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范文10篇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其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

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塑造者、引導者。大眾傳媒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過大眾傳媒建構了電視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搖滾文化等。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大眾文化，不經過大眾傳播，就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而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因為大眾傳媒通過傳播的議題設置功能，能讓人們感覺到那些被大眾傳媒所關注的傳播內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眾傳播對大眾文化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娛樂功能的發揮使得兩者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使得大眾傳媒和大眾逐漸變得物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驅動之下，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顯示出享樂傾向和游戲特征。這些欲望刺激產生的文化垃圾無助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靈世界的升華，造成文化消費的媚俗低級傾向，嚴重地敗壞了大眾的品位和文化修養水平，而且使人們更多地依賴電視等媒介，成為畸形的電視人或單面人。

以消費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所啟動的大眾文化市場構成了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的巨大沖擊，使其在文化重構中以妥協退讓為代價以適應市場，適應這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大眾文化限制了人對文化享受的理解層次，使人類在大眾文化消費中耗盡了空閑時間，失去了接觸高級文化的機會。媒介在給予人們充分選擇自由的幌子下，制約了人們接觸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類似于自然環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引言憑借分解切割的、機械的技術，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長，現在它正在發生內爆（imploding）。在機械時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范圍內延伸了。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發展，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抹去了我們星球上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人的任何一種延伸，無論是皮膚的、手的還是腳的延伸，都影響整個心理的和社會的復合體。——馬歇爾．麥克盧漢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業”，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反社會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霸權話語的狂亂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主權和文化主權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權？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結語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參考文獻：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2《社會水泥——論大眾文化》陳學明、吳松、遠東著3《傳播學概論》〔美〕威爾伯．施拉姆著4《傳播學教程》郭慶光著5《文化帝國主義》〔英〕J．湯林森著6《世紀晚鐘》高小康著7《科學的歷程》吳國盛著8《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著

1、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與公眾的關系

首先還得從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傳播類型的特殊性談起。顯然，與大眾傳播相關的傳播類型迥異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與"傳播"在英語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雙方是面對面（facetoface）的，信息的流動一般也是雙向的（對話性的）；而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流動一般是單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產品是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產與傳播現場的人們生產的，接受者參與或介入傳播過程的能力極其有

（1）、比如在英國，傳媒研究涉及的范圍盡管極為廣泛，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是媒體與民主政治的關系。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爾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傳播政治》(CommunicatingPolitics)，P·Dahgren與C·Sparks的《傳播與公民權：新時代的新聞與公共領域》(CommunicationandCitizenship: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J·Keane的《媒體與民主》(TheMediaandDemocracy)等。參見趙斌《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38-39）

（2）、參見：《法洛斯談：媒體如何破壞民主》，《天涯》，1997年6期。

（3）、參見李憲源《傳媒控制下的美國》《天涯》2000年第1期。

限，從而也就很難影響傳播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生產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系是斷裂的。符號形式雖然是為了（姑且這么假設）公眾生產與傳播的，但這個過程恰好發生在公眾的直接反應缺席的時候。由此決定了大眾傳播與日常生活中的對話情境極為不同。正因為這樣，有的外國學者認為，在談及大眾傳播時，應當用"傳遞"或"傳送"（diffuse，transmit）的概念取代"傳播"（交流）。

罪犯雖然是受到刑罰處罰的人，但作為人權的主體和國家的公民，他們在履行法定義務的同時仍享有法律確認的權利。《監獄法》對罪犯在服刑期間應享有的權利和合乎人道的待遇以及監獄管理人員必須對罪犯實行的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其中第66條、67條的規定，實際隱含了對罪犯接觸和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利益認可與關照：

第六十六條罪犯的文化和職業技術教育，應當列入所在地區教育規劃。監獄應當設立教室、圖書閱覽室等必要的教育設施。

第六十七條監獄應當組織罪犯開展適當的體育活動和文化娛樂活動。

這兩個條文中含有要求監獄設立圖書閱覽室、開展適當的文化娛樂活動的內容。圖書閱覽室是提供書籍和報刊資料的場所，(1)文化娛樂活動的常見形式就是讀報、聽廣播和看電視。所以，設立圖書閱覽室和開展適當的文化娛樂活動的目的，應該包括依法為罪犯提供接觸大眾傳播的條件和機會。曾參與《監獄法》制定的法律工作者，對該法第67條的釋義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釋義者指出：“組織罪犯開展適當的體育活動和文化娛樂活動，有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增強罪犯生活情趣、充實罪犯業余生活、活躍改造氣氛，提高改造質量。因此，本條將組織罪犯開展適當的文體娛樂活動作為監獄一項法定義務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下來。實踐中，罪犯文體娛樂活動的形式有多種多樣。監獄可根據實際情況組織球類、棋類比賽，成立文藝演出隊，設立文藝活動室等，也可以通過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電影等開展不同形式的文體娛樂活動。通過組織內容健康、活潑向上的文體娛樂活動，寓教于樂，促進改造。”(2)

事實上，根據我國法規的規定，凡是以國家強制力將一定社會成員隔離于社會、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場所和設施，包括已決犯監獄、看守所、勞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應該為被依法隔離其中的囚犯(3)提供接觸和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適當機會和條件。公安部制定的《監獄、勞改隊管教工作細則》（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1982）、《收容審查所管理工作暫行規定》（1984）、《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試行）》（1991年）、《強制戒毒所管理辦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勞動教養教育工作規定》（1993年）等，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4)

不言而喻，基于刑罰的性質和監管改造的需要，囚犯在關押場所內以大眾傳播為對象的視聽閱讀活動，必然經過執行刑罰的法律關系的過濾，從而在內容上表現出它們的不完整性，有的自由會受到限制，某些權利可能被暫停行使。例如，根據司法部制定的獄政規章《罪犯改造行為規范》的規定，監管改造機關將對囚犯的媒介視聽自由予以約束。該規范第30條規定：“按規定時間聽廣播、看電視。收聽、收看時，坐姿端正，不準從事其他活動，不準閑談走動，不準擅自開閉、選臺。”第57條規定：“本規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須遵守的言行準則，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現的一項基本內容，是進行評審的一個基本條件和實施獎罰的重要依據，所有罪犯都必須嚴格遵守，付諸實施。”盡管已有學者指出，《罪犯改造行為規范》第30條的規定，單純強調罪犯行為矯止，而對分級處遇(5)的需要缺乏應有的考慮。這一規定適用某一級別的罪犯也許是適宜的，適用各級別罪犯則顯然過于嚴厲，不利于激勵罪犯接受改造。(6)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因觸犯刑律而身處監管羈押場所的公民，其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權益之享有與行使將受到更多的約束與限制。

一、引言

“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加油好男兒”、“紅樓夢中人”各檔選秀類的電視節目充斥著熒屏,成為街頭巷尾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這些節目受追捧的根源也許并不是其本身有什么特別之處，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變了，文化變了，它反映了大眾文化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正如人們所說“超女現象意味著精英娛樂的審美疲勞和大眾文化的崛起”。大眾文化，即一種娛樂文化、商業文化的力量正在成為新的文化因素，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潮流變成全球性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它在改變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千百萬人的性格，它已經在中國創造出大眾文化環境中的新的習俗，它使我們能感受到我們在重新被塑造。我們的穿著、談吐、身份語言，我們對媒體的依賴，我們對生活方式安排，不知不覺在適應著已經變化的一切

二、大眾文化的定義在定義

大眾文化時，雷蒙?威廉斯的一段話是經常被人引用的：“大眾文化不是因為大眾，而是因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認同的，它仍然帶有兩個舊有的含義：低等次的作品（如大眾文學、大眾出版商以區別于高品位的出版機構）和刻意炮制出來以博取歡心的作品（如有別于民主新聞的大眾新聞，或大眾娛樂）”，“它替代過去民間文化占有的地位的同時，也具有很重要的現代意識。”首先它表述了知識界對大眾文化長久以來的輕蔑和譴責態度，其次它顯示了大眾文化在當代社會中得到的重新確認。在我看來，大眾文化就是以現代都市為中心，與當代大工業密切相關的，以全球化的現代大眾傳媒（主要是電子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按商品市場規律去運作的、旨在使普通大眾獲得感性愉悅、并融入生活方式之中的日常文化形態。如通俗小說、消遣性雜志、暢銷書、卡拉OK、流行歌曲和電子游戲等。大眾文化是當代通俗文化、傳播文化、消費文化、商業文化的復合體。它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衍生物，是當代大眾大規模地共同參與的當代社會文化公共空間，是有史以來人類廣泛參與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它的發展是為了適應人們消遣、娛樂的感性需要,這就注定了它不以思想性、現實性和社會性為要義，而更加注重娛情性、消遣性和休閑性；不是表達思想、認識、理解,而是宣泄快感、直觀和情趣，帶有游戲的性質。它既代表了以大眾消費為中心的新的文化產業、文化工業的生產，又是現代社會創造出來的新的生活方式。

三、大眾文化意義

生活的世俗化、文化的大眾化、通俗化，在90年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消解著20世紀以來出現的所有崇高的、理想的、形而上的、深刻的觀念、思想和神話，直接導致人們對近的和遠的所有苦難和困惑的遺忘。事實上，90年代中國社會中的大眾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它的力量在于人們在面臨新的生存壓力時，必須去重新尋找和確立自己的身份。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生活的世俗化、享樂化，文化的通俗化、平面化對于一直生活在某種統一標準和模式限制之中的中國人來說，無疑具有解放人性的功能。這意味著，在中國文化的上下文中，大眾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它的解放人性的功能和消解理想和神話的功能同時并存。任意的消遣文化嬉戲不加以限制和引導的話，又容易導致相對主義的產生。如果一切都是漂浮不定和相對的，那我們對事物的判斷就沒有了標準。所以我們在一方面肯大眾文化的同時，另一方面也要重視精英文化的位置。因為高雅文化還是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最高結晶，它們的融入對社會文化整體品位的提升具有巨大的引導作用，況且，這也符合大眾文化的多元包容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形成一個健康的文化生態。四、大眾文化對藝術的影響復制技術對藝術的影響話說，在數碼復制的藝術中，原作不具有不可取代的獨一無二性。例如，對激光唱片來說，母盤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光盤刻錄機不僅能無限制的復制，而且字復制過程中沒有絲毫的丟失和損耗，因此，包括第一張唱片在內，所有的光盤都是母盤，也都不是母盤。本雅明的關于機械復制給藝術及社會造成的危機實際上真正發生在數碼復制高度發達的現代。總之，雖然高科技的復制技術給我們消費（欣賞和占有）藝術品帶來了極大便利，社會大眾接觸和消費高雅藝術的機會越來越大，但是傳統藝術作品的光景效應也因此喪失了，傳統社會中被凝視和膜拜的藝術無情地被現代社會的快餐文化和一次性藝術所取代。藝術品復制的數碼化還導致了大眾審美趣味的通俗化和平面化。不斷加劇的大眾化、通俗化和平面化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藝術的一大特征。因此，由高科技復制技術所導致的這些在藝術和文化審美價值上的深刻轉變是我們今天需要不斷反思的重要文化現象。

第一節公共傳媒空間中的身體資本

第二節全球消費主義中的第三世界媒體

第三節多元價值的媒體神話反省

第四節公共空間中的當代影視問題

中國的語境是很沉重的，從本世紀初的"激進尚力"原則，本世紀中的"政治控力"原則，本世紀后期的"知識乏力"原則，到當前的"媒體權力"原則，中國學術文化和文藝批評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權力陰影，使個體精神個體素質得到伸張。對此的確值得欣慰，但對靈肉之爭，對升華與沉淪之爭仍應引起注意。我以為，如果將一味大眾文化"神化"，將其變為一個新的"中心"，一個新的"神話"，就勢必會造成新的"一元"。

大眾文化以及大眾的世俗關懷都有其合理性，但這只是人之為人的"最低綱領"，在滿足這一層面之后，我們應有"最高綱領"（或起碼的"中級綱領"），即不斷超越自我，達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這樣不斷發展自己，不斷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紀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站在世界學術文化的前沿，與西方進行真正意義和全新水準的跨世紀對話。

回顧中國傳媒產業近兩年的發展之路，產業內部各行業的產值規模、增幅以及組成結構都發生著迅速變化。作為社會信息傳播的媒介,傳媒業涵蓋了信息生產、加工、傳播和基礎等領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務業的特征;同時,傳媒的信源(即各媒體所傳播的內容),具有強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傳媒業也屬于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將傳媒業歸為信息服務業與文化產業交叉的一個邊緣性產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媒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報刊、雜志、還是廣播、電視,我國傳媒業改革的力度與深度都是以往任何年代所不可比擬的。國內四大媒體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的發展非常迅速。各類報紙、雜志的種類繁多,發行量迅速擴大。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數量也增長很快,受眾人數急劇上升。據最新統計數據,2002年全國共出版期刊9029種,平均每個期刊每期發行量為2萬份左右,報紙2137種,平均每份報紙每期發行量為9萬份左右。電視節目套數2058套(同期美國只有850個頻道),電視人口覆蓋率達92%,電視受眾11億多;廣播節目套數1933套,人口覆蓋率為90%以上;戶外廣告媒體數量更是超過140多萬個。據2004年1月15日CNNIC第十三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在宏觀上各項數據均保持快速增長的速度,到2003年年底,我國網民數達到了7950萬,上網計算機達到3089萬臺,網絡國際出口帶寬總數達到27216M,CN下注冊的域名數、網站數分別達到34萬和59.6萬。互聯網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影響最廣、增長最快、市場潛力最大的產業之一,正在以超出人們想象的深度和廣度迅速的發展。這組數字說明,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由報刊、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組成的巨大的大眾傳媒信息網。作為這些媒體的主要收入的廣告收入也有大幅度的提高,2002年,大眾媒介的廣告經營實現了21世紀以來的全面快速增長。各類媒介廣告增長率均接近或超過20%。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統計,電視廣告營業額達到231.03億元,增長28.8%,占營業總額的25.58%;報紙廣告營業額達到188.48億元,增長19.52%,占總營業額的20.87%;廣播廣告營業額達到21.90億元,增長19.80%,占營業總額的2.42%;雜志廣告營業額達到15.21億元,增長28.25%,占營業總額的1.68%。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傳媒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傳媒產業已經初具規模,并正在成為一個冉冉升起的朝陽產業。從發展的角度看,傳媒產業將是經濟效益顯著并最具成長性的產業之一。

在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環境逐步優化，平面媒體政策相對寬松、廣電媒體市場準入大門漸啟、市場拓新先機開始顯現、科技含量不斷提高，傳媒業正呈現出強勁的產業化發展趨勢，傳媒產業雛形已經形成，并且傳媒業的快速發展帶動或促進了相關行業的發展。從傳媒資本的角度看，中國傳媒的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在明顯加快，而且國家的有關政策也開始松動，由原來的嚴格控制到現在的限制性進入。

中國電視、互聯網、手機用戶、網民數量已經是全球第一，廣告收入增長迅猛，媒體是增長最快的消費品。但人均廣告支出只有美國的2％到3％，前景看好。中國新媒體用戶大多小于三十歲，其中四分之一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新媒體上市公司是傳統媒體的二到三倍。2007年中國網絡廣告市場規模已經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年度增幅更是達到75％。中國網絡廣告市場展示出令人期待的高速增長勢頭。未來的三到五年，是中國新媒體迅猛發展時期。

最近20多年來,中國大眾傳媒形態變化巨大,市場引導、商業取向、消費主導傾向明顯,都市生活、財經、文化娛樂類傳媒發展迅猛,政治意識形態嚴重泛化的局面大為改觀。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隨著中國社會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潮流并與之深刻互動,中國大眾傳媒產業和消費有力促動著中國大眾傳媒體制變革。迄今,中國大眾傳媒體制變動仍以原有體制內變革為主。當代中國大眾傳媒體制內變革以“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籌資方式社會化與市場化、逐項審批的中外合資合作、傳媒集團化等方式為主要特點。隨著中國進入WTO,2000年至2002年間,中國大眾傳媒領域經歷了一定的徘徊。制播分離一度終止,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跨國傳媒投融資遭遇清理,有限的對外合作合資項目受到嚴控。我國傳媒產業未來必將高歌猛進。

近年來，隨著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的發展，一種新的社會輿論形態開始出現，有人將其稱為“人人都是報道者”的時代。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互聯網的論壇、博客、播客(視頻分享)等成為消息的渠道。

索引擎、聚合站點、網絡論壇、博客、播客、手機、移動多媒體，乃至新近出現的微型博客，極大地豐富了人們收發信息、溝通交流的方式和手段。

本文作者：李克孫曉蕾工作單位：山東大學品牌與傳播研究所

在藝術社會學視野下，大眾文化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生活的積極參與者，它的發展體現了審美創造與審美意識的統一，尤其是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深深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并構成了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各種形態，其自身具有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兩重性。在精神上，大眾文化體現生產者的審美意識與精神內涵；在物質上，大眾文化迎合并引導大眾的文化消費需求，充盈文化市場。“大眾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日常生活性、娛樂性和技術性等特征影響和改變當代大眾的審美觀念及審美方式。大眾文化視野中的審美價值取向由倫理中心走向多元化——時尚、世俗、感性化。”

文章從三個方面，闡述藝術社會學視野下的大眾文化的審美特性：第一，大眾文化的娛樂性。目前的文化市場上，各種娛樂節目爭奇斗艷，如《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中國好聲音》等，這類節目能讓觀者開心愉悅、開懷大笑，普遍受到大眾的歡迎。大眾文化借助發展速度突飛猛進的大眾傳媒，可以最廣泛最大限度地娛樂觀眾，觀者在娛樂的同時也不斷地受到大眾文化產品的刺激并將產生新的娛樂訴求。娛樂性這種新的審美特性隨著大眾文化的逐漸普及化，在發展的同時也有一些缺失。如大眾文化的大眾化與普遍性，造成其與傳統文化、經典文化連接上的斷層，最終將導致文化產品精神內涵的缺失或者匱乏。第二，大眾文化的矛盾性。大眾文化的矛盾性體現在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上，大眾文化是現代工業化的產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現代化的特性，但從大眾文化產生的時間順序來說，它產生于傳統文化之后，又必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大眾文化的矛盾性也體現在商業特性與文化特性中，文化產品既具有商品價值又具有精神文化價值，商品特性決定大眾文化受控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的調控作用成為平衡兩者之間的途徑，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下，商業特性與文化特性往往相背而行。在今天，大眾文化作為主流文化的補充，并對主流文化產生一定的沖擊，但大眾文化的特性決定了它不能取代主流文化，更不能占據與支配整個文化市場。第三，大眾文化的媚俗化。在市場競爭激勵的前提下，大眾文化在滿足受眾娛樂的同時，受利益等條件的驅使，一些內容上表現為膚淺、庸俗，形式上顯示出享樂、拜金、腐敗等傾向，從而造成大眾文化的媚俗化、低趣味，極大地影響了文化市場的良好發展，并進一步導致了受眾思想上的腐敗與文化素養上的庸俗。大眾文化媚俗化在新聞界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明星緋聞的炒作、英國BBC竊聽丑聞以及對社會陰暗面的大肆報道等，這些都表明大眾文化缺乏一定的規范，一味地媚俗，其負面影響顯而易見。

大眾文化對審美的正面價值是主要的，對審美蘊藏著巨大的創造潛力，我們應積極挖掘其對審美的精神價值，充實其精神內涵。”②對于大眾文化的研究與剖析，也應朝著學術化、系統化的方向發展，以推動國家文化的健康發展。“大眾文化極大地豐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狀況，提高了人的生活質量。大眾文化是對審美觀念的解放，也是對審美需要的極大滿足，承認人們的感性生活和物質享受的合理性，改變了審美文化的封閉狀態和單一格局，實現了審美的共享，促進了審美文化的繁榮。”③面對大眾文化的廣泛傳播，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優勢，更好地發揮大眾文化的作用，必須加快進程。我國大眾文化的發展應該發揚其優勢，舍其不足，理性分析其自身的審美特性，并借鑒外來文化的先進觀念和文化產品的制作經驗，豐富和提高自身的素養。利用市場的調節作用，調和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化、經典文化的關系，使它們在和諧統一中相互發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補充、互通有無。

【內容提要】

［內容摘要］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

論文分類

國際經濟國際貿易行業經濟新經濟學中國經濟國債研究發展戰略稅收理論稅務研討財政稅收財政政策財稅法規財政研究金融研究證券金融證券投資債務市場地方戰略銀行管理公司研究經濟學理論保險學西方經濟經濟貿易保險信托計量經濟財務分析期貨市場

［內容摘要］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第一，大眾傳媒背后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在西方國家，大都是政黨或利益集團掌握著傳媒產業的控制權，因而大眾傳媒的利益出發點并不是普通的民眾，而是通過滿足民眾的傳媒需求，達到政黨或利益集團的政治目的。這就使得大眾傳媒的社會輿論功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甚至出現了背反現象，比如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大眾傳媒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助長了社會不良文化傳播等。而我國的大眾傳媒是黨和人民政府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眾利益的重要渠道。通過大眾傳媒，既能及時地傳達黨的意志，又能充分反應人民的需要，成為黨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平臺。因而，大眾傳媒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最容易被廣大人民所接受。當前組織開展的“創先爭優”活動，通過大眾傳媒的作用，在全國范圍內，獲得了廣泛的共鳴。第二，我國大眾傳媒運作目標明確、導向鮮明，既倡導主流，又堅持一元與多樣的統一，不存在傳媒之間互相“掐架”情況。在黨和國家領導下，各大主流媒體能按照統一部署和要求，步調一致，態度鮮明，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這也是我國大眾傳媒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色和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關鍵所在。而在西方國家，由于政治的和歷史的種種原因，大多數傳媒企業沒有統一輿論制作和宣傳的標準，往往在一些領域存在截然不同的依據和結論，造成了媒體宣傳上的混亂，使受眾無所適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第三，在新聞自由問題上，我國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西方國家所鼓吹的新聞自由，是以不能觸及現行制度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的。同時西方國家還實行“兩面自由”政策，在鼓吹自己的同時，又把自己的“自由觀”強加于人，否認別人的新聞自由的存在。而這種所謂的“新聞自由”又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新聞的“自由放任”，其結果是出現了大量的歪曲事實、詆毀侮辱的報道。例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發生后，美國某新聞女主播問男主播:“那個中國戰機駕駛員叫什么?”“WANGWEI(王偉)”“什么?WRONGWAY?噢!!!!!怪不得會往偵察機上撞!原來他的名字就叫WRONGWAY(走錯道)”。播音員用了兩個英文單詞WANGWEI和WRONGWAG的諧音表達，表面看是嘲弄譏笑，實則是幸災樂禍，而本質是逃脫罪行，掩蓋事實真相。［4］我國的新聞自由是堅持憲法和法律范圍內的自由，對一切有利于社會發展、社會穩定的大眾傳媒，都采取積極支持、發展引導的態度。我們反對的是沒有原則性的抽象的新聞自由，因為這對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無好處。

大眾傳媒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響及其表現

第一，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內容及方式具有制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主流意識形態一方面通過大眾傳媒予以闡釋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過大眾傳媒進行反饋和調整。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大眾傳媒所處環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選定相應的目標、內容和方式方法與之相適應，以保持與主流意識形態一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眾傳媒環境發生了巨變，從經濟角度看，經由傳媒時代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過大眾傳媒捕捉到了這樣的信號，及時地將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因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發揮了積極的效用。第二，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雙向影響作用。大眾傳媒是一把“雙刃劍”。因為“數字化世界是一片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出難以形容的生產能量，但它也可能成為恐怖主義者和江湖巨騙的工具，或是彌天大謊和惡意中傷的大本營”。［5］積極健康的輿論環境具有正面引導、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達的主張、意見、傾向，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務是一致的，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那些反動宣傳、陳規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說等不健康的輿論氛圍，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造成極大的危害。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優化大眾傳媒環境，排除不良傳媒信息的干擾或攻擊，營造健康的大眾傳媒生態，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實際效果的顯現。第三，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評估具有參照作用。評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環節。評估要有參照物，但是無論是教育的過程還是教育的主體、客體，都時刻處于變化當中，很難直接從其本身找出參照的標準進行評估，再加上主體(教育者)和客體(被教育者)因為趨利避害等主觀因素影響，使評估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因而也影響到了整個評估的全面性、客觀性和有效性。而大眾傳媒為教育者提供了一個觀察人們心態和面貌的動態窗口，“通過觀察社會輿論環境的變化，從輿論環境所反饋的各種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較為準確地評估教育的各種效果”，［6］從而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評估、反饋及提升工作。基于大眾傳媒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響，當前世界各國牢牢抓住大眾傳媒這一重要載體和手段，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政黨利益和社會利益服務。當然，這也說明了當下加強我國大眾傳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國家、社會和大眾傳媒界必須從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社會利益出發，進一步做好大眾傳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強我國大眾傳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第一，大力發展傳媒產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國的大眾傳媒產業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還是比較落后的，特別是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傳媒工具的研發和應用還存在一定的距離。以互聯網為例，目前互聯網上的信息絕大部分都來源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利用網絡進行的價值觀兜售、觀念感染、思想宣傳等方面都有相當的能量，他們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關注和研究是比較系統和完整的。但是相對而言，雖然21世紀以來，我國互聯網發展迅速，但是整個互聯網的管理、利用和開發，仍然比較薄弱，特別是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還有待進一步強化;從產業規模來說，我國大眾傳媒產業在人均量值上還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在一些農村或者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大眾傳媒的覆蓋面和影響力非常有限，既很難滿足當地人民的休閑娛樂的需要，也影響到黨的輿論宣傳工作的開展。同志指出，“必須加強主流媒體建設和新興媒體建設，努力構建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輿論引導新格局”，［7］從而在大眾傳媒普及化、大眾化的基礎上，培養民眾的信息識別能力和利用開發能力。第二，加強對大眾傳媒的監督管理，使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發揮更大作用。當前，雖然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存在，西方國家妄圖通過大眾傳媒、技術和資本輸入等方式，對我國進行“全盤西化”，實現“和平演變”的圖謀一刻也沒有停止，國際的意識形態斗爭依然暗潮涌動;在國內，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但是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一些人利用大眾傳媒散布歪理邪說、妖言惑眾、制造破壞的事件也屢有發生。因此，加強黨對大眾傳媒的政治領導，把握大眾傳媒的話語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同志曾強調:“我們黨一貫強調，要把新聞輿論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該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傳陣地和傳播手段，一定要把好關口，絲毫不能出問題”。［8］為此，要盡早出臺大眾傳媒法案，建立健全傳媒制度規范，加強對大眾傳媒的行政監督、市場監督和群眾監督，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求，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區分好、引導好、發展好傳媒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切實加強對大眾傳媒行業的管理，推動大眾傳媒產業規范、健康、有序發展。總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領導，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導地位，把握輿論宣傳工作的主動性，堅守主陣地，唱響主旋律，我國大眾傳媒產業才能在紛繁復雜的環境中發展有方向、前進有動力，才能實現“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做好、做實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擁戴和贊譽。第三，不斷提升大眾傳媒教育水平。大眾傳媒教育是指教育者通過對受眾的傳媒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術的傳授，從而培養和提升他們對各種信息的選擇、理解、質疑、評估、利用、開發和再創造能力的過程。這個過程因為大眾傳媒的思想屬性、政治屬性以及道德屬性，因而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所以加強大眾傳媒教育是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一要提升教育主體的媒介素養。大眾傳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可以是教師、傳媒主管部門，也可以是研發者、使用者。這里主要是指大眾傳媒的經營者，因為他們直接參與了大眾傳媒內容和形式的研發和實現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體現了源頭和主導的作用。所以，在經營過程中，大眾傳媒經營者既要著眼于經濟利益，更要重視社會效益，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要求自我，自覺加強行業自律和道德修養，堅決抵制傳媒的低俗化、媚俗化、娛樂化傾向，“通過大眾傳媒各項具體功能的融合實現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科學發展，實現國家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社會文明的協調共進”。［9］二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使大眾傳媒教育的內容和形式貼近大眾生活、貼近社會實際、貼近群眾需要，通過豐富的傳媒形式，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以及意見和建議，傳遞健康向上的輿論信息，營造親民、便民、助民、惠民、富民、樂民、安民的輿論氛圍，全心全意做好傳媒服務工作;三要做好一些特殊群體的傳媒教育工作，尤其要抓好青年和大學生群體的傳媒教育。這部分群體大都生活閱歷不足，社會經驗較少，自我分析、判斷能力不強，更容易受到一些不良傳媒信息的誘導。必須以“人文主義關懷”和“心理疏通引導”的方式，加強對青年和大學生群體的傳媒教育管理工作，以提升他們的媒介素養。第四，創新在新興媒體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科學技術的推動和人類社會的發展，使大眾傳媒經歷了原始傳播、口頭傳播、手寫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等發展階段。在電子傳播階段，依次出現了第一媒介電話廣播、第二媒介電影電視、第三媒介互聯網等傳播手段。而在互聯網傳播階段，我們發現，以報紙、雜志為代表的傳統媒介與互聯網、移動終端、數字電視等新技術的融合，已成必然趨勢，并逐漸衍生出了大量的新興媒體。尤其是當前出現的諸如網絡視頻、新一代電子報紙及電子雜志、樓宇電視、車載移動電視、博客、播客、視客、網絡社區、微博、飛信、阿里旺旺、IPTV、BBS、QQ、UC、MSN等新興媒體，使輿論傳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其傳播手段綜合多樣，文、圖、聲、影、網全面覆蓋，徹底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為信息傳播開辟了一條簡捷而又高效的空中通道，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新興傳媒的超地域性、超隱蔽性、超互動性、超共享性、超便利性以及極強的個性化等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青年群體，這也預示著它必將成為東西方爭奪青年思想意識形態控制權的重要工具。所以面臨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深刻的數字化傳媒時代的機遇和挑戰，政府、社會、學校以及媒體人，都應責無旁貸地做好新興媒體的教育、引導和管理工作，積極探索、創新新興媒體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將思想政治教育推向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

本文作者：周建平工作單位：安徽工商職業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