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計劃經濟的歷史，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經濟形態 經濟邏輯 計劃經濟 邏輯矛盾 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歷史結局還需邏輯結論

由社會主義國家信奉并實踐的計劃經濟作為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形態、經濟體制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先后宣告結束。近年朝鮮、古巴也宣布“改革開放”，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看來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行將結束，而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內容。

但是，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終結”？計劃經濟的終結是不合時宜、不服水土、還是不合邏輯？換一種說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關系？由于計劃經濟在記憶猶新的現代經濟史上曾經具有相當的時空影響，作為一種理論構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計劃手段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計劃或者計劃經濟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現實話語。由于現代經濟問題的錯綜復雜，亂象叢生，市場經濟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也不可能到達理想狀態，甚至在經濟生活中市場失靈無效的狀態成為市場軟肋，計劃又是觀察這一問題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對諸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討論顯得復雜多樣，也是很正常的。就我們要討論的計劃經濟在歷史舞臺上日漸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觀現象，人們的評判觀點莫衷一是，大相徑庭。這反映出：一是計劃及計劃經濟現象本身的復雜性；二是對其認識的過程性，有待于從更高層面去作出邏輯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不同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及邏輯比較

（一） 不同時空下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

人類經濟活動史表明人類社會存在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三種經濟形態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從微觀角度去觀察，自從私有制和國家產生以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的經濟因素和形式，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是同時并存的，構成一個國家或社會經濟的整體。但是從宏觀角度去觀察，三種經濟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個社會或國家的經濟總體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認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漫長歷史上，自然經濟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此一時期的經濟形態從性質上就被稱為自然經濟形態。而在奴隸制社會以來的自然經濟形態中，作為經濟形式的商品經濟或計劃經濟的成分，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從數量、比重、地位上都是從屬性質的。此時社會占主導地位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自資本主義社會以來商品經濟便取代自然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自此以后的經濟形態便被稱為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形態下，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成分仍然存在著，只不過處于從屬地位。強大的商品經濟并沒有消滅或者排除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反在整體經濟中包容著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換經濟，經濟活動不僅是為了生產者自我滿足，而且是為了交換而進行的。計劃經濟如果把它看作一種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調控，或者說國家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活動的話，它由來已久，自從有了國家，國家發揮經濟職能必然會產生計劃經濟因素或形式。但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在經濟總體中，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始終不占優勢數量和地位，長期經濟史沒有出現計劃經濟形態。而計劃經濟理論是在18-19世紀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都有各自的計劃理論，其它學派如馬爾薩斯也有計劃經濟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構想的時候，提出了其影響很大的計劃經濟理論。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按照計劃經濟理論構建計劃經濟的制度、模式和經濟形態。世界上凡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后創建計劃經濟模式，但在計劃經濟形態下，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成分。雖然計劃經濟的推行者試圖用計劃經濟、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要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尾巴，但是并沒有真正達其設想。計劃經濟的顯著特點是國家（政府）的計劃、指令、管制成為經濟運行的樞紐，國家的經濟活動盡力按照一套計劃方案和藍圖來實施，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成分都被國家大大削減，甚至一度試圖將其消滅。但是計劃經濟形態在歷史的長河中可謂曇花一現，其歷史時空最為短暫，其中玄機需要揭示。

（二）不同經濟形態的基本邏輯比較

經濟活動從最一般意義上講，是人類滿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經濟需要的能動活動。人類通過自覺的目的性的活動滿足對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的需要。經濟活動服從和服務于人們的經濟目的。經濟目的，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價值，經濟產品是經濟活動的產物，是經濟活動的客體性價值。人的能動實踐活動是架通二者，實現主客體統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則是經濟活動的首要原則，從目的到活動到手段，人的經濟活動是人的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之間通過人的勞動活動形成的能動的平衡關系。傳統經濟（自資本主義以前）由于較落后的生產力水平，是一種相對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關系，但仍然總體上處于平衡狀態，因為經濟平衡與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聯系。而現代經濟以來由于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過剩性的平衡關系（盡管在資本主義早期存在的是相對過剩，實質短缺），但經濟總要維持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經濟活動的一般邏輯就是遵循實現經濟目的一定的經濟平衡狀態。

自然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者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作為經濟活動出發點的我和落腳點的我是統一的，即“我滿足我自己。”在外部條件正常的情況下，此一模式可以達到人的經濟目的。這一模式實現經濟目的的特點是目的與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平衡；同時表現出滿足經濟目的的封閉性即小范圍內的自我滿足；以及滿足經濟目的的經濟性或節約性，即以自我的經濟需要確定生產的數量，不進行過量生產，過量生產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是無價值的。

商品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經濟“我滿足我” 的簡單內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疊加關系，其滿足經濟目的的特點具有簡單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復雜社會平衡性，即在此條件下人們的生產仍然包含著為自己生產的目的性或目標性，同時也表現為他人和社會生產的擴大性。表現出滿足手段和范圍空間的開放性、滿足程度和數量的豐富性。但與此同時生產活動自我預見的范圍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比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經濟的經濟風險、在全社會范圍的生產不經濟狀態（浪費性）也顯然比自然經濟條件下有所增長。但是，商品經濟在邏輯上包含著自然經濟，其在正常條件下達到人們最基本的經濟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計劃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為：

在這里經濟活動的直接出發點是國家，而落腳點是人民（我們），二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不具有統一性；國家成為經濟的出發點，也違背了經濟活動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國家的需要。從平衡性來看，國家（或政府）是擬制主體，其數量是一，而國民的數量是多，一和多之間是一種很難平衡的關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滿足“多”。盡管這里的“一”是超越個人的一個龐大的組織或機構，但是從其主體性、人格性來看，其無疑是“一”。從邏輯模式上顯而易見，計劃經濟偏離最基本經濟目的邏輯風險已經是顯而易見，其滿足經濟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從總體上來說是不足的。這樣一種邏輯結論也被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前蘇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曾經創造了大量的產品，但是直接滿足人們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產品卻相對短缺；從人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來看，長期的計劃經濟中人們的生活質量處于低水平，而這種狀態在生產力水平較落后的歷史上，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體制或形態下卻是沒有出現的。因此，計劃經濟對基本經濟目的的背離性、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平衡關系上嚴重失衡，成為計劃經濟不能主導經濟生活的根本邏輯根據。

根據上述分析，三種經濟形態的區別在于：在滿足經濟目的上，自然經濟是“我滿足我”；商品經濟是“我們滿足我們”（隱含了我滿足我）；而計劃經濟則是“它（國家）滿足我們”；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體現經濟目的與經濟活動（手段）的統一性；而計劃經濟在邏輯上卻反映為經濟目的和經濟手段的背離性；在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平衡的數量關系上，自然經濟是“1人（我）滿足1人（我）”，商品經濟是“多人（我們）滿足多人（我們）”，而計劃經濟則是“1人（國家）滿足多人（我們）”。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具有這種數量關系上的平衡性，而計劃經濟則不具有這種平衡性。因此從邏輯上得出，在一定條件下，主導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能實現經濟活動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卻會背離經濟活動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關于計劃經濟：在什么意義上宣告終結

如前所述，在一般邏輯意義上，一個國家或社會試圖采取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形態或體制，在經濟邏輯上是行不通的。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既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試驗的失敗也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出于基本邏輯問題，在將來的社會（國家）計劃經濟模式也不會成為未來的現實。因計劃經濟從邏輯上不能成為一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即使在任何現實的經濟條件下。

在歷史經驗和理性思辯之上，對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及其理論的思考和批判由來已久，不乏真知灼見。在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者與計劃經濟論者、國家干預論者之間的爭論中，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提出過反對計劃經濟的經典性思想。哈氏主要從計劃經濟獲取信息的成本接近無窮大，無法分清企業經營失敗或過錯的責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計劃經濟具有低效性，據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計劃經濟的模式能夠正常運轉。而現代制度經濟學也運用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經濟理論等對計劃經濟作出否定性評價。學者黨國印在《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一文中對提出計劃經濟的零交易費用假設、利他人假設、人類理性天賦差異假設等三個前提假設，作出辯駁批評，也對社會化大生產條件與計劃經濟的必然聯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對“完善計劃論”試圖把市場交換規律轉變為計劃者的自覺行為來一個對市場機制的人為模仿進行了批判。

雖然在歷史驗證的立場和理論分析的立場計劃經濟及其理論都日趨被歸于錯謬和荒唐，但本文的對計劃經濟及理論的否定，不是從經濟技術、經濟活動假設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計劃經濟在經濟目的統一性、經濟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邏輯錯謬和障礙，得出計劃經濟不能作為一種基本的主導的經濟形態正常地存在于人類經濟生活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補充性的經濟形式和因素，計劃的存在既有其經濟的現實性，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參考文獻：

1.石齊平.朝鮮與古巴：計劃經濟模式的真正終結[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試論馬克思的計劃經濟思想[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0(4)

3.黨國印.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J].開發研究，1994(5)

篇2

1.1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1.1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力量。

文化因素是一個國家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可以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還能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力量。文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指引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以促進經濟的合理、公平、健康發展。文化還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方向。

1.1.2文化有利于增強國家的實力和競爭力。

文化可以通過對周圍環境和人的影響從而能夠達到影響經濟發展的目的。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或地區之間，在進行相關經濟往來的時候往往能夠取得良好的成效。與此同時，一個國家的文化如果能夠獲得更多國家或地區的認同，這就有利于他們之間的經濟往來，同時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經濟摩擦。

1.1.3文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作為為人們提供物質生活基礎的第一、二產業，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隨著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更多需求，以服務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得到了飛速發展。文化產業也在第三產業中占有著重要的位置。由于文化資源的可再生性和在經濟發展中表現出來的高效性，使得文化產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力量。

1.1.4文化價值在經濟發展中逐漸凸顯。

在經濟發展中，文化所承載的價值逐漸通過相關產品體現出來。文化企業在注重文化產品的功能的同時，更加關注對其產品文化的塑造。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品中的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其所能帶來的經濟附加值也就會越來越高。

1.1.5文化逐漸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核心力量。

文化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其提供了優秀的人力資源。人力資源則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高素質人才。同時，文化因素中的知識、科技和信息在經濟發展中的投入比重在逐步增加，在為文化企業提供無形資產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改革，提高了經濟發展的效率。

1.2經濟發展對文化的影響

1.2.1社會需求推動了文化發展。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已經不再僅僅滿足于對物質生活的需要，對精神層面的追求越來越凸顯，人們也開始有了追求精神消費的需求。這種需求使得文化作為一種生產力逐步發展起來。

1.2.2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

文化想要得到發展，必須依賴于物質的支持。經濟的發展能夠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更多的物力和財力的支持。而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程度則取決于它的經濟發展的水平。

2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及問題

2.1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

2.1.1我國文化軟實力總體水平不斷提升。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也在迅速拓展，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突出。同時，我國的傳統文化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我國也積極參與了各種文化交流活動，這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文化的面貌，提升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文化與經濟的融合越來越密切，使文化產業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2.1.2我國文化輸出實力弱。

雖然我國的文化歷史悠久，文化資源豐富，但我國的文化資源在進行經濟生產的過程中并沒有發揮出其特有的生產力。在文化產品方面，我國引入了很多國外的文化產品，但我國的文化產品輸出并不樂觀，一直處于劣勢。在文藝演出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文藝演出團體到我國來進行相關的文化演出，且演出收益不菲。而我國對外文藝演出的數量雖然不算少，但與引入的演出相比，則顯得有點微不足道。同時，我國對外進行文藝演出的經濟效益并不好，有的甚至都是非盈利性文藝演出。

2.2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存在的問題

2.2.1缺乏創新。

文化產業要想獲得更大的國際競爭力，必須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我國文化產業存在著模仿有余而創新不足的狀況，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相比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我國文化產業在文化品牌方面的創新也十分薄弱。一些發達國家的文化品牌在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的同時還為國家獲得了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我國的文化產業在品牌創設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我國還沒有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文化品牌，這不利于我國文化產業進入國際市場。

2.2.2缺乏產業鏈和競爭力。

我國的文化行業大都是獨立運行的，產業之間缺乏有效的交流與合作，這就使得我國文化產業沒有形成一定的產業鏈，不能享受文化行業之間的相互融合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我國的文化產品大都形式單一，相對成本比較大，沒有形成文化產業鏈的文化產品類型多，其經濟效益不能達到最優效果。

2.2.3沒有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

我國文化產業在進行產品開發的時候往往會把目光聚焦到國際社會的流行趨勢上，對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不夠重視也沒有很好地從中獲得開發相關文化產品的靈感。同時，由于我國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和保護不及時，使得我國的傳統文化被其他國家引用或占有，造成嚴重的文化損失。

2.2.4文化體制存在缺陷。

雖然我國的文化產業的相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保護了我國文化產品的發展，但是我國的文化體制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影響著我國文化的發展。我國的文化體制依然保留了計劃經濟的模式，這不利于文化行業及時掌握人們對文化的需求狀況，也不利于文化產業的多元化和競爭性的發展。此外，我國文化產業體制還存在著法律法規不健全，沒有統一的政策支持，管理體制不科學等問題。

2.2.5缺乏相應的文化產業人才。

文化領域對人才的素質要求比較高，需要有專門的人才參與到文化產業之中。我國雖然人力資源豐富，但是卻沒有足夠支撐和推動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各方面人才。這就使得我國文化產業沒有足夠的創意人才和智力支撐，不利于我國文化產業的突破與發展。

2.2.6缺少文化融資渠道。

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比較晚，文化企業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而資金狀況也不是很樂觀。同時，我國對文化這種無形資產還沒有確立行之有效的評價機制。這種現象使得文化企業在進行銀行貸款時面臨著很多條件上的不滿足。在世界各國文化市場進行直接融資的情況下，我國文化市場直接融資的比例仍然很少，且文化企業上市也面臨著高門檻的問題。而民間資本或者國外資本在我國文化產業融資中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這些都使得我國文化產業在融資方面面臨著各方面的困境。

3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方法

3.1充分利用和保護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我國傳統文化有著厚重、豐富，也很具有民族特色，這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但是我國并沒有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挖掘，也沒有對其進行充足有效的利用和保護。這不僅使得我國文化產業沒有承載更多的傳統文化，還會導致我國傳統文化得不到弘揚和發展。只有全面的利用和保護我國的傳統文化，才能使的我國文化產業更具特色和競爭力。

3.2鼓勵文化創新，創設文化品牌

文化產業在充分利用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同時，要積極推進文化創新。只有創新才能跟上時代步伐，才能不斷生產出人們需要的文化產品，才能促進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高。我國文化產業在不斷創新的基礎上還要不斷推進品牌戰略，打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化品牌，這樣才能形成更為強大的競爭力。

3.3推動文化產業政策和運行機制的完善

文化產業化發展是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國家應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以確保我國文化產業化的合理發展。首先，政府要加大對文化產業化發展的資金支持，如稅收支持、貸款融資支持、專項資金支持和市場準入支持。這不僅能解決文化產業融資難的問題，還能促進文化產業化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次，政府要完善文化產業監督政策，使文化產業監督能夠取得實效。最后，政府還要制定和完善人才培養機制，為我國文化產業化發展提供更多的優秀人才。由于我國文化行業單一化發展，致使我國文化產業不能形成良好的產業鏈和規模化的文化企業，這嚴重阻礙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軟實力的提高。為此，國家要推動文化產業市場化運行機制，使文化產業在相對寬松的市場環境中自主發展和競爭。與此同時，國家應積極促進文化資源整合，形成規模化的文化企業和文化產業鏈，從而推動文化產業的不斷壯大。

3.4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護文化知識產權

為了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對文化產業進行相關保護是很有必要的。首先，要逐步健全我國文化產業的相關法律法規，以規范我國文化產業的運行機制，并確保我國文化產業的有序發展。與此同時，我國還應對文化產業方面的現行法律進行相關的修改和調整，使其更適應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對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可以保障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不受損失，也能促使文化產業在公平合理的環境中進行競爭。不僅要保護好自主知識產權，還要為文化產業提供相應的服務。此外，我國政府應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文的打擊力度，以保護相關文化產品的知識產權不受侵害。

4結語

篇3

一、城市化經濟與金融經濟力定義

城市化經濟，是指在城市化影響下產生的社會經濟活動的全過程。從深層次含義來看，城市發展基礎上的城市化經濟，關鍵在于城市發展中經濟的動態變化。新形勢下，城市變化將居民原有的農村戶口變為非農業戶口，除了這些表面變化，更多的是城市變化效率、發展質量等城市內涵的變化，與傳統城市產生了根本性變化。

金融經濟力，作為城市化經濟發展的新概念，是指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活動不斷向外擴張的正向作用力。從根本上來說，金融經濟力是虛擬性金融促進經濟朝著高效、正向方面運行的作用力，存在于城市化經濟內部。其中金融活動作為金融經濟力的重要主體，其外延較為豐富，如金融要素、金融市場及機構等[1]。在實踐活動中，金融經濟力不僅會對經濟體制產生較強的影響力，且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其中，前者體現在市場、政府方面，后者涉及內部與外部性。城市化經濟發展中，金融經濟力從不同的角度，對“城”與“市”產生的影響也存在一定差別。

二、城市化經濟運行中，金融經濟力產生的作用

金融經濟力與城市化經濟運行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系，前者對后者能夠產生巨大的推動力，是后者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持續、健康的城市化經濟運行，能夠為金融經濟力積極作用的發揮創造更多機會。

（一）金融經濟力對“城”產生的影響

土地作為“城”中的核心，城市化經濟下，土地由原來的基本形式轉變為資產化土地，其創造的價值表現形式為地租。地租波動除了會受到區位等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市場利率的影響，主要是受到市場經濟無形的手的影響。因此利率成為金融經濟力調節城經濟運行的關鍵點。除此之外，金融還會從其他途徑對城經濟運行產生一定影響[2]。詳細來說，一是對房地產市場中，負載“城”要素的城市土地對生產、生活等產生影響，簡單來說，金融市場體系成為調節“城”需求的關鍵性因素；二是基于分配理論，在金融市場發展趨勢下，拓展投資渠道，為個人投資創造平臺；但是重視金融支持，特別是金融服務范圍，為城市土地流轉市場等朝著規范化方向發展，從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

（二）金融經濟力對“市”產生的影響

“市”供求處于均衡狀態作為促進城市化經濟均衡運行的關鍵性因素，當“市”供給大于或者小于市的需求，勢必會出現不平衡現象。金融經濟力通過內部、外部機制調整短期市經濟運行，引導其由不平衡朝著平衡方向轉變[3]。從內部機制上來看，如果城市處于封閉狀態，那么“市”的經濟運行將會由最初的市供求狀態決定。

（三）金融經濟力對城市產生的影響

針對城市化經濟發展來說，只有“城”與“市”都處于均衡狀態下，才能夠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并成為城市經濟運行的終極目標。金融經濟力作為關鍵性調節機制，在實踐中，采取多元方式和方法，促使原有不可持續城、市非均衡朝著可持續方向發展，最終促進城市化經濟處于平衡狀態，從而為城市化經濟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價格等都將產生極大的影響，促使各項要素都能夠實現均衡、持續性發展。簡單來說，各方面利益主體對城市供求及需求行為能夠達到制衡狀態[4]。可見，金融經濟力作為城市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能夠為經濟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支持，且能夠協調各利益主體關系，為和諧城市構建創造更加有力的條件。

三、城市化經濟運行中，金融經濟力發揮調節作用的措施

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經濟發展存在短缺、過渡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化持續發展進程。因此如何充分發揮金融經濟力成為城市經濟發展亟待解決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充分調動地租調節能力

城市地租是金融經濟力調節城市化經濟的重要途徑，其能夠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經濟由非均衡性朝著均衡性方向發展。因此在促進城市化經濟發展中，應重視城市地租的積極作用。在實踐中，政府應努力創造更加優勢的條件，建設城市金融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可以從制度、政策層面上入手，完善土地市場自由流轉機制，采取多元投資品種、工具，以此來適應城市化經濟運行趨勢。另外，還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如針對二者中任何一方均衡、而另一方不均衡，可以對資本市場交易順暢存儲進行投資，提高現有資金利用率，對城市地租機會成本進行相應的調整，從而創造更多經濟效益[5]。或者對城市基礎設施、市政服務都能夠發行差異化市政債券，以此來調節城市土地價格。

除了對地租的調節，還需要充分發揮宏觀級差地租調節能力，促使其能夠適應不同區位之間、不同土地經濟效益地租管理。宏觀級差地租調節是促進城市化經濟良性循環的重要手段，能夠為城市化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巨大的資金支持。

（二）創建包容性金融體系

金融經濟力的發展是由量變到質變、質變到包容性成長的過程。其在促進城市化經濟發展中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在城市化經濟發展進程中，金融經濟力調節能力建立在金融發展等基礎之上[6]。因此在實踐中，應順勢而為，在現有經濟發展基礎之上構建并培育包容性金融體系，促使其能夠發揮動力機制，促使金融體系能夠由原有單一服務朝著普惠型服務方向發展，促使金融服務能夠覆蓋更為廣泛的范圍，真正意義上實現金融體系全面、包容目標。

構建包容性金融體系，需要建立在普惠、共享基礎之上，能夠實現對弱勢融資群體的關注力度，為其環節資金壓力，接受來自正規金融體系的幫助和扶持，逐步消除不平等現象[7]。不僅如此，我們還應加強對金融發展分配效率的研究，最大程度上激活金融經濟力潛能，以便滿足城市化本質需求。可見，構建包容性金融體系非常必要，有利于促進城市化經濟良性運行。

（三）發揮傳導功能

篇4

關鍵詞：經濟管理現代化；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公路管理屬于公共事業管理的一部分，高效科學的公路管理是確保城市公路交通順暢的保障。在社會經濟大發展背景下，我國公路管理應該加強現代化建設，適應經濟發展需求。

一、我國公路經濟管理存在的機遇和挑戰

經濟管理現代化就是公路管理在經濟管理過程中結合信息化時代特征，堅持市場經濟主導，對傳統公路經濟管理進行更新換代，讓公路經濟管理跟得上現代經濟社會。經濟管理現代化給我國公路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適應競爭更加激烈的現代化經濟環境，我國公路就必須重視經濟管理現代化，正確分析公路管理在發展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1.我國公路管理面臨的發展機遇分析

詳細來說，我國公路管理面臨的發展機遇主要包括：第一，市場經濟全球化為我國公路管理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我國經濟結構在市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更為生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隨時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經濟交流逐漸增多，我國公路管理獲得的生業機會也在持續性增加，為公路管理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第二，先進的信息技術為我國公路管理發展提供了先進的經濟管理思想。我國公路在經濟管理中借助于先進的信息技術，獲得了大量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濟管理信息，幫助我國公路自身經濟管理完善奠定了基礎。另外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以市場經濟為主導，公路經濟管理機制自然離不開市場經濟的經驗，所以公路在經濟管理中需要不斷總結歸納已經成形的現代化經濟管理經驗，促進公路經濟管理效率提升。

2.我國公路管理發展面臨的挑戰分析

我國公路經濟管理在全球化經濟、信息化時代背景下有著非常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同樣也面臨著挑戰，詳細來說主要包括：第一，我國公路經濟管理現代化程度不高，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長期發展，但是并沒有改變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國情，我國公路發展程度還相對比較落后，在進行公路經濟管理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因此需要不斷提升公路現代化經濟管理水平，實現整體性發展。

第二，我國公路經濟管理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復雜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國際大企業融入我國，先進的經濟管理經驗必然會給我國公路帶來很大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我國公路管理更新換代。因此我國公路應該在經濟管理現代化進程中充分重視對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復雜問題進行總結，歸納出公路經濟管理未來發展趨勢，從而促進公路管理持續健康發展。

二、經濟管理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的新趨勢分析

本文從管理思想和管理組織兩個角度分析公路經濟管理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的新趨勢。

1.管理思想的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現代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和解釋，管理思想現代化就是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管理思想現代化也是經濟管理的基礎，詳細來說主要包括：

（1）從科學管理向人本管理發展

科學管理與傳統經驗管理相比存在著一定優越性，但是隨著環境的改變，科學管理也暴露了很多非人性化矛盾，這樣就需要公路管理發揮創造性勞動。上個世紀80年代公路管理文化理論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管理理論，成為公路管理的最新發展理論，主要內容在于通過研究人的心理、生理等來激勵員工的行為動機，帶動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在公路管理領域，以上這種思想就是人本管理理論，是管理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組織目標，以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為根本來從事各項管理活動。

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發展，價值觀、創造性等人為因素在公路管理中凸顯出了自身的重要性，使管理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轉變，人力資源也成為21世紀最為重要的資源，人力資源開發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本主義思想也被廣泛傳播，目前人本管理理論已經成為公路管理思想的核心價值取向。

（2）經濟管理的重點從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發展

公路經濟管理的內部對象也會從以人為中心向以知識為中心轉變，這也是由于知識時代的產物。根據知識經濟理論可知，知識是公路管理發展的重要資源，創新是公路管理的核心和主旋律，所以公路管理再造是一場管理革命，公路管理實現更大發展就必須加強知識和技能學習，從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發展，更為注重公路管理發展戰略、資源、測量分析改進等內容。另外一方面，公路管理在經濟管理中還需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主動查找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精益管理理念為核心，實現公路經濟管理卓越發展。我國公路管理實現卓越管理還有一定差距，重要原因就在于還沒有完全實現從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的轉變，公路管理發展戰略、規等還沒有成為公路管理發展的核心，公路管理還沒有深入到各個細節進行查漏補缺，導致公路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缺陷，所以應該主動查找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提出改進的有效對策。

（3）經濟管理從生產者導向和技術導向向顧客導向發展

公路管理實現卓越管理發展就必須堅持顧客導向，以顧客需求為中心開展技術研發、產品制造等，詳細來說主要包括：首先是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形成消費者為主導的市場經濟，由消費者需求決定市場走向。其次是環境對管理發揮著重要作用，重視環境變化，準備把握環境的變化趨勢，這樣才能夠抓住環境帶來的機遇。再次是市場化進程對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全方位、新觀念等，導致公路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最后是管理技術的發展，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如何利用網絡技術帶來公路發展的更好機遇也成為管理者面臨的重要問題。

2.管理組織的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管理組織現代化就是公路經濟管理應該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需求，能夠在組織方面保證管理的效率，是經濟管理現代化的組織保證。管理組織現代化促進經濟管理向民主化和高效化方向發展，詳細來說主要包括：

（1）組織結構扁平化

我國公路管理傳統組織結構呈現金字塔型，命令自上而下，權威是管理的基礎，維護權威是重要的管理原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界限比較明確，二者是智慧和服從的關系，這一組織結構限制了個人的能力學和積極性發揮。隨著知識重要性的提出，人才成為公路管理發展的基礎，所以必須讓員工參與到管理中，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樣就需要建立自我管理的網絡組織，讓員工在這一結構中成為自我控制的知識型人才。公路管理員工在這一組織結構中將信息和技術相結合，具備敏捷的應變能力，也有著較強的團隊合作精神，會由于管理層次的減少而呈現扁平狀，管理也不是生產的基本動力，員工才是公路管理發展的真正原動力，管理層次在這一新型組織中必然會減少。

（2）管理方式民主化和決策重心下移

組織結構扁平化會導致決策重心下移，管理方式也更為民主。決策重心下移就是充分吸收廣大員工的意見，讓他們成為公路管理決策的重要力量，同時能夠使廣大員工感受到自己主人公的精神，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自然能夠得到發揮。管理方式民主化就是不再將上級領導的指示作為不可變更的規劃，而是加強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互動，加強員工和領導之間信息、資源的交流，堅持以員工為本，集思廣益，共同促進公路管理發展，營造良好的公路管理文化。

（3）團隊協作的普及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社會分工更為鮮明，團隊協作也更加普及，分權化趨勢也會帶來團隊協作的進一步發展，將團隊協作精神上升為團隊整體激勵，減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區分，更加強調團隊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隨著任務的變化而任意組合，保證每個成員都能夠在團隊中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團隊變化中也能夠得到傳播和共享。隨著團隊協作的開展，公路管理組織結構也不再固定不變，而是各個部門人員之間相互交換，生產、研發、銷售等部門成員共同配合、協作，共同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公路管理效率最大化。

參考文獻：

[1]楊曉冬.經濟管理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探析[J].青年文學家，2012，17：276.

[2]劉彥文.經濟管理現代化發展趨勢概述[J].中國市場，2014，29：84-85.

[3]惠冰，胡越啵劉香娟.經濟管理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分析[J].商場現代化，2015，06：102.

篇5

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想使農村實現信息化進程，是非常復雜的大工程，它涉及到各個市級政府，縣級政府和鄉級政府幾個方面，并且是一項跨部門、行業、地區的工程，由很多復雜的業務技術組成的。所以，政府在這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國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好其應有的職能作用，在農村經濟管理中積極的領導農民對信息化技術的應用，建設應有的農村基礎網絡設施，加大農業網站的建立，并對農業信息化技術的運用過程中，給予農民一定的補助，幫助其完成信息化進程，引導農民能夠合理運用基礎設施，提高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避免浪費。

2.加強對農民信息化技術的培訓

由于我國農民處于文化程度比較低的階段，沒有一定的先進理念，所以必須要加快對農民的培訓工作，幫助其建立起應用現代化科學技術的意識，對農民進行農業知識的普及，并且努力培養其對現代化設施的實際應用能力。對于一些農村生產者，也應培養其應有的專業素養，使其能夠準確的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實現可觀的經濟效益，只有農民對信息化技術有著正確的認識，才能夠充分的利用信息化科技進行農業經濟活動，提高農民的產量，同時也能提高農業經濟管理的整體水平。

3.加強農村信息化的服務

在農村的信息化基礎設施服務中，應加強建設信息技術的服務隊伍，把每個鄉鎮的經管部門和一些農業推廣站相互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它們的實際作用，擴大農村基礎建設的規模，同時應對農村信息進行整理和再加工，注重每個農村的獨特經濟模式，鼓勵農民在農村經濟管理中應用現代化科學技術，幫助農民創收，使他們能夠感受到現代化網絡信息給其帶來的利益，有著更強的信息化意識。不僅如此，在實現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同時，應該利用宏觀和微觀的角度來對農村的每項活動進行規劃，制定適合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管理目標和基本任務，保證每一項農業活動的順利進行。政府應根據不同類的農業科目提供多角度的農業信息，拓展農民的知識面，使農業活動能加入信息化技術的應用。

4.建立農業信息的數據庫

農業經濟活動在我國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國的幾大支柱產業之一。為了使信息化技術在農業活動中得到有效的應用，應完整的建立農業信息的數據庫。由于特有的地域環境，我國的農業分布非常廣泛，致使我國的農業信息庫建設有一定的難度，需要利用每個地區的不同資源信息，根據每個地區的發展狀況，進行數據庫的建設，對所有的信息進行整合和規劃，才能有利于農民利用這些農業信息進行農業方面的經濟活動，幫助其科學的運用信息技術，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5、結束語

篇6

一、 城市化：破解“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三農問題”的核心或說實質，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根本問題又是農民數量過多而導致的人地矛盾、增收緩慢、素質難以提高等問題。因此解決農民問題，根本出路在于減少農民。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只有農民的小康，才有全國的小康。而減少農民就必須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將大量的農民轉變為城鎮居民。

第一， 農民向城鎮的轉移緩解了過量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存資源，是農民的“命根子”。但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和勞動力卻會無限增加，從而使土地相對逐漸減少。當土地減少到無法維持農民的基本生存保障所需時，將勢必引發社會的矛盾與動蕩。在古代中國，由于重農抑商，且土地占有不平等，因此人地矛盾也經常出現，但那時尚可以通過發動一次次的對內戰爭，一方面是爭奪土地，另一方面是讓戰爭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來緩解人地矛盾。而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來說，既不能通過內戰，也不能通過對外領土擴張來解決這一矛盾。唯有將農民適度而有序地轉移到城鎮才是可行的辦法。

第二， 城市化本身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城市化在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矛盾，緩解社會壓力的同時，由于農村人均占有土地面積的增加，同時由于城鎮居民增多而對農產品的大量需求，使得農民耕種田地的效益也大為增加，收入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過程中將要大力增加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較為完善而良好的服務行業，對農民來說，進城務工經商也是增加其收入的一條重要渠道。

第三， 城市化有利于提高農民自身素質。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因素，除了人多地少、資本不足以外，還與農民自身素質較低有關。在安土重遷的“鄉土中國”，農民的知識和經驗，是靠祖祖輩輩傳下來的，也是實踐證明可以世世代代相用的，用不著也不必要學更多的知識。而在現代社會，現代化的客觀需要暴露了農民素質低下的問題。但城鄉二元體制將廣大農民限制在狹小的農村地域，農民無法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城鄉文明也呈二元狀態。城市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和集中體現者。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必須走出農村進入城市。城市化使大量農民進城，他們在城市中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更新了觀念，學會了運用市場知識，從而提高了自身素質。

因此，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這也是發達國家所走的一條普適性道路。但發達國家的歷史，是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三者合一”、同步進行的。而我國由于特殊國情，走的是先工業化、后城市化、現代化道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在20世紀50～80年代末，為我國典型的外延型工業化階段，即工業化主要以規模擴張的方式進行，這是最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時期。但當時由于實行人為地抑制城市化政策，放棄了這個實現城市化的良機。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由于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科技進步，技術排擠勞動力的現象開始普遍發生，對城市化明顯不利。［1］因此當我們意識到城市化的重要性時，已經錯過了城市化的最好時機。這直接的影響便是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30％多，離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50％還低得多，距一些發達國家的80％以上的城市化率更是相去甚遠。但從另一個方面看，這又是當前我國城市化的有利時期。因為按照城市化的一般規律，城市化水平在30—70％時期是城市化加快發展時期，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在達到70％左右才能基本穩定。［2］因此可以預見，未來20年，將是我國城市化加快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將有大量的農民“洗腳上岸”，轉化為城鎮居民。

二、 三種城市化途徑及鄉村治理困境的凸顯

無論是當前還是今后，我國的城市化都存在三種重要途徑。

一是城郊農村隨著城市本身的持續向外擴張而被納入到城市區域，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大的中心城市周圍出現若干新興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周圍又形成眾多的小城鎮，從而形成特定區域的城市群、城市帶和城鎮網絡。在這一過程中，城郊農民自然轉為城鎮居民。

二是一些沿海發達地區農村依靠自身優勢地位和條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成長為現代農村小城鎮，繼而不斷有外來人口流入而發展成為小城市、中等城市乃至大城市，如深圳、張家港那樣。

三是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原本在城鎮中務工經商的農民不再回到農村，而是直接轉化為城鎮居民。同時農村中一部分經濟條件較好或有一技之長的農民也會隨著進城條件的放寬和環境的改善而流出農村進入城鎮，成為城鎮居民。

這三種途徑以各自的方式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將農民大量地轉為城鎮居民，無論是對農村還是對城鎮來說，都是一種“雙贏”的結果。城市化與村民自治也不是對立的。但對于城市化進程來說，又確實對村民自治產生了相當程度的不利影響，即城市化進程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村民自治的困境。這要結合城市化的三種途徑分別分析。

第一， 城郊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引發農村治理危機。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城市本身的擴張，城區面積的向外拓展，在道路交通、房屋建筑等基礎設施建設及商業開發中，勢必要向城郊農民征用土地。這需要對失地農民進行必要的補償。但在實際操作中，農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并未得到補償或是補償費過低或是補償不到位等現象普遍存在，已成為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令人嚴重關注的問題。據專家估計，目前全國失地農民的數量可能超過2000萬人。而按目前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我國今后每年建設用地需要250萬畝到300萬畝，如果按城郊農民人均1畝耕地推算，就意味著每年大致又有250萬到300萬的農民失地。［3］對于失地農民的補償費，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定：對征地農民的補償費，按前三年農業的平均產值來計算。但由于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農產品出現“賣難”，按法定標準算出來的補償費顯然太低，根本無法解決失地農民的長遠生計。但即便如此，一些地方還在打農民的主意，連十分低廉的法定補償也不兌現。據國土資源部調查，襄荊高速公路荊州段給農民的安置補助費是5000元/畝，僅為法定最低標準的一成。［4］農民失去了土地這一賴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未來的生活便失去了保障。即便被劃入城區成了城鎮居民，也由于主客觀原因難以找到就業崗位，從而出現了許多“種田無地、上班無崗、辦廠無錢”的“三無游民”，有的甚至連住所也失去，居無定所。這樣的境遇，農民又如何提起熱心來關心和參與村民自治這一農村的民主形式和制度安排？況且目前的征地過程中，政府成為主角，村民委員會無法體現出“誰授權對誰負責”這一政治學的基本公理，無法解決城郊農民最為緊要的利益問題，在村民看來，自治也沒什么用，從而將諸如村委會選舉之類的事視為“爛事”。更為嚴重的是，一些村干部利用城市化引發的土地升值動村集體土地的“歪腦筋”，為自家大量批地，直接把集體土地變為自家鈔票；個別村干部利用職務之便，通過批租土地從中牟利。因而群眾意見很大，干群關系緊張。［5］村干部由于既不能解決村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部分村干部本身又不廉潔，因而在村中說話挺不直腰桿，從而增加了治理的難度。

第二， 一些外來人口大量涌入的村莊，由于不能解決外來人口參與村民自治的問題，影響村莊和社會的穩定。一些發達地區或資源較好的村莊，由于鄉鎮企業發達，經濟效益好，對勞動力的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如深圳市坣崗村1992年以后，每年外來人口達3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20多倍［6］，中山市西山村戶籍人口734人，外來人口約4000人，是本村的5倍多［7］。這些村成為“超級村莊”。這樣的村莊往往是現代城鎮的雛形。依據《村組法》規定，只有本村村民才能參與諸如村委會選舉等村級事務。而是否為本村村民，一般以戶籍界定。這樣，大量的外來人口由于身在外地，既不便也不愿再參與原村級事務，又因為戶籍不在新在村莊而不能參與新在村莊事務管理，但又要遵守所在村莊的村民自治章程。因而他們會沒有歸屬感，產生過客心理而不是主人心理，被歧視感強烈。如果其利益和意見缺乏制度化的表達渠道或工作上不如意，就往往會采取極端方式，從而留下社會穩定的隱患。而這些村莊為了維護治安，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中山市西山村治安投入每年需30萬元［8］。這是當前的村民自治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

第三， 一些村子由于農民流出轉化為城鎮居民，使得鄉村“無精英化”嚴重，影響村民自治成效。近年來各地由于戶籍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使得一些原本就在城鎮中務工經商但只是由于戶口問題一直未能成為城鎮居民的農民直接轉化為了城鎮居民；或者是農村中一些經濟條件較好、有文化、懂經營、有一技之長的農民也開始走出鄉村到城鎮落戶，成為城鎮居民。這些農民總的說來，無論是在能力還是素質上都要高于留守在村中的村民，可謂是“鄉村精英”。近年來由于農民負擔重、收入低、土地效益差，農村中難以留住這些精英。這些精英憑其本事，在城鎮中務工經商的收入一般說來要比在農村務農、守著那一畝幾分地要高得多，成為留守村莊村民們羨慕的對象，起了一種示范的作用，帶動了更多的村民也愿意到城鎮中一試身手或碰碰運氣。這些流出村莊的村民們，即使是那些還未成為城鎮居民但經常在外的人員已對原村務“不感冒”。如在對武漢市農民工的問卷調查顯示，40．5％的認為對當村干部“無所謂”，明確表示不想當的占28．6％［9］，對家鄉最近的村委會選舉有79．5％的表示沒有參加［10］。而那些在城鎮中扎根下來成為城鎮居民了的農民更是永久地退出了原村級事務。這導致了當前一些農村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無精英化”現象。在有些地方，年輕的和有文化的人幾乎都流出鄉村，在鄉村務農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孩子，從而被戲稱為“386061”部隊。如溫銳等人在調查中發現，福建省山區的一個鄉有12000勞動力，其中8000多青壯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在農村中種地的多是婦女、老人［11］。“去精英化”了的村莊引發的直接后果便是無能人治村。一些村子連選一個滿意的當家人都難，只能是“矮子中選高子”。由于鄉村無精英，既不能管好村子，更不能使村子致富，甚至連原有的水平也難以維持，不少村子成了無錢辦事、無人理事、無“法”管事的“空殼村”，日漸衰落。

三、 城市化進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

無論是整個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是農民自身的內在發展與要求來說，城市化都是一個合乎現實的選擇，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從根本上說，城市化與村民自治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城市化進程又確實對村民自治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是不能不重視的。探索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則不僅對村民自治本身，而且對于城市化進程都有重要意義。

（一） 國家要從宏觀上重視和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為村民自治營造穩定氛圍和環境。

村民自治或說整個“三農”問題，并不能僅僅從內部可以自我解決，它本身可以解決的內容很少。從系統論觀點來看，它直接依賴于整個社會系統和環境。就國家層面來說，當前尤為需要的是國家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并切實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失地帶來的系列嚴重問題，為村民自治提供穩定的社會氛圍和環境。從長遠來和比較地來說，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是必然的，可以說，沒有農民的失地，就沒有城市化，也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但農民失地后引發的嚴重后果需要各級政府認真對待并著力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應當著力解決的有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1． 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代，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是不成為問題的。國家可以直接通過行政手段把農民安排進國營企業單位，由農民直接轉變為工人成為城鎮居民。但在市場經濟時代，企業用工方式已經市場化，國家已不能再強行進行人員安插，加之農民總體上文化素質低、技能差，因此對失地農民的安置就成了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這就需要探索從農民進入市場的方式尋求自主謀業之道。對此各級政府應做的就是從宏觀上為農民進入市場謀業營造良好環境。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對農民的身份性歧視，拆除對農民的就業壁壘；同時根據城市的市場需求狀況，有針對性地優先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培訓，提高農民的就業技能，并廣開就業渠道，如組織對外勞務輸出等。

2． 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當前對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大多是一次性的貨幣補償，補償費低且常不到位。就算能及時到位，由于失地農民失去土地以后，基本的本來可以自給的油、米、菜等都要依靠過少的補償費解決，在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并不能維持多久，“坐吃山空”，一兩年后的生活都會成問題。而如果農民既因為當前生活成問題，未來又不可預期時，則會產生與政府對立情緒，政府今后的征地工作將難以開展。而且對當前社會的穩定也是十分不利的，從而正如亨廷頓所言：“農村的作用是個變數，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12］因此政府要從制度上、政策上加強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

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主要涉及的是保障基金的來源。由于農民的收入低，土地補償費本身少，尚不足以較長時間維持基本生活，因而農民自發的解決社會保障基金是十分困難的。就社會保障的應有之意［13］，國家應是責任主體，因此在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上，應以國家財政支出為主。這就需要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保障城鄉二元體制，將農民特別是失地農民也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另一個重要來源是土地出讓收益，即政府從土地征用中得到了巨大收益，應把其中一部分拿出來作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

（二） 改變征地方式，由政府行政命令方式轉為以市場為主，增強農民及村民自治組織在征地中的談判地位。

當前失地農民的補償費過低，主要是政府成為征地主體。由于政府行為具有強制性，農民一方必然處于弱勢地位，不可能與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總的說來，這是政府與農民爭奪利益的問題，這也是政府行為不規范的表現。在今后的征地工作中，政府要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與商業性用地，針對不同用地采取不同征地方式。公益性用地如水利、交通、國防等一般不能用于商業開發，而即使是此類公益性用地，也不能用行政命令方式征用，而應主要采用說服教育，并以土地價格為基礎，以相當補償為原則，提高征地補償和安置標準。除特殊的公益性征地外，其余經營性用地則要通過市場獲得價格，由市場決定土地補償費，由用地單位和農民及村民自治組織代表村集體自行談判協商。在這一過程中，就是有矛盾、有沖突，農民也不至于直接針對政府。而政府在其中只需做好“裁判員”作用。同時，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在征地中侵害到村民集體利益的，村民委員會要站在集體立場，切實維護集體和村民利益，尤其不能損公肥私。并且村委會干部應從村集體和村民長遠利益考慮，掌管好、使用好征用農民集體土地的補償費，將其主要用于為全體村民謀福利上，而不能圖一時爽快，將補償費一次分掉而不顧及長遠。更不能違法犯罪，貪污、挪用村集體所得款項。正如一些農民所擔憂的：“村里把地賣了，如果能為村民長遠生計著想，把收到的錢都用于在為村民謀福利上，我們少分一點甚至一點也分不到，都說得過去；但是，賣我們命根子錢都落入個人腰包，那我們就慘了。”［14］

（三） 對外來人口大量流入的村莊，要給予外來人口一定程度的決策、管理、監督及經濟利益的分配權利。

外來人口大量流入的“超級村莊”，要認識到外來人口的流入雖然會帶來一些社會秩序的失范現象，但這是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是管理上的問題。外來人口的流入，對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地促進作用，正如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林若所說：“沒有民工就沒有廣東的繁榮”，該省委一位負責人也說：“外來妹、打工仔對促進廣東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應該被載入史冊。” ［15］從長遠來看，外來人口流入村莊，也是對傳統村莊向現代村莊的轉型、甚至向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大好機遇。因此各級政府在對流動人口加強管理的同時，流入村莊也應該從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其一定的權利，并且心理上接受他們，讓他們有歸屬感。當前可以考慮“戶籍不在當地的常住外來人口，可以派代表參加工作或居住地有關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和監督”［16］，對于在居住地工作或居住超過一定年限的且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當地村民自治章程的，可以申請加入居住地戶籍成為村民，享受與居住地村民同等的政治及經濟待遇。當然，這涉及到我國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村組法》有關條文的修訂。

（四） 積極探索多種方式解決農村精英缺失問題

針對當前一些地方村莊精英流出嚴重，使得村里缺乏活力的現象，嚴重影響了村民自治的發展前景，因此，應積極探索多種形式解決這一問題。

1． 合村并組。合村并組的目的與價值在于一方面由于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后，鄉鎮財政支出困難，通過合村并組減少了村干部職數，也就減少了鄉鎮在給付村干部工資上的支出，同時也由于村干部職數的減少，使得村干部的收入有所增加，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強村、強組合并弱村、弱組，讓強村、強組的干部治理弱村、弱組，解決了弱村、弱組無能人治理的問題，從而帶動弱村、弱組的發展，有利于弱村、弱組走出治理困境。但合村并組存在的問題是，只有合并的村、組是鄰近的，村、組之間村民由于較為熟悉、利益關聯性強、辦事方便等才有實質意義。因此不是相鄰的村、組一般不宜合并，否則合并的初衷只會適得其反，陷入新的治理困境。但目前來看，村莊精英流出嚴重又表現為區域性的，有些相鄰的村、組之間都存在精英缺乏的問題，因此這樣的村、組即使合并也解決不了村治的難題。

2． 對于無治理精英而又不宜合并的村、組，可以采取強村書記到弱村、弱組兼職或安排在鄉鎮直屬部門工作的能力強的干部回村任職，打破選人上的“地域”框框的辦法，加強弱村、弱組的工作。但從長遠來看，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3． 積極挖掘和培養村內治理的人力資源。對于尚留在村中而又沒有什么社會經歷和經驗的高中或中專畢業生，可通過縣級財政出資、村集體出資和個人出資“三方出資”，每村選送一人由高校專門定向培養“大學生村官”，在法律、管理、市場知識、農學技術等方面進行較為系統的學習，學習期滿回原村任職的辦法，培養新型的農村干部。另一方面，要破除傳統上的認為婦女不能參政、那是男人的事的鄉村觀念，樹立婦女也有精英的意識，教育、引導、鼓勵、支持婦女積極參政，讓婦女成為鄉村治理的新力量。

4． 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留住優秀的村干部。與工業化、城市化相適應，農民向城市轉移是現代化的必然。但農民進城并不等于“農村遺棄”，因為以目前中國人口的巨大基數而言，就算每年轉移2000萬人進城，也得數十年時間才能使鄉村人口的絕對數比城市人口更少。因此農村仍然需要大力去加強建設。否則城市化率再高，沒有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發展，工業化、城市化和整個現代化進程也將會受到極大地制約。農村的發展最需要的資源之一是人力資源，尤其是優秀的治理資源。有沒有一個好的當家人、帶頭人對于農村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一定要想法設法留住優秀的鄉村干部。要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和物質上建立健全對優秀村干部的激勵機制。如加大宣傳力度突出村干部的社會地位；村干部的報酬不能低于本村當年人均的勞動收入；對于工作時間長、貢獻大、正常離職的村干部，要給予妥善安排和適當補貼；建立退休、養老保險制度解決村干部的后顧之憂等。

注釋：

［1］孫立平 著《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8頁

［2］韓俊《“兩個趨向”論斷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理論創新》［J］《理論動態》第1663期，2005年2月28日

［3］［4］［5］［14］葛如江、潘海平、王新亞《失地農民：城市化浪潮中的新弱勢群體》，紅網（rednet.com.cn）2004-2-10

［6］［16］徐勇 著《中國農村村民自治》［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頁，第337頁

［7］［8］［9］［10］［15］徐勇、徐增陽 著《流動中的鄉村治理》［M］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頁，第231頁，第254頁，第256頁，第42－43頁

［11］溫銳 著《勞動力的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20世紀贛閩粵三邊地區實證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12］［美］塞繆爾﹒亨廷頓 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67頁

篇7

關鍵詞：印度；反傾銷；非市場經濟待遇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1)03-0003-11

印度對外反傾銷的法律基礎是《1975年海關關稅法》第9A、9B和9C條，《1995年海關關稅(對傾銷產品及其損害的確定、評估及征收反傾銷稅)條例》(簡稱《反傾銷條例》)依據WTO《反傾銷協定》對之作了補充。此后，該條例以非市場經濟待遇問題為核心經歷了4次調整。1999年納入了非市場經濟國家傾銷產品正常價值的確定方法；2001年界定了非市場經濟國家概念，開列了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等17國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同時確立了涉案企業市場經濟待遇的4個判斷標準；2002年刪除了上述17國名單，同時規定，反傾銷調查前3年被印度或任何WT0成員調查當局認定為非市場經濟的國家均假定為此類國家；2003年，該條例又增補一條，對被WTO成員認定為市場經濟的國家，調查當局將給予同等待遇。

根據WTO統計，自199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印度共發起596起反傾銷調查，其中涉及中國的案件有131起。而印度反傾銷調查當局商工部網站顯示了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對外反傾銷246起案情的詳細資料，其中涉及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有145起，涉及中國的有128起，包括1994年1月7日發起的對華首起反傾銷案――異丁基苯(Isobutyl Benzene)案。此外，通過中方資料另獲6起涉華案情。

在上述134起涉華案件中，有15起因以下原因終止調查：申訴方撤訴9起、申訴方不合作l起、申訴企業不具備代表國內產業資格2起、“微量不計”2起、申訴方不能證明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性損害1起，其余119起案件中，有13起案件中的部分企業獲得了市場經濟待遇。按印度商工部劃分，這些案件分布在紡織、制藥、化工、鋼鐵冶金、消費品和其他6個行業，其中，化工和制藥是印度對華反傾銷的兩個主要行業(表1)。本文擬從這6個行業對134起案件中國企業的應訴狀況和非市場經濟待遇進行統計分析。

一，紡織業

2002年生絲案是印度對華紡織品發起的首起反傾銷調查，至2009年底，該行業遭受印度反傾銷調查9起，中國企業參與了其中5起案件的應訴(表2)。由于印度調查當局總體上認定中國紡織業依然是一國有企業主導產業，存在政府實質性干預和轉制企業從計劃經濟體制延續的重大扭曲，因此，所有應訴企業均未獲市場經濟待遇(表2)。其中，調查當局在綢緞案(DGAD，2006)中對中國涉案產業和企業的調查分析最為周詳，得出的結論在同類案件中也最具代表性。

在絲綢生產的宏觀和中觀層面，調查當局基于下述理由認定存在政府干預：

首先，主要原材料蠶繭的收購流通存在政府干預。盡管自200l和2002年中國政府頒布《關于深化蠶繭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和《繭絲流通管理辦法》后，國家放松蠶繭收購，不再統一規定蠶絲價格，但鮮繭收購和干繭供應依然實行省(自治區、直轄市)級政府定價或省級政府指導價，并對鮮繭收購實行資格認定制度，市場準入受到嚴格管制。調查期(2003年4月1日～2004年9月30日)內，中國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在《關于做好2004年蠶繭收購價格及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要求各級政府繼續按照上述規定“加強蠶繭收購市場和價格管理，維護市場和價格秩序，促進繭絲綢行業健康穩定發展”，并要求“各級價格主管部門認真做好對蠶繭收購價格政策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維護正常的價格秩序”。

其次，養蠶業土地要素價格扭曲。盡管中國的蠶農和桑農均為家庭經營，但土地為國家所有，桑農在向地方政府獲得使用權或租賃權時成本偏低，從而大大降低了蠶繭的生產成本。

在絲綢生產和貿易的微觀層面，調查當局認為，中國絲綢生產企業大多從地方政府所有的鄉鎮企業轉制而來，絲綢出口企業則由國營外貿公司轉制而來。兩類企業轉制過程中的資產和債務評估和轉制程序大多不透明，且非市場驅動，生產企業從原國有企業收購的舊廠房和設備均不反映市場價值，資本和財務成本極低。如被抽樣調查的浙江凱喜雅(Cathaya)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以浙江絲綢集團為主的國有企業出資組建，董事會成員大多來自上述企業，本案涉及的該出口企業關聯生產商均從鄉鎮企業轉制而來。另一家抽樣調查出口商四川絲綢進出口集團由四川華神集團(Sichuan Hoist)控股，后者雖經多次股權結構調整，政府依然是最大股東，四川絲綢董事長和經理董事均來自四川華神，本案涉及的關聯生產商在國營轉民營過程，交易不透明或因原國企虧損負債而未支付轉讓金。

二，制藥業

截至2009年底，印度對華藥品發起反傾銷調查24起，其中，5起(1998年氯喹磷酸鹽案、2001年異丁基苯案、2006年盤尼西林案、2007年維生素B案、2008年青霉素案)撤訴。其余19起案件中，有18家中國企業參與了7起案件的應訴，有4家獲市場經濟待遇(表3)。在7起應訴案件中，2007年頭孢三嗪鈉案(DGAD，2008)和2009年青霉素G鉀鹽和6氨基青霉烷酸案(DGAD，2011)最具代表性。

頭孢三嗪鈉案是在中方企業充分應訴前提下印度當局調查分析最為周詳的一起案件。該案有6家企業應訴：福建福抗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哈爾濱制藥集團、河北石家莊制藥集團中潤制藥有限公司、蘇州東瑞(D aWnrays)制藥公司、珠海聯邦制藥(unitedLaboratories)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麗珠合成制藥(Livzon Synthpharm)有限公司。前3家為國有股份制企業，其中哈爾濱制藥集團因提交錯誤信息且拒絕現場核查而被認定為非合作出口商，后3家為外商獨資或合資企業。

對于2家合作中資企業，當局主要調查股權結構演變和股份制改造過程中是否存在計劃經濟體制延續的重大扭曲。對福抗藥業，調查當局基于以下3方面理由認定存在政府干預。首先，其前身為1958年建立的國有福州抗菌素廠，1996年改制為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2002年轉制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次，第一股東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CITIC)為政府全資控股企業，15名董事會成員中有9名來自該公司；第三，轉制過程中凈資產價格低估，延續了前國有企業的政府扭曲。對于石藥集團中潤制藥，當局的調查結論是：首先，該企業由石家莊制藥集團、中國制藥集團和天倫投資有限公司于2002年出資成

立，其中，中國制藥集團是天倫投資的主要股東，也是石藥集團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子公司(正由于此，中潤制藥自稱中外合資企業，且是“中國國內制藥業外資投資額最大的公司”)；其次，石藥集團是隸屬石家莊國資委的國有企業；第三，中潤制藥在河北省政府和國家商務部指導下兼并了多家國有企業，但兼并方法和被并企業資產債務評估價值不得而知。

對于3家外資企業，調查當局主要考察以下兩方面：股權結構演變和原材料、土地、電力等主要投入成本。股權結構方面，當局的結論是：蘇州東瑞盡管最初是由蘇州第6制藥廠參股的大陸香港合資企業，但2001年后已成為港商獨資企業；珠海聯邦制藥最初由國有珠海制藥公司與香港聯邦制藥廠有限公司合資組建，但企業經多次重組，港資已占主導地位；麗珠合成制藥有限公司則是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后者由3家大陸國有企業與澳門企業合資組建，企業同樣經多次重組，但政府通過光大集團依然持有一定股份。主要投入成本方面，當局認定，3家企業均從大陸國有企業采購原材料，其中包括本案涉案企業中潤制藥，電力等公用事業服務也由國有企業提供，合資過程中從政府獲得土地成本也未反映市場價值。因此，盡管蘇州東瑞和珠海聯邦制藥已不存在政府參股，但依然未獲市場經濟待遇。

但是，在青霉素G鉀鹽和6-氨基青霉烷酸案中，調查當局卻得出相反結論，給予4家外商合資、獨資企業市場經濟待遇，使之成為首起中國制藥企業獲此待遇的案件。這4家企業分別是：張家口吉斯特一布羅卡德斯(Gist Brocades)制藥有限公司、張家口帝哈(DHA)制藥有限公司、帝斯曼(DSM)貿易(上海)有限公司和阿拉賓度(大同)生物制藥(Aurobindo Datong Bio-Pharma)有限公司。調查同樣主要圍繞股權結構和原材料、土地、公用事業服務等主要投入成本。

股權結構方面，與前一案例的中外合資企業相比，4企業的狀況較為清晰。前3家均為中荷合資企業，荷方母公司同為阿姆斯特丹證交所上市公司皇家帝斯曼集團(Royal DSM)，外方股份分別占80％、74％和100％，3公司董事會成員多數或全部來自荷蘭。阿拉賓度(大同)生物制藥有限公司則是印度阿拉賓度制藥(Aurobindo Pharma)有限公司在華獨資公司，且為綠地投資項目，董事會成員無中國政府官員擔任。

主要投入成本方面，吉斯特一布羅卡德斯和帝哈均從關聯或無關聯企業采購原材料，阿拉賓度的供貨商均非關聯企業或國有企業，發票、訂單等證據表明3企業采購價格符合市場條件；燃料煤由私有企業按國內市場價格提供，水和電從國有企業購買，價格由政府統一制定；阿拉賓度在企業興建過程中，土地以適當補償金向當地政府購買，廠房設備在中國采購或從國外進口。

此外，當局認為，吉斯特布羅卡德斯、帝哈和阿拉賓度3企業的財務狀況均經獨立注冊會計師審計，符合國際公認會計準則和中國會計準則。

三，化工業

印度對華反傾銷調查最密集的行業是化工業，截至2009年底，共立案57起。其中，3起(1999年聚苯乙烯案、2001年異丙醇案、2009年亞硝酸鈉案)終止調查，中國企業應訴案件33起，其中，4起案件中的6家企業獲市場經濟待遇。印度調查當局對中方應訴30起非市場經濟待遇案件的審查可分為3個階段(表4)。

第一階段為1998年至2002年，有9起案件。該階段當局給予非市場經濟待遇的主要理由是應訴企業提供的信息缺乏完整性、一致性和可信度。第二階段為2003年至2007年，有13起案件。該階段調查當局對應訴企業的審點是股權結構，尤其關注是否含國有股份、轉制企業轉制程序和資產債務評估透明度。只要認為產權關系不清晰、存在國有股份，即以不能排除國家實質性干預為由拒絕市場經濟待遇。

2008年以后為第三階段，共有案件8起。除上述原因外，調查當局進一步考察應訴企業的原材料投入是否反映市場價值或國際市場價格。此類問題涉及面廣，標準模糊。調查對象不僅包括涉案企業本身，還涉及上游企業，而是否符合(國際)市場價格須由應訴方舉證，調查當局并無明確判定標準，若應訴企業不舉證，即作否定認定。該階段8起案件有5起涉及該問題，典型案例是2008年12月26日發起的碳黑案(DGAD，2009)。該案中，涉訴企業江西黑貓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中國海關統計的中國向日本、臺灣地區、韓國、蒙古等地煤焦油出口數量和價格，建議調查當局以此作為確定計算傾銷幅度基準的依據，但卻被作為原材料(國際)市場價格，并認定所有涉案企業價格不符合市場價值。。此外，另一涉案企業河北龍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從國有企業采購原材料，也被作為認定其原材料價格不反映市場價值的依據。

四，日用品和冶金行業

印度對華日用消費品行業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共計16起，其中，2起(2000年玩具案和2007年9月彩色顯象管案)終止調查，中國企業應訴案件6起(不包括終止調查案件)，住3起案件中，有7家企業獲市場經濟待遇(表5)。

在此類案件中，印度給予中國應訴企業非市場經濟待遇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國有企業存在政府干預，二是私有企業未提供充分、正確信息(表5)。與紡織、制藥、化工業案件不同的是，調查基本不涉及原材料、土地、公用事業服務等主要投入成本，因此，審查相對寬松，獲市場經濟待遇企業也相對較多。

印度對華冶金行業共發起反傾銷案9起，其中，1起(2008年熱軋鋼案)終止調查。中國7家企業參與了4起案件的應訴，其中2起案件中有2家企業獲市場經濟待遇(表5)。此類應訴案件的典型案例是2006年2月發起、2007年8月終裁的鑄鐵管案(DGAD，2007b)，新興鑄管股份有限公司是該案唯一涉案和應訴企業。當局對其的調查在同類案件中最為周詳，非市場經濟待遇的最主要依據是政府實質性干預，表現在以下3方面：

首先，盡管該公司是上市股份公司，但調查期(2005年4月1日～12月31日)內50％以上股份由新興鑄管集團持有，后者為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中央企業。對于應訴企業認為其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而非《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控股母公司對其影響受證交所規則、公司章程限制的申辯，當局認為，從上述暫行條例將“國有資產”定義為“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投資和投資所形成的權益，以及依法認定為國家所有的其他權益”看，應訴企業顯然是國有企業。而且，該條例的眾多條款均表明，應訴企業無法擺脫政府控制。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依照公司章程，提出向國有控股公司派出的董事、監事人選，推薦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長、副董事長和監事會主席人選，并向其提出總經理、副總經理、總會計師人選的建議”

(第17條)、

“國有控股、參股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定公司分立、合并、破產、解散、增減資本、發行公司債券、任免企業負責人等重大事項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派出的股東代表、董事應按其指示發表意見、行使表決權”(第22條)等。

其次，董事會成員的產生程序不透明。盡管董事會成員由全體股東大會選舉，9名董事中，3名由新興鑄管集團推薦、3名來自公眾、3名為獨立董事。但2000～2006年間，3名公眾董事始終未發生變動。從公司年報看，多名董事同時兼任集團、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官員，董事長和總經理均由集團董事擔任。

第三，根據公司2005年報，全資子公司蕪湖新興鑄管股份有限公司得到當地政府出口補貼，研發大口徑無縫鋼管。

五，其他行業

在其他行業中，印度對華共發起19起反傾銷調查，其中，終止調查4起，分別為1998年縫紉機針案、2003年珠光顏料案、2004年壓縮機案和2008年汽車動力轉向系統案。其余15起案件中，36家中國企業參與了其中11起案件的應訴，有3家企業獲市場經濟待遇(表6)。

在這些案件中，2009年的數字傳輸設備案(DGAD，2010)最受國內關注。該案有烽火通信科技、中興通訊、華為技術、深圳海思半導體、上海貝爾(Alcatel-Lucent ShanghaiBell)和杭州依賽通信(Hangzhou ECI Telecommunication)等6家企業應訴，國有、私有和中外合資各2家，最終僅有杭州依賽通信獲市場經濟待遇。除深圳海思和華為技術未有效應訴外，當局對其余4家企業的調點是所有權和董事會成員結構。

烽火通信科技控股股東為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后者直屬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司正副董事長、總裁、監事會主席均來自控股股東。

中興通訊控股股東深圳市中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由西安微電子技術研究所、深圳航天廣宇工業集團、深圳市中興維先通設備有限公司3方合資組建。前兩者分屬國有科研事業單位中國航天電子技術研究院和國有獨資航天科工深圳(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有其34％、17％股權，另一出資方為民營企業，占49％股份。公司9名董事在3家出資方的名額分配為3:2:4，國有股份占控制地位。

上海貝爾雖為外方控股，阿爾卡特公司持有50％加一股，中方持剩余股份，但同樣隸屬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現任董事長由國家人事部于2004年初任命，總裁由外方任命。

杭州依賽通信有限公司由以色列最大通信公司之一依賽電信(ECI)與中國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Eastern Communications)于1995年合資組建，后者是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控股中央企業。但中方27.61％股權依據2006年7月12日四屆三次臨時董事會關于《出售杭州依賽通信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已于當年通過國資委指定的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以2893萬元價格轉讓給外方。因此，調查期內該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

六，結語

印度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法律法規正式實施始于1999年，且完全以美國和歐盟為模板，但印度已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對外反傾銷和對華反傾銷第一大國，1995～2009年，立案數分別為596起和131起，而美國為440起和99起，歐盟則為406起和9l起。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印度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總計應為135起，本文對其中可獲詳情的134起案件的中國企業應訴和非市場經濟待遇狀況進行了分行業統計分析，基本結論如下：

首先，中國企業的案件應訴率低、市場經濟待遇率低。在最終采取反傾銷措施的119起案件(即剔除15起終止調查案件)中，中方參與應訴案件為66起，案件應訴率55％。其中，制藥行業應訴率最低，為37％，其他類行業最高，為73％。在參與終裁應訴的224家企業中，僅有22家獲市場經濟待遇，獲得率為9.8％。其中，日用品和冶金是該比率最高的兩個行業，分別為32％和29％，而紡織業則是唯一無企業獲市場經濟待遇的行業。

其次，當局確定中國應訴企業非市場經濟待遇的具體依據主要有4個。一是企業提供的信息不完整、不準確和拒絕實地核查；二是轉制企業的所有權結構不清晰、轉讓程序和資產債務評估不透明；三是股份制企業的國家參股、控股乃至獨股和董事會主要成員的政府或上級控股國企任命；四是要素和主要原料投入不反映市場價值。4個依據分別針對中國涉案企業的如下4個問題：非有效應訴、轉制企業從計劃經濟體制延續的扭曲、國有(股份制)企業的政府控制、涉案企業上游產品和要素市場的政府干預。在對華反傾銷16年歷史中，當局的調點逐步由前兩者向后兩者轉移，化工業是該趨勢下市場經濟待遇審查標準不斷提高的典型行業。

第三，政府參股是企業非市場經濟待遇的最主要原因。盡管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占全部應訴企業的50％，但在22家市場經濟待遇企業中，僅有2002年苛性鈉和硼砂十水化合物兩案中的上海氯堿、大連凱美2家是國有(股份)企業，而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企業卻多達16家。國有(股份)企業難獲市場經濟待遇的原因在于印度調查當局對政府實質性干預的界定寬松而模糊，只要認定存在國有股份，甚至不對股權結構作詳細調查，即以無法排除政府干預的可能性為由給予相應企業非市場經濟待遇。這種做法同樣適用合資企業，如2005年尼龍長絲案中的濟南聚大纖維有限公司、2006年懸浮級聚氯乙烯案中的宜昌宜化Pacific Cogen有限公司、2007年頭孢三嗪鈉案中的珠海麗珠合成制藥有限公司、2007年硫化黑案中的大連綠蜂化學制品有限公司和2009年同步數字傳輸設備案中的阿爾卡特一朗訊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外合資企業均因此被判非市場經濟待遇。而獲得市場經濟待遇外資企業的基本特征是：外商獨資或控股、董事會外方主導、股權結構清晰。

篇8

關鍵詞：紅利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供給管理實施機制

中圖分類號：F01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2）04—0014—04

中國已經站在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十字路口。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條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些過去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有利條件的各種“紅利”——“轉型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等正在逐漸消退。在這樣一種狀況下，探索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尋找新的紅利空間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紅利變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供給管理實施機制的構建顯得尤為重要，應當轉變目前“重需求管理、輕供給管理”的現狀。中國目前經濟改革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實施供給管理，構建經濟發展的長期機制。本文從發展戰略制定、技術變遷方向選取、制度安排調整和激勵結構轉變等方面研究紅利變化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供給管理的實施機制。

一、紅利變化背景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供給管理的戰略制定

供給管理的實施機制構建首先要求我國執行符合經濟發展長期利益的“適宜的發展戰略”。中國的發展戰略不再僅僅滿足短期的經濟增長需要，而且必須考慮到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等對子孫后代的影響，堅持可持續的發展戰略，追求經濟發展的長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其更多地從需求角度實施擴張和收縮的宏觀調控，使總需求發生變動。供給管理則是指因政府而使總供給發生變化的更多樣化的政府作為，并特別注重與政府產業政策等相關聯的結構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二者的共同點在于調節總供給或總需求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同之處在于需求管理是通過調節“總需求”的變動實現，而供給管理則通過“總供給”的管理來實現。在新時期，發展戰略需要實現從“重需求管理、輕供給管理”向“以供給管理為重點”的轉變。

為什么要在紅利空間改變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制定供給管理的發展戰略？這主要是由國際和國內的經濟發展形勢決定的。

（一）外部需求變化要求中國改變發展戰略

從國際形勢來看，2008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經濟的進展。中國傳統的增長方式依賴于外資驅動和出口驅動，經濟增長的一大部分來自于所謂的“外資紅利”和“外貿紅利”，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新形勢下，外部需求的擴張速度明顯變慢，使外資和出口依賴的增長模式受到了挑戰。如果不能有效地轉變發展戰略，則中國經濟的增速面臨著放緩的威脅。

（二）紅利變化迫使中國尋找新的發展戰略

從國內的發展態勢來看，過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長所運用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逐漸凸顯，買方市場的形成、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自然資源枯竭、環境質量惡化、經濟的頻繁波動、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等問題越來越嚴峻，這些問題的出現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改革紅利”“人口紅利”“投資紅利”“資源紅利”等都受到了威脅。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能依賴于短期政策，需要依靠生產率的改善、技術創新和結構轉化等因素來實現，這些涉及長期經濟增長的變革必須通過改善供給來實現。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在過去供給約束不明顯的情況下，需求管理具有明顯的效果。而在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供給約束明顯的背景下，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因此，實施供給管理的發展戰略，創造新的紅利空間，就成為新階段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問題。

二、紅利變化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供給管理的技術變遷方向的選取

經濟學界已經普遍意識到，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技術進步可能會帶來報酬遞增，擴展生產的可能性邊界。中國要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尋求新的紅利空間，就必須依賴技術變遷。一般而言，技術進步主要有技術創新、技術擴散、技術引進三種途徑。三種技術進步的途徑都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側重點需要進行調整。具體來看，中國當前的技術變遷方向應當符合如下原則：

（一）技術變遷應逐步轉向“技術創新為主”

中國的技術變遷方向應從“以技術吸收為主，技術創新為輔”到“技術創新為主，技術吸收為輔”轉變。在中國過去的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更多地依靠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來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這種以“技術引進和吸收為主”的方式對于落后國家而言具有成本低、見效快的效果，從而獲得一定的“技術吸收紅利”。但是，隨著中國的科技進步逐步提升，西方發達國家向中國的技術溢出效應將會逐步減弱。“技術吸收紅利”的減弱使得中國不得不轉向以“技術創新”為主的道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中國企業表現出了以下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是不少高科技企業顯示出良好的免疫力，雖有沖擊但影響不大；二是缺少科技含量和競爭力的企業遭受了嚴重沖擊，有的企業甚至遭受到了滅頂之災。這兩種結果對比鮮明地折射出企業技術創新的緊迫性。

（二）技術變遷應以“節能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為導向

中國過去30余年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高投資、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特征，這種方式雖然在短期內帶來了一定的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種種“發展的代價”，例如，環境質量的惡化，自然資源的枯竭，經濟的大起大落等等。技術變遷的目標就是有效地轉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其目標是在“節能”和“環保”的過程中，實現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技術進步構成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力保障，使得“供給管理”的目標能夠有效實現。

篇9

【關鍵詞】事業單位 人力資源管理 瓶頸 優化

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由國家機關或由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社會服務組織，是以實現政府職能，提供公益服務為主要宗旨的一些公益性單位及非公益性職能部門，主要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事業單位的人力資源主要包括行政事務管理人員（有些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依照國家公務員管理） 、后勤服務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通過人力資源管理，對這些人員進行素質提高、資源配置、開發規劃、能力利用及追求效益優先等一系列行為，最大限度的發揮人的主體性和積極性，使人的潛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使工作的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最終實現事業單位的發展目標。

一、事業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的瓶頸

（一）管理理念落后

當前我國事業單位正處于人事制度改革的關鍵時期，創新是時代精神的核心，是組織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事業單位的組織結構等級分明，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直接服從于單位決策層領導，往往與業務部門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領導層面與職工層面不能很好地進行交流，缺乏必要的了解渠道。很多事業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僅限于員工調配、工資發放以及按上級主管部門要求提拔晉升等， 升遷制度的標準也仍然停留在身份、資歷、學歷、年齡和戶口等綜合考核體系，缺乏人力資源管理的現代化元素。在人力資源管理手段上，也是以傳統的管理為主，缺少對人的關心，專注事務性，缺少調動員工積極性的策略，常常是紙上談兵來敷衍，背離了人力資源要求的開發員工潛力的宗旨和要求。所以只有做好經驗與教訓的總結，而不是一味地排斥與抵觸人力資源管理創新活動的推進，才能為事業單位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開展創造有利條件和基礎，減少改革的難度和不確定性。

（二）激勵約束機制缺乏

事業單位激勵機制不科學主要表現在是手段方面，薪酬分配上的“大鍋飯”問題表現突出，加薪、超額獎金、股份期權等與業績掛鉤的酬勞增加方式不能完全采用。很多事業單位還存在著薪酬等級不明顯的現象，沒有真正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很多事業單位員工的潛在思想意識。實際操作中，事業單位執行職務工資由固定和津貼兩部分組成。津貼部分理論上與職工的工作數量和質量掛鉤， 多勞多得， 少勞少得， 不勞不得。但在實際中， 大部分單位都把津貼按照統一標準進行發放，未能體現區別對待。

（三）績效考核不到位

考核是事業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的指揮棒，但這個指揮棒有時候并沒有發揮好作用，由于缺乏科學系統的考核機制，在平時無法對事業單位職工的工作情況進行實時考核，只能是在年終對職工進行總體性評價，但年終考核范圍通常比較廣，考核結果并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人員實際工作技能和效果。考核的方式也過于簡單：一般是由主要領導掛帥，成立個考核班子，然后大家分別評議，在當面評議中盡說好聽的，不說不好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表揚與自我表揚，即使僅有的自我批評，也是不痛不癢的，考核的失真使單位領導難以摸清職工隊伍的真實情況，容易導致單位決策的失誤。至于缺乏有效機制的投票方式的推廣，就更沒有任何實質效果可言了。另外，績效考核的結果并沒有科學地運用到職工的獎優罰劣、薪酬分配及職位升遷等機制中，一般事業單位年終考核結束后，考核結果對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并沒有真正起效，導致大家對這個考核效用產生懷疑，從而導致工作態度不認真，效率低下，缺乏競爭意識。只要員工不犯大錯誤，工資福利照常發放，績效考評流于形式，考核目的無法完成，不利于調動職工的工作積極性。

（四）培訓不到位

人力資源的開發培訓包括對員工綜合素質的培養、潛力的挖掘、品格道德的鍛造、業務技能的培訓及崗位環境的匹配性訓練等多個方面，但是我國的事業單位人力資源開發培訓不到位。一是投入方面，因為培訓的長期效應大于短期效應，而部分領導又過分強調投入和回報成正比的急功近利的觀點，使得單位對于人力資源的培訓開發工作持消極態度，沒有把工作人員受教育的需求視為硬性需求。二是效益方面，忽視培訓制度的戰略性，缺乏長遠規劃和有效的適應性措施，員工培訓內容與其本職工作的關聯性和針對性不強，忽視了職工長遠性的崗位發展。大部分事業單位只有年度人力資源開發計劃和員工培訓安排，這就導致培訓開發活動與組織發展戰略相脫節，這種情況下的人力資源開發投資效益比較差，且容易造成人力資源發展的非持續性。三是內容方面，對工作人員個人條件的針對性不強，沒有培訓需求分析、培訓計劃等一套管理體系，培訓內容也枯燥陳舊，缺乏針對性，難以達到最優效果。工作人員感受不到培訓帶來的效果，只是為了培訓而培訓，所教的知識不能把理論與實用性、操作性相結合。理論型培訓以思想品德教育和政策理論學習為主，忽視職業自身的實際需求和潛能的全面開發，易引起事業單位員工的反感，導致負面情緒的產生。人才培養開發機制的不健全導致事業單位人才培養的隨意性強，也導致單位人員知識結構的老化，對于新觀念、新事物、新方法的接受能力較低，形成惡性循環，使得事業單位開發培訓的積極性越來越低。

二、事業單位人力資源管理優化的措施

（一）打破傳統約束，樹立新觀念

更新人力資源管理觀念，淡化“權利”理念，增強“服務”理念。應培育、樹立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點，重視人力資源在事業單位組織自身生存發展及服務社會職能實現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但是，在有些單位的人力資本投資工作中，人才流動受到了嚴格的控制，性別歧視進一步嚴重;更有甚者踐踏國家人才待遇政策和號召，大搞不正之風，這些都忽略了人力資源這一主導力量在企事業單位中的重要作用。事業單位應從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的“權力中心”思想束縛中跳出來，以全新的思維方式去為員工提供需要的服務。在人力資源管理的過程中真正做到以人為本，重視員工，關注員工，尊重員工，激發其潛能，實現單位與員工個人的共同發展。拋棄以往的官本位思想，堅決杜絕對他人意見和建議采取一票否決的態度，培養職工參與單位民主決策的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提高單位效益。

（二）建立有效激勵機制

良好的激勵機制可以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不僅對個體產生積極影響，更能在集體中形成競爭的氛圍，從而提高單位整體效益。激勵機制除了要滿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外，與之對應的還要有合理的物質回報。另外還要滿足工作人員高層次的需要，即尊重需要、社交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對其進行感情激勵和精神激勵，使工作人員在單位能感受到足夠的踏實、尊重、信任和愉悅，才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應該結合本單位具體的情況來設置科學的評價指標，這樣才能有效的消除考核結果中的主觀誤差。考核制度的建立必須堅持公正客觀的原則，實行群眾評議與領導考核相結合，考核工作態度與考核工作實績相統一的方法，把考核結果作為解聘、續聘、晉級、增資、獎懲等的依據。

（三）健全績效考核體系

要充分認識到考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實做好考核工作。首先在形式方面，不僅要將日常考核、專項考核、年終考核與季度考核相結合，而且要實行分類評估，不能用統一的評估指標來尺度所有的人，不同類別、不同層級的工作人員應用不同的評估指標體系。堅持以定量為主、定性為輔的考核方法，以減少評估中的主觀性;采取領導為主、群眾參與的評估方法，擴大信息來源，根據具體情況引入多方評估主體。在具體的考核指標體系方面，我國的德、能、勤、績的考評模式是一種對“人”的考評指標體系，很多指標與當前工作任務的關系不夠密切，所以考評內容要根據不同部門、不同層次、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增加相關評估維度，還可增加用于考察機動性、臨時性任務的動態評價指標。既要考核工作質量和業績，也要考核工作人員的工作能力和潛力。具體設計指標體系時，要選擇科學的指標權重設置方法，一級指標的權重確定應主要依據組織目標與價值取向，二級指標的權重，與職位的高低與性質有關，要以職位分析為依據。通過考核，發現工作人員的優勢和不足，對優勢進行鼓勵和發揚，對劣勢進行教育和培訓，揚長補短。另外，還要引入競爭機制，及時進行績效工資和獎懲兌現，形成獎優罰劣，獎勤罰懶，“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用人機制，形成“爭先創優”的良好氛圍，評估結果也應與任職、升遷、獎懲、培訓、個人發展、組織發展等掛鉤。

（四）加強教育培訓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對教育進行投入，可以使人的能力提高，價值得到提升。應加強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完善員工職業生涯發展計劃。培訓教育要針對工作人員個人的能力，素質和工作崗位的要求進行，提升工作人員與工作崗位的協調度。可通過講座或座談會的形式進行培訓需求調研，并結合單位工作的特點，提高培訓的有效性和針對性。要與工作人員的職業發展規劃相結合，把工作人員個人的發展與單位的發展相捆綁，要結合員工個人成長發展的需求和個性化需求，使員工的發展促進單位的發展，單位的發展為工作人員發展提供更大的平臺，二者相得益彰。培訓內容不僅要包括崗位技能，還要包括員工職業道德的強化，使其具備適應事業單位發展的道德水平。激發員工的集體榮譽感與使命感，用先進的企業文化思想武裝員工頭腦，在此基礎上結合員工個人成長發展的需求，給予對未來晉升的期待，促使員工做好個人的職業發展規劃。

參考文獻：

篇10

關鍵詞：生產實習 創新能力 實踐教學

生產實習是本科教學體系和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的學生來說，生產實習尤為重要，它能將專業基礎知識與生產加工實際相結合，有利于學生對這些知識的掌握；同時可以使學生對企業現場生產流程和工藝有所了解，鍛煉了學生適應現場的能力，熟悉各類機床和加工中心，檢測設備，對以后其他課程的學習也是一個幫助。它是培養學生實際操作能力、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有效途徑，是理論教學的繼續、深化和檢驗。隨著我國制造業的發展，企業需要更多具有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加強生產實習教學環節的改革，提高實習效果，將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為企業輸送高質量的人才。

結合我校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的實際，根據現有生產實習中存在的問題，對如何提高學生實踐和創新能力進行討論。

1 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生產實習存在的問題

1.1 實習基地投入嚴重不足

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國有企業不再承擔計劃經濟體制下安排大學生實習的義務；另外，由于人才市場日趨成熟，企業可以通過各種招聘機構及網絡招聘人才，無需通過實習來發現和留用人才，很多企業不愿再接收大批學生去實習。某些大型國企雖然愿意接受實習生，但其經濟效益不理想，生產開工不足，學生只能看到靜止不動的設備，難以看到生產加工的動態過程，設備普遍比較陳舊，工藝比較落后，學生很難了解到先進制造技術和工藝，影響了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的提高。

1.2 由于企業技術保密、安全管理等原因，學生難以通過生產實習提高動手能力

由于計算機和先進制造技術的引進，多數實習廠家在生產中實現了自動化控制，生產現場的工作人員很少，車間內采用全自動化操作且工作人員均經過嚴格的操作培訓，而學生達不到現場工作人員的要求，在實習時不可能進行實際操作。此外由于企業的技術保密意識越來越強，學生要在一個企業待兩天以上、要看生產用圖、要抄工藝卡、要觀摩先進制造裝備和工藝，變得越來越困難，使生產實習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有些加工過程比較危險，考慮到學生的安全，絕對不允許學生進行實際的生產操作，從而減少了學生動手能力的機會。

1.3 生產實習經費短缺，難以應付實習的正常開支

本專業先后在衡陽、洛陽、上海、株洲、桂林等地的廠礦企業建立了長期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但由于交通、住宿費用上漲，只能采取就近原則。近幾年，校外的實習基地主要是桂林，為保證學生人身安全，都是租用公交車。實習經費緊張，已成為生產實習的主要瓶頸，難以在校外實習基地保質保量地完成生產實習任務，嚴重影響了生產實習的質量。

基于上述情況，如何調動實習基地參與實習的積極性，充分利用實習基地的資源，爭取實習基地的支持與經費來源，利用有限的實習時間，培養和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能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

2 生產實習中提高學生實踐和創新能力的方法與途徑

2.1 以人才培養為核心，進一步拓寬與實習基地的合作領域

在本科生培養及企業員工培訓方面開展更為廣泛、深入的合作，一方面利用學校人才優勢為企業提供技術革新、技術改造等支持，另一方面利用企業的資源及設備優勢，為學生提供實習、實訓基地，并激勵學生“工學并舉”，進行創新實踐。

2.1.1 利用實習基地的資源及設備優勢，激勵學生進行創新實踐，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生產實習在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安排在第六個學期末，這個階段學生已經掌握了一定的專業知識，對學生加以引導，將是學生創新實踐的好時機。在此階段，合理利用實習基地的資源及設備優勢，可以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實踐平臺，我們的主要措施為：

（1）將實習基地作為學生的創新實踐平臺，讓學生參與各類科研合作項目

例如在衡陽有色冶金機械總廠，做畢業設計的學生和指導教師之間簽訂了協商性學習協定，結合廠校科研合作項目和湖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利用5kW橫流二氧化碳氣體激光器與多軸連動數控激光加工系統，開展復雜齒輪刀具的激光強化、梳齒刀設計與制造通用技術支持系統的研究學習計劃，最后以畢業設計評分標準對協商性課程計劃的學習結果進行評價。學生對于生產實習、畢業實習等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的實戰性、研究類課題比例較以往有所提高，設計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將大學生創新設計大賽與生產實習有效結合

我院加強大學生創新工作一直在努力開展，學院特別重視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并且積極參與學校與全國三維數字化創新設計大賽和大學生機械創新設計大賽，2010年在劉永霞老師的指導下，作品“3D深溝球軸承裝配機”獲得南華大學二等獎。在2010湖南省第四屆大學生機械創新設計大賽中，在指導教師麻勝榮的帶領下，作品“電纜破冰機”獲得一等獎；李嵐老師指導的作品“液壓減速高樓逃生裝置”獲得二等獎。共獲得二等獎4項，三等獎3項，優勝獎2項。這些成果的獲得離不開實習基地的大力支持。

2.1.2 開設數控加工編程與操作、CAD/CAM等系列培訓班，促進學校與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

我院作為國家制造業信息化三維CAD教育培訓基地，面向企業和在校學生招收學生，開設數控加工編程與操作、CAD/CAM，有限元Ansys 等系列培訓班，讓企業員工和在校學生同堂學習、交流，共同提高。截至目前，已累計開辦6期，畢業學生400余人，大多數獲得了省勞動廳頒發的數控技術職業技能鑒定證書，解決了企事業單位數控人才短缺的問題，加強了與企業的產學研合作，解決了企業關鍵技術問題，也鍛煉和增強了教師的工程實踐能力，從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育人效果和社會經濟效益。

2.2 研制一套涵蓋主要實習基地加工設備和加工工藝的課件，拓寬知識，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

當今社會已進入信息化時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更新快。本課題組根據收集到的實習基地加工設備和工藝資料，結合先進的加工技術和生產設備，編制一套適合本專業學生、涵蓋主要生產實習基地加工設備和工藝的課件，課件主要內容如圖1所示。通過觀看課件和請廠家專業技術人員講解，讓學生學會分析、綜合、歸納、演繹、比較、判斷、推理等思維方法，促進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發展，為生產實習提供鋪墊。

2.3 以人才培養為中心，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以科研促進教學，重視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在實習過程中我們根據生產實習基地不同廠家的設備和產品，在實習安排上側重點不同，例如接受我校學生實習的一家專業化生產柴油汽車高壓噴油泵總成、鋁鑄件、出口件的中外合資企業，該公司鋁鑄件產品主要為轎車發動機配件，出口件產品主要為美國康明斯公司等全球知名跨國企業配套，該廠的數控加工設備較多，所以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們重點在數控加工設備上，由數控教師現場結合設備和產品進行講解。此外，由于該廠的產品主要是汽車高壓噴油泵，毛坯為鋁鑄件，所以鑄造設備及工藝過程也是實習的重點。通過深入了解電控單體泵泵體從下料到最終成品的過程，進而對熱處理工藝的擠壓珩磨工藝原理、鑄造種類、鑄造工藝3個基本部分，鑄造生產經常要用的材料，鑄造生產與其他工藝不同的特點，油泵的工作原理及主要結構等進行全方位了解。在實習過程中，各小組之間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經驗總結與交流，遇到現場實際問題時，學生先進行討論，然后請技術人員進行詳細講解。

3 結束語

生產實習對于提高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學生的專業素質及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和創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需要加強與實習基地的合作與技術交流，將實習基地作為學生創新實踐的平臺。另外，研制一套涵蓋主要實習基地加工設備和加工工藝的課件，拓寬學生知識面，最終形成以人才培養為中心，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以科研促進教學，進而提高學生創新能力的教學模式。

參考文獻

[1] 劉素心.創新實驗教學，培養創新人才[J].天津市財貿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9（3）：37-38.

[2] 李棟，劉能高.論美國選課制的歷史意義及啟示[J].綏化學院學報，2005（10）：159-161.

[3] 甘勇.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生產實習的探索與實踐[J].高教論壇，2007（2）：110-112.

[4] 郄世鴻，于鵬.高校生產實習中的問題與對策分析[J].高教論壇，2010（5）：559-561.

[5] 黃艷秋，于微波.生產實習教學模式改革與實習基地建設[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2010（3）：49-50.

[6] 湯彩萍.“工學結合”生產實習模式的實踐與特色[J]職業技術教育，2008（2）：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