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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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媒介有三大特點：廣泛性、驅動性和導向性；三大功能：即傳播信息、引導輿論和提供娛樂。

（一）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影響的途徑

大眾傳媒從理論灌輸、實現互動、輿論引導等三種途徑來對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產生影響。

1.理論灌輸。大眾傳媒強大的傳播優勢、主流媒體的話語權和權威性為向群眾灌輸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提供了堅實后盾。大眾傳媒可編織由聲音、圖像、動畫、數字化多媒體組成的網狀傳播結構，突出新興電子信息技術和電子傳播技術的優勢，借此發揮信息傳遞迅速、覆蓋面廣、權威性強的特點，以達到灌輸主流意識形態目的。另，營造典型形象宣傳氛圍，形成示范效應，也會影響青少年的意識形態。

2.實現互動。新聞改革不斷深入，大眾傳媒愈加重視人們需求，單向傳播模式逐漸發生變化，接受反饋機制不斷完善，給人們提供更多參與到傳播活動的機會，也為實現互動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創造渠道。鑒于此，大眾傳媒需把握信息交流方向、引導話題、控制節奏，在潛移默化中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借由論壇、博客、微博等網絡上的交互式傳播方式出現和推廣，廣大青少年網民可以自由、真實地發表個人見解，闡釋剖析、解疑釋惑等。

3.輿論引導。在通過輿論引導的途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一要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二要讓大眾媒體占有大量豐富真實的信息。三要主動引導青少年關注的熱點問題。利用訪談、討論、參與、教育等方式方法，多角度、多側面地做好熱點問題的引導和教育工作。

（二）大眾傳媒實現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載體

1.信息載體。大眾傳媒信息傳遞廣義上是指引導人們按照科學理論及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來認知事物、思考問題、統一思想、規范行為。狹義上，大眾傳媒有意識地選擇、傳播、灌輸有利于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信息。在增強人們政治敏感度的同時，堅定其政治立場，以此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借助傳播優勢，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可以在時間、空間上實現同步，有現場感、目擊感。由于傳媒對熱點信息傳播、討論，可讓青少年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還可對認知、價值、態度、行動進行全面引導。

2.文化載體。就文化角度而言，傳載信息是一個對文化批判、取舍的過程。透過大眾傳媒對青少年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要重視青少年，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以此同時平衡好科學和物質的發展。社會處于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渡期，在這樣的文化與傳播語境下，大眾傳媒要傳播有利社會發展的文化，兼容并包地弘揚傳統文化與反映現實文化，倡導積極健康的價值理念。

3.娛樂載體。傳播媒介為了吸引觀眾，使得自身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娛樂性就成為了其必備的屬性。以青少年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傳播信息，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樂中，相較其他的方式，也更易于被他人所接受，在潛移默化中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要注意和警惕在娛樂化浪潮中，日益凸顯的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等不良價值觀念的浸染與泛濫。

二、優化大眾傳媒影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一）重視教育功能，將商業職能與教育職能分離

大眾傳媒市場化容易導致一些個人或團體出于一己之利，將吸引青少年眼球的娛樂性和商業性放在重要地位。由于大眾傳媒在傳播信息過程中的無差別性，容易弱化大眾傳媒教育性的一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者角度來說，要注意把商業性和教育性區分開，并充分發揮其教育作用。

（二）加強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輿論導向功能

大眾傳媒傳遞的信息時，要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時，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主旋律教育，則要重點宣傳核心價值；用科學思想理論武裝人、正確輿論工具引導人、崇高精神塑造人，挖掘、樹立典型事例，以生動、形象的方式，傳播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要完成教育目標，可利用形式多樣的網絡媒介進行；要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可利用大眾傳媒反復強化。對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來說，大眾傳媒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創造條件培養青少年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理想情操，引導青少年追求健康的審美情趣和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建立以教育部門為主導、社會力量為支撐的傳媒教育網絡

依靠現有的教育資源，以網絡化模式構建，由政府引導、教育主管部門主導，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協同相關非政府組織、非贏利組織等進行多方協作的實施機制，把政府決策優勢與企業資金優勢聯系起來，發揮學校的教育資源來吸引社會資助，來建立和發展青少年大眾傳媒網絡。

（四）利用大眾傳媒優勢達到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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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媒是指包括網絡、電影、廣播、電視、報紙和雜志等面向大眾傳播媒體。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大眾傳媒與家庭、學校、同輩群體和公眾意見一起，被認為是影響個人社會化的五個最重要因素。家庭、同輩群體對個人社會化的影響是深刻和持久的，但它們帶有地域性；而大眾傳媒面向的是社會公眾，它的影響是廣泛的、巨大的。大眾傳媒不僅可以控制社會輿論、引導受眾態度，它的影響力還可以滲透到一般的社會心理以及個體思維和行動過程中，這一點對于正處于社會化重要階段的青年來講尤為重要。當代的中學生正處于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在信息量不斷增長、傳媒手段不斷豐富的今天，他們受大眾傳媒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刻性已越來越明顯。中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行為及心理無時無刻不在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影響。作為祖國的未來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有益信息的影響，促使其健康發展，應是全社會的義務和責任，我們通過這樣的調查和研究在充分研究大眾傳媒對青年學生影響的同時希望能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能通過傳媒手段給我們的中學生以至整個的社會創造一個較好的文化環境。

我這次開展調查的目的是調查研究大眾傳媒對學生社會化的影響，旨在能在下一步的工作和實踐中能通過我們的努力讓我們的學生正確的了解社會、認識社會、關心社會，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健康的成長。調查方法是以一般問卷法和個別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問卷表包括20個題目，共做了100份問卷表，調查對象包括學生，家長還有教師，個別訪談了5個學生。調查結果是每個調查對象都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對學生的影響很大。以下就是我們的調查分析。

一、大眾傳媒對中學生認識社會和關心社會的幾點正面影響

1、傳媒手段的先進和豐富使中學生獲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多樣化，知識面和想像力都大大擴展。

信息數量以幾何級的速度在不斷沖擊著我們的生存空間，尤其是網絡的出現，更使信息的沖擊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調查顯示，50的中學生在空閑時間喜歡上網查詢信息。這些信息使中學生的知識層面和知識結構都得到了很大的擴展，而且也使他們掌握了不斷獲得新知識的方法，這對于他們成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2、開放的媒體環境為中學生的個性發展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

開放的媒體環境為當代中學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向他們展現了一幅多樣化的生活圖景，這為中學生的個性發展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

3、傳媒環境的繁榮使中學生呈現出具有時代特色

在青少年的價值觀念中，自我無疑是最重要的，自我意味著獨立，是現代社會最起碼的思想資源。當代中學生有自己的時尚和娛樂，有自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大多數中學生認為，我們這一代人和父母一代在消費觀念和處世目標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崇尚自主自立，相信自己的選擇，青少年獨立自主適應了現代社會生存競爭的需要，有利于發揮當代青少年的創造性，開拓新的道路。

二、大眾傳媒對中學生認識社會和關心社會的幾點負面影響

大眾傳媒作為商品經濟的產物，市場機制控制著大眾傳媒的發展，通過大眾傳媒傳播的大眾文化為盈利而制作，表現出庸俗性、娛樂性，平庸化的東西被奉為新潮而流為時尚，深刻而且崇高的東西被視為落伍，文化生產與消費中所出現的媚俗現象越來越嚴重，而中學生的認識能力有限，缺乏有效的鑒別，造成隨意模仿，容易產生不良的生活習慣。如當代中學生所表現出來的炫耀消費、彰顯個性的名牌消費現象等②，造成了中學生攀比心理嚴重，助長了校園奢靡風氣的盛行。另外，諸如沉迷網絡、早戀、追星等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自我控制而形成的。這些都反映出中學生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尚不成熟，受到大眾傳媒的負面影響顯得尤為嚴重。

1、大眾傳媒的商業運行促使青少年對時尚的追求，造就了中學生追求時尚的消費觀念

當代青少年所表現出來的炫耀消費、彰顯個性的消費主義與現代廣告有著密切的關系。調查顯示在學生們購買學習用品時有39的人受到廣告的影響，有7的人受到很大的影響。追求時尚是當代青少年所流行的消費方式。

2、大眾傳媒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對世俗文化的宣傳使中學生的審美情趣走向低俗化。

中學生審美的低俗化表現為古典嚴肅的文學藝術受到冷落，通俗淺薄的文學作品在青少年中流行；他們更愿意去追求淺顯直接，更傾向于對直觀形象的接受，讀圖已成為當代青少年最主要的閱讀方式，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調查顯示有18的學生認為在同學中看日本卡通畫的人很多，有51的人認為比較多。

3、恐怖電影、警匪片中的殘酷打斗使中學生中暴力行為升級

隨著香港臺灣的一些電影電視劇的引進，一些武打片、功夫片、警匪片蜂擁而至，血淋淋的場面、觸目驚心的格斗、瞠目結舌的作案手段通過演員的表演和電腦特技，使青少年眼花繚亂，他們甚至把小偷當成了英雄，把惡霸當成了偶像，把黑社會當成了他們理想的練兵場。這些年，中學生之間的打斗越來越升級，拳腳相交已成家常便飯，持刀行兇者也不在少數。一些電影電視節目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

三、克服大眾傳媒對學生的負面影響的一些建議

1、全社會行動起來，抵制媒體毒素

行政部門對虛假廣告、夸大事實的廣告要嚴格審批，取締黃色的、暴力的、低俗的廣告，自覺抵制低俗廣告。

2、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主導作用。學校教育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的自覺能動力量，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學生的品德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決定著他們的發展方向。而學生接觸媒體是必要的，禁止他們接觸是不可能的。面對大眾傳媒這柄雙刃劍，學校應該秉著教育者的良心，對中學生正確運用媒體實施有效的引導，增強他們篩選和辨別多種渠道信息的能力。

3、開展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活躍中學生的文化生活。開展為中學生所愿意接受的健康的文體娛樂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使學生將書本知識與生產生活實際聯系起來，認識檢驗書本中真理，感受人生的復雜多味，使他們不致于在不良信息闖入大腦時亂了方寸，迷失方向。

4、重視家庭教育。家長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發揮自己社會經驗豐富的優勢，指導孩子正確接受信息，同時還要分析孩子的信息源，并與學校保持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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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青少年;足球;參與;社會因素

近年來我國足球運動水平每況愈下,令人痛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國從事足球運動人數所占人口總數比例太小,尤其是青少年的足球人口,遠遠沒有達到普及的程度。據有關方面統計,在1990年至1995年間,我國青少年足球人才數量達到了歷史最高的65萬人;1995年至2000年,下滑為61萬人;2000年至2005年,降至僅僅18萬人。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當前在中國足協注冊的青少年足球運動員僅僅只有5萬多人。[1]導致青少年足球參與率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會因素不能不說是一重要因素。

1.家庭因素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是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場所,而家長又是家庭中支柱及最主要的成員。家長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般而言,目前中國社會中,家長的文化程度、職業與收入成正比,其文化程度越高,職業就相對穩定,收入也就相應增多。有關調查顯示,干部、白領職業身份的家長在對待孩子參與足球運動的支持程度上明顯要小工人、私營業者職業教身份的家長。這是因為具有較高學歷和體面職業的家長,其家庭生活水平較高,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事對抗性強、易受傷、競爭激烈的足球運動,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利用時間來學習,考取好的大學,將來能有個體面的職業或從事一些危險性小、對抗性不強的,能對將來生活、學習有一定幫助的活動,如書法、繪畫等。對于工人、私營業者的家長來說,因其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生存技能少,收入不多或不穩定,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來管理自己的孩子,對于孩子的興趣也就相對開放些。甚至有一部分家長希望孩子能從事職業足球運動來改變家庭生活水平和個人命運。但受經濟條件的限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卻無法接受系統、正規的訓練,往往只能望球興嘆。

此外,家長的足球意識對青少年參與體育亦有重大影響。按照社會學的原理,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第一要素。家庭這一特殊的群體在青少年社會化方面的功能是任何其它社會組織所不能替代的[2]。通常情況下,家長對足球運動是否喜愛,可直接影響到其是否支持孩子參與足球運動。

2.社會環境因素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

社會環境因素包括體育意識、社會價值取向、教育制度、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亞環境等。

儒家是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主流,在中國社會有很高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中,對學習文化知識是推崇至極的,同時也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是下等人從事的工作。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國主流思想上已占據幾千年的歷史,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以其為準則來評判事情的好壞,所以“重文輕體”的思想在現階段中國社會中還是占領大部分人的頭腦中。作為青少年的家長或親屬,他們是生活在這種現實的社會中,不可能不受這個思想的影響,必然會通過各種方式來督促孩子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將來有個體面的職業。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事專業體育運動。

有關調查研表明,當前影響中國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最主要因素是學業的壓力[3]。這與中國人的價值取向與教育制度有密切的關系。時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官本位”,“崇官”、“求官”、“懼官”的文化價值取向仍有廣泛的存在;同時,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等封建思想,仍起著一定的作用[4]。高考成了衡量學校好壞的依據,書本知識就成了選拔人才的主要尺度,許多學生不得不埋頭于書本,做著永無止境的功課,很少有時間、有條件去進行體育活動。目前衡量教師教學質量的標準是學生參加全市、全區統考,或參加全國升學考試的成績,這是應試教育下的必然結果,迫于升學壓力,各科教師不約而同地都采取大量布置學生課外作業的方法,以彌補課堂教學的不足,日常學習與寒暑假無不是如此。這使得可用于從事足球運動的閑暇極為有限。

此外,當前中國足球職業聯賽中,假球、黑哨、、罷賽、打人等”不正之風蔓延,致使足球運動對青少年的興趣逐年下降,進而遠離足球。

3.大眾傳媒因素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

信息時代,大眾傳媒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傳播媒體的影響,青少年也不例外,自然地會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產生影響。大眾傳媒在現代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化因素,它對人的社會化影響早己引起人們的注意。傳播學研究者指出,在青少年可塑性最強的時期,大眾媒介為他們提供了現實世界的圖景和各種人生理想的模型。有關調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學生認為是媒介讓他們了解到足球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通過電視觀看足球現場比賽,對培養足球方面的興趣有很大的幫助。可見,媒介對傳播足球信息和足球知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眾傳播媒介為青少年提供了直接模仿某些社會行為方式的機會。由于傳播媒介具有具體化、人格化的特點,青少年從這些富于形象性、感染性、權威性和可信性的“榜樣”中吸取豐富的內容,從而加速其社會化過程。正因為如此,在青少年的心靈中,會形成他們自己崇拜的偶像,可能是中國足球明星或者是外國足球明星等,從而有意無意地去學習、模仿他們的行為方式。作為家長來說,大多數人對大眾傳媒對孩子在體育方面的影響力是認可的,應多引導孩子們,讓他們知道哪些可以學,哪些不可學,有針對性地通過球星榜樣作用,來培養孩子對足球運動的興趣。總之,現代大眾傳媒使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影響,已經不能僅僅限于學校和家庭,社會影響的空間、渠道、內容也變得復雜化、多樣化。青少年中所出現的某些熱點、某些趨向,究其深層原因,都和大眾傳媒有關。因此,現實要求我們把教育引導少年兒童放在社會的大環境中,注意大眾傳媒的作用。

4.伙伴群體因素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

伙伴群體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群體使青少年的歸屬感得到滿足,又以群體規范約束其行為。同伴既是行為的強化物,又是青少年評定自己行為的參照物。大量研究表明態,青少年受伙伴群體的影響而參與足球運動占較了相當大的比例。兒童心理學家指出,青少年對在同輩群體中被認同特別看重。在小學這個年齡階段,他們樂于在同輩群體中尋找朋友和合作伙伴,朋友之間的興趣愛好往往互相影響,相互交叉,有同樣愛好的孩子,不用其他條件,就能成為好朋友。作為家長來說,應尊重孩子的選擇。所以,為了使孩子身心健康,家長應支持年齡和性格相似的伙伴群體共同參與足球運動,以達到使青少年鍛煉身體的目的。所以,伙伴群體在青少年時期對他們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較為重要。

綜上所述,家庭、社會大環境、大眾傳媒、伙伴群等因素均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有較大的關系,它們直接影響到我國足球后備力量的培養和發展。中國足球后備人才的培養,提高足球運動的普及率必須綜合考慮以上各因素,系統推進,防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楊一民.關于我國青少

年足球主要問題與對策的探討[J].中國體育科技,20O7(1):33-35.

[2]李勇.家長的職業、文化程度和家庭經濟狀況對學生成績的影響[J].現代中小學教育,1998(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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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時代》；青少年；文化消費

一、從《小時代》看當代青少年文化消費的價值取向。

文化消費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下，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的精神生活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對以物質或服務為載體的精神的獲取行為。從這個意義來說，文化消費具有以下特點：

（一）它是文化消費主體對客體的再創造。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里的“一千個哈姆雷特”其實就是文化消費主體根據自己的知識儲備，審美要求對客體的再創造。具備不同知識儲備及審美要求文化消費主體，對同一文化的理解往往會南轅北轍。

（二）文化消費具有主動性。文化消費的主動性是指文化消費主體希望從客體中得到什么，那么他在消費文化的時候，就會有意識的向他所希望得到的那方面去努力，去靠近。

（三）文化消費的無形性。不論是什么樣的文化消費都需要一定的物質載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消費是有形的。但是，從這些物質載體中所獲得的精神內涵確實無形的，這些精神內涵也才是人們最終希望獲得的東西。

（四）文化消費的習慣性。文化消費的習慣性是指文化消費者長期接觸一類文化的熏陶，并對該種文化形成習慣。例如一開始讀者偶然讀到郭敬明的《夢里花落知多少》，然后喜歡上郭敬明的小說風格，進而去閱讀他的其他小說。

文化消費不僅有上述文化消費的一般特點，還具有其自身特點。

（一）緊跟潮流、追求時尚。人在青少年階段自我意識迅速覺醒，喜歡展現自我，以確認自己的社會角色，獲得關注和認可。《小時代》背后的制作團隊更是利用青少年的這種心理，把《小時代》打造成一部時尚感強的電影，來迎合青少年。

（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青少年時期是人一生求知學習的黃金時期，又處于自我定位時期，這就決定了青少年對文化消費需求強烈。《小時代》的龐大粉絲群的出現驗證了這一點。《小時代》一開始只是小說，載體是紙，到后來發展為電影，青少年對它并無排斥，反而津津樂道于電影中的畫面、人物、情景。

（三）主動性強，參與度高。這就是在新媒介形勢下出現的參與性文化。《小時代》的閱讀者不僅是書本、電影的消費者，同時還是力量龐大的推廣者。他們利用新媒介技術，或是在貼吧發帖，或是在群中討論，不知不覺中既為《小時代》展開了一系列頗有成效的宣傳，又為《小時代》的策劃團隊省下了一大筆宣傳費用。

（四）注重尋找心理寄托。受青春期荷爾蒙分泌的影響，所以青少年很容易焦慮，為了舒緩這種焦慮，他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的去尋找一個心理寄托。郭敬明的《小時代》的文本主題迎合了當下青年讀者的閱讀心理，他對于青少年時期的心理把握相當獨到，淡淡憂傷的筆調，偶像化的人物及對愛情的追求充分契合了青年讀者的閱讀期待。

二、從《小時代》看青少年文化消費模式形成的原因

這其中既有青少年自身的原因，也受到來自外部環境方方面面的影響。

青少年文化消費模式形成的內部原因有。

（一）逃避現實壓力，尋找心靈寄托；青少年階段也是人開始接觸各方面的壓力的時期。在面對這眾壓力時，青少年往往會在文學作品中尋找心靈寄托，以逃避現實壓力。《小時代》描寫了一眾上海新貴的奢侈生活，除了風花雪月的小資囈語，各主人公似乎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青少年沉浸在《小時代》的情節中，能暫時逃避來自現實的壓力，得到心理慰藉。

（二）建構虛擬世界，釋放情感。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愛幻想，幻想其實就是建構一個虛擬世界，釋放自己的感情。

（三）滿足對理想生活的想象，尋找自我。《小時代3.0刺金時代》所描繪的富人生活是很多青少年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小時代》中的經典臺詞，它們是如此的貼近我們的生活實際，讓我們有種熟悉感，似乎能從中找到自我。

青少年文化消費模式形成的外部原因有：

（一）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小學生課余時間的增多。這既為青少年（主要是學生）的課外閱讀提供可能，也為《小時代》等類似書籍的流行提供了寬松的外部環境。

（二）經濟大環境的發展使得手機、電腦得到普及，改變了傳統的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模式，讀者與作者之間能夠有效互動。通過貼吧，這些人可以毫無顧忌的表達對郭敬明及其小說的喜愛，郭敬明也可以與他的這些忠實的粉絲互動。

（三）大眾文化的博興，消費市場的繁榮，使得類似于郭敬明這樣的作家為了契合讀者期待視野而制造文本。“小時代”這個主題滿足了青少年的消費心理，其中對富二代奢侈生活的描寫滿足了青少年的獵奇心理，偶像化的人物滿足青少年的審美心理，唯美的愛情滿足了青少年對愛情的期待。

（四）郭敬明在他的《小時代》的發行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系統的策劃理念和營銷模式。為了成功發行，啟用了金牌策劃人，從他的選題策劃開始，無不透露出他精準的讀者定位――青少年。

三、從《小時代》看當代文學應怎樣書寫才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分論述了《小時代》這樣一種文化產品對青少年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怎樣對青少年的文化消費進行科學的引導。

接收優秀的文化可以怡情，增長知識；低級的文化使人不思上進、貪圖享樂、追求安逸，甚至引人犯罪。《小時代》這樣一種借助大眾消費時代的推波助瀾，刻意迎合讀者與市場的文化產品，對青少年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謂不多。

（一）使青少年盲目跟風。青少年，身體、智力都處于發育中，都還未定性，容易受到來自外界的干擾。《小時代》精準的營銷和系統的策劃，很容易在青少年中刮起一股“小時代”風，青少年的從眾心理讓青少年失去了判斷力，變得隨波逐流。

（二）使青少年具有虛幻性。青少年讀者沉溺于《小時代》營造的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無法企及的虛幻浮華的生活，甚至自己營造一個虛幻的空間，想象自己如故事中的主角一樣，過著奢華的生活，有著不同的際遇，人生處處充滿驚喜。

（三）使青少年具有軟弱性。青少年了解《小時代》是因為營銷團隊精準的營銷定位，實際上青少你是在被動的接收其所承載和傳遞的符號。至于他所傳遞的符號內容是好是壞，營銷團隊似乎并不看重，它只是在不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當青少你中間出現“小時代”熱潮時，大眾傳媒并沒有“警醒”的聲音，反而從各方面不斷對其進行報道，進一步刺激青少年對其消費。

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無論是社會還是媒介出版人，都應該努力營造健康有序的青少年文化消費環境，滿足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一）大力弘揚社會主旋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引導青少年文化消費。首先應加強對青少年的文化消費宣傳，引領其有意識甄選出低俗文化，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其次應加強對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形成積極向上的文化消費需求。

（二）創造良好的市場與政策條件，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場機制。對待文化市場應做到利益與傳播健康思想的雙贏，不能只顧利益不顧社會影響，傳播庸俗低下的文化。同時完善政策法規，嚴格主題準入制度，強化市場監管，加大執法力度。

（三）利用大眾傳媒，在青少年中間培育文化消費熱點。在把握正確方向的前提下，利用大眾傳媒的一整套操作模式，在青少年中培育健康積極向上的消費熱點，把包括網絡、電視、手機、報紙、書刊、雜志等多種大眾媒介管好，讓他們具有良好導向功能。（作者單位：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楊曉光.文化消費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D].吉林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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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獨生子女 社會化主體特征 同輩群體 大眾傳媒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人生的定位，從政治代際理論來劃分，出生于70、80年代，于90年代中后期開始進入青春期的青年一代，他們被稱為“獨生子女”一代或“新一代”，也稱為第五代青年。他們是真正跨世紀的一代。據統計目前全國獨生子女已達七千多萬，其中在城市占同齡人的比例高達90%。差不多相當于整個法國人口和兩個加拿大的人口［1］。當數以萬計的獨生子女一下子從我國大地上涌現出來時，立即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人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這一代特殊兒童能否正常地、健康地、順利地成長和發展上。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一焦點所涉及的就是一代獨生子女的社會化過程及其后果的問題。因此，如何認識獨生子女社會化的主體特征，如何發揮獨生子女教育中的積極效益，促進其順利完成社會化，就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家庭、學校、同輩群體與大眾傳媒，是影響少年兒童社會化的一些基本主體，對獨生子女成長的不同階段產生不同的影響，由于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的天然區別，這些主體在獨生子女社會化過程中就具有一些不同于非獨生子女的特點。

一、在幼兒，學齡前期與學齡初期，家庭與父母的影響較大

在嬰幼兒和學齡前時期，少年兒童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庭中度過的，家庭尤其是父母對子女的影響無庸置疑。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父母成為影響子女社會化的決定因素。不過，在嬰幼兒、學齡期和學齡初期，由于獨生子女家庭對于子女的撫育永遠只有“第一次”，因此父母在撫育自己唯一的孩子時，表現出許多不同與非獨生子女家庭父母的特點：（1）部分扮演了“兄弟姐妹”的角色。在非獨生子女家庭，孩子可以和兄弟姐妹進行交往，父母親不需要專門陪伴孩子玩耍，而獨生子女不同，父母不得不扮演兄弟姐妹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陪孩子一道游戲活動。尤其是母親，在獨生子女嬰幼兒時期，往往成為獨生子女玩耍和游戲的主要玩伴。（2）部分扮演了“家庭教師”的角色，在非獨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眾多，父母沒有更多的時間專心關心孩子的學習，加上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父母親的“家庭教師”的角色相對淡化，而獨生子女家庭則不同，由于父母親一般都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較好的經濟條件和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加上對孩子給予更高的文化期望，使得他們更多地關注孩子的學習，主動參與對孩子文化知識的傳授，經常輔導孩子學習，檢查學習進度和作業情況。（3）部分扮演了“學生保鏢”的角色。在非獨生子女家庭，由于兄弟姐妹的存在，少年兒童特別是作為弟弟妹妹，在學齡初期，有哥哥姐姐陪伴上學，父母不必花費更多的精力擔心安全問題，也無需花費更多的時間接送孩子上下學。而在獨生子女家庭中，沒有哥哥姐姐陪伴的獨生子女，在學齡初期的安全成為每個獨生子女父母考慮的重要問題，因此，“學生保鏢”的角色就由父母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來。每天放學的時候，許多小學特別是城市小學門口那些翹首以待的父母親，成為城市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2］。

二、在學齡期，學校的影響相對一致，同輩群體的影響則相對較大

進入學齡期后，少年兒童除了生活在自己的家庭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學校度過的，學校成為少年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因素和主要渠道，學校對少年兒童社會化的影響表現為多側面、多角度，具體體現在學校的理想信念教育、課程教育、活動安排以及人際交往等方面，按照理想社會的要求去引導與塑造孩子。盡管在社會轉型期間學校對少年兒童社會化的影響進一步地弱化。但是大多數學生還是把教師的話作為“圣旨”般來對待，把教師的要求置于父母的要求之上。這充分說明學校對學齡期少年兒童社會化依然保持較強的影響力。不過，學校的教育、環境、活動對于所有少年兒童來說都是高度一致的，并不會為獨生子女還是非獨生子女劃出不同范圍，制定不同的標準，因此無論是獨生子女還是非獨生子女，他們在學校所受到的影響是一致的。

與學校生活緊密相連，少年兒童開始有了自己的同輩伙伴，形成了自己的同輩群體。同輩群體是影響少年兒童社會化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從幼兒園到小學，從小學到中學，同齡伙伴越來越多，共同參與的活動越來越頻繁，交往時間也越來越長，關系越來越密切，同輩群體對少年兒童社會化的影響作用也越來越大。但畢竟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存在天然差別，對于非獨生子女而言，在家庭中除去父母之外，他們還可以與自己年齡相近的兄弟姐妹進行交流，從而相對降低了同輩群體的影響力。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的一個根本區別就在于他們沒有兄弟姐妹。因此，在家庭中他們只有父母可以交流，而沒有同輩人可以交往，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獨立性的逐步形成，他們不再滿足于兩代人之間的交流，此時，他們更加重視同輩伙伴交流的興趣與快樂。正因為如此，在少年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中，同輩群體對獨生子女的影響比對非獨生子女的影響更為強烈，更為深遠。

另外，獨生子女與同輩群體交往還呈現出以下兩個特點：一是由于缺少家庭同輩伙伴關系，同輩伙伴的交往活動相對減少。這是因為，在非獨生子女家庭中，家庭同輩伙伴間的交往可以不需要經過父母同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完成；獨生子女沒有家庭同輩伙伴，而與外界同輩伙伴交往，特別是同輩伙伴來家中交往需要得到父母親的同意，這對獨生子女與同輩伙伴間的交往造成了限制與阻礙，自然導致同輩伙伴間交往活動的減少。這種情況就使得獨生子女較難了解蘊藏在這些活動相關的情感因素，如同情、關心、憐愛與友情等。二是由于在家庭中缺少與同輩群體的交往，獨生子女更傾向與探索客觀對象，如玩具、動物與植物等。隨著探索范圍的擴大和活動的進一步深入，獨生子女就需要尋求志同道合者，主動開拓自己的交往范圍。這種情況又使得獨生子女超出了非獨生子女所具有的以血緣關系為主的比較封閉的交往關系和交往模式，使得自己與同輩伙伴的交往比非獨生子女更具有開放性和全面性特征［3］。

三、在整個成長發育期，社會環境尤其是大眾傳媒的影響不容忽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與文化事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越來越廣泛地滲透到少年兒童生活的各個方面，少年兒童與大眾傳媒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改革開放后的少年兒童，正是伴隨著大眾傳媒事業的發展成長起來的，因此，大眾傳媒作為少年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因素，其影響也是越來越大。不過，對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來說，這種影響還是具有一定的差別。

其一，獨生子女接觸大眾傳媒的時間更多，對于非獨生子女而言，由于兄弟姐妹的存在，少年兒童在家庭中除了觀看大眾傳媒節目以及和父母進行交流外，還可以與兄弟姐妹進行交流與游戲，業余生活比較豐富，特別是與兄弟姐妹之間的交流與游戲，更符合少年兒童愛玩好動的天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觀看大眾傳媒節目的需要。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在家庭中，他們被大人所包圍，除了與父母進行交流以外，消磨時間最好的選擇就是觀看大眾傳媒提供的各種節目與信息。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獨立性的逐步形成，獨生子女與父母之間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少和越來越難。有一些調查統計表明，獨生子女觀看大眾傳媒的時間要比非獨生子女多出20%―50％［4］。

其二，獨生子女接觸的大眾傳媒形式更多更新，在非獨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眾多，負擔較重，一般情況下，家庭物質條件相對偏差，父母親的文化水平相對偏低，對大眾傳媒手段與工具以及對先進的大眾傳媒形式的了解相對落后，這對少年兒童跟上大眾傳媒的變化與發展，接觸更多更新的大眾傳媒形式，造成客觀上的限制。而在獨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少，負擔相對較輕，較之非獨生子女家庭，物質條件優越，父母親的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對大眾傳媒手段與工具的認識與了解相對先進。例如電腦普及率和上網率獨生子女家庭就相對高于非獨生子女家庭。這種差異性，使得獨生子女能夠有條件接觸到更多更新的大眾傳媒方式，特別是電子郵件與因特網。因此，大眾傳媒對獨生子女的影響相對大于非獨生子女。

其三，獨生子女對大眾傳媒的依賴性更強。作為一個孤獨的“小皇帝”，沒有兄弟姐妹的陪伴，獨生子女只好更多地依賴于大眾傳媒，把大眾傳媒中的許多形象作為自己的伙伴。從幼兒時期的“機器貓”和“葫蘆娃”，到少年時期的“孫悟空”和“足球小子”，與之同喜，與之同憂，使得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獨生子女不可缺少的伙伴。因此，較之非獨生子女而言，獨生子女對大眾傳媒的依賴性更為強烈和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年代不同特色的大眾傳媒影響下，80年代與90年代的少年兒童形成各自不同的整體特征，這種不同年代的少年兒童整體特征，曾經一度被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是獨生子女獨有的特點，從而被認為是這一代少年兒童區別于其他年代少年兒童的整體特征。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更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于大眾傳媒對獨生子女的影響要比對非獨生子女更為重要，更為突出。

參考文獻：

［1］馮笑天.獨生子女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及其結果.青年研究，1997年第八期.

［2］彭曉輝.關于獨生子女社會化問題的思考.思想政治研究，山東社會科學.

篇6

一、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

性別角色發展是青少年社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指男女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下形成的性別特征和差異，即由社會文化形成的對男女差異的理解，以及在文化社會中形成的屬于男性或女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主要概念包括性別概念和性別角色知識的發展兩個方面。兒童及青少年在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中，主要經歷性別認同的發展、性別穩定性的發展、及性別衡常性的發展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主要是在6到7歲之前就已經形成。而性別角色知識的發展是指個體關于男性或女性各自適應的行為方式和活動的認知。這一方面的發展則主要在青少年階段形成。而在性別角色發展形成的過程當中，則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會產生很多問題。

二、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因素

2.1 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經濟的影響因素

在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政治因素不足以成為一個單方便的因素，但就經濟因素而言，在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中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自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轉過，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轉軌的過程當中，很多不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為了單方面的利益追求。這樣一來，很多事件的發展便背離了其原有的軌道。例如我國的大眾傳媒，其使命本身是傳遞一種社會需要的同時又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而促進青少年性別角色的發展。且不說可以發展為很多心理學家所期盼的雙性人格的青年，但是在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正確形成過程中也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而做到使男孩子具有勇敢、自主、侵犯性、支配欲、表現欲等。女生具有耐心、溫文爾雅等其性別本應具有的特點。

但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當中。很多大眾媒體做傳媒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傳遞一份社會所需要的、所贊揚的風氣，而是在更多的受到利益的驅使。成為了“收視率”“發行量”的奴隸。為了一味的追求利益，借助人們對新奇事物本應具有的一種好奇的心態。致使“偽娘”產生了，“野蠻女友”也產生了，而因為這些怪癖和奇異的事物不僅成為了利益上升的砝碼，同時也給青少年性別角色的形成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要知道，青少年性別角色的發展和認同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習得的過程。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性別角色規范是兒童通過強化、模仿、觀察學習等作用機制形成的，而這一機制在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當中同樣適用。因此，在這種扭曲的條件的影響下。對于青少年而言。那些具有“軟性化”特征的人反而成了人人追捧的明星。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于此同時，在其對性別發展沒有一個正確認知的時候，青少年會將媒體所傳遞的對社會性別角色的看法內化但自己的認知系統中。進而形成自己的性別角色行為和意識。特別是對于那些正處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其影響更是不堪設想。因為這一時期的青少年更需要社會的關注，因此他們很可能僅僅只因為個性、引人注意而扭曲了自己性別人格的正確塑造。

2.2 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文化形象因素

在我國浩浩五千年歷史的長河中，一些歷史人物的出現也會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和認同產生強有力的消極影響。回首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其實男孩女性化、女孩兒男性化這種性別錯位現象古已有之。花木蘭女扮男裝從軍，她不失女孩的“美麗”，也是一個人們心目中可敬的大英雄。在古代，人們對這些“巾幗英雄”“女中豪杰”極盡贊美至能事，中國最有名的要數武則天和穆桂英了。而貌若美玉的賈寶玉確是從小在“女兒國”中長大，喜歡親近各種女孩子，但卻有備受他們的青睞，成為大觀園中最受歡迎的男孩子。那種看上去具有陰柔美的男子。中國古代比較有名的有宋玉、潘安等人，他們就是幾千年前的“花樣男子”。

回想在我們小學、中學的各種教科書中，他們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了當年的我們的學習榜樣。而同樣現今。他們一定也是青少年們所敬仰和佩服的榜樣。因此對榜樣的模仿和追捧也使得青少年在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一定障礙，從而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而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文化涌入我國。和我國的傳統文化融合到一起，形成多元的文化體系，同時作用于當代的青少年，使得他們在多元文化面前難以辨別、選擇了盲從。在網絡、電視中所看到的一些扭曲的形象，成為了他們心目中的偶像。由于社會發展和知識時代對人才的要求，社會競爭激烈，也讓他們，這些青少年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和前途而死讀書。無暇顧及和區分這些多元文化的沖擊，從而選擇了全盤模仿和吸收，因此在一些歪曲的社會事實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多重性別的人格。

2.3 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社會影響

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當中，無論是兒時的同伴關系的發展，還是青春期對朋友的需要等都是青少年從生物人像社會人的轉變，因此同樣，在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當中，社會因素也至關重要。

首先，家庭教育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起著奠基作用。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的發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父母胡搜傳統的社會觀點和社會風俗習慣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的就會因孩子的不同生理性別而對其采取不同的教養態度和教育方式。而父母在各方面不同的要求和教養方式有意無意的促進了兒童性別定向和性別角色行為的形成，是他們漸漸地具有了特定的活動傾向性。而在出現這些男孩兒、女孩兒應具有的性別傾向后。父母則會繼續通過鼓勵、獎賞等方式進行強化，進而使得男女兩性在青少年時期變得越加明確，并朝著固定化的方式不斷發展。因此，家庭教育。特別是早期的家庭教育在兒童和青少年的性別定向和性別角色行為的形成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其次。學校教育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的發展起主導作用。青少年在進入學校之后，便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由于學校教育的權威性和特殊性。隨著個體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學校教育對兒童性別角色發展的主導作用逐漸顯現出來。而在學校教育發揮作用的過程當中，首先，教師的角色期望對兒童性別角色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教師以自己的人格影響和感化青少年。因此。學校教育的成功不僅是把知識填充到青少年的大腦作為學校生活的唯一目標。而是把它們培養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在教師的影響下，青少年往往更愿意把自己塑造為老師期待的角色，教師對男女學生的不同看法也會影響到學生性別角色的形成和發展。其次，是教材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教材所反映的是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化模式，因此教材中的人物設計要充分考慮到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第三。網絡及大眾傳媒對兒童性別角色發展的導向作用。隨網絡、電視等大眾傳媒的普及。它對兒童性別角色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研究表明男孩兒比女孩兒更喜歡接觸參與性較強的及較具有理性和進攻性較強的媒介內容。女孩兒則偏好溫和快樂為主的兒童戲劇類和偏重感情的承認電視劇等。其具體對青少年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在前文經濟因素中已經提出，在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三、針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因素，提出應對策略

3.1 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

自從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方面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和進步，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律的雙重作用下，經濟秩序有效的運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在這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前文所述，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化經濟體制運行下，政府應該在一些方面采取一些較為積極的作為，消除一些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象，控制住一些關鍵的事件和環節，努力的營造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在提高全民素質的同時。也能為青少年性別角色的形成和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爭取在政府主導的情況下，使得經濟的進步在青少年性別角色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有利的條件，而非產生許多的負面影響。

3.2 在青少年性別角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多給予一些積極的文化因素

在我國的很多傳統文化中，都有著很多有利于青少年性別角色形成和發展的人物，在青少年時期，應多以這些角色為主，對青少年進行有選擇的傳播，等其性別角色成形后。再對其他的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告知，這樣使得青少年在有一定判別力的情況下進行人物的理解和學習，從而對其性別角色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較為積極的影響。

3.3 從社會方面，努力為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提供一個健康有利的環境

首先，可以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來將強對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的監管。由于我國各個媒介的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制作節目的內容也良莠不齊。一些媒體為了追求利益而拋棄了應有的傳遞社會主流價值觀，建設高尚道德規范，確立正確行為模式的社會責任。而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是建立相應的法律規范，用法律規范大眾媒介的內容選擇和制作。其次。從媒介自身開始，進行行業的凈化。加強傳媒職業道德建設，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素質：建立傳媒自律機制，提高媒介對節目內容的評價標準；重視對青少年的媒介素養教育等。

其次，在學校教育中，教師應該自覺意識到其語言、行為和態度對學生性別角色定位的影響，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應盡可能避免流露出對男女同學涇渭分明的主觀傾向，以促使學生性別角色的健康發展：對教材的設計也應著重考慮到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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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眾傳媒；中職學生；心理；影響

中圖分類號：G20；B8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500（2013）11-0033-01

二十一世紀是媒體爆炸時代，隨著大眾媒體的迅猛發展，為中職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提供了新的發展渠道，構成了中職學生成長的重要環境。可以說，大眾傳媒為中職學生的健康成長創造了良好條件，然而，與此同時，一些落后的思想和不良信息也通過各種傳播渠道對其成長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社會各界應共同關注中職學生的成長環境，尤其要注重大眾傳媒對于中職學生心理發展的影響。

一、大眾傳媒的內涵及其德育功能

大眾傳媒又稱新聞媒介或大眾傳播媒介，它主要是傳遞新聞信息、交流思想感的載體，反映了人類傳播能力的發展變化，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將信息傳遞給分布在不同地區的個人或群體的傳播手段，是包括報刊、雜志、廣播、電視、電影、互聯網、手機等在內的總稱。

正是因為大眾傳媒有著速度快、范圍廣、影響大等特點，使得人們在實際生活中越來越依賴它，因而大眾傳媒對人們的生活生產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只要我們有什么想要解決的問題或者需要了解的知道，通過傳播媒介，各種各樣的問題都可以找到答案，世界在大眾傳媒面前變得十分渺小。大眾傳媒正以它悄然的方式走近我們的生活，并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據有關人員調查，2009年北京市居民接觸媒介的時間約占閑暇時間7成以上，現在這個數據在呈上升的趨勢。不得不正視的一個問題，我們花耗如此巨大的時間在一個方面，它又有多少真正的營養給予我們呢，特別是面對著世界觀正在形成的學生群體，大眾傳媒又有多少德育功能蘊含其中呢？

由于大從形式多樣、內容廣泛、傳播迅速、影響深遠的特點，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很多典型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傳到生活的各個領域，有的甚至借助它可以產生軒然大波。學生們，是最易受到傳播媒體所宣揚的價值觀、意識形態、人生趨向影響的人群。大眾傳媒對學生的德育功能主要表現在，首先它是通過文化倡導進行的教育，在報道新聞時，加入必要的知識材料，使受眾更好的理解，不會產生歧義。其次，大眾傳媒通過引導輿論進行教育。通過一此具有導向性事實的報道，使受眾向著有利于特定利益的方向發展，以實現大眾傳媒傳播的目的。第三，大眾傳媒通過傳播者與受眾的良性互動進行教育。在大眾傳媒迅猛發展的今天，人們已不再處于被動的授予地位，他們也積極地與傳播媒介進行著信息互動和反饋，有時甚至直接參與到信息的制作和傳播中來。

大眾傳媒通過樹立典型、宣傳典型等方式引導人們的行動，讓內化于心的道德認知外化于規范的行為。有這樣一則公益廣告，講述一個小孩看見他的媽媽給奶奶洗腳，于是他在媽媽下班回家后，吃力地端著一盆水送到媽媽面前，讓媽媽洗腳。媽媽給奶奶洗腳無意中收到了教育孩子的效果，這就是道德榜樣起到的強有力的引導作用。這還僅僅只是人際傳播，如果是通過大眾傳媒進行傳播，其效果肯定會大為增強，因此大眾傳媒對受眾，特別是學生有很強的示范作用。

二、中職學生心理發展現狀簡析

中等職業學生學校處在中學生中相對特殊的位置，他們既是中考的落榜者，家庭經濟條件普遍落后，心理現狀比較自卑；又是具有一些高中生不具有技能的擁有者，他們動手實踐能力強，很多瑣事能自己處理。因此這樣一群特別群體，他們的心理既有脆弱無助，需要關心的一面，又有好勝敢于人先的一面。

曾經有人總結，中職生的心理特征，他們身體發育接近成人，而心理發展相對滯后；在真正的成熟面前，他們的心理表現還是處于動蕩的狀態，易偏激、蠻干、沖動；急于在心理和行為上擺脫束縛的自主性；也同時渴望得到他人和社會的認可。

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提升和大眾傳媒的日益現代化，中職學生所接受的社會信息容量越來越大，這給原本就處于動搖狀態的中職學生的心理又增加了易受影響的不穩定因素。優良的大眾傳媒信息給學生的心境注入一股暖流，不健康的文化信息則對其道德判斷力不強的學生產生腐蝕。另外，中職生在校期間相對其他學生而言，學習壓力不大，課余閑暇時間充足，也就更有機會，有更時間去接受影視、網絡、報紙等大眾傳媒的影響。

三、增強大眾傳媒對中職學生心理發展的有利影響

關于大眾傳媒文化以中職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影響的研究，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客觀要求。同志也曾經提出過“要增加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感，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創造優良的輿論環境。”這種責任直接關系著祖國的希望、民族的未來，這是大眾傳媒應該肩負起光榮神圣的責任。

面對大眾傳媒各式各樣的信息，我們應該對學生正確運用媒體加以有效的引導和督促，教給他們斟辯信息的技巧，提升處理能力，趨利避害，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利影響和發掘大眾傳媒對學生的輔助功能。首先，應該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主導作用。將傳媒文化納入學課課程體系，有計劃有目的的發揮各種信息的正面促進作用。對于教師本身來講，言傳身教地為學生樹立道德榜樣，加強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強政治敏感力和鑒別力。其次，加強家庭教育，充分發揮家庭教育在學生思想道德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學校教育工作者應該通過家訪、家長會等形式密切聯系家長，共同監督，管理學生，發揮家庭教育的特殊作用。最后，社會應該為學生們營造一個積極、寬松、有序的傳媒文化環境。媒體主管部分也應該加強監管，不盲目追求收視而混雜一些低速信息，從而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還可以將課內和課外結合起來，開展多種形式的德育實踐活動，使學生在家庭、學校、社會面對各種道德問題時作出正確的判斷。

大眾傳媒是一把“雙刃劍”，針對傳媒文體的特點及其帶來的影響，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充分正確利用好傳媒文化的優勢，堅決抵制其中的垃圾信息和不良思想，逐步提高中職生的思想道德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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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電視；人力資源；媒介環境；專業品牌

【中圖分類號】G222．3 【文獻標識碼】A

綜觀中國教育電視從無到有、從稚嫩逐漸走向成熟的歷史發展軌程，既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開拓，亦有勵精圖治、星火燎原的高歌猛進。電視業界曾用三個“一千”――即一千個綜合無線臺、一千個有線臺、一千個教育電視臺來描述和贊譽教育電視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盛況，以及其在全國電視事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教育電視兼具公益和產業化運作的雙重屬性。客觀地說，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當下的中國教育電視在固有的體制和機制弊端未能根本革除，又遭遇日甚一日的商業化侵蝕的情勢下，確有風雨飄搖、逐漸式微之態，儼然無法與其他實力媒體或強勢頻道比肩而立；而且，在網絡時代，教育電視可能會繼續處于邊緣化和非主流化的境地。但是，所有這些變化并不會萎縮教育電視的發展空間，教育電視并沒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目前中國教育電視遭遇的困境只能證明其體制改革的必要與迫切，并不能證明教育電視沒有存在的必要。相反，教育電視區別于商業電視的本質及其使命卻恰恰是其存在以及發展的理由。因為“電視作為大眾媒介的一分子，必須有起碼的責任，不能完全由市場來決定一切。”

考察中國教育電視的基本出發點，必須明確當代中國國情對教育電視的基本定位，必須明確電視傳媒改革對教育電視的基本要求。事實上，中國教育電視的歷史使命是與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戰略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構建開發和提升人力資源的學習平臺、營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媒介環境、打造“頻道時代”具有競爭力的專業品牌，已成為當代中國教育電視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一、構建開發和提升人力資源的學習平臺

如果說新聞頻道以及時傳遞新近事實變動的信息為職志，綜藝頻道的功能主要是娛樂身心、陶冶情感、和諧社會，那么，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則是教育電視臺或頻道的核心訴求。與其他綜合或專業頻道的頻道宗旨、目標定位相區別，教育電視是教育與教學的重要園地，其主要功能是傳播科學知識、傳承優秀文化、傳遞教育信息、傳揚先進教育理念，為全社會和各級各類教育、教學服務。教育電視姓“教”，其特色在“教”，優勢也在“教”。作為專業電視臺或頻道，“教育”是其內在本質，“電視”是其外在形式。在當今乃至未來的教育中，教育電視仍然是最重要的信息傳播工具，仍然承擔著社會教育、遠程教育、電大教育和現代教育技術等諸多重要使命。

據調查，在13-18歲年齡段收視動機排序中，“學習各種知識”的動機得分僅次于“了解國內外時事”，位居第二，青少年在“學習各種知識”上的動機得分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觀眾。電視已成為青少年獲取信息、掌握知識的重要渠道。因此，有論者斷言：“21世紀真正的教育在學校外面，是在電視網和電視機面前。”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學知識與個人的關聯度呈上升趨勢，對于科學知識的掌握，對個人就業，對家庭經濟收入、經濟地位，對個人參與民主決策的能力、政治地位，對個人生活質量、健康狀況、交往能力、社會生活都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提高公眾科學素養，有利于促進高科技的發展，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這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有關資料表明，我國公眾的綜合科學素養水平在美、英、德、法、意等14個國家中排在最后。我國是一個擁有電視機3．5億臺、觀眾對電視的依賴程度很強的大國，但科學節目占電視播出量的比例還不到1％。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對科學宣傳都十分重視，許多國家的電視節目安排表上，科教節目都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號稱“科教立國”的日本通過立法形式，明確規定電視中科教節目不應少于15％，而美國的電視節目中，科教類節目時間已經達到20％。相形之下，我國的教育電視節目尚有較為廣闊的開發空間。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人的發展是一個擴大向個人提供的可能性的過程。……無論發展水平如何，對于人來說，有三個可能性是主要的，那就是健康長壽、獲取知識和擁有體面的生活所需的資源。如果沒有這三個基本可能性，其他很多機會就仍然無法得到。”教育電視正是這樣一種幫助人們獲取他賴以立足社會和改造社會的知識，從而有能力主宰自己命運的有效工具。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教育列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強調要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我國要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必須站在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戰略高度，把人力資源作為經濟社會長期持續發展的第一資源，把全面開發人力資源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把全面開發人力資源作為實現富國強民的第一國策，把全面開發人力資源作為各級政府的第一責任，以人力資源的能力建設為重點，調整國家戰略重點布局，重新規劃人才培養規格目標，實現從教育者為主體到學習者為主體的轉變，構建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學習型社會。

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奮斗目標決定了教育電視必須充分發揮和利用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服務于“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的基本國策，為貫徹落實《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創造條件，使之成為人們認知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的重要窗口，成為開發和提升人力資源的學習平臺。目前，尤其是要充分利用集視聽教育(廣播、錄像、電視)、衛星、計算機、通訊網絡于一體的現代遠程教育，來打破傳統教育的時空和年齡限制，使學習者可以在沒有圍墻的學校學習，共享國內外最好的學校、最好的老師、最好的課程，構建一個新型的、交互的、開放的終身學習體系，彌補當下我國公共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還不能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之不足，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撐和人才保證。從這個意義上說，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建立“學習型”社會的目標為中國教育電視的發展創造了十分難得的機遇。

二、營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媒介環境

威爾伯?施拉姆在《電視對兒童生活的影響》一書中指出：電視基本上占據了兒童的早期生活。他們調查發現，2―5歲的美國兒童每天看電視的時間為3．8小時，6―11歲的兒童為3．6個小時；據估算，美國兒童6－18歲期間要用1．5萬多個小時看電視，相比之下，只有1．3萬個小時在學校。這就是說，兒童受電視教育的時間比受學校教育的時間長。

據《中國青年報》載，我國中小學生最經常的課外活動是看電視，多數孩子每天看電視時間

達100分鐘。電視收視率調查顯示，在晚上黃金時段，4至14歲的孩子在中央電視臺1套的平均收視率2002年為3．5％，也就是說僅這一個頻道在這個時段就有約833萬未成年觀眾。節假日收看電視的兒童還會更多。

大量數據表明，電視和網絡是當前影響兒童和青少年的最主要的大眾傳媒，社會學家已把大眾傳媒視為除家庭、學校、同輩群體之外的“第四種教育力量”。但是，正如1982年羅馬俱樂部的第12份報告中所指出的：“微電子技術所帶來的改善人類處境和消滅貧窮的許諾，是相當有力的；而愚蠢地開發這項技術所造成社會墮落的可能性也同樣巨大。”這種預言在電視傳媒所引發的各種青少年社會問題中得到了印證。

當前的大眾傳媒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與教育關系最密切的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大眾傳媒所宣傳的參照系過多甚至混亂，導致兒童的榜樣群體多元化，兒童在社會學習和社會參與方面反而無所適從。我國正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由于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結構在不斷加速分化，舊有的社會規范不斷受到沖擊，新的社會規范體系尚未建立。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呈多元化和不確定的態勢，這就使得對價值觀念缺乏理性理解的兒童和青少年，在依據價值觀念的要求指導自己行為時陷入無所適從、無所依傍的境地，進而引起適應并導致心理迷惘和行為偏差。

第二是大眾傳媒的“教育功能缺失”。從廣義而言，我們可以把所有的電視都看作是“教育電視”，但是電視在體現教育的功能和價值方面，則往往與學校、家庭甚至社會主流文化相沖突、相背離。從某種角度說，電視削弱了父母和學校的影響力。“屏幕上太多的霓虹閃爍、腰纏萬貫、美人翔集、情深緣淺，這不僅造成了觀眾自身的生活狀態與電視的巨大隔膜和疏離，而且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嚴重誤讀和歪曲。面對電視中的富麗堂皇和纏綿悱惻，觀眾在感嘆‘看看人家活的’的同時，極易引發一種人生無奈，抱怨自身命運的悲涼哀嘆。當人們把自己的真實生活與屏幕上的人物生活相比較感覺差距太大時，自然會覺得心里不平衡，覺得社會分配不公，所謂誤導由此可見一斑。電視里燈紅酒綠、大款富婆、白領麗人之類的‘活法’，沖擊著電視本來就必不可少的平民感和底層情緒，動搖著電視傳播對民族生存狀態的當下關注和對民族命運的殷切關懷……電視中過多的商業氣息和脂粉氣味，對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道德積累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消耗，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代價。”改編自日本漫畫、曾風靡港臺和大陸的20集青春偶像劇《流星花園》，除了青春、浪漫的愛情和無厘頭的男女主人公外，劇中F4富豪子弟揮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更令未成年觀眾羨慕不已，如癡如醉，以致西安等地的中學生竟相模仿，一時間街頭巷尾充斥于耳的幾乎都是該片的主題曲《流星雨》。據報載，四川一位13歲女孩在連看8遍《流星花園》后離家出走，下落不明。有學者指出，很多偶像的風靡，都是媒體造就的。媒體往往從商業利益出發，跟在這種現象后面追捧，而很少站在這種流行的前面進行引導。媒體發出的往往僅是一種聲音，很少有不同的觀點。近些年我國青少年犯罪在整個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高達70～80％的嚴峻現實與此不無關系。有權威機構的調查顯示，對于電視節目，40．6％的觀眾認為“部分娛樂類節目有庸俗化傾向，要提高文化品位”，38％的觀眾認為“節目形式互相抄襲，雷同”，28％的觀眾認為“高水平的音樂會、演唱會太少”，18．4％的觀眾認為當前電視綜藝類節目“過分追求豪華形式”。有人甚至強烈抨擊一些電視節目“故事是瞎編的，人物是丑陋的，觀念是陳腐的，審美是低俗的，堪稱無聊之極!可卻整天在好幾家電視臺那里輪番播放，弄得屏幕上神神叨叨的”。

傳播學家霍夫蘭等人根據多次實驗，在《傳播與勸服》和《個性與勸服可能性》等著作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想象力豐富，對周圍事情比較敏感的人，較容易被人勸服、接受影響。這恰好符合兒童的特點。處于早期社會化階段的兒童與青少年生理、心理上都不夠成熟，缺乏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大都以模仿甚至盲從的形式接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并對新奇的東西感受特別強烈；而從社會化的環境條件來看，早期社會化受到來自多方面環境因素的影響，如家庭、學校、鄰居和同齡群體等，而隨著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電視、書報、雜志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越來越大。早期社會化的這些特點，需要社會為兒童與青少年的成長提供特定的條件：一是相對穩定、統一的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念；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樣或社會權威形象供其模仿。

在現代社會，電視傳媒不僅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特定的話語報道、解釋、分析社會，還以它獨立的意志和價值標準影響、建構和引導社會。這就是電視傳媒為大眾所認同的氣質。與其他大眾傳媒不同的是，教育電視從一開始就肩負著啟人心智、教化魂靈這一不可移易的社會職責。作為傳播人類文明的重要窗口，作為實現人由“動物的人”向“社會的人”提升的重要手段，教育電視不僅要教怎樣求知，更要教怎樣做人。它每天向觀眾提供著可資仿效和學習的社會或群體的行為模式或行為規范，提供社會認可的文化內容，一切的低級趣味、庸俗無聊、暴力丑惡等都應與之形同陌路。教育電視對倫理規范和社會責任的自覺遵循與承擔，是其節目生產與傳播獲得積極、正面效應的有力保障。唯其潔身自好，矢志靡它，才能成為觀眾心靈的一片綠洲，成為傳媒領地的一方凈土，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一股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營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媒介環境，教育電視責無旁貸。

三、打造“頻道時代”富有競爭力的專業品牌

計劃經濟講究“總量”的概念，市場經濟注重“核心競爭力”的訴求。從總體上看，中國電視既沒有在昔日完成原始資本的總量積聚，又未能在今天覓得與他國電視傳媒同場較量的制勝法寶。有例為證。根據《中國廣播電視年鑒2004》的最新統計資料，2003年，我國有廣播電臺308座，電視臺363座，廣播電視臺37座，縣級廣播電視臺(轉播)1441座。全國開辦廣播節目2064套，日平均播出廣播節目26489小時；開辦電視節目2262套，日平均播出電視節目27499小時。廣播人口覆蓋率為93．72％，電視人口覆蓋率為94．97％。有線電視網已近400萬公里，有線電視用戶達1．06億。以此數據，我國足可稱冠世界。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電視頻道專業化的實踐孜孜以求二十年，打造一個像探索、野生動物、MTV、卡通、歷史、ESPN、HB0這樣風靡全球的專業電視頻道，以示傳媒競爭力的高強，卻始終只是電視人夢牽魂繞的期盼。而眾多的教育電視臺積貧積弱，在夾縫中頑強掙扎已是不爭的事實。曾有學者批評，昔日的“中國教育電視臺是衛視頻道中聲音最為微弱的一支，巨大資源與巨大浪費形成驚人反差，典型的計劃經濟之態在節目中一覽無余。”

如今，電視已經進入“頻道時代”，觀眾在收看電視節目時首先是根據頻道的知名度、影響力來做選擇。而品牌節目和欄目又是吸引觀眾“眼球”、贏得市場占有率的關鍵。教育電視如何積極參與電視傳媒改革、有效應對電視傳媒競爭?何時且怎樣走出“專業頻道不專業”的窘狀，

盡快提升專業化水平?如何在當今“諸侯割據”的電視傳媒版圖上異軍突起，確立并鞏固其他大眾傳媒無法替代的地位，獲得應有的“話語權”，贏得廣電傳媒的認可、尊重與賞識?這不僅是教育電視求生存圖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當代電視傳媒改革賦予它的歷史任務。

大眾傳媒已成為知識、資訊和文化最主要的傳播和教育手段，大眾傳媒的巨大影響力也給教育電視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從教育發展的視野來看，當前迫切需要在全體國民中傳播新世紀的文化價值觀念，并據此改革教育模式，在新一代人身上塑造信息時代所必須的品格、能力、思維與行為方式，使我國廣大國民盡快適應日新月異的數字化生存新環境，這是世界教育改革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加速我國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著名報告《學會生存》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全部經費而言，教育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業了。……人們正在要求教育執行日益廣泛而繁重的任務，這和過去所分配給它的任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教育是人類在發展與前進過程中所做努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制定國家政策和國際政策時占日益重要的地位。”由此報告提出了“學習化社會”的兩個原則，這就是：第一，“學習化社會”是一個讓社會所有機構和行為都成為教育提供者的社會；第二，全體公民都能夠充分利用這些機構，都參與學習，都在促進學習化社會的形成和建設。顯然，這一美好愿望的實現需要以教育電視的傳播和普及為基礎。但這同時也為教育電視創造了廣闊的節目市場和受眾基礎。

從電視頻道專業化的規律看，在當代電視日漸沉醉于“社會集體參與”的互動嬉戲和電視劇帶來的感性狂歡，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對于整個社會的理性思考與人文關懷的現實情勢下，教育電視的存在與發展是否有必要繼續執行并強化電視的這一“釋放”功能?社會生活的內容是否除了娛樂就別無其他?答案是否定的。《中國電視市場報告》關于“2002年全國市場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觀眾收看各類節目的人均收視時間”的統計顯示，“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觀眾在“電視劇”節目上花費的時間分別是5756分鐘、6653分鐘、6242分鐘、6193分鐘，而收看“教育”類節目所花時間則分別是67分鐘、69分鐘、63分鐘、85分鐘。兩者相比，收看“電視劇”節目的時間分別高于“教育”節目86倍、96倍、99倍、73倍。即便是“戲曲”這樣的專業節目，其收視率也要高出“教育”節目4至5倍以上。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目前教育電視節目競爭乏力的情狀。毋庸置疑，教育電視臺或頻道傳播的節目內容因其專業特點而無法像大眾化節目那樣將各類受眾“一網打盡”，但是，這絲毫不能成為教育電視無所作為或不思進取的遁詞與借口。如何像浙江電視臺教育科技頻道那樣，從“專業”定位出發調制“大眾化”口味，從“大眾”興奮點出發尋找“專業”切入口，打造“頻道時代”富有競爭力的專業品牌，的確是亟待廣大教育電視從業者們破解的一道復雜“方程”。因為小眾化從來就不是專業化的必然結果，著名的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就是成功的范例。

[作者簡介]張駿德(1942－)，男，漢族，上海嘉定人，復旦人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篇9

在當今社會，大眾傳媒的影響與家庭、學校和同齡群體的影響一樣，已經成為影響未成年人社會化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范圍內，未成年人接觸大眾傳媒的頻度和時間正迅速增長，有對學校教育形成挑戰之勢。據調查，我國中小學生最經常的課外活動是看電視，多數孩子每天看電視時間達100分鐘。[1]電視收視率調查顯示，在晚上黃金時段，4至14歲的孩子在中央電視臺1套的平均收視率2002年為3.5%，也就是說僅這一個頻道在這個時段就有約833萬未成年觀眾。節假日收看電視的兒童還會更多。[2]

電視媒體作為最近乎完整的大眾傳播媒體，對未成年人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認知發展，一是人格發展。電視對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道德觀念、形成符合時代潮流的思想意識，都有著重要影響。

傳統社會里，未成年人的社會學習和教育主要依靠家庭和學校，而在現代社會，這一社會化過程則交由媒體來完成。孩子們多數是在電視機前度過童年的。近年大眾對于傳媒對孩子們的不良影響憂心忡忡，輿論普遍認為電視媒體造成孩子的早熟、消費主義、暴力、價值觀混亂等等不良影響，傳媒在少兒的身心不健康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研究人員發現，1歲至3歲的兒童看電視越多，到了7歲時，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就越嚴重。[3]臺灣一項調查顯示，看電視和身體質量指數具有相關性，孩子看電視的時間愈久，越容易發胖。[4]

電視傳媒有種種負面影響，但是只要合理地利用，就可以成為未成年人社會學習、發展認知和人格的有效工具，其積極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電視媒體對未成年人的社會化意義

著名電視專家雷蒙·威廉姆斯說過，電視改變了我們對于現實的認識，從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5]

有學者認為，電視媒體最核心的社會影響是從根本上消除了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阻隔。麥克盧漢在《人體的延伸》一書中強調，電視不只是娛樂工具，還是制造現代人心靈、改變整個生活情境的新力量。電視幫助人們形成了新的社會生活情境，這種情境與現實環境不同，人的社會角色與特性因此也發生了改變。孩子同樣可以看到電視中呈現的關于大人世界的描述，所以變得越來越“早熟”,兒童時代與成年人時代的界限因此變得模糊了。從社會化角度來說，電視不只是學校和家庭作用的補充，有時內容更與學校和家庭教育的相反。[6]從某種角度說，電視削弱了父母和學校的影響力。

電視中的內容，遠遠超出兒童青少年平時接觸的生活經驗，超出他們所接觸的時間、空間。因此，電視能使孩子開闊視野、增長見聞，有所謂“溫室效果”，使兒童心智早熟。他們吸收了很多其年齡段不需要的經驗，這些零碎的、不加選擇就吸收來的內容，很可能是經過夸張、歪曲或濃縮的，并不符合社會現實。兒童尚不能完全區別開現實與虛構，便難免誤以為真，形成錯覺或先入為主的成見。

從電視本身的特點來說，除了文化要求低、直觀易懂之外，電視還比廣播、印刷媒介更能讓觀眾產生參與感，因此更接近面對面的傳播；同時它能提供具體的圖像，使觀眾不易遺忘，因而可能具有其它媒介所難企及的勸誘與施教的獨特效果。[7]有學者在研究影響傳播效果的因素時強調，直觀性信息有助于傳播的勸服性。所以，電視比任何媒介更能影響兒童。電視通過聲像改變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改變了人們對于“真實”的看法，混淆了圖像所呈現的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的差異，人們會不用邏輯思維就將圖像真實當作客觀世界的“真實”再現。

電視甚至充當了家長的替代者。有些家長因為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就用電視給孩子做伴、以減少孩子的干擾，于是出現了“電子保姆”一說。

電視還刺激了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電視誕生之后，強調的就是在消費經濟中的投資和促銷功能，[8]商業味道非常濃重。美國早年的電視關注的主要就是如何消費，由此鞏固了當時美國“消費為主”的社會形態，電視影響甚至瓦解了人們的傳統實踐和購買習慣，同時這種消費文化也型塑了電視本身。[9]今天，市場邏輯已經成為電視的主宰，為了追求收視率，可能不擇手段，制造出那些所謂“不健康”的產品。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媒體應對傳播不良意念和誘導人們的劣行負責，并認為以電視為主的媒體使孩子們相信通過暴力或物質上的好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10]

西方心理學家認為兒童的心智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3至7歲為感官期，兒童根據顯而易見的感官刺激來認識產品價值，7至11歲為分析期，兒童對產品類別、售價、功能等有一定的認知能力，開始明白物質的社交意義，知道擁有哪些產品就能與朋友的接納程度扯上關系。11至16歲為反省期，孩子對市場的產品類別，銷售地點、推銷策略有更深刻的認識，充份明白品牌的意義，明白物質的價值，除了滿足個人喜好外，還可以用作社交籌碼。[11]

以電視為“保姆”的這代人一走出童年，就會成為商業社會最年輕的消費者，所以電視即使在兒童卡通片中也滲入了大量的商業性內容。亞洲的孩子熱衷染發、戴斯沃奇手表、玩滑板沖浪、泡電子游戲廳、進“迪廳”喝“搖頭水”甚至——日本東京的政府機構幾年前就開始關注并制止未成年少女的“有償約會”。香港的少年則從父母那里學會了以投機的方式賺錢。曾風靡港臺、大陸的青春偶像劇《流星花園》除了青春、浪漫的愛情和無厘頭的男女主人公外，劇中F4富豪子弟揮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更令未成年觀眾羨慕不已，西安等地中學生竟大加模仿。電視的多元信息帶來價值判斷標準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混淆了“正確”與“錯誤”之間的界限，正在失去道德感、羞恥感。英國公關顧問馬克斯·克利福德認為，電視是使人失去羞恥感的關鍵因素，他說，“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有一臺收音機或許還有一份報紙，但實際上始終還是處在父母、學校或教會的嚴格控制下。現在，孩子們打開電視機，就能看到正在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12]

未成年受眾的接受特點

受眾的年齡、性別等社會類型，直接影響傳播效果。兒童從一歲以前就會對電視發生興趣，特別是注意電視廣告和經常反復播出的電視主題曲。到3歲時大致已經能看懂兒童節目。在電視業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兒童從3歲起平均每天要看2至3小時電視。到了青少年時期，孩子認識、判斷開始具有獨立性，同時又以實際經驗為主，表現出片面、武斷,情緒變化大,易沖動；自我意識隨著第二性征的發育成熟、社會地位的變化、活動交往范圍的擴大,他們在探求實現自我的過程中又常常會發生矛盾。其次，青少年在行為上表現為對同輩文化的遵從，即他們從事某件事情的理由是“別人也都這么干”，模仿性強,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歡標新立異，具有反叛精神。青少年時期是人的身心急劇變化的時期。

受眾的智力程度，也一向被看作是影響傳播效果的能力因素。兒童很少預存立場，“自我防御功能”弱，容易相信媒體信息，常常對電視里的事深信不移。

受眾的思維特點對傳播效果同樣有直接影響。霍夫蘭等人根據多次實驗，在《傳播與勸服》（1953）、《個性與勸服可能性》（1959）等著作中有這樣的結論：想象力豐富，對周圍事情比較敏感的人，較容易被人勸服、接受影響。這正是兒童的特點。

大眾傳媒會對未成年人產生長久的影響。傳播效果呈現的狀態有兩類，一是顯性效果，一是潛在效果。顯性效果是從受眾情緒、態度、行為中可以明顯感覺到、觀察到的效果。前些年有兒童家長狀告某廣告使孩子受驚嚇，若情況屬實，那就是電視的顯性傳播效果。有兒童模仿電視劇《還珠格格》中偶像上吊自殺的行為，也是一種顯性效果――受眾喜愛電視人物從而有一種愉快的體驗，進而接受傳播內容、承認其合理性，進而模仿。大眾傳播學借鑒了心理學家艾伯特·班都拉的模仿理論，認為兒童通過觀察媒介內容，與其中某些角色或行為認同，并意識到在某些情境下模仿會有有益結果，那么當這種情境出現時，兒童會發生模仿行為。這種模仿行為可以通過媒介不斷強化，形成長期行為。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電視傳播的顯性效果，更要考慮到其長期的、隱性的效果。電視對兒童的認知發展、人格發展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電視暴力對未成年人的影響

暴力、商業化、性已經成為電視媒體對少兒危害最深的內容。所謂暴力，根據電視與社會行為研究報告，是指身體力量的公開行使導致違背他人意愿的行動。暴力鏡頭包括電視上常見的斗毆、謀害、武力，以及使用各類武器強加于他人的行動。[13]

據記述，美國的孩子在18歲前，從媒體上目睹的暴力行為有20萬樁。所以，他們也回報社會各種自殺、殺人、弒親。[14]中國也發生了五花八門的青少年暴力現象，“少豹堂”、“七匹狼”這些青少年黑惡團伙無惡不作，孿生女孩毒殺對她們關愛備至的雙親，兩少年藍極速網吧縱火，“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報告中至少有1000萬閑散未成年人進行各種犯罪活動……[15]

目前為止一般對于電視暴力的防范主要在娛樂節目和電視劇中，其實電視新聞的影響更大。英國獨立電視委員會、英國廣播公司、廣播標準委員會及英國電影分類局聯合進行的權威調查顯示，電視新聞所呈現的真實暴力比電視劇中的暴力，對孩子產生的影響可能更大。[16]

有一種誤解，以為少兒的卡通節目對孩子就比較積極、正面。其實，西方學者早已研究指出，電視卡通片上的暴力鏡頭，遠超過一般成人觀看的電視片。有好多以暴力對付壞人，假維護正義之名、行暴力血腥之實的卡通節目，以及借暴力的英雄式描述來促銷廣告主的暴力。

關于暴力對未成年人影響的研究，結論不一。社會學習論巨匠艾伯特·班都拉認為，電視上的暴力鏡頭具有示范作用，少兒若經常觀看，極易去模仿。有些看過暴力電視節目的兒童行為上未受影響，是因為電視節目中暴力常會遭到報復或懲罰，因而在表現攻擊行為時有較高的焦慮，會抑制其攻擊性的沖動。有的學者以宣泄理論為基礎，認為電視節目暴力有助于宣泄少兒暴力行為，減低暴力傾向。也有極少數研究認為沒有影響。[17]但最主要的、最普遍的結論，認為電視暴力確實有負面影響，其中最著名的研究當推美國公共衛生署署長威廉.斯脫特所主持的電視與社會行為研究小組在1972年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報告厚達5巨冊、1305頁。結論認為，觀看暴力鏡頭的電視節目，與實際生活情境中表現攻擊有很大的關連，只是電視暴力的影響也要視兒童本身的情況而定。

少兒看多了暴力電視鏡頭，常常會誤以為暴力情況反應社會現實，以為暴力是解決沖突或達到一般手段不易獲得的目的的直接方式，當成問題的唯一解決方式。暴力鏡頭對少兒有暗示作用，少兒長期耳濡目染后，比較容易在類似的生活情境中表現攻擊行為。

電視廣告對未成年人的影響

兒童節目附有有大量的廣告，許多節目是為了推銷玩具和其他商品。西方社會認為廣告的負面影響之一，是導致社會趨向物質主義，廣告不斷宣傳新產品，令人喜新厭舊；廣告中使用產品來解決問題，令人誤以為所有健康、容貌、社交等問題，均能通過物質消費途徑得以解決；還有就是側重物質擁有，忽視精神生活的需要；只追求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而犧牲了社會公義，及對弱勢社群的關注。[18]

美國的一個民間組織ACT(ActionforChildren’sTelevision)早在1970年就向聯邦通訊委員會提出抗議，要求改革兒童節目。但直至1990年美國才出臺了兒童電視法案，對廣告播放時間加以限制，并宣布廣告公司有義務滿足兒童“受教育和獲取信息的需求”。

有調查顯示中國少兒經常接觸廣告媒體，其中少兒認為最重要的媒體是電視。事實上，電視已經逐漸取代父母成為兒童了解新產品的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包括兒童在內的我國消費者，經常接觸到大量欺騙性的廣告。據國家工商局2000年的統計，當年一共發現了13986宗非法的藥品廣告，5213宗非法的食品廣告以及1149宗非法的醫療設備廣告。中國大陸的兒童對電視廣告有一定程度的懷疑。隨著兒童年齡的增加，相信廣告所說的全都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是懷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國和香港。[19]

我國在保護兒童免受過多的或不良的電視廣告和其他媒體廣告的影響方面已經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還缺少具體的法律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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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的社會教育功能

家長和社會人士特別擔心電視的負面影響。其實，適當利用電視，會有較好的社會學習意義。電視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識和觀念，即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因為電視有轉瞬即逝的特點，受眾接受電視也屬于“非專心型”，所以在傳播知識方面電視功效不大，電視側重于灌輸觀念，如尊老愛幼、助人為樂等美德，節約能源，保護環境，團結友愛等觀念。

在學習社會或群體習慣的過程中，電視等大眾媒介參與了對個體思想和行為的塑造。電視等傳媒為孩子提供了一幅現實生活的圖畫，幫助孩子構筑成一個“現實”和“完整”的世界。電視等媒介還為孩子提供社會規范或規則，孩子從中觀察、感受和學習到共同信仰、傳統生活方式、語言和生活規則等等，從而明確社會規范、角色和等級的利害關系，理解自己的地位和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在大眾媒介的影響下，青少年逐漸建立關于現實世界的概念和信仰。

不管媒介內容是真實的還是虛偽的，孩子最容易發生媒介人物認同。國內學者在媒介接觸對青少年道德發展的影響的研究中認為，青少年經常接觸電子聲像媒介或者媒介刺激娛樂內容，可能不利于青少年道德的發展。[20]另一方面，如果經過引導、充分利用電視傳媒作為社會學習的手段，會有積極的影響。臺灣的研究表明，適當控制少兒收看電視可以避免少兒健康受損；電視未必使少兒學業退步。[21]但是，目前很少有社會是有意識利用電視的社會功能的。香港的調查顯示，香港青少年最喜愛的傳媒是電視，最主要的目的卻是娛樂。[22]

電視節目中當然也有很多教育意義的卡通片與故事片，對兒童的社會學習具有積極的價值。這些利社會行為電視節目通常強調以下行為特質：接受規律、遵守秩序、與人合作；幫助他人，利他主義；主動對人表示友善，關心別人，能設身處地了解他人感受；能自律、抑制沖動、抗拒誘惑；有耐性，堅韌不拔，能容忍短暫的挫折；做錯事肯認錯，能悔過自新，有補救錯失的勇氣；愛護動物，熱愛自然；勤勞節儉；孝順父母、愛護幼小孤弱；見義勇為，喜打抱不平，不畏，熱心公益。[23]

電視內容和表現技巧對社會學習非常重要，研究表明有4點是影響兒童利社會行為學習的關鍵因素：對模式人物的獎懲；用對比的方式描述對錯的結果；親切、有人情味兒；電視人物與少年兒童觀眾的相似性。[24]

從保護到重視權利：培養媒介素養

隨著電視的普及，電視與少年兒童問題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過去，人們主要關注的是電視對少年兒童成長帶來的不利影響，是從“保護少年兒童免于受電視危害”的角度考慮問題的。如今，更多的社會開始從“小公民”的權利的角度，來審視電視的功能和影響。

1995年3月，71個國家的代表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召開了電視史上第一次“電視與兒童”世界高層會議。與會者大多是各國廣播電視行政部門和電視臺少兒部的負責人、少兒節目的制片人、研究或關心傳媒與少兒問題的專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等600多名。會上達成這樣的共識：單純的保護主義觀點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重要的是必須確立“兒童的權利”意識。少年兒童作為社會的“小公民”，同樣擁有從電視媒介上學習有益的知識和文化、享受健康的娛樂的權利。只有普及了這種意識，并通過國家行政和社會手段建立保障這種權利得以實現的制度，才能變害為利，使電視成為少年兒童的良師益友。[25]

根據聯合國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條約的精神，這次會議制定了少兒電視（THECHILDREN’STELEVESIONCHARTER），對少兒節目提出了7條原則性，要求少兒節目優質、去商業化、增強對環境和自我的信心、有利于學習語言和文化、摒棄暴力和性、定時等等，強調兒童通過電視學習本國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目前許多國家都制定了兒童電視準則，包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斯堪的納維亞等。澳大利亞廣播委員會對兒童節目的指導，主要依據委員會制定的《兒童電視準則》（CHILDREN’STELEVISIONSTANDARD）來衡量。這個準則非常詳細具體，節目評價標準也很具體。

這里有必要強調一下媒介素養教育。西方不少國家在中小學紛紛開設了媒介素質教育方面的課程，目的是為了學生能獨立地評判、接收并分析大眾傳媒傳遞的信息。媒介素質教育最早發端于英國，目前已成為英國中小學校的必修課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和美國都在中小學乃至大學開設了這一類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極力倡議傳媒素養教育，從60年代開始，差不多每10年便舉辦一次傳媒教育的國際會議。1992年教科文組織出版了《全球傳媒教育的新趨勢》(NewDirections:MediaEducationWorldwide)。在亞洲，日本于1977年成立了“公民電視與傳媒論壇”，推廣媒介素質教育。2000年以來，日本的大專院校里也相繼開設了有關媒介素養的正式課程，菲律賓1988年成立媒介素質教育協會。90年代以后，媒介素質教育已成為一股世界潮流。在中國，香港成立了傳媒教育協會，臺灣當局則已正式《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表明對媒介素養教育運動的認可。

媒體素養教育把運用媒體的權利交給少年兒童，幫助他們理性地辨別信息的意義，辨別媒體真實與社會真實，形成對媒體性質和功能的正確認識，提高對負面信息的辨別能力，并學習如何使用傳媒、如何利用傳媒發展自我。在我國大陸，傳媒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已經引起了高度重視，但手法上還需要進一步專業化，同時媒介素養教育也亟待進行。

注釋：

[1]盧德平、鄭丹娘，《中小學生最經常的課外活動是看電視》，《中國青年報》，2004-5-14

[2]陳家華、麥箴時、陳芳怡，《中國兒童喜歡和相信電視廣告嗎?》傳媒觀察

[3]《幼童多看電視長大后注意力不集中》，《聯合早報》，2004-4-6

[4]《喜歡看電視孩子易發胖》，《聯合晚報》，2003-11-05

[5]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Chap.1TheTechnologyandtheSociety，ShokckenBooks，1975

[6]JoshuaMeyrowitz,NoSenseofPlace,N.Y.: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7]鄭貞銘，《傳播發展的省思》，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93

[8]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Chap.1TheTechnologyandtheSociety，ShokckenBooks，1975

[9]DavidCroteau,&WilliamHoynes,MediaSociety:Industries,Images,andAudiences,PineForgePress，2000

[10]參見張潔，《媒介素養及培養方法研究——以西方經驗探討中國實踐》，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3年6月。導師：陳昌鳳

[11]陳家華，《廣告對兒童的影響》，香港《傳媒透視》

[12]參見高雪燕，《媒介素質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2年6月。導師：陳昌鳳

[13]鄭貞銘，《傳播發展的省思》，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93

[14]（美）加文·德·貝克爾《自衛書》，轉引自趙廷鵬，《讓孩子遠離媒體暴力吧》，《中國青年報》，2003－10－28

[15]趙廷鵬，《讓孩子遠離媒體暴力吧》，《中國青年報》，2003－10－28

[16]香港《傳媒透視》，2003年10月號

[17]楊孝榮，《傳播社會學》，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18]陳家華，《廣告對兒童的影響》，香港《傳媒透視》

[19]陳家華、麥箴時、陳芳怡，《中國兒童喜歡和相信電視廣告嗎?》傳媒觀察

[20]卜衛，《大眾媒介對青少年的影響》，新華出版社，2002

[21]楊孝榮，《傳播社會學》，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22]蘇鑰機，《青少年的傳媒使用習慣》，香港《傳媒透視》

[23]鄭貞銘，《傳播發展的省思》，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93

篇10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