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戰略范文10篇

一．泰西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關連

l拿破侖時期的英法競爭中的經濟寄義：為商業斗爭所掩蓋的金融戰略

英國與法國舉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爭霸戰。在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后，英國已經奠基了對法的上風職位地方，但是，兩個歐洲大國的真正決斗是拿破侖時期。這場戰爭有著非統一樣平常的經濟價錢觀的斗爭，法國珍視實物經濟，這一點確可以追溯到法國人魁奈開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而英國則頑強地推行重商主義，珍視商業與金融。拿破侖的戰略是關閉英國，使之難以得到富足的實物資源，而迫使其通貨膨脹，打擊其以金融商業為基本的重商主義體制，要領即是克制歐洲大陸的貨物輸入英國；英國的戰略是反關閉法國，克制海運貨物輸入法國，迫使法國必須更有用地運用歐洲大陸的資源，這便增長了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運行資本。

宛如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成為一場商業掩護戰，這僅是一種非常外貌的征象。現實上，商業戰在雙方并非黑白常嚴酷與徹底的，歐洲大陸與英國的商業以及美洲與法國的商業在肯定水平上一連著。雙方的戰略中心是英國的海上金融體系與拿破侖的大陸政治體系在資源構造上的競爭。

英國確是陷入了通貨膨脹，而法國與歐洲大陸列國，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關連的激化與惡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侖體制。就效果來看，英國人沒有構造起有力的商業掩護體制，并有用地制止其自身的金融動蕩；而法國也沒有能夠在歐洲大陸創建起新的經濟體系，法國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壞了歐洲固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固，加劇了法國拿破侖戰爭的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終極，是歐洲列國揚棄了拿破侖。

完全以經濟的視角解讀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爭霸戰是片面的，但是，我們確是可以發明兩國的競爭中存在偏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的斗爭。斗爭的效果是海洋商業與國際金融得到其在歐洲以致舉世經濟中的突出職位地方，以致可以說，國際商業與金融活動的現實職位地方是歷史性地淵源于重商主義，并在十九世紀在舉世取得的勝利。而重商主義的勝利不再是更早世紀的商業航道與海權的爭取，實質上其確定了金融活動的國際職位地方與金融氣力在未來大國競爭中的戰略職位地方。荷蘭過早而明智地將海上霸權拱手讓予英國；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戰競爭中敗于英國后，其貴族體制沒有表現出構造寬大拉美殖民地經濟資源的本事；法國的擴張黑白常古典主義的征服形態，這被布羅代爾稱為“巨人癥”，其放棄外洋殖民地以致可以說是其的一種開脫。唯有英國真正享受到地理大發明所帶來的大國競爭所需的有力的外洋資源支持。這難以僅僅用重商主義商業使用和市場自由主義等加以評釋的，題目的焦點是英國的金融恒久生長戰略。

金融信息化已是大勢所趨，目前，相關研究作為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重大項目進入了啟動階段。這一項目，是構建在由通信網絡、計算機、信息資源和人力資源等四要素組成的國家信息基礎框架之上，由具有統一技術標準，能以不同速率傳送數據、語音、圖形圖像、視頻影像的綜合信息網絡，將具備智能交換和增值服務的多種以計算機為主的金融信息系統互連在一起，從而創造金融經營、管理和服務新模式的系統工程。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信息化在國民經濟信息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與此同時，現代金融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客觀上要求以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為支撐，不斷推行金融創新，實現自身的信息化和知識化。為此，需要我們從戰略、運作和技術三個層面加快金融信息化的建設步伐，實現跨越式發展，提升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保障我國金融體系安全、穩定運行。

知識密集型的金融業屬性

與傳統金融業相比，現代金融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在組織架構、運作方式和業務開拓等方面，日益體現出以知識和信息為基礎的經營管理特征。金融業的這種行業屬性，決定了必須以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為支撐，不斷進行創新，實現自身的信息化，從而逐步達到整個業態的知識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

在組織構架方面，現代信息技術不僅為金融業提供著新的管理工具和技術設施，而且不斷催生著新的管理方式。當金融業達到高度的信息化之后，它就像具備了健全的神經系統，各末端的信息能實時傳送到營運總部，實現智能化的決策和快速的反應。這樣，大大強化了管理效率，擴大了管理范圍，減少了管理層次，縮短了管理鏈條，促進了金融機構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化”方向轉變。

在運作方式方面，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引發了信息服務內涵和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同時也帶動了對信息服務需求的強勁增長。隨著消費者的需求日益個性化、多樣化，金融業過去的服務種類、服務方式已經越來越跟不上市場需求的快速變化。金融機構若想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必須轉變經營觀念，由面向賬戶的經營轉向面向客戶的經營，向客戶提供定向的個性化服務贏得客戶的信任，并建立開放型、全方位、全天候的現代化營運體系，為客戶提供方便、快捷、高質量的金融服務。

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歐美亞的大國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之中，國際貿易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受到了重視，但是似乎傳統的解釋總是將貿易的重要性視為根本，金融戰略往往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金融戰略并非是國家當局的隨機選擇，而是金融的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金融體系力量的綜合體現和持續柄持的國家競爭手段。

一．歐美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關系

l拿破侖時代的英法競爭中的經濟含義：為貿易斗爭所掩蓋的金融戰略

英國與法國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爭霸戰。在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后，英國已經奠定了對法的優勢地位，但是，兩個歐洲大國的真正決戰是拿破侖時代。這場戰爭有著非同一般的經濟價值觀的斗爭，法國重視實物經濟，這一點確可以追溯到法國人魁奈開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而英國則堅定地奉行重商主義，重視貿易與金融。拿破侖的戰略是封鎖英國，使之難以獲得足夠的實物資源，而迫使其通貨膨脹，打擊其以金融貿易為根基的重商主義體制，方法就是禁止歐洲大陸的貨物輸入英國；英國的戰略是反封鎖法國，禁止海運貨物輸入法國，迫使法國必須更有效地運用歐洲大陸的資源，這便增加了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運行成本。

似乎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成為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僅是一種非常表面的現象。實際上，貿易戰在雙方并非是非常嚴格與徹底的，歐洲大陸與英國的貿易以及美洲與法國的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著。雙方的戰略中心是英國的海上金融體系與拿破侖的大陸政治體系在資源組織上的競爭。

英國確是陷入了通貨膨脹，而法國與歐洲大陸各國，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關系的激化與惡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侖體制。就結果來看，英國人沒有組織起有力的貿易保護體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動蕩；而法國也沒有能夠在歐洲大陸建立起新的經濟體系，法國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壞了歐洲固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加劇了法國拿破侖戰爭的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終，是歐洲各國拋棄了拿破侖。

在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中，中國和印度是兩個具有競爭關系的承接大國。發展服務外包對調整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對外貿易增長、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日漸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印度較早地認識到這一點，早在20世紀末就開始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業務，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服務外包承接國。面對印度的領先優勢，中國如何抓住當前時機提高競爭力、改善中國在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上的競爭格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金融服務外包的現狀與競爭格局

金融服務外包，是指金融機構在持續經營的基礎上利用外包服務提供商(為集團內的附屬實體或集團以外的實體)來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擔的業務活動。金融機構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業務，如資產評估、報表審計、軟件開發等業務，由于金融機構自身缺乏足夠的精力和專業水平而難以兼顧，通過外包給專門機構可有效降低成本、轉移風險和提高核心競爭力。外包內容主要存在于兩大領域，即業務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體來說有產品研發設計、發卡與收單服務、數據處理與災難備份、呼叫服務等。金融服務外包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發展，當前在所有外包行業中，金融業的外包規模僅排在制造業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結果表明：金融服務業的外包趨勢正不斷加強，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務企業將擴大信息技術項目的外包業務，金額將從2005年的1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結果表明，未來5年內美國將有3560億美元的金融服務要外包給海外機構，占現有金融服務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報告預測，全球外包市場容量將達1萬億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把耗費大量人力的服務及操作中間環節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Gartner集團認為目前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外包出的IT職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該比例將增至30%，未來5年內服務外包迅速增長的勢頭將導致大量資金從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市場流向發展中國家。在承接金融服務外包的全球市場中，我國和印度是最受關注的兩個國家。畢博管理咨詢公司董事總經理彼得•郝勒維茨認為：到2015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全球金融服務外包業的中心，因為中、印兩國擁有大量受過良好培訓的外包業務人才、勞動力成本優勢、能提供滿足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國金融機構從全球化的長遠發展戰略考慮，已經把中國和印度市場作為其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中，印度是我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而且目前居于優勢地位[1]。IDG的統計數據表明，2004年全球軟件外包市場規模已達1000億美元。而印度以其獨特的優勢成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外包承接國，并壟斷了美國市場。根據印度全國軟件和服務公司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4年外包業務為印度公司帶來了172億美元的銷售收入，占全球同類市場的44%。預計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所占份額將達到51%，年銷售收入將達到480億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離岸外包市場上占有80%的份額。美國情報文獻中心的統計顯示，2003年印度服務外包業賺取了170億美元，而我國的服務外包僅有6000萬美元的收益，遠遠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進金融服務方面，我國也與之存在差距，因為我國的高端通信產品和大型計算機系統軟、硬件嚴重依賴國外。

二、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的現狀與競爭優勢

1999年，為解決“千年蟲”問題，許多國際金融機構將數據修改工作外包給印度，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業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業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高速發展，年均增長率達56%，2005年營業總額達280億美元，直接從業人員25萬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的提供范圍擴展到信息類業務、人力資源管理等更具戰略性的領域，越來越多的金融集團將業務流程整體外包給印度企業。這使印度企業不僅提供優質的互動式客戶服務，也承擔了歐美本土企業相應的責任與義務。花旗、渣打、匯豐等大型金融集團已在印度設立了10多個處理中心，這些處理中心規模增長迅速。如渣打銀行全球共享服務中心為渣打銀行在全球56個國家的分支機構提供統一的、標準化的后臺業務支持，可以對全球各個分支機構業務運營情況進行比較和評價。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將各種數據管理、呼叫中心、客戶服務等遷移到印度，帶來大量相對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進了印度的產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在銀行業中，金融服務外包已經涉及到批發銀行、金融市場分析與交易等多種高端業務。在印度開展外包業務的花旗銀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銀行等國際金融巨頭創造崗位超過20萬個。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險機構都在印度開展了金融服務外包[2]。

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歐美亞的大國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之中，國際貿易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受到了重視，但是似乎傳統的解釋總是將貿易的重要性視為根本，金融戰略往往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金融戰略并非是國家當局的隨機選擇，而是金融的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金融體系力量的綜合體現和持續柄持的國家競爭手段。

一．歐美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關系

l拿破侖時代的英法競爭中的經濟含義：為貿易斗爭所掩蓋的金融戰略

英國與法國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爭霸戰。在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后，英國已經奠定了對法的優勢地位，但是，兩個歐洲大國的真正決戰是拿破侖時代。這場戰爭有著非同一般的經濟價值觀的斗爭，法國重視實物經濟，這一點確可以追溯到法國人魁奈開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而英國則堅定地奉行重商主義，重視貿易與金融。拿破侖的戰略是封鎖英國，使之難以獲得足夠的實物資源，而迫使其通貨膨脹，打擊其以金融貿易為根基的重商主義體制，方法就是禁止歐洲大陸的貨物輸入英國；英國的戰略是反封鎖法國，禁止海運貨物輸入法國，迫使法國必須更有效地運用歐洲大陸的資源，這便增加了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運行成本。

似乎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成為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僅是一種非常表面的現象。實際上，貿易戰在雙方并非是非常嚴格與徹底的，歐洲大陸與英國的貿易以及美洲與法國的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著。雙方的戰略中心是英國的海上金融體系與拿破侖的大陸政治體系在資源組織上的競爭。

英國確是陷入了通貨膨脹，而法國與歐洲大陸各國，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關系的激化與惡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侖體制。就結果來看，英國人沒有組織起有力的貿易保護體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動蕩；而法國也沒有能夠在歐洲大陸建立起新的經濟體系，法國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壞了歐洲固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加劇了法國拿破侖戰爭的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終，是歐洲各國拋棄了拿破侖。

創新驅動戰略是江蘇省委十一屆九次全會提出的新的發展戰略，江蘇省“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的最突出亮點是在過去“五大戰略”基礎上，提出實施“六大戰略”，首次把“創新驅動”提升到戰略層面，并作為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戰略。改革開放以來，江蘇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開放型經濟，成功實現了兩次戰略轉型，經濟社會發展躍上了新臺階，2011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9545美元，達到了中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水平。“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江蘇要大力發展創新型經濟，推動江蘇經濟發展進入以創新驅動為主的新階段，實現第三次戰略轉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江蘇把創新驅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戰略，在進一步加快創新型省份建設過程中，江蘇必須發揮好金融的支持作用。

一、江蘇創新驅動戰略的績效

1989年，江蘇在全國率先提出“科技興省”戰略，2006年又確立了建設創新型省份的戰略目標。《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11》顯示，2010年江蘇區域創新能力繼續保持全國第一，連續三年蟬聯榜首，這一成績的取得可以用一系列事實來說明。2011年，江蘇省專利申請量34．8萬件，授權量20萬件，發明專利申請量8．47萬件，均居全國第一;發明專利授權量1．1萬件，位居全國第三(見表1)。2011年全省企業共申請專利19．6萬件，授權專利11．9萬件，均居全國第一。2011年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不含直轄市)中，江蘇省有三個，分別為南京、蘇州和無錫。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江蘇全社會R＆D投入分別為580億元、680億元和840億元，均居全國第一。2011年全社會R＆D活動經費為1070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2．2%，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這一比例高于大部分省市，但與北京、上海等還有一定差距。全省從事科技活動人員從2000年的19．4萬人增加到2011年的84．2萬人(其中R＆D人員為44．6萬人)。

二、江蘇金融支持創新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其原因

江蘇經濟走在全國的前列，金融為推動江蘇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江蘇金融支持創新仍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1．我國金融體制的固有局限我國目前的金融體制正在由銀行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過渡，銀行信貸融資仍是主要的融資方式。銀行基于穩健的經營原則，缺乏對高度不確定性的科技創新的支持。目前我國的利率并沒有完全市場化，銀行體系也比較單一，競爭不充分。較高的存貸差和沒有競爭壓力，使銀行對創新型中小企業服務的動力缺乏，融資難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的中小企業。我國的創業板于2009年10月23日在深交所正式啟動，獲得快速發展，但在篩選、定價、退市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我國債券市場以國債為主，即便在十分弱小的企業債市場上，發行主體也僅局限于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且發行程序復雜;債券利率不能超過同期銀行定期存款利率的1．4倍，這對投資者缺乏吸引力，并阻礙了大量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進入債券市場;在債券品種上，我國多是中長期附息債券，短期債券和可轉換債券很少，有助于創新型企業融資的高新技術債券和垃圾債券更是缺乏。

摘要：國美自20世紀90年代成立以來，三十年間幾經沉浮，如今正處于家電零售行業的領軍地位。在此期間，國美的金融戰略也成為了許多行業及學者爭相研究的對象。而近幾年來，國美注重結構化轉型，從提出“家生活”理念到推行“共享零售”戰略，從專注于家電零售到側重于向客戶提供家庭整體解決方案，這位老牌零售巨頭的商業模式轉型在扎根主業的基礎上逐漸向外推進，外界不禁好奇，國美同時期的金融戰略到底如何進行規劃與實施？本文將從資本結構、股利政策、融資策略、管理層架構和公司框架等因素對此話題進行分析。

關鍵詞：國美;金融戰略;資本結構;股利政策;融資策略

1國美發展歷程

國美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經過1997—2003年間的持續性擴張成為全國連鎖的家電零售企業。2004年，國美在港交所上市，并在之后的幾年通過兼并以永樂為代表的一系列同質公司實現擴大市場占有率的計劃，2011年開放線上市場。2016年國美公司更名為國美零售，同時明確了其整體家庭解決方案提供商的商業定位。現今，國美是中國領先的家用電器和消費電子產品全渠道零售商。而對于國美選擇在香港上市的計劃，也許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公司考量：首先，國美在港交所可以獲得更準確的公司價值預估。一方面，香港市場處于國際市場的潮流之中，相較于大陸市場而言，香港市場內有更多了解家電零售行業的專業人士和相關公司，這不僅能夠確保國美估值的準確性，還能引起熟悉行業的投資者的興趣；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始終投放于全球大環境下進行評估，其測算的企業價值能夠最大程度地反映目前公開的所有信息，也使得估算結果更有信服力；其次，香港具有更成熟的市場環境和更嚴格的監管體系。相對于大陸市場，香港的股票市場產生時間更早，市場體系更加清晰，這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發行者風險；最后，香港擁有更大的市場以及更充足的流動性，香港作為自由體系市場，并沒有貨幣數量限制，國際游資可以自由進出，這為市場提供了更好的流動性。

2基本面分析

本文選取了國美所在的家電零售行業的五家可比公司：蘇寧、格力、美的、飛科、海爾作為基準對照，對于國美的營運情況進行簡要分析：近幾年國美在存貨方面表現不佳，究其原因是產品的銷售性變現性不強，這也許也是國美頻打價格戰的原因。而對于家電零售行業，其應付賬款主要源于類金融模式的短期融資，這種模式需要良好的品牌影響力與品牌信用作為憑證以實現上游賒購行為，而隨著國美信用評級的下降和債務比率的增加，其類金融模式能力與行業其他公司相比差距較大。但國美的應收賬款數據表現亮眼，或許由于國美并沒有因為庫存過多而選擇和海爾等公司相類似的清庫存賒銷策略，使得自身的現金流量保持健康狀態，也正是因為如此，國美的現金周期優于行業平均值，如表1所示。2.1資本結構。如圖1、表2所示，從廣維角度來看，國美的資本結構大致分為股權(普通股)以及債權(長期債務與短期債務)；細究而述，國美的債股比例呈現了債升股降的趨勢，債務比率從2015年的5.04%躍升到2018年的66.27%，這樣的融資結構調整帶來了四點好處：第一，融資成本大大降低。理論上因為稅盾效應，越高債務比率對應的融資成本就越低，但在2017年后，因為利潤的由盈轉虧，稅盾效應便不復存在；第二，管理層收回部分公司控制權。公司股權不再被稀釋，使得管理層能夠按照本身規劃更為順利的實行，諸如建立美店等戰略改革，而無須擔心與股東的沖突而產生的成本；第三，資本結構得到優化。資本結構優化的廣義概念是在公司內在價值升高的前提下，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逐年降低。隨著國美價值的逐步提高，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也從2015年的10.20%下降到2018年的6.30%；第四，國美現今股價處于低位，在此時選擇發債而不是發股的策略，是對于國美公司價值的保護。同時，融資結構的改變也帶來了些許問題：一方面，國美違約風險陡然提高。大量的借債提高了國美的違約風險和破產成本，這使得信用評級從2017年的BB降至2019年的B+，無異于增加了未來借債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國美的資本靈活性受到重創。近三年來國美大額借債，其現有債務即將觸及公司債務容量的臨界值，未來公司的債務融資都將受到限制，但同時，國美的公司轉型剛剛開始，2016年國美在提出上下游業務合并規劃的基礎上，還進行諸如家裝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并進行例如體驗店等線上與線下的融合，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國美都需要充沛的資本注入和自由現金流予以支持。兩者綜合來看，高比例的債務并不適合國美現有的發展模式。債務融資可以概括分為短期債務融資和長期債務融資，國美的短期債務近些年持上升勢頭，從2016年的4.8%躍至2018年的48.1%。從成本而言，根據流動性溢價理論，利率曲線總是呈上升趨勢，所以大比重的短期債務的確能夠減少融資成本。同時，短期債務具有借債門檻低，借債速度快的特點，更容易向公司提供資本流動性。然而，現有的債務比例分配也許并不完全符合國美公司的現狀。第一，近些年國美的速動比率、流動比率、現金比率以及運營資本數據都較為疲軟，利息保障系數甚至小于0，這都說明國美目前短期償債能力不佳，這時如果國美依然不減少短期債務的比率，高比例的短期債務就會引發資金鏈斷裂的可能，從而產生運營風險；同時，國美的資產負債比從2016年的66.06%升至2018年的81.25%，也從側面揭示了國美長期償債能力的萎靡；第二，短期借款原本能夠提高資金的流動性，從而產生新的收益，但是，國美目前利用供應商貨款和短期貸款來償還長期貸款，一旦資金運轉出現問題，償債便受到極大影響從而引發流動性風險。總的來說，從資本結構的角度而言，國美急需快速減少債務比例。一方面，國美正處于緩慢的轉型期，需要大量資本和時間來維持日常運營；另一方面，從資本獲取的角度而言，首先，國美的資本回報率和股本回報率都低于資本成本和股本成本，以至于不能產生超額收益來補貼運營活動；其次，公司負債比例高于行業平均水平，高杠桿率便會產生違約風險從而引發小規模的財務困境，這也提高了公司的破產成本；如果向外融資，隨著債務比率的增高，股權債權的成本都相應提高。同時長期短期償債能力都表現不佳。2.2股利政策。國美在16年之前保持接近于40%的股息支付率，略高于行業平均值，從而吸引了一批熱衷分紅的穩健性投資者。在2017—2018年，因為企業轉型，國美采取零股息政策，降低了國美股票對于原先投資者的吸引力。從表3中股東自由現金流和分紅的對比可以發現，2015年，分紅總計遠高于股東自由現金流，說明國美支付了超額分紅以吸引股東并提升公司影響力。但分紅情況和公司情況并不吻合，一方面，當年度國美的資本回報率和股本回報率都低于資本成本和股本成本以至于沒有產生超額收益；另一方面，作為低利潤的零售行業，國美將價格戰作為營銷方向，本身就不是一個好的戰略。綜合而言，對于2015年的國美，建議減少分紅而將現金投入于最佳項目。在2016—2018年，分紅總計低于股東自由現金流，資本回報率和股本回報率也都低于資本成本和股本成本而仍然沒有產生超額收益，此時的零股息政策是明智的，超額的現金流量建議用于已有項目的調整中。從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近些年國美不僅處于漫長的戰略轉型期，同時伴隨著三個特點：第一，高收入，高成本，無利潤或負利潤。第二，內部融資少甚至為負，仍需要的高額外部融資支持。第三，自由現金流回收額低。這樣的發展情況符合降低股利的背景需求。在2016年和2017年，國美都曾大量回購自由股票，在低股價時回購股票使得國美可以超低成本回收控制權，其次，回購行為也向市場釋放了國美股價被低估的信號，以刺激股票需求，如圖2所示，兩次大型回購行為結束后，國美股價都獲得了可見的提升；最后，國美也在利用回購行為創造接管壁壘，在市場中，低股價股票容易被做空，而對于當時的國美股票，在股票市場內投資者做空行為自然也比做多行為更加頻繁，國美理應抓緊回購來實現反收購，如圖2所示。如圖3、圖4所示，通過分析國美的融資策略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從債股分析中可以發現，更大比例的資金來源于債務融資，從國美的現實情況分析，這種選擇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慮，另一方面，國美現今股價被低估，股權融資不僅獲得資金較少，而且會喪失公司控制權。第二，從債權內部比較，銀行貸款比例低于發行債券籌得資金的比例。對于國美這種體量的公司，銀行貸款成本更低，籌資速度更快，國美2016年提出“家生活”理念并推動全公司轉型，短時間需要大量流動性強的資金以支撐，銀行貸款自然是更好的選擇。第三，國美融資來源較為單一。近幾年來國美的籌資模式還僅限于普通的直接融資：普通股股權融資、債券融資以及以商業銀行為金融中介的間接融資，并沒有通過多重融資手段實現風險分擔和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控制。從國美的管理層架構以及商業框架的角度來看，這其中也許有個別方面需要進一步的調整和優化：第一，在近幾年中，國美的董事會成員名目變化較小，整個領導層長時間處于相同配置會大大降低公司決策的全局性和有效性。第二，現階段國美使用的商業策略較為激進。從2016年開始，國美從橫向試圖將業務開展到家裝等相關產業，縱向試圖將市場從一二線城市下沉到四五線縣鎮，在自身賬面已經不獲利的情況下采用兩種擴張同時進行的商業策略過于激進。第三，2016年國美選擇發行5000百萬普通股來完成對藝威發展有限公司的收購，而不是像往常選擇用留存收益或者債務完成收購，這大大增加了收購成本。第四，國美所在的家電零售本身處于低利潤行業，但近些年為了加強客戶黏性，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響力，國美與蘇寧、京東頻打價格戰，這會影響公司的健康穩定增長態勢，更會因為逐利廝殺而忽略了對產品品質的掌控，導致服務品質陡降而使自身品牌受損。

一、上海金融人才資源現狀與趨勢

1.金融人才數量與質量現狀。目前上海與世界上一些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在很多指標上均有較大差距。但是，最令人擔心的差距還是在人才方面。從總量規模上來說，世界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從事金融業的人口達10%以上，而上海只有1%。紐約擁有77萬金融人才，香港有35萬，而上海不足20萬。從質量和結構上看，上海基礎金融人才總體來看還是供大于求，但高層次尤其是關鍵崗位的金融領軍人才極其缺乏，主要表現在金融新產品開發、風險控制、營銷管理、大額資金管理和保險精算等領域。既缺復合型人才，又缺相關專才；既缺理論人才，又缺實務人才。僅以國際公認的注冊金融分析師為例，美國目前有25000名，香港、新加坡各有1000名，而上海才幾十名。金融人才缺口超80萬。目前金融人才市場的狀況是：一方面金融人才缺口達幾十萬；另一方面卻是大量金融專業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2.金融人才培養狀況。目前，上海金融人才的培養體系主要來自各高校、商學院、銀行系統以及民辦金融學校，其中又以高校創辦的金融或者經濟學院為主。如復旦大學的經濟學院、上海交大的經管學院、華東師范大學的商學院以及金融與統計學院、上海大學的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以及上海財經大學等，銀行系中最為典型的是上海金融學院。上述這些機構，僅僅培養的是中低層次的金融人才以及管理人才，真正最后成為高端人才的鳳毛麟角。

3.金融人才需求趨勢。調查顯示，中資金融機構的高層管理人才2003年～2005年近3年的平均流失率在5%以下,而高級專業人才近3年的平均流失率則在5%～10%。這兩類人才的流動去向都大致為同行外資、港澳臺資企業或者同行中外合資企業。2007年4月，東亞、渣打、花旗和匯豐四大外資銀行在華正式亮相，隨著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各境外銀行和境外投資機構厲兵秣馬搶灘中國。隨著金融機構的擴展，這個龐大而新興的行業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第一輪競爭——人力資源已經開始。

據一份外資銀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35家外資銀行將有7家預期雇員會在2008年以前增加50%，13家銀行預計將以兩倍的速度增長。東亞、花旗、渣打、匯豐在最近兩年內至少增員1000名以上，匯豐銀行則表示95％的員工將來自本土。據上海期貨同業出具的數字顯示，目前2007年僅浦東期貨師缺口至少在1萬名以上。

對金融人才的需求，隨著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上海最缺的是銀行家和金融家，特別是既懂國內金融又懂國際金融規范運作的金融人才和專門人才，如大規模的投資活動，需要大批高素質的投資管理分析及決策人才，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活動和金融創新，需要大批合格的金融監管人才。二、上海金融人才資源開發展略研究

一、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建設的內容及意義

(一)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提出

中國、印度、緬甸、孟加拉四國陸地總面積達134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28億，占世界總人口的40%，2012年生產總值達10萬億美元。四國物產豐富，資源能源富集，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中印緬孟次區域包括緬甸、中國西南地區、印度東北部、孟加拉國在內，陸地面積約4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7億。次區域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區和亞洲各次區域的重要樞紐，入有中、印、緬、孟廣袤腹地，出有加爾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國、南亞、東南亞地區三大市場融匯地，聯動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場，同時也是中國開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經之地，通道價值、地緣區位和戰略意義極其重要。中印緬孟次區域經濟合作的設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學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關學者的策劃下，1999年昆明市舉辦了首屆中印緬孟地區經濟合作國際研討會，至今已經舉辦了十一屆，一直以來以非正式官方交流為主。從空間經濟理論、國際經濟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的綜合視角，中印作為兩個大國和大市場，盡管共有邊境線較長，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選擇恰當區域開辟狹長的安全緩沖區和經濟交往區，并依托本國的資源、技術、人才、資本等優勢，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金融投資、產業園區建設、商貿旅游文化等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及周邊緬甸、孟加拉等國家的經貿往來。該區域具有明顯的“跨境經濟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緬孟四國，因此該區域稱之為中印緬孟經濟走廊。近年來，中印緬孟四國經濟社會發展態勢良好，相互貿易、投資等不斷增加，為地區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2013年5月，總理訪印期間與印度總理辛格達成一致同意在產業園區、基礎設施等領域加強合作，共同倡議建設印緬孟經濟走廊，推動中印兩個大市場緊密連接。這也標志著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筆者認為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建設重點應包含以下內容:1.以交通為主要內容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基本條件;2.互補性產業結構和巨大的相互貿易需求，是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建設的動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線的產業園區各具優勢，人才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集聚明顯;4.包括貿易、投資、金融、旅游在內的互聯互通便利;5.以經濟走廊為依托增強中印兩個世界最大人口國家的經濟金融合作;6.提升對緬甸、孟加拉的投資水平，充分利用兩國的資源、能源優勢。

(二)建設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意義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國對外開放水平，增強經濟增長動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經歷了一輪較快增長后，但自2011年以來開始下滑，突出表現為對外貿易拉動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貿易額由2011年的739億美元回落至664.7億美元，同比減少10.1%，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明顯減弱。因此，兩國都迫切需要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擴大出口市場，遏制出口貿易下滑態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基于此背景，中國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基礎上面臨加快西向和西南向開發開放的歷史重任和現實需求;同時，印度也面臨東北部和北部開發開放的戰略要求;緬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和世界市場中有所作為。可見，建設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符合四國的共同利益，次區域的進一步開發開放有望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對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也將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經濟文化交流，增進各方政治互信。長期以來，緬甸和孟加拉與中國的關系較為穩定，經濟交往十分密切，民間往來十分頻繁，但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變化，中國有必要加快在該區域的經濟布局，以此進一步鞏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關系。中印兩國關系近年來也不斷改善，但領土邊界問題始終懸而未決，制約了兩國在更多經濟領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建設，將有助于四國擴大經濟合作范疇，以此為根基不斷增強各國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見，從深化經濟務實合作入手，鞏固全方位合作關系，對中國進入南亞進而連接西亞和非洲等環印度洋地區意義重大，對中國出海口戰略、能源戰略、資源戰略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利益影響深遠。第三，有利于資源技術互通，增進各方國民福利。中印緬孟次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是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區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國在資源、技術、資本、人力等方面各具優勢，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互補性，發展潛力巨大。經濟走廊建設將推動各方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園區建設和貿易投資往來，對促進次區域農業、工業、服務業協調發展，增加投資和貿易機會，減少投資和貿易壁壘，帶動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進而增強物質文化交流，增進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見，建設好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將促進中印兩個人口大國和最具潛力市場的互聯互通，同時帶動緬甸和孟加拉國的發展，對開發亞洲欠發達地區、消除貧困、加快次區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積極影響。

二、中國推進中印緬孟次區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歐美亞的大國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之中，國際貿易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受到了重視，但是似乎傳統的解釋總是將貿易的重要性視為根本，金融戰略往往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金融戰略并非是國家當局的隨機選擇，而是金融的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金融體系力量的綜合體現和持續柄持的國家競爭手段。

一．歐美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關系

l拿破侖時代的英法競爭中的經濟含義：為貿易斗爭所掩蓋的金融戰略

英國與法國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爭霸戰。在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后，英國已經奠定了對法的優勢地位，但是，兩個歐洲大國的真正決戰是拿破侖時代。這場戰爭有著非同一般的經濟價值觀的斗爭，法國重視實物經濟，這一點確可以追溯到法國人魁奈開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而英國則堅定地奉行重商主義，重視貿易與金融。拿破侖的戰略是封鎖英國，使之難以獲得足夠的實物資源，而迫使其通貨膨脹，打擊其以金融貿易為根基的重商主義體制，方法就是禁止歐洲大陸的貨物輸入英國；英國的戰略是反封鎖法國，禁止海運貨物輸入法國，迫使法國必須更有效地運用歐洲大陸的資源，這便增加了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運行成本。

似乎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成為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僅是一種非常表面的現象。實際上，貿易戰在雙方并非是非常嚴格與徹底的，歐洲大陸與英國的貿易以及美洲與法國的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著。雙方的戰略中心是英國的海上金融體系與拿破侖的大陸政治體系在資源組織上的競爭。

英國確是陷入了通貨膨脹，而法國與歐洲大陸各國，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關系的激化與惡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侖體制。就結果來看，英國人沒有組織起有力的貿易保護體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動蕩；而法國也沒有能夠在歐洲大陸建立起新的經濟體系，法國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壞了歐洲固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加劇了法國拿破侖戰爭的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終，是歐洲各國拋棄了拿破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