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系中的金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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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歐美亞的大國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之中，國際貿易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受到了重視，但是似乎傳統的解釋總是將貿易的重要性視為根本，金融戰略往往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金融戰略并非是國家當局的隨機選擇，而是金融的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金融體系力量的綜合體現和持續柄持的國家競爭手段。

一．歐美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關系

l拿破侖時代的英法競爭中的經濟含義：為貿易斗爭所掩蓋的金融戰略

英國與法國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爭霸戰。在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后，英國已經奠定了對法的優勢地位，但是，兩個歐洲大國的真正決戰是拿破侖時代。這場戰爭有著非同一般的經濟價值觀的斗爭，法國重視實物經濟，這一點確可以追溯到法國人魁奈開創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而英國則堅定地奉行重商主義，重視貿易與金融。拿破侖的戰略是封鎖英國，使之難以獲得足夠的實物資源，而迫使其通貨膨脹，打擊其以金融貿易為根基的重商主義體制，方法就是禁止歐洲大陸的貨物輸入英國；英國的戰略是反封鎖法國，禁止海運貨物輸入法國，迫使法國必須更有效地運用歐洲大陸的資源，這便增加了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運行成本。

似乎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戰爭成為一場貿易保護戰，這僅是一種非常表面的現象。實際上，貿易戰在雙方并非是非常嚴格與徹底的，歐洲大陸與英國的貿易以及美洲與法國的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著。雙方的戰略中心是英國的海上金融體系與拿破侖的大陸政治體系在資源組織上的競爭。

英國確是陷入了通貨膨脹，而法國與歐洲大陸各國，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關系的激化與惡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侖體制。就結果來看，英國人沒有組織起有力的貿易保護體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動蕩；而法國也沒有能夠在歐洲大陸建立起新的經濟體系，法國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壞了歐洲固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加劇了法國拿破侖戰爭的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終，是歐洲各國拋棄了拿破侖。

完全以經濟的視角解讀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爭霸戰是片面的，但是，我們確是可以發現兩國的競爭中存在著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是海洋貿易與國際金融獲得其在歐洲以致全球經濟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說，國際貿易與金融活動的現實地位是歷史性地淵源于重商主義，并在十九世紀在全球取得的勝利。而重商主義的勝利不再是更早世紀的貿易航道與海權的爭奪，實質上其確定了金融活動的國際地位與金融力量在未來大國競爭中的戰略地位。荷蘭過早而明智地將海上霸權拱手讓予英國；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戰競爭中敗于英國后，其貴族體制沒有體現出組織廣大拉美殖民地經濟資源的能力；法國的擴張是非常古典主義的征服形態，這被布羅代爾稱為“巨人癥”，其放棄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說是其的一種解脫。唯有英國真正享受到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大國競爭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資源支持。這難以僅僅用重商主義貿易壟斷和市場自由主義等加以解釋的，問題的核心是英國的金融長期發展戰略。

英國如何組織包括美洲在內的大洲際資源呢？雖然，包括法國、西班牙與荷蘭在內的各國都擁有強大海軍，并信奉海權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國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時期荷蘭及后來法國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戰略。英國人運用了其金融體系有效地組織了大洲貿易，這就是英國人被過早地被譏諷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實就證明了這種金融貿易一體化的國際經濟組織模式增強了英國的國家力量。英國是在美國之前在全球組織起國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貿易強國，其有效地抑制法國的海外殖民擴張，并將戰火燒到歐洲大陸，最終打跨了歐洲大陸的強權體系。

l兩次大戰間的德國：穩定的貨幣高于一切

德國的經濟崛起施于煤炭、鋼鐵以及化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產業工業體系。與法國相比較，德國是工業帶動了其金融業的發展，而法國則是金融業推動工業的發展。德國的工業實力促進了其歐洲爭霸的野心，新興德國是歐洲固有秩序的挑戰者。一戰后的德國深受戰勝國主導的歐洲金融體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國企圖以債務鏈條約束這個可怕的鄰國。德國金融當局雖然不情愿，但是德國的通貨膨脹卻是打碎戰后捆綁在德國身上的債務金融鎖鏈的法寶。盡管這給德國帶來深重的災難，但是法英等國主導下的國際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縛住通貨膨脹爆發后的德國了。緊隨通脹之后的大蕭條為德國開始復仇式的戰爭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歷史機緣。多恩布什指出，大蕭條促使了希特勒的上臺。

德國擁有最為痛苦的通貨膨脹的歷史，而一戰后法英主導的歐洲的國際金融體系推動了德國的通脹情勢。德國的中央銀行似乎從那時就一直致力于德國馬克的穩定。1985年廣場飯店會議后的西德依然堅定地將馬克根植于德國國內經濟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動蕩不定的國際貿易關系上（尤其是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可以說，沒有馬克的穩定，就沒有兩德統一進程的順利和統一后穩定局面的實現，沒有德國的歐洲地位和世界地位，甚或說，沒有歐元的順利誕生。

l冷戰時代的蘇美競爭：缺少國際貨幣的超級大國

十月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二十世紀的翻版，前蘇聯是“第三個羅馬”，二十世紀的政治軍事恐龍。在歐洲混亂之中誕生，在大蕭條橫掃歐美時，實現了工業農業的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在二次世界大戰后，將其力量深入到歐洲的心臟，并開始與美英在全球爭霸。某種意義上說，美蘇的全球爭霸戰是早年英法競爭的現代翻版，只是核力量對于雙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競爭沒有體現為“熱戰”。

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實物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其貿易與金融遠不發達，其也沒有建立起與全球市場經濟的廣泛而深入的聯系，其力量是局限于東歐的強制計劃經濟體系。其與美國的國際競爭是軍事性質的；而在經濟力量上，“要大炮，不要黃油”的實物經濟體系深刻限制了其力量增長，約束了其經濟競爭能力。在前蘇聯垮臺之后不久，前蘇聯的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援助前蘇聯盟國的計劃，前蘇聯只需要再持續三年就會因無以為繼而陷于崩潰。美國國務卿（前總參謀長）鮑威爾在其自傳中描繪了前蘇聯實物經濟的價格體系的可怕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寧的口說出的，價格體系的混亂情況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狀況，進而迫使戈爾巴喬夫緩和與美國的對抗性競爭。在斯蒂格里茨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也指出，前蘇聯農場的工作人員用面包喂牛，因為面包要比草料的價格便宜；斯氏還指出，自莫斯科機場到紅場的出租車費要貴于從西伯利亞飛往莫斯科的機票價格。雖然，斯大林治下的蘇式教育強調，大蕭條時代，美國人將牛奶倒入陰溝的罪惡行徑說明了帝國主義危機以使其達到了垂死狀態，但是，那場至多持續了十年的蕭條沒有妨礙美國贏得戰爭，并在制度上實現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內的管制經濟革命（避免了使用國有化和計劃化的手段）；而前蘇聯的實物計劃經濟卻長期保持價格扭曲直至亡國而不得更改。

前蘇聯是沒有力量與美國進行長期的對抗性競爭的。美國人的機器可以大量地印刷出美元來，滿足先行消費經濟戰略下國人的進口需求和擴軍援外的需要；而前蘇聯人必須實行有取舍的實物生產計劃，“要大炮，不要黃油”，放棄許多日用品的充分生產，而生產大量的軍火。美國的提前消費的戰略不僅滿足了國人的經濟需求，也帶動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穩定發展，使之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持。美國的這種金融優勢打敗了其長期競爭對手。

前蘇聯自身沒有造就出值得信賴的國際貨幣，但是其擁有大量的黃金，也許黃金是可以挽救或茍延前蘇聯的命運。里根政府伊始，曾經試圖恢復金本位制度，但是，機密研究報告認為，金本位的恢復的不利結果之一是給予前蘇聯和南非這樣的產金大國以影響國際經濟的能力。里根政府遂放棄了恢復金本位的努力，而前蘇聯最終也失去了改變其不利競爭地位的歷史機會。

二、東亞視角的金融戰略關系

十九世紀的中國失去了國際金融的主要參與者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處于金融活動的最低潮。日本在二十世紀取得了金融大國的地位，但是，沒有能力保持并發展其金融力量，甚至陷入了金融潰敗和長期的經濟低迷與改革乏力的泥沼。

l中國金融的衰落與崩潰：事實上退出了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

貢德·弗蘭克指出，“中國人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亞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就已經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歐洲黯然失色。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火車頭的位置。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么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

弗蘭克認為，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是亞洲的時代。尤其是中國與印度，是這個時代全球經濟的中心。全球白銀產量的一半最終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

東亞的中國事實上處于貿易的壟斷地位，是順差大國。然而，這種優勢被英國為主體的歐洲商業慢慢打破，首先，英國人發現介入亞洲內部各地區之間的貿易要比歐亞之間的貿易更有利可圖；其次，英國人發現了鴉片可以改變中國的順差國地位。中國開始大量地輸出白銀，這包括那些取得自美洲的白銀重又回流到倫敦，進而回流到美國。這種貿易關系的逆轉還曾一度引發了美國1837年的白銀危機，促使美國白銀的貶值而退出流通。

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優勢地位的喪失注定了她金融大國地位的喪失。在十九世紀的后六十年和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內戰與外戰產生了大量的債務，白銀加速外流。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已經支離破碎、風光不再。

1931年的中國卻因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而最先走出了大蕭條。但是，國民政府從未在事實上控制全國，抗戰與內戰打碎了初創的金融體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國事實上發生了人類金融史上最為驚人、規模最為巨大的金融潰敗，崩潰的中心是貨幣危機。這場金融崩潰在中國埋葬了“金（屬）本位”，以致在戰后長期普遍地終結了商業信用關系。財政在共和國建國之初是以華北山區的谷物小米為計算單位的。黃仁宇稱，中國唐代是五谷雜糧的財政，而兩宋的經濟是江南的水上經濟，財政以水稻計量，所以出現了王安石的商業化財政改革。但是二十世紀中中國的金融崩潰事實上使得中國的財政起點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關系也全面萎縮，金融淪為財政的薄記。貨幣發行逐步地過渡到以糧食和煤炭為基礎的實物貨幣本位制。土地非貨幣化與非資本化、谷物交易非貨幣化；黃金市場與外匯市場事實上終止了半個世紀余。投資與消費長期吃緊，不得不采取全面的計劃控制；實物工資替代貨幣工資，城市長期依賴人口實物配給；商品流通事實上不能貨幣化，而是輔以票證的計劃配給。對外貿易也大幅縮水，事實上是廣州一口通商。五十年代，狂想糧食產量與鋼鐵產量能夠隨著膽量和干勁而激增，結果病態的努力造就了數千萬人口的消亡；之后，奢望依靠精神與文化重建來保持穩定的努力形成了遷延更為深廣的內部斗爭，近臨內戰邊緣。事實上，共和國的實物經濟建設一直是在缺少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極端匱乏的條件下進行的，短缺經濟是持續若干年的頑癥。

這種情況一直到鄧小平時代才得到改變。

l美日的金融競爭：日元的“矮化”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就宣揚“殖產興業”，戰后的日本更明確了其經濟發展戰略，之所謂：“產業立國”、“貿易立國”與“一國繁榮主義”。日本社會從法西斯主義和武士道轉變為帶有美英色彩的重商主義。這種兼糅東西方的特色的奇異結合事實上開啟于美軍占領的麥克阿瑟時代。期間，日本也大力地實現了文化與社會心理的轉型，將對于“天皇”的忠誠轉變為對于企業的忠誠，產生了“長期雇傭制”和“年金序列制”等日本的企業文化，而其實質依然是強調以東方式的人身依附關系為紐帶。這樣的國策決定了日本的經濟發展是以產業政策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非常強調政府的積極作用，而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企業為核心的經濟體制。這種特色經濟使得市場的作用受到忽視或抑制，金融市場方面也產生了以間接金融為主體的關系型金融體系。主銀行制是最為突出的日本版金融的代表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電子與汽車等工業，取得了對于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市場的貿易優勢地位。這種優勢貿易地位逐漸演化成日本的金融優勢，日元在1985年的廣場飯店會議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實力得到非同尋常的增長，日元開始在全球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體制存在兩大漏洞：產業金融而非市場金融為主體的國內金融體系；依附于國際貿易而非國內經濟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銀行體系的呆壞帳率極高，金融體系的市場敏感度不夠，金融中介的風險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主動性喪失，貿易關系往往決定了日元的走勢，日元事實是由美元的政策決定的，即美國人通過改變美元對日元的比價而占盡先機、大發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沒有適合的金融市場進行穩健運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作為有限，除了充實了以美國為首的有關實體經濟產業和金融產業外，便是在國內大幅沽高了投機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監管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沖擊，日本金融投機的熱潮以喜劇開始以悲劇續演，尚不知何時收場。

日元升值的戰略像一柄雙刃劍，一方面減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改變了商品輸出為主的國際競爭的貿易優勢地位；另一方面，進入到資本輸出為主的日本，大量向東南亞輸出生產，但是，卻要以美元結算，這樣日本的生產輸出事實上沒有穩定的貨幣體系基礎作為支持。日本學者吉川元忠認為，與美元生死相關，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經濟二十年余來的禍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難產也是罪魁禍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體系在改革之前盡歸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屬監管”。并有所謂“護衛艦隊”之說，“護衛艦隊”語出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的海軍，艦隊的行進速度往往以最慢者為準，以使整個艦隊的一共同行進。這種監管的價值觀促成了日本金融體系的長期低質量發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長期管制，而銀行體系仍然可以享受穩定的利差。這又反過來推進了日本銀行的規模擴張形態為主的競爭。金融監管當局的獨立性缺乏，以及“護衛艦隊”的監管模式要求照顧弱者，從而降低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抵御風險的能力，預示著日本金融全局發生整體性危機的可怕后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銀行達到資本充足率8％等措施，暴露了日本銀行業的脆弱性，引發了一系列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

日本九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也被稱為“平城危機”，危機暴露了日本社會的深刻問題，這促使日本必須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則，日本的金融改革也只會停留在紙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黨上臺，長期一黨執政，在野黨被稱為“萬年野黨”，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黨、官僚和財閥“三位一體”結構的形成和長期維系。1993年自民黨下臺，日本的政治動蕩開始，三年之內換了五任首相。上層改革似乎開始了漫長的拉鋸戰，而下層則開始松動。在長信倒閉事件中所體現出來的公司員工對企業的忠誠精神停留在表面，近來，韓國大量地吸納日本的電子行業的高級人才，周末的羽田機場處處可見飛往漢城兼工的日本大企業的高級技術人員，這正在動搖與侵蝕日本的產業根基。而由于人口的下降，日本人均收入依然會在未來的經濟水平沒有得到好轉的情況下，每5年提高1％。這說明日本的改革動力匱乏。

日本深受長期經濟低迷的影響，政府的大量財政支出，已經是赤字高攀，日本已經成為一大債務國。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代開始進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暴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經濟泡沫破裂的危機中，日本的金融改革是“雷聲大，雨點小”，乏善可稱。日本最近開始日元貶值的戰略，說明日本的金融改革已經乏力，日元貶值實際上是輸出日本的金融危機。

日本對于東亞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不僅體現著經濟發展模式上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戰略選擇和推動產業鏈式升級，而且體現在以黨、官、財的緊密關系為依托的上層體制和強調下層社會的忠誠與奉獻精神的依附性結構上。事實上，在1997年以降的東南亞以及東亞金融危機中，幾乎處處顯現出對于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跡。這種注重產品質量而會忽視甚至漠視市場運行質量的“裙帶資本主義體系”，基本上瓦解了整個金融管制體系健康發展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敗是非常廣泛的。

日本作為貿易大國與經濟大國，卻未能成功地獲得金融大國的國際地位，日本作為全球最大的債權人的地位也已經喪失。長期的危機使得日本“發展造”的政策金融體系聲譽掃地，并將日本置于未來的二流國家的行列。

l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啟示：行銷全球的好產品不敵堅挺的國際貨幣

1997年開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綿延千萬里，北至俄羅斯，西到巴西。危機所及之處就是在說明一個道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體系與金融市場體系是不穩定的。即便其擁有良好的國際貿易基礎和投資環境，但是，決定經濟體系的根本力量是金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圍繞建立國際貿易秩序為中心的南北斗爭，實際上，迫于四處蔓延的金融危機，而修正為貨幣金融秩序的斗爭。斗爭中，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擁有壓倒的優勢。

窮國即便取得生產優質產品的能力并在國際貿易中牟取了有利地位，但是，窮國依然要依賴富國的貨幣和資本。富國資本對新興市場貨幣體系的不信任幾乎可以埋葬其數十年兢兢業業積攢起來的財富。比較優勢的貿易理論和經濟戰略不能改變這種金融格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必須致力于自身的長期金融穩定的發展戰略。二．美國金融模式全球性擴張戰略

美國的金融制度的發展模式是通過金融危機來確立金融管制體系以穩定金融職能的，確立共同游戲規則來推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強調金融企業的創新，通過直接金融的市場發展大力培育美國的金融資源更生能力，堅定地保護美元的國際地位。

美國的金融模式對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以及歐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實中，歐洲正在將其養老基金的運營模式英美化，并日益重視直接金融的作用。

l危機造

在貨幣方面。美國政府的金融管制體系是從穩定貨幣職能開始的。1900年的《金本位法》最終結束了漢米爾頓開立的金銀復本位體制，1914年美聯儲創立之后，事實上實現了聯儲兌換鈔（即美元）為基準的單一主權信用紙幣，貨幣職能在國內獲得穩定。大蕭條時期，隨著英國等退出金本位，美國也事實上退出了金本位，終止了黃金市場，禁止個人持有黃金。之后美元在國際方面也獲得職能穩定，并成為布林頓森體系的基準貨幣。1973年3月金匯兌本位瓦解后，美國開始完全依據自身經濟的需要而調整美元政策，美元成為美國國際金融斗爭的利器。

在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方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使得美國確立了金融市場管制體系，這種金融市場管制體系的建立，事實上，使得美國沒有再度爆發“真正的金融危機”（瓊·羅賓遜語）。七十年代的金融創新和八十年代的金融放松管制的改革奠定了九十年代的金融立法改革。改革將金融管制的中心由市場方面轉移到金融中介機構方面，結束了分業管制，實現了銀行的制度性升級，開啟了“微觀謹慎”的新金融時代。

l共同游戲規則與不斷增強的政府干預

與英國的自律監管不同，更與德國的銀行監管的“私有化”不同。美國的金融體制是與其政治法律體系緊密相關。美國人通過大量的金融立法實現了政府對于金融活動管制。

可以說，美國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起源是英國作為殖民地宗主國留下來的重商主義思想體系和制度范式。1787的《美國憲法》事實上造就了美利堅自己的重商主義體制。擴展聯邦政府的金融管理權力的努力卻一直受到強烈的阻礙，作為中央銀行的美利堅第一銀行和美利堅第二銀行先后受挫而壽命不長。事實上，即便聯邦創立了國民銀行體系，但是，作為中央銀行還一度是由1857年紐約銀行商人們創立的紐約清算所擔當，其發揮有如最后貸款人的作用，這突出地體現在1907年的金融危機中。1914年聯邦儲備銀行的成立改變了這種狀況。

事實上，美國政府對于經濟活動――尤其是對于金融活動――的干預，一直呈現出不斷增強的態勢。西克斯用荊輪理論揭示了美國政府的不斷擴張。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中，美國建立了不依靠國有化和計劃化的政府經濟管制體系。這在丹尼爾·耶金所著的《制高點》一書中為美國人稱為“第四大權力分支”的管制體系。

對于金融活動干預歷經了貨幣管制、市場管制和金融中介機構的管制三大階段。美國金融管制事實上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這突出地表現在對于金融中介機構的經營管理的監管上。美國沒有像英國那樣信賴“自律”性的金融監管，也沒有像德國那樣采取金融監管大量依靠外部私人審計的事實上的金融監管的私有化，而是建立了龐大的政府監管力量。

美國的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使得金融企業與實體經濟企業的傳統壁壘模糊起來，通過證券市場，這種金融企業與實體經濟企業的關系更為緊密。這說明了美國金融職能的強化與穩定。

然而，美國的金融模式也醞釀著新的變動因素。有如，安然公司的破產案被克魯格曼稱為是對美國更甚于“9.11”的一次打擊。其牽涉到紐約與華盛頓的廣泛的經濟、金融與政治體系。

三．中國金融的國際競爭戰略

l中國實物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是在金融實力上非常脆弱

鄧小平時代，中國的實物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甚至新世紀伊始就被稱為“世界的工廠”。這種生產優勢正在穩步地轉換為貿易優勢。

但是，中國在金融實力方面還非常脆弱。貨幣經濟尚未能覆蓋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糧食交易，糧食流通體制尚未市場化，并存在大量的強制信用關系。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農民生產百分之二十的農產品，而沒有實現糧食市場流通的商品化和貨幣化，這是一個長期制約金融發展的脆弱點。中國的土地在近二十年是逐漸地商業化，并形成了一個規模可觀的房地產業，但是，土地的貨幣化問題沒有解決。這將在長期制約中國金融實力的大幅提高。

中國銀行體系的呆壞賬比例過高，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賬比例超過四分之一，而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量占整個信貸市場總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現大的失誤，很可能出現對于整個金融體系的喪失信心的金融崩潰。中國的直接金融總量不大，但是對于整個經濟社會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資本市場的監管問題反映出中國上市公司質量不高，總體經濟管制環境過于寬松的弊病。其中，企業的獨立性與金融監管當局的獨立性都值得深刻省察。如果不能實現不良金融機構的及時退出市場，很可能造就一個過度退出的時間段，而日本就是在這樣時間段里一蹶不振的。債務整理和金融機構的股權改革是緩解壓力的方法之一，但是，不進行深刻而廣泛的金融改革是危險的。保持經濟生產的穩定發展，適時地擴大貨幣經濟范疇，對于金融成長與穩定的意義殊為重要。這構成了金融穩定成長的經濟基礎。l貿易的大發展缺乏有力的貨幣支持

雖然在中國的周邊地區的貿易中，人民幣的地位得到支持，但是在中國大宗的對外貿易中，美元依然是主要的結算與支付貨幣。中國在加入WTO之后獲得國際貿易的優勢地位后，是否會受制于美元的壓制，而出現類似“日元矮化”的局面呢？這種局面會因為中國經濟日益強大，尤其是在逐漸取代日本而成為東亞的經濟領頭羊時，而變得十分尖銳。從生產大國越升為國際貿易大國之后的中國，必須擁有與之相適應的國際貨幣的支持。人民幣是否能夠承擔這種歷史使命和戰略構想，是一個關乎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中居于何種地位的歷史性命題。

推進貿易的大發展，適時地擴大人民幣的自由度和市場化，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對于人民幣貨幣職能的國際穩定至為重要。這將決定中國金融的國際生長空間。

l金融管制的戰略目標：穩定金融職能

中國金融管制是計劃與發展的混合物，既有前前蘇聯計劃控制體系的遺留，也有日本“發展造”政策金融模式的影響，現今又強烈地受到美國市場為主的金融模式的吸引；同時，金融市場的發展更糅入了復雜的利益博弈關系，這些都使得中國金融管制體系的建立復雜化。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中國金融管制體系的建設是中國金融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中長期的金融發展戰略事實上是以穩定金融職能的管制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為基礎的。正是基于此，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確立了金融改革中加強金融監管的重大決策。從中長期來看，金融管制的目標就在于穩定金融職能，包括貨幣的職能、金融市場的職能與金融中介的職能。金融職能得到穩定才談得上金融健康發展，那些以犧牲金融職能穩定為代價的政策考慮，雖然有助于實現一些表面的短期目標，但是，對于中國金融長期穩定發展是有害的。金融的市場波動尤其是價格波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經濟社會喪失對于貨幣、金融市場或金融中介等金融職能穩定的信心。這種關于金融職能的信心危機在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得到解決，而對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則是一個相對長期的歷史任務。

就近期來看，一個重要的理論與政策實踐的課題就是，如何看待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管制的關系？一些對金融體制改革抱有很高期許者，對于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建設者多，而論及金融體制改革者少，感到困惑，甚至不明就里，有些許失望。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推進金融市場化，強調放松既有的政府控制。政府在此過程中是否能夠積極地保持對于金融職能穩定的主動權？這一問題則需要較以往更為深刻的省察。如果政府有效地推進了金融市場化的體制改革，卻沒有能夠建立起穩定金融職能的管制體系，形成有效的監管力量的話，中國金融中長期發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金融危機的多發、頻發以致大發的現實，說明金融市場化改革必須與金融職能穩定結合起來。理論認識上，危機理論和發展理論應當受到同等的重視，并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強金融中介機構的經營實力和提升其管理水平與效率，同加強政府的管制監管能力，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必須給予同等的重視，而核心就是要穩定金融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