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性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本報告基于全面小康社會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指標研究，從健康、教育、經濟、政治與決策、家庭和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六個方面對中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進行評估。指出男女兩性在不同領域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地區的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程度與差異等。報告表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必然帶來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的改善。

「關鍵詞」性別平等/婦女發展/評估

1995年以來，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的召開以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使婦女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面臨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全面客觀地評估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進展及面臨的挑戰十分必要，將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公眾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狀況，明確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應優先關注的問題和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會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本報告從健康、教育、經濟、政治與決策、家庭和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六個方面對中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簡稱省區市）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進行評估。

本報告所理解的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辯證統一。“性別平等”強調性男女兩性在權利、機會、責任和評價上的平等。而“婦女發展”則主要指婦女各方面狀況的改善，也包含為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而采取的積極措施。我們所追求的性別平等應該是發展基礎上的平等，我們所期待的婦女發展則是平等前提下的發展。

基于上述對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評估采用的指標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反映男女兩性權益享有狀況的指標，如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業人口非農就業率及其比率等；第二類是反映男女兩性對資源分享狀況的指標，如各級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級決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類是反映女性需求滿足和權益保障程度的指標，如孕產婦死亡率、再婚率等。考慮到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復雜性和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標進行評估時，除個別指標外，均以真正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和婦女需求的充分滿足為標準，即以男女在權益享有和資源分享上沒有差距為100分。一個地區無論綜合指數排名多高，但只要未達到理想狀態，就還有繼續推動和發展的空間。在構建綜合指數時，對不同類型的指標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對不同方向的指標進行了同趨化處理。為防止出現只要平等不要發展或只要發展不要平等的誤區，在評估時對反映兩性權益享有狀況的指標，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兩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賦權合成一個既包含女性發展水平又反映兩性水平差異的復合指標的方法。

[摘要]立足"平等性",闡發對現代設計的新思考，從更新的角度重新看待組成設計的相關成分，以體現當代設計的創新性。

[關鍵詞]后現代主義現代主義設計現代設計平等

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人類最早的實踐行為。這并不因為設計名詞出現的滯后而有所改變。由行為催生概念，又由對相應概念的創造、把握和思考，而導致對最初行為的審視和反思，是人類對與自身有關的一切實踐行為所持有的態度。不僅如此，人類還試圖通過借助已掌握的知識和理論來不斷完善這一過程，以使之體系化。但是，隨著自身知識的不斷增長以及理論的不斷創新，對這一過程的完善越來越不可能有一個終結。我們對于設計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已說明這一點。

因此，后現代主義社會學理論中反對單一的理論視角極為有助于我們發現設計的潛在特性，從而在新時期新社會形態下對于設計做重新的思考。

一、設計——一個關于平等的老而彌新的話題

狹義的設計是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而廣義的設計則是與人的產生相伴生，并且在人類不斷的進化中承擔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說，設計是人類一種近乎本能的行為，人類社會的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僅從物質的層面來看，都是通過設計行為產生的相應產物得以體現，這些產物也在特定的階段和場合被定義為“設計”，因此談到“設計”的時候，往往包含了行為、構想以及實體化產物，是一個非常綜合的概念。這種綜合性還不僅限于物質化創造的范疇，圍繞創造出的設計產物所展開的應用，更是包含了絕對化的綜合性，因此，由設計所引發的評價、爭論不一而足，并進而影響到人的道德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透過這種種表面的現象，設計真正帶給我們的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平等。不分時代、地域、種族，設計的人人參與（人人可參與）已使人類一定程度感受到平等的內涵——設計的這種作用，往往通過具體的產物得以達成，比任何理論的說教都來得生動和具體。即使抽象的理論和學術思想借助設計這樣一種手段，也往往能夠通俗化并得以普及。設計使人在物質層面求得平等的同時，在精神層面也同樣能使人獲得平等，至少，在一些抽象理論對人的意識影響方面是這樣。更客觀的說，“追求平等”是人的一種理想，設計則是這種理想實現的載體。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設計不斷的在充當著這種載體——使平等愿望部分實現的同時，又生出新的平等想法，再次將平等的希望投入設計之中，再次收獲關于平等的滿足和缺憾，這個不斷循環的過程激發了人的設計創造熱情。

一、健康領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評價一個國家公共衛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婦女健康和安全不僅關系到婦女自身的生存、發展與平等，而且也影響到子孫后代以及整個社會及家庭的總體健康水平。

婦女的健康涉及其整個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狀態，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權利、在整個生命周期達到身心健康標準的權利、享受基本的衛生保健服務的權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種傳播性疾病的權利。鑒于現有的數據狀況，本次對婦女生命健康狀況的評估主要從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務兩個方面進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務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務是達到身心健康標準的一個重要條件。

1.全國總體狀況概述

從全國的情況看，1995年以來十年間，婦女健康狀況得到一定改善，綜合指數逐年上升。（見表2）但數據顯示，婦女生命安全指數在十年間變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這與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和女嬰、女童死亡率不無關系，也與孕產婦死亡率地區分布不平衡的影響有關；健康服務指數有較大提高，但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依然很大，尤其應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婦科病檢查率。

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上升，1995年達到115.6，2000年為116.86.而且呈現出孩次越高，性別比越高；城鎮偏高，農村情況更為嚴重；漢族高于少數民族；中部地區高于東部和西部等特點。

1995年7月，金耀基為《中國文化》雜志寫了一段“學人寄語”，以下一些話看來反映了目前縈繞在這位研究中國現代化問題有年的學者心中的重要問題∶

“在跨世紀之前夕，中國人最應深省的是中國文化與‘現代性’課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文化是一被變項，也是一自變項，現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現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沒有可能出現‘中國’的現代性？主要視乎中國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應現代的普遍性問題。”1

這里指出了“現代”或“現代化”、“現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或毋寧說，當談到“中國的現代化”或“現代性”時，“現代”一類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種普遍性、指示一種近數百年、尤其二十世紀以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與否都被卷入的一個世界性歷史進程，并且，這一過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發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細的闡述、分析、反省和批評。我想，任何一種對“現代”的研究，任何一種對各民族“現代化”道路或“現代性”之獨特性的強調，都不宜否認或脫離這一基本事實。因而，在分析“現代”時，不宜如棄敝屣似地匆忙擯棄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疇。

但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顯然又是相當獨特的，中國“現代性”的煩惱也無疑將越來越多地顯示出自己的特殊性。這不僅對中國是這樣，對其他國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換言之，“現代”將越來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國所分享和負擔，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卻可能突出起來。這種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傳統，植根于過去。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變，雖然自十九世紀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紀才真正發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現代”的某些趨勢可能在中國內部卻早已存在，并在發展中呈現出與西方迥然有別的特點。

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不少學者尋找中國內部固有的“現代”因素的種種努力∶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嘗試從宋、明、清，或更早的時期發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商品經濟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韋伯式問題啟發或刺激的學者則試圖在中國乃至東亞發現可以支持工業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價值觀念或者某種張力。這些嘗試是有意義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慮到中國歷史上“現代”因素的獨特性。因而，他們尋找的東西可能恰恰是雖然“現代”、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相當缺乏的東西，而中國歷史上缺乏這些東西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缺乏“現代”因素和傾向，尤其是如果我們恰當和全面地理解“現代”，理解“現代”不僅是一個偶然的產物，而且是人類社會演變的某種大勢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種從中國的內部、以一種較長遠的眼光，探究中國的過去與“現代”關系的初步嘗試。借助于托克維爾考察歐美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所形成的一個概括，本編試圖對中國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世襲制解體以來平等的趨向提出一種概略的描述。這一平等的趨向與西歐中世紀封建制崩潰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處，同時又有自己的顯著特色。托克維爾以平等的發展來概括一個走向“現代”的世界性歷史進程，中國與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這一進程，但問題是在中國社會的內部也早就發展著這一趨勢。

1995年7月，金耀基為《中國文化》雜志寫了一段“學人寄語”，以下一些話看來反映了目前縈繞在這位研究中國現代化問題有年的學者心中的重要問題∶

“在跨世紀之前夕，中國人最應深省的是中國文化與‘現代性’課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文化是一被變項，也是一自變項，現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現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沒有可能出現‘中國’的現代性？主要視乎中國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應現代的普遍性問題。”1

這里指出了“現代”或“現代化”、“現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或毋寧說，當談到“中國的現代化”或“現代性”時，“現代”一類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種普遍性、指示一種近數百年、尤其二十世紀以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與否都被卷入的一個世界性歷史進程，并且，這一過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發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細的闡述、分析、反省和批評。我想，任何一種對“現代”的研究，任何一種對各民族“現代化”道路或“現代性”之獨特性的強調，都不宜否認或脫離這一基本事實。因而，在分析“現代”時，不宜如棄敝屣似地匆忙擯棄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疇。

但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顯然又是相當獨特的，中國“現代性”的煩惱也無疑將越來越多地顯示出自己的特殊性。這不僅對中國是這樣，對其他國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換言之，“現代”將越來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國所分享和負擔，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卻可能突出起來。這種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傳統，植根于過去。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變，雖然自十九世紀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紀才真正發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現代”的某些趨勢可能在中國內部卻早已存在，并在發展中呈現出與西方迥然有別的特點。

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不少學者尋找中國內部固有的“現代”因素的種種努力∶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嘗試從宋、明、清，或更早的時期發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商品經濟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韋伯式問題啟發或刺激的學者則試圖在中國乃至東亞發現可以支持工業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價值觀念或者某種張力。這些嘗試是有意義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慮到中國歷史上“現代”因素的獨特性。因而，他們尋找的東西可能恰恰是雖然“現代”、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相當缺乏的東西，而中國歷史上缺乏這些東西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缺乏“現代”因素和傾向，尤其是如果我們恰當和全面地理解“現代”，理解“現代”不僅是一個偶然的產物，而且是人類社會演變的某種大勢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種從中國的內部、以一種較長遠的眼光，探究中國的過去與“現代”關系的初步嘗試。借助于托克維爾考察歐美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所形成的一個概括，本編試圖對中國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世襲制解體以來平等的趨向提出一種概略的描述。這一平等的趨向與西歐中世紀封建制崩潰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處，同時又有自己的顯著特色。托克維爾以平等的發展來概括一個走向“現代”的世界性歷史進程，中國與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這一進程，但問題是在中國社會的內部也早就發展著這一趨勢。

中圖分類號：D92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7699(2007)05-0033-06

平等是合同的本質和根本屬性，《合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然而，勞動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它僅僅是確立勞動關系存在的一種法律形式，《勞動法》第16條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實際上，不平等才是勞動合同與一般民事合同的主要區別，看不到勞動合同的這種不平等性，必然產生理論上的不同認識①，實踐中的認識模糊，往往是以合同的平等性特征掩蓋勞動合同的不平等，從而無法正確適用《勞動合同法》、也無法切實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也就會變成一紙空文。

一、勞動合同的性質

《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對于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市場經濟建設，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國當前的勞動法理論和法制實踐仍然非常薄弱，使得《勞動合同法》實施的預期大為降低，導致這種薄弱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對勞動合同的特殊性質缺乏正確的認識。

對于勞動合同的性質，目前學術界存在著許多爭論，有的認為勞動合同應獨立于民事合同；有的認為《合同法》的一般規定可以適用于勞動合同，或者說《合同法》是勞動合同的基礎性法律規定；有的學者甚至把《合同法》未能在有名合同的種類中規定雇傭合同視為一大憾事。[1]同時，在司法實踐中，涉及勞動合同的糾紛不服仲裁起訴至法院的，按規定由各級法院民庭來審理，這使得在司法實踐中勞動合同與民事合同也存在一些模糊認識。筆者認為，勞動合同確實源于民法的雇傭契約，但勞動合同有其自身的特點，其內容之一是作為當事人的勞動者須提供自己的勞動，這有別于一般的商品交換，不能簡單地將勞動者提供勞動，雇主給付報酬看作簡單的商品交換。所以，勞動合同是一種完全獨立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協議，勞動合同盡管也是由合同雙方當事人協商簽訂，也體現為一種“合意”，但與一般民事合同有很大區別，勞資雙方的不對等性是勞動合同的天然屬性，勞資雙方在競爭上的天然不對等性，是勞動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內在基因，勞動者的弱者特性決定了勞動合同已不能簡單地適用合同自由原則，這是把握勞動合同的本質屬性的重要前提。

考察國外勞動合同的發展歷史，完全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19世紀以前，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一直沿用羅馬法的體系，羅馬法關于勞動給付關系是置于租賃關系中的，當時的租賃關系分為物的租賃、雇傭租賃和承攬租賃[2]，勞動力雇傭完全被作為財產關系來調整。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繼受了羅馬法的分類，雇傭合同關系被當作勞動力的租賃，是租賃契約的一種，而非獨立的契約類型。繼《法國民法典》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勞動關系的調整都置于勞動力的租賃之下，如此規定，盡管勞動者人格是獨立的，可以自由決定與任何的雇主簽訂合同，表面看來是一種非常自由的方式，可以隨時簽訂，也可以任意解除，雙方權利義務的內容完全取決于當事人在合同中的約定，也不會產生其他任何的附隨義務，但卻掩蓋了在強大的資本支配力下勞動者為了生計不得不接受苛刻的盤剝的無助。19世紀末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勞工問題成為各國政府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國家開始加強勞動立法，并逐步推行社會福利的政策。各國對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開始擺脫了傳統民法關于勞動力租賃的規定，對勞動合同的法律屬性的定位上，開始出現多元化的發展。有的將勞動合同作為雇傭合同的一種，由民法典來規定；[3]有的將勞動合同完全取代雇傭合同，仍然在民法典中規定；②有的則將勞動合同作為勞動法內容來規定，勞動合同脫離于民法典；③由此不難看出，勞動合同作為確立勞動關系的法律形式，也隨著經濟發展的脈搏而發展演變，在當前世界各國，雖然對勞動合同的性質還存在不同的認識，但大多數學者普遍認識到了勞動合同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從而對勞動合同作出專門規制。

*總書記在接見全國婦女十大新一屆領導班子時強調，實現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最根本的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動統一起來、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共同奮斗，并對廣大婦女提出了三點希望，這為婦女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諧社會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倡導男女平等，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社會當然包括男女兩性關系的和諧。兩性越平等、關系越協調，就越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就越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

一、性別平等視野中的和諧社會

首先，性別平等視野中的和諧社會，就是堅持公平正義。六中全會指出：“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包括性別平等在內的公平正義既是衡量和諧社會的重要標準，又是和諧社會價值觀的具體體現，也是社會能否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實現男女兩性社會成員誠信友愛，社會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和條件。

其次，性別平等視野中的和諧社會，就是男女兩性社會成員，在公共社會和家庭生活中，都能夠平等相待，平等相處，良性互動。然而，這種和諧必須是建立在兩性平等(權利、機會、人格價值和尊嚴上的平等)的基礎上而不是以一方居高臨下、另一方依附、順從為前提。只有理直氣壯地堅持兩性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人格權利、機會、價值尊嚴等方面的平等，才能真正實現兩性和諧的理想目標。今天的社會發展，女性在經濟政治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進步已經不可阻擋地要求沖破傳統性別文化的束縛，解構原有畸形的兩性關系，建構現代社會新型的兩性關系。性別平等并不是意味著消除兩性之間的性別差異，未來兩性的發展趨向將是在保留各自性別特點基礎上的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性別的互補性將使男性和女性的性別角色發展得更為充分、更為全面、更為和諧。

第三，性別平等視野中的和諧社會，就是男女兩性在法律和機制保障之下，享有平等權利、擁有公平機會，參與公共領域和家庭領域的決策活動。我國已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各種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在內的一整套保護婦女權益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體系。我們還有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協調和推動，有與婦女發展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如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我們所需要的，是在法律和機制保障之下，男女共同享有自己的權利、參與決策。

二、和諧社會中的婦女主體作用

「摘要」稅收法律關系的實質平等性是基于法治理念、公共財政理念的現代租稅理論的一部分，是確認納稅人權利內容，加強納稅人權利保護的法理基礎。中國稅收正經歷著傳統思想向現代思想的轉變，納稅人權利的確認和保護需要更新觀念和制度，以適應國家稅收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

「關鍵詞」稅收法律關系平等性納稅人權利中國問題改善「正文」

納稅人權利問題一直為學界所重視。原因在于中國的經濟、法制發展史上長期存在的對于稅收法律關系的誤解和和納稅人權利的輕視，已經對國家的稅收工作和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筆者認為，要研究納稅人權利，就要從稅收法律關系入手，因為前者存在于后者特定的框架之內。只有在理論上研究清楚稅收法律關系的實質，確定主體之間的地位和權利內容，再與納稅人權利現狀進行比較，才能得出針對中國納稅人主體的權利現狀的改善建議。本文亦將沿此思路展開。

一、正確認識稅收法律關系與納稅人權利

有學者定義稅收法律關系，是由稅法所調整而形成的，在稅收活動中各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發生的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1]簡言之，稅收法律關系是稅收關系在稅法上的反映。由于參與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比較復雜，因此也就有了稅收征納法律關系（納稅人與征稅機關之間），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稅權劃分法律關系（相關國家機關之間），稅收救濟法律關系（納稅人、征稅機關與相關國家機關之間），以及稅收權益分配法律關系（主權國家之間）等等。可見國家、征稅機關、其他國家機關、其他主權國、納稅人都成了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

但也有學者指出，“稅收法律關系，是國家與納稅人在稅收活動中所發生的、由稅法確認和調整的、國家賦予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權利和義務關系。”[2]意在指出稅收法律關系主體僅為兩面——國家和納稅人。

近些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深入，就業機制的改革，產業結構的調整，用工權力的下放，而相應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卻沒有跟上，給婦女平等的就業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女大學生就業問題、女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對此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我國婦女就業機會不平等的現狀

我國雖然已經從立法和行政執法等方面為保護婦女的勞動權益提供了制度和組織上的保障，但在現實生活中，各種侵害婦女勞動權益的現象依然層出不窮。婦女就業難目前已成為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女大學生就業問題、女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婦女的就業機會和從事職業的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較男性承受更大的壓力。許多女大學生在畢業求職過程中都會遇到性別歧視問題。據2002年江蘇省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80％的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曾因性別原因遭到用人單位拒絕，其中34．3％的女生有過多次被拒絕的經歷。“性別歧視”成為女大學生求職中的首要的和最大的障礙，[1]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2007年3月，《濟南時報》與山東人才網聯合推出“女大學生求職調查”，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者中，認為性別歧視“比較嚴重”的占52．8％，認為“不太嚴重”和“不存在”的分別占44．4％和2．8％。[2]許多用人單位為了回避《勞動法》中關于不得辭退孕期、產期和哺乳期婦女的規定，不愿意雇傭婦女，或者在雇傭時對男女求職者采取不平等的標準。目前，婦女與男性之間在就業狀況上有著顯著差異，婦女就業率比男性低17％，而失業率更是比男性高1倍。在40至49歲年齡段的婦女中，每3人就有1人失業，就業和再就業形勢最為緊迫。而對于處在最佳勞動年齡的30至39歲年齡段的婦女群體，失業或待業的比例高達25．5％。婦女失業出現年輕化的趨勢，從學校畢業不久的2l至29歲年齡段出現了14．4％的失業婦女。[3]232。總之，目前我國婦女謀求職業時受歧視的現象相當突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企業競相壓低人工成本，職稱論文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加劇，如果沒有足以遏制就業歧視的對策，對婦女的就業歧視就會日益嚴重，這將直接危及婦女的勞動權。勞動權是實現婦女生存權、參政議政權和發展權的重要保障。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是勞動者謀生的手段。如果婦女的就業權不能實現，將直接危及其生存權，生存權沒有保障，其他人權將失去根基。[3]234

二、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婦女就業成本比男性高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就業市場的主要矛盾。中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全國現有下崗失業人員約l300萬人，2005年新增勞動力、復員轉業軍人、高校畢業生等需要就業人員約l100萬人，兩者相加，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多達2400萬人，按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在現有經濟結構狀況下，能夠安排的只有1000多萬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是1400萬人左右。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這幾類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相當大。就業機會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勞動力過剩的狀態使得勞動力“買方市場”長期存在，勞動者由此處于弱勢地位，相對于男性勞動者來說，婦女勞動者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因為特殊的生理原因，《勞動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婦女孕期、產期和哺乳期隨意辭退女職工，同時應給予產假，并依法支付產假期間的工資。這樣，對雇主而言，將從兩個方面影響其成本：首先，女工休假期間既不創造價值，卻要依法享有一定的工資．這相應增加了其成本；其次，在此期間，原有的職位必須有其他人來填補，這既要付工資，又有可能要支付一定的培訓費用，而雇傭男性就不會存在這一問題。所以，為避免成本增加影響利潤，企業就會盡量減少婦女的雇傭。[4]150-151

「內容提要」本報告基于全面小康社會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指標研究，從健康、教育、經濟、政治與決策、家庭和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六個方面對中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進行評估。指出男女兩性在不同領域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地區的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程度與差異等。報告表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必然帶來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的改善。

「關鍵詞」性別平等/婦女發展/評估

1995年以來，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的召開以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使婦女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面臨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全面客觀地評估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進展及面臨的挑戰十分必要，將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公眾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狀況，明確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應優先關注的問題和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會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本報告從健康、教育、經濟、政治與決策、家庭和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社會環境六個方面對中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簡稱省區市）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進行評估。

本報告所理解的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辯證統一。“性別平等”強調性男女兩性在權利、機會、責任和評價上的平等。而“婦女發展”則主要指婦女各方面狀況的改善，也包含為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而采取的積極措施。我們所追求的性別平等應該是發展基礎上的平等，我們所期待的婦女發展則是平等前提下的發展。

基于上述對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評估采用的指標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反映男女兩性權益享有狀況的指標，如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業人口非農就業率及其比率等；第二類是反映男女兩性對資源分享狀況的指標，如各級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級決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類是反映女性需求滿足和權益保障程度的指標，如孕產婦死亡率、再婚率等。考慮到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復雜性和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標進行評估時，除個別指標外，均以真正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和婦女需求的充分滿足為標準，即以男女在權益享有和資源分享上沒有差距為100分。一個地區無論綜合指數排名多高，但只要未達到理想狀態，就還有繼續推動和發展的空間。在構建綜合指數時，對不同類型的指標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對不同方向的指標進行了同趨化處理。為防止出現只要平等不要發展或只要發展不要平等的誤區，在評估時對反映兩性權益享有狀況的指標，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兩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賦權合成一個既包含女性發展水平又反映兩性水平差異的復合指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