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戰略范文
時間：2024-04-17 18: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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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雙邊FTA,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簡稱,并不是一個新興事物,早在多邊合作機制產生之前,雙邊的貿易安排就頻繁地出現了。雙邊FTA是指兩個國家(單獨關稅區、國家聯盟)通過談判達成協議(自由貿易協議)減少或取消雙邊貿易、投資等限制措施,是以國家契約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一種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形式。[1]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是取消協定雙方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FTA也隨之出現了新的變化,變化之后的雙邊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EPA除了包括貨物貿易自由,還包括投資、服務貿易等等,更為廣泛的領域的相互承諾。
二、中國涉外雙邊FTA的發展現狀
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即我國參與的第一個雙邊FTA。2004年11月,中國和東盟簽訂了《貨物貿易協議》,還規定,從2005年7月開始中國和東盟實施全面降稅。中國和東盟相繼又簽訂了《服務貿易協議》和《投資協議》,直至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經啟動。中國智利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于2005年11月簽訂,200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這是總過與拉美州的國家簽訂的第一個雙邊FTA。在2008年4月,中國和智利又簽訂了《服務貿易補充協定》,使得中國和智利雙方在市場開放的程度上有了更深一步的發展。在2006年11月,中國和巴基斯坦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并于2007年7月1日全面啟動關稅減讓進程。中國和新西蘭FTA于2008年4月簽署,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簽訂的第一個FTA。該協定,調整范圍廣,內容充實,涉及領域寬泛;對一些產品各自采取不同比例的零關稅措施的同時,還設置關稅減讓的過渡期;除了設置一定的緩沖期之外,中國在農業開放的態度上有所松動和變化。中國和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于2008年10月簽訂,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中國和新加坡自由貿易的協定,為中國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提供了新的戰略推進,雙方的經濟關系可以進一步加強,給中國進入東南亞市場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同樣新加坡在服務貿易領域特別是航運、金融和生物制藥等優勢領域將與中國加強合作。同時,對雙方的服務貿易將產生較大的影響,還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秘魯FTA于2009年4月簽署,2010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據協定,在貨物貿易方面,中秘雙方將對各自90%以上的產品分階段實施零關稅。在服務貿易方面,在投資合作方面,在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和貿易便利化方面,在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方面,以及知識產權和地理標志保護方面,該協定都作出了規定,這一協定的簽署和生效,有利于中國和秘魯經濟貿易關系的加強,增加彼此之間的優勢互補,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哥斯達黎加FTA是中國與中美洲國家簽署的第一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于2010年4月簽署。除了中國已經簽訂的涉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中國還和許多國家和地區正在談判中,如澳大利亞等,魚刺同時,中國還積極推進與韓國等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研究。
三、中國涉外雙邊FTA的影響
(一)有利于擴大對外貿易
涉外雙邊FTA使得協定雙方之間的貿易更為便利,因而能有效地促進了相互間貿易規模的擴大。實踐證明,中國參與涉外雙邊FTA之后,中國對FTA簽訂國的出口變現已經高于中國對于全球其他國家的出口,這些國家,由于有了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支撐,對華貿易下滑非常有限,甚至出現了逆勢上揚。
(二)避免貿易轉移帶來的消極影響
中國積極地參與涉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僅有利于應對區域集團化所帶來的挑戰,更加提高回避貿易轉移效應的消極影響的能力,我國與涉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非常有利于提高我國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的潛力。
(三)擴大的資源供應
資源互補是簽訂雙邊FTA的目的之一。這也是中國在選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伙伴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現在的中國工業化處于能源資源的消費高峰期,資源能源對工業化的瓶頸限制很嚴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所擁有的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等要素非常有限。同那些資源能源豐富的國家地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可以毫無疑問的為中國的資源能源提供成本更低更穩定的渠道,這能夠擴大資源的供應,隨著資源的擴大供應,有利于緩解國內資源能源對工業發展的制約所帶來的壓力。同時,資源能源也已經成為部分中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國家對華的重要出口產品。
(四)有利于直接吸收引進投資
通過貿易與投資的關系可以看出,跨境投資活動可以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增大而增加。許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了有利于區域之間的資本要素的流動,都包括了一些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周邊國家地區成為我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我國與這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經濟互補性,同時,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能夠提供大量的機會,有利于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的利益。
四、中國涉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發展的阻礙
(一)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束縛
由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的規定可知,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的15年內,中國可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一規定嚴重束縛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中國涉外雙邊FTA的發展使得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在更廣泛領域被承認,但非市場經濟地位仍成為引發中外貿易摩擦的主要障礙,不利于中國FTA的建設,影響中國與他國或地區的FTA談判。
(二)服務貿易競爭力不高
中國涉外雙邊FTA合作內容集中于貨物貿易領域,在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合作層面是比較淺顯的。發達國家在建設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服務貿易不僅僅是談判之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建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后,成員享受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貿易在中國已經建立的或者是正在談判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但是這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發達國家是要求將服務的開放納入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之中,而談判雙方分歧的焦點和障礙卻往往就是服務貿易。
(三)國家沒有專門的機構
在發達國家建設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對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性貿易協定,作了極為充分的準備。為了能夠為本國選擇合作伙伴以及參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和建成后的政策實施提供參考,發達國家設立了專門的機構負責搜索和收集與建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有關的數據,以能夠對潛在的合作伙伴進行更為準確的研究和評估。這樣一來,就能站在主動的地位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但是在中國,則嚴重缺乏為建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決策服務的機構,更加的缺少對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現狀以及各國基本信息的整理收集和評估。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過程中,沒有宏觀思想的指導,導致了中國在建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
(四)缺少整體性的戰略安排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作為為國家安全以及整體貿易戰略服務的工具,在中國參與的涉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之間,應該保持相互的密切關系,以保持整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系統性。但是因為受各個方面要素的影響,在中國始終沒有形成完整和系統的雙邊、區域以及多邊并重的局面,也沒有形成協調發展的經濟安全戰略格局。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這使得中國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建設過程中,比較多的關注我國內部的經濟發展,考慮共同的利益、共贏的局面以及是否能夠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但是并未能全面的展開FTA布局,缺乏整體的戰略安排。
五、中國推進涉外雙邊FTA建設的對策
(一)提升綜合經濟實力
中國涉外雙邊FTA的建設旨在使得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等集為一體,而一國能否抓住并利用好FTA帶來的各種機會,是由這個國家是否具備完善的產業結構,是否具備強勢的產業基礎和企業或者企業集團。所以,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提高資源的配置,快速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發展生產力,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具體包括三個要求:(1)逐步改良國內的投資環境,科學合理的引進外國的投資,優化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2)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達到以質取勝,而不是單純的靠量;(3)提高中國跨國公司及其知名品牌的競爭力。
(二)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傾斜照顧弱小國家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員國之間,發展水平具有較大的差異性,這就使得經濟實力比較弱小的國家承擔較大的壓力,即調整成本,同時,這些弱小國家的國內經濟與市場結構也會受到很大的沖擊,這就需要經濟實力強大的成員向實力弱小的成員提供必要的照顧和傾斜,這樣就會比較容易實現雙贏,也能使得互惠互利的原則得以實現。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組建的雙邊FTA中或未來繼續與其發展雙邊FTA時,應充分為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考慮,充分尊重他們,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時,中國也應該基于這一事實,要求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給予一定的時間.
篇2
一、韓美fta的主要內容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
在農業方面，美國迫切希望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韓國則要求將部分農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談判結束，雙方才相互讓步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將大米排除在外，允許韓國保持進口配額限制；韓國則宣布只要國際獸疫局(oie)承認美國是控制風險國家，就恢復進口美國牛肉。其他農產品談判雙方也各有讓步。在汽車領域，美國希望韓國廢除所有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韓國則要求美國立即廢除轎車關稅，并在5年內廢除小型貨車關稅。雙方最終敲定，汽車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車立即取消關稅，大于3 000co的汽車在未來3年內取消關稅，小型貨車在lo年內取消關稅。韓國同意改變針對美國大型車的稅制，并在3年內將汽車特許權稅從10％降低到5％。在紡織品領域，韓美fta最終將執行“yarnforward”規定，即：fta下的紡織品必須在美國或韓國境內制造。這樣，美韓貿易中就有61％的紡織品被取消關稅。但作為特殊安全機制，對可能使相關行業受沖擊的紡織品進口，2年內仍可征收關稅。
二、韓美fta的戰略意圖
(一)促使韓國擴大開放范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在工業化后期開始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持續推行自由開放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其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70％，服務貿易比重達13.5％，超出其他主要國家。但wto多邊貿易體系作用并不明顯，相反，許多大國也紛紛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國家為主的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區域主義呈高速擴散態勢。韓美fra不僅意味韓國繼續適應經濟區域化趨勢，也意味韓國要繼續擴大開放，在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促使服務業及部分薄弱產業積極面對世界經濟自由化浪潮。此前，韓美各自締結的fta規模較小，不足以承擔經濟增長點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十大經濟體的fta，會給雙方提供更廣闊的貿易平臺和經濟增長契機，每年會增加多達2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研究表明，韓美fta可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長2％左右。屆時，gdp最高可增加135億美元，創造10萬余就業崗位。另外，非關稅壁壘的撤銷和公平競爭條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還可增加投資和技術轉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建立透明的會計制度，形成靈活的勞動市場，進而推進韓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二)分散韓國的對外依存度，擺脫其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對華出口比重則由5.2％增加至27.2％。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以零配件、原材料為主的對華出口成為韓國經濟的支柱。而且，韓國制造業海外投資50％以上集中在中國。雖然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拯救了后工業化時期的韓國經濟，但由于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致使中國經濟變動對韓國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韓國需要以韓美fta為契機，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美國市場份額，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多樣化規劃。
(三)使韓國擺脫“三明治”的被動局面，尋找東亞之外的平衡點。韓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內迅速達成，除美國政府“促進貿易權限”(tpa)即將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還是韓國政府出于“嚴肅的政治判斷”。韓國近年來一直擔心自己淪為東北亞的“三明治夾心”，害怕埋沒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韓國迫切希望扭轉競爭力上的頹勢，希望從這種“夾心餅干”狀態中掙脫出來，希望通過締結亞洲最大規模的fta來扭轉局面。韓美fta有助于韓國重新調整貿易關系，減少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頻繁引發的貿易摩擦，降低韓國對日本商品的依賴和逆差狀態。今后在美國市場上，韓國所享有的優惠將有利于與日本產品競爭。
(四)有利于韓國與中國爭奪美國市場，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美國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每年進口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因此，在美國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韓國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已從1995年的3.3％降到現在的2.6％。而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達14.6％，10年間上升1倍多。韓國認為，中國的急劇增長，壓縮了韓國在美的市場空間，這種趨勢今后仍有可能繼續。韓國正處于必須尋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與美國簽署fta，正是為增強其競爭力，屆時韓國商品就無須再懼怕“中國價格”。韓國對美出口預計會增加353至462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韓國對美出口額(438億美元)。特別是汽車、纖維、電子等主要出口產品的對美出口將會大幅增加。
(五)形成韓美同盟，牽制中韓的融合。韓美fta除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包含復雜的政治因素。其一，韓國在長遠戰略上想做中美之間的“勢力均衡者”，以便在東北亞地區求得良好的生存發展。其二，美國在長遠戰略上要牽制中國，牽制中韓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韓國的“平衡戰略”，以達到“更深介入亞洲”的目的。對韓國而言，作為唯一與美國締結fta的東北亞國家，韓美fta 將使雙方在已有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同盟，從而形成“整體同盟”，提升自身“東北亞平衡者”的地位。對美國而言，韓美fta的經濟含義與政治含義也同等重要。防范與牽制中國是美國與韓國簽署fta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希望通過美韓fta加強同東亞的聯系，牽制韓國進入中國經濟圈，削弱中國對東亞的影響。
(六)主導東亞via進程，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韓美via通過爭奪東亞via進程的主導權，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形成對中國的無形壓力，迫使中國在今后fta談判中做出讓步。近年來，為爭奪東亞貿易主導權，美歐都在加速實施亞洲fta戰略。韓美fta標志著美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舞臺的via戰略已拉開帷幕。歐盟與韓國的via談判也已開始啟動。美歐2007年5月與東盟就開始via談判達成協議。美歐之所以在亞洲加速via戰略，是擔心中國在東亞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美國認為，東盟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加強了中國的領導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國家與之進行via談判。相反，美國在亞洲的via談判處于陷入僵局的危險，布什總統在貿易方面的“快速審批權”也將到期。如果歐盟現在開始進行自己的fta計劃，美國在亞洲及廣泛多邊體系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被削弱。韓國via戰略也有類似考慮。韓國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三步走”戰略，即先是美國，然后是歐盟，最后是中日。
韓國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擴大影響的重大舉措，通過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簽訂fta，韓國將首先掌握fta標準的話語權，繼之與歐盟、加拿大的談判也都不會很難，進而在東亞via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韓美via達成后，中國和日本都表現出一些急迫情緒，歐盟也稱要在年內結束談判。這使韓國意識到先同美歐談判就可以“要挾”鄰國對自己做出讓步。
三、韓美via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被動局面。韓美fta意圖削弱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韓國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縛，擺脫中日夾擊下的“三明治”尷尬局面，實現經濟上的“平衡外交”，在東亞via進程中為韓國贏得話語權。如果韓國與歐盟via談判成功，那么韓國就幾乎掌握了全部主動權。這意味著中國不得不考慮“10+3”框架之外更廣泛的via戰略，擴大中國的選擇范圍，以贏得東亞via進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韓美via將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產生影響，促使中國形成并實施自己的fta戰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貿易轉移損失。韓美大部分產品實現零關稅后，對中國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韓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中美農產品在韓國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對華投資的轉移。中國與韓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部分產品重疊，由于韓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其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韓國擠占。同時，由于美國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較強，可能威脅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的出口。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韓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不過中國與韓國有地緣便利優勢，加之中國農產品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韓美間的零關稅，不僅會使韓美間相互投資增加，也會使試圖進入美國市場和韓國市場的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增加對韓投資。
(三)中韓fta談判將更加艱難。韓美via為韓國與中國、歐盟via談判增加了籌碼，可能效仿韓美via模式，如，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之外，并要求繼續維持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護性關稅；或在與中國進行via談判時也持此強硬立場。所以，農業問題肯定是中韓fta談判的焦點和難點。如果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對韓國讓步，將對中國更不利。在這方面，中國須作好充分準備和謀劃。韓美fta使中韓和日韓via談判產生壓力。日本表示隨時可以談，中國也顯示出可在農業方面退讓一步以盡快開始談判的姿態。但韓國在與美國的談判取得成功后，并繼續與歐盟談判的情況下，對中國的談判勢必要價過高，談判將更加困難。
韓美fra對我國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的，貿易轉移對調整中韓貿易結構、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韓美簽署via，對中國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認真分析，采取對策，減少負面影響。
四、中國的對策
目前，中韓via尚處于聯合研究階段，雖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韓fta的建立還存在一定難度。韓美fta給中國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給中國fta戰略和中韓fta發展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是不必急于簽署中韓fta。鑒于韓美via的諸多“折扣性”條款和例外條款，中國的態度應是不溫不火、不急于與韓國達成協定。這與韓國對待中韓fta的態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國應更積極穩妥地讓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效應顯現出來，提高中國的談判籌碼。借鑒韓美fta的戰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fta一樣，完善和堅持自己的fta戰略，掌握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動權。三是保護和利用好本國市場。韓美fta談判的歷程顯示，市場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尤其是對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如果過于開放市場，別國就會失去與之進行fta談判的動力和積極性。
對未來中韓fta談判，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韓美fta的談判過程始終貫穿著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的原則。為盡快達成協議，韓國在汽車、牛肉上作出讓步，美國在農產品和開城工業園產品原產地認證上作出讓步。中韓fta最大的障礙仍是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及開放程度問題。目前，韓國以高額關稅阻擋中國農產品進口，一旦fta談判開始，農產品將成為雙方爭論的最大焦點。為能促成中韓fta，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各自有所讓步。
(二)對敏感產業采取例外與分階段推進方式。fta具有階段性推進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漸的方式來取消關稅，并把雙方較敏感的領域作為例外處理。在對待敏感產業問題上，應采取韓、美fta中的過渡期安排，以緩解短期沖擊，獲得雙方國民的支持。在雙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幾年到十幾年不等的時間作為緩沖期限，以達到既保護民族產業又促進雙邊貿易的雙贏目的。雙方可根據本國國情，找出最薄弱的產業部門作為例外產品，待到較為成熟時再對外開放。
篇3
談到邊際優勢戰略以及日本經濟的成功，我們不免想起“東亞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將反映出“東亞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間的本質聯系，這同樣有益于我國在發展同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關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獻回顧
按照主體的不同，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關系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以東道國為主體，研究東道國外來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這種研究除了母國和東道國之外涉及到第三國，投資和貿易之間的關系也相對疏松。另一類以母國為主體，研究母國對東道國投資與兩國貿易之間的關系。在此只涉及母國和東道國，投資與貿易之間的關系相對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屬于后者，本文中的國際投資指對外直接投資，即FDI。
首先對國際投資與貿易關系進行研究的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標準的古典國際貿易模型為基礎，通過嚴格的假定，得出了國際投資替代國際貿易的結論。在隨后的60年代，又有學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資替代貿易的結論，其中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按照該理論，一般情況下，投資和貿易只是一種轉化關系，只有在投資提早發生的情況下，才發生投資對貿易的替代，而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條件下，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國際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越來越明顯。另一個研究來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認為，關稅導致的對外投資使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部門獲得了發展，因此減少了對外貿易量。
70年代開始出現投資和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證明生產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可能既有替代關系也有互補關系。這一時期最著名的論著來自于。日本小島清教授(1977)。小島清特別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將對外投資和貿易統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指出國際投資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管理方式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因此，對外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就是本文所談邊際優勢戰略的理論基礎。按照小島清的理論，國際投資一方面可以通過相近水平的技術轉移把東道國的比較優勢發掘出來，另一方面使母國集中資源開發新的技術并形成新的產業，因此將會擴大兩國的貿易。
無論是Mundell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梁志成，2001)。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計量方法與工具上的局限。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同時更多的研究成果證明投資與貿易之間具有互補關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據美國70年代的統計數據，對美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母公司的出口行為進行了研究，發現同類產品的子公司的年產量與母公司對這些國家的出口總量呈正相關關系。Lipsey等人(1984)還進一步研究發現這種正相關或至少非負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80%的產業部門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由于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就會存在大量的公司內貿易和對中間產品的需求，對外投資將會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Ethier(1986)的研究給出了同樣的結論。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產品的成長內生化，證明了在一個動態的模型中國際化生產和貿易可以是同時擴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則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貿易和要素流動(FDI)的相互苯系，指出兩者之間究竟表現為替代還是互補，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還是“非合作”的問題。
90年代的研究延續了80年代的趨勢。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結論，他們重點研究了美國80年代以來的情況，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與FDI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隨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Pattie(1994)根據對外投資的動機不同將FDI分為市場導向型、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3類，認為只有市場導向型FDI容易替代對外貿易，而后兩種類型投資則增加貿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結論。Pfaffermayr(1994)就奧地利FDI和出口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它們之間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間11個世界上最大引資國的出口和FDI的關系，其中有4個國家顯示出口是FDI的格蘭杰原因，只有一個國家顯示FDI是出口的格蘭杰原因，其余6國顯示出口和FDI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與此同時，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證明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但不可忽視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結論，即在東道國存在貿易保護的情況下，FDI會替代母國的出口貿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體的實證研究為特征，且研究結果以FD!與貿易之間具有互補關系為主。張如慶(2005)的研究顯示我國對外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對外投資對貿易總額的影響不明顯，而項本武(2005)得出的“中國對外投資是出口創造性和進口替代型”的結論對此給予了解釋。王洪亮和徐霞(2003)證明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和中日貿易之間的確存在著長期的互補關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但FDI和進口僅有單向的因果關系。王洪慶、張浩和朱榮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國在華投資與對中國總進口、工業品進口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與工業品出口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投資與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級產品進出口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同時，王洪慶和朱榮林(2004)的研究表明，東盟對華直接投資積極地推動了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發展，且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貢獻率較高。李保明和劉震濤(2004)的實證結果顯示，兩岸貿易總額、大陸進口和出口均表現出關于臺商投資的顯著正相關性，這說明臺商投資對兩岸貿易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認為貿易與海外直接投資之間為互補關系，且兩者之間貿易更傾向于為主導因素；韓國學者Lim和Moon(2001)證明，當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投資，而投資是新設立的或者投資產業在母國是夕陽產業時，FDI和貿易之間是正相關關系；Blonigen(2001)深入到產品層次進行了分析，發現貿易和FDI之間既有替代也有互補的關系，而且替代效應的發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時間急劇變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側重，在此再對邊際優勢戰略和小島清的邊際優勢理論進行進一步的說明。邊際優勢戰略的概念來源于小島清的邊際優勢理論，但應該注意的是，邊際優勢戰略所代表的經濟行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島清概括出來。邊際優勢理論更多地是一種國際投資理論，但因為它把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在同一基礎上進行分析，所以對投資和貿易的關系也給予了研究。同時也正因為它側重于國際投資的研究，對兩者關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邊際優勢理論，對外投資應該從國內處于邊際優勢即相對劣勢的產業開始，而處于相對優勢的產業則進行對外貿易。按照小島清的分析，對邊際產業的產品需求應通過向海外投資的企業進口來實現。所以，小島清論述的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更多地是母國投資與進口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單向的正相關關系。但與此同時，小島清也論述了兩國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和貿易總量的增加，間接地論述了投資和出口的關系，這同樣是單向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基于邊際優勢戰略，對投資和貿易之間的關系作這樣的理解還遠遠不夠，況且如上所說，小島清的理論是基于對現象的描述與分析，沒有通過計量方法得到實證檢驗，而本文將在上述方面給予補充和進一步的研究。
篇4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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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一澳大利亞貨物貿易發展現狀
澳大利亞是WTO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成員之一，也是貨物貿易的凈進口國。在國際貿易中，澳大利亞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煤炭、非貨幣黃金、鐵礦石、原油和牛肉等，以初級產品為主；進口商品則以乘用車、原油、計算機、醫藥和通信設備、紡織品等制成品為主。澳大利亞主要的貿易伙伴有日本、美國、中國、新西蘭、英國、韓國等，中國是其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商品來源地。雙邊貿易中，中國主要出口輕紡、機電等制造業產品，進口則以鐵礦石、羊毛、奶制品、谷物等原料性產品為主。中國在中澳貨物貿易中一直處于逆差地位，逆差金額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從最近的統計來看，中澳貨物貿易在1995-2006年的發展過程中，大致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的特征都有顯著差異。第一階段，即1995-1998年，中澳貨物貿易發展平穩，但貿易規模處于較低水平。中國的進口基本在30億美元左右徘徊，出口則在20億美元上下波動，貿易逆差則年度間差距明顯，最高的1996年達到17.6億美元，而1998年則只有3.2億美元。在此期間，中國進口額和出口額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只有3.6％和3.4％。第二階段，即1999-2006年，中澳貨物貿易額增幅雖然在2001年有一定下滑，但雙邊貿易規模整體仍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中國的貿易逆差在此期間也有一定增長。
中澳貨物貿易規模在1999-2006年間迅速擴大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澳大利亞貿易戰略調整的結果。隨著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澳大利亞日益重視對中國市場的開拓，并通過加大出口產品的營銷力度來促進對中國的出口，其國家貿易委員甚至通過設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的辦事處及分支機構，無償為中國企業提供本國產品和服務的最新信息。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以來貿易自由化的有利影響。1999年以后，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8年世界經濟動蕩影響的逐漸減弱，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快，國內需求持續擴張，在這種情況下，伴隨著人世后中國進口商品關稅的大幅度減讓，雙邊貿易規模得以急劇擴大。
二、中澳貨物貿易的驅動因素分析
(一)政治層面的理解與合作
中澳兩國對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差異的承認和尊重，是雙邊貿易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可靠保證。澳大利亞政府始終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并且是較早完成與中國加入WTO組織雙邊市場準入談判的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中較早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國家之一；近年來，中澳兩國高層訪問頻繁，政治關系良好；2006年3月，第四輪中澳自由貿易區談判已經結束，兩國在貨物貿易、農產品貿易、服務貿易和法律議題等4個領域取得一定進展，中澳自由貿易區談判進展順利。因此，兩國在政治層面形成的相互理解并合作的氛圍可以為兩國貨物貿易的順利發展提供有利保障。
(二)雙方貿易戰略的調整
中澳兩國貿易戰略的調整是推動雙邊貨物貿易加快發展的契機。人世以來，中國進一步加快實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戰略，在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為緩解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保證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也適度增加了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這一調整非常有利于澳大利亞極具競爭力的鐵礦石、農牧產品對中國增加出口。而對于澳大利亞來說，由于歐美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貿易摩擦接連不斷，也加快推進多元化全球貿易戰略的實施，其中，開拓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市場成為其貿易戰略的重點，不斷加大市場營銷力度，并積極推動FrA戰略實施。因此，兩國貿易戰略的調整也有利于雙邊貨物貿易規模的擴大。
(三)雙邊貿易的互補特征
兩國生產貿易的互補性以及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變化，是雙邊貿易關系加快發展的基礎。中澳兩國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生產傳統差異顯著，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部門結構也有明顯區別，澳大利亞資源密集型產品、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優勢顯著，許多產品品質都更符合環保和健康的要求，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具有絕對優勢，雙邊貿易具有天然的互補性，傳統的產業間貿易尚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國制造業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在雙邊貿易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一方面，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帶動下，中國產業升級的步伐加快，高附加值的電子、通信和電腦等加工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增長迅速；另一方面，得益于不斷引進的高新技術，澳大利亞機械和運輸設備業近年的國際競爭力有所增強，出口也相應增加。因此，兩國固有的產業間貿易的巨大潛力加上產業升級導致的產業內貿易規模的擴大，都使得雙邊貨物貿易的前景看好。
(四)貿易環境的日益自由化
中澳兩國所實施的貿易自由化政策，會成為兩國貿易關系加快發展的推動力。作為凱恩斯集團的主席國，澳大利亞積極倡導國際貿易自由化，其大多數產品的市場都比較開放，貨物進口的約束關稅水平較低，2004年所有貨物的平均關稅率僅1.57％，在世界主要貿易國中屬最低之一。而中國自1992年起開始關稅削減，入世后更是根據承諾大幅度降低了進口商品的關稅率，2006年主要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率只有10％，并且還將繼續減讓。此外，中澳自由貿易區市場準入談判的啟動，意味著雙邊貿易的關稅、非關稅壁壘還會有一定降低。因此，日益自由化的貿易環境將極大促進雙邊貨物貿易的發展。
三、中澳貨物貿易的約束因素分析
(一)澳大利亞嚴格的非關稅壁壘
澳大利亞相對嚴格的非關稅措施也是雙邊貿易規模繼續擴大的一大障礙。相對于優惠的關稅政策，澳大利亞的技術性貿易措施(TBT)和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SPS)比較嚴格，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食品領域
的技術法規和標準過于苛刻，且體系較為復雜、分散；二是對生物技術食品實施了苛刻的批準制度和標簽制度。包括全面的食品營養標簽規定等；三是其他國家動植物產品在進入澳市場前要接受程序復雜、持續時間較長的進口風險分析(Import RiskAnalyses，IRA)，等等。澳大利亞各項非關稅措施被普遍認為過于嚴格和保守，已經影響到世界主要貿易國產品的對澳出口。因此，澳大利亞嚴格的SPS等非關稅措施也將成為中澳貿易規模擴大的障礙。
(二)澳大利亞的貨物貿易規模
澳大利亞的對外貿易規模是雙邊貿易加快發展的制約。雙邊貿易規模直接受制于兩國各自的貿易發展水平，尤其是經濟規模相對較小一方的貿易規模。澳大利亞經濟發達，產出豐富，但由于人口規模僅2000萬左右，所以國內市場、絕對生產能力與世界貿易強國相比有一定差距，這直接影響到澳大利亞的出口產品種類和對外貿易規模。以2004年為例，中國貨物出口5934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6.5％，進口5614億美元，占全球進口總額的5.9％；而澳大利亞的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只有802.2億美元和975.1億美元，分別只相當于中國的13.5％和17.4％。這表明澳大利亞相對單一的出口商品結構和較小的貨物貿易規模一定程度上將會制約中澳貨物貿易的發展。
(三)中澳單一的貨物貿易方式
中澳單一的貿易方式也是不利于雙邊貿易規模的擴大。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來料加工貿易方式占了近50％的份額，此方式有利于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升出口商品技術水平，對于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就中澳貿易來看，由于澳大利亞國內市場有限、經濟結構單一，所以兩國之間開展加工貿易受到一定限制，一般貿易方式始終在雙邊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受此種貿易方式的影響，中澳貿易發展很難出現質的飛躍，而只能隨著雙方市場需求的變化而平穩發展。
四、對策建議
首先，要高度重視并積極發展與澳大利亞的貨物貿易。中澳產業結構、貿易產品結構明顯互補，大力促進中澳貨物貿易的發展，有利于中國“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戰略目標的實現。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轉變觀念，主動了解澳大利亞市場，積極參加對方舉辦的各種展覽會、展銷會，加強同其國內各商會的聯系，以進一步發展中澳貨物貿易關系。
其次，確定中澳貿易的戰略目標，統籌安排貨物的進出口，以做到按計劃行事。可考慮由商務部于每年年初《澳大利亞市場行動計劃報告》，綜合評估其經濟運行趨勢、當年經濟與貿易政策影響、具體到各產業部門的增長潛力等，以具體指導中國外貿企業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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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經濟貿易；對外貿易；戰略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9.247
自上世紀90年代始，伴隨著現代化信息技術的深化發展，貿易、投資、金融日益趨向自由化，世界經濟開始步入全球化時代。經濟全球化幾乎席卷了全球所有國家，每個國家都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全球化經濟之中。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貿易自由化為基礎，貿易自由化使各國更加有序的參與到國際貿易之中。我國加入WTO后，我國貿易自由化發展進程逐步加快，當前，我國在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在貿易自由化深入發展過進程中，應竭力爭取利益，規避風險，不斷提升參與國際貿易的綜合競爭實力，保證國際經貿的有序安全。在世界經濟力量向發展中國家轉變，在多邊貿易體系自由化逐漸放緩，區域自由貿易快速發展，服務貿易飛速前進的趨勢下，我國應順應這一新形勢的發展，調整與之相適宜的外貿戰略，緊抓利益增長點，促進國家對外貿易綜合實力的提升，推動對外貿易的持續穩定發展。
1 國際經濟貿易發展趨勢
1.1 世界經濟力量向發展中國家傾斜
長期以來，世界經濟中美國、歐洲、日本占據主導，上世紀90年代前后，世界經濟格局形成了以美、日、歐為中心的“三足鼎立”狀態，而21世紀后，這些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甚至趨向低迷狀態。而此時，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經濟走向高速發展之勢，2015年，世界各國GDP排名中，中國位居世界第二，GDP總量為10.3萬億，巴西位居第七，GDP總量為2.5億萬，印度、俄羅斯緊隨其后為2.1萬億。相關研究表明，未來10年，新興力量的金磚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力量上將趨平。
1.2 多邊貿易談判放緩
現今，世界貿易已然進入貿易自由化發展趨勢，然而與此同時，保護貿易仍在存在，并與之相對立。針對這種情況，世貿組織進行多次多邊貿易談判，但因許多國家未能在一些問題上形成一致，使得多邊貿易談判始終陷于僵局。盡管如此，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仍在持續前行。當前，WTO將進一步就農業問題、服務貿易、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轉讓等問題做深入談判，著力協調各國立場，努力尋求適宜的解決方法。
1.3 區域自由貿易快速發展
上世紀90年代后，步入經濟轉軌階段的國家促使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勢頭向好，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雙邊貿易談判放緩，世界各國貿易以區域經濟合作為主要途徑，國際經貿自由化發展更加深入，國家經濟貿易更加便捷。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促進了區域經濟自由化、一體化發展進程，世貿成員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上更加頻繁，區域自由貿易更加活躍，且深入快速發展。
1.4 世界服務貿易蓬勃發展
現今，服務貿易儼然已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更是國境經貿中的最高利潤增長點。在電信、通訊、保險等新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今天，這些都屬于服務貿易中擁有較高附加值的部門，而位于領先地位的依然是北美、歐洲等發達國家。
2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選擇
2.1 轉變出口貿易結構，更新出口貿易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對外貿易戰略伴隨著國際經貿形勢而不斷調整，但一直以來，出口貿易仍為主要的對外貿易形式，且近年來經濟貢獻巨大。但當前的出口貿易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在出口結構上，出口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導，科技含量低，市場競爭力不足。對此，我國應適時轉變對外出口結構，更新出口方式，著力提升產品科技含量，推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與生產設備，有效提高出口產品品質，增強其在世界市場中的綜合競爭力。
2.2 大力發展戰略性貿易
對于我國在世界市場中競爭力不強的產業，如鋼鐵、汽車等產業，核心技術與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缺乏，主要技術依賴進口，而這些產業又是國家工業產業的重要支柱，對此，我國應對其給予大力保護與扶持。對此，國家應大力扶持高校、企業及科研機構的科研開發，構建科研成果轉化部門，培育發展高科技產業。同時，國家制定適宜的科研補貼，為外貿產品的科研開發提供物質支持。
2.3 著力提升服務貿易發展水平
服務貿易是一國對外貿易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但是當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整體水平滯后，競爭能力不強，對此，我國應著力推動新型服務型產業的發展。第一，政府為服務型產業發展營創良好外部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人財物力的支持，著力改進傳統服務產業發展基礎，為服務貿易發展制定m宜的戰略舉措。打破壟斷模式，提高服務業綜合競爭能力，建立健全服務貿易立法，完善貿易管理機構。其二，優化服務質量，完善出口結構，著力提高傳統服務業服務管理水平，提升勞動者素質。具體而言，電信行業應做好對外投資，推動跨國經營；保險投資咨詢行業，優化出口結構，提升服務質量，結合國家相關政策對行業進行兼并重組，不斷擴大自身規模，增強其服務管理水平。
2.4 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之中
基于現如今經濟一體化持續發展的大環境，我國應積極融入其中，以增強自身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實力。對此，應從以下幾點著手：第一，密切與港澳臺的合作，促進我國經濟的全面發展與繁榮；第二，立足現實，縱觀世界大局，放眼未來，在世界格局中，在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背景下，找尋與我國關系友好且需求互補的合作對象。
3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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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興經濟力量發展迅速世界經濟中三個主要的力量是美國、日本、歐洲，這三個部分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3左右，進入21世紀后，其經濟一直處于緩慢發展的狀態。發達經濟體由于在最初經濟發展階段起點比較高，因此導致了一系列問題，諸如，人口老齡化、經濟空心化以及國內需求不足等，這些原因造成其經濟一直處于低緩的狀態，想要發展就需要外在因素刺激。但是，相對世界上其他的新興力量，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根據相關統計研究表明，十年后，兩者之間的經濟力量將相對持平。
(二)多邊貿易體系談判進展緩慢當代世界貿易已經逐漸朝著貿易自由化方向發展，但是同樣還存在保護貿易和自由貿易對立的情況。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針對兩者之間的問題組織了多次的貿易談判，但是由于多方國家在很多問題上不能達到一致，致使貿易談判一直處于僵局。雖然多邊貿易體制的談判一直處于僵局，但是貿易自由化、全球化并沒有停止。目前，世界貿易組織仍就對服務貿易、技術轉讓、農業問題等問題組織談判，進一步協調各個國家的立場，尋求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法。
(三)雙邊、區域自由貿易相對活躍實現貿易自由化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實行雙邊、區域經濟合作。雙邊區域經濟合作主要從英國和法國簽訂的科博登條約開始。隨著全球經濟轉型，近些年，在多邊貿易發展緩慢的情況下，各國提高對外貿易合作的主要途徑就成了雙邊區域經濟合作。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參與了雙邊區域經濟組織，諸如，歐洲、亞太以及北美成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組織、南美的安第斯共同市場等。
二、我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體制也在不斷地改革，我國對外貿易規模也在不斷加大。2011年時，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額居世界第一，進口額居世界第二。在國際經濟貿易發展下，我國應該制定符合國情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提高。
(一)提高出口貿易結構和方式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一直都在不斷的進行調整，但是從整體上看仍然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對外貿易方式，并且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出口貿易也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出口的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競爭力低、出口市場單一等。因此，國家需要對出口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轉變對外貿易方式，將對外貿易從數量取勝轉變為質量技術取勝；對技術密集型產品在稅收上應制定相關優惠政策，促進其較快發展等。
(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是服務貿易，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不僅體現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水平和競爭力，而且還能夠體現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現代化水平。目前，我國的服務貿易呈整體滯后的情況，競爭力較低。因此，我國應該大力發展新興生產型服務業，促進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的提高。提高服務產業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政府應該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主要可以提高對基礎設施的建設規模，加強人力、財力以及技術投入，制定服務貿易綜合發展戰略措施，為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改造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打破相關領域的壟斷模式，提高競爭力，并且逐步完善服務貿易立法以及貿易管理機構。二是改善服務質量，優化服務貿易出口結構。傳統的服務業應該提高其服務管理水平，提高人力資源的開發以及勞動人員素質，促進自身服務能力的提高。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電信行業。電信行業主要的提升方式就是對外投資，實行跨國運營。二是保險、咨詢服務等行業。這類行業在改善服務質量以及優化服務貿易出口結構時，主要應該結合國家政策，通過聯合、兼并的模式進行行業重組，擴大自身發展規模，避免和禁止惡性競爭，提高服務管理水平。三是計算機以及信息服務行業。該行業應該充分挖掘出自身的發展優勢，努力提高和完善自身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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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加劇，與中美貿易額的上升是成正比的。中國企業和產業在走向升級，貿易摩擦也在升級。數據表明，中美互為對方第二大貿易伙伴，2011年雙方全面貿易額突破4000億美元。伴隨雙方貿易往來接觸面的增大，摩擦有增無減。然而，貿易摩擦只是美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一部分，美國正在按照自己的規則重塑全球的貿易規則，即由原來提倡的“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轉變。
公平貿易聯盟于1881年在英國成立以限制來自外國進口商品。在美國，商界以及工會都利用“公平貿易”法來構建所謂的“進口商品鐵網屏障”。而今，美國更是成立特別貿易小組直指“不公平貿易”。
3月5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修訂《1930年關稅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國商務部對中國、越南等國獲得政府補貼商品征稅的權利。而就在早前的2月28日，按照奧巴馬國情咨文中的打算，美國終于啟動了跨部門的貿易稽查中心。
新機構成立有兩大看點，一是新機構的設立將幫助奧巴馬實現其出口增加目標，從2009年的1.57萬億美元，到2015年的3.14萬億美元；二是這個新機構將協同美國多個部門以應對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劍指中國，事實上是“超貿易保護主義”風潮的“回暖”。
事實上，從本世紀初，就興起了“超貿易保護主義”，也被稱為新貿易保護主義，是以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措施為主要表現形式。目的是想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排斥競爭性的威脅。“超貿易保護主義”大多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利用WTO規則實行貿易保護。由于現行多邊貿易體制并非無懈可擊，一些國家總是千方百計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美國的“301”、“337”條款都屬于這類性質。
美國一向標榜自己為自由貿易的楷模，但全球產業分工卻加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但又不能放棄自由貿易的大旗。于是近幾年，美國對國際貿易關系做大幅度的調整，提出的所謂“公平貿易”，而美國也把WTO制定的《反傾銷協議》以及保障措施條款等當成新的貿易保護工具。
美國一方面違背WTO原則，對本國戰略產業實施過度保護，意圖擴大本國壟斷產業在國際市場份額，轉移利潤；另一方面，卻苛責別國實行不公平貿易做法，扭曲市場競爭。因此，實質上美國提出的所謂“公平貿易”名義上是更具合理性，但形式上卻更具隱蔽性，戰略上更具進攻性的“超貿易保護主義”。
更有甚者，美國還聯合日本、歐盟對中國稀土出口問題向世貿組織提訟。從中國的立場而言，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強并不斷完善對部分資源類產品，特別是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資源性產品的管理，目的在于保護資源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擁有龐大稀土儲量不愿開采的美國卻指責中國通過出口限制阻礙全球競爭，并使得美國公司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這樣看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不公平貿易”呢？
當前最需改變的是全球不公平的貿易規則體系，由于制定規則者話語權的非對等性和規則適用對象的差異性，使得一些發達國家得以借公平貿易之名行貿易歧視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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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
（一）現有的出口增長方式導致我國資源環境壓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長越多，對能源和資源的消耗就越多，對環境的破壞就越嚴重。我國目前已經是一個能源和資源消耗大國，如果我國繼續保持這種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為基礎的粗放型出口增長，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資源并不是為生產和消費所消耗的，而是為其他國家生產和消費所消耗的，讓本來已經很脆弱的資源和環境來承擔這種高消耗的發展道路，只能是擁有短期利益而損害長遠利益。通過出口廉價商品、污染環境、浪費資源、拿低工資，卻讓其他國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產品，顯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期望。
（二）對外貿易摩擦越來越大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大，世界貿易組織的信息顯示，截至2005年，我國已連續12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和被實施反傾銷措施數量最多的國家，入世以來，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形勢呈現新特點：摩擦從個案轉向體制層面；摩擦領域逐步由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領域擴展；從反傾銷向多種貿易保護手段擴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條款、337知識產權調查、質量、技術、衛生和環保標準等各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手段；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量，已占到我國遭受反傾銷案件總數的60%。如果我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多，今后的貿易糾紛可能會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適宜的國際環境。對外貿易摩擦的不斷蔓延和升級，不僅意味著我國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困難，而且還會對宏觀調控和對外政治外交關系造成嚴重干擾。
（三）出口的高速增長并未實現貿易技術水平的提高
事實上，如果單純考慮分工各方的比較優勢，并據此從事產品生產，雙方將各自產品拿到國際市場進行交換，雙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較優勢進行自由貿易，有可能使發展中國家被鎖定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專業分工當中，這也不足以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劣勢，關鍵是先進產業的國際比較優勢要比落后產業的國際比較優勢有更強的市場操控力，勢必造成擁有落后產業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依賴發達國家。我國正面臨如此的尷尬，我國出口產品在面對發達國家出口產品時，顯示出交換弱勢，也就是我國不能夠從發達國家那里以合理價格換回我國需要的產品，甚至根本換不來我國需要的高技術產品。在交換中我國產品顯示出的弱勢，使我們希望通過交換獲取公平利益及通過交換提高技術水平、進而提高競爭力的想法無法實現。
世界及國內經濟環境對我國外貿發展的不利影響
（一）世界經濟環境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發展
我國在世界產業分工中處于產業末端，獲利較少。發達國家在將傳統產業結構向外轉移的同時，壟斷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而在世界貿易額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術商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較為有限。這樣，我國在擴張的世界貿易總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額將取決于競爭力的強弱和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程度。
我國出口產品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近年來，全球一般加工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原材料和能源價格持續上漲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價格呈下降趨勢，而生產成本在增加，為了在有限的市場中占有更多份額，國際經濟矛盾將繼續會加劇，市場爭奪會更加激烈。
歐美國家經濟的普遍衰退會制約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盡管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央行努力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市場信心將無法一時改善，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及消費方式會發生重大調整，必將導致投資及消費減少，有可能會由于歐美公司的撤資造成我國大量資本外流，同時也會由于發達國家消費結構的調整而造成出口減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進一步會演變成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再加上由于大規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貨膨脹尚未解決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可能會由于流動性過大而進入新一輪經濟滯脹。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勢必會長期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
（二）國內經濟環境不利于對外貿易發展
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不利于中國對外貿易戰略轉變。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我國消費已經增長的很快，但投資更快，表現在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服務業發展慢，比重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比較突出，貧富差距依然很大。經濟增長依然沒有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部分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導致生產能力過剩，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不斷惡化，已經成為經濟運行的一個突出問題。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還在加劇，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已經過萬億，國際貿易摩擦愈演愈烈。對外貿易現實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轉變。出口商品結構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仍然附加值偏低，工業制成品中自有知識產權的產品占比較低，以加工貿易為主，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值中附加價值較低，這也是收益少、缺乏競爭力的主要原因。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缺乏支撐動力。目前總體講，出口結構優化與國內產業升級的技術進步缺乏密切聯系和促進。國有企業缺少依靠自身力量進行技術改造、產品結構優化調整的積極性和實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難以較大提高。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工業的落后，使加工貿易難以大面積地對相關配套產品進行進口替代。加工貿易占外貿出口比重過大。由于加工工業未能實現中間投入品、相關配套產品的進口替代，導致加工工業與國內工業發展關聯程度較低。我國沿海地區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優勢，正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幣升值、原料價格上漲趨于減弱，正在喪失加工工業的發展條件和貿易機會。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障礙分析
（一）需求轉移障礙
我國目前的出口商品結構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之所以我國產品出口每年以23%的規模增加，是因為國際市場對我國現有產品的需求帶來的，基本的經濟規律告訴我們，市場需求決定供給，我國現有的出口產業結構是由于現有的國際市場的需求結構決定的，如果對現有的對外貿易戰略進行調整，就要求我們對現有的產業結構即供給結構及需求結構進行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通過宏觀調控實現，但是微觀層次一般表現為從事粗放型出口產品加工制造的企業必需作出三個方面的選擇：一是轉型。轉型需要資本、技術的投入，而資本技術投入往往是我國大多數企業尤其是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的關鍵；二是倒閉關門。倒閉關門必然會造成大量失業；三是轉移市場。將出口轉移到國內，市場轉移會導致國內市場供給過剩。
（二）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與國內產業升級相互矛盾
實現國際收支均衡要求進出口平衡發展，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產業結構都是為出口導向型戰略服務的，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調整在長期以來形成的競爭優勢將不存在，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長時間的積累，而且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形成也不僅僅是技術投入和科技創新的簡單實現，它需要形成以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產業鏈，并且需要形成較細的產品分工，有可能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產業結構的調整。
（三）結構調整造成既得群體利益損失帶來的障礙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結構形成了我國大量為該出口商品結構服務的產業，包括制造業及服務業，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意味著現有的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務的制造業及服務業將會被大大受到限制，這部分人群會面臨失業、關門的威脅，他們的利益會遭受損失。這一群體不僅僅包括工人與業主，實際上結構調整會導致地方經濟增長率下降，從而影響一些官員的政績，在對外貿易戰略調整實施中，他們會因為自身的利益遭受損失而反對相關政策的實施，如何妥善解決制度變革中，部分群體利益的重新分配，維護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一大障礙。
新型對外貿易戰略的構建
篇10
關鍵詞：國際經濟集團化;外經貿戰略;影響
一、引言
現階段，世界經濟發展中集團化區域趨勢不斷加強，對全球的貿易與投資均有著深刻的影響，本文將分析目前國際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及其對我國對外經貿戰略制定的影響，并闡述在新的環境下我國對外經貿制定的戰略。
二、目前國際經濟集團化的基本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世界經濟呈現出了國際經濟集體化的趨勢，同時此趨勢在不斷增強，在此環境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也在快速發展，進出口的總額在全球的貿易總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現階段，國際經濟集團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國際經濟集團化有著較為顯著的中心國，中心國在集團化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基本中心國的角色均由大國在承擔。其二，國際經濟集團化的規模在不斷擴大，涉及的國家逐漸增多。
目前，國際經濟集團化中影響最大的便是歐洲共同體、東亞經濟一體化與北美自由貿易區，這三個國際經濟圈的作用是顯著的，對國際經濟的發展有著促進的作用。在國際經濟集團化中其中心國是由大國承擔的，同時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其中歐共體的發展速度是最迅速的，北美貿易區的經濟實力最突出。在北美貿易區，其中心國為美國，美國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在歐共貿易區，其中心國為德國，德國在統一后，其經濟實力大幅度提升，同時其領土、人口等方面均有所增長，德國作為中心國的作用日益顯現。[1]
三、國際經濟集團化對貿易與投資的影響
隨著國際經濟集團化趨勢的逐漸增強，對貿易與投資均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部分國家在其影響下，獲得了更快的發展，但部分國家受其影響，其貿易與投資受到阻礙，制約著其發展，主要是由于國際經濟集團化在地理結構、供求關系與貿易保護主義等方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首先，在地理結構方面，目前，國家間為了促進其區域貿易的發展，從而建立了區域貿易，區域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時，在國際經濟集體化中區域貿易是一種最為重要的發展形勢，對經濟活動的諸多方面均有著不同的影響。其次，在供求關系方面，國際經濟集團化中最為明顯的問題便是集團中各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其速度不統一、其水平不均衡，為了實現集團統一的速度、均衡的水平，國際經濟集團要不斷調整其發展的對策，對欠發達的國家給以適當的扶持，從而促進其經濟速度的提升與經濟能力的提高，這種扶持政策將改變國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進而將產生各種新的變化。最后，在貿易保護主義方面，國際經濟集團為了促進其內部國家經濟的發展，均采取了不同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其集團內部建立自由貿易與統一市場等，對外部國家制定嚴格的限制政策，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限制政策，嚴重制約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使其貿易與投資未能得到快速的發展。[2]
四、在國際經濟集團化的環境下我國制定的對外經貿戰略
在國際經濟集團化的環境下，為了促進我國對外經貿的發展，需要不斷調整其發展的戰略，進而適應國際經濟集團化所帶來的影響。我國面對國際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其貿易保護主義制約著我國外貿經濟的發展，面對著巨大的挑戰，調整對外貿易戰略是發展的必然，通過調整與改進，使我國適應國際經濟集團化的發展。
首先，促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我國要對國際經濟集團化進行全面地了解與分析，進而把握發展的機遇，在經濟集團化、一體化的環境中，我國處在亞太地區，其經濟的一體化與集團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國作為亞太地區的大國，要積極促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主要是保證我國經濟的發展與加強亞太地區經濟各個國家的合作，從而才能實現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亞太地區各個國家進行區域經濟的合作，將為我國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發展氛圍，我國要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進而將我國融入經濟集團化與一體化的環境中，進而享受區域市場的保護與優惠政策等。[3]
其次，創新我國對外經貿戰略。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我國對外經貿戰略要不斷調整，才能適應新的環境與新的局勢。目前，我國采用進口代替與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主要優勢便是利于國內市場與企業的保護，利于國內產業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但其劣勢是減少了我國的外匯支出，同時最為嚴重的影響是不利于國內貿易市場與國際貿易市場的聯系，從而制約著我國貿易市場的國際化發展，同時我國的生產技術與生產效率等方面均未能得到發展，使我國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環境中處于劣勢，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我國對外經貿要創新其發展戰略，積極利用先進的、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從而提高其效率、保證產品的質量，積極利用網絡等，通過一系列的手段進而提高其綜合競爭力。同時，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創新要根據國際經濟的環境與國際市場的需求，從而采取效益競爭型的發展戰略，進而促進國民經濟整體效益的增加，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這種戰略的主要內容是發展我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產業等，加大工業制成品出口，提升出口產品的質量，同時積極吸收海外投資，最終利于國民經濟效益的增長。
最后，促進我國對外經貿的發展。我國可以組建外向型的企業集團，也可以組建跨國公司，從而保證我國的綜合競爭力。外向型的企業集團就是集中幾個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企業，將其組建成一個集團，進而進行國際化的經營。同時，在投資方面，我國要加大對外投資，積極發展海外企業，從而保證出口。對外投資與海外企業將能夠實現對生產力的轉移，進而加大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各個省份要積極尋求具有市場潛力的海外項目，對其進行投資或創辦海外企業等。[4]
五、總結
隨著國際經濟集團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對我國對外經貿有著深遠的影響。主要是由于國際經濟集團化使其在地理結構、供求關系與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發生了變化，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需要不斷調整其發展的戰略，文中主要闡述了促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創新我國對外經貿戰略與促進我國對外經貿的發展等對策，相信，通過我國對外經貿戰略的不斷調整與創新，其綜合競爭力將有所提高，進而將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進步。
參考文獻：
[1] 徐康寧.國際經濟集團化與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戰略的調整[J].經貿論壇，2011，12（12）：2-3.
[2] 牛利民，徐潔昕.淺談新世紀我國的大經貿戰略[J].市場經緯，
2013，7（02）：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