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社會醫學的認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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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涂爾干的《宗教生活的叁本形式》以及《原始分類》中，貫徹著一種通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達到對其社會學觀點的說明的思路。他通過對澳洲以及其它一些原始部落的社會結構和宗教崇拜形式的人類學分析，得出了宗教是社會團結得以產生的始作俑者，而宗教本身又是社會的安排，所有的知識形式都是社會功能需求的結果的結論。

    涂爾干(durkheim, e)是社會學思想史上的三位古典大家之一。“在社會日益分化背景下，如何促進社會的重新整合和團結”是他終其一生的學術活動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檢視涂氏對這一問題的所有著述，可以大致將其研究理路分為兩個階段:早期主要是提出問題，形成研究大綱(代表作品為《社會分工論》)和在現代社會背景中尋求對所提出問題和給出的答案的經驗論證(代表著作為《自殺論》);后期主要是探索道德的社會整合功用實現的路徑(如一些教育學著作)，并用歷史學和人類學方法追溯社會整合和團結的道德路徑的歷史起源與合理性(代表作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本文將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原始分類》為主要范本，對涂爾干后期的人類學研究及其所欲達致的社會學目的作初步解讀。

    一、視角選擇的理論動機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涂爾干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阿隆( aron, r)對該著作的評價極高:“這一本書無疑是最重要、最深刻、最具有獨創性的著作。同時，在我看來也是作者的靈感表達得最清楚的一本書。”該書主要是利用了大量的有關澳大利亞原始宗教情況的人類學資料來分析和證明作者一生所堅持的學術見解:社會聯接和整合的原因可以從宗教中尋找，宗教是社會團結和科學發韌的溫床，但宗教本身又是一種社會事實。由此可見，涂爾干對人類學的研究的基本旨趣并不在于人類學本身，而是直接指向了其社會學主題。為什么涂爾干選擇這種人類學的研究視角?這里有幾個原因:

    第一，這是由涂爾干的學術興趣決定的。他試圖通過這項研究回答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社會整合的力量(包括道德力和情感力)的歷史起源間題，換句話說，即集體意識從何而來的問題;二是人類知識包括社會分類的起源問題。這兩個問題本身就帶有歷史發生學的內涵，因此，惟當揭示出人類的歷史起源和演變的基本脈絡后，方能做出合理的解答。

    這樣，第二—問題的解答就跟涂爾干后期所強調的歷史研究方法勾連起來了。涂爾干早年曾對孔德所推崇的歷史研究方法進行了尖刻的批評，強調應代之以比較方法。這種不成熟的批評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得到了自我糾正:“對那些最近出現的宗教來說，除非我們去追蹤它們在歷史中逐步形成的歷史，否則我們就很難了解它們。實際上，歷史分析是可能適用于此的唯一的解決辦法。事實上，對于上述研究目的而言，歷史方法也許是最為恰切的研究模式。

    第三，更進一步看，涂爾干對歷史方法的選擇，對人類學視角的青睞，又可追溯到他思想中所貫徹的實證主義、進化論、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等理念。實證主義的涂爾干的基本社會學研究方法和所要達致的目的都來源于17世紀啟蒙理性以來的自然科學傳統;結構主義的涂爾干則相信社會事物蕪雜的表面后存在著一個決定其本質的、像自然“規律”一樣客觀、固定的“實在”:“在所有信仰體系和膜拜體系的基礎中，必然存在著某些基本的表現或概念，以及儀式態度，盡管它們形式多樣，卻不論何時何地，都具有著同樣的客觀指涉以及同樣的功能。而要簡便精確地實現這一目的，必須回到最簡單的存在中去，因為“在低級社會中，任何事物都是共同的。活動是定型的;每個人都在同樣的環境中進行著同樣的活動，而這種行為的一致性也不過是思想一致性的體現。每個心靈都被卷進了同樣的旋渦，幾乎所有的個體類型都是按照種族類型的模式得以確立的。但問題在于，這種對原始宗教的研究如何能達到涂爾干對“最想了解的”“今天的人”的目的?在進化論的涂爾干看來，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雖然原始宗教同現代宗教在形式上的各種差異非常顯著，但這只是社會不斷進化，不斷從簡單走向復雜，從低級走向高級的一個表現而已，而在深層結構上、在本質上，原始社會同現代社會仍然是一致的，亦即“有著同樣的客觀指涉以及同樣的功能”。正是這種一致性為對原始宗教的研究成果通向現代工業社會架起了交通的橋梁。

二、問題研究的基本邏輯

    眾所周知，涂爾干是一位社會學主義者，在社會與個體之間、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他始終強調社會、集體主義的絕對優先性，而涂氏的所有研究也都以證明這種主張為宗旨。為證明自己的這種說法的合理性，他就必須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力排任何非社會性因素，首先論證宗教的社會特征以及其社會功能賴以產生的結構性條件。

    (一)宗教的本質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作者首先對有關宗教的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做了較為明確的回答。他建構了自己的宗教概念，認為宗教必然將整個宇宙分為對立的兩類，即凡俗世界與神圣世界;宗教有幾個構成性要素，即禁忌、信仰、儀式和教會。接著，作者先后批駁了泛靈論宗教學說和自然崇拜宗教學說，并對宗教和巫術做了區分。他認為，泛靈論宗教學說和自然祟拜宗教學說都只能使其自己的解釋對象喪失客觀實在性。如果宗教所祟拜的是不真實的神靈和由于人們的恐懼而變形了的大自然的力量，那么宗教就相當于集體的錯覺。這兩種宗教起源學說“為了說明這些宗教思想的虛假材料是怎樣獲得毫無客觀基礎的神圣性的”，“必須承認一個完全由虛幻表現構成的世界疊加在了另一個世界之上，前者使后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發展到了無法辨認的地步，并用純粹的幻覺取代了實在。在泛靈論，是夢的幻覺帶來了這種變形;在自然崇拜，則是通過語詞引發出來的一群輝煌而又空洞的意象帶來了這種變形。不過在這兩種情況里，宗教都必須被當成是澹妄的想象的產物。”在此基礎上，作者指出，宗教的本質是圖騰崇拜。這種崇拜“是一種更基本、更原始的膜拜”，而泛靈論和自然崇拜“只不過是它的派生形式或特殊方面而已”。對于巫術，涂爾干認為，關鍵是它缺少穩定的教會組織，不能形成社會力量。但是，即使是圖騰崇拜。其對象并非就是體現圖騰的具體的物體，而是這種物體所代表的記號、符號，而這些符號和記號是由社會貼在這些物體上的。這樣，就在理論上奠定了宗教的社會性基礎，把原始宗教研究定位在社會學的語境中。

    (二)圖騰崇拜的社會起源與社會功能

    確立了圖騰崇拜在宗教中的本質地位后，就要對圖騰崇拜的社會產生及其社會功能進行深人的剖析。涂爾干使用了他最為推崇的功能研究方法。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氏正是通過對圖騰在原始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的研究來達到他最后的研究目的的。

    圖騰往往是由一些事物如某種動物或植物充任的，其存在，首先是作為原始社會特定組織如氏族和胞族的名字和標記出現的，是該組織與其他組織相區別的一個標志，“是每個氏族把自己和其他氏族區分開來的記號，是氏族個性的可見標志”。這是圖騰存在的最為基本和外顯的功能。

    更為重要的是，圖騰是氏族崇拜的對象，是“禮拜儀式的一部分”，具有“宗教性”。圖騰之所以能獲得這種宗教性，是因為它被視為具有決定氏族及氏族成員的安全和生死的強大能量。而這種宗教性的維存，則主要通過宗教儀式—如通過禁忌、神話的編造和膜拜儀式—實現的。

    正是通過對圖騰的這種宗教式的社會建構，圖騰被賦予了一種“力”，這種“力”不僅被想象成物質力，而且具有強大的道德力。一個土著“之所以要針對圖騰生物有一些獨特的舉止行為，不僅是因為在這些生物中蘊含著在物質上令人畏懼的力，還因為他感到他在道德上也必須如此。他覺得他在服從一道律令，履行一項義務。對于這些神圣的生物，他不僅是畏，而且是敬。不但如此，圖騰就是氏族的道德生活之源。

    對圖騰的膜拜，同時還會產生一種強烈的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同道德力一起，共同維系著社會對于個人的至高無上的優先性和社會的團結。這正是涂爾干最需要說明和論證的觀點。宗教是社會的產物，或者干脆說，宗教是社會的故意安排。涂爾干說，“古往今來，我們看到社會始終在不斷地從普通事物中創造出神圣事物”，“惟有社會是這類各色神化的始作俑者”。具體言之，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正是社會從自身出發的有意識建構。在涂爾干的視域中，“神首先被人們認為是高于人自身的一種存在，是人的依靠”，“而社會也給我們永遠的依賴感。因此，社會的存在也是神性的，是一種凌駕于個體之上的力量。但是，社會為什么要建立自己相對于社會個體而言的神圣呢?涂爾干回答該問題的方法是他早年所竭力回避的目的論模式:’·既然社會獨有一種和我們個體不同的本性，那么它就會去追求同樣也為其所獨有的目標。可是，它不以我們為媒介就不能達到目的，所以它就會命令我們去協助它”;同時，“群體是在個體中并通過個體才得以實現的”“氏族就像其他各種社會一樣，只有在構成它的個體意識中并通過個體意識才能存在。而社會對個體的統治和約束，不僅僅’.主要不是由于它在物質上所特有的無上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所賦有的道德權威”。對這一問題做出解答后，涂爾干進人了第二個問題;社會何以能建構起這種神圣性呢?換言之，即:社會“是怎樣產生道德力”，怎樣使信仰者“覺得自己找到了避難所，受到了庇護者和保護人的支持的”在這里，涂爾干陷人了循環論證的泥沼。他回答道:..是社會把人提升起來，使他超越了自身”。是社會通過組織各種“外部活動”即宗教膜拜活動，“集體觀念和集體情感才有可能產生，集體行動正是這種意識和情感的象征”。這可以算是涂爾干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但問題是，社會何以有這種發動集體行動的能力?涂爾干是這樣回答的:“因為社會只有在發揮作用時才能讓人們感受到它的影響，但是，構成社會的個體如果沒有聚集起來，沒有采取共同行動，社會也就無法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在涂爾干的思想中，社會既是集體行動的結果，又是集體行動的發起者。

    (三)知識的社會發生

    宗教的另外一個功能是推動了知識的產生，即形塑出了人類最原初的分類模式和類型概念。在《原始分類》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干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是知識社會學發韌時期的重要文獻。

    與其集體意識的起源相一致，涂爾干的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命題是:知識是社會根據自己的需求而建構出來的。他指出:“社會是宗教的起源”，而“思想的基本范疇，因而也包括科學的基本范疇都起源于宗教”，“可以說幾乎所有重大的社會制度都起源于宗教”.“事情非但不象弗雷澤想象的那樣，人們的社會關系要以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為基礎，而且事實上，正是前者為后者提供了原型。涂爾干從社會學角度對人類早期的分類圖式進行了研究，并進一步對范疇、概念、邏輯思維以及科學的社會起源作了論述。

    涂爾干對原始分類的功能的研究帶有較強的目的論色彩。分類的“目標不是輔助行動，而是增進理解，使事物之間的關系變得明白易懂。一旦給出了某些作為基礎的概念，心靈就會感到一種需要，要把對其他事物所形成的觀念與它們聯系起來。于是，這種分類首先就要聯系觀念，統一知識。這種解釋在今天看來無疑有其部分的可信性，但問題在于.涂爾干曾經堅決反對的這種將結果當作原因來分析事物之發生的目的論研究方法卻很大程度地表明這種研究并沒有相當堅實的人類學基礎。

   關于分類的最初發生，在涂爾干看來，“絕不是人類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自發形成的，人性在其肇端并不具備分類功能所需要的那些最必不可少的條件，也不是先驗性地存在的，而是社會的產物。“實際上，我們對事物進行分類，是要把它們安排在各個群體中，這些群體相互有別，彼此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線把他們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具體言之，分類觀念是“根據社會所提供的模式組織起來的。從人類學資料中可以發現，每個部落都分為兩大胞族，每一胞族之下又有若干氏族組織。同時，每一胞族又可以分為兩個姻族。一個胞族中的某一特定姻族只能同另一胞族的某一特定姻族通婚。這就是人類的最原初的社會分類。為保證這些社會組織之間的界線明晰，每一組織特別是氏族都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圖騰，這種圖騰是用動植物為原形的。由于我們所觀察到的社會等級體系是社會規模在不斷擴大過程中不斷分化而形成的，這就意味著擁有婚姻關系的不同社會組織的圖騰之間也具有了與其所表征的社會組織如氏族或胞族之間的關系一樣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邏輯關系。另外，由于原始社會的社會組織之間關系的嚴密，也就決定了相應的邏輯秩序的嚴格性。所以涂爾干說，“氏族的區域劃分與社會的氏族劃分不僅彼此對應，而且他們還錯綜復雜地相互交織，融為一體。圖騰制度的嚴格邏輯性如何得以堅持呢?在涂爾干看來，這是宗教儀式和圖騰崇拜的結果，“這種邏輯秩序極其嚴格，這些范疇對澳洲人的心靈有很強的約束力，一致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見到一整套按照這些原則加以安排的行動、記號和事物。正是宗教儀式的嚴肅性和神圣性使這些邏輯關系得以貫徹和延續。圖騰制度一方面“是依照自然事物(相關的圖騰物種)把人們分成氏族群體”，另一方面“也是按照社會群體對自然事物的分類”。這說明，涂爾干不僅認為社會層面的分類是由社會本身決定，而且相信自然層面的分類也具有社會起源。人類使這種依附于特定氏族組織的分類而建立起來的分類原則得以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是人們創造出了圖騰符號、記號。涂爾干說過，作為圖騰的具體動物或植物并不是真正的崇拜對象，人們崇拜的是圖騰所代表的符號和記號。正是這種抽象的符號和記號的存在，才使原始分類脫離了具體的時空限制而具有了普適性

    涂爾干從進化論的角度對分類的發展進行了區分。他認為，在人類早期，分類主要是情感作用的結果，只是隨著人類的進步，理智和理性才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科學的分類的歷史，就是社會情感的要素逐漸削弱，并且一步步地讓位于個體反思的歷史”。但需要注意的是，原始分類的模式“依然存續，它們始終在場;它們是一切分類的框架，它們是心理積習的匯總;正是由于這種積習，我們才使用并列的或有等級之分的分類形式來思考事物與事實。所以，科學的分類仍然脫離不了早期的情感型分類所遺存的觀念和框架。

    在科學的起源上，涂爾干也試圖從人類學中找到線索。他肯定地說，原始分類“將成為科學的分類，它們將建構最初的自然哲學”。在他看來，宗教和科學追求的目的、關心的主題、使用的語言都是一致的，他們都在努力建構事物的內部聯系，賦予他們秩序和系統性。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科學邏輯的基本觀念是起源于宗教的”，“科學思想僅僅是宗教思想更完善的形式”。在宗教和科學的現代關系上，他指出，隨著科學從宗教中產生然后分離并逐漸成熟，“便在認識和智識等方面替代了宗教的所有職能”，“宗教在認識到事物的世俗性質之后，就把知識讓給了科學”腿是，靈魂世界仍然掌握在宗教手中，而不會放棄。這樣，就形成了科學和宗教之間的明確分工。

三、評論

    (一)貢獻與缺憾

    涂爾干通過人類學的研究實現其社會學的訴求，無論是對人類學還是社會學都是一大貢獻。特別是他由此獲得的知識社會學理論，更是在古典社會學中一枝獨秀，對今天的知識社會學的發展仍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如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科學觀點，就直接來自涂爾干的把科學、邏輯視為社會產物的觀點。此外，涂爾干在這些著作中嫻熟地運用了實證主義、功能主義、結構主義以及進化論等許多的理論范式，而這些都構成了社會學的理論基礎，無論其后來者是批判之還是贊成之，都不可能完全脫離這些理論范式而完全獨立地建構新的理論

    但是，涂爾干的這種研究中的紙漏仍是顯而易見的且不容忽視的:一是在材料使用上，他本人并沒有到澳洲作過真正的人類學調查和研究，全憑二手資料進行研究這一事實。恰如羅德尼·尼達姆在《原始分類》英譯本導言中所言，書中存在著大量的邏輯缺陷和牽強附會的推論以及僅憑常識—他早就說過，“最常見的思維方式可能最有礙于社會現象的科學研究”—或個人臆想而做出的難讓人信服的猜測—后者是涂爾干所堅決反對的，他指出:“如果社會學不以事物的本性為本，那么它就會在各種事實面前遇到無法克服的阻礙。二是目的論色彩和循環論證現象明顯，常常以事物的無意識的或意識外的結果代目的和原因，既把社會視為某種行動的結果又同時將之視為這種行動的原因。這一方面是作者堅持的功能主義的社會學理念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同作者的研究旨趣—既要說明社會的發生過程又要堅持該過程中的社會主導地位—有關;三是其堅持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同預設性研究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他一方面指出，“在著手研究事實時，要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對事實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態度”，另一方面卻以各種預設為其研究的出發點，其中最大的預設是:所有的社會存在物都是社會的產物，并是社會目的性構造的結果，是社會團結要求的產物。

篇2

    論文摘要: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意義在于使用之中”的命題和“語言游戲、生活形式”理論。這個理論對日常語言的考察意義極為深刻，因為它指出語言首先是一種行為，是與其他行為、與現實交織在一起的行為。塞爾和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強調語詞和世界的關系，然而，對人和世界的關系強調不足。言語行為的生成和理解，個人意向性與社會現象的有機結合，需要在人和世界的語境中進行。

    1.言語行為理論的歷史沿革及研究現狀

  言語行為理論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為奧斯汀、格賴斯和塞爾，各自的理論研究有所偏頗。一派將個人意向性作為言語行為理論的基本概念，其代表人物是格賴斯。意義的生成是由個人;言語行為決定的，說話人試圖通過使受話人認識到其所作所為而產生效果，意義是個人行為意義的產物。按照格賴斯的分析，在實施言語行為過程中其行為本身不受約定俗成的習慣、規則或社會慣例的影響。格賴斯這種看法沒有清楚地說明意義與慣例或約定俗成的習慣的關系，即沒有說明意義如何受到慣例或約定俗成的習慣的支配，同時，用一個人意圖達到的效果來給意義下定琴，會模糊以言行事行為和以言取效行為的界限，因此，只要把意向和慣例或規則這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彌補格賴斯上述見解的缺點。另一派強調實施言語行為過程中社會習俗角色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為奧斯汀和塞爾，其中的代表作品為塞爾的《言語行為》。按照這一觀點，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規則和話語語境在決定言語行為意義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意義不僅僅是個人意向性的產物，而且也是社會j質例的結果。然而，無論是以格賴斯為代表的主觀主義者，還是以奧斯汀、塞爾和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客觀主義者，兩種不同派別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聯結或識解，只是對同一現象從兩個不同側面進行論述而已。

    塞爾最早的工作是研究指稱理論，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討論的是意義和指稱問題。他用于研究指稱問題的方法屬于斯特勞森和奧斯汀傳統，把指稱行為看成是說話者在說話和進行其他表達時所施行的一種意向性言語行為。塞爾認為，施行言語行為在一般意義上可以看成是按規則有意圖的行動。使言語行為成為可能的規則是一類非常特殊的規則，他把它叫做構建性規則，它不僅調節先前就存在的諸多行為形式，而且實際上也能為新的行為形式創造可能性。這樣就可以把不同的言語行為類型看成是在語言范圍內提供了不同的制度可能性，而說明言語行為的結構就是揭示構建性規則。

    錢冠連指出:“研究言語行為就是研究詞語意義，研究詞語意義就是為了反觀人的思想，反觀‘存在’與世界。這就是言語行為理論的哲學目的的解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海德格爾說。“沒有語言，存在就無法表現，不能被思考。然而，把語言作為言語行為來研究人的存在則是西方哲學歷經兩千多年才達到的一個思想認識”。后期語言哲學從研究科學語言轉向日常語言研究、‘舊常語言學派并不否認日常語言的歧義性和含混性，但是認為日常語言中的問題需要通過對日常語言的分析來解決，因為日常生活蘊含著真理，普通人的意見應該成為是非的標準，沒有必要人為地設計一套日常語言中本來就沒有的精確邏輯”。正如粗糙的地面更具摩擦力因而更適合于行走，過于光滑的地面反而易使人滑倒一樣。維特根斯坦說:“我們要行走，所以我們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來吧。”因為語言哲學這才真正開始了對現實的關注，真正把現實的人的言語行為作為考察的對象，從而達到了一個富有成果的認識高度。從我們說第一句話的時候起，我們就清晰地表明了要求普遍性獲得理解和同  意的目的，在解釋者進行無限交流的框架內建立起普遍性的認同一致，使人根據相互作用的復雜性來發  現并重新建立規則體系，實現有效性要求。語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是像工具那樣被人用來對世  界作出反應。研究語言就是認識人本身。于是，盡管并非語言學家的自覺，但語言研究終于走上了一個  比較完整的回歸人自身的路線。哲學和語言學經過了千百年的爭論、摸索，最終不約而同來到了透過言語行為來認識人這個焦點上。這不是偶然的，因為語言的確是行為。

      著名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與伯克利大學語言神經理論課題組用最新的電腦神經元活動模擬技術關  于語詞一概念的研究結果，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的關于言語行為與人類認知的語言學和哲學理論。傳統理論認定:理性和語言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概念在人腦中有專門的機能區，而這是人類種系特有  的;理性與知覺、行動是分離的。一句話，概念、推理等是“非以身體表現的”，即不體現于人類身體一大腦系統的感覺一運動機能之中。萊考夫卻發現，概念是“以身體表現的”，許多概念直接使用人的身體一大腦系統的感覺一運動機能。萊考夫所舉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抓”這個概念。他們的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無論是用手去抓一個物件、看別人抓一個物件、想象“抓東西”、還是說出“抓”這個詞，神經元放電區域是同一的(并行頂葉前運動皮質網絡)。這就是說，具體的某行為及對該行為的知覺、關于同種行為的想象以及概念竟然使用的是同一個大腦皮質區網絡。而且，無論是行為本身還是這個行為的概念，其神經活動參數(方向、力等)以及它們的推斷圖式(主體一控制一客體)、執行圖式(角色、方式、狀態各階段等)簡直就是一模一樣。人的思維、語言沒有必要假設為人體、人腦機能之外的存在，他們是“以身體表現”于其中的，即哲學應當是“人體中的哲學”。言語行為理論創始人奧斯汀在《施為性話語》一文中指出，人的言語除了報告真值條件以外，還有一種行事性的言語，它們的主旨不在報告事實，卻是以某種方式影響人們做事，是無所謂真或假的。這樣，他就把問題的討論牢牢地拴在如何通過言語行為看詞語的意義，說話人如何表達(行事性言語也是一種表述)自己的意思上—哲學轉向后相當多的哲學家就是如此看待語言意義研究的。

      哲學家認為，以言行事的話語可以繞開哲學本體論的爭論。試看徐友漁舉出的以下三個句子和說明:“他說‘地球圍繞太陽運行’“是真的”;“助人為樂是好的”;“這幅畫真美”。如果將它們當成一般的陳述句，可能會產生難解的關于真善美本質是什么的問題，如果把它們理解為說話人借以表達一種贊同(“地球圍繞太陽運行”這一論斷)、提倡(助人為樂)、欣賞(這幅畫真美)的行為，也許就不至于有爭論。點明了這種哲學思路再來看言語行為理論，我們會知道，奧斯汀他們不是沖著語言而來，他們是“把對語言的理解當成解決基本哲學問題的必要準備”，他們認為“只有對于語言的說明才能獲得對于思想的全面說明”，他們是在對人的思想進行說明。

      2.個人意向性與意義

      塞爾從個人主觀性角度將格賴斯的意向概念區分為表述意向和交際意向。前者決定言語行為的內容和言外之力;后者將對言語行為內容和言外之力的理解作用于受話人以達到交際。當塞爾看到格賴斯的個人意向概念無法充分解釋“獨白”，“說話人沒有說話對象”和“說話人不想對受話人產生交際效果”時，塞爾對表述意向和交際意向進行了對比分析，得出了沒有表述意向就沒有交際意向的結論。實際上，這一結論也過于偏頗。一個正常言語行為要獲得成功，應是既有表述意向又有交際意向，一個成功的言語行為應是表述意向和交際意向的互為建構，同時還要看意向的實際內容和意向性的本質。意向性的關鍵所在是滿足條件。當一個說話人說某句話并且意味著某種東西時，他是在執行一種意向活動，產生聲音是他意圖說出那句話的滿足條件的一部分。當他說出一個有意義的語話時，他便把滿足條件賦予這些詞音和記號。因而在說出一個有意義的話語時，他便把滿足條件賦予了滿足條件。說話人有意向地說，“天在下雨”，并且使它具有意義。那么，他將執行一種具有幾個滿足條件的復合行為。首先，他意圖說出這個語句，而說出的那個話語是他的復合意向的這一部分的滿足條件。其次，由于他不僅僅意圖說出這個句子，而且賦予它意義，也就是說，他意味著天在下雨，那么，這個話語就獲得了它本身的滿足條件。而且僅當天在下雨，說出的這個話語便被滿足。這個話語的滿足條件就是成真條件。這個話語是真的或假的，取決于說話人在說出那個話語時世界是不是如說話人有意向將它表達出來的那樣。所以，說話人至少有兩個部分的意向:說出那個話語的意向和關于那個話語應當具有滿足條件的意向。但是，由于說出的這個話語是他的第一部分意向的滿足條件，因此，他的全部意義意向就是將滿足條件賦予滿足條件的意向。

   塞爾確立了施事行為分類的四條標準:話語的目的(基本條件)、表現的心理狀態(真誠條件)、話語和世界的關系，即合適方向(先決條件)和命題內容(命題條件)。帶有話語和世界的關系，即合適方向(先決條件)的意識狀態如信仰或欲望或希望或恐懼都是其滿意條件的表征。相信“下雨了”表征下雨的狀態同時表征意志一世界的合適方向。去看電影的欲望表征世界一意志的合適方向。“欲望”而不是“相信”具有世界一意志的合適方向，意向的目的不僅表征事物的狀態如“相信”被理解為表征事物的狀態，而更重要的是給世界帶來變化，現實世界特別是人們自身的行為來吻合意向的內容。如果用滿足條件來分析意向性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是人的思維將意向性施加到現實中的對象和事件上面，通過意向性將滿足條件施加到原來的滿足條件之上。如果說話人所說的也是說話人所想的，那么意向的滿足條件不僅僅是說出這句話的聲音，而這聲音應有進一步的滿足條件，如“斷言”的真值條件、“承諾”的義務條件和“指令”的服從條件。如果我說“巴黎經常下雨”，意向的滿足條件不僅僅是說出這句話，而是具有詞一世界合適的方向的真值條件“巴黎經常下雨”。這就是所說的意向性地將滿足條件施加在滿足條件之上。“命令”的滿足條件不僅是去做被命令的事情，而且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命令本身，它的自身所指功能。“承諾”的滿足條件不僅僅是這一動作必須發生，而是它自身所指功能，意向產生話語，話語包含著世界一意志合適方向的滿足條件去完成自身行為。

    3.社會現象與意義

篇3

【關鍵詞】基層醫院 整體護理 弊端 對策

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護理事業發展的今天，護理工作的范圍、內容在不斷擴展，不再附屬于治療學，而是由單純的護理疾病轉向以人為中心的整體護理。護理的目的己由單純的疾病防護擴大到全面保健護理 ，從而使護理工作由醫院為中心的轉向家庭、社會。只要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護理工作。我院結合本院的特點，在開展整體護理過程中，及優質服務的基礎上，以解決病人問題為導向，滿足病人需要為目標的臨床護理、護理管理模式。通過一年多的多的實踐，我就基層醫院的弊端及對策，談談我的看法。

一、基層醫院開展整體護理的弊端

1、護士對整體護理工作的認識不足，由于受原功能制護理基礎的影響，對整體護理內涵認識不足，認為搞整體護理與己無關，有一種畏難情緒，表現在思想和行為上膽怯，缺乏自信心，對整體護理工作冷淡，錯誤認為護士只能遵醫囑，護理病人，是屬于醫生從屬地位，無關緊要的工作，護士把自己的思維禁固起來。在實踐中，就無法洞察事物本質，以及內在聯系。更不能把護理程序系統的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2、對整體護理知識缺乏，由于開展整體護理起步較晚，護士不懂整體護理的真正含義，加之大部分人員接受的是中專教育，她們的知識面窄，平時很少看書，不注重知識積累，絕大多數思維不靈活，且進修、外出學習的機會少，無暇思考問題。業余時間就是聊天、跳舞、做家務、帶孩子，沒有學習習慣。給開展整體護理帶來相當大的難度。

3、整體條件差，基層醫院地處農村，人們的生活水平低，經濟困難，病人正常治療無法保障，文化落后，大部分是農民，基本衛生知識缺乏，醫學用語陌生，護士在他們身上注入了大量的精力，效果不理想。

4、各級人員的觀念老化，認為開展整體護理是護士的事，護理工作的提高與否都不重要，只要醫療技術跟上就行了，因此使她們感到學無所用，不安心本職工作，千方百計想跳槽，影響護理隊伍的穩定，挫傷了護士的積極性。

二、解決整體護理弊端的對策

1、明確目的，提高認識。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要求護理學也要不斷地向前發展，必須對護理理論、技術進行研究 ，充實學科內容，才能從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機械勞動中解脫出來，增強信心，勤奮學習，拓寬思路 ，培養興趣，使整體護理廣泛普及的開展 。因此護理人員必須做到：

1.1 、熱情接待病人，主動向病人介紹主管醫生、主管護士姓名，解釋住院規章制度，幫助病人熟悉環境，建立康復信心。

1.2、為病人提供安全、舒適護理服務的同時，要對病人傾注愛心。耐心傾聽病人的訴說，并對各種疑慮給予合理有效的答復。

1.3、根據病情及病人的理解能力給予合適的健康教育。及時了解病人的心理問題并做好心理護理。

2、提高護士的自身素質，護士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整體護理的實施，護士應注意自身的舉止言行及病人的各種情況，如護士鎮靜的神態，使患者產生信心；和藹可親的態度，使病人感到溫暖；廣搏的知識，可以保證患者處于接受治療和護理的最佳生理、心理狀態；消除患者對醫院環境的陌生感及解除病人的顧慮，護士高尚的情操，可以喚起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自身免疫力，促進機體康復。例如；我院外收住一位男性患者，65歲，慢性阻塞性肺氣腫多年而入院。因病人病程長，經濟困難，精神差，思想負擔重，對疾病的認識不足。針對病人的臨床表現，我們采用的方法是:指導患者正確進行縮唇式腹式呼吸訓練，講解有關訓練的目的，使病人能堅持訓練，持之以恒，患者的癥狀得到控制，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患者思想開朗，積極配合治療。高質量的服務，贏得了病人的尊敬與信賴，充分體現了護士的價值。從而增強了護士專業信心和職業的滿足感。能夠充分發揮各層次護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極大地調動了護士學習自覺性，既提高了護士的業務水平，又穩定了護理工作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