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思想范文10篇

一、劉瑞龍“以農為本”農業教育思想的基本內涵

農業合作化完成以后，為了使農業教育、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生產三方面緊密結合，國務院將高等農業學校交由農業部領導，劉瑞龍作為當時主管農業的副部長，他的“以農為本”的農業教育思想，突出地體現了農業教育的職業性，具有農業職業教育思想的深刻內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才培養目標彰顯“以農為本”的價值取向

高等職業教育是以培養具有一定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面向基層、面向生產、面向服務和管理第一線職業崗位的實用型、技能型專門人才為目的的職業技術教育。高等農業職業教育作為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為農業生產一線培養實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務。早在20世紀50年代，劉瑞龍在高等農業學校轉移領導關系會議上的發言中就指出：“隨著農業合作化的完成，農業生產和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發展，迫切要求把培養干部的工作同生產指導和科學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以便充分發揮各方面的力量，進一步提高農業教育工作，開展科學研究，加速農業生產發展。”在當時，我國培養農業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農業院校，而農業干部的培養最終是為了服務農村經濟的發展。隨后，劉瑞龍又進一步指出：“今后從高等農業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應首先分配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國營農場等基層生產單位參加生產勞動，使他們在勞動中鍛煉自己，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增強勞動觀念”。在這里，劉瑞龍對于農業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作了明確的界定，即：培養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合格的農業人才，這充分凸顯了農業教育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彰顯了人才培養目標“以農為本”的價值取向。

2.專業設置、教師配備遵循“以農為本”的價值取向

在劉瑞龍的農業教育思想中，始終貫徹專業設置必須與農業生產實踐相結合，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以農為本”的價值取向。在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對院系和專業設置進行了調整，“將原有的43個單位（包括林學院）調整為30多個院校，將原有的182個系科調整為23種137個專業。”經過調整后的院系和專業，基本上體現了服務當地農村經濟，照顧了農業的地區性，專業設置更好的體現了服務地區農業經濟的基本思路。在教師的配備方面，劉瑞龍特別注重從事農業生產一線的工作人員兼任教師的重要性，他認為，“高等農業學校和農業生產部門、農業科學研究部門密切配合，可以適當吸收生產部門和科學研究部門的人員兼任教學工作，利用農業生產和科學研究的實際材料，充實教學內容，提高教學質量”。在劉瑞龍“以農為本”農業教育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吸收具有農業生產經驗的人員兼任教師，以此充實了教學資源，提高了教育教學質量。劉瑞龍“以農為本”的農業教育思想，在我國農業合作化完成之后，對于當時迫切要求進一步提高農業教育，開展科學研究和很好地培養干部，提高干部質量，加速農業生產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摘要：陳云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的農業發展思想內涵十分豐富，認為農業基礎地位的客觀性是農業發展的前提和出發點；為人民謀福利是農業發展的根本出發點；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是貫穿于他的農業發展思想的主線。陳云不僅在理論上對農業發展進行了積極探索，而且在幾個關鍵的歷史時期，對農業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舉措，把農業發展的理論很好地應用于實踐。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溫陳云的農業思想，結合當前實際，對于發展現代化農業，解決“三農”問題，無疑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和指導作用。

關鍵詞：陳云農業發展現實意義

陳云整個思想理論體系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堅決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切實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認識農業的基礎地位，積極穩妥地發展中國農業則是陳云農業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長期經濟建設工作的實踐中，陳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并隨時根據變化了的實際情況，提出和制定了許多今天看來仍具有先進性的建議和政策。在新中國的農業發展過程中，他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他的農業基礎地位思想，就是敢于掙脫既有成說的束縛，實事求是地發展中國農業的表現之一。但是，僅僅在理論上強調或證明農業基礎地位的重要性和作用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把這些理論付諸于實踐，真正起到發展農業的目的。因此，陳云進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這些措施也確實發揮了作用。所以，盡管“”使包括農業在內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但經過短短幾年就恢復了元氣并飛速發展。當然，由于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也由于中國農業確實先天不足，而后天又營養不良等原因，陳云在農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上，一向強調計劃的重要性。他認為包括農業在內的國民經濟應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但陳云并未因此而輕視市場調節的作用，主張應以市場調節為輔，而且強調市場調節的比例應逐步擴大。這些觀點和提法雖然與我們現在的提法不盡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則是一致的。它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仍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陳云對農業發展的理論探索

陳云是我黨的一位卓有聲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更是一位頗負盛名的經濟理論家。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戰斗在經濟工作戰線上，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摸索、總結和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符合客觀規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這一思想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窠臼和外國現成模式，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具體到農業上，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陳云農業思想的前提和出發點：農業基礎地位的客觀性。這也是和陳云對當時中國國情的嫻熟了解分不開的。眾所周知，建國初期，實現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就必須確立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否則，農業就會扯工業的后腿。因為陳云清楚地意識到只有“農業好轉了，工業和其它方面才會好轉”.如果“農業搞不好，就一定會扯我們的后腿。”因忽視農業基礎地位客觀性而導致國民經濟建設的大挫折從反面證明了陳云“農業基礎地位”思想的重要性、正確性。僅從陳云對國民經濟的兩次大調整就可以看出，陳云農業思想的出發點就是承認農業基礎地位的客觀性，然后在此基礎上，安排國民經濟其它各部門的建設發展.:

土地作為自然物質循環的基礎，一方面通過土壤各元素的循環承載了農作物生長的根基；另一方面，還是人類農業生產活動的重要對象。所以，土地的經營狀況影響到農作物的生產效率。然而土地并不是上帝賜給人類的厚禮，而是農業自然生態不斷循環、持續發展的結果。如在農業發展過程中，泥土的營養循環、碳的循環到植物的開花結果，這都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所以，保護與土地有關的資源對農業發展至關重要。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與土地有關的資源包括生活資料的富源和勞動資料的富源。自然生活資料的富源有助于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有助于農業生產的水平。馬克思恩格斯從土地與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入手分析了農業的生長過程，體現了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內在統一。繼承和發展了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思想。伊壁鳩魯唯物主義哲學突出特點在于認為自然萬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來源于地球不斷進化、不斷更新的產物。這里面包含著深刻的生態思想。但是伊壁鳩魯的生態理念思想畢竟還停留在機械自然觀范圍內。還不能解釋自然界進化的許多復雜現象。馬克思對自然進化和社會發展之間的必然性聯系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博士論文》里充分肯定了伊壁鳩魯的原子傾斜運動，論證了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決定性和道德哲學自由性的兩重特性，從理論上論證了人的自由只有通過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關系中才能實現。這是對以往哲學的超越，也是自希臘哲學以來對宗教神學的偉大變革。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生態思想的論述留下古希臘哲學思想的烙印，特別是深受伊壁鳩魯進化論的自然觀影響。

吸收和創新了李比希的農業化學思想。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農業化學》一書，他在對農業生產進行大量研究基礎上，揭示了農業生產與化學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李比希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資本家為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獲得更多的利潤，不顧土地肥力所能承受程度，不惜一切手段對土地肆意利用。這樣一來，帶來嚴重后果就是土地的荒蕪、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大量農民的流離失所。更嚴重的是整個社會出現了城鄉分離，社會階級矛盾的嚴重對立。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經營制度造成了土地貧瘠的一個根源。人類與動物的排泄物給土地環境的污染，而有機的營養成分又不能得到合理的循環利用，這是農業土地貧瘠的又一根源。最終得出結論，單靠農業化學和土壤并不能解決資本主義農業危機，解決土壤貧瘠的問題只有在原則基礎上合理農業。李比希所說的合理農業更多停留在對資源循環利用的認識層面。在資源循環利用方面，人與動物的排泄物可以通過自然的循環系統，使糞便中的營養成分重新回歸土地，從而使土地得到充分的養分。在制度層面，李比希并沒有提出構建農業發展制度框架，更多是對現實制度的批判，但是把農業土地肥力得不到合理的回歸，歸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農業掠奪性的耕作，這些思想卻是現代生態農業思想的萌芽。

馬克思深受李比希農業思想的影響，但是在農業發展理論方面又有所超越。這在于馬克思注重批判理論的構建，提出資本主義農業“新陳代謝斷裂理論”。［1］在馬克思看來，“新陳代謝斷裂理論”不僅存在于自然系統中，而且還存在與資本主義社會運行中。自然系統具有獨特性，它是獨立與人類活動自然循環，又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特殊代謝，它實質上受制于人類物質交換的特定機制。如土壤營養元素的補充，氮、磷、鉀等物質相互循環，帶來植物的生長和開花結果，保證了整個農業系統正常運轉，從而支撐人類社會的存在和延續。所以說：“土地本身又是這類一般的勞動資料，因為給勞動者提供了立足之地，給他的勞動過程提供了活動場所。”［2］馬克思還用此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農業生產的交往形式。認為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是通過積累來實現的。積累是“整個經濟制度的主觀目標和馬達動力”。［3］資本主義的競爭和擴張是通過競爭和資本的積累、集中后果就是導致了自然生態的退化和環境的污染，從而影響了生態系統再生產的自然循環。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農業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論述中并沒有直接提出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等概念，但是在他們對農業思想論述中，有大量關于保護農業自然環境、維持土地肥力、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維護人類身體健康等方面較為豐富的生態農業思想。第一，生態農業技術維度———生態技術。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對提高農作物產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作用。這是他們生態農業思想的核心內容。從農業發展史看，科學技術對土壤的改良，農作物的生產，農產品的增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充分利用從根本上在于農業化學和機械技術的進步。在談到土壤肥力的時候，馬克思說：“同樣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決于農業中化學的發展，一方面取決于農業機械的發展。”［4］這些化學和機械的方法，實際是指利用自然循環的原理改造生態農業技術。在當時由于歷史條件和科學認識條件限制，生態農業發展主要體現在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化學、物理學和農藝學等科學的進步。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土壤結構和各種元素認識程度的加深，人們認識利用土地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斷提高，土地的效能和適用耕種的范圍也在擴大。所以土地的好壞標準也是隨著生態技術提高不斷改變。“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壞地，……一旦發現克服這些障礙的手段，就變成了好地了。”［5］這里克服障礙的手段主要指生態農業技術，馬克思認為農業生態技術的發展，可以提高人們對土壤的利用率，擴大土壤的基本用途，提高土地的基本效率。第二，生態農業環境維度———持續發展。在19世紀，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對土壤環境破壞導致的生態問題還不是很突出，受破壞的生態環境對人們的消極影響還不是很明顯，所以人們對保護土壤肥力、保持生態平衡的生態意識還很淡薄，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農業生產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且在他們有關農業思想論述中，對不合理農業生產方式危害生態環境的現象作了詳述。土地是農業發展的基本前提。馬克思在談到土地利用的情況時，提醒人們應該注意利用土地和保護土地的關系。作為一個民族，馬克思認為“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后代。”［6］在這里，馬克思認為人類作為土地的受益者，要想保持從土地中長久地獲取利益，就必須從長遠的眼光來利用和保護土地。這是站在一位“家長”的角度，認為只有保護土地、珍惜利用土地、改良土地，實現土地的可持續利用，才能為整個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提供必要的基礎和前提。

在以后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社會一些危害生態環境短視現象做了進一步揭露。在小亞細亞等地，由于森林的大肆砍伐，結果帶來是“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7］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農業生產環境的破壞，馬克思認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他告誡人們要正確認識和科學對待自然，實現人類與自然發展的一致性。在談到人類進步與自然系統的相互關系時，強調人類社會每進一大步都是與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分不開的。所以馬克思認為要真正理解規律必須“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9］因為只有把握了自然界內部發展規律和人類農業生產活動規律，才能正確處理人與土地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才能實現環境的持續發展。第三，生態農業組織維度———集約化經營。小農經濟是一種比較低級的農業生產方式，不僅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面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生產交往形式方面也存在不足，它是一種自我封閉、自我滿足的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方式僅與自然交往的單方面關系，并沒有專業的分工，科學技術得不到發展，導致居民之間、村與村、省與省之間，成為缺乏相互聯系和交往的個體。馬克思以法國作為例子，把法國的農民形容“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10］這深刻地揭示了小農經濟自身的局限性。與小農經濟不同的是，規模化、集約化的農業大生產在技術和資金方面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在農業技術應用方面，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農業技術手段的創新，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大規模農業生產方式促進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交往，這有效地整合了農業發展資源，增強了農業發展的后勁。另外，現代技術手段的廣泛應用又離不開規模化的農業，它要以農業規模化經營為依托，從而達到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目的。“我們所擁有的進行耕作的技術手段，如機器等，只有在大規模耕種土地時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1］第四，生態農業消費維度———綠色環保。人類用的所有食品歸根到底還是來自農作物，農作物質量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健康的消費制度對工人身體健康帶來了危害。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他們看到工人惡劣的生活條件和居住條件，危害工人身體健康的變質食品，表現出深深的憂慮和同情。

[摘要]農業問題一直是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如何恢復農業生產是20世紀60年代鄧小平農業思想的主線。它包括三方面的內容：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及解決市場問題。鄧小平關于恢復農業的思想對當前農業問題的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60年代；農業思想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始終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農業問題一直是鄧小平所關注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他立足于中國實際，對如何恢復農業生產問題作過一系列精辟、獨到的論述，為我國農業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今天回顧和整理鄧小平的年代的農業思想對當前我國農業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鄧小平60年代農業思想的主要內容

1958年的“”和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使我國國民經濟遭受了嚴重困難，如何恢復農業生產是60年代鄧小平農業思想的主題。它包括三方面的內容：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及解決市場問題。

(一)自始至終把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作為恢復農業生產的主題。農業問題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大問題，鄧小平立足于國情，始終把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為農業發展的主題。鄧小平認為農業問題說到底，就是農民問題，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農業就不可能發展起來，所以國家在制定政策和具體實踐中，應該把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為工作的出發點。那么如何才能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他認為，首先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解決的辦法是實行各種聯系產量的生產責任制，讓農民的個人利益和生產的結果掛起鉤來，通過包工包產到組、包工包產到戶或實行“大包干”，即包干到戶這種形式。但具體以哪種形式好，他認為要以是否符合群眾的愿望來決定。“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他指出，農業生產就要像打仗一樣，我們之所以能打敗，就是不講規矩，不按老路子打，現在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此外，在農村“還得要調整基層的生產關系，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其次，鄧小平認為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還需正確處理兩個關系：一是處理好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過去城市人口多，擠走了農民的口糧，就要從農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糧食來，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業恢復起來較困難。二是要從體制上解決好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現有關系。他認為，現在公社有幾百人吃公糧，問題很大，公社實際上是一個大鄉，人員編制、工作范圍、工作性質、工作任務，都可以恢復到大鄉那個程度，大隊一級只要設一個人，他可以參加生產，不要從農民手上拿東西，國家補貼一點，這是一個辦法，這樣不但可以把擠占農民的口糧大大減少，農民也可以緩過氣來，而農民緩過氣來了，生產積極性就提高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就有希望了。

第一節莫爾的農業烏托邦

莫爾（1478—1535）是十六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思想家。作為資產階級活動家的莫爾卻以其闡發的社會主義思想而名垂史冊，這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情。

托馬斯·莫爾屬于英國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一員，他于1478年2月7日誕生在倫敦一個富人家庭，父親約翰·莫爾曾擔任過英國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國法律的專家。莫爾兒童時代就學于倫敦的圣安托尼學校，掌握了當時學者們的國際語言——拉丁語。十三歲時，老莫爾將其托付給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當時英國著名的開明政治家，對科學、藝術和文學很有修養，使莫爾得以擴大知識面。1492年，莫爾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古典文學。牛津大學是當時英國研究人文主義的中心，許多人文主義者均產生于此。莫爾在人文主義思想熏陶下，成為一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與此同時，莫爾也受到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的思想影響，他把柏拉圖關于建立奴隸主貴族財產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勞動人民的平等要求，從中吸取了改造社會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爾的父親卻希望他去當法官，反對莫爾愛好古典東西。1494年，根據父親的意見，莫爾從牛津大學退學，轉入新法學院，攻讀法律。畢業后，莫爾進入了倫敦的律師界當律師。莫爾為人正直，處處為受害的訟者著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倫敦法律界享有頭等律師的名聲，嶄露頭角。1504年，年僅二十六歲的莫爾被選為國會議員。不久莫爾因在國會中反對英王亨利七世為公主婚禮向國會索取巨額補助款項，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脫離政治活動。他回到律師界，進一步研究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

1510年，莫爾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為倫敦市副執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爾才能出眾，辦事公正，博得了倫敦市民、商人的擁戴。1515和1516年，在英國商人的一再敦請下，英王先后委派莫爾出使尼德蘭和加來，調解英國同當地之間的商業糾紛。莫爾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經過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寫作了名著《烏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時的盧文城出版。《烏托邦》一書的問世，轟動了整個英國社會以至歐洲各國，不久陸續被譯成歐洲許多種文字。

莫爾的博學和政績，特別是《烏托邦》一書的出版，使他獲得很高的聲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爾為王室請愿裁判長。以后，莫爾擔任過副財務大臣、下議院議長，并獲得爵士稱號。1529年莫爾被任命為大法官（類似首相的職務）。莫爾雖然已經成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沒有改變在《烏托邦》中所表達的政治觀點。莫爾反對亨利八世為了擴大王權、掠奪教會財產所推行的英國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辭去大法官的職務，以示對抗。1534年，莫爾堅決拒絕宣誓承認英王在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倫敦塔。英王還利用總檢察官做假證人，檢舉莫爾說過“國會無權宣布亨利八世為教會最高首腦”的話。法庭根據這個誣告，判決莫爾死刑。1535年7月6日，莫爾在倫敦塔監獄被處死，終年五十七歲。

城市農業是在城市內部及周邊地區開展的各種形式的種植、養殖及相關活動，它們融入城市的經濟、生態系統，并與之相互影響［1－2］。城市農業要求組織好與城市既有要素的關系，以便提供適當的發展空間，而這要通過對城市物質空間的規劃設計來實現。規劃設計作為一種能夠促進城市與農業積極融合的技術手段，一直以來得到各領域城市農業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呼吁［3］。事實上，城市物質空間的規劃設計理論很早就對城市環境中的農業活動進行過關注和思考，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智慧被主流思想長期忽視。近年來，隨著國際上城市農業研究與實踐的興起，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思想和實踐又形成了空前活躍的局面。

一、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思想淵源

1．20世紀上半葉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構想

現代城市規劃經典理論對城市農業問題的關注，有著濃厚的社會背景。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上半葉，出于救濟和安撫失地農民及城市勞工的目的，英國一些慈善機構和資本家在城郊募集部分土地，并劃分成小塊進行廉價出租，形成了份地農園(Allotmentgarden)這種小規模的城市農業形式［4］。19世紀中后期，份地農園在歐洲一些國家逐漸興起并影響至北美。二戰期間，歐美國家城市農業達到了繁榮的頂峰，例如美國，先后出現了大規模的自由農園、救濟農園和勝利農園運動。1944年，美國2000萬塊勝利農園生產的農產品，滿足了全國44%的食物需要［5］。盡管城市農業隨著危機的緩和逐漸衰退，但總體上看，其發展規模較大、參與度較高，形成了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這必然對親歷其中的城市規劃先驅們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關注城市農業、思考城市與農業關系的文獻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探索中并不鮮見。1898年，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理論與當時英國的份地農園有著密切關系［6］。在田園城市中，霍華德把零散分布的份地農園整理成宅地農業和環城農業兩種類型:在城市外圍，5000英畝的永久農地環繞1000英畝的城市進行布局，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在城市內部，5500塊獨戶住宅用地平均每塊有20×130英尺(約6×40米)，建房之余，足夠進行養活5口之家的農業生產。為了構建一個盡可能自給自足的城市，霍華德強調農產品直供城市市場的重要性，并對食物加工、運輸、城肥返田等作出了全面計劃。他指出，通過居住與工作、生產與消費的緊密關聯，每一個農民都能在家門口獲得市場，城市居民也無須為農產品支付過多的額外運費，城市垃圾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增加其肥力而無須支付昂貴的鐵路運費［7］。柯布西耶這位堅定的現代主義旗手，對城市農業的思考達到了廣泛而多樣的程度，不過他遵從另一套邏輯。1922年，柯布西耶在“當代城市”方案中構想了多種形式的城市農業:緊靠城市起防護作用的大規模農田、郊區獨立住宅區中的集中式社區農園、城市中心區集合住宅(細胞或蜂窩式街坊)中的空中農園及公共綠地上的果樹和果園［8］。柯布西耶對份地農園以戶為單位的農地配置方式提出了批評，認為這種方式只是收獲“一籃蘋果和梨子、一些胡蘿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為了創造新型社區農園，他主張從每個住宅地塊中拿出150平方米合并為公共商業菜園，并提議以職業農民為主，采用現代技術集中管理和生產［9］。柯布西耶還構想了一種帶有懸挑花園的兩層別墅疊加而成的高層公寓，以便用“垂直田園城市”取代霍華德水平向發展的田園城市。除了霍華德和柯布西耶之外，其他現代主義大師也從不同的角度對城市農業提出了構想。賴特在1935年提出的“廣畝城市”中，為每戶配置了1英畝的土地，晚年出版的《活的城市》收錄了他提出的一種城市農業規劃布局模式，與今天北美郊區的住區農業非常相似［6］。德國景觀建筑師麥基(L．Migge)把城市農業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加以認識，他主張德國所有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都可以通過創建大量的園圃和公園來解決，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而密集的菜園［10］。德國現代建筑大師、包豪斯學院教授希伯賽默(L．Hilberseimer)改進了霍華德田園城市中城市與農業間半集中化的包圍關系，以小尺度和分散的農業空間嵌入工業化城市的土地利用中，以實現更加交融一體的格局［11］。盡管當時的城市農業規劃思想并沒有發展出真正適合生態時代的城市新范式，但這些探尋城市根本走向的經典理論，卻為當今學者研究城市農業、探討其規劃設計模式提供了寶貴借鑒。霍華德立足城鄉融合，把農業和食物問題作為關鍵要素納入田園城市的整體構想中，展開了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最系統的思考，為當代城市農業規劃設計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柯布西耶、賴特等所提出的極富創建性的城市農業形式，則實質性地成為當今一些“有農”城市形態的早期范本。

2．1970年代重建住區農業的思想與實踐

二戰結束后的20余年間，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城市快速重建，大幅提高的農業工業化生產水平使得食物供應充足。城市居民手中的農園土地開始被收回并大量用于城市建設，私家后院和保留下來的少數公共園地，也從種植果蔬普遍轉向發展裝飾性綠化和休閑活動的空間，城市農業從城市空間和人們的思想意識中迅速消退［5］。然而，戰后城市重建對社區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城市中心衰落、大量物業空閑;同時，工業化發展的環境弊端在1960年代開始顯露，引發了發達國家對城市生態問題的思索。于是，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城市農業記憶被重新喚醒，城市農業的思想和實踐探索再度復興。在城市中，社區花園、份地花園等形式的小規模農業成為社區重建的重要部分，并持續發展至今，為當前城市農業研究奠定了廣泛的實踐基礎;在鄉野間，出現了一些在住區上重建農業、構建生態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理論和實踐。這些共同構成了1970年代生態城市探索中較為顯著和普遍的特征［12］。澳洲生態學家莫林森(B．Mollison)與霍姆格倫(D．Holmgren)受澳洲熱帶雨林植物群落互助現象的啟發，于1978年首次提出“永續農業”(Permacul-ture，由永久Permanent和農業Agriculture組合而成，臺灣譯為樸門永續設計)的思想，發展出一套整合農業與住區的規劃設計方法，是城市農業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典范。永續農業是一套模擬自然系統的綜合設計體系，其要旨是把人、建筑、農業、動植物等各種社會及環境要素融為一體，構成相輔相成、循環交換、“高效率、低維護的最佳生產組合”［13］。在永續農業的完整結構中，農業和食物占據重要位置，它們不僅與其它要素共同完成復雜的生物和自然過程，還提供了一種低熵、高倫理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賺大錢，因為你周圍到處是食物，也沒有任何能源成本開支”［14］。永續農業的思想，是希望通過生產、生活與生態的一體化來創建“永久的人類文明”。

【內容摘要】農業是國家的基礎，我國的第一代集體領導核心、第二代集體領導核心鄧小平和第三、四代集體領導核心、都非常重視中國的農業問題。為了使中國走上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各個領導人都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他們的經歷不同，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理論認識不同以及性格差異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他們的農業思想在根本目標一致的基礎上，表現出了很大的差異。本文擬對、鄧小平、和三個時代的農業思想的差異作初淺的分析。

【關鍵詞】農業、、鄧小平、、

農業是國家的基礎，無論在各個時代，都是關乎國家和人民命運。我國的第一代集體領導核心、第二代集體領導核心鄧小平和第三、四代集體領導核心、都非常重視中國的農業問題。為了使中國走上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各個領導人都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他們的經歷不同，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理論認識不同以及性格差異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他們的農業思想在根本目標一致的基礎上，表現出了很大的差異。本文擬對、鄧小平、和三個時代的農業思想的差異作初淺的分析。

、鄧小平、、從中國是個人口多，特別是農業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低的農業大國的具體實際出發，深刻地認識到了農業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都對農業尤其是糧食問題予以了高度重視，正因為充分認識到了農業問題在中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所以探索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是從農業開始的，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行的改革開放也是首先從農村拉開序幕的，第三四代領導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是首先從解決三農問題開始。

雖然他們都認識到了農業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給予農業極大的關注，但由于個人處于時代背景不同，造成他們對農業在國民經濟所處地位的認識程度上的差異。

一、的建國時代

摘要：在繼承鄧小平農業現代化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創造性的提出了新時期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戰略思想。提出的科教興農戰略、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農業產業化發展戰略、農村城鎮化發展戰略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措施和根本途徑；在當前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的農業現代化思想，對推進農業現代化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發展戰略

一、科教興農戰略

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必須依靠農業科學技術推動農業現代化。在繼承鄧小平科教興農思想的基礎上，大力推進科教興農戰略，提出農業根本的出路在于科學與教育，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要依靠科技進步的思想，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振興農村經濟，最終取決于科學與教育。早在1989年12月，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就明確提出：“要依靠科技進步振興農業。”1991年10月，在農業科學家座談會上首次提到了科教興農戰略問題，指出：“近年來，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一方面由于我們注意解決好生產關系問題，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發展了社會化服務體系、逐步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解決了農村經濟體制方面的許多問題；另一方面實施科技、教育興農戰略，對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也發揮了巨大作用。”后來，在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正式提出了科教興農戰略，認為“我國農業發展中科技因素在不斷的提高，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從國際經驗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和大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終取決的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取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適用技術的廣泛應用；我們一定要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積極創造條件，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逐步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他在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依靠科技、教育興農，多渠道增加農業投入，堅持不懈地開展農田水利建設，不斷提高農業的集約經營水平和綜合生產力。”“要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革傳統農業，盡快縮短我國農業科技同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從根本上看，振興我國農村經濟，最終將取決于我國農業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和廣泛應用。”1997年9月在黨的十五大上，在報告中要求，大力推進科教興農，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和節水農業。

農業科技的應用是科教興農的關鍵，而科技研究則是科教興農的基礎。提出：“農業科技進步要抓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抓好常規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和適用技術成果的推廣，二是要加強現代高科技和新技術的開發和研究工作；要在高度重視常規科學技術的同時，加強提高科技的研究，并把兩者結合起來，采取切實措施加強應用開發研究和推廣工作，積極把新技術成果推廣到千家萬戶；當務之急是抓好現有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和應用，使之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同時要加強基礎研究，充實科技儲備，組織農業科技項目的攻關，盡快推出一大批重大成果”。后來，他進一步指出：“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必須抓好科技成果的的推廣和應用，我國每年取得大批農業科技成果，但真正能在生產中起作用的還不多，大部分都滯留在實驗室或者試驗田里；發生這樣的情況，一是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還不健全，二是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還比較低，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也有兩個：一是鼓勵和支持農業科技工作者去農村開展技術研究和技術推廣，二是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培養大量的農業人才”。“農村科技工作的重點，要轉到先進適用科技成果的引進、示范、推廣上來，建立健全多種形式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組織，進一步穩定和壯大農村科技隊伍。”1999年2月，在北京考察時強調：“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采用生物工程等方面的高新技術，特別是大城市近郊的農業，必須加快高新技術來武裝。同時，發展農業高新技術，要堅持因地制宜。”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在12日勝利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提出，必須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發展現代農業。建平鎮2007年實現農業總產值1.66億元，預計2008年實現農業總產值1.8億元，增長7%。如何結合我鎮農業特點，落實好黨中央關于農業生產的方針政策，繼續解放思想，奮力推進建平由農業大鎮向農業強鎮轉變，是當前我鎮農業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建平農業的現狀分析

全鎮共有耕地面積3.1萬畝，壩地僅占5.7％，坡臺地占94.3％，屬于典型的西部盆地中丘區農業大鎮。田土中：水田1.1萬畝，旱地2萬畝，農業人口2.8萬人，人均占有耕地1.1畝。日照、氣溫資源優越，大面積能實現2－3熟，常年農作物播種面積7.6萬畝左右，復種指數245，其中，糧食作物常年播面6.1萬畝左右，經濟作物常年播面1.5萬畝左右。六大優勢主導農作物為小麥、水稻、玉米、紅苕、花生、油菜等。

從目前情況來看，建平農業優勢明顯，是糧、油、豬生產基地鎮。全鎮糧食總產量近年來一直位列全縣前茅。但依舊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土地利用率較低。建平人均占有耕地僅1.1畝，單位面積產值不足1500元，復種指數還有提高的潛力。二是農作物品種多，但精品少，注冊商標只有一個。建平有六大優勢主導產業，但均為傳統農業作物，產量提升空間小，經濟效益低。經濟作物播面小，占總播面比重小，難以明顯提高經濟收入。三是農副產品轉化率低。農副產品加工能力弱，生產規模小，加工水平低，產業鏈條短，產品附加值低，市場競爭力弱，農產品交易市場建設滯后，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四是土地耕作精細化程度低。由于大部分青壯年外出務工，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中去，全鎮部分村、社出現農業簡業化、農村空心化、勞力老齡化現象，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幾乎全部是清一色的中老年人。這部分人往往憑經驗種田，不去追求什么新品種、新方法，滿足于自己的口糧夠吃就行，精細化耕作難以保障，對農業增產、增收產生一定的影響。五是勞動力科技水平低。農民文化素質的普遍較低和思想觀念的落后，是制約農民增收的根源性因素。農民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素質整體較低，科技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差，對科學種田的積極性不高，影響農業技術成果的推廣和科技生產力的轉換，嚴重地限制了農村科技致富的步伐，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六是產業結構不合理。近年來，建平農業產業結構雖發生了某些變化,但變動比較緩慢,依然是一產業占絕對優勢，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從農業生產結構看,種植業產值遠高于養殖業，種植業中糧油作物產值遠高于經濟作物產值。

二、由農業大鎮向農業強鎮轉變亟待解決的問題

1.缺少典型。好的領頭羊，是羊群的保證；好的帶頭人，是集體前進的保證。建平雖是農業大鎮，但沒有特別突出的典型增收、致富典型。農業生產停留在傳統模式上，農業機械設備利用不充分，農業產業規模化低，農業生產效率不高。就連旱地改制，在一定時期都出現了一定的回潮現象。

一、立足國情，把“三農”問題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首位

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的內容豐富而深刻。他多次強調，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他認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業能不能發展，這是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農業的牢固基礎和農業的積累與支持，就不可能有國家的自立和工業的發展；沒有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家的全面的現代化。只有近十億農民進入了現代化進程，才能盤活國民經濟全局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廣大農村的落后面貌明顯改變，才能實現更大范圍、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還多次諄諄告誡全黨：“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1]。可以說，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是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最基礎的內容。

“民以食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鄧小平深刻分析我國的基本國情，認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億多人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解決。如果我國糧食生產出了大問題，任何國家也救不了我們。對于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放松農業生產，想靠大量進口糧食過日子，是不切實際的危險想法。鄧小平反復告誡我們，不管天下發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這就十分清楚地說明，考慮中國問題，首先必須要考慮農業問題，這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大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必須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發展道路。他指出，“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工業的發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經濟活動，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貧困的基礎之上”，[1]他還認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1]農業發展了就不會拖現代化的后腿，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的問題就會解決。

二、改革農村經濟體制，給農民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尊重農民意愿，確保農民利益

鄧小平尊重群眾，時刻關注農民群眾的意愿。特別強調農民問題與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意義，明晰了以加強農業基礎，發展農業經濟，搞好農村工作來解決農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為切入點和突破口，把農民問題當做中國最基本的問題、改革的先導、發展的基礎、穩定的根本。把農民問題與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聯系起來，認真總結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對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步驟、方法進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據我國的國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農民個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體利益，充分肯定了農民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把農民積極性的調動和農民物質利益的滿足有機結合起來。他說：“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不講物質利益，那是唯心論。”[2]鄧小平摒棄了過去只重視精神而忽視物質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視物質利益，實行多勞多得，提倡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從理論和實踐上肯定了農民追求正當物質利益的合理性。

鄧小平尊重農民意愿，時刻關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尊重農民的意愿。“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哪個地方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村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3]他在1980年《關于農業政策問題》中指出，發展農業生產關鍵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須“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愿意出發，這一點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1]他毫不隱諱他的思想是從群眾中來的，并善于發現、總結和推廣群眾的智慧。另外他還認為，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關鍵是發展農村生產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富起來。農業本身的問題，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明確指出：“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4]自始至終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農業改革和發展的主題。并由此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偉大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