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出口企業轉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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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筆者基于人民幣匯率變動“新常態化”的研究背景，以Aghion等的理論為基礎，構建匯率影響企業研發與技術投入資金的模型，嘗試從微觀層面揭示匯率水平變動與匯率波動在出口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匯率水平變動；匯率波動；轉型升級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出口貿易額實現了增量層面上的跨越式發展，于世界貨物貿易的占比額由1950年的1%以下增至2018年的11.8%，伴隨跨越式發展一同存在的是不斷加大的貿易摩擦和不容小覷的風險挑戰。2019年《國務院關于加快外貿轉型升級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指出當下我國對外貿易面臨著低要素成本競爭優勢不斷被削弱和創新能力仍舊相對薄弱等諸多困境，處于亟待轉型升級、培養外貿競爭新優勢的關鍵節點。與此同時，2019年SWIFT數據顯示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結算貨幣，其在出口貿易中的扮演的角色日益顯著。尤其是隨著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和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在十年間近150倍的躍升，人民幣匯率變動呈現出“新常態”化趨勢，主要特征表現為匯率的年化波動率由2015年末的3.2%升至2018年末的4.9%，2020年上半年人民幣匯率最高點與最低點間波幅達4.4%，匯率雙向波動、彈性增大的格局逐步凸顯。在此“新常態”宏觀背景下關注匯率與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的關系，對于提升出口競爭力、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

二、相關概念界定

（一）匯率變動

根據上文對匯率變動現實背景的分析，本文參考劉仁的研究，從匯率水平變動與匯率波動將兩個層面刻畫人民幣匯率變動。匯率水平變動指標將以2000—2006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年度測算結果REER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匯率波動指標（VAR）的構建參考Gangul和Breuer的測算方法，設定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月度指標取對數、做差分處理，再計算出年度的標準差。

（二）企業轉型升級

企業轉型升級指標如何衡量在學術界尚未有一致的定論，但從轉型升級結果角度分析，基本概括如下：一方面是產品的衍生或產業領域的拓展，現有研究多以新產品銷售情況作為衡量指標；另一方面是產品價值鏈由低到高的攀升，而產品附加值的差異往往依附于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故以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或新產品銷售額/總銷售額作為轉型升級的替代指標，在已有研究中是較為廣泛的做法。本文將參考任志成和戴翔的做法，將新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NR）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同時作為企業轉型升級的替代變量。

三、匯率變動對出口企業轉型升級影響效應的理論分析

（一）匯率水平變動影響分析

為探究匯率水平變動對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本部分在Aghion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匯率與企業技術及研發投入的理論模型。模型設定條件為由企業家和工人組成的僅存活兩期（T期，T+1期）的小型開放經濟環境，經濟增長取決于企業家的技術與研發投資決策。設定國外與國內商品同質，且國外價格水平為PT，小國經濟體中的企業作為價格接受者，在購買力平價理論條件下，價格水平為：P*T=PTeT（1）其中et為間接標價法下的本幣匯率，eT減小代表本幣升值。將國外價格水平標準化為1，此時，國內價格水平P*T即可表示為eT。簡單起見，設定工人實際工資水平為期初的保留價值kαT：WT／E（P*T）=kαT（2）WT為工人名義工資水平，E（P*T）為預期價格水平，αT為勞動生產率，推導可得：WT=kE（P*T）αT=kP*TαT=keTαT（3）在t期，企業的生產函數可表示為：若T期末能負擔企業T+1期研發投入所需的流動成本，則企業家一生收益可表示為T期、T+1期收益之和，ρT、vT+1分別表示企業技術研發投入的概率和價值，r為折現率，最大化收益表示如下：Max｛eTαTLT姨-keTαTLT+rρTvT+1｝（6）由式（6）推導可得出T期的最優勞動力雇傭規模，帶入（5）可得最大化的利潤水平：由此可知，在eT減小，即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水平縮減，用于技術投入、研發投入的預留資金相應減少，進而可能導致企業轉型升級的“低端鎖定”。

（二）匯率波動影響分析

在發展中國家較為盛行的“匯率浮動恐慌”（fearoffloat）理論表明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往往對應著更低的經濟增長率和更高的經濟波動率，甚至匯率波動風險的增大發揮了抑制經濟增長的作用。相似的，關于匯率波動與出口貿易的研究中，多數學者也得出負面傳導效應的結論。從出口效用層面分析，匯率波動風險提升了出口收益的不確定性。當出口商為風險厭惡者時，匯率不確定增加，出口企業收益規模縮減，用于轉型升級、深化發展的資金投入也會減少；從沉沒成本層面分析，企業的轉型升級決策相當于投資行為，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匯率波動風險增加了企業的沉沒成本，在面對匯率不利沖擊時，資金也無法回流，這種不可逆性較大程度降低了技術與研發層面投資的概率；從轉型升級收益層面分析，國際經濟學理論認為，匯率的升值將會在產品價格層面削弱出口企業的競爭力，造成企業轉型升級的成果因國際相對價格的提升而國外需求下降，致使出口企業好的投入沒有帶來預期的產出，在匯率波動大的背景下，決策者會偏向于選擇更加穩健保守的投資決策，減少產品領域的研發與技術投入，不利于出口企業競爭力的增強與價值鏈的攀升。

四、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說明

本文的研究時期為2000年至2006年，其中人民幣匯率數據來自IMF官網，企業層面采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數據庫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匹配數據，具體匹配步驟參考余淼杰等的方法。

（二）模型設定

首先是匯率水平變動影響效應模型的構建，考慮到更好的數據關系可視化，因此在模型構建過程中，特將部分變量取對數處理。為剔除觀測不到的但有可能引起偏差的企業特征，模型將采用企業層面的固定效應法。以LnTFP、NR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分別設定如下：LnTFPi，t=α0+β1LnREERi，t+γX+μi，t+εi，t（9）NRi，t=α0+β2LnREERi，t+γX+μi，t+εi，t（10）LnTFP具體指LP方法估計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取自然對數，NR指企業新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X代表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μ為企業固定效應，ε為隨機誤差項，下標i和t分別代表出口企業和出口年份。本文選擇的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存續年限（Age），用成立年限取對數衡量，同時考慮到出口企業年限與出口企業創新類決策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故在模型構建中加入添加企業年限的二次項指標（Age2）；勞動力成本指標（Wage），用企業全體雇傭員工的平均工資水平取對數衡量；出口密集度指標（Exp），用出口額比上銷售額來衡量。其次是匯率波動影響模型的構建，以LnTFP、NR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分別設定如下：LnTFPi，t=α0+δ1VARi，t+γX+μi，t+εi，t（11）NRi，t=α0+δ2VARi，t+γX+μi，t+εi，t（12）VAR具體指匯率波動指標，其他變量定義與上述一致。

五、回歸結果分析

（一）匯率水平變動影響研究

表1中列（1）、（2）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水平變動對出口企業轉型升級影響的基準回歸，實際有效匯率指標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證實了理論分析部分的結論，即匯率上升總體來說對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發揮著負面作用。從生產率維度，實際有效匯率每提升1%，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下降1.585%，從企業創新維度，新產品產值占企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0.132%。列（3）、（4）選擇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NEER作為匯率水平變動的衡量指標，回歸結果顯示匯率指標系數絕對值大小有所變化，但其影響方向與顯著性均與基本回歸保持一致，證實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表明，企業年限變量對企業轉型升級發揮著非線性作用，表現為指標一次系數顯著為正值，二次項系數顯著為負值，呈現“倒U型”，即在初創發展期，隨著利潤的積累，企業用于產品研發與技術投入的資金逐年提升，當企業達到一定年限，步入成熟期時，企業發展趨于穩定，創新與技術投入將會隨著成立時間的繼續增長呈現下降趨勢；出口密集度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無促進作用的原因可能是高效率企業出口行為中“高固定成本—低出口密集度”模式的存在；同時員工工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和新產品產值占比的顯著正向影響驗證了勞動力成本對企業轉型升級倒逼作用的存在。

（二）匯率波動影響研究

除匯率水平變動之外，匯率波動風險變化也會影響出口企業的轉型升級。表2中列（1）、（2）回歸結果顯示，匯率波動指標前系數顯著為負，即說明以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構建的匯率波動指標每提升1%，出口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和新產品產值占比分別有10.29%和1.28%的下降，符合本文在理論部分的分析結論，即匯率波動風險增大深化出口企業轉型升級層面的“匯率浮動恐慌”，使得出口企業從出口效用、沉沒成本和轉型升級效益角度考量，減少研發投入與技術投入，進而對企業轉型升級產生負面影響。列（3）、（4）選擇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NEER構建的匯率波動指標作為匯率水平變動的衡量指標，回歸結果顯示匯率指標系數絕對值大小有所變化，但其影響方向與顯著性均與基本回歸保持一致，證實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人民幣匯率變動“新常態”背景下，匯率變動能夠顯著影響微觀出口企業的投資選擇。歸納起來，本文得到如下結論：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與匯率波動風險增大通過作用于企業的研發投入和技術投入進而對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產生負面影響，具體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和新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的下降。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針對性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在人民幣匯率變動“新常態”背景下，匯率不確定性不斷增大，政府層面在制定匯率風險應對措施時，不僅要考慮幣值上升對出口企業貿易“量”的影響，也要顧全出口企業自身“質”的變動。為了緩解對企業轉型升級的負面效應，增加企業研發投入，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內涵式經濟增長，政府首先可以給予出口企業定向扶持和研發費用所得稅減免，完善技能型人才體系建設，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率。其次從助力企業提升自身生產率的角度上，為出口貿易應對匯率變動提供自身內部支撐。第二，企業研發與技術投入受制于企業的資金狀況，故企業融資約束也是限制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截止目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已經成就顯著，然而現行金融體制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因此，完善與推動我國金融體系的深化改革，為企業營造寬松的融資環境，對應對匯率變動的不利沖擊及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和新產品產值占比，進而推動出口企業轉型升級意義重大。

作者：蔡華玉 單位：合肥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