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大政協范文10篇

一、整合監督資源是現實所迫

國的主要監督資源大概分以下幾種：人大法律和工作監督、政協民主監督、紀檢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監督機構不可謂不少，監督權簡言之就是相關部門和機構依照法定形式和程序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履職情況進行監視、檢查、督促、糾正和處理的權力。就目前而言。監督體系不可謂不健全，當我國公共權力監督中“九龍治不好水”現象卻依然存在人民群眾對權力制約不力，消極腐敗現象多發很不滿意，大量的監督資源缺乏科學整合、導致監督的整體效力低下，其主要表現在

都不同程度存在著“三個不敢”主要領導不點頭不敢監督、監督對象不高興不敢監督、監督環境不寬松不敢監督）和三怕（一怕“不顧大局”得罪黨委，一是監督意識不強。各監督主體在樹立“積極監督、主動監督、全面監督、合力監督”意識上還有差距。二怕“分寸不當”得罪監督對象，三怕“惹火上身”傷及自己）

有權不會用，二是監督手段運用不充分。憲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規賦予各監督主體的監督手段是比較廣泛而充分的但有權不敢用。有權不能用的現象依然嚴重。很多地方的監督工作仍不同程度存在著聽取匯報是一聽而過；檢查視察是一看而過；民主評議是一議而過；人事任免是一致而過；群眾反映是一蒙而過；財務審計是一罰而過；輿論監督是見功不見過，對實質性問題和涉及到領導干部的問題缺乏敢于較真的勇氣，缺乏使用剛性監督手段的魄力。

無明確重點目的存在很大隨意性。監督主體時常處于不作為狀態，三是監督的隨意性較大。各監督主體在行使監督權時無統一實施方案。監督與不監督一個樣，少監督與多監督一個樣。監督主體之間少聯動，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由于現行監督法律和程序不完備，缺乏可操作性，各監督主體要么是瞎子摸象，自行其是要么是耐心等待，仔細觀望”

所以大多數監督主體往往表現出不想或不愿意主動行使監督權，四是監督的時效性較差。由于監督成本往往大于監督的收益。要行使也是走走過場，集中表現在對事監督多，對人監督少；對監督對象講成績，說好話多，提問題，指缺點少；柔性監督手段多，剛性監督手段少。由于人人都有“做好事”心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長此以往，監督權力被虛置和弱化，正應了民間一句諺語“再鋒利的刀也不削自己的刀柄”

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是黨的十7大提出的要求，是在認真總結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取得的歷史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黨興衰存亡的規律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重大命題。當前，我們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的規律，需要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

一、處理好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樹立正確的執政理念，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歷來是我們黨重視和關心的根本政治問題。能否處理好這一問題，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關系到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

我們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它所進行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論黨的建設》，505頁）“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堅持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來自于人民群眾，生存于人民群眾之中，一刻也不能脫離人民群眾。如果離開了這一根本關系，把黨看作在人民群眾之外或之上的某種神秘的、宗派式的團體，必然歪曲黨的性質，割斷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和最終追求。黨領導的革命是人民革命，軍隊是人民軍隊，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若偏離了這些，黨的性質就會改變，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就會喪失。因此，防止黨在人民利益之外形成特殊利益，是防止黨變質的根本保證。所有黨員干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

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奮斗歷程的經驗總結，是共產黨執政規律的體現。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也是我們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勝利的法寶。依靠這個政治優勢，我們黨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一變化，一方面使我們黨取得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脫離群眾的危險。由于勝利，一些黨員和黨的干部對黨群關系重要性的認識可能降低，黨內驕傲情緒可能滋長，官僚主義等不良習氣會有所增長；由于掌握了政權，權力“雙刃劍”的作用使權力有濫用的可能；由于環境改變，一些投機分子可能混入黨內。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重視。

2011年的“兩會”非比尋常，它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中國走過了一個又一個五年，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等各方面猶如走臺階一樣也有了顯著的提高。

兩會是中國的窗口，關注中國就不能不關注兩會。經過60年的持續發展，特別是3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三，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日益提高。我們的發展和走勢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態勢和政治格局。因此，國際社會不能不關心中國的情況，兩會就必然地成為國際看國內的一個重要窗口、世界看中國的一個重要平臺。

兩會是國內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吸收各方面意見，集中各方面智慧，修改、完善已有的法律和決策，有助于平衡各方面利益，緩解各方面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二是通過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以及代表委員的呼吁、建議，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三是對兩會的報道，實際上等于就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大政方針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宣傳動員，可以起到增進共識、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氣的作用。在上述意義上，一年一度的兩會是用群眾智慧治理國家、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全局的一次生動實踐。

兩會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的實踐和展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特點和優點。這兩項制度扎根中國大地，是構成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的重要內容。兩會的召開和運作過程，同時也就是中國民主政治模式的實踐過程。與此相關聯的是，我們的治國理念和政治模式因為兩會而得到更加廣泛的理解和認可，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由于兩會越來越開放、務實，信息量逐年增大，其新聞價值也日益提升。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代表委員共商國是；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代表委員相互對話、相互溝通，謀國計民生，議大政方針，覽國際風云，視野開闊，信息豐富；兩會不斷為新聞媒體的采訪報道提供更多便利，使這個窗口越開越大。借助這個窗口人們可以了解大量權威、可靠的決策性信息。

今年的兩會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代表委員肩負重任，努力為我們國家拿出迎接挑戰的韜略、克服危機的良策，這也使得今年的兩會格外令人關注和期待。溫總理做客網站，同網民進行了2個多小時的在線訪談，就網民所關心的國內經濟發展、民工荒和戶籍改革，物價與“三公”消費、房地產政策、教改、醫改等問題，用一種平等、親和的方式一一做了解答。從訪談所觸及的這些內容以及溫總理的回答所透露的信息來看，“兩會”應該重點討論上述問題，并做出一個有利于民眾和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安排。

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走過了一個又一個五年，2011年的兩會”非比尋常。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等各方面猶如走臺階一樣也有了顯著的提高。

關注中國就不能不關注兩會。經過60年的持續發展，兩會是中國的窗口。特別是3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三，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日益提高。發展和走勢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態勢和政治格局。因此，國際社會不能不關心中國的情況，兩會就必然地成為國際看國內的一個重要窗口、世界看中國的一個重要平臺。

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吸收各方面意見，兩會是國內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集中各方面智慧，修改、完善已有的法律和決策，有助于平衡各方面利益，緩解各方面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二是通過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以及代表委員的呼吁、建議，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三是對兩會的報道，實際上等于就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大政方針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宣傳動員，可以起到增進共識、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氣的作用。上述意義上，一年一度的兩會是用群眾智慧治理國家、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全局的一次生動實踐。

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兩會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的實踐和展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特點和優點。這兩項制度扎根中國大地，構成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的重要內容。兩會的召開和運作過程，同時也就是中國民主政治模式的實踐過程。與此相關聯的治國理念和政治模式因為兩會而得到更加廣泛的理解和認可，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信息量逐年增大，由于兩會越來越開放、務實。其新聞價值也日益提升。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代表委員共商國是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代表委員相互對話、相互溝通，謀國計民生，議大政方針，覽國際風云，視野開闊，信息豐富；兩會不斷為新聞媒體的采訪報道提供更多便利，使這個窗口越開越大。借助這個窗口人們可以了解大量權威、可靠的決策性信息。

努力為我國家拿出迎接挑戰的韜略、克服危機的良策，今年的兩會是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代表委員肩負重任。這也使得今年的兩會格外令人關注和期待。溫總理做客網站，同網民進行了2個多小時的線訪談，就網民所關心的國內經濟發展、民工荒和戶籍改革，物價與“三公”消費、房地產政策、教改、醫改等問題，用一種平等、親和的方式一一做了解答。從訪談所觸及的這些內容以及溫總理的回答所透露的信息來看，兩會”應該重點討論上述問題，并做出一個有利于民眾和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安排。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黨的十六大為我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與此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在實踐中必須認真解決的問題。從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意義上講，作為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各級政權機構，怎樣才能轉變職能，高效率地服務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后，如何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有充足的能力執好政，駕馭好市場經濟，就成了當前突出的問題。對此，筆者有些想法和建議，但因工作的局限性和水平問題，只能就地、縣、鄉三級政權機構的改革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粗略地談一些意見。

一、提高工作效率要從三級領導班子的功能整合開始

1.對班子組成與成員分工的建議

第一，先以縣級班子為例。現有的四大班子合一，一套人馬，四塊牌子，領導職數不超過七人：書記兼縣長，黨政全權負責；第一副書記兼人大主任，分管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第二副書記兼政協主席，分管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兩個副書記兼副縣長(一個分管政法，一個分管財政)；兩個常委副縣長(一個分管城市經濟，一個分管農村經濟)。

第二，地級政權應都實行市管縣體制(少數民族自治州酌情考慮)。市管縣體制較為符合以大帶小，以城帶鄉，形成經濟輻射的趨勢；在政治框架上和對外交流上都會集中優勢力量，形成獨特的風格。其領導班子的組成與成員分工可同縣級班子或多出二職。另外，還應規范對“市”的概念，除地級稱市外(少數民族自治州的稱謂還可保留)，應撤消縣級市(縣、區稱謂并不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

第三，鄉鎮班子由上級負責配備好一把手，鄉(鎮)長、書記一人兼，另外配備兩名副書記(一個分管組織和政法，一個分管宣教和城鎮建設)，兩名副鄉長(一個分管鄉鎮企業，一個分管農業)。四名副職全由正職物色提名，上級任命，避免以往全由上級選任而產生的不協調，以減少內耗。

一、問題的提出

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現象，大體上是在黨的*大之后陸續出現的一種政治現象。目前，這種現象已經日益普遍化，而悄然成為一種趨于固定化的政治模式。據悉，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實行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在19*年底有3個，19*年底有7個，1999年底有11個，2*0年底有10個，2*1年底有8個，2*2年底有11個，分別占總數的9.7%；23.3%、35.5%、32.3%、25.8%、35.5%。這就是說，在*大之后的五年中，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現象總的來說呈現出不斷擴展之勢。而在黨的十六大之后的今天，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實行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已有23個，占總數的74.1%（以上參見侯少文：《人大制度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機遇期》，《理論動態》2*3年8月20日第1608期）。這就是說，在省市自治區一級，除政治局委員兼任黨的書記的以外，幾乎全都實行了這種兼職模式。而且，這種兼職現象已經和正在從省一級向下延伸。這已成為當前中國的一大政治景觀，也已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思考。但究竟如何分析和看待這種現象呢？據我觀察，肯定和贊揚者有之，懷疑、困惑或不以為然者有之，反對和不贊成者亦大有人在。真可謂理解各異，眾說紛紜。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有人認為，黨的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探索和新舉措，應給予充分肯定；而有的人則與此截然相反，認為這是早已有過的“黨政不分”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變相形態，不應該加以肯定。看來，如何看待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這個問題，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問題，關系十分重大，因而不能漠然視之，聽之任之，應該給予深入研究和認真辨析。這里簡要談談筆者的一些初步看法，作為一家之言，提出來與關心改革和對此有興趣的同志進行商討。

二、“黨政兼職現象”的由來和背景

從歷史淵源來看，黨政主要領導人“兼職”的現象，一般而論，由來已久，并非今日始。只不過，以往長期存在的“黨政兼職”現象，突出表現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兼任政府的主要領導職務，而不是表現為兼任人大的主要領導職務。這種現象從建國初期就已出現。從1949年9月的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到1954年9月的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黨中央的4名核心成員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在大行政區一級，黨的中央局書記也大都兼任行政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主席。小市一級同樣有類似的情況。這種黨的主要領導人兼任政府主要領導職務的現象一直延續至改革開放之初。可以說，這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存在的一種“黨政兼職”或黨政不分的組織形式。

1*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針對這種兼職形式，提出的一項改革就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1頁）根據這一原則，黨委書記兼任政府首長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后不久，就著手解決，并很快基本得到了解決。這是當時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取得的一個顯著成果。

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加強，特別是黨的*大確立依法治國的原則和方略之后，人大的地位和職能作用日益提高和加強，以往那種“橡皮圖章”的狀態在逐步改變。這突出表現在一些地方在以差額選舉政府領導人時，人大代表的意志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從而出現了有的被安排的候選人落選和有的議案或報告得票率比較低甚至沒有通過的情況。這本來是在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中出現的正常現象，不足為怪，但是，我們有些習慣于“一致通過”或“基本一致通過”傳統和思維定勢的領導人，卻把這種現象的出現視為“出了問題”、“不正常”。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便于實現“組織意圖”，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現象便悄然隨之而生，并逐步擴大，以至于在不長的時期內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對于這種現象，既沒有經過必要的研究和分析論證，也沒有給予一定的輿論宣傳，使人困惑不解，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同志們：

這次市委政協工作會議，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屆四中、五中全會、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5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的一次重要會議，是認真貫徹落實省委政協工作會議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上午，旭升書記作了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全市政協工作取得的成績，就提高對政協工作的認識，開創我市政協工作的新局面，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對人民政協工作領導提出了要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姚國華同志在講話中要求各級政府進一步重視和支持政協工作，接受政協的民主監督，發揮人民政協的職能作用。這次會議充分體現了中共市委對政協工作的關心和重視，必將有力地推進我市人民政協事業的新發展。全市各級政協組織和廣大政協委員一定要學習貫徹好這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增強做好政協工作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把握新形勢下政協工作的特點，創新思路，拓展空間，努力開創我市政協工作的新局面。

借此機會，我代表全市各級政協組織和廣大政協委員，對長期以來重視、關心和支持我市政協工作的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和有關部門以及社會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下面，我就市政協成立以來的工作情況作個簡要匯報，對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和今后政協工作講幾點意見。

一、市政協工作情況回顧

撤地設市以來，在中共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府的支持下，市政協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政協工作，以促進發展作為履行職能的第一要務，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切實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牢牢把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鞏固和發展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為促進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問題的提出

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現象，大體上是在黨的*之后陸續出現的一種政治現象。目前，這種現象已經日益普遍化，而悄然成為一種趨于固定化的政治模式。據悉，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實行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在19*年底有3個，19*年底有7個，19*年底有11個，*年底有10個，20*年底有8個，20*年底有11個，分別占總數的9.7%；23.3%、35.5%、32.3%、25.8%、35.5%。這就是說，在*之后的五年中，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現象總的來說呈現出不斷擴展之勢。而在黨的*之后的今天，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實行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已有23個，占總數的74.1%（以上參見侯少文：《人大制度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機遇期》，《理論動態》20*年8月20日第1608期）。這就是說，在省市自治區一級，除政治局委員兼任黨的書記的以外，幾乎全都實行了這種兼職模式。而且，這種兼職現象已經和正在從省一級向下延伸。這已成為當前中國的一大政治景觀，也已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思考。但究竟如何分析和看待這種現象呢？據我觀察，肯定和贊揚者有之，懷疑、困惑或不以為然者有之，反對和不贊成者亦大有人在。真可謂理解各異，眾說紛紜。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有人認為，黨的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探索和新舉措，應給予充分肯定；而有的人則與此截然相反，認為這是早已有過的“黨政不分”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變相形態，不應該加以肯定。看來，如何看待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這個問題，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問題，關系十分重大，因而不能漠然視之，聽之任之，應該給予深入研究和認真辨析。這里簡要談談筆者的一些初步看法，作為一家之言，提出來與關心改革和對此有興趣的同志進行商討。

二、“黨政兼職現象”的由來和背景

從歷史淵源來看，黨政主要領導人“兼職”的現象，一般而論，由來已久，并非今日始。只不過，以往長期存在的“黨政兼職”現象，突出表現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兼任政府的主要領導職務，而不是表現為兼任人大的主要領導職務。這種現象從建國初期就已出現。從1949年9月的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到1954年9月的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黨中央的4名核心成員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在大行政區一級，黨的中央局書記也大都兼任行政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主席。小市一級同樣有類似的情況。這種黨的主要領導人兼任政府主要領導職務的現象一直延續至改革開放之初。可以說，這是在20世紀*年代之前存在的一種“黨政兼職”或黨政不分的組織形式。

19*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針對這種兼職形式，提出的一項改革就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1頁）根據這一原則，黨委書記兼任政府首長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后不久，就著手解決，并很快基本得到了解決。這是當時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取得的一個顯著成果。

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加強，特別是黨的*確立依法治國的原則和方略之后，人大的地位和職能作用日益提高和加強，以往那種“橡皮圖章”的狀態在逐步改變。這突出表現在一些地方在以差額選舉政府領導人時，人大代表的意志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從而出現了有的被安排的候選人落選和有的議案或報告得票率比較低甚至沒有通過的情況。這本來是在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中出現的正常現象，不足為怪，但是，我們有些習慣于“一致通過”或“基本一致通過”傳統和思維定勢的領導人，卻把這種現象的出現視為“出了問題”、“不正常”。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便于實現“組織意圖”，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現象便悄然隨之而生，并逐步擴大，以至于在不長的時期內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對于這種現象，既沒有經過必要的研究和分析論證，也沒有給予一定的輿論宣傳，使人困惑不解，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內容提要：本文根據國民收入分配守恒定律指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調和各階層的利益，貧富差距不能太大，高收入者應該具有收斂、共贏思想。

年輕時，我曾經打算報考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因為我對這門學科頗感興趣，而單位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對我說：你是不是想調到政策辦公室工作？我當時不理解，政治經濟學這門專業和國家的政策、策略設計有什么關系？聯想到當年的德國青年卡爾·馬克思，本來是學法律的，后來因為接觸到不可調和的階層、集團間的利益沖突，于是轉而研究政治經濟學。顯然，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應該是：在理論上弄清楚原因之后，怎么公平合理地解決各階級的經濟利益問題。照這樣的推理，政治經濟學確實是研究社會各階層經濟利益的一門學問。

本文不打算討論經濟生產，而是單獨討論年產品的分配，這種分配是通過產品直接交換，還是通過紙幣作為媒介進行的，其結論只能是：任何一次可能的分配，分配前后的產品總量保持不變，也就是守恒。物物交換好理解，一頭羊和一把斧子相交換，交換前后都是一頭羊和一把斧子。通過紙幣進行分配呢？這可以這樣分析，例如，甲乙兩人分配1000公斤大米，這1000公斤大米先交到國家糧庫，國家給甲乙兩人各發500元紙幣（合計發了1000元），然后各人到糧庫去購買，這種情況下，甲乙兩人各分配到500公斤大米。而如果國家給甲發800元，給乙發1200元（合計發了2000元），雖然名義上大家加了錢，但甲只能分配到400公斤大米，乙可以分配到600公斤大米，盡管分配出現了不平均，但分配前后仍然保持1000公斤大米不變。由于社會產品在分配過程中守恒，所以，社會的這部分成員多分了，另一部分社會成員必然相對少分，如果大家都要多分，那只有請慈航大士下凡來，有求必應，普渡眾生。

今年全國人大政協開會期間，建設和諧社會，縮小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受到相當的議論。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預算報告時提出建議：“公務員加薪問題今后應納入人大財政預算的審議中，將其制度化、規范化”。北京大學力學與工程科學系教授劉凱欣代表認為，公務員加薪應掌握好時機，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加薪的前提必須是國民收入普遍有顯著提高，并且公務員為公眾提供了更為高效優質的服務；他同時建議對公務員加薪問題最好能夠制度化，機制要合理，收入要透明、公平。出席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任玉嶺委員說：“當今全國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達4000多萬人，還有500萬人依賴于政府的權力實行自收自支。我們的民官比已經高達26：1，吃‘皇糧’者占總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擔憂”。

以上兩位委員的意思可以歸納成三點：公職人員多了，公務員收入增長快了，增長快了肯定就偏高了。

全國兩會開完沒多久，報紙上就出現了綜合性的文章，文章報道國外的公務員一年的收入有多少，以此從側面對兩位委員作了回應。該文章說，2004年，美國公務員年人均薪酬接近7萬美元，布什總統是40萬美元；在德國，相當于中國司處級的公務員能領到10萬美元以上；法國的部長級高官的年收入在25萬美元左右；英國公務員年薪5萬至35萬美元不等，首相布萊爾今年第一次可以領到最高的35萬美元；日本的初級公務員年薪大約合3.7萬美元，處長級年薪大約合11萬美元，局長級年薪大約合18.2萬美元；……看了這些數字您就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中國公務員的年薪低了。日本的初級公務員的年薪就有3.7萬美元，按8.3的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31萬元，我國哪一級的公務員已經達到了這個水平？所以，中國公務員的俸祿還應該增加快些、每年還應該增加多些，這樣才能與國際接軌，才與大國地位相匹配；咱們不采用“稱霸”這類反義詞，改稱世界領導，一個想成為世界領導的國家，其領導人出席國際場合，這個領導的年收入不高，怎么說臉面上也過不去。當然還可能有其他理由。

試卷講評是教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如何上好試卷評講課值得深入研究，筆者根據多年的政治教學經驗，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闡述。

1.營造民主和諧的氛圍，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

教師只有營造民主和諧的氛圍，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喚醒、激發學生的主體意識，才會使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試卷是對學生前段時間學習情況的檢測，檢測的目的是進一步夯實知識，內化為學生的知識和能力。尤其是當今減負背景下，在高三政治復習過程中，不斷地進行單元復習測試試卷的講評，我采用了大家搶著答的形式，具體如下：第一步：給同學分出固定的小組。每次講評試卷時都有相應的分數，看哪一組的分數高。每講完5次試卷公布各組的總分數。第二步：考試結束后教師認真做好統計、分析工作。錯誤率在10%以上的必須講評，將這些題目作為教師搶答的題目，統計一張試卷需要重點講解的習題總數。第三步：在講評課上，老師呈現需要搶答的問題，留出時間組內討論。然后各組可以在這些問題中選擇認為容易回答的問題搶答，從而為本組加分。第四步：剩下沒人回答的問題，就是老師重點需要講解的內容。

這種講評課的方法，讓學生多思考、多發言、多觀察、多討論，通過創造民主課堂，使學生樂學，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學生集中討論，個性思維活躍，互幫互學地交流，有利于激發學生思考，促進學生對問題的理解，培養學生自主探究與合作學習的精神。另外，對于在測試中存在的問題，學生通過在課后及課上的討論自己解決，就大大增強了自信心，充分調動了學習的熱情和發揮了最大潛能。

2.認真閱卷，做好評卷準備。

試卷講評必須有針對性，這就應該從閱卷入手。閱卷決不是簡單地打“勾”“叉”，寫一個分數。教師在批閱試卷時一定要留心學生的解題情況，認真統計每道題學生解答的正確率和錯誤率，統計出錯誤的類型，然后把試卷講評的重點定位在學生錯誤比較普遍、問題相對集中的題目上，對于那些錯誤率較低或已經反復講解的題目則一帶而過或留課后個別解答，這樣就為其他重點和難點題的講解贏得了更多的講評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