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范文10篇

一、比較文學的學科話語

“比較文學的學科話語”，實際上就是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范圍和邊界、內涵和外延以及相關學術規范等等問題，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比較文學研究應該遵循的一些基本路徑和準則。比較文學雖然長期被當作一門正式學科，但其學科的正當性卻不斷受到學界的質疑。自比較文學誕生以來的長達一百多年的歷史當中，這種強烈的質疑未曾間歇，從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Croce，1866－1952)到美國知名學者華威大學(theUniversityofWarwick，U．S．A)教授蘇珊•巴絲尼特(SusanBassnett，1945－)，學界不斷有人指責比較文學的“不合法性”。以至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學“危機”。可以說，比較文學發展到今天，是不斷從“危機”中找到“轉機”的。這是各學科門類中絕無僅有的現象。美國著名學者韋勒克(ReneWellek，1903－1992)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其嚴重的標志是，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論。”［1］韋勒克的這個警告，其實說的正是比較文學學科話語的問題，也就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必須要明確的研究內容、研究范圍及獨特的研究范式。與此相應的是，比較文學的學科危機，主要在于兩方面:比較文學作為研究方法還是一種文學鑒賞、辨析、比較、研究的視野?大多數研究者將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與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三大塊綜合起來構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基本內容和理論模式。早期研究基本上是前兩個板塊為主。在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框架下，下設“流傳學”、“媒介學”、“淵源學”等法國學派常用并激賞的具體研究方法;在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理論框架下，又細分為“主題學”、“題材史”、“類型學”、“文體學”、“比較詩學”等文學學科范圍之內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其他藝術”、“文學與宗教”等跨學科的研究范圍。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晚近的一些比較文學研究又加入了第三板塊，即所謂的“跨文化研究”(曹順慶先生則在其《比較文學論》等著作中將它稱之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跨文明研究”)［2］。這三大板塊構筑起來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也是時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模式。比較文學的理論體系建構，無論是兩個板塊還是三個板塊，其最根本的缺陷是歷時性理論描述帶來的一系列困惑:第一個問題是在幾個理論發展階段中，或者說是幾個理論模塊中，各自理論言說規則不一，難免形成自說自話，分類混亂的現象。比如同樣是對主題的探究，在法國學派的所謂“影響研究”中，著重關注的是作品主題如何從A國流傳、轉變為B國作品中的同類主題。換句話說，就是A國作品的主題如何影響到B國作品中的同類主題。而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關注的重心則是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不同作品的同類主題的研究，即所謂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的“主題”研究。這樣，同為對“主題”的研究，但實質內容卻大不一樣。另外的問題就是理論重疊，相互疊合的問題。同樣是關于“主題學”，究竟是歸諸于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中，或者既放在影響研究中，又放在平行研究中，花開數枝，各表一點，面面俱倒卻又淺嘗輒止?這樣一來，理論凌亂，容易使人莫衷一是。如前所述，在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中，“主題學”關注是的“材料”的尋根溯源，但在以美國學派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則是強調沒有事實影響關系的不同文學體系間的主題研究。正因為各有偏重，又都屬于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關注范疇，因此，給“主題學”準確定位———它是屬于影響研究呢，還是平行研究，竟成了不少研究者難以解決的問題。最終造成的結果是，每位研究者都試圖說清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結果卻始終沒有真正地說清楚它的理論體系。怎么樣才能梳理清楚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體系，整合、建構完整的比較文學學科話語?我們認為，唯有從比較文學的最根本的學理———“跨越性”和“文學性”這兩個基點來進行融通，才能真正把握住比較文學的理論內核。

二、比較文學是一種跨越性的研究

無論在比較文學發展的哪一個階段，比較文學都有一個突出的特征，這就是它所具有的開放性的眼光———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跨越性”。對于“跨越性”的學科特征，應該說在比較文學界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但是，在“跨越性”這個問題上，各家闡釋又眾說紛紜。其中傳播最廣的要數“四跨說”，即指比較文學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3］。

可以說，在比較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開放性眼光的“跨越性”成就了比較文學學科，也造成比較文學學科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四跨說”雖然都在法美學派的定義中的有所超越，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或者說需要特別說明的地方。這是因為:有關“跨民族”的問題。法國學派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跨國文學研究的觀念給出了比較文學最初的學科界限，但在具體的文學研究實踐中這個界定并不精準。比較文學是為了突破民族文學的界限而興起的，它的著眼點是對不同民族的文學進行比較研究。“國家”是政治地緣概念。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是一個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組成的。因此，比較文學的界限，應該是跨越民族的，而不是國家的界限。其實，在法國學派興起的時候，在歐洲各國，民族和國家總體而言是重合的，只有極少數國家和民族不相吻合。而且，比較文學興盛之時，歐洲民族國家尚未大量崛起。因此，更加強調國家的重要性。這樣“跨國”與“跨民族”并無實質上的二致。但是，當比較文學興起之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問題就顯得復雜了。一是大量民族國家的崛起，另一個是比較文學開始越過法國邊界，拓展到西歐以外的地方。現代國家大多是多民族的，比如中國，就有56個民族組成，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民族多樣性更加豐富。如果每個國家內部的幾十上百種民族之間都是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那么難免造成文學研究領域的混亂。而且跟比較文學的創始者們提出的比較文學要具有國際眼光的學科初始宗旨也不相符合。所以，尊重比較文學學科實踐，把一國內部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僅僅當作一種大的民族范疇文學來研究應該是比較切合實際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雖然中國有56個民族，美利堅合眾國差不多集中了世界各種民族在一起，但在我們進行比較文學研究時，我們仍然將中國、美國等這樣的民族國家的文學當作一個國別文學來進行。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族、美利堅民族是一個大的民族集合概念。

有關“跨語言”的問題。以語言界限來限定比較文學的學科同樣存在一些問題。語言和國家的界限是難相吻合的，英國和美國、澳大利亞及世界很多說英語的國家之間，雖然語言發音、表述習慣等方面略有區別，但總體而言是沒有語言界限的。那它們之間的比較是否就不能算是比較文學了呢?反過來說，同一國家內部也有不同的語言，比如南美的一些國家，同一國家內部可能既說西班牙語又說法語，甚至還可以說英語，這些國家的文學研究就不能算是比較文學的范疇嗎?還有一種現象更讓人迷惑，如一些跨語際寫作的作家，可以用不同的語言來進行寫作，這讓“跨語言”問題更加撲朔迷離。那么究竟怎樣才能充分展示比較文學“跨越性”的效果呢?比較文學從一開始就著眼于“世界性”的學科情懷。雖然各個發展階段的理論表述各有偏重，但“世界性”始終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終極關懷。法國學派強調文學關系的重要性，強調“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研究“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4］。基亞(MariusFrancoisGuyard，1921－)更是明確地說比較文學是一種“國際文學的關系史”［5］。這些學科開創者的理論表述，其實都有一種國際眼光，即強調將跨國文學史的關系研究觸角伸到國別文學史的研究之外。美國學派的學科理論更加務實，將比較文學開疆拓土的視界投得更深更遠，提出超越文學史的限制，可以將文學性(美學價值)納入比較文學的法眼中來，格外重視沒有實際事實聯系的文學比較研究。這樣，比較文學研究的“跨越性”就不再僅限于文學關系史的比較研究中，視野更加廣闊得多。在此基礎上，美國學派更進一步提出了跨學科研究，從而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更向前推進了一步。雷馬克(HenryH．H．Renmak)在其著名的《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一文中，認為，比較文學可以“把文學和人類所表達的其他領域相比較”［6］。雷馬克實際上說的就是指跨學科的比較研究。為規避跨學科比較研究在可比性上“大而無當”的風險，雷馬克提出了可比性的“系統性”原則，即只有當文學和其他學科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性”比較時，比較文學的學理性才能確立。但是，雷馬克雖然注意到了比較研究可比性“系統性”法則，但并沒有作出非常嚴格的邏輯界定，因此，這個“系統性”仍然顯得比較空泛無定。即使這樣，跨學科研究仍將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開拓了文學研究的視野，比如詩與畫、文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研究等等。近些年，中國比較文學界更進一步提出了比較文學話語的“跨異質文化”論。當西方背景的比較文學研究進入非西方背景的異質文化的時候，跨國研究已經不能解釋文學內部的很多東西。曹順慶先生在其《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中指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學科特征是“跨異質文化”。“如果說法國學派跨越了國家界線，溝通了各國之間的影響關系;美國學派則進一步跨越了學科界線，并溝通了互相沒有影響關系的各國文學，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國學派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學，重構世界文學觀念。”

優美、凝練的語言和意境，再加上精短的篇幅，是詩歌常受讀者特別喜愛的原因，同時它也是二十世紀英美新批評派理論家們采用文本細讀法進行研究時所喜歡使用的文類形式。英國詩人、批評家燕卜蓀出版于1930年的《含混的七種類型》一書的基本內容就是“對詩歌進行分析性的細讀”，其批評的要義就在于“批評要在詩作為詩的結構中處理詩的意蘊”。[1]同漢語言一樣，英語的文體風格也變化多樣，各種文體豐富的表現力和獨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文學作品中更是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對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要真正掌握英語，學會如何去閱讀、欣賞英美文學作品，尤其是文之精髓的詩歌，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借鑒比較文學的方法對《英美文學選讀》[2]中入選的詩人代表威廉•華茲華斯、瓦爾特•惠特曼、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和我國現代詩歌的奠基者郭沫若的詩學理論和詩歌創作進行分析比較，旨在于讓學生對詩歌的本質特征和詩之為詩的獨特魅力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和領悟，而非要對詩的好壞標準作出界定或評價。

1言志與緣情

有關詩歌本質和藝術特征的論爭從來就沒停止過。普通讀者也罷，文學評論家也好，還是詩人們自己，對詩之為詩的獨特體征歷來就有各種各樣的闡釋和比喻。“詩言志”是我國古代文論家對詩歌本質特征的一種普遍認識。早在《尚書•舜典》中就提出了“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3]強調了詩歌的本質在于表達詩人的思想、抱負、志向。而到了漢代，人們對詩歌“言志”本質的認同更是趨于明確，在《毛詩序》中指出了“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4]《毛詩序》中情、志并提，將詩歌言志、達情的本質與功能兩相聯系。到了西晉，文學家陸機在其著名的《文賦》中將文體分為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類時，強調詩歌的本質特征在于“緣情”、“綺靡”，[5]即在于要以精妙、華麗的語言表達出詩人內心強烈的情感，明確提出了詩歌表述詩人情感的本質以及語言細膩、華美的特征。

2詩是詩人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1880年，英國前期浪漫派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在其為與另一個“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謠集》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強調，一切好的詩歌應該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該“序言”被認為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宣言。華茲華斯認為，詩歌應該描寫詩人于“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對一個詩人來說，最主要的是他“應該選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再加上一點想象的色彩”。[6]事實上，華茲華斯那些偉大的詩歌正是自己生活經歷的真實寫照。出生在自然景色優美，有山，有湖，有小溪，有草地的大湖區的華茲華斯，不僅年輕時喜歡自由自在地在這片土地上打獵、劃船、上樹掏鳥窩、采堅果，成年后的他更是和自己興趣相投的朋友、兒子和妹妹露茜徜徉在大湖區美麗的自然風光中。湖區自然風物的嫵媚和豐富不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成為其日后創作的重要背景和不竭源泉。選入《美國文學選讀》中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獨自漫游》（IWanderedLonelyasaCloud）常被稱作是華茲華斯抒情詩的代表作，據說就是根據詩人與妹妹一起外出在湖邊游玩時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這一經歷寫成的，詩歌形象而生動地體現了詩人在“序言”中關于詩歌應該描寫“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的詩學理念。在詩的最后一節，詩人記憶中那一望無際、迎風舞蹈的金黃色水仙花給他孤寂的心靈帶來歡樂：“水仙花在我的心靈閃現，使我在孤獨中感到快樂。”詩人對自然與人類之間息息相關的聯系給予了揭示，并對人與自然間和諧相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給予了充分強調。而這，正是此詩所賦予讀者的積極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

3詩是對那種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

不同于國族文學的是,比較文學的確需要明晰、準確且自洽的學科理論意識。對于一位從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來說,你可以在現有比較文學的多種學科理論體系中擇取自己的立場,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然而,你必然曾經遭遇過關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沖突與對話。在這種沖突與對話中思考過與沉淀過,這樣才可能獲有一種學科的專業意識支撐你的表達與研究,不至于一開口、一落筆讓學界感到你是專業外的學者。

前一段時間,因一次偶然的學術交流,我翻閱了一部關于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書稿,①這部書稿把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了比較研究。憑心而論,我對中韓比較文學沒有多少感性的學術體驗,只是在編寫《比較詩學概論》時曾向從事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請教過“中韓比較詩學”一章如何撰寫而已。但無論如何,這一選題卻引起我對比較文學及其相關學科理論的一些思考。近幾年來,我在復旦大學一直給中文系的本科生開設《比較文學概論》的基礎課,同時也開設《中西比較詩學》的理論課;這里的同學非常優秀,在課上及課后,有許多同學曾就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的學科理論問題不斷向我提問。坦誠地講,同學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是有相當學理深度的,所以也激發了我對他們所提問題的思考與回答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同學們所提出的問題與這部書稿的選題及研究觀念有著邏輯上的聯系,所以在這里,我想不妨寫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對同學們所提出的部分問題給予一種即興的回答。眾所周知,準確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不自覺地獲有一種命定,他們在跨界的閱讀與書寫中匯通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化及其相關文學藝術現象,并以此來整合自己的思考,這里的“跨界”行動已經被比較文學教科書濃縮為一個暫且不可更改的學理性規范:即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與跨學科。

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兩個學科方向的重要分界點之一,①就在于研究方面對語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國族文學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場上對母語書寫的文學現象給出自己的閱讀與思考,而這種閱讀及思考的邏輯是與本民族語言背后的思維觀念及思維慣性鏈接在一起的,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42-)在《一門學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中言舉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2004)時說明了這一點:“雅克•德里達是哲學家中的天才,他認為,‘哲學觀念不可能超越習慣的差異。’這種領悟力不僅僅適用于法語、德語,或者希臘語和拉丁語。”②因此,從國族語言及其思維觀念的鏈接邏輯來看,閱讀與思考的文化親緣性及無障礙性則是國族文學研究的顯在特點。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文學研究一旦跨出了本土語言,走向國際化,與另外一種國族語言書寫的文學現象遭遇,問題就復雜且豐富了起來;在兩種語言的思維觀念形成的各自慣性系統中,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在雙項匯通中尋找共生的平衡與生存的第三種立場,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③

一種文學現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國族文學研究持續關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與義理兩個方面對其投入的研究是窮盡式的或終結式的,很多文學現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為一種相對性的終結,其在相當長的時段內不再具有研究的選擇性與熱點性。這種情況在國族文學研究領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張承志的《黑駿馬》就是一例。《黑駿馬》獲得了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后,曾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所討論的熱點文學現象,許多優秀的當代文學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評與研究來深度地詮釋過這部中篇小說,最終,張承志及其《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黑駿馬》、《北方的河》、《黃泥小屋》、《金牧場》等作品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碩士生與博士生選題的熱點。但是,時值上個世紀的90年代,學界關于張承志及《黑駿馬》的研究不斷地在選題上撞車、在結論上重復,從某種程度上客觀地講,至少張承志的《黑駿馬》已經處于過度研究的飽和狀態。H.R.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W.伊澤爾(WolfgangLser,1922—2007)曾以接受美學(ReceptionalAesthetic)的邏輯力量來論證小說文本的無限敞開性,讓閱讀者在小說文本的空白點中盡可能地提取無限的意義,以反對文學研究的歷史客觀主義。④我在這里借用接受美學的理論,在陳述上制造一個反諷的話語:有趣的是,《黑駿馬》作為一個文本,已經向那個時段的過度研究給出了封閉的姿態,其不再具有意義提取的空白點,這部小說文本因過度研究向學界宣布了關閉。當然,我們在這里所言說“過度研究”,絕對不是意大利符號學與詮釋學研究者安貝托•艾柯(UmbertoEco,1932-)所論述的“過度詮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筆者在這里想表達的是,以過度研究使一部小說跌向文本的關閉,這一定是學術時代的產物。并且時值21世紀,在后現代國際大眾傳媒及后數碼工業文明制造的大眾文化的娛樂性與媚俗性中,《黑駿馬》更為70后、80后與90后的生存者所無知,沉寂為一部孤獨已久的經典。筆者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從文學藝術的歷史性美學品質上來評判,經典一定是孤獨的,并且經典再孤獨也必然存留在歷史的記憶中。當然,歷史是一種記憶的形式。

筆者在這里并不希望奢談歷史記憶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及其在價值選擇中呈現的史學功能問題,更不想多談歷史記憶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對文學研究應該有著怎樣的可能性推動,而是想說,把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者是立足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上,讓自己的研究從本土語境跨出去,在一個跨語際的閱讀與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駿馬》。當然,我們在這里需要提及的是,這里的研究者在文化身份上應該是一位在漢語語境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國學者。這位研究者不一定是一位純粹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但是,他是把韓國現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帶入自己的研究中,與張承志的《黑駿馬》形成一種跨語際的參照性思考,同時,這種跨語際的參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霧津紀行》。當然,比較文學研究對兩部以上不同國族的經典文學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動性同步的,所以,比較文學視域在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我們知道,《霧津紀行》創作于60年代,在韓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很高的聲譽,這部小說曾被韓國本土文學批評者評價為那個時代小說創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鈺也被稱譽為韓國20世紀60年代文壇上的“icon”——偶像。需要說明的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這兩個術語在中韓兩國學界有著各自文學史觀的時限性界定,如果我們走向一種世界文學史觀,放大了來講,《霧津紀行》與《黑駿馬》是在全球史觀下同期先后創作的兩部小說。從中韓兩個國族文學發展史幾乎同期的時空對位上來看,這個選題把這兩部小說及其敘述的相關歷史事件、社會政治、民族風俗與人物形象整合在研究者的比較視域中,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給出不同于各自國族文學批評下的結論。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在本土對《黑駿馬》進行的研究是一種本土文學批評,同樣,韓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在本土對《霧津紀行》進行的研究也是一種本土文學批評;那么,一位研究者在跨語際中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所給出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韓比較文學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種文學批評。勒內•韋勒克(ReneWellek,1903-1995)與奧斯汀•沃倫(AustinWarren,1899-1986)在他們的《文學理論》(TheoryofLiterature)讀本中,把文學研究界分為三個層面: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實際上,比較文學在總體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應地界分為這三個層面:國際文學關系史、國際文學批評與國際文學理論。首先,我們在這里指出:國際文學理論就是比較詩學。筆者提請學界注意的是,我們在這里使用了一個嶄新的概念,即“第三種文學批評”。

在國際文學批評的面向上,第三種文學批評就是基于兩種以上國族文學研究所形成的比較文學批評;需要進一步詮釋的是,我們在這里啟用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個概念,以此在細微的差異上區別于“比較文學研究”。如果我們再度精細地劃分“比較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批評”這兩個術語,它們是包涵與被包涵的邏輯關系。比較文學批評就是文學批評的國際化或國際化的文學批評,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二個面向就是跨語際的第三種文學批評。2003年,筆者在北京工作時,全國一批優秀的學者曾集結在一起編撰《比較詩學概論》。在撰寫《比較詩學概論》的大綱時,筆者曾第一次提出過“第三種詩學”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源于筆者對“跨界的文學理論國際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質上,第三種文學批評與第三種詩學在學理的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前者歸屬勒內•韋勒克與奧斯汀•沃倫劃定的文學批評,后者歸屬文學理論。當然,比較文學研究者在語際的跨界中的確不可遏制地獲取了一種全球化的研究視域,同時,這也必然加大了文學研究的難度。當下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進一步推動了文學研究的國際化,所以,比較文學研究也必然攜帶著諸種爭議,成為這個時代的顯學,并且比較文學為守護自身顯學的前衛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種防守性姿態,處處捍衛與解釋自己學科的合法性。提及跨界與雙語的問題,筆者又想起了美國的科學哲學家托馬斯•S.庫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一書中,托馬斯•S.庫恩以“范式”(paradigm)與“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兩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求證,闡明了科學革命的顯著特征在舊范式與新范式之間存有的不可通約性,托馬斯•S.庫恩的理論曾在國際學界產生了觀念性革命的地震。當然,還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學者給予托馬斯•S.庫恩于理論上的推波助瀾,他就是被稱之為“科學理論界的肆無忌憚者”的美國科學哲學家P.費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多年來,筆者一直在持續地閱讀上述兩位科學哲學家的理論,并不時地在閱讀中體驗因思維觀念的革命而帶來的啟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們的理論帶入到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及翻譯研究的理論建設,其可以讓我們站在一個嶄新的思維觀念上,重新審視我們現在所正在從事的研究領域及其學科理論。從歷史的歷時性來看,在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之間存在著范式革命的沖突與對話,在歷史的某一共時性上,這種沖突與對話是相當緊張的,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多年來,比較文學為自己與其他學科之間所產生的觀念上的不可通約性,做出了最大張力的解釋與努力。實際上,我認為對于文學研究來說,每一個國族都因自身獨特語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統,每一個國族的語言文化系統在歷史的記憶中沉積為一種“圖式化阻力”(patternedresistance),這種圖式化阻力是以本國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宗教、風俗、社會、政治、倫理及經濟等形成的結構化與模式化的范式,并對另外一個國族沉積的范式給予自發性的阻抗,最終凸現出這個國族的唯一性與自主性。

比較文學是一門理論性、學術性很強的學科，自誕生以來，就以學院派和精英意識著稱于世，一直被認為是少數人的事情，是學術貴族的事情。這種學院派色彩和學術貴族的傾向也滲透到了中國比較文學的血液之中。從20世紀上半葉的輝煌到70年代末的復興，盡管有學者曾經以“精英派”和“大眾派”將從事比較文學的人員劃分為兩大陣營，但學院派依舊勢力強大，占據著不容顛覆的強勢地位。新世紀伊始，隨著比較文學的不斷發展，隨著比較文學內涵和外延的不斷延伸，有識之士開始對比較文學的大眾化之路，對比較文學與新世紀人才培養等問題開始關注，開始思考。2001年，樂黛云在為一本教材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比較文學不僅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學科，而且是一種生活原則，一種人生態度:它不僅是少數人進行“高層次研究”的“精英文化”，而且是應該普及于大多數人的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如果即將成為21世紀棟梁之才的今天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都能具有這樣的精神，未來人類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就會更大①。至此，中國比較文學開始逐漸告別象牙之塔，開始走向大眾，進而拉開了普及之路的帷幕，并且與新世紀的人才培養扭結在一起，成為國內很多高校以培養大學生人文精神為主旨的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重要課程。

一、人文精神

學界認為，“人文精神”一詞源自英文Humanism。這個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譯法，文藝復興時期譯作人文主義，17—18世紀譯作人本主義，19世紀以后譯作人道主義。三種譯法中，人文主義偏重于文學，人本主義偏重于哲學，人道主義偏重于社會，內涵更為復雜一些。在西方，對人文精神的提倡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塔戈拉和蘇格拉底等都對“人”的問題做過精彩而深刻的闡述。一般認為，古希臘是人文精神的起源階段，文藝復興是人文精神的復蘇階段。走出中世紀，人們從古希臘的文明中發現了自我，發現了人的價值。法國作家拉伯雷在長篇小說《巨人傳》中把人寫成巨人，重在強調人的力量。英國詩人莎士比亞在悲劇《哈姆萊特》中，對人類進行了高度贊揚: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①!

詩人所以用了這么多溢美之詞來贊頌人類，是因為在中世紀，人類只是上帝面前一只可憐的羔羊。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才發現在這個世界上，最偉大、最美麗、最有智慧的是人。18世紀是人文精神的發展階段。期間爆發的啟蒙運動高舉反封建的旗幟，呼吁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國，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繼承和發展。法國啟蒙運動的四大思想家都對人文精神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無論是伏爾泰的“自然權利說”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還是狄德羅的“天賦人權”和“提倡科學理性”，以及盧梭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和“主權在民”等，都在強調人性人權，都在對人文精神進行解讀。在中國，關于人文精神的探索古已有之。《周易》中就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說。其時，主張天人合一的先祖們特別強調人文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時至當下，中國學者也始終沒有放棄對人文精神內涵的探索和思考。有學者認為:“人文精神是指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是關注人的生存、尊重人的價值、維護人的權利、重視人的發展。人文精神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精神動力，也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外化表現形式。以人為本是人文精神的出發點，也是人文精神的最后歸宿”②。用當今最簡單的話語來概括，就是以人為本。還有學者認為:“人文精神是人類在求取自身生存、發展的過程中，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為核心，不斷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自覺的思想信念和文化準則”③。雖然是另一種解讀，但本質上還是強調人的自我價值的體現。亦有學者認為:“從歷史來看，15、16世紀，歐洲啟蒙主義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或人文主義，是指對人性、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重視，以及強調如何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質，其重點大部分是落在保證個人的自由發展，以與中世紀神學統治對人的壓抑相抗衡”④。這里提到了對人性、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重視，以及強調如何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質等。綜合上述學者的論點，我們可對人文精神作如下歸納: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人的地位;關愛人的生存;維護人的權利;重視人的發展。這就是我們今天所提倡的人文精神。如此看來，人文精神既是一個遠古的話題，又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話題，一個與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話題。為什么時到今日人文精神顯得這么重要?究其緣由，均為科技的發展，物質文明的發達使人們深陷孤寂，備感孤獨所致。科技的高速發展與人類的幸福并非正比。20世紀是人類科技最高速發展的時代，但20世紀的人類并未享受到幸福。因為高科技的發展把很多夢想都給毀滅了。而城市化腳步的加快，高樓大廈的崛起，給人們帶來的是噪音和尾氣，是人與人之間的老死不相往來，是心靈都被擠壓擠在一個狹窄的空間里。有錢了，物質上富有了，精神上卻更加孤獨、寂寞和貧窮了，直到“窮得就剩錢了”!在這個時候，遠離了精神家園，丟失了自我的人類，需要一種精神的東西來呼喚我們回家。

二、比較文學與人文精神培養

比較文學提倡人人平等，尊重人的地位。如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樣，比較文學也提倡人人平等。這里所言的“人人”指的是各種級別不等的作家。剛開始從事比較文學的時候，筆者在撰寫一篇有關俄國作家果戈理和一位中國當代作家的“比較研究”的文章時，就曾遭到過強烈的質疑:這位中國作家的地位怎么能跟果戈理比?果戈理是世界一流作家，這位作家是什么級別?我們暫且將這位中國作家對新時期中國文學的貢獻放在一邊不談，僅就提出的問題而論，方可以斷定提出者可能是一個對比較文學不完全理解的人。因為在比較文學領域中，從來就沒有作家地位高低的限制。在比較文學領域中，并非只有大作家之間，并非只有同級別的作家之間才可進行比較。只要具備可比性，一個末流作家完全有資格與一流作家站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比較，進行研究。另外，在比較文學面前，也許很多一流作家的作品未必就有多大的價值，而很多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許價值更大。所以，比較文學提倡用一種完全平等的目光去對待，去研究每一個作家及其作品，所看重的決不是看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多高，名氣有多大。比較文學的一視同仁，比較文學對每一位作家和每一部作品的尊重，體現在現實生活中，就表現為對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之地位的尊重。從這個意義上講，比較文學研究其實是人格上的一種修煉。一個合格的比較文學工作者，與其說在研究比較文學，不如說在修煉自己的人文情懷，而這一修煉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學會尊重對方。不是說對方有權有勢才對他俯首貼耳，而是哪怕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我們都要對他的勞動，對他的地位給予足夠的尊重。人生而平等，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體現出來的對人的尊重，就要把它落實在對身邊每一個人的尊重上。尊重他人的勞動，尊重他人的人格，對社會有感恩和奉獻之心。人只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等級貴賤之分。一個懂得尊重他人勞動的人將來才能贏得他人對自己的尊重。比較文學的價值就在于取消了界限，打破了等級，使每一個作家都能夠平等地站在一起，互相尊重。這就是一種人文精神的體現。比較文學提倡兼容并包，尊重人的價值。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在界定比較文學的內涵時，曾經把“兼容并包”作為比較文學的重要特色之一提出。如今，比較文學的包容性已經使它的外延和觸角延伸到很多領域，幾乎每一個學科都與它有關聯，幾乎每一個學科的新觀點、新觀念都可以拿來為它所用。

論文摘要：本文首先介紹了常見的兩種比較形式。然后詳細論述了比較在文學創作中的選材、練意、技法三方面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創作;作用

比較是人類特有的思維活動，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為了明辨是非，弄清真假。幾乎時時刻刻都在使用它。本文擬就比較在文學創作中的選材、練意、技法三方面的作用作一番探討。

一、常見的比較形式

常見的比較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可見的兩種或更多事物的比較。比如，這一盆牡丹花和那一盆牡丹花比較，或者，這一盆牡丹花和那一盆薔薇花、芍藥花的比較。這些花都美，都為人們所喜愛。但在對比之下，總會顯出差別，在美中分辨出更美和最美來。如果只有一種相同的事物。人們是不可能產生美的。假如兩種或多種事物并存或同種事物多種而又有大小、形狀、色彩等不同，人們就能夠在比較中加以辨析，從而去發現美，進而分辨出最美的。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做單調的工作容易厭倦，略加變換、調劑，卻可以精神飽滿。左拉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陪襯人》，說的是一個巴黎商人收羅了不少丑陋的女人。然后高價賣給那些巴黎上流社會中那些不那么美麗的貴婦人，讓她們陪伴著貴婦人出現在大街和社交場合。以增加貴婦人的美。小說寫的未必實有其事。但足以說明比較能使人產生美感。事實上。人們在生活中不可能只是接觸到一件事物，或同類而完全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事物、有差別的事物到處存在，正如同志所說，“沒有差別，就沒有世界。”人們隨時隨地都在使用比較的方法，認識和區別事物。決定對事物的取舍。表明對事物的好惡態度。

還有一種比較，是內心已有的事物形象和面前實有的事物相比。比如花，你已經見過許多種花，腦海中儲存了許多花的形象。這時你面前只有一盆菊花，你在欣賞這盆菊花時，會拿腦海中儲存的形象和它相比較。你會說，菊花沒有牡丹的妖冶和華貴，也沒有一串紅的嬌艷，更不像玉蘭的粉裝玉琢，但它寒光四射，自有一番冷艷風骨。令人憐愛。這種比較比前一種比較用得更廣。即使在使用前一種比較時，那腦海里儲存的花的形象也會自然而然地跳躍出來參加活動。

一、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全球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凸顯的新現象，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貨物、資本與貿易往來的跨地區和跨國化，全球經濟的往來日益密切。隨著這種全球化活動的不斷發展，全世界已從經濟全球化慢慢延伸到文化、社會生活、觀念和意識形態等精神領域的全球化，并實現了跨地區、跨國家人們之間的往來、交流與融合。隨著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全球化意識也隨之崛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隨著全球化勢力對人類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領域的重視，并紛紛引起研究熱潮。

二、關于比較文學學科

比較文學是一門近年來發展著并逐步引起重視的學科。由于這門學科的研究具有跨越性特征，其研究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別文學之間的異同抑或聯系，因此這門學科的研究方向在文學領域中順應了時展的要求，實現了不同文學類別之間的跨時空對話。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比較文學興起于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已形成了三大學科理論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在歐洲，第二階段在美洲，第三階段在亞洲。

從“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可以看出，事物之間的聯系和影響以及跨越性是全球化趨勢的主要特點。而之所以稱比較文學學科的研究是順應時展要求的，原因就是比較文學學科的研究方法正體現了事物之間的聯系和相互影響。比較文學學科的研究方法中，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充分體現了事物之間的聯系和相互影響。并且，比較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具有跨越性的研究，跨越性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特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發展，由經濟的聯系，不斷滲入到文化、文學領域的聯系，而且這種聯系日益密切，這就使得比較文學這門學科在現今的學術界中廣受重視。在全球化發展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比較文學的地位正逐步上升。比較文學基本特征是文學的跨越性，其跨越性研究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跨學科研究。比較文學是跨科際的研究，對文學和人類其他一切學科領域都可以進行跨越性的比較研究。跨學科研究包括文學和藝術、宗教、語言學、心理學、哲學和科學之間的研究。

本文作者：馬衡工作單位：周口師范學院中文系

目前學生的學習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對于某些課程的學習往往為了一張認證資格證，愿意耗費自己大量的學習時間。例如大學英語，對于一大部分學生來說，是“難學”的而且乏味的。但是在臨近畢業前的四、六級考試還可以激起畢業生的“熱情”，讓他們積極參加，主要原因就是“有用”。“有用”并不是說他以后就要教英語，或者英語成為他以后日常使用的語言，關鍵在于就業，四、六級考試成績是用人單位衡量人才的標準之一。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有用”是當今學生學習課程的重要因素。對于比較文學這樣“難而無用”的課程當然也就提不起什么興趣了。

針對調查中所出現的這些問題，我們應當結合地方普通高等師范院校培養“師范性”應用型人才的特征，在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主動調整比較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采用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改變比較文學教學的尷尬處境。首先，要有明確教學目標。根據今年畢業班學生工作意向的調查發現，有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學生準備參加“招教”考試，也就是說師范院校大部分的學生最終要進入中小學做語文老師。因此地方高等師范院校的比較文學課程要考慮“師范”人才培養的目標，結合語文新課標要求，制定課程的目標。《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對語文課程目標的要求：“1．在語文學習過程中，培養愛國主義感情、社會主義道德品質，逐步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正確的價值觀，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2．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關心當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樣文化，吸取人類優秀文化的營養。”語文新課標注重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要求學生了解民族文化以及人類文化的優秀傳統，所以，我們要突出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研究的屬性，注重文本閱讀以及文學審美價值的研究。通過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對中西文學的比較具體比較了解和認識本民族以及他民族文學的特點，同時能夠認識不同民族文學對于構建人類優秀文化傳統的意義。因此，比較文學的教學目標就是，學生通過比較文學的學習，了解本民族文學以及他民族文學的特點，認識人類文化特質，構筑世界文學。其次，教學內容的調整。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說：“一門課程教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所用的教材。”“評價一種教材的優劣，主要看它的時代性和針對性”。[2]教材是教學內容的重要依據。目前，比較文學的教材已具有非常濃厚的時代性，學科的前沿理論以及發展趨勢在每一本教材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比較文學教材所缺少的是針對性。比較文學教材要考慮教學的實際和學生的實際。在特定的課時安排下，對教材內容（以陳惇，孫景堯和謝天振主編的《比較文學》為例）進行適當的調整。針對師范類漢語言文學專業主要培養合格的中小學語文教師和其他相關領域的應用型人才的要求，教材中實用性不強或與其他課程有交叉重復的內容可以不講。另外，當學生對偏難偏深的內容接受起來有一定困難時，在教學中我們就大膽略去那些不合乎學生實際需要的內容。例如，跨學科研究中文學與心理學的關系這一部分內容很難與文藝心理學相區別，在學生基礎知識不牢固的情況下，可以略去不講。同樣的文學與宗教，文學與哲學的內容也可以適當減少深奧晦澀的內容。比較文學課程本身的理論性與開放性無法改變，學生的知識結構水平也不可能因為比較文學的高要求而突然提高，要讓學生對比較文學產生興趣，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變得“有用”。既然學生要到中小學去做語文老師，我們就要考慮在講解比較文學理論、分析實例時，結合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內容，尋找相關材料。學生通過對中小學語文文本的解讀，不僅理解比較文學的理論，而且為以后的工作提供可資借鑒的材料。藉此實現比較文學教學內容與中小學語文的接洽。例如，新課標要求學生九年課外閱讀總量達到400萬字以上，內容包括寓言、童話、故事、散文、長篇文學名著等等。因此，我們可以選擇中西寓言比較、中西童話比較等講授文類學的內容；以《西游記》中人物形象探源為例證，講授影響研究的特點；通過阿Q與堂吉訶德的比較，講授平行研究的理論；通過西方文藝思潮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關系的講授，讓學生從宏觀上把握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征，從微觀上認識作家作品的特質。比較教學內容也不能僅僅滿足于為語文教學的提供實際的材料，還要讓學生“獲得一種終身受益的比較視域之思維習慣”[3]，盡管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可以成為比較文學的優秀研究者，學生們通過“比較的視域”不僅可以匯通文學史文學理論的相關知識提高自身的文學素養，而且可以確立文學與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特定關系，在多元化、世界性的文學與文化中認識本民族以及他民族的優良傳統，達到“自我”與“他者”的溝通與對話。教師通過形而下的實用例證的講授，到形而上的思維習慣的培養，讓學生真正認識到比較文學的“有用”。第三，教學方法與手段的改革。現代化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不僅沖擊著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高校教學的方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充分發揮教學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是現代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為適應這一發展趨勢，比較文學課程教學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優勢，提交教學的質量。利用多媒體，并不代表從原來的板書變成多媒體課件。授課時，教師通過鼠標把大量的教學內容直接搬上屏幕，學生只顧埋頭苦抄，而不知何謂“比較文學”。因此，我們應把多媒體教學作為方法和手段，積極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因為任何外在的教育力量和因素，只有內化為學生的自覺需要才可能真正奏效，任何教育過程在本質上都是客觀因素向主觀因素轉化的過程。有學者提出，比較文學的講授要理論，例證分析和學生實踐三結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為班級人數過多，我們基本能完成理論講授和例證分析的過程，學生實踐是薄弱環節。利用互聯網絡，我們可以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在講完理論和例證分析后，提出論題，要求學生完成1千到2千字的論文。然后對學生分組，每組提供一篇文章，發到互聯網的聯系群中，各組互評。利用每周兩次的課外輔導時間，教師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對于大部分要成為教師的師范生而言，我們也要努力培養學生授課能力，可以選擇一些論題讓學生在課堂上講解。比如，魯迅所受到的外來影響。學生已經學習了現當代文學，對文學的背景，文學交流的情況有大致了解，做起來也比較得心應手，講解時也能引起其他學生的共鳴。我們努力采用各種方法讓學生積極參與教學，實現學生學習的主體性，提高教學效率。

總之，地方高等師范院校的比較文學教學要結合學校“師范性”應用人才培養的目標，結合中小學課程的標準確立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提供的便利條件，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順利完成理論講授，例證分析和學生實踐三個環節，提高比較文學的教學效果。變成一個在教師指導下的、以問題為核心的、師生共同探索知識及其意義的過程,以更加接近于真正的知識發現活動。另外，教師還應通過建立融洽的師生情感、科學地傳授有發展價值的知識、讓學生享受成功樂趣等提高自身教學藝術修養，從而有效引導大學生自主學習、學會學習，真正實現大學生學習能力的提升。

摘要:新一輪課改下出版的人教版語文教材已經啟用，其中教材在選文和編排上與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學科研究的理論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通過比較文學的視野來思考新版語文教材，不僅提供了新穎的解讀方式，也有利于拓寬語文教育的視野。新版語文教材的編寫從理念上與比較文學學科緊密融合，教師在教學應用上也要將比較文學理念運用于教學實際中，配合教材的改革發展，為培養優秀的人才作出貢獻。

關鍵詞:比較文學;語文教材;教學策略

2016年9月，我國啟用了新修訂的人教版七年級語文教材，其不僅更好地體現語文課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統一的特點，充分發揮了語文教材立德樹人的優勢，在課文編排上更是求精而不是求多。《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對語文教材的編訂不僅要求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和智慧，還同時提出了關心當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樣文化的時代性和世界性的要求[1]。面對新一輪的教材改革和教育需求，新版語文教材不僅承擔著延續我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任，還應當面向國際，走向世界。通過對新版語文教材內容、結構的梳理和探討，筆者發現新版語文教材較好地體現了比較文學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和跨國家的特色，用比較文學的眼光看待中學語文教材和課程有利于擴大研究的視野，促進治學方法的改進。故筆者采用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的理論基礎對新一版的語文教材改革進行探討，以期為語文教材的評析和使用提供新的視角和借鑒。

一、新版語文教材與比較文學的內在聯系

當今中國的語文教育理念與比較文學兼容并包的世界文學視野相契合，教材的編訂逐步顯示出國際化的眼光和世界文學的經典意識。嚴格來說，比較文學自誕生以來，它的定義和研究內容不斷被完善，學科的界定還存在著模糊性和不確定性[2]。但是它所提倡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懷”以及研究方法，與新版語文教材的編寫理念一致，體現了寬廣的學科視野和面向未來的人文素養。在當前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式下，影響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學科研究作為主要支柱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手段和視角為當下的語文教學提供了借鑒。作為擔任傳播知識媒介作用的語文教材在多次的修改編訂中也逐步體現出包容、創新、整合的學科意識，這一點與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呈現出一致的發展軌跡。比較文學不僅作為一門學科而存在，同時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和手段，新版的語文教材體現了比較文學學科特征，比較文學也作為研究方法給語文教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二、比較文學理論下新版語文教材的剖析

“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授課有紀律”，即意味著課堂教學具有學術研究無法取代的特殊性。而在與外國學科的碰撞中，外國文學始終是一個比較前沿的領域，它向學生打開了通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但由于它的異源異質文化性質，學生在理解上往往會產生距離感、陌生感，造成理解接受上的困難。傳統外國文學教學往往采用兩條線三大塊教學模式（即東方文學、西方文學體例或東方、西方、蘇俄文學體例）；在方式方法上一般依循文學史發展脈絡，做出史選結合的綜合描述；在內容上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詳遠略近。整個教學過程基本上是以教材為中心，教師為中心，課堂講授為中心。

一、外國文學教學的前瞻與意義

1827年歌德從“各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普遍的全人類意義”兩方面提出“世界文學”（德語復合詞Weltliteraur）的構想“：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研究者據此認為文學是不斷進化的有機體，從民族文學到世界文學，體現了人類文學的偉大進步，論者確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日益臨近，相互影響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韋勒克·沃倫認為世界文學除歌德賦予的涵義外，還指全球各民族文學的總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聲譽的優秀作品，他較早認識到世界文學對于比較文學的重要性，他這樣界定比較文學：從一種國際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學。

從中我們看到兩種涵義的世界文學：一個著眼于文學發展前景的理論構想；一個立足于劃定比較文學的對象和角度。而在國內，“世界文學”卻沒有在學科的理論構建中真正發揮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學關系”說。比如陳惇、劉象愚著《比較文學概論》給比較文學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定義：一種開放式的文學研究，它具有宏觀的視野和國際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意識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較文學界定為對各種“文學關系”的研究，這是中國學派較為一致的觀點，而“文學關系”是一個差異性概念，在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國別、民族、文化差異等外部因素是其關注的中心，對它的強調消解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系統性和內在的同質關系。外國文學教學在多年來經過無數學者的考證和實踐經驗的總結，形成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目前，大多數高校的外國文學課程都采取以史為綱，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評析的方式。

二、我國外國文學教學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外國文學教學一直呈現不景氣狀態。課時被壓縮，教研室與文藝理論合并。外國文學的各項教研活動與會議大大減少，教師難以獲得新鮮的信息和交流的窗口。學校為了彌補經費不足，擴大招生而造成教學資源緊張，圖書資源緊張，大學生群體中名著閱讀量迅速減少的狀況，又迫使教師不得不在課堂上大量介紹名著內容，從而浪費了許多課時；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校園的人文精神受到冷落，人文素質發生了明顯的裂變，大學生群體明顯出現了世俗化和功利化趨勢。忙于勤工儉學，忙于搞家教，忙于參加各種商務廣告和推銷活動，忙于找工作。這種人心浮動的狀況，使得學生身在教室而心系掙錢，對學習內容產生疏離與厭倦。高校的學生，大部分已經成人，在現代化都市生活中備受城市文明的刺激；家鄉的貧窮、落后、閉塞，使一部分學生急功近利，各自盤算著如何改變家鄉的面貌，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

〔關鍵詞〕形象;異國形象研究;文化

〔摘要〕在異國形象的創造過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同時,書寫者自身的文化立場和社會意識形態對建構異國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異國形象實際是在研究這種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敘事中,文化是創造異國形象的一個結構性力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這個跨文化的異國形象里,凸現了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描述,顯示了本土文化對異域文化的形象“再現”,在這個“再現”里,實際體現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當代形象學認為異國形象不再是對異國現實的簡單復制式的描繪,而是在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文化關系中的一個“想象性再現”,在這個想象性再現里,透視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較文學形象學專門研究一個民族文學中的異族、異國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作品如何構造他種文化的形象。異國形象的建構由此上升為一個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個文化的表征。

一、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異國形象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形象,更是一個文化形象,代表著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看法和態度。同時每一個被描繪的國家也都有許多側面,選擇其中的一個側面來代表這個國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