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的核心內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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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知識網絡化的到來,必將衍生出與時代適宜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模式。原有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手段勢將不斷遷變和亞更新。由此,2011年我國教育部頒布了新的中小學教育課程標準。教師的教學方法與學生的學習方式將按最新課程標準來安排設計,時代的變遷促使教育有極大的改觀。教學內容的時間安排、空間設置、受地域的束縛弱化了。學生獲得知識信息的因受網絡的影響而改變。知識信息的獲得豐富了,網絡化特有的交互性、平等性和多樣化的趨勢必多影響固化的教學體制。教學體制、方式、手段等等勢必隨網路時代的更新不斷完善。互動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應用,充分體現了網絡化教學的社會發展趨勢。
憑借網絡化教學,知識信息量大、傳遞速度快,容易使學生從感官上穿越時空到達的特定的社會模擬時代,體驗和感悟原有文化成為現實。可以說學生是在浩瀚的信息海洋汲取知識,由此人文主義教育成為中小學教育的重要一環必將在網路時代更顯重要。
如何定位中小學人文主義教育呢。這是專家學者們探討教育人文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十一世紀,全球知識信息網絡化令中國教育具有不斷學習的特點更加明朗化。知識網絡化、人文主義思想、中小學教育三者的融洽與否關系著社會的未來與希望。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促使中小學人文主義教育更加重要,亟待不斷完善。
首先,人文教育學科是研究人類社會現象及發展規律的學科。具備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獨特性
人文教育學科同哲學、社會學、文學及倫理道德思想體系一樣,是以人的教育為中心,促進人格的健全和品德的提升,以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為最終歸宿。
由此,作為網絡化教育中的主體——學生的人格將得到曠古未有的尊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學生的人文意識,強化人文主義教育成為人文主義教育的首當其沖的任務。
基于互動多媒體手段,網絡化教學使得各個人文學科涉及到的人物,在學生心中將留下個性鮮明的印象。教學中涉及到的諸多關于特定時期的音樂、服飾、繪畫、建筑等內容,通過多媒體手段演示,將在學生的腦海中形成相互融合的完整的知識結構體系。豐富多彩的人文風貌,乃至社會的演進變遷,人類文明的進步特征詮釋,人物個體的復雜化,藝術的多姿多彩,這一切人文教育素材展示都將震撼著學生的心靈,在信息網絡化的今天,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養成更加明朗化。這與時代的發展密不可分,網路時代的教育影響力強大功能不言而喻。
其次,網絡化時代人文主義教育塑造更加完美的人格,促進社會更加健康發展
在二十一世紀多媒體網絡化教學時代,如何塑造完美的人格?可以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借助中小學教育中涉及到的人文素材人物篇章,古往今來的文人墨客士、俠義忠士等許多古今令人敬仰的人物,猶如夜晚燦爛的群星,生龍活現的出現在學生的視野里:古代的岳飛、文天樣,當代的焦裕祿、雷峰、孔繁森等其人性光輝形象感人至深。中小學的人文主義教育應該成為一種潛意識的永恒的道德教育,有意識的展現、不斷的熏陶、慢慢地感化,不斷地滋潤著學生的心靈,不斷的教化,不斷的完善學生的人格。明白是非判斷,隱化了強制的外在教育,讓教師與教育工作者身體力行,注重學生的人文素養不斷養成與完善。
再次,網絡化時代人文主義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明辨思維能力,誠信為本的人文主義教育尤為明顯
在二十一世紀初,在這個網絡化信息時代,人文主義教育中突出培養學生的誠信原則尤為重要。緊跟時代步伐,能力的培養不可缺失,但是誠信的培養更加突出。在人文教育教學中,即重視學生的理解與明辨思維,又要關注學生的體驗和感受,同時兼顧誠信的培養,這體現了網絡化時代的人文教育在健全人格培養方面的突出作用。
第三,二十一世紀網絡時代的中小學人文教育更加突出情感、價值觀與世界進步國家想融洽
中小學人文教育的核心定位于是人格教育與道德提升,促進社會進步、促進受教育者與世界進步國家人文主義教育相適宜。
199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8次會議,世界各國定位基礎教育的使命時.著重提出為最終實現真正的世界公民的目標而努力。
由此我國的人文主義教育必須深思的幾個問題:
l、培養和平、人權和民主的具體實施中所依賴的價值觀念定位;
2、強調認知學習,更要強調情感和行為的教有定位;
3、學做世界公民,與世界相同的價值觀念和知識應用于實踐的定位。
以上三點說明,中小學人文教育的定位傾向地位尤為重要,這關系著整個國家乃至世界人類的教育。
第四,二十一世紀網絡化時代,中小學教育意識形態的傾向定位不同凡響,須科學分析定位
世界有眾多不同的國家,各國之間依然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民族傳統存在著歷史上的眾多差異。如何在人文主義教育學科定位分析呢?這需要借助于網絡科學手段辨證的分析。
篇2
一、人文精神的內涵
在西方,“人文精神”一詞應該是humanism,通常譯作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
狹義是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思潮,其核心思想為:一,關心人,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反對神學對人性的壓抑;二,張揚人的理性,反對神學對理性的貶低;三,主張靈肉和諧、立足于塵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對神學的靈肉對立、用天國生活否定塵世生活。
廣義則指歐洲始于古希臘的一種文化傳統。按照我對這一傳統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可以確定為三個層次:一是人性,對人的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是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二是理性,對真理的追求,是廣義的科學精神;三是超越性,對生活意義的追求。簡單地說,就是關心人,尤其是關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價值,尤其是尊重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義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尊重精神的價值。
“人文精神是構成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化個性的核心內容;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個國家的國民人文修養的水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21世紀素質教育系列教材——藝術的意蘊》,陳旭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徐志堅在《人文精神的時代內涵與大學生人文素質培養》中所說:“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們關于“人應當如何生活”,“人之為人的價值標準”等一系列命題的自我意識,這便是人文本體,人文本體是決定著人文世界向正確方向發展的客觀依據。” 而人文本體——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不同時代和歷史背景下使用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內涵有所區別的關鍵。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精神,依然承繼了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發展傳統,是對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桎梏的對治和超克。故此時的人文主義還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補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覺自立。Renanissance的本來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從神的蟄伏之下解救出來。所謂“再生”,就是:對于現實的人生,現實的自我,個性的自我,有一種春天之情的喜悅感,而且有一種現實的人間愛。這樣,因重視個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別重視人的氣質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說,此時的人文主義因對治基督神學而標舉的人的再生,實乃對人的才情等氣質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藝復興時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現其創造力的科學家、藝術家。
二、舞蹈藝術中的人文精神元素
作為一種最古老的、接受范圍最廣泛的、影響力最大的藝術門類--舞蹈,其本身蘊含著最深厚的文化底蘊。我們可以想象,在遠古社會,必定會有反映先民最原始、最自然、最本質的精神狀態融在先民的舞蹈之中。在近現代和當代社會,舞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成為舞蹈藝術不可或缺的靈魂支撐。
(一)遠古時期舞蹈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遠古時期我們的先民們最早產生的舞蹈,大致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自娛自樂型的游戲舞蹈。舞蹈的目的就是一種情感的渲泄,就是為了引起異性的注意而加固族群的力量。
還有一類巫術型舞蹈。這類舞蹈的目的具有較強的社會性,比如祭祀,以求風調雨順五祈望豐收;比如驅邪,以求上蒼保佑四季平安;比如逐鬼,以求消除瘟疫人口康寧。
我們在遠古先民的舞蹈中不難發現一種人文精神的元素。比如,在自娛自樂性的舞蹈中,他們需求的正是一種維護種族內部秩序、牢記先輩種族之血統、誘惑異性、增強團結等等方面的情感渲泄。而在巫術類型的舞蹈中,就是要讓上蒼神靈保佑豐收、平安、康寧、族群興旺等等。在中國北方,有一種相傳已久的《薩滿舞》,據史料記載,這《薩滿舞》非常盛行。舞者頭插翎毛,腰掛一圈響鈴,赤腳,手持一面薩滿鼓,表演時先要祭祀神靈,然后請神驅逐邪魔,口中一邊念念有詞,一邊舞動雙臂,敲擊薩滿鼓,圍觀者甚眾。建國初期,有關部門把《薩滿舞》當做"封建迷信"加以打擊;改革開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舞蹈工作者與老藝人合作,把《薩滿舞》挖掘整理,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薩滿舞》中所傳達的人文精神元素和歷史積淀是不言而喻的。
(二)現代舞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篇3
論文摘 要:人文精神作為素質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大學文化價值的核心和靈魂。但是,在當今中國的高校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席是個不爭的事實。通過文學課程培養大學生人文精神的教學改革證明,這樣的探索和嘗試是有成效的,完全可行的。
引言
當前的中國教育界,對素質教育的提倡與實用性教育的現實構成了一對似乎難以化解的矛盾。作為素質教育的核心內容,人文精神的培養更是大多停留于紙上談兵的層面。對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將步入社會的大學生而言,人文精神的培養尤其重要。但是,面對就業的重重壓力,無論是高校的課程設置、授課內容、還是大學生們的學習重點,幾乎都以是否“實用”為標準。這種現狀固然有其時代特征。然而,不能否認,這樣的高等教育缺失了某種重要精神,即人文精神。
一、人文主義精神的內涵
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由人類優秀文化凝聚、積淀而成的人文精神是人類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它是人類信念、理想和道德等精神品格的結晶。因此,人文精神是大學文化價值的核心和靈魂。\+①令人尷尬的是,在當今中國的高校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席是個不爭的事實。很多學者對此深感痛惜,呼吁人文精神的回歸。著名學者周國平在很多高校的演講正是以此為重心。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忽視人文精神教育的大學僅相當于一個職業培訓場所。從高等教育的角度談人文精神,就是要培養大學生關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值,從生命、頭腦、靈魂的高層次上認識自我和“人”。
人文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空談,而是一種實踐精神。人文教育的特點在內化。人文精神同時還是一種創新精神,它通過對現實社會不斷的地反思、批判和超越,從而不斷實現自身解放。當我們認同校園文化的價值在于通過教育環境的營造,以潤物細無聲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行為養成的方式實現教育目的時,我們不僅要著力一種勇于競爭、大膽懷疑、敢于批判、容忍失敗、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校園創新文化氛圍的建設,還必須改變重視知識與技能創造能力的培養而忽視學生自我心性修養提升的傳統觀念。因為人的自我實現的創新活動包括科學創造與生命創造活動兩方面的內涵,前者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特征、結構和規律的創造和發現,后者是對人、對人的心性的頓悟與發現。\+②
二、文學與人文主義精神
中外學者皆指出,文學即人學。文學是人類思想的載體。在題為“什么是人文精神?—‘我們要什么樣的大學’”的文章中,另一位學者以一連串的發問直接道出了文學與人文精神培養的密切關系:培養年輕人思考人生的能力,是讓他們讀《理想國》、跟著蘇格拉底的質疑和挑戰自己去想問題呢,還是在《論語》中找一些現成的道德訓誡?教孩子如何做人,是讓他們讀《富蘭克林自傳》呢,還是《日記》?培養孩子的感性,是《戰爭與和平》好,還是《紅樓夢》好?這里提及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廣義上的文學著作。換句話說,文學課程的設置和講授是培養大學生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徑。
一些教師已就文學課程與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進行過探索和嘗試。此類嘗試大多強調減少文學知識點的輸入,主張高科技、多媒體的介入。其中,以幻燈等手段代替板書、播放由文學著作改編的影片等手段幫助學生理解作品成為主要內容。“圖文并茂、高質量的教學課件,可以緩解傳統文學教育模式中有限的課時不能有效完成內容廣博的英美文學教學目標的突出矛盾。同時,多媒體課件的有效使用有利于加強互動式教學。傳統的文學教學因為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多為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述式教學。學生有可能把注意力轉到展示屏幕,被強化的教學內容會因為媒體的恰當運用而刺激學生,激發他們的表達欲望,如果教師因勢利導,師生交流或者學生討論就能較好地實現。(史惠風,2003∶37)
但是,這樣看似“先進”的教學方式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文學課程的課時有限,通常每周2學時。雖然幻燈等手段節省了一點用于板書的時間,但是影片生動的畫面、色彩與吸引了年輕學生的注意力,也占用了大量課堂時間,在促使他們對作品的內涵和思想加以深入思考方面作用非常有限。再者,改編而成的影片更多地體現著導演和演員對著作的理解,未必是原著的本意。有些影片的內容甚至與原著相去甚遠,對學生會產生誤導。同時,先進的科技手段的介入也占用了師生互動交流的時間,未必能達到促使學生思考、培養其人文精神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知識輸入點的減少使得學生對文學史所承載的人文主義精神發展史的理解出現斷裂。
三、一種并非“時髦”的探索與嘗試
筆者在多年學習、講授文學課的基礎上對文學課程與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進行了探索和實踐。在2008-2010兩學年,筆者先后兩次教授工科院校三年級英語專業本科生的文學課程。在每個學年的開始,課堂教學都以改變學生對文學概念的理解開始。目的在于改變學生對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表面、淺層理解,使學生懂得,風花雪月并非文學的代名詞,消遣并非文學的主旨。接下來,在講授文學知識點的同時,精選若干短小、但是能起到醍醐灌頂作用的經典,通過啟發性問題引導學生大膽對作者、作品、以及已有的“權威”批評發表自己的見解。在學生逐漸敢于質疑、敢于大膽思考后,繼續引導學生將視野擴展至文學以外,由文學經典窺見文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并將文學與他們自身(作為個體的人)、乃至“人”(作為整體的人類)聯系起來,進行更富思辨意義的思考。
沿著文學概念——具體作品——文學與學生自身——文學與整個人類社會的思路,筆者逐步嘗試將文學蘊涵的人文精神內化至學生的思想內部,成為他們“精神帳戶”的重要內容,為他們今后的人生起到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在每學期末,筆者都以問卷調查的形式對課堂教學的改革創新進行檢驗。結果表明,這種教學改革具有一定成效。這種探索與嘗試的意義在于,利用有限的文學課時,即保證學生對文學知識點的吸收,又突破傳統文學課程蜻蜓點水的講授方式,以點帶面,層層深入,引導學生改變為考試而不得不學文學課程的想法,促使學生對文學蘊涵的人文精神進行思考,進而將這些思考內化為自身素質。
兩年的探索在教學實踐、而非純粹的理論層面上,培養大學生的人文精神。除鼓勵學生擠出一點業余時間上網瀏覽相關文學知識外,并不過分依賴其它科技手段,因為筆者把文學課堂視為思想交流的場所,把師生共同閱讀、反思、批判和超越的創新思維方式貫穿始終。在不減少基本知識點傳授的前提下,以內化作為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最終目的。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表明,學生逐漸改變了被動接受知識點的習慣,先是一定程度地進入深邃的文學世界內部,再跳出文學世界,將文學與人生有機、有效地融合在一起,進而自主地產生高層次的獨立思考。雖然學生的思考尚顯稚嫩,但不能否認,當他們開始思考的那一刻,他們就已經開始了富有人生建設意義的人文主義精神之旅。所以,這樣的探索和嘗試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學生們的確在學習文學與思考的過程中培養了自身的人文主義精神。
結語
近年來,國內很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指出文學課是大學課程教學中極具影響力的課程之一,多年的教學實踐表明它在提高學生人文素質和提高語言基本功方面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應盡快恢復它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顧弘、杜志卿,2004 :129)著名音樂家馬友友說,12歲到22歲這段時間,是一個人建立自己的“精神賬戶”的時間,以后一輩子都要回到這個賬戶上“提款”。大學生正值這個年齡段的末期,是培養人文精神的黃金時期。希望筆者在文學課堂通過文學課程培養大學生人文精神的教學改革能在這方面起到一點啟示作用。
[注釋]
①參閱2009年1月14日《光明日報》章兢的報道《人文精神:大學不能沒有的靈魂》.
②同上.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人文精神;情感;大學英語教學
一、引言
人文主義(humanism)起源于14世紀末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然后擴大到整個歐洲。人文主義教學理論強調:教師,特別是語言教師,在關注學生認知(cognition)的同時,不應忽視學生的情感(affect),要把學生當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a whole person)來對待,在努力幫助學生擴展語言知識的同時,應重視對其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的培養。我國的外語教學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和語言環境中進行的,外語教學的對象是人,而人的心理是具體的、變化的,因此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應弘揚人文主義精神,關注對以學習者本體為中心的教學研究,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
二、人文主義思想
人文主義思想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即:文藝復興時期、近代和現代。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讓人以獨立于上帝的視角自由地審視自然現象,它以文學、詩歌、戲劇、繪畫、音樂等形式,反對基督教神學統治,反對中世紀教會的經院哲學,提倡認識自然,推崇人的經驗和理性,宣傳人是宇宙的主宰,肯定人的價值,借此把人文主義思想推廣和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近代人文主義構建了人作為自然旁觀者的形象,將超自然力量和神秘實體從科學研究中清除出去。現代人文主義是在19世紀作為術語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問世的,作為對唯科學主義的反撥,對舉地強調“人”的主體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個性、不可預料性、非工具性等。
中國的人文精神源遠流長。如道家強調“法自然”“為無為”;墨家倡導“兼相愛,交相利”“尚賢”“尚同”等;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強調以修身為本,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以“仁學”為表征的人文精神的高揚。孔、孟、荀以“圣人、至人、仁人、君子、大丈夫”當“人”的理想,不但提出了為“仁”的主張和原則,而且鋪墊了一條具體可行的達“仁”之途。王樹人認為:人文主義的核心內涵就是要“把人當人看待”。換句話說,不能把人當作非人的東西,不能把人當作牛馬一樣役使,不能把人當作工具。
三、外語教學中人文精神的解讀
(一)外語教學法中人文精神的解讀
20世紀是外語教學蓬勃發展、教學法研究碩果累累的世紀。除沿襲16世紀建立在官能心理學基礎上的語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和19世紀末建立在改良主義和聯想主義心理學基礎上的直接法(direct method)外,隨著心理學、語言學、教育學、社會學、語言測試學等學科的發展,各種新的教學法應運而生,如:40年代建立在行為主義心理學基礎上的聽說法(audiolingual method),70年代以來建立在人文主義基礎上的交際法(communicative method)、沉默法(silent way)、全身反應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社團語言學習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自然法(natural approach)、暗示(suggestopedia)等等。
上述人文主義教學法雖使用了全然不同的教學形式和課堂活動,他們都將學習者看成是既具有智慧又具有情感的完整個體,重視情感因素在語言學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強調課堂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通過學生全身心的參與來提高他們對語言學習的興趣,充分體現了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想。教學中,教師突破傳統思想的束縛,擯棄“師本位”的觀念,尊重學生、理解學生,幫助學生樹立信心。(朱風云 2003)亦認為:人文主義強調的是學習者的中心地位。
(二)《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中人文精神的解讀
2004年4月起,教育部實施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工程,實現從以教師為中心、單純傳授語言知識和技能的教學模式,向以學生為中心、更加注重培養語言應用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教學模式的轉變。《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以下簡稱《課程要求》)在教學性質和目標、教學要求、課程設置、教學模式、教學評估和教學管理等方面都充分體現了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想,凸顯了人文主義心理學所倡導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以自由為基礎的學習原則,強調每一個學習者皆有學習潛力,學習應當是在沒有壓力條件下的自由學習等。
與1999版《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不同,《課程要求》明確指出了大學英語教學的性質是“以英語語言知識與應用技能、學習策略和跨文化交際為主要內容,以外語教學理論為指導,并集多種教學模式和教學手段為一體的教學體系”。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他們在今后工作和社會交往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交流,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需要。”這一目標是對《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所提出的“以學生學習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為基礎,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進一步拓展與提高。大學英語教學的重心轉向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反映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精髓。
《課程要求》中的一般、較高和更高要求分別與中學“新課標”中的七、八、九級相對應,既照顧到那些剛達到或尚未達到七級要求的學生,又照顧到那些英語基礎較好的學生。人文主義教育思想認為教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是形成個性化知識結構、認知結構和思維品質的過程,教師應尊重學生個性。分級教學遵循了分類指導、因材施教的原則,充分考慮到我國各地區、各高校之間英語教學水平的差異,適應個性化教學的要求。
課程設置上,各高校可根據《課程要求》確定教學目標,設計大學英語課程體系,將綜合英語類、語言技能類、語言應用類、語言文化類和專業英語類等必修課和選修課相結合,將基于計算機和網絡的教學與傳統的課堂教學相結合,這種靈活的選擇和操作體現了大學英語課程目標設置的民主性和人文性。
新的教學模式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特別是網絡技術,使英語教學朝著個性化學習、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的學習、主動式學習方向發展。此外,《課程要求》進一步完善了教學評估和教學管理,將形成性評估與終結性評估相結合,有助于學生監控、調整自己的學習目標和學習策略,提高學習效率。
綜上所述,《課程要求》關注學生的情感,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底蘊,符合新時期培養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的人才要求。通過靈活設計課程體系,營造寬松民主的學習氛圍,運用現代化的多媒體和網絡技術,注重教與學的互動,大學英語課程能有效地增強學生學習的自信心、主動性和創造性,促進自主學習能力的發展,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和語言綜合應用能力。
四、人文主義精神對大學英語教學的啟示
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應順應人文主義思潮,完善人文教育模式,創新人文主義特征,營造鮮活的人文教育氛圍,直接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一)轉變“教”“學”觀念,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人文主義心理學強調學習者的主體因素和心理環境,尊重個人情感和個人需要,提倡包括認知和情感在內的教育。人文主義教育哲學主張學習者與教育者分享控制權;主張以協商的形式進行學習;主張共同承擔;主張學習內容要符合學習者自身的需要。人文主義教學大綱強調學習者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如自我決策、自我選擇并實施學習活動等,其遠期目標是培養符合人文主義心理學標準的人才,近期目標則是培養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
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轉變教師“教”和學生“學”的觀念,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自主學習是指學習者能夠管理自己的學習行為,根據自身情況確定學習目標,制訂學習計劃,選擇學習方式,監控學習計劃的實施以及學習技能的運用和發展,自我檢查評估。在高校普遍擴招的形勢下,學生間的水平差異、能力差異、策略差異、動機差異以及普遍的師資匱乏,使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學生可以充分利用自主學習中心或校園網最大限度地實行個性化學習,也可以根據自身水平和需要,自主選擇學習材料,設定學習目標,決定學習進度,適時做出調整,并最終實現自己的學習目標。
教師角色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過程中尤為重要,他們是學生自主學習的“引導者”、課堂活動的“設計者”、學生求知的“顧問”、課內外活動的“協調者”、學習效果的“評估者”,同時教師本人也應是學習者和研究者等。
(二)靈活設置課程體系,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
三個層次的“要求”是大學本科生英語學習應當選擇達到的標準。高校可根據實際情況,自主設定教學目標,并創造條件鼓勵學生朝較高或更高要求邁進。大學英語教學可實行分級教學,分別對應三個不同層次,這樣既能保證學生英語水平的穩步提高,又有利于學生的個性化學習,滿足不同專業的發展需要。
大學英語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知識課程,也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因此,設計大學英語課程時應充分考慮對學生文化素質的培養和國際文化知識的傳授,實現大學英語教學四年不斷線。積極增設選修課程,如:世界文學史、中西方哲學史、歐美社會與文化、跨文化交際、電影與文化、美學概論、商務英語、科技英語等。對于文科的學生要加強自然科學的教育,理工科的學生加強人文知識的熏陶,通過對文、史、哲、藝等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提高大學生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
(三)加強師資建設,營造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
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全面推進素質教育,需要一支高質量的教師隊伍。作為一門語言課的講授者,大學英語教師更應勇挑重擔,弘揚校園人文精神。大學英語教師必須掌握相關的學科知識,如:語言學、教育學、心理學、哲學、邏輯學、美學等,加強自身人文修養;建立平等友好的師生關系,愛護和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保護學生的探索精神和創新精神,營造崇尚真知和追求真理的氛圍,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科研能力,用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中完善理論。
培養大學生的人文精神,還要積極營造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大學的整體設計和建筑應該有美學思考,學校應增加人文社會科學的選修課程和系列講座,扶持和加強大學生社團文化建設等等。
(四)創新評估體系,促進人文主義的英語教學
《課程要求》改變了以往過分強調學生的閱讀和語法能力的狀況,重視學生語言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大學英語教師應創新評估體系,將形成性評估與終結性評估相結合,改變以往由一份試卷決定學生最終成績的方法,采用討論、辯論、周記、讀書報告、學期論文等方法進行評估,加大人文知識的權重,利用科學的評估體系促進大學生人文精神的沉淀。
五、結語
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呼喚富有時代氣息的人文精神,歷史的豐厚土壤和嶄新的時代特征是人文精神生成的基本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礎。正如楊叔子院士所說,人文文化的培育和人文素質的培養,關系到民族存亡、國家強弱、社會進退、人格高低、涵養深淺和思維智愚。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交融是時代的要求,兩者相容則利,相離則弊。只有堅持兩者的交融,才能有利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追求、完備的知識基礎、優秀的思維品質和健康的身心狀態,才能最終培養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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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體育教學; 實施; 人文教育; 對策
美國圣母大學校長赫斯伯主張,完整的教育應同時包括:“學會做事”和“學會做人”兩大部分,他認為“學會做事”必須接受科學教育,養成科學精神;“學會做人”必須接受人文教育,養精神。以人為本,弘揚人的主體精神正是21世紀的教育主調。
一、人文精神與人文教育的內涵
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學體現出的對人類生存意義和價值的關懷,是一種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人文精神追求人生美好的境界、推崇感性和情感,著重想象性和多樣化的生活。所謂人文教育,是指培養學生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養的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在教育中的滲透和體現。當代人文主義教育從傳統人文主義教育的立足個人,逐漸轉變為既關心個人,又關心他人、集體乃至整個人類。它所強調的核心內容主要有:人的尊嚴、理解與寬容、自由與責任、對人類和自然都懷有關懷、慈愛之心。為此,當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強調,加強文學、哲學、藝術、倫理、社會、歷史、地理等人文學科的教學;把價值教育放在整個教育的首要地位;將個性教育貫穿于全部過程中,使整個教育人性化。
二、在體育教學中實施人文教育刻不容緩
1.體育教學的現狀呼喚人文教育
首先,在傳統的體育教學中,由于刻意地去追求技術動作、達標成績,為考而教,一味的用高度、遠度、時間等統一的指標去實施教育過程和評價教育效果。體育本來是一門活潑、有趣,讓學生天性得以自由張揚的科目,卻變成了單調而枯燥的訓練,其結果是學生的興趣地不到關注,特長得不到發揮,身體也未必健康。
其次,現代環境下的獨生子女,由于自身條件的優越性,往往在體育活動中惟我獨尊,不愿與同伴合作,缺乏協作精神;在體育比賽中輸給對手,則會怨天尤人,推卸責任,缺乏理解、寬容和同情心。自私、冷漠,不愿意幫助他人;學生的意志力薄弱,不肯吃苦,情感脆弱,易受挫折。
2.新一輪的課程改革體現人文教育
新的《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突出強調要尊重教師和學生對教學內容的選擇性,注重教學評價的多樣性,使課程有利于學生的運動興趣,并促進學生在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諧地發展。
以人文精神為價值取向的學校體育應是“一種強調體育本質、文化價值、主觀意識、行為能力等的教育過程,其建設不僅有美化身體的文化,以及身體語言表述的文化,有相應的體育法規、條例、制度。此外,還應系統的講授中西體育的文化、文明成就、發展規律和當代主題等內容。”
三、實施對策
1.教師觀念的更新及自身人文素養的提高是對學生實施人文教育的基礎條件
作為對學生直接實施人文教育的傳播者,教師必須改變原有的等級觀念:教師在上,學生在下,教師主動,學生被動。只有師生建立了平等的關系,師生之間互尊、互重、互愛,平等交流,這樣人文教育的理念才能被學生接受。如果體育失去了對人的關懷,只是嚴肅枯燥的訓練學生,將無益于學生的健康和成長。
其次,體育教師也必須注重自身人文素養的提高。人文教育不是知識傳授,不能采取灌輸的方式。人文教育是一個漸進性的啟迪、感悟過程,需要長期的耳儒目染。在這里,教師的師德人品、言談舉止、儀表氣質、治學精神、教學態度等等都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重要的東西永遠取決于跟學生面對面交往的教師個性,教師的個性對年輕人的心靈影響所形成的那種教育力量,是無論靠教科書、靠道德說教、靠獎懲制度都無法取代的。”
2.教師對課堂教學的合理把握是對學生實施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徑
(1)通過設置合理的教學目標,在體育教學的過程中體現人文價值。 教師在制定教學目標時要有意的將人文教育滲透其中,并通過教學內容的選擇和教學過程的設計來體現體育學科的人文價值。如在上室內課《奧運會知識》一課時,教師在制定教學目標時就應明確:本節課要通過學生對奧運會知識的了解,知道中國在歷屆奧運會上取得的成績,懂得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的歷史意義,從而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教學內容的選擇和教學過程的設計上,通過提問、觀看錄像、網頁搜索、集體討論等方式,既讓學生掌握相關知識,同時又對學生進行了一次愛國主義教育。
(2)抓住適宜的時機,在體育教學的過程中滲透人文思想。 教員在教學中要善于把握各種適宜的時機,將人文化的思想滲透在對學生的教育之中。例如,在中國女足取得世界杯亞軍后,教師可以在贊揚中國女足取得成績的同時,通過具體的事例讓學生明白,在這些成績的背后,中國女足的姑娘們付出了巨大的痛苦和汗水,甚至是傷病的代價。中國女足姑娘的這種精神是一種奉獻精神,同時也是對祖國的熱愛和尊敬。這樣就可以使學生受到生動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受到精神上和道德情感上的熏陶。
(3)通過把握教學過程的細微環節,在體育教學的過程中體現人文關懷。 尊重情感的自由,才能有真摯的情感抒發,而只有真情才能打動人而獲得廣泛的社會化的情感共鳴。“當學生精神不振時,你能否使他們振奮?當學生過度興奮時,你能否使他們歸于平靜?當學生茫無頭緒時,你能否給予啟迪?當學生沒有信心時,你能否喚起他的力量?你能否從學生的眼睛里讀出愿望?你能否聽出學生回答中的創造?你能否覺察出學生細微的進步和變化?你能否讓學生自己明白錯誤?你能否用不同的語言方式讓學生感受關注?你能否讓學生覺得你的脈搏與他們一起歡跳?你能否讓學生的爭論擦出思維的火花?你能否使學生在課堂上學會合作,感受和諧的歡愉、發現的驚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善于把握學生情感的細微變化,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尊重和理解學生,對學生實施人文化的關懷。融情感、激情、意志、關愛于教育過程,這是人文教育的一個重要層面。
(4)通過有效的教學方法,在體育教學中展示人文精神。有效的人文教學方法應是“討論”、“對話”、“實踐”和“反省”。在討論中,討論各方的立場得以展現,在對話中對話雙方的觀點受到質疑,在實踐中實踐者感受人文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價值,在反省中個體發現內心的矛盾與沖突。教師在教學中要合理運用這些方法,尊重學生的觀點,促使學生進行交流,張揚學生的個性發展,啟發學生不斷地完善自我,培養學生求知創新、勇于探索的科學態度。
3.校園體育文化建設是對學生實施人文教育的必要保障
人文教育思想認為,學生要發展和提高,必須把知識經驗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中,內化為自己的能力素質,這個內化需要有主體積極主動的參與和獨立深刻的思考。校園體育文化建設作為學校文化建設的一部分,也應為人文素質培養創造良好的氛圍。
(1)創設人文化的體育文化環境。 如在校園里豎立體育名人塑像,懸掛體現人文精神的警句格言,通過黑板報、櫥窗向學生宣傳體育文化知識,舉辦人文主題講座等等,這樣既可以美化校園環境,又可以使青少年學生從中受到思想上的啟迪和精神上的陶冶。
(2)體育項目和活動要注重人文性。 學校體育活動和競賽應盡量淡化競技,而多重視學生的參與面和選擇面。例如舉辦一些趣味性的集體項目,鼓勵人人參與。項目的設置要考慮因人而異,例如對胖一點的同學可以舉行拔河或者掰手腕比賽;對于瘦小的同學可以舉行鉆圈或跳繩等比賽。這樣可以充分調動每個學生的積極性,讓他們積極地投入到體育鍛煉的隊伍中去。
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是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在當今時代,人們除了對科學、經濟、物質的追求外,更注重對精神和價值的追求,這對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是至關重要的。在中學教育階段對學生加強人文教育,培養人文精神,這不僅是科學的需要,更是國家的需要,社會的需要。
參考文獻
篇6
中國文化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逐漸形成的以突出人的價值,高揚仁愛精神,重視倫理道德,追求理想人格為主要內容的人文精神早已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中。儒家學派的早期典籍中,就已出現了很多地表現和闡釋。而且,像“人文”、“人道”、“人性”這樣一些表述早期人文思想的概念范疇,也已普遍被當時的人們所采用。如“人文”一詞,主要是指包括社會人事在內的各種文化現象。《易?賁》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說,文明應該有節度有限制,而這個節度限制的把握,是靠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問題決定于人為,這謂之“人文”。這種高揚人的主體精神,肯定人的社會作用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表現得比較明顯而突出。教育家孔子更是非常重視人的價值,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他概括出了“仁”這個體現中國古代倫理政治思想中最高價值的范疇。其實,就儒家的仁學而言,其中就有“人”的意思。所以,孟子亦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這種對于主體的“仁”,即人的價值的重視,是傳統人文思想中最值得關注的內容之一。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張重人輕神,先人后神;二是堅持順應自然,天人合一;三是推崇善惡兼有,教化為本;四是強調人獸之辨,人為至貴;五是提倡孝悌為本,禮義當先。這種觀點是比較中肯全面的。筆者認為,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傳統人文思想的核心內容。在此,我們不妨從個人自身的發展、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三個方面,對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思想精髓進行簡單的梳理。
第一,從個人自身的發展看,傳統文化人文思想注重德性修養,自強進取。孔子曾主張通過“吾日三省吾身”來不斷強化自身的道德修養。到了宋代的朱熹,進一步提出了“居敬察省”的道德修養理論,強調對人、對事、對學問,始終保持一個鄭重而不茍且的態度,要求通過時時反省檢查自己,不斷加強道德修煉,培育理想君子人格。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始終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張揚的是君子剛健自強,發奮進取的決心,這也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斷追求進取,實現美好理想的精神動力所在。
第二,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傳統文化人文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諧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共同的追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著名學者季羨林認為,“‘天人合一’就是人與大自然的合一”。它把人與自然看成一個整體,現在看來,就是要提倡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第三,從人與社會的關系看,傳統文化人文思想追求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從《大學》中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到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豪邁氣概;從范仲淹“遠近皆憂”、“先憂后樂”的濟世情懷,到清代顧炎武提倡的“天下興亡,匹失有責”的勇敢擔當,無不體現了古人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仁人志士、英雄人物層出不窮,在善惡交鋒、民族危難的緊要關頭他們挺身而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當前語文教育中關于語文課程性質的討論基本上以“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而告終。可是究竟什么是“人文性”,在教育中的人本主義和語文教育中弘揚人文性的關系怎樣等問題,人們并不清楚。許多人只是當作一個口號,而不是有著科學合理內涵和實踐意義的理論原則。據北師大楊壽堪《現代人本主義哲學的幾個問題》:人本主義,英文為“Humanism”,源于拉丁文Humanitas,在古羅馬西塞羅時代,本意指人的教育,意指通過教育(教化)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發展與訓練。而人文主義是一個文化學概念,指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思想文化運動。人文教育就是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的道德、情感、人性的完善發展為中心的教育。
從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誘導、因材施教的儒家教育到今天的“大語文教育”及“素質教育”,都把教育當成是喚醒“人”這個主體性的事業。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愛,具體體現是和諧精神、負責精神和合作精神――要求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和人與自己的關系。事實上,按照孔子學說某種意義上講,人文教育就是“成人”的教育。它有著不同的要求,最低要求是使人成為人;較高要求是使人成為較完整的人,即德、智、體、美諸方面得到全面發展的人;最高要求是使人成為一個完美的人,這當然是一種理想追求。夸美紐斯曾指出:“假如要形成一個人,就必須由教育去形成。” 這就是一種基本要求。
篇7
[關鍵詞]人類基因;社會公正;人格
[中圖分類號]D90-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2)02-0095-06
一、對人類基因研究及其技術應用的人文反思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在生命科學技術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輝煌成就,其中最令人矚目的無疑是人類基因研究取得的突破性進展。自1953年美國生物學家沃森和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合作提出生物遺傳物質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和半保留復制機理,科學家們又進一步確定了遺傳信息的密碼傳遞方式,“基因工程”由此應運而生。隨后,人類基因科技便以驚人的速度迅速向前發展。試管嬰兒的誕生、人體胚胎干細胞的分離,以及近年來人類基因組成圖的發表等一系列成果的問世都表明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準。無疑,人類基因技術的進步將會使人類的生存質量和壽命獲得前所未有的提高與延長。具體而言,人類基因組的破譯與疾病基因的確認將幫助人們了解疾病的發生機制和防治途徑;同時利用基因技術能夠實現人的病變或衰老臟器的修補和再生,甚至可以運用這一技術對健康器官進行批量“克隆”以滿足更多病人的需求;不僅如此,以DNA序列為基礎的各種人類基因產品的開發也將為提高人類生存質量創造新的契機。不可否認,人類基因技術的應用及其繼續發展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有關人類未來生活的美好圖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當科學技術日益成為全球性的主導力量時,當技術化社會開始形成時,各種科學技術完全有可能對人類生活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就基因科技而言,其作為一種“在體外將外源DNA分子(往往是某一特定的基因)經切割和連接,插入至病毒、質粒或其他載體分子中,形成重組DNA分子,再將其導入到受體細胞中,使外源基因在受體細胞中表達的過程”[1],若將其應用于人類自身必然使之成為與人類聯系最為密切的科學技術。這一技術應用能夠直接干預人類的自然生存與發展,其結果是使人類在“違背自然”的前提下進行“不自然”的發展(譬如,人類基因技術可以使本應死亡的個體避免死亡且可以存活更久),這種“不自然”的發展必然會強烈地影響以人的自然性為基礎的人的社會性,進而就會撼動現代社會賴以為憑的基本價值規范。在筆者看來,這些價值規范都是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就是構建在人文主義之上的。按照英國學者阿倫·布洛克的說法,人文主義就是“集焦點于人,以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對自然了解的出發點”[2]。那么,在通過基因技術使人類生命的產生、發展及死亡過程逐漸變成一種可以被掌控的技術化過程之后,一系列的社會倫理法律問題也隨之產生。例如,婆婆能否成為兒媳婦的孕母,接受捐精捐卵并通過人工生殖誕生的嬰兒的法律地位如何確立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在現行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社會規范層面加以解決,將會逐漸摧毀社會的各種人文價值觀念,進而使社會陷入道德倫理危機之中。不僅如此,更需要指出的是,人類基因科技的廣泛應用還可能導致更嚴重的人文主義危機,即人類主體地位的喪失。鑒于人類基因技術以人作為主要操作對象,這實際是將主體當做客體。而人類主體地位一旦失去,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也將不復存在。
可以認為,對于人類基因技術的應用,人類已經不能不對其加以約束了,但是基于道德約束的后果“只適用于某些具體的道德戒律、文化傳統、倫理意見和特定道德主體的主觀判斷,它不能解決倫理道德作為一個整體面對技術問題時是否有效的問題”[3],因此必須強調法律的規范作用。而在通過立法來規范人類基因技術等相關舉措之前,我們必須從防范社會人文危機的角度以一種人文主義的法律立場來合理界定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二、界定人類基因法律地位的人文價值基點
按照德國學者霍克海默的說法,在現代社會,由于科學尚未得到恰當地運用,因此就需要“在不脫離科學考察的前提下來描述事實并建立事實間的合規則模式”[4]。對人類基因法律地位進行合理的界定,其意義也在于更為科學地確立規范人類基因技術的法律規則模式。那么,在當代社會的人文主義背景下,要合理恰當地界定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就必須保證這種界定是建立在崇尚人的價值、尊重人的本性基礎之上。據此,我們認為,對人類基因的法律定位需要符合下述原則并將其作為基本出發點。
(一)維護人性尊嚴原則
對個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強調是人文主義的核心內涵,其表達的是一種以人為主的人類中心主義理念。雖然這種理念在生態環境日漸惡化和資源日益匱乏的局面下遭到了更多的抨擊,但是這些抨擊的背后表達更多的是構建人類理想生存環境的愿望,其仍然是以人的需要和利益為前提的,所以與現代人文主義的基本理念并無根本沖突。當然,如何合理地界定人的需要和利益也是人文主義的應有之義,不過,人作為一種主體性的存在,首先必須以人的獨立的尊嚴與價值為基點來衡量。換言之,維護人性尊嚴是人類社會制度構建的根本出發點。
從維護人性尊嚴原則的內涵來看,“自由”、“人權”等倫理要素顯然是深嵌于其中的。這一原則從本質上將人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來對待。維護人性尊嚴就是要強調人的本體存在的價值,人不是滿足他人和社會需要的工具,工具或手段是可以選擇取舍的,但是作為萬物尺度的人的價值是不能替代的,人的存在是社會一切價值產生的基礎。據此,對于人類基因技術極有可能將人貶低為工具或客體的傾向。相關法律問題尤其是針對人類基因法律地位如何確立的問題的探討,都必須將維護人性尊嚴原則置于前提性要求之中。只有以維護人性尊嚴為基點,才有可能通過法律制度尤其是權利制度的架構來保障人的主體地位。否則,在缺失以人為主體的條件下來界定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最終仍然會導致對人的蔑視而危及人類生存。
(二)社會公正原則
從人文主義理念的發展來看,對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強調是其最早形成的重要內涵之一。而人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動物,也必然要面對自身與集體或社會的關系問題。現代人文主義理念正是基于這一問題而被逐漸賦予了新的內涵,這一內涵就是社會公正。按照我國臺灣學者顏厥安的觀點,強調社會公正實際上是對人性尊嚴與自由理念的深化,因為“社會不正義,那么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也都是虛假的”[5]。具體而言,每個人的出身、能力和選擇是不可能一致的,所以社會財富及其他資源的分配是有差別的,同時,這種差別更會直接由結果分配不平等導致個人之間不平等的深化,這就需要確立社會公正原則來矯正這一現象。社會公正原則的目標應當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任何個人。美國學者羅爾斯對這一原則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就是公平正義,那么“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正義否認為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6]。進一步而言,社會公正原則是在承認人的差異性基礎上,盡量通過法律與制度的強制性,公平地引導和調整社會資源和利益的分配與占有關系。
可以認為,在人類基因技術興起之后,就如何界定人類基因法律地位等問題上,社會公正原則應當承擔著價值指引與評價作用。由于人類基因技術在以人類基因作為客體時,會至少涉及技術的掌握者、基因來源者和除前者之外的其他受益者之間的關系,這就需要從社會層面來公平地處理相關利益問題。那么,有關人類基因法律地位的探討,當然就不只關涉個人之間的關系和利益,而是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分配等問題。毋庸置疑,遵循社會公正原則是對人類基因進行法律定位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三、人類基因的人格屬性及其私法定位
(一)對人類基因的人格屬性之論證
要界定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必須首先從法學的角度確定其性質,按照法學界通常的思維方式,這一性質的認定主要是判斷其究竟屬于人格還是財產。我們認為,人類基因主要具有人格屬性而不是財產屬性。對此,我們將就這一論斷的依據進行詳盡分析。
就法學界對人格問題的探討來看,其主要以民法等私法理論為中心展開。一般認為,人格主要是“以人的倫理價值為實質基礎的,而人的倫理價值又具體表現‘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尊嚴、名譽’等范疇,這些范疇即人格之基本倫理要素需要得到實在法的保護,于是在民法上逐漸形成了對人格倫理價值的‘內在于人’的保護方式”[7]。那么,從法學界對人格的基本認識出發,我們何以斷言人類基因就屬于人格范疇呢?顯然,對于這一問題的分析,既需要將人類基因與已經確定的法律上的人格要素進行比較來展開,同時還必須將人類基因性質的兩種取向(即人格和財產)進行綜合分析來最終肯定其人格屬性。
我們知道,人類基因主要是指具有遺傳效應的DNA分子片段,在人類染色體上呈線形排列,從物質層面講,人類基因當然是人的身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此,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尚未與人身相分離的基因,其法律屬性與身體是相同的,都屬于人格范疇。不過,這一判斷的實際意義并不大,因為侵犯未從身體分離的基因,一般都視為是對身體或健康的侵害,人類基因自身沒有彰顯其獨立的特性和法律地位。
這里,需要我們重點關注和分析的問題在于,身體的某一部分,例如器官、體液等等,一旦與身體分離之后,其中包含的基因是否仍然可以視其具有人格屬性。應當說,在人類基因技術尚未產生之前,如果不違的公序良俗原則,與身體分離的部分可以將其理解為獨立的物或財產,其與具有人格屬性的身體在內涵上還是有差別的,因為這些器官、體液等不能代表“完整的身體”。然而,人類基因技術興起之后,對于人體組成部分的認識已經深化到基因層面,即使基因與人體分離,成熟的基因技術仍然可以通過基因復制而產生新的基因來源者的器官乃至與來源者擁有相同基因的新個體,此時基因來源者與上述基因復制生成的“產品”之間的關系,恐怕就不能簡單地以財產關系來界定了。那么,對與人身分離的基因而言,在基因科技日益發達的情形下,其與完整意義的身體具有了相似的人格內涵。畢竟,人類基因已經成為一種人的生命延續或再生的來源載體,其當然與身體一樣首先附著人格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情形下每個人自然形成的基因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通過基因復制產生基因相同的個體之后,這一行為會侵犯最初基因來源者作為社會獨立個體存在的尊嚴及相關人格利益,所以,他人以技術方式干預到基因層次就可能會侵犯基因來源者的人格。據此,人類基因應當首先是每一個體的人格延伸而彰顯人格屬性。
不可否認,上述的討論雖然凸顯了人類基因具有的人格意義,卻也未對人類基因屬于財產范疇的論斷進行完全否定,因而我們仍然有必要來考察將人類基因視為財產這一論斷的依據,對人類基因能否作為財產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并進一步證明主張人類基因屬于人格范疇的合理性。具體來看,主張人類基因屬于財產的主要理由在于,與分離的人體組織一樣,基因可以拋棄也可以流轉,并能給基因來源者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然而,對基因的拋棄和流轉在基因技術發達的情形下所涉及的更多是與生命相關的倫理問題,不能認定其是一種財產的流轉,這一點上文已經作出判斷。此外,需要厘清的是,作為法學范疇上的人格諸要素,并非全部都不能作為商品流轉。有的學者已經指出,在人格權領域存在人格商品化權,其本質即“人的人格要素在商品經濟中的延伸,其內涵在于人運用自己的人格要素,使其人格權內容擴張”[7]310。這實際上已經表明一些人格要素可以被“商品化”后進行流轉,其亦說明人格要素基于強烈的倫理價值不能完全以金錢作為評價標準,但是其在一定限度內“也作為可得支配和利用并能夠產生經濟效益的資源”[7]105。臺灣學者鄭玉波進一步總結認為,對于人格要素,“權利人透過權利之行使,可以享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且這些行為符合社會發展之需要,并為社會通念所接受,在法律秩序上亦應該被肯定”[8]。所以,就人類基因而言,即使將其歸入人格要素之中,仍然可以在符合社會基本倫理與強行性規范的前提下進行有限制地流轉來實現一定的經濟利益。
綜而觀之,人類基因基于其蘊含的人倫價值而應當被視為一種主體人格的延伸,因此其屬于人格范疇,同時,人類基因的人格屬性并不否定其具有的財產價值,這一財產價值可以在對人類基因限制性得流轉過程中加以實現。
(二)作為人格權客體的人類基因—人類基因私法地位之界定
既然我們已經認定人類基因在某種程度上屬于人格范疇,那么對于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我們就可以首先將其置于以權利義務關系為核心內容的法律關系中去考察。無疑,人格與物、智力成果一樣,都是法律關系的客體,或者進一步而言屬于權利客體之范疇,這一點在學界已是通識。那么,人格自然就是人格權之客體。“如果說物權、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的客體,就是權利的支配對象—物或者智力成果的話,人格權法律關系的客體,就只能是‘人的倫理價值’—其有具體性的一面,如生命、健康、身體、自由、尊嚴等”[9],即人格權之客體為各種人格要素。而人類基因屬于作為體現人的倫理價值的人格要素,自然可以在法律上是人格權的客體。同時,鑒于人格權主要屬于民法等私法上的權利,將人類基因界定為人格權之客體就意味著首先肯定了人類基因在私法上的地位。據此,從人格權法律關系出發,我們來看一下基因來源者對于他的基因所擁有的權利。
具體而言,基因來源者對其擁有的權利主要體現為基因隱私權。對于隱私權的概念,最初是在1890年由美國兩位學者沃倫和布蘭代斯在《哈佛法學評論》上提出,其目的在于“制造一種理論以便為侵犯私人生活之訴的法律訴由提供依據”[10]。經過100多年的發展,這一權利已經成為人格權的重要種類之一。按照法學界的通常理解,隱私權即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11] 。其包括兩項內容:(1)個人隱私的控制權。這項權能主要表現為權利人對個人的隱私信息和活動能夠進行有效地支配,并且有權使之處于隱秘狀態而不受他人干涉和追查。(2)個人隱私的利用權。這項權能主要體現在權利人可以利用自己的隱私取得一定的利益。這也是將人格要素本身可能具有的物質利益進行商品化的方式,不過這種方式必須受到社會倫理和法律規范的規制。據此,在明確隱私權的基本內容后,我們就可以根據人類基因的特點進一步界定基因隱私權的內容。鑒于一般情形下每個人的基因所蘊含的信息均不同且又決定其個體全部特征,那么,個體的基因信息實際就能夠反映出其具有的智力、健康和行為方式等隱私內容。因而,基因隱私權主要側重于個人對其具有隱私特征的信息之支配權,當然,這一隱私權的支配范圍也延伸至作為信息載體的基因本身之上。基于這一判斷,基因隱私權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第一,基因信息的知曉與拒絕知曉權利。每個人都有知曉自己基因信息及其對身體機能影響之權利。由于個人要了解自己的基因狀況必須經過專門機構的檢測才能獲得,檢測機構有義務如實告知權利主體自身的基因信息。同時,有些人擔心知曉自身基因缺陷而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也可以拒絕對自己的基因進行檢測而享有拒絕知曉自身基因信息的權利。
第二,基因隱私信息公開與否的決定權。由于每個人的基因信息都可能反映和揭示包括個人身體狀況、遺傳方式等在內的生命特征,如果這些特征被不適當地公開,極易使某些攜有“致病基因”的人遭到社會歧視,從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因此,個人基因信息公開與否以及通過何種形式公開等都應由權利人自主決定,其他組織和個人對此不應干涉。不僅如此,對一些基于不同原因而獲得個人基因信息的醫療單位或其他檢測機構,還必須承擔為權利人保密的義務,一旦這些單位未經權利人同意擅自公開其基因信息,都應當被視為侵犯權利人的基因隱私而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第三,基因和基因信息的利用權。毋庸置疑,在基因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人類基因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且能夠帶來經濟利益,這就容易導致一些機構和個人對基因資源的濫用與非法掠奪。事實上,個人的基因和基因信息作為一種隱私,除權利主體之外的他人都不應隨意加以利用。基因來源者作為權利主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利用或向他人提供基因及其信息來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而任何組織和個人只有在征得權利主體同意之后才能夠利用其基因從事各項活動,否則就是對權利主體隱私權的侵犯。應當注意的是,這種對基因隱私信息的利用顯然必須在維護人性尊嚴和符合社會規范的條件下進行,這也符合人類基因作為人格權客體的屬性和要求。
四、作為人類共同資源和財富的人類基因及其公法意義
應當說,基因隱私權的確立使作為人格權之客體的人類基因具有了相當重要的私法意義,而對這一權利的界定實際上也否定了不同主體可以任意知悉他人基因信息的權利,畢竟基因的社會歧視極易導致個體之間的不平等而有悖于社會公正原則。通常認為,只有在為了公共利益的情況下才允許不同主體獲知他人的基因信息。這里,我們又遇到一個新的問題,如果以公共利益為視角來考察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是否與一般意義上的人格權客體不同呢?這一問題的探討仍然需要結合人類基因的特性來加以展開。
當我們從一般意義的人格權客體之角度來界定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時,正是基于不同個體的基因組成之獨特性,從而使其可以通過民法等私法規范來進行調整。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0.1%的基因差異之外,每個人的基因組99.9%都是相同的。正如遺傳學告訴我們的,我們每一個人的基因都是經過幾百萬年的演化發展遺傳下來的,排除了造成個體差異的基因單位之后,全人類共同享有一個基因圖組。那么,遵循這一思路,我們發現,人類基因實際上是人類共同的資源和財富,與人類基因相關的許多問題應被歸入公共利益范疇。
那么,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考察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是否就會與人類基因的人格屬性及其私法上的定位產生矛盾?對此,筆者認為,根據人類基因的特征,既需要在私法上肯定基因來源者對個人基因擁有的人格權,又必須使作為人類共同資源和財富的人類基因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通過公法加以表達,兩者并不矛盾,同時也不會否定人類基因的人格屬性。具言之,將人類基因在法律上確定屬于人格范疇,并不意味著人類基因只具有私法上的意義。因為就人格的本質而言,其關涉的人性尊嚴、倫理等層面的問題都應當屬于人的基本權利范疇,這就不限于僅通過私法對人格問題進行界定,像德國就強調以人性尊嚴和人格發展為特征的一般人格權也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所以,我們也可以認為,作為人類共同資源和財富的人類基因代表著一種凸顯人類尊嚴和公共利益的“一般人格”或“公共人格”,這亦說明人類基因的人格屬性及其私法定位與其公共性特征是不矛盾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合理地協調人類基因所體現的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那么,在明確了人類基因的私法地位之后,我們就需要以人類基因的公共性特征為出發點,通過對與之相關的法律問題的探討來闡明人類基因在公法上的法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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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精神;高深學問;大學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2)04-0003-07
收稿日期:2012-2-18
作者簡介: 王冀生(1931-),男,安徽廬江人,大學文化研究和發展中心顧問,研究員,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研究。
1978年,美國大學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會中去以后,面對既要適應和滿足現實社會眾多領域不同層次的廣泛需求又要堅守大學應有的基本理性和學術價值的兩難選擇,美國學者約翰·S·布魯貝克在其學術專著《高等教育哲學》中,以“高深學問”為邏輯起點,創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學”。約翰·S·布魯貝克以認識論和政治論為大學存在的哲學基礎撰寫的這本《高等教育哲學》,后來被人們公認為西方論述高等教育哲學的經典之作。
現在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人類社會逐漸進入以經濟全球化為基本特征的嶄新時代,在人們獲得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在世界范圍內日益明顯地出現了一種以“崇尚物質,忽視人文”為主要內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態危機。這種文化生態危機實質上是一種信仰危機,正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和今日的大學,導致出現了一種大學文化缺失現象,其核心是一種大學精神衰微現象,突出表現是大學人文精神的滑坡和辦學目標的功利化傾向,因而實質上是一種價值危機。面對當今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學面臨的新的嚴峻挑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8年發表的《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與行動世界宣言》中警告世人:教育和大學“必須進行最徹底的變革和創新,以使我們目前這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危機的社會可以超越一味的經濟考慮,而注重深層次的道德和精神問題”。這種狀況充分表明,當今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學面臨的挑戰已經遠遠超出單純的“高深學問”的范疇,深入到了文化和精神領域,時代強烈呼喚人們實現一次新的文化覺醒。
文化是一個內涵非常廣泛而又極其深刻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理解。我國《易經·賁卦》中早就精辟地指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指通過人文“推行教化庶民”和“促使昌明天下”。在西方,比較經典的是英國文化學家愛德華?泰勒作出的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的界定,這是一種廣義的文化觀。后來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奧爾特加?加塞特進一步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內容大多源自科學,但我們經過討論,足以表明:文化并不是科學。文化的內容雖然是在科學的領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屬于科學事實,而是一種生命信念,一種賦有我們時代特征的信念”,“是時代賴以生存的思想體系”,這是一種狹義的文化觀。經過研究,我們對“文化”一詞的界定是:“文化既是一種存在更是一種信仰”。這個界定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文化首先是一種存在,文化存在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知識存在、藝術存在、制度存在和道德存在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態,“文化的最大特質是具有極強的滲透性、持久性,像空氣一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能夠以無形的意識、無形的觀念,深刻影響著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現實,深刻作用于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產生活”[1];另一方面,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是一種信仰或生命信念,是人類的生命意義和價值之所在。文化作為歷史文明的積淀,作為社會發展方向的引領,解決的是人類“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沒有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這是一切文化,其中包括大學文化的共同本質,是我們應當確立的一種嶄新的文化哲學觀。
任何社會思潮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當大學文化問題,特別是大學精神衰微現象成為當今時代關注的焦點并逐步進入到哲學領域的時候,大學文化哲學便產生了。我們認為,從“高深學問”到“大學文化”是一個質的飛躍。以“大學文化”為邏輯起點,以“大學文化既是一種存在更是一種信仰”為核心,從整體上初步構建一個大學文化哲學的基本理論框架,是當今時代的強烈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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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是科學發展、人類文化發展的燈塔。數學,作為各級各類學校最廣泛的學習科目,數學教育的意義不僅見之于物,還應見之于人。數學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數學教育的價值首先應從認得發展方面去衡量。對所有研究和教授數學的人們來說,明了數學的人文精神教育價值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著名數學家福賽思以為“人類的崇高理想在各個時代和各個文明社會,一直激勵著人們在凡是能發現或獲得知識的領域尋求更多的知識。自從人類試圖得到系統化知識以來,這門專與數字和公式打交道的科學就以其自身的緣故被不斷地追求,因為人們可以從中得到無窮無盡的精神滿足和消遣。數學的誕生是世界各民族的光榮。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它的功利性,而數學的功利除了教會學生掌握這門工具之外,還必須通過人文精神的培養,使學生學會怎樣做人,怎么立足社會。當然這不同于政治理論的灌輸,更不是對數學知識貼標簽,而是挖掘數學知識的思想內涵,將教育的內容滲透到知識的學習過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深層理解和消化數學知識的需要,那么,數學教育中包括哪些主要的人文精神培養的內容呢?下面從四個方面加以研究。
1、創造精神的培養
開拓、創新精神是人的創造性的體現。在競爭異常激烈的社會,只有那些具有開創進取意識的人,才不至于被時代拋棄;只有那些永不滿足,積極向上的民族,才可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我相信學校出來的學生,到了社會上,不能自動解決問題創造生活,那么學生變為字紙簍,教育變為廢物。”“我認為人生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其有無限的創造性。”創造素質是人類最主要、最寶貴、最高級的素質,人類正是通過創造這條途徑來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一個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是利他主義的,精力旺盛的,刻苦勤勉的,百折不撓的。創造,它能使人獲得一種滿足感,消除受挫感,因此給人提供了一種對于自己以及對于生活的積極態度。致力于創造精神的培養和教育,乃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責任和義務,而要啟發人類獨有的這種高貴的品質,莫過于妥善利用數學教育。
前蘇聯著名物理學家卡皮查認為,培養學生創造精神最合適的學科是數學和物理。縱觀整個數學發展史,可以說就是一種創造的演化史。如果沒有創造,沒有數學家的創造活動,數學就不會發展,歷史的時鐘將會倒退數千數萬年。貫穿于數學理論中的無限、非歐幾何、極限、變量、微分、積分、概率等等,無不閃耀著創造精神的萬丈光芒。就以無窮(或無限)的題為例,它“向人腦提出的挑戰,激發了人類想象力,是思想中任何其他單個問題都無法比擬的。無限顯的既生疏又熟悉,有時超出我們的領悟能力,有時又自然而易于理解。在征服它的過程中,人也砸碎了將自己束縛在地球上的鐐銬。而為了實現這一征服,需要調動人得一切能力——人的推理能力,詩一般的想象力以及求知的渴望。因此,數學對培養創造精神具有獨特的作用,作為數學教育工作者,只有充分展示數學知識的深刻內涵,實現對人的素質的培養,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
2、理性思維習慣的培養
“拋棄理性思維的傾向是群眾不安定和政治不穩定的標志。”理性思維是一種歷史的、科學的、富有哲理的思考,是批判的思維,是求異或創造性的思維,是一種在更高層次上進行的道德推理。在數學教育中,數學科學是培養人們理性思維素質最有效的學科。數學是人類思維所能達到的最嚴謹的理性。正是通過數學,引入了理性,從此人們才有可能開始靠理性,而不是憑感覺去判斷是非曲直。由數學精神產生的這種理性、確定性、永恒的不可抗拒規律性等一系列思想,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3、價值觀教育
價值觀是行動的基準。價值觀念的扭曲是當代社會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由于物質欲望的膨脹和道德價值的失范,導致了部分青少年為一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所左右。如何教育學生確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已成為整個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課題,而數學教育在某中程度上可以為學生提供一種正確的價值和意義的體系,從而有助于為社會提供一種正確的人文主義導向。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說:“如果一個人的目的是名和利,數學是一條捷徑。”陳省身教授為了致力于數學研究,曾堅決辭去去美國數學會主席職務。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述懷》中寫到,“學術權威似浮云,百萬富翁若敝履,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而已。”并于1950年拋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舒適的工作環境,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投身于發展中國的數學事業。這些著名數學家的愛國主義精神,無不感人肺腑。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對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有著無與倫比的激勵作用,這樣的目的應該始終在數學的教與學中牢牢記住。
4、踏實細微良好作風的培養
踏實細微、嚴肅認真、精益求精的良好作風是人的高尚品質的具體呈現。“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只有處處留心小事的人,他會忽略很多小事,他是不會成功的。小善不為,何成大善,細微之處,恰恰能反映一個人的精神面貌。1967年8月23日,前蘇聯著名宇航員費拉迪米爾·科馬洛夫,獨自一人駕駛聯盟一號宇宙飛船,經過一晝夜的飛行,完成了任務,勝利返航。但當飛船返回大氣層后,準備打開降落傘以減慢飛船速度時,科馬洛夫發現無論用什么辦法也打不開降落傘了。二小時后,在億萬電視觀眾的注視下,一聲爆炸,飛船墜毀,民族英雄殉難。造成聯盟一號墜毀的原因,就是因為地面檢查時,忽略了一個小數點,這場悲劇,也可以叫做對一個小數點的忽略。學習數學的人一定都會有這樣深切的體會,一個小數點的位置,倘若失之毫厘,必將謬以千里。這既生動的說明了自然規律如何,客觀公正而又鐵一般地起著作用,又說明了數學活動是何等需要嚴密謹慎,踏實細微、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因此,長期的數學訓練,對人的踏實細微的優秀品格的形成大有助益。
如何發揮數學的這種獨特的教育價值,并應用它來淳張我們的人格,加強人文精神的培養呢,筆者認為主要應遵循以下三個原則:所謂滲透性原則,就是說這種教育不能流于空泛的說教,教師應努力挖掘數學知識中的人文性內涵,把人文精神的精髓滲透到教育各個環節,內化到學生的心靈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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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時期音樂創作傳承
中圖分類號:J6文獻標識碼: A
2004年湖南臺的《超級女聲》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娛樂節目,掀起了中國音樂選秀節目的風暴,該節目收視率最高達到15%,創造了一個中國電視史上的奇跡。隨后《中國好男兒》、《快樂男聲》、《萊卡我型我秀》、《激情唱響》等在各大衛視上演。然而,中國音樂選秀節目經歷了兩、三年的輝煌之后,逐漸讓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甚至陷入生存困境。直至2012年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山東衛視的《我是大明星》等音樂選秀類綜藝節目的出現再度引起關注。作為我國娛樂節目的核心內容的音樂如何實現新的飛躍與提升,進而助力綜藝節目的模式創新和音樂事業的活力發展,這是時代的音樂課題。下面筆者就新時期音樂的價值表現和創新音樂的傳承與創作進行以下探索和研究。
一、新時期音樂的價值表現
1、音樂表達應充當時代的引導者。太原師范學院影視藝術系主任薛晉文對當前音樂選秀節目是這樣評價的:很多音樂選秀節目對聲音的迷醉和狂歡,卻勝過了對音樂所負載的社會生活的體悟,從“聽覺反映生活”轉向了“視覺沖擊支配生活”。這就造就了歌手誤把感情生活當成整個世界,而對親情、友情等其他情感以及對生命體驗、社會生活等其他創作領域漠不關心。這種聲音讓人迷醉,卻容易將社會精神生活導向空虛的狀態。要改變如此現狀就必須讓新時期音樂有與時俱進的精神內涵:音樂表達大多正視現實處境和時代情緒,負責任的音樂傳播歷來與時俱新并預言時代腳步,而有良知的音樂生產總為社會積蓄正能量并分憂解難,像《我的要求不算高》《時間都去哪兒了》就是絕好的例證。
2、音樂應重視挖掘人文精神。讓音樂為社會服務,從偽經驗生產回到社會生活的現實表達。要做到這一點,節目就要多多發掘攜帶生活經驗的原創歌手,像“大衣哥”朱之文、阿寶之類的草根歌手,因為他們才是最有可能將音樂表達直接連通到生活經驗之中的人。相信在他們的帶動下,音樂選秀節目能夠從克隆的矯情模仿,逐漸轉向基于生存經驗的真情表達,這樣的音樂文化才可能開創新風氣和新潮流,觀眾才會從充滿經驗和質感的聲音中,音樂才能夠與時俱進,代表人民的心聲。
3、音樂要有基本的文化價值。20世紀80年代崔健的搖滾樂,飽含著一種對文化的反思,承載著一種時代記憶,時至今日,每每聽到仍讓人心潮澎湃。而有的音樂選秀節目,雖然經過不斷翻唱(如《雙節棍》),卻沒有歡快的旋律,有的僅是歌手的狂歡性,沒有時代的擔當性和現實意義。我們知道音樂倘若無法喚起人們的文化責任和文化擔當,就很難稱得上是稱職的藝術生產。因此,在文化價值方面,音樂應在使受眾心情愉悅的同時喚起人民面對現實的勇氣和信念。
4、音樂要有情感價值。音樂天生是傳遞情感和撫慰情緒的專家。充滿真性情的音樂能給困頓者點燃希望之火,攜帶真感情的音樂能為受傷者撫平憂傷,負載真理想的音樂能夠讓人斗志昂揚,像《好人一生平安》《常回家看看》《老阿姨》即是具有情感價值的典型案例。在這些優美的旋律和動人的歌詞中,受眾的精神世界獲得慰藉和關懷,使社會蓄積的一些怨氣和戾氣得以疏導和釋放,理想和信仰也有可能因此而得到重建和恢復。相反,像《那一夜》《沖動的懲罰》等作品以迷醉的欲望宣泄代替了情感撫慰,低俗露骨,對社會情緒的疏導有害無益。所以,我們常說,情感價值是個體生存的核心問題之一,一切藝術生產的終極價值不應忽視情感慰藉和人性關懷。只有這樣的情感價值觀,才對驅逐音樂選秀節目濫情的壞風氣多有裨益。
5、音樂要有政治價值。我們知道在眾多藝術形式中,音樂對于社會變化的嗅覺比較靈敏。在國家改革發展的十字街頭,音樂往往及早吹響了前進的號角,像《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中國夢》皆如此。從歷史的角度看去,當社會蒸蒸日上之時,音樂常常充滿了盛世氣象。當社會處于亞健康狀態時,欲望性的噪音往往會招搖過市。面對音樂選秀節目的突圍,賦予社會發展正能量的音樂應占據壓倒性的比重,無益于歷史發展和社會整合的刺激性音樂當避而遠之。鑒于此,無論是文化價值,還是情感價值,亦或是政治價值,未來的音樂選秀節目應堅守音樂的基本價值底線,這關系到它們的生命力與品牌影響力。
二、新時期創新音樂的傳承與創作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創造了大量優秀的音樂作品,形成了內涵深刻和內容豐富的音樂體系,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的音樂藝術也必須不斷傳承和創新。
1、堅持“雙為”的音樂創作方向。新時期的音樂藝術必須堅持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神圣職責,熱情歌頌改革開放時期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著力增強民族音樂的時代性和吸引力,為人民群眾提供豐盛的民族音樂文化盛宴。反映改革開放的《春天的故事》,、折射百姓心聲的《常回家看看》就是最美音樂,展現了中華民族激昂奮進的精神風貌,歌頌了人民對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昭示了社會歷史高度發展的繁榮景象。
2、堅持精品音樂的傳承。新時期的音樂必須搭建民族音樂傳承載體,利用現代互聯網數字化傳播平臺等覆蓋城鄉的民族音樂傳播載體,加強與世界各民族音樂的多方位交流,實現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在音樂藝術交流中讓世界了解中華文化、中國價值和中國精神。
3、堅持培育音樂藝術發展環境。一是充分結合地域特色,在學校開設音樂課程,編制美育課程。在高等教育階段,在非藝術專業院校要大力開設音樂選修課程,在師資隊伍、藝術裝備、經費投入、制度創新等方面給予保障,鼓勵音樂藝術團隊的培養和發展,推動音樂教育發展。二是通過大眾媒體宣傳傳播音樂,舉辦《送文化下鄉》等大眾化音樂文化活動,增強人民群眾對音樂蘊含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人文主義等價值觀的認同,激發人民群眾對音樂的熱情,形成積極向上的音樂發展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