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觀范文10篇

一、人民幣價值處于低估狀態的購買力平價學說

1918年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首先提出了購買力平價學說的基本概念，這種理論認為兩國貨幣之所以能夠互相兌換是因為它們各自在其國內具有購買力，因而，兩國貨幣的兌換率（匯率）應該等于這兩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國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與該國通貨膨脹率和物價的變動有關，因此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決定浮動匯率的理論。我國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購買力平價理論就中長期來說應適用于人民幣的匯率。簡言之，購買力平價就是購買同樣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國的貨幣。例如據美世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004年的調查，同樣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紐約40美元，在上海為190元人民幣，從而可知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賣12.4人民幣,紐約則要5美元,其購買力平價為2.48。但是，在采用購買力平價時，要求商品的質量和服務環境應大體相同才行，因此，英國《經濟學人》編制了一個巨無霸漢堡包指數來反映世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這是因為各地漢堡包的用料質量、包裝、服務環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們采用廣州的漢堡包價格計算出的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2，而當時的實際匯率為7.8。然而，單個商品是不能反映整體的購買力平價的，為此國際機構在編制購買力平價時要采用更多的一攬子商品，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是采用2500種貨物和服務（34種政府，教育和醫療行業，186種器材貨物和20項建筑工程）來編制各主要國家的購買力平價。世界銀行按1000多種商品價格計算的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倒是和漢堡包的指數接近，它與世界銀行以前在2001年計算的該項平價為1.74相比實際匯率更向購買力平價靠攏。然而，不同的人會對一攬子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他們各自編制的購買力平價也不會一樣，如國內學者計算出的人民幣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1999年為4.57，日本學者計算的則是5.64,可見各方的這一數值有很大差距。

關于使用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爭議，據學者指出這是由于它本身所嚴格的限制性假設條件所致，1.必須滿足一價定律成立的條件，即商品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商品交易市場是完全自由的，國際市場統一化且不存在各種管制和貿易保護；2.衡量商品的一攬子商品的種類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種商品在藍子中的權重也要相同；3.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的假設，在購買力平價中不考慮不可貿易商品；4.國際商品的流動對匯率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即不考慮國際間的資本流動。而這些假設條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尚不能被全部滿足，尤其是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從計劃商品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后者雖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但國內的市場化程度尚不發達，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尚不能全部市場化并和國際市場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資本項下的外匯尚不可自由兌換，某種程度失真的商品價格和貨幣價格使購買力平價學說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評。盡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學的基礎。有學者研究指出在國際交換中真正決定貨幣購買力的是貨幣價值，這里貨幣（紙幣）的價值不是貨幣本身的價值，而是貨幣所代表的，以其標價的商品的價值，并認為不論以什么貨幣來標價，或者說，不論其價格高低如何，一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與他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國際價值。看來，購買力平價實際是兩國商品價值之間的比值。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包括其國際價值學說是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科學基礎。根據貨幣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必然產物，貨幣從一般商品分離出來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來看，在兩種貨幣之間的交換中，實際上一種貨幣作為世界貨幣仍起到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另一種貨幣則是一種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兌人民幣的交換中，人們是用多少人民幣去買一件美元（作為單位商品），這時人民幣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們用多少美元去買一件人民幣，這時美元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幣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認為即時匯率是貨幣的價格，購買力平價是貨幣的價值。

按照價值規律的表述，商品的價格是圍繞著商品的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價格和價值相一致時，人們稱之為均衡價格。從貨幣也是一種商品的角度來看，那么貨幣的匯率（價格）也應是圍繞著貨幣的購買力平價（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兩者一致時，可稱為均衡匯率。這里所說的“上下波動”就是指價格背離價值的一定幅度，學者們用“偏差程度”來表明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之間的差異。他們發現在發達國家中，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偏差程度較小，大部分國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時日元為29.6%，加拿大為25.5%）。在經濟轉型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偏差程度較大，多在50%以上，原東歐國家多在100-200%，俄羅斯為344%。發達國家偏差小表明它們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化程度高，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市場化，其偏離度通常只是貨幣本身受供求的影響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負偏差，當超過一定幅度后會向價值回歸；而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政府管制較多，商品機制不完善，商品價格扭曲現象較為嚴重，與國際市場價格脫離，其偏離度都是單向的，即其本國貨幣都是長期被嚴重低估的，中國的人民幣就是如此。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從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實際匯率為7.77，其偏離度為128%，而2001年時世界銀行計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為1.74，按當時的匯率計算其偏離度高達380%。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偏離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國改革開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場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貿易商品品種和數量擴大和增加，其價格更接近于國際市場從而使購買力平價價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匯匯率機制形成正向適應市場需要轉換，人民幣開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當一國經濟高速發展時往往伴隨著該國貨幣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二、美元本身的貶值要求

在匯率中一國貨幣的升值必然伴隨著另一國貨幣的貶值，反之，亦然上面是從人民幣自身升值要求來分析，現在要從美元本身要求貶值角度來分析。從表面上來看，是人民幣被低估了，而實質上來看，則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幣應升值，而是美元在貶值。在以美元為本位的世界金融體系下，美元貶值表現為對其他貨幣的相對升值，在該體系中，美元總是處于多發行貨幣的狀態，美國可以開動印鈔機發行大量美元來適應其過高的國防開支（如伊拉克戰爭要花費4000多億美元）和提高其本國國民的福利待遇，從而形成其赤字財政政策。2005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達到4270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為1628億美元，為了滿足其經濟發展的需要，美國大量進口外國商品從而形成巨額外貿逆差。據報道，美國貿易逆差2005年為7258億美元，2006年為7600億美元，2007年為7116億美元，連續多年每年逆差高達數千億美元。據外國學者研究說美國的經常帳戶逆差早在幾年前已累計達到3萬億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元的60%在境外流動，亞洲各國的的外匯儲備約為3萬億美元，而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美元增長速度甚至比亞洲更快。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6年底以前的統計，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美元頭寸約4.8萬億美元，過多的美元發行量必然會使美元有貶值要求。實際上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協議崩潰以來，數十年來美元始終是處于貶值的狀態，也就是說長期說來是趨于貶值。例如，1972年時每盎司黃金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卻達到了1000美元，可見美元貶值幅度之大。歷史經驗表明當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龐大時美元就出現貶值，而每次美元貶值都存在一個特點，即哪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得快，誰的競爭力改善得快，它就對誰定向貶值。上世紀70年代的西德馬克，80年代的日元和臺幣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兌換360日元，1985年廣場協議前為1：243，在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兌85日元。自2001年以來，這一輪由于連年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的趨勢尚未從根本上改變所引發的美元貶值，正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把矛頭指向了人民幣。

匯率的理論。我國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購買力平價理論就中長期來說應適用于人民幣的匯率。簡言之，購買力平價就是購買同樣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國的貨幣。例如據美世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004年的調查，同樣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紐約40美元，在上海為190元人民幣，從而可知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賣12.4人民幣,紐約則要5美元,其購買力平價為2.48。但是，在采用購買力平價時，要求商品的質量和服務環境應大體相同才行，因此，英國《經濟學人》編制了一個巨無霸漢堡包指數來反映世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這是因為各地漢堡包的用料質量、包裝、服務環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們采用廣州的漢堡包價格計算出的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2，而當時的實際匯率為7.8。然而，單個商品是不能反映整體的購買力平價的，為此國際機構在編制購買力平價時要采用更多的一攬子商品，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是采用2500種貨物和服務（34種政府，教育和醫療行業，186種器材貨物和20項建筑工程）來編制各主要國家的購買力平價。世界銀行按1000多種商品價格計算的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倒是和漢堡包的指數接近，它與世界銀行以前在2001年計算的該項平價為1.74相比實際匯率更向購買力平價靠攏。然而，不同的人會對一攬子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他們各自編制的購買力平價也不會一樣，如國內學者計算出的人民幣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1999年為4.57，日本學者計算的則是5.64,可見各方的這一數值有很大差距。

關于使用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爭議，據學者指出這是由于它本身所嚴格的限制性假設條件所致，1.必須滿足一價定律成立的條件，即商品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商品交易市場是完全自由的，國際市場統一化且不存在各種管制和貿易保護；2.衡量商品的一攬子商品的種類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種商品在藍子中的權重也要相同；3.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的假設，在購買力平價中不考慮不可貿易商品；4.國際商品的流動對匯率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即不考慮國際間的資本流動。而這些假設條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尚不能被全部滿足，尤其是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從計劃商品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后者雖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但國內的市場化程度尚不發達，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尚不能全部市場化并和國際市場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資本項下的外匯尚不可自由兌換，某種程度失真的商品價格和貨幣價格使購買力平價學說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評。盡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學的基礎。有學者研究指出在國際交換中真正決定貨幣購買力的是貨幣價值，這里貨幣（紙幣）的價值不是貨幣本身的價值，而是貨幣所代表的，以其標價的商品的價值，并認為不論以什么貨幣來標價，或者說，不論其價格高低如何，一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與他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國際價值。看來，購買力平價實際是兩國商品價值之間的比值。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包括其國際價值學說是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科學基礎。根據貨幣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必然產物，貨幣從一般商品分離出來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來看，在兩種貨幣之間的交換中，實際上一種貨幣作為世界貨幣仍起到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另一種貨幣則是一種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兌人民幣的交換中，人們是用多少人民幣去買一件美元（作為單位商品），這時人民幣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們用多少美元去買一件人民幣，這時美元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幣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認為即時匯率是貨幣的價格，購買力平價是貨幣的價值。

按照價值規律的表述，商品的價格是圍繞著商品的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價格和價值相一致時，人們稱之為均衡價格。從貨幣也是一種商品的角度來看，那么貨幣的匯率（價格）也應是圍繞著貨幣的購買力平價（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兩者一致時，可稱為均衡匯率。這里所說的“上下波動”就是指價格背離價值的一定幅度，學者們用“偏差程度”來表明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之間的差異。他們發現在發達國家中，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偏差程度較小，大部分國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時日元為29.6%，加拿大為25.5%）。在經濟轉型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偏差程度較大，多在50%以上，原東歐國家多在100-200%，俄羅斯為344%。發達國家偏差小表明它們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化程度高，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市場化，其偏離度通常只是貨幣本身受供求的影響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負偏差，當超過一定幅度后會向價值回歸；而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政府管制較多，商品機制不完善，商品價格扭曲現象較為嚴重，與國際市場價格脫離，其偏離度都是單向的，即其本國貨幣都是長期被嚴重低估的，中國的人民幣就是如此。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從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實際匯率為7.77，其偏離度為128%，而2001年時世界銀行計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為1.74，按當時的匯率計算其偏離度高達380%。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偏離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國改革開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場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貿易商品品種和數量擴大和增加，其價格更接近于國際市場從而使購買力平價價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匯匯率機制形成正向適應市場需要轉換，人民幣開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當一國經濟高速發展時往往伴隨著該國貨幣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二、美元本身的貶值要求

在匯率中一國貨幣的升值必然伴隨著另一國貨幣的貶值，反之，亦然上面是從人民幣自身升值要求來分析，現在要從美元本身要求貶值角度來分析。從表面上來看，是人民幣被低估了，而實質上來看，則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幣應升值，而是美元在貶值。在以美元為本位的世界金融體系下，美元貶值表現為對其他貨幣的相對升值，在該體系中，美元總是處于多發行貨幣的狀態，美國可以開動印鈔機發行大量美元來適應其過高的國防開支（如伊拉克戰爭要花費4000多億美元）和提高其本國國民的福利待遇，從而形成其赤字財政政策。2005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達到4270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為1628億美元，為了滿足其經濟發展的需要，美國大量進口外國商品從而形成巨額外貿逆差。據報道，美國貿易逆差2005年為7258億美元，2006年為7600億美元，2007年為7116億美元，連續多年每年逆差高達數千億美元。據外國學者研究說美國的經常帳戶逆差早在幾年前已累計達到3萬億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元的60%在境外流動，亞洲各國的的外匯儲備約為3萬億美元，而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美元增長速度甚至比亞洲更快。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6年底以前的統計，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美元頭寸約4.8萬億美元，過多的美元發行量必然會使美元有貶值要求。實際上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協議崩潰以來，數十年來美元始終是處于貶值的狀態，也就是說長期說來是趨于貶值。例如，1972年時每盎司黃金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卻達到了1000美元，可見美元貶值幅度之大。歷史經驗表明當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龐大時美元就出現貶值，而每次美元貶值都存在一個特點，即哪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得快，誰的競爭力改善得快，它就對誰定向貶值。上世紀70年代的西德馬克，80年代的日元和臺幣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兌換360日元，1985年廣場協議前為1：243，在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兌85日元。自2001年以來，這一輪由于連年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的趨勢尚未從根本上改變所引發的美元貶值，正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把矛頭指向了人民幣。

美國2007年的經常項目赤字（逆差）金額達到7116億美元占其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5.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8年美國該項比重為5.5%。有學者撰文稱：“很多人認為美國能夠承受的貿易經常項目逆差為占其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5%”，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要使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到過去30年的水平即3%左右，為此美元兌美國主要貿易伙伴貨幣必須繼續貶值15%，而更多分析師認為美國將因這一貿易的巨大失衡而貶值30%-50%。另據學者研究美國對其它國家的負債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根據經濟學理論這種局面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大幅度貶值來恢復正常，這意味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仍將繼續。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一直處于小幅升值狀態，至今已累計升幅接近6%。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項根本性制度變革，其對我國經濟、金融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筆者個人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及其對經濟影響的全面性，可以將其作為自主性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

國際上存在很多種類的匯率制度，一個國家所采用的匯率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性影響因素的變化，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面臨重新選擇。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核心是權衡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兩難，在一個資本賬戶未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也不可能有市場化匯率，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完全市場化才是有效的匯率制度安排。顯然，中國與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安排有相當大的差距，只能選擇穩定的匯率而犧牲一定的效率。當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進行匯率水平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匯率機制的建設。

從國外經驗來看，無論是匯率制度還是匯率水平的調整，都必須主動操作，不可被動應付。凡主動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國、智利和韓國；凡被動應對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泰國、馬來西亞。為解決內外部經濟失衡，釋放由人民幣幣值低估所導致的經濟風險，緩解匯率調整對經濟帶來的沖擊，進行主動的匯率調整是必需的。

從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狀況分析，人民幣升值時機是比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從國內因素來看，中國經濟在高位運行，內需相對旺盛；近幾年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可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由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部分外需向內需的轉化。同時，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施管制，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有較好的阻隔作用。

從國際因素看，由于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美元利率處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結束了長達5年零利率政策；歐元區也在進行小幅加息。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給我國提供了良好的匯改時機。

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增強了對我國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短期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處于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幣加息，以減少國內市場過剩的流動性。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一直處于小幅升值狀態，至今已累計升幅接近6%。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項根本性制度變革，其對我國經濟、金融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筆者個人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及其對經濟影響的全面性，可以將其作為自主性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

國際上存在很多種類的匯率制度，一個國家所采用的匯率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性影響因素的變化，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面臨重新選擇。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核心是權衡效率與穩定之間的兩難，在一個資本賬戶未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也不可能有市場化匯率，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完全市場化才是有效的匯率制度安排。顯然，中國與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安排有相當大的差距，只能選擇穩定的匯率而犧牲一定的效率。當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進行匯率水平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匯率機制的建設。

從國外經驗來看，無論是匯率制度還是匯率水平的調整，都必須主動操作，不可被動應付。凡主動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國、智利和韓國；凡被動應對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泰國、馬來西亞。為解決內外部經濟失衡，釋放由人民幣幣值低估所導致的經濟風險，緩解匯率調整對經濟帶來的沖擊，進行主動的匯率調整是必需的。

從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狀況分析，人民幣升值時機是比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從國內因素來看，中國經濟在高位運行，內需相對旺盛；近幾年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可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由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部分外需向內需的轉化。同時，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施管制，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有較好的阻隔作用。

從國際因素看，由于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美元利率處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結束了長達5年零利率政策；歐元區也在進行小幅加息。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給我國提供了良好的匯改時機。

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增強了對我國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短期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處于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幣加息，以減少國內市場過剩的流動性。

自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進入了快車道｡中國中央銀行出臺了一系列辦法對國內外匯市場的運作方式進行了改革｡改革后人民幣匯率不再是盯住美元,而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有管理的浮動｡作為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引入了13家外匯做市商,中央銀行則有逐漸淡出外匯市場的跡象｡從國際經驗來看,讓外匯做市商成為人民幣匯率重要的參與定價者是我國匯率體制改革和外匯市場建設的中心目標之一｡[1]本文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外匯儲備以及外匯做市商庫存頭寸的關系,并具體估計商業銀行系統外匯頭寸的每日變動情況,為進一步研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未來的改革方向進行一些有益的嘗試｡

一､匯率微觀結構理論及其對人民幣匯率的適用性

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一般是從影響匯率水平的經濟變量出發,探尋均衡匯率的定價及其動態決定過程｡在這些匯率理論中,無論是強調商品跨境套購和貿易流量的理論如購買力平價(PPP)､利率平價(IRP)和國際收支(BOP)理論,還是各類強調國際貨幣流動和資本存量調整的資產市場模型,基本上都可以定性為宏觀決定論｡但是,對于匯率的短期變化(例如日內變化)的解釋,傳統理論幾乎無能為力｡因此,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國外學者提出了匯率的微觀結構理論,他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Evans､R.Lyons和C.Goodhart等人,他們使用高頻數據對匯率進行各種時間序列分析或者構造外匯市場的動態結構模型,試圖從交易商的行為來解釋匯率的短期波動｡事實上,全球外匯市場每天的成交量超過2萬億美元,其中有3/4是屬于銀行間外匯交易,可以說,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基本上是由銀行間外匯市場決定的,所有可能影響到匯率的因素如政治事件､經濟基本面､心理預期等都會通過國際外匯市場特殊的兩層架構最終反映到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行為上來｡所以,匯率的微觀結構理論把研究的立腳點放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MarketMarker)的身上是有道理的｡

匯率的微觀結構理論認為,匯率的短期變化是由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指令流(OrderFlow)決定的,而這些指令流背后的驅動因素是外匯市場上的消息(包括內部消息)的沖擊和心理預期的變化｡外匯做市商是匯率形成過程的中樞單位,因此,有人也把匯率的微觀結構理論稱為做市商模型(DealersModels)｡一般說來,外匯做市商的目標是通過最優化的外匯庫存控制,加上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不斷調整其雙向報價,來獲取最大化的價差收入(Spreads)｡但是,由于做市商面對的是可能擁有某種信息優勢的交易者群體,因此,做市的價差收入并非無風險的,外匯做市商通過與其他做市商的交易來對沖所持有的外匯庫存的風險是不可缺少的｡舉例來說,外匯市場一個最大的優勢信息交易者是中央銀行,雖然在國際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不是經常性的參與者,但是,一旦中央銀行通過銀行間進行外匯干預,直接或間接地作為交易對手的外匯做市商必然會處于某種不利地位｡除了這種情況以外,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常常存在一些匯率管制措施,這些市場的外匯做市商往往要面臨更大的庫存風險,主要原因是國內市場匯率的波幅受到限制,如果國際市場上匯率波動很劇烈的話,做市商風險難以進行有效的對沖｡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在去年“匯改”之前,人民幣匯率的生成是以中央銀行被動吸納銀行間外匯市場的結售匯凈額為基礎的,在這種匯率決定模式中,外匯市場事實上只有一個做市商,就是中央銀行;而整個做市系統也只有一個目標,即在8.27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上將人民幣盯住美元｡“匯改”之后,除了人民幣兌美元“出其不意”地一次性升值2%,中央銀行對人民幣匯率的管理方式進行了頗具根本性的改革,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并在總結此前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正式引入了外匯做市商的模式｡之后,以13家外匯做市商為代表的市場力量開始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逐漸增強,人民幣兌美元持續地緩慢升值,到2006年5月中還一度升破1美元兌8元人民幣｡

2006年1月4日,國內的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上正式推行詢價交易方式(也稱為OTC方式)｡從此以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機構(包括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法人)買賣即期外匯既可以選擇通過原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平臺以“集中授信､集中競價”的撮合方式成交,也可以選擇“雙邊授信､雙邊清算”的OTC方式進行買賣｡在這種混合交易制度之下,傳統的電子經紀平臺繼續發揮作用,指令驅動的撮合方式與報價驅動的做市商模式并行不悖｡做市商不但為銀行間外匯市場增加了流動性,也為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提供了分散風險的一個新渠道｡[2]由于外匯做市商里有相當比例是外資銀行,外資銀行的做市能力比較強,與國際外匯市場聯系更為密切,這樣就使國內銀行間外匯市場與國際外匯市場的價格聯動和信息傳導機制更為健全｡此外,為了提高外匯做市商的做市能力,更好地發揮分擔外匯市場自主出清的功能,中央銀行還擴大了各家外匯指定銀行可持有的外匯頭寸規模,將原來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擴展為結售匯綜合頭寸｡

[摘要]: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輿論，中國政府聲明，現行匯率安排是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監管水平和企業承受能力相適應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選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我國將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也將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麥肯恩、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也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當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亞洲金融危機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輿論此起彼伏，從未停息。2002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美元基本保持穩定，但對歐元和日元則分別貶值了14.4％和4.7％，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對三大貨幣的實際匯率分別下降2.8％、16.5％和5.2％。據IMF估算，去年人民幣相對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下降了6％。與此同時，中國GDP、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都保持了強勁發展勢頭。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再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專家、學者和政要們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人民幣升值論

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在《中國因素》一文中提出一個讓世界震驚的觀點，“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稱亞洲生產商在生產全球化的今天，已經占據了價格影響方面的主導地位。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強勁經濟增長，對全球通貨緊縮的影響越來越大，是引致全球通貨緊縮的一個因素。隨后美國一些經濟學家指出，日益擴大的中美雙邊貿易赤字，是人民幣幣值低估的結果。同時，人民幣被低估后，中國商品和勞動力的成本優勢進一步凸顯，跨國公司更加青睞來華投資，加快了將中國建成“世界工廠”的進程。

2002年11月，《遠東經濟評論》還發表一篇題為《放開中國通貨，提高人民幣幣值》的文章，聲稱人民幣升值后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好處：一是人民幣升值后，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將會增加，中國居民的購買力會相應提高；二是人民幣升值后，雖然中國商品的出口價格會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中國商品的競爭優勢不會削弱，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會增長；三是人民幣升值后，在中國市場投資的歐美公司能夠從中國國內購買力上升的過程中受益；四是人民幣升值能有效緩解全球通貨緊縮壓力，并將一些深受通貨緊縮影響的國家拉出泥沼。

隨后，不少亞洲國家（以日本為代表）政界紛紛鼓噪，中國通過低估人民幣來換取出口競爭優勢，并逼迫亞洲其他國家不斷降低產品售價。去年12月2日，日本財務省次官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聲稱中國通過出口增長、國內通貨緊縮以及盯住美元匯率三項政策，向全球出口通貨緊縮，建議中國要么實施擴張性政策，要么讓人民幣升值。今年2月，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呼吁七國集團通過類似于1985年《廣場協議》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達到全球反通貨緊縮的目的，但其議案最終被否決。

一、人民幣價值處于低估狀態的購買力平價學說

1918年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首先提出了購買力平價學說的基本概念，這種理論認為兩國貨幣之所以能夠互相兌換是因為它們各自在其國內具有購買力，因而，兩國貨幣的兌換率（匯率）應該等于這兩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國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與該國通貨膨脹率和物價的變動有關，因此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決定浮動匯率的理論。我國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購買力平價理論就中長期來說應適用于人民幣的匯率。簡言之，購買力平價就是購買同樣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國的貨幣。例如據美世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004年的調查，同樣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紐約40美元，在上海為190元人民幣，從而可知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賣12.4人民幣,紐約則要5美元,其購買力平價為2.48。但是，在采用購買力平價時，要求商品的質量和服務環境應大體相同才行，因此，英國《經濟學人》編制了一個巨無霸漢堡包指數來反映世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這是因為各地漢堡包的用料質量、包裝、服務環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們采用廣州的漢堡包價格計算出的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2，而當時的實際匯率為7.8。然而，單個商品是不能反映整體的購買力平價的，為此國際機構在編制購買力平價時要采用更多的一攬子商品，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是采用2500種貨物和服務（34種政府，教育和醫療行業，186種器材貨物和20項建筑工程）來編制各主要國家的購買力平價。世界銀行按1000多種商品價格計算的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倒是和漢堡包的指數接近，它與世界銀行以前在2001年計算的該項平價為1.74相比實際匯率更向購買力平價靠攏。然而，不同的人會對一攬子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他們各自編制的購買力平價也不會一樣，如國內學者計算出的人民幣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1999年為4.57，日本學者計算的則是5.64,可見各方的這一數值有很大差距。

關于使用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爭議，據學者指出這是由于它本身所嚴格的限制性假設條件所致，1.必須滿足一價定律成立的條件，即商品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商品交易市場是完全自由的，國際市場統一化且不存在各種管制和貿易保護；2.衡量商品的一攬子商品的種類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種商品在藍子中的權重也要相同；3.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的假設，在購買力平價中不考慮不可貿易商品；4.國際商品的流動對匯率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即不考慮國際間的資本流動。而這些假設條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尚不能被全部滿足，尤其是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從計劃商品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后者雖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但國內的市場化程度尚不發達，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尚不能全部市場化并和國際市場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資本項下的外匯尚不可自由兌換，某種程度失真的商品價格和貨幣價格使購買力平價學說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評。盡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學的基礎。有學者研究指出在國際交換中真正決定貨幣購買力的是貨幣價值，這里貨幣（紙幣）的價值不是貨幣本身的價值，而是貨幣所代表的，以其標價的商品的價值，并認為不論以什么貨幣來標價，或者說，不論其價格高低如何，一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與他國一基準攬子商品的價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國際價值。看來，購買力平價實際是兩國商品價值之間的比值。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包括其國際價值學說是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科學基礎。根據貨幣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必然產物，貨幣從一般商品分離出來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來看，在兩種貨幣之間的交換中，實際上一種貨幣作為世界貨幣仍起到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另一種貨幣則是一種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兌人民幣的交換中，人們是用多少人民幣去買一件美元（作為單位商品），這時人民幣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們用多少美元去買一件人民幣，這時美元在執行貨幣職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幣則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認為即時匯率是貨幣的價格，購買力平價是貨幣的價值。

按照價值規律的表述，商品的價格是圍繞著商品的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價格和價值相一致時，人們稱之為均衡價格。從貨幣也是一種商品的角度來看，那么貨幣的匯率（價格）也應是圍繞著貨幣的購買力平價（價值）在供求的影響下上下波動，當兩者一致時，可稱為均衡匯率。這里所說的“上下波動”就是指價格背離價值的一定幅度，學者們用“偏差程度”來表明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之間的差異。他們發現在發達國家中，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偏差程度較小，大部分國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時日元為29.6%，加拿大為25.5%）。在經濟轉型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偏差程度較大，多在50%以上，原東歐國家多在100-200%，俄羅斯為344%。發達國家偏差小表明它們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化程度高，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市場化，其偏離度通常只是貨幣本身受供求的影響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負偏差，當超過一定幅度后會向價值回歸；而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政府管制較多，商品機制不完善，商品價格扭曲現象較為嚴重，與國際市場價格脫離，其偏離度都是單向的，即其本國貨幣都是長期被嚴重低估的，中國的人民幣就是如此。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從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為3.4，實際匯率為7.77，其偏離度為128%，而2001年時世界銀行計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為1.74，按當時的匯率計算其偏離度高達380%。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偏離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國改革開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場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貿易商品品種和數量擴大和增加，其價格更接近于國際市場從而使購買力平價價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匯匯率機制形成正向適應市場需要轉換，人民幣開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當一國經濟高速發展時往往伴隨著該國貨幣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二、美元本身的貶值要求

在匯率中一國貨幣的升值必然伴隨著另一國貨幣的貶值，反之，亦然上面是從人民幣自身升值要求來分析，現在要從美元本身要求貶值角度來分析。從表面上來看，是人民幣被低估了，而實質上來看，則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幣應升值，而是美元在貶值。在以美元為本位的世界金融體系下，美元貶值表現為對其他貨幣的相對升值，在該體系中，美元總是處于多發行貨幣的狀態，美國可以開動印鈔機發行大量美元來適應其過高的國防開支（如伊拉克戰爭要花費4000多億美元）和提高其本國國民的福利待遇，從而形成其赤字財政政策。2005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達到4270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為1628億美元，為了滿足其經濟發展的需要，美國大量進口外國商品從而形成巨額外貿逆差。據報道，美國貿易逆差2005年為7258億美元，2006年為7600億美元，2007年為7116億美元，連續多年每年逆差高達數千億美元。據外國學者研究說美國的經常帳戶逆差早在幾年前已累計達到3萬億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元的60%在境外流動，亞洲各國的的外匯儲備約為3萬億美元，而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美元增長速度甚至比亞洲更快。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6年底以前的統計，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美元頭寸約4.8萬億美元，過多的美元發行量必然會使美元有貶值要求。實際上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協議崩潰以來，數十年來美元始終是處于貶值的狀態，也就是說長期說來是趨于貶值。例如，1972年時每盎司黃金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卻達到了1000美元，可見美元貶值幅度之大。歷史經驗表明當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龐大時美元就出現貶值，而每次美元貶值都存在一個特點，即哪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得快，誰的競爭力改善得快，它就對誰定向貶值。

摘要：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和擴大導致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因此也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科學的分析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從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出發，論述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詳細的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宏觀經濟；影響；政策

匯率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政策，其也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下我國經濟飛速發展，需要利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來有效的進行干預與引導，以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時有效的監管與調控也可以實現勞動就業、抑制通貨膨脹、拉動內需、穩定人民幣價值、維護國際間的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穩定與增長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人民幣匯率在外匯市場的波動會抑制宏觀經濟的良性化發展，因此我們要對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分析和論證，以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從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出發，論述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詳細的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一、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

（一）主動性。人民幣匯率關系到我國的經濟政策、金融政策、宏觀經濟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調整過程中，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和經濟環境來有針對性的進行調整，要把握匯率調整的方式、內容、周期，同時匯率調整也要積極主動，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各周期都要主動采取調控措施，以減少宏觀經濟的波動。（二）可控性。人民幣匯率調整會引發宏觀經濟指數的各項變化，在宏觀經濟管理上要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有效的控制，在保證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改革，同時對人民幣匯率加強控制避免金融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三）漸進性。人民幣匯率調整是一項周期性的工作，在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調整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宏觀經濟的長遠發展。從現階段我國經濟的發展態勢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回歸市場的基本需求，從供給側的角度出發，加強浮動匯率的階段性管理，逐步的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

二、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內容摘要:本文立足國情分析了我國政策所要實現的目標,既要使就業率保持一定的水平,又要控制價格上漲的幅度。兩者決定的經濟增長率構成的閉區間就可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因而是政策要實現的目標。由于匯率調整有助于矯正要素稟賦和要素價格之間的偏離,因而可以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匯率小幅升值不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競爭力,但匯率波動對企業經營及成長的影響卻很大,本文針對這一點給出了應對的建議。

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內容摘要:本文立足國情分析了我國政策所要實現的目標,既要使就業率保持一定的水平,又要控制價格上漲的幅度。兩者決定的經濟增長率構成的閉區間就可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因而是政策要實現的目標。由于匯率調整有助于矯正要素稟賦和要素價格之間的偏離,因而可以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匯率小幅升值不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競爭力,但匯率波動對企業經營及成長的影響卻很大,本文針對這一點給出了應對的建議。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現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四、結論本文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政策目標是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的觀點,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然后,本文分析了匯率調整與均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匯率升值能夠促進均衡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最后,本文分析了匯率及其制度調整的影響,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設方面提出了應對的建議。參考文獻:1.Friedman,M.(1968),“TheroleofMonetary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2.Modigliani,F.andL.D.Papademos(1975),“Targetsformonetarypolicyinthecomingyear”,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3.Phelps,E.S.(1967),“Phillipscurves,ExpectationsofInflationandOptimalUnemploymentoverTime”,Economica,August.4.Phelps,E.S.(1968),“Monetar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5.李天棟、柯梅:《FDI、預期與匯率穩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8期。6.李天棟、薛斐:《制度安排、預期形成與固定匯率制度選擇》,《世界經濟》2004年第9期。7.李天棟、許少強、朱奇:《FDI的流向、匯率預期的自我強化與沖銷式干預的有效性》,《世界經濟》2005年第7期。8.麥金農、大野健一:《美元與日元——化解美日兩國的經濟沖突》,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