞：人道主義干涉；國際法；聯合國；安理會

自1999年3月下旬北約在科索沃對南聯盟采取軍事行動，并把這一軍事行動稱為人道主義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以來，人道主義干涉是否符合國際法或者是否應當合法化，成為國際法學界的熱門話題。其實，即使在科索沃戰爭之前，人道主義干涉也從來不是一個冷卻了的話題，科索沃戰爭只是使這個話題變得更熱而已。1這個問題的焦點在哪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無疑是一個緊迫而重要的課題。

一、什么是人道主義干涉

比較權威的國際法辭書給人道主義干涉所下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由于另一個國家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夠保護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從而對該國使用武力。”[1]（P399）這個定義包含人道主義干涉應當同時具備的四個要素：

（一）人道主義干涉是指使用武力進行干涉，不包括經濟、外交和輿論的干涉。

摘要：新時期我國人道主義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于馬克思主義同人道主義的關系、人道主義的層次性、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等問題，并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同人道主義的關系問題上，主要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存在人道主義的成分但不是人道主義的觀點。在人道主義層次的問題上，主要有“一個層次論”、“兩個層次論”、“三個層次論”的觀點。在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問題上，主要有：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倫理道德原則；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世界觀、價值觀、道德原則的統一；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交集”關系等的觀點。

關鍵詞：人道主義;新時期;馬克思主義；關系

一、新時期我國人道主義研究的興起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內，“人道主義，往往作為批判的對象，而不能作為科學研究和討論的對象。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我們一直把人道主義一概當作修正主義批判，認為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相容。”［1］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專利。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人道主義研究熱潮隨之興起，人道主義熱潮在此時出現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

1.反思的需要。“”中，、“”一伙把對“人道主義的批判，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他們推行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制造輿論根據。”［1］“”結束后，“反思”成為一股熱潮，而“”的所作所為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因而在思想領域清算“”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對人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的歪曲就不可避免。

2.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我國理論界活躍起來，開始探討和爭論以前不敢涉足的問題，人道主義的全國大討論就是在此背景下進行的。可以說，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為人道主義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條件。

冷戰結束后，以相互威懾保持軍事力量平衡為特征的兩極體系分崩瓦解。原來在兩極格局掩蓋下的各種矛盾不斷涌現，國際局勢在整體緩和的情況下，局部沖突不斷。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大國紛紛祭起人道主義干涉的大旗。人道主義干涉成為國際關系學者與國際政治評論家討論和爭辯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我國學術界，對人道主義干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層面。本文擬從國際法的角度對人道主義干涉這一理論進行剖析;并結合國際實踐，對人道主義干涉在不同時期國際法中的表現和法律依據進行了分析。

一、“人道主義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義干涉”，是指在沒有被干涉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出于人道主義原因對該國實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脅。它包括兩類行為:一類是為了人道主義目的而實施的強制行動，它是在出現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情況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由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組織實施的或者由其授權而進行的集體干涉。另一類是沒有授權的單方面的或由多國進行的干涉。后者是一種狹義的人道主義干涉，它是由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旨在中止或預防大規模地、嚴重地侵犯基本人權。這種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的行為，既沒有事先得到聯合國有關機構的授權，也沒有經被干涉國合法政府的同意，本文主要針對后者加以闡述。

二、“人道主義干涉”理論在國際法發展史上的演變歷程

(一)“人道主義干涉”在早期國際法學說中的反映根據國際法的權威學者西奧多·默柔(Theod-orMeron)近年來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里亞和會以前的一些國際法著作表明，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現代人道主義干涉權利在格老休斯(Hu即Grotius)之前就已形成。”川(丹，一”)西班牙法學家維多利亞(1483一巧46)指出，按照國際法，對于拒絕給予本國臣民以基本人權，例如自由從事宗教權利的國家，可以進行干涉。川圣·托馬司·阿奎那司(St.ThomasA明inas)也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一國君主有權基于宗教的利害關系干涉另一國的內部事務，如果后者虐待它的臣民超出了似乎可以能夠接受的程度。”

后來，他的這一學說演變為援助另一國人民反對專政統治是合法的原則。這一時期的“人道主義干涉”主要是出于宗教因素的考慮，是基于自然法的宗教干涉保護基督教徒。

[內容摘要]“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是主權與人權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國際法上形成了傳統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及其理論，但是，《聯合國憲章》制定以后，“人道主義干涉”及其理論被國際法所否定和摒棄。西方學者對“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存在著二種對立的觀點。主張“人道主義干涉”為合法的觀點，成了西方國家侵犯別國主權、武裝干涉別國內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國學者普遍否定“人道主義干涉”及其理論，但也存在著模糊的觀點，混淆了與聯合國體制下人道主義救援的本質區別。“人道主義干涉”，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是違背國際法的，其實質是否定國家主權、干涉別國內政。聯合國安理會采取的執行行動，是對于威脅和平、破壞和平以及侵略行為的應付辦法，安理會對于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采取的軍事行動，其真正目的仍然是為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不是單純的為了一國的人權問題進行干預，更不是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

[關鍵詞]人道主義干涉，聯合國憲章，國家主權，人權，安理會執行行動

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國家和學者主張“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和“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認為，當一國國內發生了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罪行時，該國的人權高于其主權，甚至可以犧牲該國的主權，而允許國際組織或國家集團為了人道主義的目的對該國進行干涉。“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又是“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依據，即：因為人權高于主權，所以，為了人道主義的目的，可以犧牲一國的主權或干涉一國的內政。可見，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和“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二者的基本含義如出一轍，其實質是基本一致的。

筆者認為，對“人道主義干涉”及其理論，應當作歷史地考查。近代國際法傳統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及其理論，雖然，其理論不成體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國際法并沒有明文禁止。1945年《聯合國憲章》制定以后，由于憲章明確規定了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謂“人道主義干涉”，已經為國際法所禁止，其理論也被國際法所否定和摒棄。

一、傳統意義上“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溯源及其實踐

近代國際法傳統意義上“人道主義干涉”的理論，可以追溯到16世紀，西班牙法學家維多利亞（1483－1546）提出，按照國際法，對于拒絕給予本國臣民以基本人權，例如自由從事宗教權利的國家，可以進行干涉。（1）

【摘要】醫學人道主義作為指導醫療實踐的主要倫理原則，在經濟理性沖動泛化的現狀下，表現出流于口頭或“虛化”的態勢。找回醫學人道主義的崇高，倫理共同體的認識和建構，是新境遇下醫學人道主義出場的基點。

【關鍵詞】醫學人道主義；經濟理性沖動；倫理共同體；基點

基金項目：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金項目(2007SK242）

Thenewbasisofthemedicalhumanitarian

YouWubing

EconomicalandManagementDepatment,Anhui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College,HefeiAnhui23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