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范文
時間：2023-04-03 23:48:5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國城鎮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論農村改革――第69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
2010年8月7―8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共同主辦，以“城鄉一體化：趨勢與挑戰一一中國‘十二五’時期的農村改革”為主題的第69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于?？诼≈嘏e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彭森，中國農業經濟學會會長、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中圓經湃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吳昌元，來自中央有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各大媒體和25個省(市、自治區)，以及來自德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巴西、印度、韓國等國家的學者和官員共計400多人出席本次論壇，
與會專家就新階段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和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十二五”農村改革的重點，難點和熱點進行深入探討，專家普遍認為，“十二五”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意義重大，是實現我國發展方式轉型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舉措。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和現實需求出發，“十二五”將是我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時期，需要加快推進農村改革，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機制，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本刊摘取論壇發言，供決策參考。
“目前，從統計數據上看，中國城鎮化率達到46，6％。但是，中國的城鎮化率實際上被大大高估了。因為在目前統計的6億城鎮人口中，包括1.5億農民工在內，至少有2億人并沒有享受市民的權利?！?/p>
陳錫文認為，目前，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中國每年有數百萬畝的耕地轉為建設用地。但是，與“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卻進展緩慢。主要的標志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無法享有市民的權利。
據他介紹，2005年，公安部統計的農業戶籍人口為9.49億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個省宣布取消農業戶口，城鎮人口與農業人口難以準確區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國農村戶籍人口總量。
在他看來，近年來，中國城鎮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應該有實事求是的評估。至少有一點，目前的城鎮化模式，并未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據他估計，2006年以來，中國新增的數千萬城鎮人口中，真正轉為城市居民的農民工可謂鳳毛麟角。
陳錫文警告，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國各地正在推進的城鎮化，更多是農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強調城市邊界的擴張，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農民的城市化”上進展緩慢。
“在現有模式下，雖然中國城鎮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農民的數量并沒有明顯減少，城鄉二元結構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突出的問題表現在，大量進城農民工根本沒有享有市民的權利。”陳錫文指出。
近年來，一些地方強力推進村莊撤并，大量農民被迫集中上樓居住。從統計上看，農民人口減少了，但由于這些農民缺乏二三產業就業機會，集中居住不僅增加了農民的生活成本，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農民的土地權利，加劇了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篇2
但日本最老牌的綜合性企業之一的日立集團似乎并不這么認為。日立20多天前在北京召開了2014年中國事業戰略會議，包括董事級別的高層在內，共有約200名集團高管出席。
會上，日立新任總裁東原敏昭明確要求，2015年度日立在中國市場希望實現763億元人民幣（12，200億日元）以上的銷售額。這意味著，日立希望，2015年度比2013年度671億元人民幣（10，736億日元）的銷售額增加13.6%。
兩數位的增長目標實現起來也許并不容易，但日本制作所（日立）常務董事、中國總代表小久保憲一卻相當有信心。
他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為實現2011年3月的‘十二五’規劃目標，正在積極推動新型城鎮化、擴大內需，以及低碳社會和綠色經濟建設，并致力于培育高端產業、提高附加價值等創新領域的工作。日立以自己現有的技術、市場開拓能力，能在相關方面作出貢獻?！?/p>
小久保還透露，2013年度日立在中國的銷售額就比2012年度增加了32%。在中日政治關系并不順暢的時候，日立公司仍然在中國取得了出色的成績，這是長期以來重視深耕中國市場的結果。現在，將增長率設定于更加平穩的13.6%，應該說是十分務實的。
打造世界最高速電梯
為中國客戶量身打造全世界最高速的電梯，將是日立在中國的重要業務內容之一，每一部電梯都將由中國和日本團隊合作推出。
在中國事業戰略會議召開之前的4月21日，日立就公布消息說，將為廣州在建的超高層復合型建筑“廣州周大福金融中心”（俗稱廣州東塔）提供速度達到1200米/分（20米/秒）的世界最高速電梯。這樣的速度，從1層到95層共440米的距離，僅需約43秒即可達到。
高速電梯需要保證安全和舒適。這一最新產品除了擁有世界最高速度的驅動力外，還具有精確的制動力，配備了安全停止的制動裝置和調速機，以及防止橫向振動的主動式滾動導靴、緩解耳塞的氣壓調節裝置，能在高速行駛中確保乘坐的安全和舒適性。
在廣州東塔內，除世界最高時速電梯外，日立還負責制造了其所有電扶梯設備，包括95臺電梯和65臺扶梯。
小久保憲一告訴《望東方周刊》，“城鎮化”加速發展以后，中國在建大樓數量多、樓層高，是全球電梯廠家的必爭之地。2013年度，日立電梯的簽梯臺量和生產臺量均超過6萬臺，市場占有率約15%，位居電梯行業前列。
日立除在廣州開拓市場外，還在上海、天津、成都設有制造基地。技術、品牌加上四地構成的制造基地，能夠迅速對應中國市場對各種電梯的需求。過去數年，日立電梯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市場保持強勢，為企業在華效益的提升作出了很大成績。
ATM機占領34%的中國市場
日立在中國的另一個重要業務增長點是建筑機械。
建筑機械的銷量，常常能反映一個國家的基建及經濟總體狀況。很多了解建筑機械行業的人，會從其銷售和租賃情況來倒推一個地區的經濟狀況――銷售好，短期內經濟發展形勢應該不錯，如果出現持續暢銷的局面，經濟形勢則是長期向好。
小久保憲一告訴本刊記者，日立在華業務中，電梯之外，建筑機械的貢獻也很大，因此日立也一直對在中國發展業務很有信心。城鎮化時代的中國，購買和租用建筑機械的市場更是充滿潛力。
日立建機在世界各國美譽度都很高，在中國也不例外。日立的要求是，建筑機械要在所有地方都做得出色。比如，有些挖掘機挖掘后不能邊收回挖斗邊旋轉，但日立就做了這方面的設計，大大提升了機器的工作效率。
日立建機還提供嚴密的銷售管理記錄，每到需要更換零部件的時候，售后服務人員就會帶著零部件來詢問使用情況，并推薦維修保養方面的業務，為工地上的客戶節省時間，也就縮短了建機租賃期，能節省租賃費用。
由于不少工地是流動作業，日立建機還裝有GPS導航系統，每天在哪里工作，使用者可以清楚地知道，還能通過這一系統做運行管理與維護保養。
此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日立還是世界上主要的存取款設備ATM機的制造商之一。城鎮化的一個結果是，金融業務在城市全面鋪開。2013年度，日立的存取款一體式ATM在中國市場已占有約34%的份額。
寄望低碳經濟
小久保憲一在未來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要完成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將日立在中國的銷售額占集團全球總銷售額的比率，從11%提升到12%。一個百分點，對日立這樣的體量來說（2015年度總銷售額預計達到10萬億日元），就是1000億日元。
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但小久保憲一認為，日立在低碳和綠色經濟方面“還有很多牌可以打”。他的意思是，在環境保護、智能電網和交通等方面，日立還有很多“優勢產品”，而中國今后在這方面的需求將越來越大。
篇3
關鍵詞：城鎮化；節能減排；路徑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3）-07-27（8）
1 現代城鎮化進程
1.1 基本認識
同人類其他文明一樣，城市化有其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盡管人類社會的城鎮建造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但是，“城鎮化（城市化，下同）”一詞的出現則是在工業革命之后。與古代城鎮化發育相比，現代城鎮化發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城鎮職能的擴展：即現代城鎮不僅繼承了其古代時期的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費的傳統功能，而且極大地發展了集聚生產和集聚污染的新功能（圖1）。這種功能的擴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城鎮對農業生產的依附性，并且最終將城鎮推到了國家或地區現代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位置。
1.2 中國現代城鎮化
客觀地講，過去60多年中國現代城鎮化的發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經濟城鎮化發育進程（系指城鎮經濟在國家GDP產出中的比重）明顯快于人口城鎮化發育進程。相關研究表明，1952年，中國城鎮化的總體水平僅有14.1%，其中經濟城鎮化水平為15.6%、人口城鎮化為12.7%，經濟城鎮化于人口城鎮化兩者比例為1.22。到2010年，中國城鎮化的總體水平上升至65.4%，其中經濟城鎮化水平為85.6%、人口城鎮化為49.9%，兩者的比例為1.71（圖2）。這一差異值不僅遠高于同期發達國家1.13的標準，而且也超過了同期發展中國家1.60的水平（圖3）。
導致中國現代城鎮化發育這種差異特征的關鍵在于城鎮經濟、特別是二產的快速發展，這正是造成中國能源消費需求高速增長及其投入產出水平長期保持相對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
2 能源消費
2.1 總量增長
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中國現代城鎮化發育的一次能源消費需求有了大幅提升。在現代初始發育階段（1952～1980年），強烈的傳統職能色彩（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費）使得中國城鎮的一次能源消費維持在一個很低水平上。1952年中國城鎮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不足1500萬噸標煤，僅占全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30.5%。此后，隨著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展開，各地城鎮的集聚生產職能得到明顯增強，從而導致全國城鎮一次能源的消費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鎮一次能源消費已經超過了3億噸標煤，約占全國消費總量的53.7%（圖4）。換言之，在初始發育時期，全國城鎮一次能源的消費需求以每年1100多萬噸標煤的速度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城鎮化進入了快速發育階段（1981～2010年），其中經濟的產出職能得到大幅增強。在市場經濟、特別是外向經濟發展的刺激下，中國城鎮的一次能源消費需求呈現出更為強烈的增長勢頭。數據分析表明，到2010年，全國城鎮一次能源消費已經達到了27.3億噸標煤，約占全國消費總量的84.1%。以此計算，在這一期間全國城鎮一次能源的消費需求以每年增長8000多萬噸標煤，約為初始發育期的6.3倍。
2.2 結構演進
在現發育階段，中國城鎮的能源消費主要用于滿足工業生產發展的所需。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石油化學工業的快速發展，全國城鎮一次能源消費的結構演進明顯加快。1980年，中國城鎮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比重為51.2%，與1952年時相比，降幅超過42個百分點（圖5）。受此影響，1980年中國城鎮一次能源消費的結構演進系數達到了1.95，較1952年時的增長了0.88（或增長了82.6個百分點，圖6）。
進入快速發育階段后，在國內能源政策搖擺和國際能源市場動蕩的共同影響下，中國城鎮能源消費結構的演進反而呈現明顯倒退的趨勢。數據分析顯示，2010年中國城鎮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比重約為64.1%，比1980年時上升12.8個百分點（圖5）。這一年中國城鎮一次能源消費的結構演進系數為1.56，比1980年時下降了0.39（或下降了20.1個百分點，圖6）。
2.3 單位產出能耗
客觀地講，中國現代城鎮化進程的能源產出效益呈現出明顯改善趨勢。
20世紀50年代初，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費的傳統職能使得中國城鎮化的發育對一次能源消費有著較少的依賴。因此，有限的城鎮生產集聚尚能將能源消耗的投入產出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正是1952年時全國城鎮單位產出的能耗水平能夠達到14.0噸標煤（萬元，1952年不變價，下同）的根本原因所在。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后，由于資本與技術投入的有限造成部門結構單一和重工業發展優先的傾斜性產業發展政策，中國城鎮的能源消費表現出異常強烈的需求增長。因此，盡管近30年的初期發育使中國城鎮的經濟的總體產出能力得到明顯增強，但其單位產出的能耗也隨之呈現出大幅上揚態勢。1962年中國城鎮萬元產出能耗達到了24.8噸標煤，比1952年時上升了77個百分點。經過了3年調整后，1965年中國城鎮萬元產出能耗開始回落到17.6噸標煤。此后，受“時期”的政治干擾，城鎮單位產出的能耗再次開始攀升。到1975年時全國城鎮單位產出的能耗為21.7萬噸標煤，比1965年增長了23個多百分點。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全國城鎮萬元產出的能耗上升情況才開始發生改變（圖7）。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量外來資本與先進技術的引進，特別是相對協調發展政策的實施，最終扭轉了城鎮單位產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國城鎮萬元產出的能耗為12.0萬噸標煤，比1980年時下降了約42%。2010年進一步降至到5.0萬噸標煤，比1990年時的有降低了約58個百分點。
3 碳排放
3.1 總量增長
隨著一次能源消費的增長，中國城鎮的碳排放總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趨勢。
1952年中國城鎮的碳排放僅有0.11億噸碳，約占全國碳排放比重的31.0%。此后，在工業化運動的推動下，城鎮的集聚污染功能得到大幅增強，其結果，全國城鎮的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長態勢。到1980年，中國城鎮的碳排放總量達到了2.1億噸碳，是1952年時的19.4倍（圖8）。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伴隨著集聚生產功能的大幅提升，城鎮集聚污染的功能也得到了明顯放大。到2010年，中國城鎮的碳排放總量已接近18.4億噸碳，是1952年時的169.4倍。重要的問題在于，1981-2010年期間，中國城鎮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超過了0.54億噸碳，為現代城鎮化初期階段的7.6倍。
3.2 單位產出碳排放
與單位產出能耗的變化近乎完全同步，中國城鎮單位產出的碳排放也呈現出明顯下降趨勢。
受到落后的燃料供應結構影響，中國現代化之初的城鎮單位產出碳排放便已經達到了較高程度。此后，隨著生產職能的增強，中國城鎮單位產出的碳排放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升。1980年中國單位產出的碳排放接近13.4噸碳/萬元（1952年不變價，下同），比1952年時增長了30.5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和集約化的生產徹底扭轉了城鎮單位產出的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局面。到2010年，中國城鎮單位產出的碳排放已經降至不足4噸碳/萬元。與1980年時相比，降幅接近3/4（圖9）。需要指出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下降趨勢明顯變緩。
4 產出效率國際比較
4.1 比較結果
盡管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城鎮的能源投入產出效果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甚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城鎮化的能源投入產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為此，我們選擇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5個發達國家、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為代表進行了相關比較。
以2010年為例，美、英、法、德、日等發達國家的總體城鎮化發育水平均超過了85%，除了美國外，其他發達國家當年單位GDP的產出能耗均低于1.5萬噸標煤（億美元，2010年價）的水平（圖10），其中日本單位GDP產出的能源投入不足1.0萬噸標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該國的總體城鎮化發育水平尚不足45%，因此其單位GDP的產出能耗接近2.5噸標煤的水平。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2010年的總體城鎮化發育水平超過了65%，但是，中國當年的單位GDP產出能耗接近3.0萬噸標煤，如此的單位產出能耗不僅數倍于發達國家，就是與印度相比，也高出20%。
4.2 原因分析
總體而言，造成中國城鎮單位產出能耗與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結構演進的剛性特征明顯。長期以來中國實施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發展優先產業導向政策，造成了不斷增強的第二產業產出能力極大地擠壓了其他社會活動的能源消費增長空間。其結果是，國家產業結構的演進近乎完全依賴二產、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推進，從而使整個經濟結構的演進具有明顯剛性特征（圖11g）。如此產業結構發育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國家、特別是城鎮單位GDP產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供應結構落后。 與多數國家相同，中國現代城鎮化的一次能源供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均建立在本國資源基礎之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城鎮消費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國內資源供應的有限，石油等現代燃料礦種的進口規模不斷上升。然而由于出現一定程度的戰略決策的失誤和國家能源市場供應的失調，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的演進便開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結果是，到2010年煤炭占據了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70%以上（圖12），相應地，國家一次能源消費結構的演進系數僅為1.4，不僅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與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也有近0.5。
5 節能減排路徑選擇
5.1 基本思路
能源消費是人類社會生存與財富積累的原動力來源，是一個涵蓋了從資源開發以及制成品生命使用周期在內的所有物質產品消耗和使用過程。其中，包括資源開發和產品的制造過程可以稱為社會生產性消費；制成品的使用過程則可稱為社會使用性消費。能源消費正是這種由社會生產性和社會使用性兩種形態所組成的社會能量消費過程（圖13）。
遺憾的是，人們并未系統地認識社會物質能量消費的這種組合形態特征，因而在論及社會的節能減排時，常常將注意力更多的放在產品社會生產過程的節能減排上，而較少關注制成品使用過程的節能減排效益。這種有意或無意地將兩種消費形態分離的做法最終導致了社會節能減排的事倍功半效果。中國的實踐正是這一方面教訓的典型例證。
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相同，長期以來中國的能源戰略始終采取的是一種單向伺服模式。這種單向伺服模式不考慮或很少考慮消費需求的合理性，而只是強調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能源消費需求，因此也可以稱為能源被動供應戰略。換言之，在這種單向伺服模式下，社會能源消費完全決定著能源供應的規模增長和系統發育走向，而很少顧及因各種外部環境變化所造成的供應成本提高和運行風險增大。
5.2 路徑選擇
應當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單一伺服模式或被動供應戰略基本上保證了國家總體發展目標的實現，并成功地實現了系統空間發育從地方化區際化和國際化的跨越。與此同時，國家能源供應的時空協調也因此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內外環境變化壓力與挑戰。有鑒于此，未來國家能源供應進行從 ‘單一服務’ 或‘被動供應’向‘主動協調’的戰略轉變，其中‘源頭調控、效率優先、整體協調’是這一總體戰略轉變的基本構成（圖14）。
5.2.1 源頭調控。
同其他人類社會活動一樣，能源供應的終極目標就是滿足能源消費，這是人們長期形成的一種固有觀念。然而，人們很少從能源消費的合理性出發，考慮能源開發與供應自身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近年來，隨著氣候變暖壓力的增大，人們開始質疑原有觀念。但若完全取代國家能源供應的傳統觀念，人類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中國的情況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能源消費始終保持在6.0%的年遞增速率。其結果，2010年中國最終超越了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2011年中國一次能源的消費超過美國的水平甚至上升至了15.1%，比2010年時的情況增長了8.7個多百分點。形成這一局面的關鍵在于工業部門生產能力的快速發展，例如，2010年中國的礦業和制造業部門在國家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高達75.3%，為發達國家的2～4倍。因此，‘源頭調控’就是要通過主動抑制工業生產部門能源消費的過快增長，最大可能地降低工業生產部門在整個社會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5.2.2 效率優先。
作為一個發展中能源消費大國，中國的社會消費與社會生產具有同樣的節能潛力，有時甚至超過了社會生產部門。在這里，有兩個可以說明這種社會消費節能潛力的實例。
首先，中國現有建筑面積430億m2，由于門窗保溫性能低下（例如北京節能門窗的標準為K =2.8w/m2.k，僅相當于歐洲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采用歐洲現行標準，中國的建筑能耗將因此每年減少4.3億噸標煤的能源消費和13.8億噸的CO2排放量。如果考慮到未來每年城鎮竣工建筑面積的總量將持續保持在10億m2以上的話，那么中國一年的建筑節能潛力將變得更為可觀。相比之下，中國46種出口貿易產品的能源消耗為3.1億噸標煤，CO2排放量7.96 億噸（2005年），分別相當建筑節能潛力的72.1%和57.7%。然而，出于慣性思維，政府和企業仍將主要精力放在能源生產和供應能力的擴大方面，以解決快速城鎮化發展的能源供應問題。根據相關報道顯示，在“十二五”期間，國家準備上馬新疆慶華能源集團等15項、年產能力為110億方的煤制氣工程，投資總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與之相比，在國家建筑節能方面，中國至今仍未能夠制定出一個可供國家、企業及社會共同遵循和執行的發展目標和法律依據。
其次，2008年中國的照明用電已占全國電力消費總量的12%以上，并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遞增。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節能燈生產國（2010年中國生產節能燈42.6億只，約占全球總產量的80%），中國目前約80%的照明市場仍然在使用傳統的白熾燈。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如果我國城市道路照明光源的1/3更換為高效節能的照明產品，其節約的用電量相當于一個三峽工程的發電量。面對日益嚴重的全國性電荒，中國不得不每年投入3600億元用于電廠建設，而政府每年用于鼓勵節能燈使用的補償不足1億元人民幣。顯然，最大限度地提高包括社會生產與消費的整個消費鏈條的能源消費效率應置于國家能源總體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
5.2.3 整體協調。
對未來中國城鎮化的持續發展而言，能源供應質量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結構改善及供應方式轉變兩個方面。
在未來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城鎮將更多地發揮國家和地區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動力引擎作用。受此影響，未來國家能源消費結構將會發生重大轉變，其中，天然氣消費增長將超過其它能源礦種，成為中國燃料結構演進的核心。因此，為滿足天然氣生產與進口（包括液化天然氣）規模的快速增長，專業碼頭、儲配裝置和輸（配）氣管線等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便成為未來國家能源時空協調發育的重要任務。
與此同時，為了減少外部環境變化的干擾，確保能源供應規?？焖贁U張下的系統運行穩定性，應加速推進國家智能化電網的建設，并著手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與區域儲備機制體系的建立。
6 對策建議
為了盡早實現上述總體戰略目標，以便使未來中國能源供應的時空協調之路走的相對從容一些，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繼續堅持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這是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快速增長的一個基本前提；
第二，提高對結構節能的認識，將產業結構節能置于國家能源發展戰略的首位，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結構節能降耗的效應；
第三，加大第三產業的發展力度，盡快改變目前第二產業一花獨秀的局面，這樣才能使得結構演進的節能減排效果完全發揮出來；
第四，逐步調整國家財富分配格局，為實現產業結構的正態演進提供一個良好的發育環境；
第五，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為三產的順利發展提供有力的基礎支撐。
7 風險分析
中國未來能源供應的時空協調發育將主要面臨來自地緣政治、資源價格和環境壓力3個方面的挑戰。
7.1 地緣政治挑戰
冷戰結束后，全球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美國一霸獨大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長。10年的全球反恐戰爭嚴重地損耗了美國的軟硬實力，而發生于2008年的金融次貸危機則極大地動搖了美國及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為了繼續維護世界霸權地位與確保自身國家安全，美國不得不做出新的戰略調整，將其戰略重點東移至亞太地區。美國的這一戰略東移不僅深刻影響著未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而且也對未來中國能源供應時空協調產生重大挑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因島嶼等領土爭端而引發的國家近海油氣資源開發和油氣產品進口海路通道的安全保障問題。
另一個地緣政治挑戰可能來自中東的波斯灣地區。長期以來，美國及西方盟國試圖通過打壓伊朗的核發展計劃，維持所謂中東地區的戰略平衡。為了國家安全和宗教尊嚴，伊朗政府堅持既定發展方針，美伊關系始終處于緊張狀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之一，中國油氣進口來源地的安全與產品價格的穩定將面臨這一地區沖突所帶來的巨大挑戰。
7.2 資源價格挑戰
與地緣政治相比，國際石油與天然氣價格的波動對中國未來能源安全的時空協調更具挑戰性。
經歷了二戰后的長期政治波動，國際油價的變動開始進入經濟主導時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國際石油市場博弈程度和全球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目前的世界已經形成了石油出口國、老牌（歐洲、美國等國家）與新興石油進口國（中國、印度等國家）“三足鼎立”的格局（圖15）。其結果是，投機行為開始占居了油價運行機制的主導地位，國際油價從此開始進入了一個高油價階段。
總體而言，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石油輸出國、老牌與新興石油進口國“三足鼎立”的市場格局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此種狀態下，投機成分主導下的風險機制將使世界油價繼續處在一個高風險階段。所不同者，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石油市場的消費格局將發生相應變化。隨著其消費比重的不斷增大，新興石油進口國在新油價機制的建立方面將獲得較大的話語權。與此同時，為了應對大氣變暖和減緩經濟衰退趨勢，老牌石油進口國對油價新機制的確定也將會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此種情況下，國際油價很可能呈現一個相對穩定狀態。據此我們得出的判斷是：未來國際油價有可能保持在100美元/桶的范圍（按2008年價格計算），其價格變幅大體保持在80—120美元/桶之間。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石油進口國，未來經濟發展對國際石油市場的依賴程度將有明顯提升。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干擾，有效地發揮自身市場的潛在優勢乃是獲取國際油價穩定的一個關鍵。
7.3 環境壓力挑戰
這種挑戰主要來自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
在國際方面，氣候變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盡管目前全球尚未在國家碳減排方面達成一致的協議，但是要求各國、特別是能源消費大國減排的呼聲和壓力與日俱增。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在未來世界碳排放中的比重將保持一定的增長趨勢，因此，能源供應的國際環境壓力也將隨之增大。
在國內，由于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相對脆弱的資源環境基礎，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已經對國家的生態系統的穩定造成巨大壓力，其中以大氣和水環境兩方面的表現最為突出。為國家社會經濟、特別是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計，減緩乃至最終遏制大氣與水環境的惡化應成為國家能源發展不可推卸的責任。
7.4 其它風險
為實現社會整體節能的目標，確保能源供應系統發育的時空協調，中國還將面臨其它風險。這些風險主要包括：
第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財富分配格局的變化，會使某些既得利益部門和集團的既得利益受損，進而影響到社會穩定；
第二，第三產業的某些部門，如旅游業的大力發展，同樣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
第三，在中國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政府的主導作用仍然十分關鍵。因此，政府部門的改革進程可能還會面臨一定的政治風險。
參考文獻：
[1] 張雷，等.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資源環境基礎[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1-424.
[2] 張雷，李艷梅，黃園淅，吳映梅.中國結構節能減排的潛力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1，（2）：42-51.
[3] 楊秀，江億.中外建筑能耗比較[J].中國能源， 2007，31（1）：21-26.
[4] 劉強，莊幸，姜克雋，韓文科.中國出口貿易中的載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8（245）：46-54.
[5] 文婧.大型能源企業“豪賭”煤制天然氣[N].經濟參考報，2012-9-6：（7）.
篇4
美國著名的汽車城底特律于當地時間7月18日申請破產，由于底特律目前欠下180多億美元的長期債務和數十億美元的短期債務，預計會成為美國規模最大的城市破產案。仔細分析底特律曾經的輝煌到現在的破產路徑和原因，將給中國目前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鎮化有很大的警示。
隨著航運、造船以及制造工業的興起，底特律慢慢成為世界汽車工業之都。汽車工業及其他產業的發展吸引了來自美國南部的大量居民，使得底特律的人口數量在20世紀上半葉急劇增長。到1950年底特律達成人口峰值185萬人，一度成為了美國第四大城市，這也是底特律最輝煌之刻。
造成底特律從輝煌走到破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兩個，一是底特律過于依賴于汽車業，二是人口大量向外遷徙。
隨著日本汽車業的崛起、石油危機以及中國等新興市場市場需求空間的擴大。一方面導致底特律的汽車業所占市場份額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底特律的汽車巨頭們開始在全球興建汽車廠，這直接推動了底特律汽車產業就業崗位和提供稅收的能力急速下降。再加上前幾年的金融危機讓底特律的汽車業雪上加霜，遭受沉重打擊。而在這過程中，底特律也想改變過于依賴汽車業的局面，力圖實現轉型，但其并沒有匹茲堡那種把握機會的能力，最終轉型不成功，被汽車業活活拖死。
底特律的人口向外遷徙首先是和汽車業萎縮提供的就業崗位下降有關；其次由于民權運動引發的種族緊張局勢以及該市發生的極具破壞力的騷亂，使得白人和中產階級流向郊外，減少了城市的稅收基礎。人口向外遷徙讓底特律成為美國過去60多年中城市人口削減最多的城市之一，60%的人口向外遷徙離開了底特律。
從底特律由輝煌到衰敗的歷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個城市要想得到發展，產業和人口聚焦能力是至關重要。這對于目前正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放到更高戰略地位上的中國需要好好的借鑒，尤其要對因為產業引導的人口遷移率日益走高。最終導致的人口再分布要有更精細化的預估。
當前，由于中國的行政和財政體制的主導，絕大部分中國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強的夢，都想做加法。但必須要看到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繼續走低，中國未來的總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時城市間競爭日益激烈、人口流動加劇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數量必定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也就是意味著，一些大城市人口、產業進一步聚焦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市、農村人口會減少；即使在大城市之間，也會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為產業聚焦、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出現人口數量的減少。這意味著中國部分城市必須要考慮未來是要做減法的。
篇5
關鍵字：比較優勢；城鎮化；縣域經濟；小微企業簇群
中圖分類號：F299.2
一、城鎮化概念與核心
通過人類歷史上城市產生、形成、發展的研究，認為城市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市”是與交換、貿易相關的經濟活動的概念。“城”是為“市”而建立起來的配套服務設施?！版偂睂嵸|上是“城市”的雛形或“微型城市”。
傳統意義的城鎮化，是指以生產交換產品和服務、改善自身生活環境為主要目的，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聚集的過程，其本質特征是農村人口的空間轉換、非農產業向城鎮聚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轉移。本文的城鎮化是以農民的發展為核心，通過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提升公共服務設施水平實現城鄉服務一體化，引導農民在本地就近參與工業化生產，獲得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資本的共同收入，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距，達到全社會共同富裕的過程。
二、中國城鎮化的背景與目的
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前，經濟增長只有0.05%/年，需要1400年才能達到今天的水平（Maddison）。而在工業革命以后，經濟增長迅速。因此，經濟學普遍認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來自于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與技術的不斷創新。伴隨經濟增長的城鎮化進程，最初是以英國為代表的以工業化取代農業化推動城鎮化，第二階段是美國和北美為代表的工業高速發展推動大城市圈-小城鎮，第三階段是二戰以后拉美國家依靠勞動力優勢和資源優勢支撐工業發展，進而推進城鎮化的進程。在整個西方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進程對城鎮化的拉動作用明顯。
中國城鎮化提出的背景是在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而在2012年底增速下降至8%，圍繞著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背景下提出的。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1995-2010）》認為，按照匯率―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十五”、“十一五”期間，中國已經快速地走完了工業化中期階段。這意味著進入“十二五”，中國工業化進程將步入工業化后期。其中，北京、上海兩個直轄市已經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天津、江蘇、浙江、廣東處于工業化后期的后半階段。七大區域中，長三角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后半階段，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珠三角、環渤海和東三省處于工業化后期的前半階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南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大西北的工業化水平最低，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中國現階段區域工業化發展的不平衡現狀勢必決定了中國城鎮化必須是在客觀審視本區域經濟發展要素特點，依靠工業提升轉化及配套服務業耦合協同發展，逐步縮小區域之間經濟發展費不平衡，三大產業發展不平衡的過程。
通過對處于不同工業化階段的河北白溝、杭州灣義烏、廣東獅嶺、湖南婁底、廣西百色、甘肅白銀等縣域小微生產企業簇群經濟的調研，發現這些地區城鎮化成功的主要經驗如下：基于比較優勢的視角，發現、挖掘本地或縣特有的經濟發展要素，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地幫助、引導居民進行有比較優勢的經濟活動，并通過設計、建設與該經濟活動相配套的場所（市場），吸引從事該經濟活動的小微企業形成產業簇群、分類并進行產業鏈的整合，形成工業園區或產業園區。由于產業鏈的互動與彼此的不可分割，產業鏈中的各生產環節企業都能通過市場機制，獲得大量的信息、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創新的方向與動力，及時對自身進行調整，憑借不斷地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轉換，實現經濟增長。隨著市場規模的壯大和從業人員的增加，客觀需要建立與之相配合的住宅、學校、醫院、商場等滿足從業聚集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另一公共產業鏈，城或鎮就此形成了。原本僅僅作為居住功能補充的配套市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在城鎮中對外來務工人員、本地原住民及周邊區域的居民均產生了較好粘滯性，對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擠出效應”明顯，實現了對產業反哺和耦合增值效果。在這種良性的產業升級轉化與配套服務業提升的耦合互動中，中小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逐漸得以加強。
以下先基于理論研究層面分析梳理產業簇群轉化升級與城鎮化的關系，再以白溝新城為例，分析實際發展過程說明產業簇群升級轉換和配套服務業耦合聯動對城鎮化建設的促進作用?；诒容^優勢理論，運用H-O原理（要素稟賦）和產業集群耦合方法演繹出具有指導價值的城鎮化建設方案。
三、文獻綜述
1984年中央會議首次提出了發展小城鎮的設想，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書面提出了“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戰略”的發展思路。當時理論界對城鎮化的理解也僅僅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配套方案，所以初始的城鎮化理論研究多停留在政策研究階段。在進入21世紀后，以大城市圈概念為主導的城市化理論研究逐漸的涉及到了小城鎮的理論研究，其中張貴先、賴景生[1]在分析了重慶以政府為主導的產業集群促進城鎮化發展的模式后，提出了以區域發展規劃體系為指導，依托創新，因地制宜的挖掘地方特色產業集群，以改善配套基礎設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議，但并沒有具體的給出以金融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具體建議。徐維祥、黃祖輝[2]利用動力學模型流圖，通過系統仿真，分析了義烏專業批發市場產業集群對環杭州灣地區“葡萄串”式組合城鎮互動發展的系統動力學關系后。得出產業簇群化與城鎮化耦合聯動是驅動強縣發展的引擎，發達地區已經由“農村工業化+專業市場+小城鎮”向“特色工業園+現代物流業+城鎮化”的模式轉變。孫華臣、張東輝[3]采用了能夠反映我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泰爾指數方法對國內各省份城市收入差距進行了測量，之后基于回歸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城鎮化過程中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得出制度或政策因素對城鎮化過程中收入差距變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并提出改變政績考核方式、改革戶籍制度、加快農村教育發展均是城鎮化過程需要在政策層面關注的問題。笪可寧、趙希男[4]基于粗糙集理論的模糊綜合評價法歸納出體現城鎮核心競爭力的9項主要指標，并提出了提高城鎮核心競爭力的策略——提高城鎮政府管理能力、關注城鎮環境保護、提高新移民人力資本力、提倡科技創新、提倡文化激勵，和最終的兩條，城鎮主導產業的構架和集聚、龍頭企業的培育。何靜、戎愛萍[5]在確定人口城鎮化為核心，經濟城鎮化為基礎，社會城鎮化為表現的城鎮化系統結構后，針對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農村居民、小微企業和基礎建設投資的策略，在宏觀層面倡導以BOT結合城市建設債券扶持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加強農村土地流轉和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條件支持農村居民涉足金融產品，但是沒能對農村普遍存在的小微企業給出具體的金融投資建議。
總體而言，學界普遍在政策和政府管理層面對城鎮化建設實施研究并提出建議，缺乏對成功案例的分析和總經，進而將個性案例上升為可以推廣和借鑒的模式，也就無法在更深層次上結合金融創新給出具有操作性、示范性、具有推廣價值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四、比較優勢視角下縣域小微企業簇群經濟的城鎮化案例分析
白溝鎮系河北高碑店市所轄副縣級建制鎮，歷史上曾是中國北方著名的水陸碼頭，享有燕南大都會之美譽。白溝先后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命名為“中國可持續發展小城鎮試點”，被國家發改委確定為“全國小城鎮發展改革試點鎮”，被國家建設部命名為“全國小城鎮建設示范鎮”，被國務院評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被中央文明委命名為“全國創建文明村鎮工作先進鎮”。2010年9月16日，保定市正式掛牌成立白溝新城，地域包括原白溝白洋淀溫泉城產業聚集區和白溝鎮全境。至2011年底，白溝常駐人口達20萬，流動人口達到60萬人。白溝鎮的傳統特色經濟為箱包生產，全鎮現有箱包生產小微企業20000余家。2011年全鎮實現市場交易額人民幣457億元，從2002年到2011年實現交易額年平均增速20%（見圖1）。
（一）精確把握區域自身經濟特征和稟賦結構
1998年鎮、縣兩級政府與當地龍頭企業一起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考察本地區經濟情況及周邊各個縣城的特色經濟，比較之后發現周邊各縣域經濟各有特色，具體情況見表1和圖2：
通過縣域之間的橫向比較，發現高碑店的箱包產業在規模、聲譽、生產專業人數數量、商戶資金沉淀量、上下游產業配套（皮革、五金、輔料）等方面，均優于上述其他縣域的特色產業。另一方面，白溝在地理上恰好位于上述縣城的地理中心，未來會對產品的集散啟動示范和帶動作用。
對白溝箱包制作產業進行深度的調研后，發現當地箱包生產上下游產業從業人員充裕，單位勞動力成本較低；下游原輔料和基礎原材料接近原產地；白溝作為傳統的水路碼頭，市場性資本數量大、流動性強，對市場反應速度快；白溝商戶與沿海貿易商聯系緊密，海外訂單數量逐年增加。因此政府與當地龍頭企業合作牽頭規范整合散布于城鎮各個角落的箱包銷售門店，限期統一搬遷進入箱包批發市場經營，以集中經營整合區域整體箱包產業的綜合實力——加強對外融資、吸引周邊勞動力、加強商戶與貿易商和原材料供應商的議價能力等。為了加快市場的建設，當地政府給予建設企業以土地優惠、土地款延期支付、證照提前辦理的特殊優惠政策。牽線搭橋幫助企業面對銀行和社會融資，依靠企業的自有資金和募集所得的社會資金，首期批發市場有序的開工建設，并按期實現了開業。
（二）借助政府公權消除約束城鎮化發展的不利因素
在城鎮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充分發揮了政策的指導和促進作用，并輔以小部分出資，利用杠桿和政府信用撬動民間資金參與城鎮化開發建設，確保城鎮化建設和運營工作的順利進行。政府將分散化的商戶、小微企業統一安置進入新城鎮的配套功能區，出臺優惠政策：①進入新城鎮功能區的每家商戶/小微企業每年一次性繳納400元管理費，涵蓋了除稅費以外的所有政府收費，運營期間禁止任何政府部門對商戶/小微企業再收取其他行政費用；②對新城鎮開發建設區域給予土地價格優惠、市政配套減免政策；③幫助入住新城鎮的商業、物流、工業、服務業的龍頭企業向發改委申請發行企業債，企業債按比例投資新城鎮的功能區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④市縣級政府嘗試為新城鎮市政配套發行城投債；⑤通過政策導向，吸引基金和企業投資新城鎮和配套設施的建設，有效的解決城鎮化建設的資金瓶頸。
（三）創造能夠吸引特色經濟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和投資人的軟硬環境
為了強化企業和商戶的粘滯性，企業積極拓展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陸續在首期批發市場周邊建設和經營了 “五金市場”、“皮革市場”、“小商品市場”、“服裝市場”等，吸引箱包制造的上下游行業——皮革、五金、輔料、物流、設計、裝飾等配套企業入駐白溝，帶動了白溝區域輕工業制造水平的整體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升級，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增長。
在金融領域，為了加強龍頭企業與商戶及下游生產型小微企業的聯系，政府牽線，由龍頭企業出面向省級分行申請授信額度，作為對接各個批發市場的小微生產企業的專項貸款，基于專業批發市場的投資和運營由龍頭企業實施，通過對銷售流水的統計，可以比較全面客觀的掌握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龍頭企業對小微企業提出的貸款申請提供擔保，小微企業獲得的貸款一部分用于補充流動資金，剩余部分可以租賃更大的商鋪擴大經營面積，資金實際反哺投資給了龍頭企業，實現了貸款人和擔保人雙贏的局面。
作為企業之間互保機制的延伸和金融創新，在白溝城鎮化的實施過程中還引入城鎮化發展基金與政府城投債和企業債互動的市場化融資模式（見圖3）。
將箱包生產鏈條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經濟信用沉淀，通過金融手段構筑城鎮化基金經濟委托關系，通過銀行貸款進入基金激發企業活力：①當地龍頭企業隆基泰和作為銀行高信用等級客戶，為其園、區或中心商戶/小微企業經營性貸款提供擔保保障；②商戶/小微企業獲得經營性貸款后，以部分資金認購城鎮化發展基金，基金以募集的資金投資新城鎮功能區及配套市政基礎設施；③商戶/小微企業作為基金的投資人，對新建功能區的各類資產具有優先購買權或租賃權；④商戶/小微企業既是基金收益的受益人，又是基金收入的貢獻人，激發了小微企業和商戶的經營熱情；地方龍頭企業、小微企業和銀行形成互保、互投、共經營的經濟關系，吸引社會資金投資城鎮建設。
（四）壯大自我可持續發展產業規模
當“白溝”品牌逐漸成為河北甚至華北地區輕工業品批發零售的代名詞之后，政府和龍頭企業逐漸將業務擴散到周邊100公里范圍內的縣域特色產品的集散上面，“建材家居市場”、“汽車配件城”、“鞋帽批發市場”政府利用增長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大幅投資改造縣城市政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了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二級甲等醫院，；企業在陸續成型的市場周邊，建造了大量的宜居住宅，滿足了商戶和企業主就近定居的愿望。實現了城鄉一體化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見圖4）。
（五）初步形成涵蓋行政產業商業居住的集成性工業園
經過近10年的經營，早期的以箱包、小商品批發市場為核心的老舊城區在面積、功能和定位方面已經陳舊，需要實施升級改造。2010年當地政府再次與龍頭企業合作，以傳統的批發市場升級成現代物流產業園作為實施城鎮化的契機，將新型現代物流產業園定位成白溝新的行政與商貿中心，承擔區域行政、生產、商貿、居住及配套職能。產業園包括商業CBD、會展中心、綜合商貿區、科技產業園、信息物流區、工業園區、配套居住區等，產業園的實質就是功能完備的新型城鎮。
白溝以“甄別”和“因勢利導”自身區域經濟要素為核心，按照“精確把握自身經濟特征和稟賦結構”、“借助政府公權和金融創新消除約束城鎮化發展條件”、“創造能夠吸引特色經濟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和投資人的軟硬環境”、“壯大自我可持續發展產業規模”、“初步形成涵蓋行政產業商業居住的集成性工業園”等共五個步驟實施規劃和建設?；谧陨韰^域的經濟要素特點，判斷技術、勞動力、自然資源、土地等資源的優勢，在基礎設施平臺上合理配置資源，提升產業轉換升級速度，提高配套服務業水平，以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吸引生產和商貿參與者定居，并給予居住者與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醫療、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環境。
白溝城鎮化成功案例的精髓是，通過營造就業機會提高勞動參與率，憑借產業轉化提高生產和生活要素與資本結合的效率，增加優質勞動力占有的資本數量促進單個經濟體的增長，利用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耦合單個經濟體組成產業簇群，簇群內部的良性互動對外產生的擠出效應，影響和吸引周邊一、二、三產業逐步向其聚集。借助城鎮化的平臺，實現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和資本的重新配置，借助工業拉動了農業和服務業的提升和轉化，進而創造了農業產業化、服務業拉動消費的機會，在區域范圍內實現了投資、消費、出口（外埠）三者的平衡。
五、白溝城鎮化模式的理論分析
白溝城鎮化模式可以總結為“兩個核心指導的五步實施法”，其中涉及到的主要經濟學理論有比較優勢理論、H-O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要素稟賦）和產業集群耦合互動理論。
（一）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最初始于亞當.斯密的觀察，自由貿易對于不同的國家而言都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外國提供給我們的商品比我們自己生產的便宜，我們最好是購買這些產品，而在那些我們具有優勢的行業生產產品與之交換”，[6]但是上述觀點只是在生產中絕對優勢的表述。更為完善的比較優勢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羅伯特.托倫斯是最早提出的學者，但是做出更大貢獻的是大衛.李嘉圖，他在其1817年的著名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不但對這一概念做了精確表述，而且還通過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說明，當每個國家都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時，這將提高產出并對兩個國家而言均有利可圖。克魯格曼（Krugman，1996）基于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提出運用比較優勢指導經濟活動必須發現其背后隱藏的三個前提條件：①勞動力和資本可以在不同區域之間自由流動；②競爭區域均為充分就業；③各交易體之間的貿易是平衡的。
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后，國內各個省份之間，省內的市域和縣域之間由于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地理要素（沿海、沿邊、沿線）等稟賦結構的不同，經濟和產業結構發展極度不均衡，造成了中西部輸出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東部依靠裝配制造實施出口的格局。在歐美經濟危機爆發后，國家陸續確定了擴大內需、城鎮化的發展戰略。
我國實施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政策在經濟學的角度可以視為增加國內省市之間的貿易交易的行為。城鎮化戰略的目的是為將優質勞動力資源回歸三四線城市，引導資本進入中西部和中小微企業，通過城鄉一體化提供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為農民創造就業、創業的機會?？梢哉J為擴大內需和城鎮化戰略符合了克魯格曼提出的、運用比較優勢的前提條件。在白溝城鎮化案例中，政府和企業首先自我審視了傳統產業的基礎情況，再與周邊縣鎮進行比較，確定了特色和支柱產業之后，借助政府公權力消除初期發展障礙，借助資本引導新興市場，嫁接沿海沿邊（浙江義烏、廣東獅嶺）銷售企業，依靠市場價格的變動準確反應供求關系，淡化甚至放棄政府的補貼，遵循完全市場化的經濟發展模式推進城鎮建設。
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之間的關聯性，在邁克爾.波特富有影響力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競爭優勢，根據波特的觀點，一國如果希望加強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其產業需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第一，密集使用本國豐裕而且相對便宜的生產要素；第二，產品有很大的市場；第三，形成了產業集群；第四，每個產業集群在國際市場是競爭性的[7]。第一個條件實際上意味著，該產業應該遵循由該國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只要這些產業與該國的比較優勢相一致，第三和第四個條件也將滿足。因此上述四個條件可以簡化成兩個獨立的條件：比較優勢和國內市場的規模。在兩者中，比較優勢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個產業遵循了該國的比較優勢，那么，該產業的產品將會擁有整個國際市場。作為城鎮化建設的核心，白溝的特色箱包市場恰恰是著眼于國際中低端箱包市場的巨大規模，遵循比較優勢，充分使用的當地最為充沛的資源——勞動力和原材料資源，擴大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完成與資本相對豐裕的國家的貿易交換。
綜上所述，在實施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運用比較優勢的目的是通過挖掘當地傳統特色產業，借助市場化機制實現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實現優質資本和自然資源配備高素質勞動力，促進產業的升級改造、生產技術提高，完成現階段當地經濟要素的稟賦結構的優化，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見圖5）。
（二）H-O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要素稟賦）
在利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說明白溝案例的過程中，出現了經濟要素稟賦的概念，要素稟賦最早出現在H-O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中，以經濟要素分布為客觀基礎，強調各個地區不同要素稟賦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產函數對貿易產生的決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該理論的擴展，其基本原則是轉移可流動要素與不可流動要素的結合，提高各類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8]
狹義的要素稟賦泛指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以白溝為例，在發展初期，該區域的要素稟賦表現為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裕，該區域的生產活動傾向于勞動或資源密集型（輕工業手工作坊），表現為企業規模通常很小，市場交易不正規，基礎設施落后，法律法規滯后。但是豐裕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作為當時區域的核心要素稟賦，拉低了產品的生產成本，整體降低了貿易總成本，也確定了該區域的總預算。同樣，該區域的經濟要素結構、消費偏好和企業的可用技術也就決定了經濟中要素和產品的相對價格?？傤A算和相對價格是當期經濟分析中的兩個最基本參數。然而，特定時間給定的要素稟賦與結構也會隨著時間改變。這些特征使得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成為分析經濟發展的最佳切入點。
在以擴大內需為促進經濟發展主要手段的當下，人口紅利的消失、過度采伐自然資源對環境的破壞，使得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不再成為核心要素稟賦，表現為國內勞動力工資持續大幅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資源使用成本普遍上漲。與之相反，技術、資本逐漸成為現時社會稟賦結構的核心，在相對完善基礎設施平臺上對技術、資本、勞動力耦合優化產生的擠出效應也極大的影響著區域的總預算和產品的相對價格?；A設施對企業的盈利能力至關重要，它會影響個體企業的交易成本和投資的邊際回報率。硬件基礎設施決定了獲取投入和出售產品的交易成本，也決定了市場的范圍和規模。軟件基礎設施也有類似的效應。例如，金融監管可以影響一個企業獲得外部資金的難易程度；法律框架決定了簽訂和執行合同的成本；社會網絡決定了企業接觸信息、資金和市場的難易程度。
以白溝實施城鎮化建設為例，引進先進的箱包生產設備和制作技術，能夠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快速應對市場的反饋，大批量的生產潮流箱包，擴大市場份額。發起商戶、銀行、批發市場業主、區域龍頭企業共同參與的股權投資基金，通過金融創新為優質商戶融資，提高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數量。政府統一的補貼性行政收費、配套醫療、教育、金融、物流設施的建設“了”日常的經濟運行，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特定時間的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內生于其給定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相對充裕程度，產業升級和發展的速度取決于其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速度和所需要的相應基礎設施的改善。在每一個發展水平上，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礎設施會有所不同，生產結構也會有所差異。隨著資本的積累或人口增長，經濟的要素稟賦會發生變化，只要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會被視為達到了稟賦結構的最佳水平。為了保持最優，這一變化將需要產業升級和新型的基礎設施服務，以促進生產和市場交易，使經濟達到新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三）產業集群耦合互動理論
耦合（Coupling）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從接觸、影響、作用直至聯合的物理現象[9]。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通過經濟貿易活動，關聯度逐漸增加，借助高流動性資本和網絡技術等虛擬軟性手段，加速了經濟體之間的嵌入和融合活動，由地方生產企業與社會網絡耦合便形成了特色產業集群。
目前經濟學家對產業集群的耦合普遍劃分為三個階段，磨合階段、發展階段和穩定階段。
在磨合階段，企業群憑借聚聚效應，對外部的上游市場，下游供應商和同業競爭對手的話語權明顯增加，集中表現在訂單數量增加、運輸便利性增強、生產彈性提高、成本降低、政府扶持力度加強。對于企業內部表現為工藝流程和產品服務的升級。這一階段是企業和集群快速發展的階段，耦合產生的“擠出效應”、“波及效應”使得集群的整體能力提升。
在發展階段耦合機制的目標和重點是與壟斷性競爭對手的博弈和適應外部細分市場專業要求。在上一階段企業和集群固有的優勢耦合放大后，會擴大傳統優勢市場的份額，但是全球化的競爭會以吸引資本進入產業鏈中附加值較高的增值環節，往往這些環節被發資本發達型實體所掌控。成熟的規模化生產與銷售服務渠道、設計研發耦合，堅持差異化的創新發展，是發展階段集群突破外部與自身發展瓶頸的不二之選。
在穩定階段，集群內部網絡（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集群）的管理水平與外部價值鏈的交互耦合治理是維持本集群處于行業優勢的核心，這里所提出的外部價值鏈是基于泛競爭前提下的全球產業網絡。通過發揮集群的集體效率，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和建立全球品牌，把握產業發展和升級的主動權。
坐落在白溝的11家專業批市場對產業集群的耦合起到了拉動作用。作為國際知名的箱包批發市場，國內國外銷售終端和渠道匯聚在白溝，國內渠道商多關注產品的價格、質量和交貨的靈活程度；國外的采購渠道則在環保、綠色、原始設計、創新方面愿意追加投入。這種市場需求造成的“切換”在客觀上要求企業之間必須相互合作才能共享各個消費層次的收益。借助批發市場對產業簇群耦合的粘滯效應，白溝已經走過了初級階段，正處于發展和穩定并存的過度時期。憑借城鎮化的契機，白溝產業集群整體搬遷進入以品牌孵化中心、設計創意中心、教育培訓中心、電子商務交易中心和融資交易大廳為核心的白溝新城，良好的軟硬件環境為企業提供技術升級、資本金融服務、品牌推廣宣傳的平臺，幫助各個產業集群后發而先至，在國際和國內的競爭中保持明顯的差異化優勢。
六、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白溝案例理論分析比較可以看出，實現城鎮化需要產業基礎和區域優勢的支撐。中國較為理想的城鎮化模式是，基于比較優勢視角對縣域經濟稟賦結構優化，借助小微生產企業簇群升級轉化和配套服務產業提升耦合配套發展，進而帶動當地產業和技術升級，吸引農村人口在城鎮安居樂業的轉變。
中國的城市發展是解放后40年以來，人為壓制的、對改善性居住要求的集中釋放而實施的房地產化進程。而城鎮化絕對不是簡單照搬城市化的經驗，更不能做成縣域城鎮的房地產開發運動。只有以建設“宜居宜業城”為中國城鎮化的基礎與落腳點。其中，應先有比較優勢的“業”后有與之相配套的“城”形成“以業聚城（鎮）—以商旺城（鎮）—以農養城（鎮）”的良性循環。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存在的內需不足、中國資本市場存在的資本風險控制與融資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小微企業融資難、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可以這樣說，“綠色生態城”、“現代智慧城”從本質上都是基于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視角下“宜居宜業城”或者其升級版。根據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宜居宜業城”的建設，能夠促進產業與技術結構的升級，擴大內需、增強民間資本活力、加速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轉型與升級、帶動中國城鎮化的方向與進程。使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參考文獻：
[1]張貴先，賴景生.重慶市產業集群與城鎮化互動發展模式研究[D] .西南大學，2012：112-118.
[2]徐維祥，黃祖輝.產業集群與城鎮化互動發展機制及運作模式研究[D] .浙江大學.2005：121-143.
[3]孫華臣，張東輝.城鎮化進程中城鄉收入差距演變及其對經濟增長的門限效應[D] .山東大學，2012：107-113.
[4]笪可寧，趙希男，小城鎮核心競爭力及其綜合評價研究[D] .東北大學，2009：108-121.
[5]何靜，戎愛萍.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創新研究[J] .經濟問題，2012（1）：126-129.
[6]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IV.2.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76.
[7]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篇6
關鍵詞：低收入住區；低收入人群；城鎮化；新路徑；生活水平
中圖分類號： F29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中國城市低收入住區的現狀
1.1中國城市低收入人群來源
當前中國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來源主要包括兩部分：城市內生的低收入人群和城市外來的低收入人群。城市內生低收入人群的主體是貧困職工；城市外來低收入人群的主體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其中農民工約占80%~85%[1]。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開展，經濟體制的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增多，與此同時城市工業化程度迅速提升，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同比增加。因此在“內外力”雙重作用下大批的“農民工”涌入城市。據資料統計，每年流向大中城市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1億人以上（2009年為1.4億人）。
1.2中國城市低收入住區的影響
城市低收入家庭聚居具有諸多負面的影響：（1）城市空間分異使會使低收入住區病理特征進一步惡化，威脅城市的健康發展；（2）大規模布局城郊的保障房小區，周圍配套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不完善和滯后，給社區居民帶來工作、生活的諸多不便，使生活成本增加；（3）低收入階層聚居區遠離城市就業中心，就業崗位提供稀少住職分離過度，嚴重影響低收入居民發展機會；（4）低收入家庭不僅空間集中，而且也被其它社會階層隔離，從而激化社會沖突。[2]
2 中國城鎮化發展特點分析
2.1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歷程
中國的城鎮化，有自己的發展歷程。自建國始，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1個階段從1953一195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開始進行工業化，城鎮人口有計劃地增長，是城鎮化穩步進行的階段。第2個階段從1958一1978年，“”、“”時期，是城鎮化徘徊、停滯的階段；第3個階段從1978年至今，是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率大幅上升。中國50年的城鎮化歷程表明：（1）工業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帶動了城鎮化，城鎮化又會從正面或負面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2）國家的有關方針和政策，對城鎮化進程有很大影響；（3）至2020年或更長時期，中國的城鎮化還將經歷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3]。
2.2中國城鎮化發展的特點
大致從1996年至今連續12年的高速城鎮化時期，城鎮化率從29.4%（1996）提高到45.7%（2008），年均增長1.36個百分點，城鎮總人口從3.59億增加到6.06億。這段時期中國城鎮化的動力背景受到國家社會經濟大形勢的影響，其主要特點是“人口遷移”型，即農村人口遷居城鎮。主要路徑是“農民工進入大中城市------提高城鎮化率”[4]。據統計，在6億城鎮總人口中，約27%是農村遷入的人口。
“人口遷移”型的城鎮化模式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使之適應了國家高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不夸張的說，今天的大城市，農民工頂著“半邊天”。每當春節假期前后，大城市的很多企業、工地、市政、服務等幾乎全面陷入缺工窘境，就可見一斑。除此之外，這種城鎮化的路徑緩解了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和生活問題，拉動了消費，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3 低收入住區和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內在聯系及問題所在
3.1低收入住區是城鎮化發展的產物
農民工進城緩解了中國城鎮化停滯不前的尷尬狀態即大批的農業非農化，但是也為中國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不斷擴大埋下伏筆。據資料統計，每年流向大中城市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1億人以上（2009年為1.4億人）。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這部分人口中能常住城鎮的，估計不足10%。中國城鎮化迅猛發展，城市人口增長飛速，然而有太多的城市人口（城市低收入人群）僅僅是身處城市而沒有享受、融入城市。
3.2低收入住區降低了城鎮化的“門檻”
低收入住區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作用突出。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日益提高，房價、生活費用上升，城鎮化的“門檻”愈來愈高，初次來到城市的農民以很難找到自己臨時的棲身之地。因此，低收入住區是大批農民工進城的中轉站，讓進入城市的門檻降低。城市中有許多的失業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也會聚集于此以降低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
3.3低收入住區降低了城鎮化質量
低收入住區的存在使中國城鎮化的質量大打折扣。由于低收入住區中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較低且多為老人和兒童，因此對居住環境的建設和維護差，絕大多數低收入住區存在建筑密度過高，幢幢住宅樓像排排木樁密不透風，嚴重缺乏休閑的共享空間；綠化覆蓋率、人均綠地面積低，綠化率一般在18％以下，不能形成林蔭，生態功能不明顯；社區配套設施缺乏，沒有人們休閑的設施和場所；社區環衛管理混亂，垃圾隨意存放，導致了很大的危害，如病菌滋生、污染視覺和心靈等[5]。這些生活環境很差的居住區嚴重影響了城市的整體生活環境和城市景觀。
4 解決路徑
4.1改善城市低收入住區的生活條件
（1）加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程度，提供多樣化、低成本的改造途徑滿足居民對廉價
住區的需求是必須的，建設便利、低成本的社區是治理成功的基本保證[6]；（2）加大低收入住區內部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設施的建設力度，拆除違章建筑，提升綠地率，改善居住生活條件；（3）努力發展城市第三產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為低收入人群提供培訓生存技能的培訓服務，從根本上解決低收入人群收入低的困境。（4）提倡混居模式，城市各個階層的人群聚居于一個大的社區，共享服務和市政設施，同時低收入者為中高收入者提供各種服務以獲得就業機會。
4.2改善我國城鎮化路徑
（1）要改變追求數量，重在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使農村遷移進城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提高城鎮人口普遍的生存條件、生活方式、生活質量；（2）全面協調、和諧、可持續的發展大中小各級城市，特別要注重小城鎮的發展，增強小城鎮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吸引，另一方面小城鎮生活門檻較低，“農民工”不會像在大城市中那樣生活艱辛；（3）新農村的建設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生產技術和效率的提高，從而在有條件的中心鄉鎮發展以農林產品為加工鏈的非農產業，留住一部分勞動力就地城鎮化。
參考文獻：
[1] 姚士謀，吳建楠，朱天明. 面對全球化的中國城市發展戰略[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9 28(3):37-41.
[2] 鄭紹慶.城市低收入住區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研究的文獻綜述[J].理論探討.2010(09):316-317.
[3] 鄒德慈. 對中國城鎮化問題的幾點認識[J].城市規劃匯刊.2004(03):3-5.
[4] 鄒德慈.中國城鎮化發展要求與挑戰[J].城市規劃學刊.2010(04):1-4.
篇7
關鍵詞：城鎮化；城市發展曲線；比較靜態；聚類分析
本文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9年度研究生科技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09KJ
CX053）“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地區差異及其經濟效應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城鎮化發展，尤其是加快發展中小城市和縣城的城鎮化戰略，不僅是我國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和破解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所在，還對節約土地、保護環境和低碳化發展道路有重要意義。但是，中國城鎮化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總的來說，東部好于西部、沿海好于內地，導致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也呈現同樣的特征。自然條件優越、國家政策傾斜、市場趨利導向好的地區經濟發展得比較好，城鎮化率也比較高，而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地區，城鎮化發展水平也就比較低，這使得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具有了鮮明的地域性特點。因此，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潛力主要集中在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如何推動經濟落后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是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研究中國城鎮化水平的地區差異對全面提高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顯得尤為重要。
二、基本思路、指標介紹與具體方法
國內外學者對城鎮化發展水平測度指標主要有兩類：主要指標法和復合指標法。主要指標法是為了便于測度區域城鎮化水平，選擇對城鎮化表征意義最強又便于統計的個別指標，主要有人口比重指標、土地利用指標和產業發展指標。復合指標為了彌補單一指標在反映區域城鎮化發展方面的不足，選用與城鎮化有關的多種指標進行分析和測度，但由于很難給出一套令人信服的指標體系，因而通用性較差。本文認為，新時期的城鎮化發展主要由城鎮的人口、經濟、地域、社會、環境和城市開放度等因素反映，但城市經濟發展是驅動力，城市人口增長是載體。因此，本文主要依據主要指標法中的人口和經濟指標對中國城鎮化的區域發展進行綜合測量，涉及數據來自《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
聚類分析方法是研究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及全國區域經濟綜合評價的重要方法，基本思想是在樣本之間定義距離，在變量之間定義相似系數，距離或相似系數代表樣本或變量之間的相似程度。按相似程度的大小，將樣本或變量逐一歸類，關系密切的類聚集到一個小的分類單位，然后逐步擴大，使得關系疏遠的聚合到一個大的分類單位，直到所有的樣品或變量都聚集完畢，形成一個表示親疏關系的譜系圖，依次按照某些要求對樣品或變量進行分類。
三、2008年各省城鎮化發展水平的聚類分析
根據2008年各省城鎮人口比重、人均GDP、二三產業產值比重和二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進行聚類分析，將31個省區劃分為以下五類：
第一類地區：北京、上海、天津；
第二類地區：江蘇、廣東、山東、浙江；
第三類地區：廣西、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河北、河南；
第四類地區：青海、寧夏、黑龍江、陜西、吉林、重慶、內蒙、貴州、甘肅、新疆、、遼寧、福建、山西；
第五類地區：海南。
聚類的結果表明，北京、上海、天津屬于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地區，這三大直轄市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具有較高的城鎮人口占比、人均GDP、較為合理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與其他地區相比，發展優勢十分明顯，這類地區城鎮化發展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這類地區的產業結構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產值的比重，“三、二、一”產業格局比較穩固（天津屬于工業中心，仍然處于“二、三、一”的產業格局），就業結構也與之相適應。第二，這些地區的城鎮人口占比也遠遠超過其他省區，已經接近世界發達國家水平，第三，由于這三個城市的人口密度大、產業高度集中，使得基礎設施建設如人均道路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方面壓力較大。
屬于第二類地區的有江蘇、廣東、山東、浙江。這類省區城鎮化水平的各項指標發展都比較均衡，絕大多數指標處于上游或中上游水平，城鎮化水平基本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的中后期階段，主要特征是：第一，從經濟發展水平看，四省區的人均GDP指標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經濟發育程度高而且具有規模特征；第二，四省區的產業結構比較發達，但仍然呈現“二、三、一”結構，產業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第三，這類地區從城鎮化率提高趨勢和目前的城鎮人口占比來看，發展比較迅速，屬于全國前列。
屬于第三類地區的省份有廣西、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湖北、河北、河南。該類地區城鎮化發展水平一般，各方面指標處于全國中等和中等偏下水平，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主要特點有：第一，這類地區的城鎮人口占比和人均GDP都相對偏低，但又相對平衡；第二，產業結構呈現“二、三、一”特征，但第一產業相對其他地區偏高，第一產業吸納了較多的社會勞動力。
屬于第四類地區的省份有青海、寧夏、黑龍江、陜西、吉林、重慶、內蒙、貴州、甘肅、新疆、、遼寧、福建、山西，這類地區各方面指標處于全國中等或較低水平，城鎮化發展相對比較緩慢，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
海南是第五類唯一的省份，情況更為特殊，究其原因，海南三大產業比例依次為30%、29.8%和40.2%，經濟結構呈現出僅有的“三、一、二”格局。典型的是，在工業化發育不足的基礎上強行推進第三產業，反而適得其反，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成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單獨一類。
總的來說，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地區差異性主要表現為：東部好于中部、中部好于西部，個別省份發展異常，城鎮化發展極度不平衡。
四、中國城鎮化發展政策建議
1、在第一、二類地區中構建以大都市區為主體的城鎮體系。第一、二類地區具有較高的城鎮化發展水平，特別是北京、上海，均已進入成熟的城市化階段，所以未來城鎮化水平提高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貢獻潛力并不大，而更主要的是依靠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在城市發展方面，在已有的城市圈的基礎上建立全球性的大都市區已成為這類地區的必然選擇。這類地區的特征是，核心區與周圍地區存在極為密切的產業聯系及合理的空間結構：核心區的作用突出表現為服務業高地的功能，是國際化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交通通信樞紐和人才聚集地，也是公司總部尤其是跨國公司總部的集中地，而周圍地區則體現為制造業基地的功能；空間上表現為由高速通道連接的、多核心、多層次的龐大城市群。北京市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宏偉目標，并開始推動京津冀城市群經濟一體化，這正是建立全球性的大都市區、打造新的增長極的重要舉措。在城鎮化發育程度較高的地區，有必要建立大都市區，通過建立衛星城形成多層次經濟增長極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2、在第三、四類地區中因地制宜地建設新型城市群。第三、四類地區中的大部分省區城鎮化正處于高速發展期，將成為中國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但這類地區經濟實力較弱，城鎮化水平不高，需要結合本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建設符合時代潮流的新型城市群落。一是要加強城市群內各城市的規劃和協調。打破原有的行政框架，形成跨部門、跨區域的規劃協調機制，協調各地政府行為，這是推進新型城市群假設的前提；二是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健全保險機制，解決新一代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問題。新一代農民工長期定居城鎮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應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好農民工居住、就業、就醫和子女教育問題，這是擴大內需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三是產業調整與升級要充分考慮地方特色。農業占比較高的地區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工業占比較高的地區更是國家富強的主導力量，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分別發展新型農業和新型工業，不斷提高農業產品附加值和加強工業自主創新，政府在新興產業空間配置、土地資源配置等方面給予適當支持；四是要大規模建設城市群間與城市群內部的高速交通設施網絡，加快發展城際鐵路和高速鐵路，使之成為保障全國各城市群高效運行的基礎條件；五是要嚴格遏制城市粗放式擴張蔓延發展，加強城市規劃與管理。保障城市空氣質量、水源，合理解決城市擴張的同時帶來的交通堵塞、住宅擁擠問題，在現有經驗和條件下建設宜居型的新型綠色城市。
3、對城鎮化發展過度“滯后”的地區，國家要給予必要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學術界通常用IU比和NU比這兩個指標來分析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的發展關系。IU比是指勞動力工業化率與城鎮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勞動力非農化率與城鎮化率的比值。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只有北京、上海兩地區沒有滯后現象，說明中國城鎮化發展整體滯后，但這種滯后既是現實問題又是過程問題，是一種正常現象，大多可以依靠內生的力量以較快的增長速度提高城鎮化水平。但是，對于經濟總量非常低、經濟結構極度不合理、城鎮化嚴重滯后的地區，特別是城鎮化率還沒有超過30%的省份，政府有必要給予宏觀指導和經濟支持，包括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幫助這些省份盡快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
4、關于城鎮化發展必須建立在相當的工業規?；A之上的討論。城鎮化發展的起步階段離不開工業化，在工業化達到一定規模之后，服務業的繁榮也將推動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梢钥隙ǖ氖牵鞘芯邆涔I化條件，即達到一定的工業規模是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一環，但由于第三產業運作成本較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少，也能拉動城鎮化發展，于是有些地區開始探索一條非常規的發展路徑，即跳過工業化階段，直接依靠第三產業繁榮區域經濟，如大力發展旅游業、文化創意產業等。但對海南城鎮化發展分析的結果表明，海南在這種跳躍路徑下發展的確相對滯后。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當在第一產業仍然占相當比重、工業化尚未完成的基礎上依靠發展第三產業帶動城鎮化，經濟是不是就一定增長緩慢，是不是只有當工業化基本完成，農業占比水平相對較低時，才能依靠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充分發展第三產業，循序推進城鎮化發展。幾乎在同時期，在中國廣大的鄉鎮地區，相繼提出過這種模式，但結果大多沒有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而一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依靠實體經濟立命的地區則較快地發展起來。但就此得出跳躍式發展模式行不通的論斷卻過于草率，還需要對國民整體的消費習慣和收入水平、城鎮化發展階段、本地區與外部經濟發展的聯系等問題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嚴謹的結論。
（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篇8
關鍵詞：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度
一、引言
農村和城市是人們生活的兩種環境，體現出兩種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是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十二五”時期“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大任務，隨后2012年11月黨的十報告中指出“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需要相互協調。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突破50%達到了5127%，這個中國社會結構中歷史性的轉折意味著中國聚集在城市的人口首次超過了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在統計學意義上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表現出一定的優先程度和相互關系，城鄉隔離的二元制度以及具有“城市偏好”的發展方式和模式的選擇導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城鄉關系不協調的問題。
從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關系來看，錢納里和賽爾奎因（1975）在論述發展的型式時，提出了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的發展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改變，帶來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的提高，從而加快城鎮化的發展，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進而帶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辜勝阻（1991）認為城鎮化有利于農業的規模經營、為農業提供現代的物質技術基礎和資金，在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和土地制度會對城鎮化產生制約。韓長賦（2002）認為，農村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實現小康是同一個歷史過程，必須城鄉統籌考慮，農村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兩個題目一起解。尹成杰（2012）認為城鎮化是釋放農業農村需求的重要戰略基點，城鎮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實現城鄉發展均等化的重要途徑。
在對我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研究方面，鄭鑫（2005）論述了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相互關系，認為我國在城鎮化發展的同時不夠重視農業現代化，只有兩者協調發展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劉玉（2007）認為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發展不協調，主要因素在于農業與現代工業、服務脫節、農民與城鎮居民脫節、農村經濟與城鎮經濟脫節。韓長賦（2012）認為工農城鄉關系不協調是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大社會經濟結構矛盾，農業現代化滯后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孫云霞（2009）通過構建區域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發展指數來計算兩者間的協調度，結果發現我國大陸各省市區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水平整體不高，區域差異明顯。曾福生等（2011）通過選擇反映城鄉差距的指標通過因子分析法加權計算城鄉協調度水平，認為湖南省城鄉協調度呈現不斷下降趨勢，對農業農村發展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
綜合來看，學者們從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結構轉變等方面探討了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之間的關系時，認為二者均為對方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也在資源配置方面產生一定的相互制約。對我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研究，學者們大多通過對歷史過程的分析認為二者發展不協調的原因主要是農業現代化發展滯后，缺乏對二者協調發展的定量研究。其中已有的對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發展協調性研究中，局限在城鄉關系演變和城鄉一體化評估，沒有從城鎮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發展的角度對二者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程度進行綜合量化測評。
因此，為了量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本文構建了新型城鎮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并計算其系統綜合得分，在此基礎上通過協調發展理論構建協調度函數，測算二者之間的協調系數，以此量化分析中國近20年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協調情況。
二、城鎮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的構建方法
一個完整的系統由依照嚴格標準選擇出來的不同層次的評價指標構成。通過測算每個層次的權重和得分，可以得到系統的綜合得分。
（一）系統構建原則
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受到多方面、多層次和多種因素的影響。為了量化這些影響因素的效應，我們依據幾個原則來構建系統。第一，科學性原則，即采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通過觀察、評議和測試等方式確立評價指標；第二，系統性原則，要求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各個指標具有完整性和相對獨立性，即各個評價指標能夠全方面、多層次、高效率反映系統的主要特征和發展狀況；第三，層次性原則，即評價體系應該能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反映出系統變化的實際情況；第四，可操作性，即數據來源需要確實有效、可以獲得，降低指標之間的冗余程度；第五，可比性原則，即保證數據統計口徑和測算方法的一致性，使其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具有可比性。
（二）系統得分測算方法
本文主要應用AHP模型來確定各層次權重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來計算各層次的綜合得分。
在系統分析中，為了更全面完整地說明系統受到的各種影響，會選擇多方面、多層次的指標來進行綜合衡量。所選取的每個指標都反映出某種影響因素的信息，但這些信息之間不可避免會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使得系統整體中的統計數據出現一定程度上的重疊。為了解決在研究多個變量時因變量太多導致的相關性和復雜性，可以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降維），通過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把多指標轉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在盡可能保持原有信息的基礎上，將能反映變量信息的主要因子提取出來。本文應用統計軟件SPSS180進行分析計算，主要步驟有：
第一，對每個子準則層指標進行KMO檢驗和巴特利球體檢驗。KMO檢驗變量間的偏相關系數，是對抽樣充足量的測度；巴特利球體檢驗相關系數矩陣是否是單位陣。如果變量間的偏相關系數過小、相關系數矩陣是單位陣，則表明變量不適合采用因子分析。當KMO檢驗系數>05，巴特利球體檢驗的顯著性概率P值
第三，建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R，計算矩陣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第四，根據特征值和方差累積貢獻率選出主成分，一般認為，特征值大于1或者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因子，可以選作主成分因子。
第五，根據選擇作為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和因子得分，計算出各主成分總得分。
將各子準則層主成分得分矩陣與權重矩陣相乘，得出指標體系綜合得分。
三、城鎮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的評價結果
（一）城鎮化系統
城鎮化是農業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非農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的動態發展過程。隨著城鎮數量的增加和城鎮規模的擴大，城鎮化的發展逐漸從數量上的發展轉向內在質量的提升。因此，在構建城鎮化系統時，依照十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內涵，我們除了考慮傳統的城鎮經濟發展水平外，還考慮了城鎮生活設施、生活質量和居住環境等。具體指標見表1。
（二）農業現代化系統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是不斷改造傳統農業生產力的過程，伴隨著農業生產手段的改進、農業科技含量的提高、農業經營管理方式的優化等變化。因此，在構建農業現代化系統、評價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時，應該從農業生產投入產出水平出發，結合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業生態環境變化等方面綜合考量。具體指標見下頁表2。
通過比較各層次重要性構造判斷矩陣得到各層次權重（結果見表2），在此基礎上計算出農業現代化系統綜合得分，見圖2。
四、城鎮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發展的協調度
城鎮化系統和農業現代化系統的發展存在相互影響和內在關系。兩個系統間的協調發展，可以看成是為了實現系統整體有序發展的目標，各系統間相互配合、相互調整而形成的各自自身狀態、相互比例關系以及相互影響關系不斷變化的過程。對于兩個系統間協調發展程度的評估，是對各系統實際發展水平的觀測值與其兩個系統協調發展時的協調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
。
五、總結與展望
本文選取4個維度26項指標構建新型工業化系統，選取4個維度22項指標構建農業現代化系統，運用層次分析法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出兩個系統的綜合得分。利用兩個系統的綜合得分，文章建立了協調度標度函數測算兩者之間相互發展的協調系數。結果表明，城鎮化系統與農業現代化系統總協調系數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1994-1999年城鎮化對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程度較好，即這段時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離城鎮化與其協調發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較大，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主要因為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將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業的弱質性和相對較低的農村發展投入回報水平，使得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城市發展建設中，結果導致城鎮發展的基礎設施和綜合環境越來越好，而農村依靠政府投入的發展則緩慢滯后。2000-2006年，城鎮化水平離農業現代化與其協調發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較大，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后。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逐步改變，政府開始著力進行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建設，加大對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投入、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并逐步為進程務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打造良好的務工環境和基本公共服務。2007-2010年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離城鎮化與其協調發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又開始變大，農業現代化發展動力和支撐力不足。
總體來看，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城鎮化發展對農業現代化的推動效果明顯大于農業現代化對城鎮化發展的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滯后于城鎮化的發展。說明城鎮化發展中后期不可能光依靠從農業農村獲得資源要素的積累，而將城鎮發展收益投入農業農村建設則會帶來良好的效用。在我國提出“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大環境下，協調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重點在于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建設，包括加大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投入、改善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條件，實現農業生產經營體制轉變、帶動農業規?；洜I，完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提高農業產業鏈整體效益。
參考文獻：
[1] 辜勝阻，1991：《非農化與城鎮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 韓長賦，2012：《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幾個問題》，《農村工作通訊》第16期。
[3] 劉玉，2007：《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研究》，《城市發展研究》第6期。
[4] 南江波，2004：《農業現代化背景下的城鎮化戰略選擇》，《生產力研究》第8期。
[5] 孫云霞、葉金國，2009：《我國區域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性評價研究》，《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第5期。
[6] 王維國，2000：《協調發展的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7] 楊萬江、徐星明，2001：《農業現代化測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8] 尹成杰主編，2012：《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發展》，中國農業出版社。
[9] 曾福生、吳雄周，2011：《城鄉發展協調度動態評價――以湖南省為例》，《農業技術經濟》第1期。
篇9
關鍵詞：中國城鎮化；經濟發展；作用機制
一、前言
關于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源于發展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各個派別的相關人員對城鎮化和經濟發展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著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討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F階段，國內外有較多的學者對城鎮化和經濟增長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從整體來看，城鎮化和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關系，但并不是認為城鎮化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認為經濟發展促進城鎮化的快速演變。此外，國內外許多學者將城鎮化和經濟發展間的關系做出了一定的規律分析。例如，Northam認為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有著粗略的線性關系等。目前，我國城鎮化的發展處于加速階段，并且推進城鎮化進程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因而對我國城鎮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國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發揮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數據的來源
（1）研究方法。1）設定經濟增長的模型。通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鎮化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影響和作用，要想將兩者聯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發揮影響要素的間接作用，以建構經濟增長的模型。一般情況下，需要考慮投入要素和結構變革兩個因素。經濟增長實際上是總產出的持續增長，美國的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格拉斯共同對經濟總產出的持續增長進行了有效論述，并用函數說明了相關理論。城鎮化進程和經濟發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質、人力、知識，因而在經濟增長模型設定中，充分考慮了資本要素。此外，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化對城鎮化促進經濟增長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在模型設定中，要將產業結構的因素進行單獨考慮。不僅如此，在經濟增長模型設定中，還有較多的因素對模型理論有影響。例如，文化發展的程度、技術進步等。[1]2）設定城鎮化影響經濟增長的模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間接的聯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來設定模型。
（2）數據來源。本文主要將我國就業人數的數量代表勞動力的總量，以進一步研究。就業人員主要指年齡在16周歲以上，通過從事社會勞動而獲取一定的報酬和經濟收入的人員。在數據來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國統計年鑒》，確保研究數據的準確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變量的具體系數。最后，在計量分析時，采用Eview5.0軟件實施操作。[2]
三、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我國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較大的關系，但其關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從整體發展情況來看，我國城鎮化與我國經濟發展之間有著正比例的關系和存在長期動態均衡的關系。
（1）中國城鎮化的水平與經濟增長呈現正比例的關系。通過許多學者對城鎮化和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論述可知，我國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的演變有著較為明顯的推動作用，二者之間的關系呈現正比例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鎮化的發展水平，具體可用函數而表示。陳彥光利用冪指數函數將二者的關系進行了有效擬合，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城鎮化水平有著正相關的關系。通過對我國經濟增長不同階段的研究可知，經濟增長對城鎮化的發展和演變有帶動作用：在1978～1984年間，我國經濟增長使城鎮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間，我國經濟發展仍然使城鎮化水平分別上升為1%。由此，我國城鎮化隨著經濟的增長而提高的同時，城鎮化和經濟發展間有著相互作用的關系，但其關系越趨復雜，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升的幅度逐漸加大，使單位城鎮化的拉動力越來越強。[3]
（2）城鎮化與經濟增長有著長期的動態均衡關系。經濟發展有助于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鎮化水平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沒有直接的影響，甚至影響極其不明顯，可是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動態均衡的關系。本文在研究我國城鎮化和經濟發展間的關系時，較多地采用了宏觀經濟學計量分析的檢驗分析方法，進而對二者關系有更為深入的討論。
首先，對二者關系進行數據平穩性檢驗。由于宏觀經濟變量有著時間的發展趨勢，因而比較不平穩，所以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要對單位根進行檢驗，在檢驗數據不平穩的基礎上，可以進入下一步的協整檢驗。一般情況下，利用ADF的檢驗方法進行數據平穩性檢驗，進而對檢驗結果數據進行有效分析，以確定二者的關系。其次，對二者關系進行協整性檢驗。一般情況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兩步法進行檢驗分析，以檢驗城鎮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是否存在長期的動態均衡關系。通過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有效性的檢驗，可以發現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進程與經濟發展間有一定的協調性，并存在長期動態均衡的關系。最后，對二者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后發現。我國城鎮化和經濟發展中都存在著滯后期，而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滯后期進行檢驗，其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是影響城鎮化發展的格蘭杰原因，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不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格蘭杰原因。[4]
四、中國城鎮化對經濟發展作用機制的研究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而城鎮化進程也逐漸加快，為此，更多人認為兩者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但是，我國城鎮化和經濟發展之間固然有一定的聯系，然而其關系卻是我國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反之則不然。
（1）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有許多。例如，人力資本因素、物質資本因素、知識資本因素等，分別設定這些因素為變量，然后利用逐步回歸法將各個變量引入產出模型中，并對每個變量進行回歸方程的檢驗，在檢驗中，不斷剔除影響較小的變量，與此同時，在影響較大的變量的回歸方程中引入其他相關的變量進行深入分析。在變量選擇過程中，可能存在變量選擇不當的問題，因而要在檢驗分析過程中，對變量進行相應的調整。通過反復的研究和驗證，其結果顯而易見，在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眾多因素中，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最大，物質資本因素、產業因素和知識資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國城鎮化水平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影響。要想分析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影響，需要從人均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機構轉化等四個影響因素進行考慮，有效分析四因素與城鎮化的聯系，以進一步研究我國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問題。首先，對四個影響因素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其次，在各個影響因素中有效剔除影響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這勢必會引起數據分析出現偏差，影響分析結構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因而在回歸分析中做了高階自相關校正，以確保回歸模型數據分析的精確性。通過分析結果可知，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對人均物質資本和物質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積累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但對人均知識資本和第三產業間沒有更好的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我國城鎮化水平的發展與較多的經濟增長因素之間沒有更為明顯的相關性。[6]
（3）我國城鎮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通過相關計算可知，我國經濟增長的眾多因素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有著較大的差別，其中以人均物質資本的貢獻程度較大，人力資本居于其次，第三產業因素的貢獻程度最小。我國城鎮化的發展，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眾多因素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而城鎮化對物質資本的帶動作用明顯大于對人力資本的帶動作用。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有較多的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并且長期以來仍然以這種形式為主，進而使人口對生活需求和城市發展中的基礎設施等需求發生較大改變；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人口素質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影響和制約著城鎮化進程中人口知識資本的積累。由此可見，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對物質資本的帶動作用比對人力資本的帶動作用更強。[7]
（4）促進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建議。通過本文對我國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可以推斷，并不能將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二者之間雖然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但是我國經濟發展對城鎮化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可是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從我國經濟發展角度來看，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鎮化加快了我國物質資本的積累，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但城鎮化對我國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積累的推動作用并不明顯；從全球發展角度來看，知識資本積累是推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為此，我國應該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鎮化的發展進程，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8]
關于促進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建議主要有兩點：首先，選擇合理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以促進我國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的發展和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一方面，將資本要素、技術要素、信息要素等生產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應；另一方面，優化城市中生產要素的配置，以充分發揮生產要素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其次，加強我國城鎮發展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對城鎮區域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為城鎮化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以充分發揮城鎮化為現代生產要素的集聚提供平臺的強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鎮化進程中，存在區域資源的爭奪者，我國采取有效策略將爭奪者轉化為生產要素配置的組織者，為促進城鎮發展和推動城鎮化進程提供有利的轉型和升級條件。[9]
五、結論
我國城鎮化水平和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首先，城鎮化的發展會引起經濟發展成本的變化。其次，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的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呈現動態均衡的關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協調性。再次，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存在較多的因素對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有著決定性作用。最后，我國應該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導和促進城鎮化的健康發展，積極發揮城鎮化的有利作用，進而促進經濟發展。通過本文針對城鎮化對經濟發展作用機制的進一步研究，為我國城鎮化進程的發展和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參考文獻：
[1] 楊建翠.川西民族地區旅游業推進城鎮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學，2012.
[2] 劉嘉漢.統籌城鄉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發展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1.
[3] 王格芳.科學發展觀視域下的中國城鎮化戰略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3.
[4] 李敏飛.土地資源優化配置促進城鎮化進程研究[D].福建師范大學，2013.
[5] 王佳.產業集群推動城鎮化進程的機制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3.
[6] 潘加順.城市體系結構與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研究[D].浙江工商大學，2014.
[7] 周小剛.中部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D].南昌大學，2010.
篇10
中國城鎮化問題如何解決？對此，《中國經濟周刊》專訪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主要執筆者魏后凱，他認為，現在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不在于城鎮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鎮化的質量太低，是沒有質量的市民化，沒有市民化的城鎮化。
觀念、制度、成本等障礙
阻礙市民化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農民工市民化只比2011年上升了0.07個百分點，從部分指標來看，市民化進程還是下降的。對于這樣的變化，報告用止步不前來描述。這也表明，我國推進城鎮化的現實難度很大，你認為主要難在哪里？
魏后凱：難點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量比較大。當前，我國需要市民化的農民工有2億多人，我國的戶籍制度導致多年來沒有市民化的人口累積在這里?，F在中國的市民化仍然是雙軌制，雖然政府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工落戶，但是條件很高，比如，要求博士、博士后學歷，繳稅多、有穩定的工作單位、有住房等等，只有很少的人能夠落戶。
另一方面，還面臨觀念障礙、制度障礙、成本障礙等多個方面的障礙。城鎮人口不愿意農民工來分享城市的福利待遇。比如北京高考的問題，北京人就不愿意外地戶籍的學生參加北京市的高考，他們認為教育資源是有限的，你來了就減少了本地人對公共資源的使用。這是一種偏見，是認識上的障礙。
大城市“高配”
導致農民工大量涌入
《中國經濟周刊》：農民工市民化，是否意味著更多的人流向大城市？這是否會讓城市更加難堪重負？
魏后凱：從現在的調查數據來看，大部分的農民工的確是流向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民工也愿意留在大城市。這種傾向的形成是因為政府的資源配置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行政中心，就連很多機構、單位也將好的資源都投向大城市，所有的資源和功能都集中在高等級的行政中心。這種大城市的偏向、行政中心的偏向帶來了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公共服務存在很大的差異。
例如，北京市的公共服務很好，而北京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的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就不行，如果這些周邊的小城鎮就業崗位多、公共服務好、生態環境好、住的房子又寬敞，那我為什么要擠進大城市？如果農業轉移人口進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也就能發展起來。
所以，我們要減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公共服務和發展機會的差異。對于大城市偏向，政府要進行合理的引導，讓公共資源向中小城市傾斜，至少讓中小城市享受同等待遇。
市民化成本要
多方共擔、改革配套
《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你們專題報告的測算結果，一個農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公共成本13萬元；個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萬元的生活成本，另外還需要一次性支付10萬元的購房成本。根據我國當前政府和個人的經濟現實，解決這兩個成本問題難不難？
魏后凱：首先要厘清的是，公共成本不一定完全是政府掏錢，它也可以引進社會資本，而且13萬元的公共成本包括一次性支付成本2.6萬元，剩下的是每年2400元的后續投入，如社會保險。
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的市民化，政府每年一次性的投入是6500億元，相當于我國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的5.5%，我們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擔的。
對于市民化的個人成本問題，單純讓農民負擔，是負擔不起的。我們提出一個辦法，把農民工的市民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中央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而農民在農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資源，能不能把這些資源變成資本，再把這些資本變為可以出租、抵押、變現的資金，讓農民帶著資本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購房、改善生活、開公司等方面的來源。
要解決這些問題，第一，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成本分攤機制，對于公共成本，中央和地方都要投錢，企業也需要參與進來。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協調發展，尤其要重視中小城市。有調查報告顯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說我們到中小城市落戶的成本是低的，所以，引導農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意義更大。
地方吸納農民工多，
中央轉移支付相應多
《中國經濟周刊》：推行城鎮化，地方政府可能最不愿意的是在同樣財政收入下，卻要加大財政支出。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魏后凱：我們政府現在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第一，我們要改變觀念，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將農民工當作勞動力，很多地方要人力但不要人口，他們愿意農民工來就業，但不愿意農民工來落戶。這是一種歧視觀念，農民工參與了工業化、城鎮化的建設，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讓他們分享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所以，我們更應該平等地看待農民工，讓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共同分享城鎮化的成果。
第二，建立長效機制，用體制、機制來保障政府在市民化上的財政投入。在這一點，中央已經明確，地方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政府要建立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相掛鉤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地方吸納的農民工多，中央的轉移支付也會相應多。
沒有規劃，
可能出現“鬼城”和大量貧民窟
《中國經濟周刊》： 有人說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然的歷史過程，難以規劃。你多次參與《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討論，你怎么看待規劃對于城鎮化的作用？
魏后凱：這不矛盾。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不是目標。城鎮化是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不能因為這一點就不搞規劃。這就如同過去我們說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市場機制，那政府就不應該規劃引導，但是后來大家還是覺得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所以，不能否認政府的作用。
政府編制規劃可以發揮引導作用，政府可以對城鎮化做頂層的設計，有一個整體的安排。畢竟，城鎮化需要很長的時間，應該有配套的體制機制，推動相應的改革。相反，如果沒有規劃，城鎮化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在拉美，因為過多人流向大城市，造成了大量的貧民窟，這就是沒有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城鎮化規劃上合理引導的教訓。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沒有出現大量貧民窟，這是中國城鎮化很大的經驗。
當前，我們需要規劃來避免當前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一些誤區，來彌補當前市場造成的缺陷。如果沒有好的規劃，城鎮化可能出現房地產化，大家都去搞房地產；如果產業跟不上，就可能一些地方出現“鬼城”；如果城鎮化在推進時沒有和農業現代化結合，農村就可能出現一些“空心村”，出現“農村病”；如果大城市沒有規劃，就會出現交通擁擠、房價上漲、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 所以，城鎮化規劃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當前亟須的。
城鎮化不能以生態、農業為代價
《中國經濟周刊》：當前，很多人認為我國城鎮化仍然滯后于工業化，如何實現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魏后凱：當前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是基本協調的，過去我國城鎮化曾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但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這種情況已基本改變。現在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不在于城鎮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鎮化的質量太低，是沒有質量的城鎮化，沒有市民化的城鎮化。所以，下一步中國城鎮化的重點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而不是去追求速度有多快、水平有多高。
同樣，我國的農業現代化也是一個大的問題。過去，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區的城鎮化就是建立在犧牲耕地、犧牲農業現代化基礎上的。這些地區的城鎮化在快速推進，但耕地在減少，糧食產量在下降，伴隨著城鎮化進程，它們由國家糧食主產區變為國家糧食主銷區，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任務甩給了中西部地區。如今，要是我們都采取這個辦法，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誰來保障？這可是個天大的問題。所以，要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千萬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耕地、農業為代價。
我國城鎮化率
2050年接近天花板
《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你的研究，未來還將有多少農業人口流入城市？我國何時能完成城鎮化的過程？
魏后凱：當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一個轉型的時期，即由加速向減速轉型推進的時期。一般來講，城鎮化率在30%～70%時，城鎮化是一個快速推進的時期，在30%～50%時是一個加速推進的時期，50%是一個轉折點，50%～70%是一個減速推進的時期?，F在中國的城鎮化是53.73%，我們正處于減速推進的過程。未來，我們城鎮化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1996—2012年，我們城鎮化年均推進速度是1.39個百分點。我們估計，在2013—2030年，我國城鎮化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會是0.8～1個百分點；到2030—2050年，速度為0.6～0.8個百分點。相比較，我國現在的城鎮化速度還是很快的。估計到203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要達到68%左右；到2033年，我們的城鎮化率達到7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