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社會論文范文10篇

1高中化學學科的“三平臺多元”教學模式的形成

1.1構建第一平臺——“1+3+X”高效化學課堂教學模式

“1+3+X”高效化學課堂教學模式能較好地解決學生在化學課堂上的問題,但是還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一和問題二，于是課題組利用構建化學課堂以外平臺來尋找突破口。

1.2構建第二平臺——化學校本課程的開發(fā)與實施

（1）課題組成員成立化學校本課程開發(fā)小組進行課程開發(fā)（2）化學校本課程的實施從校本課程的實施而言，化學校本課程作為化學課堂教學的延伸，實施的方式不拘泥于傳統(tǒng)的授課方式，可以采取靈活多變的課程活動形式，比如實驗探究式、合作學習式、問題調研式。目前我校開發(fā)的第一期課程主要采取的是講座形式。（3）化學校本課程反饋與修訂第二平臺的構建，對化學教研組、備課組的建設有很大促進作用，化學組各位教師承擔了校本選修課程編寫工作，并出版了校本教材《平頂山市一高校本選修課程—化學篇》。

1.3構建第三平臺——成立化學社團輔助學科內探究

[摘要]以研究和宣傳中國古代科技史聞名于世的李約瑟博士，曾在1944年兩次訪問處于抗戰(zhàn)困苦條件下的浙江大學，本文對這一訪問的歷史背景、詳細經過進行了史料發(fā)掘，并就其歷史意義作了初步討論。

[關鍵詞]李約瑟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史

一

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早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李約瑟就以其對胚胎生物化學的卓越貢獻而飲譽全球，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約瑟人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他的一生由此分為兩個差異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為杰出的生物學家和胚胎學家為世人稱頌，后半生則傾注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別感情，以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為己任。他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自?quot;十宿道人"，因為他發(fā)現(xiàn)他的名字約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譯音是"十宿"，以"十宿"諧"約瑟"，隱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為"李"，以與老子李聃同姓為榮。

李約瑟作為一個在國際生物學界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癡迷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科技成就，是從二戰(zhàn)期間出使中國開始的。我國抗日戰(zhàn)爭后期（1942-1946），李約瑟博士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和英國生產部的支持，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并在重慶組建中英科學合作館。他經由印度飛越駝峰進入昆明，在云南、貴州、四川參觀了一些學術單位。在已經經歷了6年抗戰(zhàn)的貧困中國，親自駕車，踏遍大后方的十個省，東南到達閩、粵，西北直上秦、隴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達云南洱海之濱，行程5萬多公里，訪問了三百余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機構，接觸到上千位學術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楨、李儼、錢寶琮、錢臨照、劉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濟、陶孟和、王亞南等人。

他積極地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供應當時中國所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又竭力介紹中國科學家的于國外科學期刊，推薦很多人到英國進修研究。也邀請了一些英國學者來華講學并協(xié)助他工作，為當時受日本封鎖的中國科學家、醫(yī)生和工程師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來到中國，夫婦倆活躍在大后方的文化學術界。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國家愈發(fā)重視對科研項目的投入，設立了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科學研究基金，如有縱向科研基金和橫向科研基金。“基金論文是指某期刊在指定時間范圍內發(fā)表的由國家各級政府部門、各類基金組織、企事業(yè)單位提供資助而產生的論文。”[1]基金項目資助論文的質量和數(shù)量是評價基金使用效率、量化基金項目績效的重要參數(shù)之一，同時也是評價期刊學術質量、評選優(yōu)秀期刊的重要指標之一。[2]《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申報公告》第十一條（9）項就指出：“凡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義發(fā)表階段性成果或最終成果，不得同時標注多家基金項目資助字樣。”[3]本文試從期刊編輯的視角出發(fā)，從八所“211”師范大學社科版學報中抽樣343篇論文，對其標注的基金項目進行實證分析，旨在為科研人員、編輯以及基金管理部門在解決基金項目標注不端問題方面提供一些借鑒。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文以《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為調查對象，這八種學報都入選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版）》來源期刊和《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目錄（2017—2018）》，且都是雙月刊，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比性。筆者選擇了這八種學報2017年第1期和2018年第1期所刊載的343篇論文，統(tǒng)計以下數(shù)據(jù)：第一，標注基金項目的論文及基金項目的數(shù)量、項目名稱和項目編號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論文的篇數(shù)及其標注的項目數(shù)、收稿日期或刊發(fā)日期等。第二，登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網站，查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項目編號、項目名稱、立項日期、項目負責人等信息，核實項目的真實性，判斷論文內容與項目研究內容的相關性，檢查論文收稿日期與項目研究期限是否相符。第三，在中國知網輸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項目編號”進行檢索，對每個項目所標注的論文數(shù)量進行統(tǒng)計，判斷其基金項目是否被濫標，并對學報中標注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存在的編號有誤、虛構捏造、長期濫用、收稿日期與項目研究期限不符等問題進行實例解析。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分析社科期刊基金項目標注不端的原因，并提出相應對策。

二、調查結果統(tǒng)計與分析

（一）八種學報基金項目基本情況。為便于表述，本文省略了學報名稱括號內的文字“哲學社會科學版”或“社會科學版”等，簡稱為《××師大學報》。八種學報基金項目情況調查結果詳見表1。調查顯示：16期樣刊共刊發(fā)論文343篇，其中標注基金項目的論文有261篇，占總篇數(shù)的76.10%；基金論文占比在45.10%～96.55%之間，基金論文占比最高是《東北師大學報》，最低的是《華南師大學報》；基金項目數(shù)量在36～90項之間，基金項目數(shù)最少的是《北京師大學報》，最多的是《東北師大學報》；基金論文的篇均基金項目數(shù)在1.41～1.73項之間，篇均基金項目數(shù)最低是《陜西師大學報》，最高的是《華東師大學報》。總篇均基金項目數(shù)是1.56項，且八種學報篇均基金項目數(shù)都大于1項，也就是說，一文多項目是普遍現(xiàn)象。（二）八種學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本情況。根據(jù)表2可知，148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論文共標注16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篇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shù)約為1.1項/篇，低于篇均國家自科基金項目數(shù)（1.2項/篇）；國家社科基金論文篇數(shù)占總篇數(shù)的43.15%，遠高于國家自科基金論文篇數(shù)占調查總篇數(shù)的比例（20.84%）。[4]八種學報國家社科基金論文占比在5.71%～63.16%之間，占比最低的是《北京師大學報》，最高的是《南京師大學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shù)在3～38項之間，最少的是《北京師大學報》，最多的是《東北師大學報》；篇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shù)在1.0～1.5項之間，《華南師大學報》和《華中師大學報》都為1項，這兩種學報沒有一篇論文標注多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現(xiàn)象。在這八種學報的國家社科基金論文中，共有13篇論文標注了2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篇論文標注了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總體來說，國家社科基金論文也存在一文多項目的現(xiàn)象，但1.1項/篇低于表1中篇均基金項目數(shù)1.56項/篇。也就是說，非國家社科基金論文中的一文多項目現(xiàn)象更為嚴重。此外，在標注的16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有3個項目編號重復使用，有8個項目編號標錯，有10個項目編號不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shù)據(jù)庫中。這可能是因為作者或編輯的筆誤，也可能是因為論文本不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論文，但作者為了使自己的論文易于發(fā)表，或者迎合某些編輯提高國家社科基金論文比的需要而虛構捏造。（三）項目名稱、項目編號標注不全。由表3可知，八種學報基金項目沒有標注項目名稱和項目編號的情況較多。在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共有92個基金項目沒有標注項目名稱，其中最多的是《東北師大學報》，最少的是《陜西師大學報》；共有28個基金項目沒有項目編號，其中最多的是《華中師大學報》，最少的是《南京師大學報》。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八種學報都有項目編號，有44項基金項目沒有項目名稱，其中《東北師大學報》最多。在本次調查的406項基金項目中，共有136項基金項目沒標注項目名稱，占總數(shù)的33.50%；共有28項基金項目沒標注項目編號，占總數(shù)的6.90%。（四）論文刊發(fā)日期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期限不符情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完成時限，基礎理論研究一般為3至5年，應用對策研究一般為2至3年。由于這八種學報的基金項目以基礎理論研究為主，因此本文沒有細分項目研究類型，將研究期限統(tǒng)一視為5年。筆者根據(j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批時間和項目研究期限，推算項目正常結題時間。八種學報中有三種學報沒有收稿日期，為便于比較，統(tǒng)一以刊發(fā)日期為標準。由表4可見，論文刊發(fā)日期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期限不符有三種情況：第一，17篇論文刊發(fā)日期晚于正常結題時間較長；第二，8篇論文刊發(fā)日期晚于但接近項目獲批日期，看似沒有問題，但核心期刊審稿周期一般都較長，投稿后往往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發(fā)表，或可推測，論文投稿時間可能早于立項時間，立項后再補上基金項目；第三，3篇論文收稿日期早于項目獲批日期，說明確實存在論文本不是項目論文，項目獲批后再添加項目名稱和項目編號的情況。因此，編輯要禁止作者投稿后添加項目，且將其作為一項制度堅決貫徹落實。（五）同一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多篇論文情況分析。在本次調查標注的16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有10項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shù)據(jù)庫”中未能查到，實有15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表5顯示：15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發(fā)表1～10篇論文的項目有66項，發(fā)表11～20篇、21～30篇、31～40篇、41～50篇論文的項目分別有27項、23項、13項、5項，發(fā)表51～100篇、201～300篇論文的項目分別有14項、5項。40篇以上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有24項，占153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15.69%，遠高于40篇以上的國家自科基金項目占比（3.9%）[4]，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濫標現(xiàn)象比國家自科基金項目濫標現(xiàn)象嚴重。其中，有5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發(fā)表200多篇論文，有幾十位甚至上百位作者，貌似團隊龐大，科研力量強大，實際未必如此，有的論文內容跟項目研究內容并不相關，給論文標上基金項目只是為了使論文易于發(fā)表或者增加期刊的基金論文比。（六）。其他由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具體研究內容需要查看項目申報書，但項目申報書難以獲得，因此筆者通過比較項目名稱與論文名稱的相似性，來判斷論文內容與基金項目研究內容是否相符。比較發(fā)現(xiàn)，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論文基本與基金項目研究內容相符，而在178篇國家自科基金項目論文中，至少有51篇論文與標注的國家基金項目研究內容嚴重不符[4]。可見，社科期刊作者在標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時，比自科期刊作者更關注內容和項目的相關性。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期限無法全部獲知，但是，從能查到研究期限的項目來看，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也存在濫標現(xiàn)象。與此同時，還存在同一項目或相近項目名稱重復申報等問題，如“當代荷蘭文論家米克•巴爾的跨學科文藝思想研究”有兩個項目編號，分別是（2016WTSCX011）和（15JNQM021）；“中華民國新聞史”（13&ZD154）和“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13AXW003）、“碳排放權市場化分配機制及其社會經濟影響的實驗研究”（13YJC790039）和“碳排放權市場分配機制選擇：基于經濟學實驗的研究”（2012WYB32）的項目名稱相近。

三、基金項目標注不端行為原因

一、明確目標

化學活動課旨在通過學生的實踐活動激發(fā)、提高他們學習化學的興趣、意欲，開拓學生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開發(fā)學生的智力、培養(yǎng)各種能力，養(yǎng)成嚴謹、認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和作風，養(yǎng)成團結互助的優(yōu)良品格、不怕挫折的堅強毅力、勇于求索創(chuàng)新的意識以及有高度社會責任心的主人翁精神，最終達到促進和推動學生全面發(fā)展、健康成長的教育目的。無論何種形式的化學活動課均必須圍繞這一根本目標展開教學。

二、統(tǒng)籌計劃

化學活動課的計劃是化學活動課目標達成的基本保障，而且作為一門課程其計劃應帶有法定性。但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種種原因，加之許多教師受傳統(tǒng)教育觀、課程觀的束縛制約，以及化學活動課程的特殊性，致使化學活動課程暫時還缺少統(tǒng)一的計劃綱要。為了保證課程目標的達成，需要我們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充分挖掘各種有利條件，充分調動各種力量，制訂好化學活動課的計劃。

一般來說，化學活動課的計劃制訂中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一）統(tǒng)籌性

一、中醫(yī)藥院校發(fā)展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回顧

大力發(fā)展人文社科階段。進入新世紀，高等教育迎來了大發(fā)展。人文社科也在中醫(yī)藥院校轉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斷凸顯出來。實現(xiàn)中醫(yī)藥院校由單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學的發(fā)展，人文社科必須有現(xiàn)對獨立的學術和學科地位，有自主發(fā)展的學術規(guī)模、空間，并達到一定的學術水準和學術地位。各校開辦了衛(wèi)生事業(yè)管理、市場營銷、英語、日語等本科專業(yè)以及社會醫(yī)學與衛(wèi)生事業(yè)管理、中醫(yī)倫理學、中醫(yī)保健體育等研究生學科專業(yè)。這些非醫(yī)學科專業(yè)的學生數(shù)占到各學校學生總數(shù)的2-3成以上。

二、中醫(yī)藥院校發(fā)展人文社會科學的背景分析

醫(yī)學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雙重屬性，醫(yī)學研究和醫(yī)療活動以對人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為基礎，沒有對人的尊重和關愛就沒有醫(yī)學。研究解決醫(yī)學引發(fā)的重大現(xiàn)實問題需要人文社會科學。醫(yī)學科學發(fā)展過程中，醫(yī)學技術的應用范圍與社會價值層面引發(fā)一系列爭論，而這些超越技術本身的問題要通過社會、道德、文化等方面給出合理判斷。對于在夾縫中生存的中醫(yī)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內的多種方式對中醫(yī)進行解讀，讓公眾了解中醫(yī)知識，相信中醫(yī)文化，傳播中醫(yī)理念。中醫(yī)藥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礎。中醫(yī)藥院校人文社科資源是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陣營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時期勇?lián)熑魏褪姑〉瞄L足進步。中醫(yī)藥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學科體系。醫(yī)藥院校人文社科發(fā)展受到關注。在國家大力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背景下，醫(yī)藥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也受到了關注。教育部主導成立了全國醫(yī)藥院校社科研究協(xié)會，定期舉辦全國醫(yī)藥院校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高層論壇。

三、中醫(yī)藥高校發(fā)展人文社會科學的任務和思路

《中國•中醫(yī)學本科教育標準》中規(guī)定:“獨立的中醫(yī)學院校或在綜合性大學以及醫(yī)科大學中設置的中醫(yī)學院(系)，必須得到學校人文、社會學科及其他自然學科的學術支持，應該重視學科交叉與滲透對中醫(yī)學發(fā)展的促進作用，努力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融合”。中醫(yī)藥院校發(fā)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務可以定位為三個層面，并逐步向最好層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層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學校發(fā)展布局和發(fā)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層面上，使人文社科達到與學校其他學科協(xié)調發(fā)展的水平;三是在較高的層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夠為學校的整體發(fā)展戰(zhàn)略作出更多貢獻。在學科布局上，要通過建立人文社科來擴大學科覆蓋面，實現(xiàn)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從單科性向多科性的轉變和提升。在學科水平上，人文社科應有與學校其他學科相當?shù)膶W術水準，有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和發(fā)展空間，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輔助性向基礎性轉變，提升學校的學術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會地位和影響上，提升中醫(yī)藥院校在高教領域的地位和發(fā)言權，爭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學術圈中的話語權。在學術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師要走出單純講授公共課的區(qū)域，開展專業(yè)性的學術研究，爭取在國內外所在學科中的學術地位。中醫(yī)藥院校發(fā)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創(chuàng)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醫(yī)藥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作為專業(yè)的人文社科來加以建設，以達到國內外學術界的一定水平作為自己的發(fā)展目標，能夠參與主流對話，參與學科中重大問題的研討。“倡交叉”就是這些學科的教師應該積極參與到中醫(yī)藥學科的發(fā)展中去，在人文社會科學與中醫(yī)學之間尋求新的生長點和交叉點，達到良性的互動和互滲，使之成為不可或缺的內生性學科，成為學校的有機組成部分。“創(chuàng)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與醫(yī)學的交叉中產生，也可以在對某些新的研究領域或者分支學科開發(fā)中產生。

一、明確目標

化學活動課旨在通過學生的實踐活動激發(fā)、提高他們學習化學的興趣、意欲，開拓學生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開發(fā)學生的智力、培養(yǎng)各種能力，養(yǎng)成嚴謹、認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和作風，養(yǎng)成團結互助的優(yōu)良品格、不怕挫折的堅強毅力、勇于求索創(chuàng)新的意識以及有高度社會責任心的主人翁精神，最終達到促進和推動學生全面發(fā)展、健康成長的教育目的。無論何種形式的化學活動課均必須圍繞這一根本目標展開教學。

二、統(tǒng)籌計劃

化學活動課的計劃是化學活動課目標達成的基本保障，而且作為一門課程其計劃應帶有法定性。但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種種原因，加之許多教師受傳統(tǒng)教育觀、課程觀的束縛制約，以及化學活動課程的特殊性，致使化學活動課程暫時還缺少統(tǒng)一的計劃綱要。為了保證課程目標的達成，需要我們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充分挖掘各種有利條件，充分調動各種力量，制訂好化學活動課的計劃。

一般來說，化學活動課的計劃制訂中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一）統(tǒng)籌性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這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xiàn)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shù)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jù)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chuàng)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zhàn)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yè)）。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yè)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yōu)椤拔幕瘜W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xiàn)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fā)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xiàn)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y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這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xiāng)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qū)，屬教養(yǎng)學部。據(jù)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yǎng)學部，而東大的教養(yǎng)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xiàn)。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yè)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yè)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yè)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shù)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yè)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xiàn)了“文化研究”在現(xiàn)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xiàn)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yè)：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xiàn)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yǎng)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yè)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yè)課程。每一專業(yè)都規(guī)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yè)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yè)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yè)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yè)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yè)”的結構下，專業(yè)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yè)，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yè)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yè)，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yè)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shù)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xiàn)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yǎng)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yè)，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zhí)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yè)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yè)，本科畢業(yè)時的專業(yè)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yǎng)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yè)研究室，學科的統(tǒng)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yè)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yè)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論文摘要：實驗室研究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重要研究場點。這種研究一反傳統(tǒng)的知識觀，提出了社會建構論主張，認為知識不是“自然之鏡”而是在實驗室里被制造出來的。這一主張過分強調了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而忽視其客觀普遍性。其實，客觀性和社會性是科學知識增長不可缺少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

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xiàn)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實現(xiàn)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tǒng)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tǒng)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zhàn)的結果。傳統(tǒng)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tǒng)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fā)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tǒng)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zhàn)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shù)玫秸f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xié)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內容提要】我國學刊的國家評比工作已經進行了多次，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學術期刊的“國家隊”總是這些桂冠的當然得主。須知，在學刊水平方面，我國與世界比，差距還很大，遠沒有達到世界級的水平，相反，我國世界級的學者和世界一流的論文卻不少，因為發(fā)達國家一流學刊不斷加大在我國約稿的力度。這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巨大的反差：國內有一流論文卻沒有一流學刊。國家級學術機構（包括主要科研院所和主要高等學校）主辦的學刊代表“國家隊”，無疑，它們應該肩負沖刺世界一流學刊的任務，這個任務完成得怎么樣，它們的“桂冠”是靠自然優(yōu)勢得來的，還是靠辦刊人主觀努力得來的？其主編及其編輯的知識結構在多大程度上適應這一任務的要求？它們應該不應該得到這些榮譽？對“國家隊”之外的學刊如何考察？如何建立一個真正科學、公平的評比體系？這一系列關鍵問題至今卻還沒有人去系統(tǒng)考察。因此，我們認為傳播出版界應該加大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力度，我國學刊的評比必須改弦更張，進行科學、合理地評比。

【摘要題】期刊工作

【關鍵詞】學刊/知識結構/編輯學/社會科學學/科學學/國家期刊獎

【正文】

一

學術期刊（以下簡稱“學刊”）的質量無疑與其主編、編輯的素質、編輯（更主要的是主編）的知識結構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而學刊評化的一個側重點應該是考察其操作者（主編、編輯）的知識結構、他們的主觀能動性這些方面所決定的學刊的優(yōu)劣情況等。我們曾經研究過“綜合性社科學刊主編最佳知識結構”這一課題，研究結果認為，綜合性社科學刊主編首先應該是學術期刊出版方面的專家，其最佳知識結構“既要具有合適的專業(yè)知識，又要具有合理的知識結構”，具體地說，綜合性社科學刊主編的最佳知識結構，包含這樣四層含義：1.一定要在一個專業(yè)領域內實現(xiàn)“學者化”；2.一定要有豐富的“社會科學學”知識儲存；3.一定要有比較高的“編輯學”理論和實務方面的修養(yǎng)；4.一定要有“領導科學”方面的素質修養(yǎng)。[1]推而廣之，綜合性社科學刊編輯素質、知識結構也大致如此。相應地，綜合性自然科學學刊主編（編輯）應當具有的是“科學學”的修養(yǎng)；而對于專業(yè)學術期刊（非綜合性學刊）主編來說，除了“社會科學學”（或者“科學學”）之外，其余三方面的知識結構完全適合于他們。只有有了學刊主編、編輯的最佳知識結構，才能有真正優(yōu)秀的學刊。

一、培養(yǎng)目標

總的培養(yǎng)目標是：培養(yǎng)為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植物營養(yǎng)學專業(yè)的高級專門人才。具體要求是：

1、在政治上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熱愛祖國、遵紀守法、品德良好，服從分配，積極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

2、在業(yè)務上掌握植物營養(yǎng)學的基礎理論和專業(yè)技術，熟悉本專業(yè)的國內外研究動態(tài)和發(fā)展方向，了解土壤學作物栽培學與遺傳學植物保護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掌握一門外語、能熟練地閱讀本專業(yè)外文資料。在本學科能獨立從事研究教學和其它技術管理工作。治學態(tài)度嚴謹，協(xié)作精神良好。

3、身體健康。

二、學習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