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范文10篇

在我們這個時代，任何對于激進可能性的思考，都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開始。因為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馬克思主義不僅提供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基本的批判，而且激勵和啟發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的產生，為不同模式的社會和經濟組織提供了對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挑戰。

基于實踐，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所剩無幾，這使馬克思主義面臨空前的危機，并且對某些馬克思主義不得不明確表達對未來的激進選擇提出了質疑。毫無疑問，激進選擇是必要的，因為當代危機不只是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我們還是應該避免激進行為，安守現狀，因為現在看來還沒有什么可以充當資本主義的替身。僵局遲早要被打破，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思考這樣的選擇，尤其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替身的主要來源似乎已在其自身歷史結果的重壓下四分五裂了。

資本主義的歷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過多次危機，這使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確性不斷地受到懷疑。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遭到各種激進觀點的質疑，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因其對經濟剝削和階級問題的過分專注，而無法看到在狹隘的經濟組織之外還存在別的壓迫和剝削。這些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為如下的情形已經越來越明顯：雖然社會主義社會解決了一些經濟剝削和壓迫問題，但他們無法解決另外一些基本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得更為尖銳。

諸如此類問題的持續存留，使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新一代覺醒了，但同時也削弱了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宣稱提供資本主義的替身，馬克思主義者就得通過承諾對現存問題在未來的解決方案而避免對馬克思主義基礎的質疑。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解體看來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喪失了未來，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這些問題的時間。全球經濟組織的巨變，不僅迫使一部分社會主義社會解體，而且引發了對接踵而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相關性的質疑。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出現，因社會主義社會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變了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改變了民族國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對所有關于發展和社會變化的評論進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這些變化,支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社會力量即工人階級，被貶低到了社會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勢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會的未來。雖然現在就宣布馬克思主義的解體可能還為時過早，但是很明顯，馬克思主義已不足以解釋新的世界狀況中產生的新問題。人類解放的理想──廣義地講，就是從經濟的匱乏中、從社會和政治的剝削壓迫中解放出來──必須立足于一種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的世界形勢，而且必須與新的社會支持者的理想相結合，因為他們是伴隨著這種新的狀況產生的。

正是這種新的世界狀況制造了馬克思主義最近面臨的空前危機。但同樣也是這種新的世界狀況，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暴露出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也緩解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前提的質疑──把馬克思主義的失落解釋成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激進批判。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在所有激進理論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過去所有對資本主義替身的激進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們要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點的話，那么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膽地面對這些問題。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進觀點的危機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次評判，以便把它從其過去歷史中挽救出來。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點，以便在思考關于未來的激進可能性時──不管這種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遙不可及──能夠正確地面對這些缺點。

我將結合當今社會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調整來討論馬克思主義。這種重新調整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出現，它為理解當代全球的變化提供了最為廣闊的文本背景。我認為，對于把握這些變化的實質及其影響，馬克思主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種被建構到理論中去的現代化主義（modernizationalism）。畢竟，現在成問題的不只是馬克思主義，還有關于現代化和發展（或者說"惡性發展"，旺達那·希瓦（VandanaShiva）這樣稱它）的整個觀念。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擺脫現代化的時空目的論，而且需要擺脫概念的目的論，它應該進入社會變化的豐富多彩的概念化過程，即便最終的結果是要求妥協、乃至放棄理論的一致性。我認為，解放的問題不應被任何一種理論所局限，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果理論必須通過妥協來達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讓理論妥協。理論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推進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論本身或者某種標識理論的特殊理想。

[摘要]憲政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和理念，資本主義可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在社會主義時期，要利用市場經濟，也必須利用憲政主義。在東方社會，憲政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性要素，社會主義可以稱為憲政社會主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憲政主義本質憲政社會主義

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復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已建成幾十年了，為什么還貧窮呢？他的結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探索了中國怎么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時他總結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確的。但怎樣才能發展生產力，用什么制度發展生產力并保障生產力的發展的成果為勞動人民所享有，保障勞動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權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呢？筆者認為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可以歸結為：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是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繼承物、對立物、取代物和創新物，它是繼承資本主義憲政主義各種積極成果、克服其各種矛盾和弊端而創建的高于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新型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關鍵性要素，社會主義應當是憲政主義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結論。

一、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內涵

沒有憲法就沒有憲政主義，憲政主義是以憲法為前提的。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現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期搞起來的。”因此憲政也是資產階級先行的。“說到民主憲政，當首推英國。它是憲政運動的策源地，有‘憲政之母’的美譽。”那么，從英國開始的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內涵是什么呢？

無論是就文學活動的功能屬性還是其存在系統而言，讀者也就是文學作品的接受與消費主體都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和研究價值。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對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對文學的上層建設性質和意識形態本性注目較多，而對文學活動存在系統及各個環節的研究則很不夠，對讀者接受問題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對于對社會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視而言，讀者問題在我們以往的文學理論體系中并沒有構成一個具有理論生成性的重要維度。這與以人民為歷史活動主體和社會發展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貫倡導的為人民服務的文學發展方向和宗旨極不相稱，同時也與當代文學活動由生產占主導向消費占主導的基本生態格局的演進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發展的新現實、新境況，確立讀者意識，研究讀者問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讀者理論，既是文論研究對時代情勢現實要求的呼應，也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的需要。

二、讀者理論的興起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讀者問題之得到重視，始于接受美學等當論學派的興起。從傳統上來看，西方文學理論的主流形態長期以來關注的一直都是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古希臘時期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從不同角度闡發的文藝幕仿說，文藝復興時期由達·芬奇和莎士比亞等人宣揚的文藝鏡子說，以及19世紀以來與現實主義創作相表里的各種再現理論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來，伴隨著人本主義精神價值的崛起，特別是各種感傷主義、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泛濫，注重作家主觀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現理論又異軍突出。至19世紀中葉之后，在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強勁影響之下，無論是取得學科地位的文學史研究，還是一般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對文學與其外部因素的關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韋勒克所謂“文學的外部研究”，均成為文學研究的常態和主流范式。這種研究范式在20世紀上半葉受到了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等新形式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流派的挑戰和沖擊。基于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及其他人文科學理論的影響，這些新的文學理論流派反對實證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將關注的目光從社會和作者轉向了文學本身，提出了各種被稱為“自治”理論的文學主張，并深入到文學系統內部研究文學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內在的形式結構，探討文學之為文學的內在構成規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說的“客體化走向”，即“在原則上把藝術品從所有這些外界參照物中孤立出來看待，把它當作一個內部各部分按其內在聯系而構成的自足體來分析，并只根據作品存在方式的內在標準來評判它”。[①]形式主義文學理論雖然在追求文學性的自律化建構中為文學理論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但這種理論傾向同樣也是偏頗的，它不僅割裂了文學與社會生活之間的有機聯系，也斷絕了文學作品與創作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系，不僅不能使我們對文學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功能問題有正確的認識，甚至也不能使我們對文學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學的解釋。因之，在反思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利弊得失的基礎上，20世紀中葉之后的西方文學理論又進一步轉向了文學活動與社會、歷史和文化的關系上來，轉向文學活動系統中接受與影響問題的研究上來，而讀者問題的研究則成為新一輪文學理論轉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實際上，早在形式主義理論批評大行其道的20世紀上半葉，讀者問題即已進入許多文學理論學派的視野。1930年代，現象學文論家茵伽登就在《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中指出，文學作品是一種圖式化的構造，它永遠不可能通過有限的詞句把某個對象的無限豐富的性質完全表現出來，其中包含了許多“空白”和“未定點”，有待于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加以填充和具體化。因此，未經閱讀的作品只是“潛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過讀者的閱讀才能轉化為現實的存在、具體的存在。40年代，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又證明，文學活動是一個開放的流動過程，它始于作者的創作，終于讀者的接受。作家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讀者創造文學對象的，文學作品這個既是具體的又是想象出來的對象只有在作者和讀者的聯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現。“既然創造只能在閱讀中得到完成，既然藝術家必須委托另一個人來完成他開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過讀者的意識才能體會到他對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項召喚。寫作，這是為了召喚讀者以便讀者把我借助語言著手進行的揭示轉化為客觀存在。”[②]由此可見，閱讀過程中的讀者意識對于再度呈現由作者的寫作隱含在文字中的東西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樣一來，讀者及其閱讀活動在文學中就具有了至為重要的本體論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釋學文論和接受美學進一步確立了從讀者理解與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學的方法或范式。伽達默爾從其解釋學哲學出發，認為藝術作品不是一個擺在那里以供科學認知的對象，它存在于意義的顯現和理解活動之中。在文學理解活動中，讀者不是被動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總是帶著由整體的歷史傳統內化而成的“前見”參與其中。不同的“前見”意味著不同的視野，理解活動從而正是理解者視野與被理解者視野的融合過程，不同視野的融合過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歷史。因此，文學作品的存在展示為向未來的理解無限開放的效果史，而讀者的理解則是作品歷史性存在的關鍵。以伽達默爾的“視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論為基礎，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姚斯進一步借助“期待視野”的概念，闡明了作品的理解過程即是讀者的期待視野對象化的過程，而文學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與讀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歷史，文學史不是別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實際上也就是讀者期待視野的構成、作用及變化史，讀者是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構成維度。另一位接受美學代表人物伊瑟爾則在改造現象學文論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論和伽達默爾的視野融合理論基礎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喚結構”和“文本的隱含讀者”等術語，從“效應研究”的角度闡明了文學作品是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一種動態交流形式，進一步揭示了讀者在文學作品生成中的創造性作用。解釋學文論和接受美學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強力沖擊，使西方文論實現了從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讀者中心”的現代轉向。接受美學之后，英美的讀者反應批評進一步強化了讀者對于文學活動的重要性，認為本文、意義、文學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體，而只存在于讀者的心目之中，是讀者經驗的產物，讀者被極端化地推崇為文學意義和價值的唯一創造者。在對讀者的主觀反應經驗的一味神化之中，讀者反應批評徹底解構了本文的客觀性存在，打破了伊瑟爾等接受美學家謹慎地維持著的文本與讀者的動態交流關系，讀者的主觀反應成了文學存在的唯一根據。

與西方文論的發展歷程相似，我國現當代文論由于深受近代以來的認識論哲學和政治現實的規約和囿限，在長期的發展中特別注重文學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意識形態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視文學活動系統中的創作或生產，相對來說對于文學活動中的接受或消費，對于文學接受或消費的主體——讀者則比較忽視。盡管一般的文學理論研究也涉及讀者的閱讀和接受問題，但作者的創作及其成果——文學作品總是第一位的，是基礎和前提，閱讀和接受則是第二位的，處于被動和從屬的地位。體現在文學理論教科書的編撰中，讀者及其閱讀和接受問題并沒有作為具有構成性和生長性的理論概念和范疇被提出來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閱讀和接受中的欣賞和批評及其關系問題。這種狀況，只是隨著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接受美學以及與接受美學相關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諸流派如現象學文論、存在主義文論、解釋學文論和讀者反應批評等的介紹和引進，才逐漸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接受美學以及與其相關的讀者理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文藝學方法論探尋熱潮傳入中國的，其引進和傳播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上世紀80年代中前期是學派名稱和基本觀點的引進介紹期。1983年，馮漢津翻譯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學名譽教授梅雷加利刊載于法國《比較文學雜志》1980年第2期上的《論文學接收》一文，發表于《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國外社會科學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陸學界介紹了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德國“康斯坦茨學派”的接受美學運動及其基本理論觀點，文后的“譯者附記”還對這種“新理論”的價值和不足之處做了簡要的點評和分析。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張黎分別在《文學評論》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識》1984年9月號上撰寫了《關于接受美學的筆記》和《接受美學——一種新興的文學研究方法》兩篇文章，不僅較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學產生的理論背景和主要內容，而且在介紹以姚斯為代表的聯邦德國的接受美學思想的同時，還介紹了以瑙曼為首的民主德國學者和梅拉赫等原蘇聯學者的某些相關觀點。1984年3月，張隆溪在《讀書》上發表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于闡述學與接受美學》一文，進一步介紹了解釋學、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三派注重讀者問題的西方理論，并聯系中國古代的有關理論資料簡論了知音難得和闡釋差距的問題。從1985年到1987年，羅悌倫、章國鋒、孫津、吳元邁等也分別在《當代文藝思潮》、《文學評論》、《光明日報》等報刊撰寫了譯介和評述文章，為接受美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社會主義社會公共權力的雙重性決定了它必須要受制約，尤其是當因權力失控而導致的腐敗滋生蔓延時，更要考慮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權力約束機制，以保證公共權力沿著正確的方向行使。因此，探討馬克思主義權力制約觀，對于我們加強權力監控與制約，從制度創新上確保權力的健康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權力制約觀的基本內容與發展歷程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繼承了人類社會的優秀文化遺產，一方面肯定了歷史上權力制約理論的合理成分，指出他們的進步之處，同時也指出了他們的歷史局限性，科學地提出自己的權力制約觀。他們認為，權力是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現。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它表現為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他們說：“在我們前面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0頁1992年版）一般地講，政治權力又分為群體形式的國家權力和個體形式的官員權力。權力具有權威，能使權力對象服從，因此，他們認為權力問題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兩個方面起作用。”（同上書，第3卷第222頁1972年版）這就要求有良好的權力運行機制。恩格斯肯定了盧梭主權在民思想，認為不是國家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在政府里，官吏要由人民選舉，受人民監督并隨時可以撤換。馬克思高度贊揚了巴黎公社革命經驗，指出：“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公仆變為主人，……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一樣的工資。……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同上書，第2卷第335頁1972年版）“一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一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遍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個公民負責。”（同上書，第3卷第30頁1972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第一次提出“公仆”思想。

列寧在領導蘇維埃俄國革命和建設中，為避免國家權力腐敗，克服以權謀私和官僚主義進行了不懈地努力。列寧關于權力制約思想主要有：第一，擴大民主權力，吸引絕大多數人民參與政權管理。列寧認為，蘇維埃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有選舉、罷免、參政議政之權，應該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他說：“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代表變為‘議會議員’或變為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必須吸引全體蘇維埃代表實際參加管理工作來防止這種趨勢。”（《列寧選集》第4卷第592頁1972年版）為此他要求擴大中央委員會“從幾十人擴大到100人”。（《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7頁1987年版）第二，加強各種監督包括工人監督、國家監督。列寧說：“應當使工人進入一切國家機關，使他們監督整個國家機構。”（同上書，第38卷第140頁1986年版）新政權“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都暫時變成官僚，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同上書，第3卷第266頁1972年版）為此，他要求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監督機構，建立工農檢查院，從工人農民中選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監委，擴大他們權力，以便同濫用職權者作斗爭。列寧特別強調罷免權的作用，認為“罷免權，即真正的監督權”，是“直接、徹底和立即見效的民主原則。”（同上書，第33卷第100、108頁1985年版）第三，實行黨政分開和集體領導。列寧認為黨政要分開，不能以黨代政。同時在各級黨政機關中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度，這有助于克服獨斷專行和權力濫用。第四，實行法制化管理。列寧認為，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國家管理應逐步走上法治化軌道，他說：“國家事務愈多愈復雜，就愈需要提出加強革命法制這個堅定不移的口

號”（同上書，第42卷第353頁1987年版）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制約與監控的理論與實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指導。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一直注重克服權力腐敗問題。權力制約觀的基本思想主要有：第一，充分發揚民主，提高廣大人民參政議政的政治熱情。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有選舉權、罷免權、參政權、議政權。第二，加強監督，包括人民監督、黨派監督、輿論監督、國家權力機關監督等。第三，加強對黨政干部的思想教育，嚴格要求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特別強調：“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不論資格大小，職位高低，都必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兒子，老老實實地誠誠懇懇地當人民的勤務員。”（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報》）第四，建全法律保障體系。新中國在廢除舊法統的基礎上，制定了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用法律來規范權力的運行。第五，發動群眾運動，嚴懲濫用職權者。認為，對于一些隱藏的腐敗分子，只有大規模地發動群眾運動，才能挖出。在親自領導下，新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群眾運動。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從體制上解決權力制約問題。

摘要]憲政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和理念，資本主義可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在社會主義時期，要利用市場經濟，也必須利用憲政主義。在東方社會，憲政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性要素，社會主義可以稱為憲政社會主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憲政主義本質憲政社會主義

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復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已建成幾十年了，為什么還貧窮呢？他的結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探索了中國怎么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時他總結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確的。但怎樣才能發展生產力，用什么制度發展生產力并保障生產力的發展的成果為勞動人民所享有，保障勞動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權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呢？筆者認為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可以歸結為：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是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繼承物、對立物、取代物和創新物，它是繼承資本主義憲政主義各種積極成果、克服其各種矛盾和弊端而創建的高于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新型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關鍵性要素，社會主義應當是憲政主義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結論。

一、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內涵

沒有憲法就沒有憲政主義，憲政主義是以憲法為前提的。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現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期搞起來的。”因此憲政也是資產階級先行的。“說到民主憲政，當首推英國。它是憲政運動的策源地，有‘憲政之母’的美譽。”那么，從英國開始的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內涵是什么呢？

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復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已建成幾十年了，為什么還貧窮呢？他的結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探索了中國怎么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時他總結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強調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確的。但怎樣才能發展生產力，用什么制度發展生產力并保障生產力的發展的成果為勞動人民所享有，保障勞動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權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呢？筆者認為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可以歸結為：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是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繼承物、對立物、取代物和創新物，它是繼承資本主義憲政主義各種積極成果、克服其各種矛盾和弊端而創建的高于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新型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關鍵性要素，社會主義應當是憲政主義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結論。

一、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內涵

沒有憲法就沒有憲政主義，憲政主義是以憲法為前提的。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現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期搞起來的。”因此憲政也是資產階級先行的。“說到民主憲政，當首推英國。它是憲政運動的策源地，有‘憲政之母’的美譽。”那么，從英國開始的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的內涵是什么呢？

(1)以法治為基石

以憲法為基礎的法治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秩序基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都主要由法律來設定其有序的規則框架。資本主義法治社會的法律為產權的行使和契約的履行提供了準則，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提供了依據。美國學者丹.萊夫明認為“憲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鉗制政治權力的公共規則和制度。”弗里德希則認為“憲政是對政府最高權威加以約束的各種規則的發展。”由此可見，鑒于法治的重要性，不少國外學者把憲政和法治聯系在一起，以法治為憲政之基石。

【正文】

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

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 

我們先來看看，思想究竟有沒有把精神性的意識、意志和覺悟看作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覺和思想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哲學批注集》第145頁）“世界是物質的，不是精神的。物質決定精神，不是精神決定物質。”（同上書，第296頁）“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選集》第1卷第384頁）“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同上書，第302頁）

文化也許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明確地成為激烈爭奪的基本資源，一種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自覺已經決心要永遠結束某一種文化的權威乃至霸權地位，而且這股來勢兇猛的潮流業已得到它的命名：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

本文將要探討的文化多元主義限于過去十年中主要發生在第一世界、尤其是美國的一場文化大論戰。①這是一場狂歡節般的論戰，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們結成彩虹大聯盟（RainbowCoalition），②向所謂的西方文化霸權發起前所未有的凌厲攻勢,舉凡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有共謀之嫌的文化經典、文化表象、社會體制、歷史敘事及民族認同等等，無不受到嚴厲的質疑和無情的拷問。一時之間，差異性、異質性和多樣性高奏勝利的凱歌，而同一性，同質性和普遍性則顯得左支有細，潰不成軍。就在蘇聯集團土崩瓦解，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以資本主義大獲全勝而告終之際，第一世界內部的文化左派，憑借其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險些創下\"美國解體\"的奇功。①相距萬里之遙，難免隔霧看花，不易把捉此中究竟。

文化多元主義，對于處在邊緣地位的群體來說，就象無邊的荒野中一片百花齊放的文化樂園，既是一種誘人的承諾，又是其拖延已久的兌現。在自由主義者斷言\"歷史的終結\"之后，更主要的，在后現代主義對\"啟蒙\"，\"進步\"與\"解放\"的宏偉敘事（grandnarrative）作出不可調和的決裂姿態之后，文化多元主義似乎已經成為人人終將各得其所的代用烏托邦。顯而易見，從主流的或保守的觀點來看，文化多元主義無異于文明的災難，一場摧毀一切價值及其標準的\"文化戰爭\"，典型地體現了后工業社會向\"新部落主義\"的野蠻倒退。另一方面，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激進性持懷疑的批判立場，他們堅持總體性的分析方法，在文化多元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發現了某種（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共謀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文化多元主義不過是杰姆遜（FredrickJameson）所謂\"顛倒的太平盛世說\"的一種表現形式。②

一、日薄西山的歐洲中心主義？

文化多元主義，顧名思義，是相對于文化一元主義（mono－culturalism）而言的。不過，在當代文化政治中，后者有其特定的所指，即西方中心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因為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來，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占據霸權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文化多元主義者正是在顛覆歐洲中心主義這一共同目標下集結起來的。誠如斯坦姆（RobertStain）和肖哈特（EllaShohat）所言，\"文化多元主義與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是不可分割的概念。離開后者，文化多元主義只是世界文化的大雜燴；離開前者，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有可能導致現存等級結構的顛r倒。\"①

按照文化多元主義者的一般理解，所謂歐洲中心主義乃是現代殖民主義的產物，在這個長達數百年的歷史過程中，歐洲列強在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建立起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的霸權（hegemony）。在他們看來，現代殖民主義與古代世界諸帝國的侵略征伐與殖民擴張有一個顯著的區別，這就是它的全球規模，它的讓全世界都臣服于一個\"普遍\"真理，迫使所有異質文化都納入一個\"普遍\"的規范模式的權力意志。換言之，不能把歐洲中心主義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而應當理解為主宰全球的那種種族中心主義，即歐洲中心主義。與此相應，文化多元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全球文化的非殖民化\"。②

摘要：共產主義從誕生至今，其含義以及理論內涵都在不斷發展，但其核心始終是“人”。人的全面發展是共產主義的最終歸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這三本經典著作分別在不同的時期對共產主義做出闡釋，對共產主義的表述有著許多區別與繼承。本文通過對這些著作的研究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共產主義關于人的思想核心。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

一、三部著作對共產主義的表述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提到：“共產主義是揚棄私有財產的積極表現；開始時它作為普通的私有財產出現。共產主義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系，”“對私有財產的最初的積極揚棄，即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想把自己作為積極的共同體確定下來的私有財產的卑鄙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為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

《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一文中是這樣對共產主義定義的：“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定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共產主義者不向人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比如你們要應該彼此互愛呀，不要做利已主義者呀等等；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無任利已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中，馬恩第一次運用唯物史觀，從主體與客體、歷史與現實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產生、發展的過程。文中突出“兩個必然”“于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一、李卜克內西、賀恩雷對表現主義的評論

表現主義既是一個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又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文學潮流。馬克思主義文學史研究如何評價和對待這股文學潮流，不僅具有理論意義，還會對現實斗爭中的文化政策產生重要影響。歷史證明，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常常與如何解釋和評價表現主義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而這種解釋和評價往往又涉及德國共產黨人在現實斗爭中如何在文化領域實行統一戰線問題。因此，評價和對待表現主義，往往反映了德國共產黨人在各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文化政策成熟的程度。

德國工人運動史上歷來有重視文學運動的傳統，除馬克思、恩格斯之外，還出現過梅林、蔡特金等著名文學評論家。在表現主義文學運動存在時期，德國工人運動的左派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就常常注意研究當代文學動向，并有意識地觀察文學領域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為和平和民主而斗爭的同盟者的成長情況。特別是在1916－1918年之間，即使身處獄中，他仍不斷研究文學藝術發展的動向和美學問題，并對表現主義文學潮流發表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這些意見雖然是針對弗利茨·封·翁盧的劇本《一代人》而說的，但它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對一部具體作品的評價。

翁盧是德國表現主義劇作家和詩人，曾作為軍官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根據自己的經歷于1916年創作了劇本《一代人》。劇本描寫了戰爭的災難，表達了作者對一個充滿人類之愛的新時代的渴望和向往。針對這部劇作，李卜克內西曾于1918年8月寫了這樣的文字：“盡管這出戲有許多優點，這是不容忽視的，但在內容方面，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尚停留在憤懣的地步，而不是澄清，是在描寫謎，而不是解謎。人們可以稱詩人為萊辛曾經稱贊過的的那種世界智者的同類，他們只是努力制造云霧，而不是驅散云霧。還是讓我們等待三部曲的其他部分描寫什么吧。這第一部所提出的是“普遍人性”問題。翁盧對待這種絕對基本的方面，是非常認真的。但只是作為一個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抱怨命運的人，向著星空揮舞他們那攥緊的拳頭，對著宇宙發出遣責，折磨自己，看不到出路，欲逃避卻又做不到，陷入無為的絕望，而不是行動起來進行斗爭，去創造一個新世界。第二位的問題掩蓋了第一位的問題。他只看到后果，而不知其原因，不知道身旁恐怖事件的社會根源，也不知道能夠鏟除這種恐怖事件的力量。這部作品是那些擺脫了對自己的世界秩序抱著神圣幻想的資產階級的戲劇。在那些非常凝煉而內容豐富的描寫中，畢竟沸騰著革命的憤懣精神。讓我們期待著，曙光過后是否會有白日到來。”①李卜克內西這些議論見于他被殺害后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書信集》。德國文學史家克勞斯·肯德勒稱這是“一份有趣的文獻”，它表達了德國共產黨人對待戰爭期間產生的那些具有反戰內容的表現主義戲劇作品的態度。李卜克內西在這段文字中提到的翁盧的“三部曲”，包括《一代人》（1916）、《廣場》（1920）和《狄特里希》（1936），后者創作于流亡期間，當時由于條件限制，未能出版。

李卜克內西關于這部劇作的議論，表現了這位“斯巴達克團”領袖對待文學現象的馬克思主義態度。首先，他肯定了翁盧在這部作品中所表達的反戰的主觀愿望。顯然，這一點不僅適用于翁盧，也適用于許多表現主義作家，如蓋奧爾格·凱澤、瓦爾特·哈森克雷沃、恩斯特·托勒、弗里德里希·沃爾夫、路德維希·魯必納等劇作家，他們在當時創作的反戰作品中，大都像翁盧一樣，表現了對戰爭的“憤懣精神”和竭力掙脫資產階級出身的束縛的愿望。在李卜克內西看來，這些優點都是不容忽視的。在那戰爭的年代，帝國主義勢力把人民拖到戰場上去，為他們的侵略擴張行為賣命，給人民大眾帶來了深重災難，在這種時候，文藝家們不受帝國主義宣傳的盅惑，公開表現出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盡管他們的呼聲中可能夾雜著某些錯誤思想，但這呼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置身于反戰前線的共產黨人，必須把他們視為同盟者，視為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其次，他在指出作品的積極傾向，肯定作者主觀愿望的同時，也指出這部作品在客觀上與無產階級所期盼的革命藝術還是有距離的，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在對戰爭表達“憤懣”時，卻不能指出如何才能結束戰爭，從這個角度來看，李卜克內西認為作者只能制造云霧，而不能驅散云霧。李卜克內西指出，翁盧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普遍人性”問題，盡管非常認真，但實際上卻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命運的抱怨，對自己的折磨，最終將令自己和觀眾陷入絕望。作品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顯然是由于作者意識形態的局限造成的，作者只能看到現象，而看不到造成這些現象的社會根源，更不認識那些能夠鏟除這些現象的社會力量。所以這部劇作基本上尚屬于資產階級戲劇的范圍，只不過創作這部劇作的作家，已經不再相信他所屬的那個階級的“世界秩序”的神圣性了。再次，盡管《一代人》仍屬資產階級戲劇范圍，李卜克內西對待翁盧，當然還有那些與他類似的作家知識分子，絕對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更不拒絕同他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進行反對戰爭與帝國主義，爭取和平與民主的斗爭。對翁盧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局限，李卜克內西既不表示厭惡，亦不表示敵視，而是懷著真誠的興趣，指出他的局限，給予積極引導。不論翁盧在未來的道路上能同共產黨人走多遠，但在目前的斗爭中，必須視他為同路人。李卜克內西對翁盧《一代人》的議論，表現了當時德國工人運動左派領導人，對表現主義文學潮流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性和寬容胸襟。克勞斯·肯德勒稱李卜克內西這封信是一份“有趣的文獻”，我想他的價值就在于，對工人階級政黨制定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政策，至今仍然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在李卜克內西議論《一代人》的得失時，表現主義文學運動在戰爭的沖擊下，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特別是隨著1918年11月革命的爆發，表現主義的自由主義傾向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和抽象社會主義傾向的崛起，是普遍向左派力量靠攏的傾向。針對德國知識分子這種左傾劇變，德國政治家埃德溫·賀恩雷在一篇題為《共產黨人與知識分子》的文章里，提出了知識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新形勢下應該努力的方向。賀恩雷寫道：“他們都想‘完善’無產階級革命，把它由一個單純經濟政治運動建設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文化運動。他們卻忘記了，經濟政治的變革不僅是前提，而且恰恰是新文化的創造者和培育基地，人的精神革新不可能在經濟變革之外獨立進行，而是從經濟變革中產生，又回到經濟變革中去。我們很愿意承認這些意識形態專家的善良愿望，今天他們不顧蔑視和迫害，勇敢地表示擁護共產主義，但是，只有善良愿望，勇敢精神和理想動力，尚不能幫助我們。我們必須要求那些向我們走來的知識分子，放棄一切文化人的傲慢，嚴肅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理解成辯證的研究方法，只有這樣來鍛造自己的武器和鎧甲，才能在階級斗爭實踐中站穩腳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