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性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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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簡介：楊倩，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廈門/3610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少數民族高等教育機會變化的調查研究”（批準號10JJD880011）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 基于對全國175所高校47170名大一新生的問卷調查，分析家庭背景對我國社會成員進入不同類型高校的影響，結果發現：家庭背景對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層次、質量與性質具有顯著影響，但各個具體的家庭背景因素對子女進入不同類型院校的影響力不盡相同；學生在獲得不同層次、質量、性質的高等教育上呈現出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中間階層子女在高等教育選擇過程中獲益頗多。

關鍵詞： 家庭背景；高等教育獲得；高校類型

一、相關研究與問題的提出

高等教育機會研究一直以來為世界范圍內的學者所關注，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先后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家庭所處社會階層、文化、經濟等家庭背景對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如英國1963年著名的《羅賓斯報告》[1]、美國1966年《科爾曼報告》[2]均提出了家庭社會經濟狀況（SES）與子女入學機會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西維爾[3]（1969）、哈爾西[4]（1972）、盧卡斯[5]（1980）、克蘭西[6]（1997）等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家庭職業階層等家庭背景對子女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具有較大的影響。在法國，布迪厄通過對1966-1970年和1984-1985年法國不同社會出身子女高等教育機會的變化情況進行對比研究，發現20年來法國高等學校中學生的社會階層構成情況改變甚微，高等教育體系的二重結構更加明顯，更多支配階層子女進入處于頂端的名牌大學，而大部分底層社會子女只能進入招收多卻選拔不嚴格的文理學院。正如其在《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一書中所闡述的一樣：“在那些過去和現在一直處于社會等級最頂端的學校里，出身于社會空間支配區域學生的比例進一步擴大了，由此產生的效應是：它們與小型高等學校及普通大學之間的差距擴大了。”[7]

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全面實行收學費制度與高等教育大規模擴張的開始，我國學者開始關注高等教育機會問題，并逐漸呈現出較為繁榮的態勢。與國外研究較為一致的是，國內研究者也基本以家庭背景為切入點探討高等教育獲得的群體差異問題，涉及家庭職業階層、經濟、文化、居住地背景等多個方面。如余小波[8]（2002）、謝作栩 [9]（2004）、文東茅[10]（2005）、丁小浩[11]（2006）、劉精明[12]（2006）、楊倩[13]（2011）等人分別通過調查數據進行研究，結果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所處社會階層、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地背景的不同，其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及學校的層次、類型上均存在差異，高等教育資源有更傾向于較好經濟背景和較高社會地位家庭子女的趨勢。

從國內已有的研究來看，較多地關注了不同家庭背景下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差異，而較少關注“家庭背景如何影響我國社會成員獲得不同層次、質量、性質的高等教育”這一問題。對此，本文根據已有研究提出以下理論假設：假設一，家庭所處社會階層、文化、經濟、居住地背景對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層次、質量與性質具有顯著影響；假設二，家庭背景各因素對子女獲得不同層次、質量、性質高等教育的影響力不同；假設三，父母職業階層較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較高、家庭收入較多、城市居住背景的子女更容易接受更高層次、優質的高等教育，也更容易獲得民辦高等教育機會。

二、數據、變量與方法

本研究數據主要源自“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數據庫”中的“2007級大一新生問卷調查數據庫”。該調查涉及我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共175所高校的2007級大一學生，共發放問卷55595份，回收48143份，回收率達86.6%，其中有效問卷47170份，總有效率達84.85%。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考察家庭背景對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根據研究假設，分別就高等教育獲得的層次、質量和性質三方面進行分析，具體運用spss16.0統計軟件分別建立三個模型，模型A、模型B、模型C分別反映家庭背景對所有學生獲得高等教育層次、質量、性質的影響。本研究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因變量定義為三類：一為在校大學生是否就讀本科院校的虛擬變量（Y=1），以高職高專院校為參照（Y=0）；二是在校大學生是否就讀重點本科院校的虛擬變量（Y=1），以一般公辦本科院校為參照（Y=0）；三是在校大學生是否就讀民辦高校的虛擬變量（Y=1），以公辦高校為參照（Y=0）。自變量除了包括父母職業階層、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狀況、家庭居住地等家庭背景變量，還引入學生性別變量，以綜合考察家庭背景的影響。數據分析采用Backwald Stepwise構建模型，具體變量定義及說明見表1。

三、數據結果分析

1. 家庭背景對不同層次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

（1）父母職業階層的影響

在模型A中，父母職業階層對子女獲得本科教育機會有一定影響，中間階層子女就讀本科院校的概率顯著高于基礎階層，其概率比為1.190，優勢階層與基礎階層子女升入本科院校的機會并無顯著差異。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子女就讀本科院校的機會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并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程度父母與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父母之間的差異，當父母由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升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進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是原來的1.842倍。

（3）家庭收入的影響

家庭收入對子女進入本科院校雖有顯著影響，但中等收入家庭與高收入家庭的回歸系數顯著，并為負值，這意味著低收入家庭子女與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子女相比更有可能升入本科院校，家庭收入與子女高等教育層次的提升并非正相關關系。

（4）家庭居住地的影響

家庭居住地對子女就讀本科院校的機會具有顯著影響，城市子女較農村子女更有可能進入本科院校，其概率比為1.268。

（5）性別的影響

性別因素對學生獲得本科教育機會發揮了顯著作用，男生比女生更容易進入本科院校，其概率比為1.157。

2. 家庭背景對不同質量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

（1）父母職業階層的影響

在模型B中，父母職業階層對子女獲得重點本科教育機會有一定影響，但從系數和概率比來看，父母職業階層的影響不大，中間階層子女就讀重點本科院校的概率顯著高于基礎階層，其概率比為1.090，優勢階層與基礎階層子女升入本科院校的機會沒有顯著差異。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子女升入重點本科院校的機會影響顯著。在模型B中，與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相比，父母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子女就讀重點本科院校的機會增加至1.218倍，父母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子女則增加至1.791倍。隨著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子女就讀重點本科院校的機會也大幅增加，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子女獲得優質高等教育的過程中發揮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3）家庭收入的影響

在模型B中，家庭收入被踢出在回歸方程之外，表明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之后，家庭收入對子女能否進入重點本科院校沒有顯著影響。

（4）家庭居住地的影響

家庭居住地對子女就讀重點本科院校的機會具有顯著影響，城市子女較農村子女更有可能進入重點本科院校，其概率比為1.386。

（5）性別的影響

性別因素對學生獲得重點本科教育機會發揮了十分顯著的作用，男生比女生更容易進入重點本科院校，其概率比為1.605。

注：顯著水平***≤.001；**≤.01；*≤.05。數據來源：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數據庫，http：//210.34.0.194/das/。

3. 家庭背景對不同性質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

（1）父母職業階層的影響

在模型C中，父母職業階層對子女獲得民辦高等教育具有顯著影響，優勢階層子女與中間階層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概率顯著高于基礎階層子女，其概率比分別為1.764、1.473，這表明父母職業階層越高，其子女越容易獲得民辦高等教育。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子女獲得民辦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依然十分顯著，但父母具有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就讀民辦院校的概率顯著低于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這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與子女進入民辦院校的概率并非正相關關系，父母受教育程度為高等教育程度時，其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可能性較小。

（3）家庭收入的影響

在模型C中，中等收入家庭與高收入家庭的回歸系數不僅非常顯著，且為正值，概率比值也很大，這意味著家庭收入對子女能否就讀民辦高校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條件下，家庭收入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就讀民辦高校。與低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概率增加至1.678，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概率則增加至2.336。

（4）家庭居住地的影響

家庭居住地對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機會具有顯著影響，城市子女較農村子女更有可能進入民辦高校，其概率比為1.100。

（5）性別的影響

性別因素對學生獲得民辦高等教育影響顯著，男生比女生更容易進入民辦院校，其概率比為1.166。

四、研究發現

1. 家庭背景影響高等教育獲得的一般態勢

假設一得到部分證實。家庭所處社會階層、文化、經濟、居住地背景確實對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層次、質量與性質具有顯著影響。所有家庭背景因素均對子女進入本科院校和民辦高校產生獨立的顯著影響；除家庭收入外，其余家庭背景因素都對子女進入重點本科院校發揮獨立的顯著作用。

假設二得到部分證實。各個具體的家庭背景變量對子女就讀何種層次、何種質量、何種性質院校的影響力確實不盡相同。具體來說，父母職業階層對子女能否進入本科院校、重點本科院校、民辦高校均有顯著影響，但對子女獲得民辦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最大；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何種類型的高校都具有顯著影響，不同的是，對于更高層次、更好質量高等教育的獲得而言，家庭背景發揮了強大的正向促進作用，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接受更高層次的優質高等教育，而對于民辦高等教育的獲得來說，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可能性相對越小，同時，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子女獲得重點本科教育的影響大于對子女進入本科院校和民辦高校的影響；家庭經濟狀況對子女能否就讀重點本科院校并無獨立的顯著影響，對子女接受本科教育雖有一定影響，但影響相對較小，且并非正向促進關系，但家庭經濟狀況對子女就讀民辦高校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條件下，家庭收入越高，子女越有可能就讀民辦高校；家庭居住地對子女能否就讀本科院校、重點本科院校、民辦高校均發揮了顯著作用，即城市子女比農村子女更有可能接受本科教育，進入重點本科和民辦高校。

假設三得到部分證實。雖然總體上家庭背景越好，子女獲得各種類型高等教育的機會越大，但是學生在獲得不同層次、質量、性質的高等教育上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具體來說，容易獲得本科教育層次的學生具有的特征為：家庭處于中間階層、父母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家庭收入不必很高、城市男性；容易獲得重點本科教育的學生具有的家庭背景特征為：家庭處于中間階層、父母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城市男性；容易獲得民辦高等教育的學生具有的特征為：家庭處于較高階層、父母文化水平不必太高、家庭收入較高、城市男性。

2. 中間階層子女的獲益

從本文的分析結果來看，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之后，家庭職業階層仍然對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層次、質量與性質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中間階層的子女無論是在獲得本科教育機會上，還是在獲得重點本科教育機會上，都具有明顯的優勢。這很有可能是因為中間階層家庭的父母所擁有的獨特“習性”有關。

中間階層家庭的父母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我們在對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后，發現中間階層中父母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為82.4%，僅略低于優勢階層（86.3%），而基礎階層中父母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僅為45.1%，兩者懸殊顯而易見。同時，從本文對“中間階層”的定義來看，中間階層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擁有專業性的工作，如醫生、教師、工程師、會計師、 律師，或是基層管理人員、小雇主。較高的文化程度與職業特性促使中間階層父母具備了諸如文化能力、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語言能力、生活方式等獨特的“習性”，這些“習性”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認知能力。他們往往相信，子女通過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較高層次的優質高等教育能提升子女與家庭的社會地位，為子女的良好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因而他們在家庭中竭盡所能為子女創造極好的家庭文化資源與文化氛圍，以便使子女擁有良好的成才環境，獲得更高層次更優質的教育。因而，盡管控制了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響之后，職業階層仍能對子女進入本科院校、重點高校發揮顯著作用。這又恰恰從一個層面反映了中間階層所具備的“習性”促使其為子女營造的家庭教育氛圍、價值觀念、文化資源等與學校教育特別是精英高等教育系統保持著高度一致，從而有助于子女接受優質高等教育。正如布迪厄所認為的一樣，家庭所傳遞的文化資本與學生在學校里獲得的教育資本，二者如果相調和相一致必定有益于學生的學業成功，反之，如果相矛盾相排斥就會使學生面臨更多的不適應與學業障礙。

參考文獻：

[1] Louise Archer.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ssue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M].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2003.

[2]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M].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3] Sewell， William H. & R. M. Hauser. Education ， Occupation and Earnings：Achievement in Early Career [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5.

[4] A·H·哈爾西.趨向于能人統治嗎？——英國實例[A].張人杰.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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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ancy， Patrick.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J].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1997，（1）.

[7][法]布爾迪厄著.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M].楊亞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32.

[8]余小波.當前我國社會分層與高等教育機會探析——對某所高校 2000 級學生的實證研究[J].現代大學教育，2002（2）.

[9]謝作栩，羅奇萍. 閩、湘、川 3 省社會階層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差異的初步調查[J]. 教育與經濟，2004（3）.

[10]文東茅.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3（3）：58-63.

[11]丁小浩.規模擴大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化[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4（2）：24-33.

篇2

[關鍵詞]高等學校；政府；資源配置

當前，我國高等學校普遍存在追求辦學規模擴張的“大而全”和提升辦學層次的“升格熱”的問題。這不僅造成了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導致人才培養結構與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的脫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學校同樣是利益主體，一方面通過自身教學、科研為國家、社會服務；另一方面也要從國家、社會獲得資源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國高校追求“大而全”和辦學層次升格的實質就是辦學資源的競爭。因此，研究高校追求“大而全”、“升格”的深層次原因，探討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尋求高等教育資源有效分配的策略，對促進我國高等學校準確定位、實現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政府教育資源配置規則與政策導向對現有高校辦學行為的影響

《高等教育哲學》一書作者約翰·S·布魯貝克曾經指出：“除非社會愿意重新分配目前用于國際空間探索、公共衛生和社會福利計劃方面的國家資源，否則根本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力、物力來普及高等教育。因為這種慷慨的資源重新分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合理分配有限的剩余資源。”當規模、類型、層次成為贏得辦學資源的約束條件時，高校爭招生指標、爭升格、爭合并的行為就不難理解了。目前，盡管高等教育界不斷強調準確定位、發展特色，但受政府辦學資源配置規則及其政策導向的掣肘，我國高校發展模式單一、特色不強、目標雷同、盲目追求規模擴張和層次提升的現象難以有效遏止。

1．教育投入不足、成本分擔不合理導致高校普遍追求“大而全”

教育投入不足是長期以來困擾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不懈努力，在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教育經費投入不斷增加。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目前，財政性教育經費占C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與《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規定的4％相比一直存有一定距離，與世界發達國家水平更是相距甚遠。而從我國教育投入的構成情況來看，高等教育的投人比例偏高，基礎教育和農村教育投入不足。因此，今后一段時間內，國家和政府的教育投入增量部分將主要用于基礎教育和農村教育，高等教育經費不足仍將是國家、地方和高校所要面臨的主要問題。自從“誰受益，誰付費”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制度實行以來，學費收入已經成為我國高校籌措辦學經費的重要渠道，招生數和辦學規模對高校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刺激著高校不斷的擴大招生規模，只有規模大了，學生多了，才能籌措到更多經費維持日益龐大的學校系統運轉。同時，我國高校學費標準還存在著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高職的學費比一般本科要高；獨立二級學院的學費也要明顯高于其母體學校收費；研究生有一部分是免費，而本科和專科基本上不存在免費情況(貧困學生減免學費例外)。這種學費標準的“倒掛”現象不但違背了“利益獲得原則”，即教育投資負擔應與收益相配合，收益多的人負擔較多投資，收益少的人則少負擔，而且還使一些本科學校甚至是研究型的全國重點大學為增加學費收入而熱衷于開辦高職高專班、職業技術學院或獨立二級學院等。這種由經濟利益驅動而導致的高校“求大求全”現象，一方面使得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學校互相搶奪生源，分工不清，定位不明，特色不強，而且也因普通高校開辦高職高專班和設立獨立二級學院排擠了正規職業技術學院和民辦高校，打擊了這些學校的辦學積極性。

2．規模和“欽定身份”為標準的經費撥款模式刺激了高校的規模擴張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實行的是“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經費撥款方式。這種撥款方式根據生均培養成本、學生人數以及考慮各高校的特殊發展需要確定經費分配，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較以往“基數加發展”的撥款方式有了很大進步。但“綜合定額”以高校在校生數為基本核算依據，生均培養成本也是根據前幾年已發生的生均綜合支出水平和經費開支狀況來確定。這種看似合理的撥款方式實際上使規模越大、現有經費水平和成本越高的學校獲得的財政撥款也越多，不能體現教育質量的高低及資源利用率、社會效益的差異。如此一來，各高校決策者就有可能產生“誰的學校規模大、人數多、成本高，誰就可以獲取更多的教育資源”的錯誤理解。因此，一些學校不顧自身師資和教學設施等條件制約以及社會實際需求，盲目設置專業和擴大招生，帶來了教育投資分散、資源利用率低、規模效益差等不良后果。

另外，“欽定身份”即隸屬關系和辦學層次也決定著我國高校的辦學經費。隸屬于中央和隸屬于地方、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重點院校和一般院校在享有政府撥款上存在教大差異。例如，由于是中央隸屬的“欽定”身份，有些學校得到的經費遠多于同類水平的地方高校；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沿海省份的高校所獲得的辦學經費與中西部省份高校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另外，從財政撥款與學費標準看，重點院校高于一般院校，本科高于專科。由身份不同引起的辦學經費水平差異，驅使地方院校拼命“升格”。地區差異既然無法改變，就只有“升格”成更高隸屬關系或更高層次的學校，才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撥款，收取更多的學費。而專科院校更是迫切要求“專升本”，“升本”成功后緊接著便是爭“點”上層次。這種規模擴張和層次升格不受教育發展規律、產業結構調整及勞動力市場變遷有效約束而圃于政府辦學資源配置的狀況，很大程度刺激了高校的盲目擴張，爭“升格”，爭“合并”，追求“大而全”。

3．資源配置向學術型高校傾斜的政策與傳統“重學輕術”、“等級’思想匯合，引起高校盲目‘攀寓’

由于受到傳統“重學輕術”、“重義理輕技巧”觀念的影響，我國高等學校管理層、教師、學生普遍存在“重理論輕應用”的思想，把學術性看作評價辦學層次、辦學水平的唯一標準，重視純理論，忽視應用技術，重視精英教育，忽視大眾教育。高等教育系統內的大學排名主要是根據學術性研究型大學的標準制定評價方案，高校內部教育、教學評價和教職工考核指標體系也往往突出科研成果而非教學質量和管理業績。高校決策層表現出為“追求超群”尤其是取得杰出學術成就而努力的傾向。大學目標與其說是為了保持或者提高教育服務的質量，不如說是為獲得相應的學術地位和等級。而在追求這種地位、等級的過程中，高校教育資源的配置卻未必是有效率的。高校管理者過分追求科研成果、科研到款、數量等指標，而忽視了教學質量提高、教師人力資本的再投資等。而“政治家和教授，政治組織和大學，在價值觀和目標觀方面保持著廣泛的一致”。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內普遍存在政府辦學資源配置大幅度向學術性研究型高校傾斜的現象，而且具有明顯的“馬太效應”，即名氣越大的學校越能獲得高質量的學生群體投入，并爭取到越多的資助和政府項目，但一般院校的處境則更加困難。優質教育資源集中扎堆在學術性研究型名校，一方面使包括北大、清華、浙大、南大等在內的若干所高校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排頭兵，拉近了與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另一方面資源配置的示范作用也使得大部分普通高校的“升格熱”現象有了合理解釋：爭上博士點、碩士點，有了“點”后就升格，升格為高層次的學術性學校意味著科研項目、科研基金和科研人才的陸續到來，意味著資源緊缺壓力得到緩解，意味著大學排名向前靠，意味著可以積聚更大的力量繼續發展成為名牌學校。而學術型名校所得到資源則更多更優。如此循環形成的“滾雪球”效應，刺激許多高校不顧自身辦學條件和發展潛力的約束，尤其是優秀師資力量不足和學科發展缺乏后勁的情況，盲目追求以學術為杠桿的“身份”和“地位”。

二、正確發揮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促進高校準確定位

國家是高等教育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政府對高等教育發展肩負一種“社會責任”。在解決當前我國教育資源短缺和分配不公的問題上，政府承擔責任，最根本的便是通過資源配置這個有力手段，調動各級各類學校辦好教育的積極性，優化高等教育結構，促進教育體制改革。既做到“雪中送炭”，保證一大批普通學校的良性發展，又做到“錦上添花”，增進學校、學科之間的相互競爭，發揮資源重點投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資源配置是一個涉及利益關系和政府體制變革、行為調整的復雜過程。筆者認為，現階段在此問題上，國家和政府至少可以有以下幾方面的作為：

1．明確高校辦學自主權，進一步拓寬高等教育籌資渠道

明確和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高等教育體制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作為高等教育的載體、充分發揮著高等教育的功能，它們接受政府的宏觀管理和指導，與政府的關系是間接的，不應成為政府的附屬體。當前我國高校辦學體制從“條塊分割”、“行業辦學”向“省部共建”、“政府、社會、個人”多元化投資辦學轉變，正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高校依法自主辦學，一方面政府要真正確立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保證投入，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在改革教育投資體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同時，國家和政府決不能就此推卸自身責任。另一方面，高校與生產、科研及社會其他方面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在確保高校辦學思想、辦學方向正確的前提下，政府應鼓勵其采用政府提供和市場提供相結合的方式解決資源緊缺問題，即在發揮國家財政撥款主渠道作用的同時，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多渠道籌資。一是積極穩妥地推行和完善繳費上學制度。學費標準的“倒掛”現象應予以重視和解決，并建立各種配套措施，力求高等教育成本得到合理分擔與補償的同時，不出現貧困失學等教育不公平現象。二是立足于各地的實際，發動社會投資高等教育，比如爭取社會捐資投資、設立教育基金會、發展產學合作等。三是繼續利用高等教育自身的優勢，通過咨詢服務和興辦產業來增強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特別應提出的是，無論是加大國家投資還是挖掘多渠道籌資潛力，提高效率是關鍵。資源總量的增加是遏制由資源爭奪引起的不良競爭的最有效途徑。

2．教育經費的劃撥堅持“公平”、“效益”兼顧，以“效益”為主的原則

對于有限的教育資源，無論是政府還是高校，都必須堅持“公平”、“效益”兼顧，以“效益”為主的原則，提倡合理競爭。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講資源利用效率，講辦學質量”的資源配置導向。學校無論大小、重點或非重點，資源利用率高、效益好的就應該得到更多的教育資源。否則，就應該少得或不得。只有形成這種良性循環的投入機制，才能激發起高等教育應有的活力與效率，從源頭上扼制某些高校的盲目發展和教育設施的重置浪費。具體到高等教育的經費撥款，應采用績效撥款方式，鼓勵辦學質量好、水平高的學校及其學科、專業的發展。績效撥款以高校的辦學水平、質量、管理有效性和辦學效率為主要依據，其評價尺度是對高校質量和成果的評定，指標包括各高校的畢業率、就業率、資源利用率和自身辦學特色等等。績效撥款具體方式的選擇可依撥款性質和內容而定，如經常性的經費部分采用公式撥款，發展經費部分采用專項撥款，研究經費采用合同撥款等。每種撥款方式劃分經費所占的份額，根據各高校的具體情況和辦學特點而定。績效評價則滲透和結合在每一種具體撥款方式中。為了更好地體現公平性，政府在經費按績效劃撥的同時還應有政策上的傾斜，努力縮小高等教育資源空間配置的地區性差異。具體措施包括加大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有效吸引國內外投資辦學或合作辦學、鼓勵東部發達地區對西部欠發達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對口支持等。

3．建立合理的教育、教學評價機制，通過資源配置手段促進高校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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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高等教育質量內涵的認識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高等教育改革開辟了多種渠道，發展了多種高等教育形式，擴大了高等教育供給，滿足了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開啟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在經濟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質量觀是制約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從單一的質量觀轉變到多樣化的質量觀，從精英教育質量觀轉變到大眾教育質量觀，不僅會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而且會推動整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能否形成正確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將直接關系到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和健康發展。

當前，高教界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大規模擴招所帶來的數量與質量的協調問題。數量與質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但有些人只看到兩者的對立，而未看到其統一的一面，在實踐中表現為有意無意地犧牲質量以換取數量的增長。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難免存在規模擴大與質量發展之間的不協調現象，但要區分規模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是能夠推動進一步發展的發展性問題，還是只是擾亂持續發展機制的非發展性問題，或者說規模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所導致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還是可以避免和人為造成的。發展中的問題，只能依靠進一步發展來克服。不同時期確立的質量標準應有利于高等教育發展，而不是限制高等教育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正向大眾化階段邁進階段，不可脫離發展來談質量，更不能借質量問題來限制高等教育發展。

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學校規格、學科門類是多樣的，這就決定了高等教育質量標準應該是多樣化。單一的和統一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必將形成一種固定模式和思維定勢。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沒有高等教育質量的多樣化，就不可能健康地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大眾化階段同精英教育階段一樣也會存在質量問題。但是，就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實際來說，發展多種教育形式，建立多種質量標準，讓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滿足多樣性的社會需求，這應該成為樹立正確質量觀的重要基點。因此，在我國高等教育必須樹立多樣化的質量觀。

以前，在評價高等教育質量過程中，往往只根據人才培養這一因素來評價高等教育的整體質量，忽視了高等教育是否滿足人們受教育的需求，以及是否積極促進現代化建設這個根本內容。而當今，雖然高等教育仍以培養人才為主要任務，但高等教育的職責范圍已得到極大擴展，成為一個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由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文化、為社會服務等所構成的職責體系。因此，高等教育質量不是單一的人才培養質量，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需要確立一種整體質量觀。隨著高校擴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師資、基礎設施和后勤條件緊張狀況，存在一些誘發人才培養質量方面的問題。但我們不能據此認為高等教育的質量在下降。我們要用整體性的眼光看待和判斷高等教育質量。

用人單位和學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需求者。這兩者需求的多樣化和個性化，要求各個高等學校辦出特色，來滿足某用人單位和學生的特殊需求。任何一所高校都有一個明確的辦學目標，所以，它不可能是滿足所有人所有要求的“大雜燴”，它需要在眾多的要求下作出選擇并確定哪些是應該考慮的重點。在競爭日趨激烈和需求日益多樣化的社會，各個高等學校辦出特色是學校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整個高等教育系統整體效益的要求。

二、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的構建

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可以作為教育質量的監控器，推進高校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的自律；它可以激勵高校及其子系統成為一種“學習型組織”，富有生機活力。構建有效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可從理念和操作兩大層面考慮。

1.樹立良好的高等教育理念。構建新時期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應樹立以下高等教育理念：（1）質量理念。質量是贏得社會聲譽和市場信賴的保障和基礎。從長遠來看，沒有質量，就沒有生源。今后不是你想招多少學生的問題，而是有多少學生選擇你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牢固樹立質量意識，以質量贏得市場和教育資源。（2）人本理念。高等學校的中心任務是培養人才，而培養人才的主體是教師。因此，高等學校要樹立以學生和教師為本的理念。所有部門和所有工作都要為學生的就業和成才服務，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以調動廣大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出發點。（3）市場理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學，必須要有競爭和憂患意識，必須樹立強烈的市場意識理念。（4）服務理念。高等學校辦一是要服務社會，以體現其存在的價值；二是要服務學生，以體現其追求的目標；三是要服務教師，以體現其依靠的主體。

2.可操作性質量保證體系構建。高等教育質量保證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操作層面來講，必須構建以下幾個方面的質量保證體系：

⑴教學質量管理體系。要想從根本上來保障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高，除了要有先進的理念作指導，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具有專門評價知識的教學質量管理隊伍，還必須構建相應的規章制度，從制度上為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提供一個基本的保障，從而創造一個良好的基礎和環境。通過構建合理可行的規章制度保障體系，保證教學中心地位的實現，保證教學設備的生均值、基本設施的建筑面積、教學四項經費占學費收入的比例達到國家教委水平評估的要求。

⑵教學條件保證體系。主要包括教學基礎設施、教學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硬件和師資隊伍等軟件方面。硬件好解決，軟件是關鍵。師資隊伍的建設，既要有規劃也得有措施；既需要學院的政策保證，也需要基層部門的不懈努力。

⑶教學質量信息體系。關鍵是通過研究市場和培養對象的需求，明確方向，促進教學改革，建立起能夠適應未來發展需要具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保障其“產品”的適銷對路、特色鮮明。通過構建同行互評、學生評教，學生信息員反饋、畢業生追蹤調查反饋等多種形式的教學質量信息體系，進行信息收集分析與反饋。

⑷教育機構保證體系。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行，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是教務管理部門的責任，也需要后勤等部門的保障。關鍵要從三個方面做好，一是健全制度，二是規范管理，三是協調服務。

⑸教學質量督導體系。通過構建領導聽課、專家聽課，期中教學檢查等多種形式的教學質量督導體系，對教學過程和環節實施監控、督導。同時，通過采取激勵措施，實現評價結果與獎懲掛鉤，與教師職稱晉升掛鉤。通過加強師德建設、嚴格考試工作和強化各項管理不斷促進教風、學風、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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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高校教師；績效考核

[DOI]10.13939/ki.zgsc.2016.31.233

自提出應用型本科以來，高等教育領域就一直探討這個熱題的定位，最終定義為以應用型為辦學定位的本科院校。就目前來說，轉型后的高等教育內涵符合國內各個領域、諸多行業的發展需求。也基本滿足專家級別的工程人才的人才需要。對推進國內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中的高級別的職業人才的普及化進程起到了決定性的激勵作用。就應用型人才教育觀念轉型的早期建設來說，需要有配套的軟實力和完善的硬件條件的大力支持，更需要高層次的理論依據來支撐。因此，一個切實可行的，絕大多數教職員工認可的教師績效指標體系的構建尤為重要。

1轉型后高校教師績效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

評價方案中的指標體系是否科學、合理、公開與公正，直接影響到是否可以激勵大部分教師努力進行教書育人和科技研發的能動性。也會影響到能否提升教學水平、拓寬教育產業、提高教育能力效益的一件大事。直面目前現行教師評定業績的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如果想突破方案指標體系的瓶頸、構建切實可行，群眾認可的教師業績評定指標體系，必須在設計思想上做到科學合理性。本文是在高等教育領域教育觀念轉型期間，對教師業績考核指標體系設計的理論基礎和要實現的最終目的進行概要的分析與思考，尤其對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各單位的二級管理單位的人事業績考核指體系的設計進行具體分析與思考。

目前，高校轉型工作如火如荼的進行中，而績效考核制度并不完善，基本上還在實施過去那種老式的上級部門考核和學校內部考核方式。首先是考核制度的單一性，以及考核標準與實際情況的嚴重脫節，缺乏科學與有效性，導致五級的分級結果不能客觀地反映出業績的高低，沒有一定的可比性，造成教職員工心態的不穩定。其次是考核的對象單一，考核過程草率，基本上是領導負責考核。缺乏整體過程設計人員的參與，考核過程單一，不公開，不透明。不太容易反映出考核對象的真實水平，使得此類的測評失去了原有的刺激作用。再次是最終的評定結果的利益相關性較弱。無論是職稱晉升還是薪資調整，與考核結果相關性聯系較弱，甚至為零，這樣的考核沒有任何意義，對一線教師沒有任何的影響力，造成考核結果好與壞都與我無關緊要，最終的結果是該指標體系無人感興趣，二級學院也視其為雞肋。最后是執行的問題，再好的方案，再好的計劃，如果在執行的時候沒有按照規則去做，那么結果肯定會差強人意。無論是單位的人力資源部門還是線面各二級學院的主管領導，如果不能嚴格執行相關規則，甚至尺度不一致，那么造成的后果會影響很多年，會導致學校或者學院的考核風氣在數年內難以轉變過來，對教職員工極度不負責任。

2高校教師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建設的思考

建立科學合理、公平公正和過程透明的制度是進行考核的重要步驟。通過每個學年度教師所完成的教學工作量，科研工作量，教書育人的質量進行考核評價，就可以很客觀地了解教師的績效與素質教育情況，這樣就有利于進行獎勵機制的建立。要想構建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轉型下的教職員工的考核方案，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2.1以全面、客觀和科學的原則建立教師績效評價體系

指標體系的建立要對考核對象進行全方位的切入。在轉型后的高校教師評價制度，不僅僅局限于教學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和育人質量，還要從思想政治表現、師風師德、團結協作精神和創新創業意識等方面入手。只有全面進行測評，才可以讓老師注意提升自己的業務水平，重視職業道德的提高和加深政治素養的內涵。測評過程也要全面進行，測評方案的設計要涵蓋全方位，注重制度化和程序化，避免人為因素干擾考核過程和結果。

指標體系的建立必須建立在客觀性的原則上。任何一項制度的建立都必須客觀、準確，如果摻雜主觀意愿，所有的政策最終都會失去實際意義。再想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會非常困難。保持客觀性的原則非常困難，所以必須要深入實際，接地氣。深入一線廣泛征集建議和意見。不同領域標準不同，可比性較弱，必須謀求一個切合點，客觀公正地體現考核的意義，否則制度的建立缺失平衡，矛盾會累積，后果嚴重影響考核對象的積極性。考核過程要透明，保證公平公正。

考核指標體系的建立必須符合科學的原則。科學合理的方案規劃，制度標準及相關支撐政策方法等要具有高效益的可執行性。要充分反映考核對象的工作性質和工作領域，不同層次的權重分配要達到科學合理。

2.2堅持定性與定量相耦合的原則建立教師績效評價體系

相耦合的考核指標的構建，可以從兩個方面客觀反映出考核的對象的真實業績。將考核對象的職業道德水準、團結協作的精神和創新思維等體現在定性考核中，而考核對象的教學工作量及科技研發水平可以用定量來考核。基本上每年度都會有考核，每三年或者四年為一個聘期。定量考核的指標只要做到公正客觀，分層次，分領域，做成多個分化的指標子系統就可以。定性考核就要根據目前轉型的工作中遇到的實際情況，根據學校自身發展趨勢以及個人在考核期間的表現來衡量。雖說是定性考核，但是必須要有切實可行的方案和執行的標準，否則就會沒有完善的制度而無規則化。

2.3政策性獎勵要發展與激勵效果相輔相成

轉型后的高等教育涉及的領域和方向已經不全是原來的軌道了，從偏學科基礎的理論中走出來，面向企業，面向社會，結合市場發展的需求，更新知識，更新觀念。這就是要改革，而改革的陣痛期間很多政策就要有傾向性，但是這樣的政策卻只是為了達到某一種結果而做的暫時性的調整，所以還要堅持發展的觀念。要有發展的眼光，不能朝令夕改。

2.4以CIPP模式進行績效考核指標體系的建立

一個好的考核指標體系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涉及了學校各個部門，涉及了每個人，而關鍵就在于是否公平與公正，因此，利用國際通用的CIPP模式中的過程反饋的功能，在考核過程中不斷地總結，尋求一個最佳的切入點，達到不同領域，不同性質，不同制度之間的平衡。努力實現模式建立科學合理，決策英明、透明，實施過程公平公正，反饋意見及建議能充分體現在完善制度上，最終達到一個符合實際情況，考慮多層面的完善的指標體系。

參考文獻：

[1]劉樂梅.地方普通高等學校教師教學績效評估的現狀與對策研究―基于YL大學的調查分析[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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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職教育 實踐教學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取得明顯成績。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規模快速增長，布局更加合理，發展思路進一步明晰。

在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中，怎樣實現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辦學特色、教學質量、辦學效益的目標，實踐性教學舉足輕重。

一、實踐性教學在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中的重要性

經濟全球化趨勢使我國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培養面臨前所未有的緊迫感。我國目前人才結構嚴重失衡，實用性技術人才和熟練勞動者嚴重缺乏。據調查顯示，北京市技術工人中，高級技術工人僅占3.5%。正是高素質工人的缺乏，導致產品質量無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需要具有創業精神的第一線高素質應用型技術人才。我國高技能人才的培養主要依靠高等職業技術教育。這給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和競爭。而顯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競爭優勢的關鍵就是實踐性教學。實踐性教學在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對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如何開展實踐性教學

1. 明確培養目標 堅持三個“面向”

按照培養目標去組織實施實踐性教學是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質量保障的基礎。我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經過多年的發展，結合我國的社會實踐，明確提出其培養目標是以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管理人才為培養目標。在開展實踐性教學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三個“面向”，即“面向市場、面向企業、面向崗位（群）”，培養適銷對路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2. 理清思路 強化實踐性教學

強化實踐性教學，首先要明確實踐教學思路。要以職業崗位能力為中心，去組織實踐教學，以滿足職業崗位（群）和技術領域需要為出發點設置專業，突出實踐教學的重要地位。

走工學結合的道路，樹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教學過程質量觀，提高實踐性教學的地位，保證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特色鮮明。加大實踐性教學的時間比例，強調學生在實踐中學習，側重于職業技術能力的掌握與提高。鼓勵教師采用現場教學、案例教學、模擬教學、演示教學等方法進行教學。

3. 注重“一專多能”型人才的培養

企業還需要“寬口徑、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比如銷售人要懂維修，技術人員要了解市場，掌握推銷技巧；建筑專業施工技術員不僅要懂土木結構、水暖通風、電氣安裝初步理論，還要學習經濟核算、組織管理方面的理論；此外還要具備較強的專業基本技能和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基本技能。如汽車維修通用基本技術、特定車型維修技術、專業英語與獲取信息的能力等。

因此，在實踐教學中，要高度重視學生技術應用能力的培養和職業素質的養成，堅持實行“多證書”制度，大力開展職業資格認證。主要專業職業技能訓練內容與國家職業鑒定全面接軌；大力推行“一專多能”工程，讓學生掌握更多的技術技能，增加新的就業優勢，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4. 建設高素質的“雙師素質”教師隊伍

打鐵先需自身硬，培養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需要一支既有專理論知識，又有實踐技能的“雙師素質”教師隊伍。“ 雙師素質”教師隊伍的建設要堅持培養與引進、聘用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通過多種方式不斷提高學校中、青年教師的專業實踐技能，使他們真正成為高素質的“ 雙師素質”教師；另一方面積極面向社會、面向企業引進、聘用高、中級技術人才來學校任教。他們都來自生產一線，既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又有著熟練的操作技術及豐富的生產、管理經驗。他們承擔校內實踐課的教學任務，可進一步增強“雙師素質”教師隊伍的實力，提高實踐教學的質量。高素質的“雙師素質”教師隊伍為高質量地完成實踐教學任務、培養高素質的技能應用型人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5. 加強實踐性教學基地建設

實踐性教學基地建設工作，是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高等職業技術應用型人才的基本條件之一。

實踐性教學基地建設工作應以培養學生技術應用能力和職業素質為主旨，以行業科技和社會發展的先進水平為標準，以學校發展規劃目標所設專業的實際需要為依據。充分體現規范性、先進性和實效性，與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相一致，形成真實或仿真的職業環境。

實踐性教學基地建設要堅持校內、校外實踐性教學基地相結合的原則，充分發揮其聯系教育與市場的橋梁與紐帶作用。

建立功能齊備、仿真性強的校內實訓基地，讓學生“真刀真槍”進行訓練，做好工學結合文章。

與企業、行業、科研單位合作建立穩定的校外實訓基地，開辟合作育人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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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 大眾化發展 領導干部 執行力 內質要求 提升

【中圖分類號】 G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5）09C-0088-03

執行力源于企業界，指組織及其成員貫徹執行決策層戰略思路、決策部署的操作能力和實踐能力，即把決策轉化為結果的能力。執行力可界定為執行任務的能力和完成任務的效果程度，但衡量執行力效果、體現執行力水平的關鍵標準是落實決策或完成任務的效果。高校領導干部是實施和發揮高校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服務地方等職能的踐行者，是落實國家教育戰略和主管部門/領導決策、實現學校既定戰略目標的中堅力量。高校能否科學發展，其領導干部的執行力水平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國內眾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從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的概念詮釋、內涵分析、影響因素及提升策略等角度做了許多有益探討和實踐。但是，對于高等教育階段性轉變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帶來的影響則鮮有涉及。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從大眾化初期發展進入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大眾化初期階段，各類高校因招生規模擴大所帶來教學資源和教學條件相對不足的問題已經得到逐步改善，進入后大眾化教育階段，以提高辦學質量為核心的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方式。那么，如何應對高等教育這一階段性轉變，保質保量完成各高校旨在增強人才培養質量、加強科學研究水平、提高服務社會能力和推進文化傳承創新的建設任務，就是當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建設所必須關注的核心要素。

一、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面對的工作任務性質在大眾化教育發展不同階段的變化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發展的初期，為應對招生規模的迅速擴大，而辦學空間和教學資源相對滯后的矛盾，高校發展模式主要以外延式發展為主。高校領導干部面對的主要是增加師資隊伍數量、擴大學校教學和空間、改善教學基礎等建設任務。例如師資引進，在這一時期，對于引進師資雖有學歷、專業以及職稱等要求，但考核人事部門或者院系領導的任務完成情況主要是依據每年引進師資的數量；再如學科平臺建設，學校及院系主要的工作重心皆放在平臺的申報方面，而對平臺的建設則缺乏相應的關注和規劃。因此，處于這一階段的建設任務雖內容千差萬別，但無論屬于哪種類別，一般都具有目標明確、可定量化的特點。也就是說，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初期，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的要求就是其能按照既定的定量化指標完成相應的剛性任務。

而進入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隨著2012 年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叫停持續13 年的本專科生擴招，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質量成為這一階段的主題。樹立科學的高等教育發展觀，走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成為該階段高等教育發展最核心和最緊迫的任務。以質量提升為標準的任務決不是簡單的指標性地若干量化指標。以引進師資為例，這一階段的師資引進決不能僅是單一考慮引進人員的數量或者學位、職稱等顯性指標，學校人事部門及院系更為重要的考量是需要仔細斟酌所引進人員的個人專長和校院招聘崗位的“契合度”，“契合度”是指引進人員的科研興趣是否與校院學科特色匹配，其教學能力是否達到專業人才培養的要求，其個人是否具備與校院發展融合的團隊協調能力等；相應地，在學科平臺建設方面，也不再是簡單地以學科領域面上成果的數量（包括論文篇數、專利項數、成果數量等）累積為目標，而是在學科優勢特色基礎上，強調成果質量（如期刊的影響因子、成果級別、專利的工程轉化等），旨在提升學科特色優勢為目標。諸如此類要求雖可定性描述，但是顯然是屬于難以量化的隱性指標。也就是說，當前后大眾化教育階段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的要求就是其能按照既定的定性化指標完成相應的柔性任務。

在內涵式發展背景下，高校有了更多的辦學自，高校自身怎么定位、培養什么類型的人才、如何把專業和學科辦出特色并形成優勢等這些變化，使得高校領導干部所面對決策和任務的不再是具體的硬性指標，而是基于質量提升為目標，“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似的柔性指標。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能否及時適應這一要求變化并完成轉變，無疑成為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能否走內涵發展道路的關鍵保障之一。

二、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發展對領導干部執行力的內質要求

內涵式發展作為后大眾化教育階段的主要發展模式，其核心是在質量保障之上的發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辦學要克服同質化傾向，須根據各自辦學歷史、區位特點和資源條件等，合理定位，走特色發展道路，應形成各自辦學理念和風格，凸顯各自的辦學特色。教育主管部門今后將主要負責對高校辦學進行宏觀管理和分類指導，引導高等學校合理定位和落實人才培養中心地位。“宏觀”和“引導”意味著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擁有更大的辦學自。也就是說，高校領導干部在高校的建設發展中必須提高主觀能動性，要從之前剛性任務下的“要我做”轉變為柔性任務下的“我要做”。

高等教育質量是一個綜合概念，不是一個可定量化的簡單目標。內涵式發展要求高校不僅僅是每年畢業多少專業學生，而是要求高校每年輸送多少具備某種特性的、適合國家及地方發展需要的高質量畢業生。圍繞人才培養核心，結合高校自身歷史淵源，各高校必須構建并形成自己的人才培養特色，是培養“研究型人才”、還是“應用型人才”，抑或是兼具上述二者特性的“混合型人才”？這是一個定性化的目標。因此，切實執行落實好“我要做”，要求高校領導干部要在明白“做什么”的基礎上，圍繞之擬定“怎么做”的具體措施和步驟，最終實現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宗旨。

高校領導干部要執行的任務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數字化的目標，也不一定具有一個可照搬、照套的模板。學科有學科的特點，專業有專業的不同，校院間、部門間、院系間在人才培養的體系中是一個有機結合、相互影響又相輔相成的綜合系統。在高校內涵建設時期，高校領導干部在學科、專業建設發展和規劃中，要具備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局限于單一學科、單一專業、學院、部門眼前發展一隅，執行工作時，要綜合、全面、可持續。高校領導干部的執行力絕不僅是事發時沖鋒在前的救火能力，其內在實質是指高校領導干部應具備決勝于千里之外的“頂層設計能力”和深入領會決策內涵并化為己用的“基層實踐能力”。

三、當前高校領導干部在履行執行力中存在的問題

在高校內涵式發展背景下，面對上述變化與要求，不少高校領導干部對執行力的認識尚未能與所面對的工作任務性質相適應，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其在履行執行力的水平上存在不少問題。我們可將影響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因素分為外因和內因。外因指現行高校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機制、考評激勵措施、崗位繼續教育培訓制度等各級政府及校級層面的各項干部管理機制體制和政策措施；內因指高校領導干部自身對面對工作任務的認知以及具體履行執行力的狀況。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綜合性系統工作，同樣，討論當前高校領導干部履行執行力存在的問題也無法割裂影響其執行力的內、外因素，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影響是二者相互交織的共同作用，難以分別討論，本文從思想認識、履職踐行和繼續學習三方面，探討當前階段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距高校建設發展要求所存在的不足。

（一）思想認識的問題。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對當前大眾化教育階段發展模式的轉型尚認識不清，未能深入領會當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面對的工作任務性質的變化，設計、執行各項柔性任務時仍簡單量化為顯性指標來執行，在設計制訂校院/學科/專業等發展規劃和具體措施時忽視學科差別、特色和歷史傳承，缺乏針對性的引導，依舊循例簡單以成果數量、級別等作為績效考核，忽略成果與本學科領域的相關性和影響性。二是雖認識到變化，但思想上尚缺乏工作的主觀能動性，認識上仍處于剛性任務下的“要我做”的狀態。

（二）履職踐行的問題。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模式，要求高校領導干部在規劃和執行人才培養、專業建設、學科發展等方面應注意工作任務長期性、系統性和綜合性的特點，但受內外因素影響，當前高校領導干部在工作中，仍存在“重結果輕過程、重申報輕建設”的問題，制定發展規劃中注重“短頻快”建設內容，忽視人才培養、專業和學科建設的長效性、可持續性；具體工作中不是圍繞特色優勢夯實基礎，而是涸澤而漁；不是繼續提升，而是唯上是瞻。

（三）繼續學習的問題。眾所周知，國內高校領導干部多是從校內外師資隊伍內具備一定學術能力、教學水平和管理經驗的人員中選拔任用的，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內都具備相當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及項目管理能力和水平，有些還是專業領域的領軍人物。但是，在領導崗位上，他們還面臨不少新問題。首先，他們所面對的領域不是本專業領域內的個人所熟悉的事物，專業雖可觸類旁通，不過其中差別非一時所能領悟。其次，有關專業人才培養定位、學科發展方向也難憑一己之力高屋建瓴。最后，此時的管理也非單純科研項目的管理，其管理內容涵蓋寬泛，既包括科學研究，還包括師資培養、人才引進、基礎建設、合作交流，等等。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需要高校領導干部有意識地自主學習提高，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干部在培訓過程中加強這方面熏陶。而這是當前高校領導干部繼續學習中尚顯薄弱的問題。

四、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思路

如何開展高校干部執行力的建設，國內高教工作者已做了許多探討，本文不再累述。內涵式發展時期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的要求是綜合的、全面的，既有相關專業學識的要求，也有教育教學經驗以及管理協調等方面的要求，各個方面的要求因學科、專業及校院自身特色難以一概而論。本文僅從當前階段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距高校建設發展要求所存在三方面問題，從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建設思路上做相關探討。

（一）實事求是是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思想基礎。實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基礎。高校要避免同質化傾向，走特色發展道路，決不能背離本校發展的歷史淵源、行業背景以及所處區域特點等實際。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的施展如不能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基礎，背離本校/院學科、專業的特色優勢、歷史傳承、區位特點等因素，那么，基于此而進行的所謂頂層設計就有如無水之源，難以確保學科/專業的可持續發展；基于此而開展的基層實踐則有如隔山打牛，難以落入實處。因此，必須將實事求是作為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原則基礎。

（二）堅持群眾路線是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踐行之根本。面對內涵式發展時期的柔性任務目標，能否堅持群眾路線仍應是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在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質量發展需要兼顧的任務目標所隱含的專業性、長期性、可持續性的要求，是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所面臨的困境。打破這一困境，高校領導干部需要對自身有清醒認識，個體能力再強，也有相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擬定學科、專業的建設規劃，確定建設實施工作的計劃及工作程序中，高校領導干部首先應依靠廣大教職員工，群策群力，明晰校/院發展目標；其次應虛心向基層師資學習，善于從他們的議論中發現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最后還要通過基層教職員工的廣泛參與，解決為什么要這樣做、如何去做、采取什么方式去做等問題。可以說，不能在執行力實施中貫徹和堅持群眾路線，就難以提升高校領導干部的執行力水平。

（三）戰略視野的培養是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開展繼續學習的重中之重。強調內涵式發展，增強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科學研究水平以及服務社會與傳承文化創新的能力是一項需要常抓不懈的持久工作，其成效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顯現，這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所展示的“頂層設計能力”和“基層實踐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對于高校而言，如果不能將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專業發展作為一項長期建設工作，而期望領導干部執行力能一蹴而就地解決上述問題，重申報輕建設，那就如同將“焦頭爛額者奉為上賓”，這對高校的發展無疑是有害的。在后大眾化教育階段，圍繞人才培養核心，高校的很多建設工作需要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來觀察成效，決不能以搞運動的方式來建設。因此，應當將高校領導干部戰略視野的培養作為繼續學習的重中之重。高校干部管理部門不僅應要求高校領導干部在自主學習中注意這方面的歷練修養，在干部再培訓中，也應通過專題講課研討、調研學習交流等形式加強熏陶。

以人才培養為中心，正確進行或開展學科/專業建設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對于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提出了挑戰。高校領導干部如果沒有一定的專業學識深度及廣度，沒有一定的教育教學經驗，沒有一定的管理協調組織水平，那就很難針對學科/專業建設擬定具超前性、戰略性的正確預判和防患于未然的舉措。在施展執行力的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和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僅是正確開展內涵建設工作的第一步，如能正確做出戰略性的、科學的、可持續的設計和舉措則是彰顯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的分水嶺。總之，對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建設是高校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如何夯實這個基礎不能忽視當前高等教育已發展到后大眾化教育階段這一現狀。走內涵式發展道路，高校領導干部需要從建設理念和戰略思維作雙重轉變。對于該階段提升高校領導干部執行力水平建設，高校應有清醒和深刻的認識，這項工作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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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教育之所以一直遙遙領先于世界水平，并不只因為美國政府每年巨額的教育投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國高校往往將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很好地結合。反觀我國高等教育，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中國高等教育一直重技輕道，過于強調政治論，使大學失去了最根本的社會作用。以培養具有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素養的綜合性人才為目標，同時要求高等教育將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只有經過適當的專門訓練才能有承擔一定的社會任務和責任的資格，專業教育的存在是必需的。同時，現代科學技術各門學科內部相互交叉滲透，自然科學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也出現融合趨勢，科學技術在分化的同時又呈現高度綜合的趨勢，這就要求大學所不能限于狹窄的專業領域，而要具有廣博的學識和開闊的思路以及高度的綜合能力。

二、加強職業教育，突出辦學特色

加強職業教育，要求高校重視職業教育、精英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職業教育關乎一個人在社會中的生存質量，是每個社會個體都或多或少接受的一種教育類型。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目前我國高校職業教育環節相當欠缺，很多大學生雖有扎實的專業理論基礎，但工作上的具體操作能力遠遠差于接受過專業職業教育的人。高校應在空間上使職業教育與其他教育形式相互交叉，各種教育資源相互補充，共同為受教育者提供全面的學習環境。加強職業教育，要求職業教育和專業教育相輔相成。以專業教育為主體，職業教育為輔，形成特色化教育模式，突出院校的教育教學優勢之所在，打造品牌型專業學科，加強國內外競爭力。

三、學習國外私立大學辦學特色，創造我國民辦大學多樣化

美國教育的發展，很大一部分功勞都屬于私立大學。眾所周知，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魯大學這四所私立大學，都是世界頂尖學府，憑借其特有治學手段和先進的教學經驗，源源不斷地為美國社會輸送頂尖人才。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民辦高校規模不斷壯大，和公立大學一起形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統一整體。民辦大學辦學實力的提升，直接關系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由于我國民辦大學辦學歷史太短，經驗欠缺，要實現“社會教育”向“質量教育”的轉變，必須借鑒國外私立大學的先進經驗。首先，實行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并重發展的模式;其次，建立多渠道的資金來源，為私立大學健康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加強民辦大學的民主管理，創造各有特色的多樣化教育教學方式。

四、繼承傳統書院教育之優良，打造中國特色高等教育

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的興起和發展帶來了教育上的新變化，拓展了教育的功能，促進古代教育空前的發展。打造中國特色高等教育，要求我們傳承和發揚古代優良文化教育傳統，取書院教育之長，補高等教育之短。第一，重視人格教育，我們應從書院陶冶人格的教育中汲取經驗，開展人格與知識并重的雙軌式教育，加強學生修養，健全學生人格。第二，開展學術研討，提倡門戶開放，要立足于學術創新，打破固定高端科學技術保密制度，以開發的心態促進學術交流，切實提高學生學術研究能力。第三，師生互愛，教學相長，以師生協調一致、團體合作、平等民主、教學相長、尊師愛生、關系融洽為目標，培養師生之間的感情。第四，寓教于樂，教師的任務不僅僅在于傳授知識，更在于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啟發學生思維，提高學生思考能力。

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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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完善信息化管理運行系統

學校的各行政部門首先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加強對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視，對學校、各院系、相關部門的組織運行流程進行整合優化，建立全面化、廣闊化的數據信息及辦公信息資源庫。與此同時，積極建立好一套完整科學化的信息、維護機制，可突破空間、地域的限制，實現各行政信息之間的傳輸，以此實現科學的行政管理。

二、建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主體多元化運行機制

（一）積極開展多元化融資渠道在高校的行政管理中，積極鼓勵多類投資主體的參與，主要目的是為高校運轉、發展謀求更多的社會資金。因而高校在行政管理中，需注意加強自身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在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改變高校投資依賴職能的現狀，使高校成為多元化的融資主體。具體措施可分三項。第一，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優勢，加強教育改革，提升人才質量，爭取更多支持。第二，采用自主及校企合作的科研方式，盡量爭取到更多的科研經費[1]。第三，采用校辦企業的方式擴大經費來源。憑借高等教育人才集中的優勢，開辦各類知識型企業為社會發展提供助力，實現行政管理主體多元化運行機制的轉變。

（二）扶持教育中介機構一同參與管理在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中，需促進各類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使其為高校分擔一部分的行政管理責任。將非政府組織參與、管理作用實現最大化地發揮，不僅僅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需求，同時也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的要求。教育中介機構在發展中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可對政府、高校、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科學協調，且可增加一些社會人士參與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可有效提升決策的透明與公正，達到較好的教育管理效果。

三、提升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中政府的調控能力

（一）加強中央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宏觀管理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的運行機制中，有一問題較為突出，即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應積極轉變自身職能，采用宏觀調控方式，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現狀，避免直接性地干預管理。具體可從以下三點入手。第一，中央政府積極應用規劃、評估、信息服務、撥款等方式對高等教育實行宏觀管理。第二，中央政府需注意加強對教育宏觀決策的研究，盡可能地實現教育管理決策的科學、民主化。第三，政府需注意加強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建設，完善其法律規范體系[2]。

（二）加大高等教育中省級政府的管理范圍在現今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運行中，需注意協調好中央與地方兩者的關系，進一步擴大省級政府管理范圍。具體操作方式為：第一，切實解決地方政府對于高等教育的投資、收入問題。進一步擴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權限，落實好地方政府對于高校發展的投資，采用政府辦學方式，確保高校良好生存、發展。第二，合理擴大省級政府對于高校的管理范圍，積極發展高等教育辦學特色。所謂辦學特色即實現與地方發展狀況有機結合的特色，這可進一步促進地方優勢的發揮，實現地方及高等教育管理的雙重發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力度及范圍的增大，可進一步增強行政管理運行機制中政府的調控能力，實現高等教育運行機制的科學轉變。

四、建立自主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協調機制

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協調機制主要針對的是行政管理系統內外部、縱橫向之間所有的關系，對其進行科學調節管理，實現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權責明晰，進一步實現教育行政管理目標，提升管理效能。此協調機制在教育行政管理運行體系中極為重要，可以說是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貫穿始終[3]。

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積極建立起協調機制，明確中央與地方二者的行政管理系統關系及其權限，協調好各行政、業務部門。教育行政管理協調機制的建立，可為高等教育管理質量的提升提供充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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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協會組織；政策行動

中圖分類號：G5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8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徐自強：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政策行動分析

在政策系統中，政策行動者已不再局限于傳統政策理論中的“鐵三角”概念，而是擴展到來自各個政府層級積極進行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參與者，以及在整個政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媒體、專家學者、政策分析人員等。在高等教育領域，活躍著一個由高等學校、研究機構和咨詢公司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政策行動者，當這些擁有共同信念的專家學者聚集在一起時，就會產生高等教育協會組織。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不但具有參與政策制定的行動能力，更可以作為一支相對獨立的力量與政府部門分享決策權。在這方面，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發展是比較成熟的。研究美國高等教育協會如何作為一股獨立力量開展政策行動是一個兼具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理念邏輯：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成立基礎

（一）分權制衡治理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指出：“勞動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及這種分化方式提高了生產率，而在于這些功能彼此緊密地結合，‘使社會成為可能’，只有分工才能使人們牢固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聯系。”＼[1＼]由勞動分工帶來的專業化與專門化，在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內，直接反映在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上。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成立并發揮作用的根源，在于分權制衡的憲法基礎及由此帶來的整體社會環境。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使民間的非政府組織真正成為了一支可以在高等教育領域內發揮作用的獨立力量。

美國高等教育與認證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 Accreditation，AAHEA），原為AAHE，是美國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歷史最悠久的非營利性協會組織之一。AAHEA的歷史源于1870年，當時的全美教育同盟（NEA）建立了一個高等教育部門，也就是AAHEA的前身。該部門于1924年解散，于1945年再次激活，并于1958年更名為高等教育協會。1968年，全美教育同盟（NEA）投票決定進入集體談判，同時這個AAHEA的前身部門反過來投票決定要使自身成為一個獨立的新的全美教育同盟的相關組織。1969年2月，全美教育同盟理事會投票決定不支持這個新組織。1969年3月，由該部門的300名會員組成的群體達成共識，通過會員資格注冊的形式來籌集資金，以使該部門繼續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存在。由此， AAHE在哥倫比亞特區正式成為了一個自治的非營利組織。2007年2月，AAHE正式更名為AAHEA。AAHEA總部設在華盛頓，并在哥倫比亞特區和其他地方設有許多分部。

AAHEA的成立與發展史不難看出，以獨立的不受他人制約和限制的身份在高等教育領域內發揮作用是AAHEA的基石。而這個基石孕育的內涵正是來源于美國聯邦憲法所蘊含的分權制衡的治理精髓。美國所有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中沒有一個不是由此成立而發展至今的，這為協會組織在提升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方面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二）核心價值取向

美國聯邦憲法的開篇中寫道：“我們合眾國人民，為建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并使我們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2＼]在高等教育領域，對民主、自由、公平的追求與向往是美國公民開展任何有關高等教育活動的核心價值取向。教育制度的目的和本質所指是美國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對教育的民利的追求成為教育領域內的核心價值取向。接受高等教育是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應該擁有的一項基本的民利。

從AAHEA的組織愿景中不難看出，組織所有的高等教育的個人、機構和利益相關者進行學習，并為公共利益服務；為高等教育的共同利益提供20多個學科的認證，并將教育的標準帶到一個新的高度。AAHEA是一個獨立的會員制的，非營利的協會組織，致力于為高等教育構筑人力資本，并在一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會里成為人們獲取與高等教育有關的重大問題的信息之源＼[3＼]。此外，2007年2月的更名彰顯了AAHEA對于認證功能的重視，豐富和拓寬了自己的使命，預示著AAHEA對于高等教育質量問題的高度關注。AAHEA通過獨特的服務，在高等教育領域逐漸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和空間，并由此有針對性和實質性地對高等教育施加影響。由此可以看出，美國高等教育協會成立的核心價值觀是以高等教育共同或者公共利益為指導，為公民提供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服務。民主、多元、優質、共同利益一起構成了AAHEA的核心價值觀。

（三）利益博弈聚合

核心價值取向的確立不代表美國沒有價值沖突，因為個人主義的傾向鼓勵人們站在個人的立場理解問題，而不是想當然地認為解決問題是社會的責任。因此，這些協會組織的成立同樣也是多種價值沖突平衡的結果。美國的任何一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在成立之前，均是由一批帶有濃厚的行業或職業色彩的個人或機構，因擁有共同利益并在經過利益的博弈之后聚合在一起的，聚合的原因或是其自身利益未得到保障，或是因為其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以另一個美國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為例。成立于1915年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正是因為美國的大學教師在學術自由、任職聘用等方面的權益未得到保障或受到侵害聚集在一起而成立的。作為一種職業，大學教師特有的職業及行業屬性帶來了其自身的獨屬利益。正因為這些利益未得到切實的保障或受到了侵害，使得他們聚集在一起通過成立僅僅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組織來完成自身利益的表達。

從AAHEA成員構成中可以看出，成員均是那些愿意并時刻準備同自己的同事分享經驗的美國人才或精英，這些人才或精英橫跨各個學科門類，來自各個層次的教育、決策者、媒體從業人員以及其他公眾等。大學教員、管理人員、學生、高教機構的理事以及其他關心高等教育事業的人員均可申請成為AAHEA的會員。這一方面是分權治理制衡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平衡價值沖突的博弈選擇。此外，任何一個協會組織對會員的要求都是自愿加入，而不是強制。這可以看做是組織在成立之時對每一個會員提出的自我博弈和價值平衡的要求。這同樣意味著成為了組織的成員，就必須遵循組織的核心價值。正是由于美國對于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價值沖突的準確把握和理性認知，才使得每一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

二、政策行動：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具體作為

（一）利益代言訴求整合

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教育利益的分配。美國高等教育的協會組織作為一種為共同目標和利益而建立的共同體，具有強烈的為其成員服務的責任感和義務感，忠實地履行著維護其成員的利益和擔當代言人的職責。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美國高等教育的協會組織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核心協會、專業或衛星協會、其他各種地方組織的小協會。這其中絕大多數協會——如前面提到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及六大核心協會——的成員構成直接反映了成員群體的共同利益，其代言訴求的屬性較為清晰和獨特。再如六大協會的美國教育理事會（ACE）、美國大學聯合會（AAU）、美國社區學院協會（AACC）、全國州立和贈地學院協會（NASULGC）、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AASCU）和全國獨立學院與大學協會（NAICU），它們分別代表了大學、社區學院等不同類型的大學群體。相比其他協會組織來說，AAHEA的利益代言訴求更為特殊。AAHEA實行理事會負責制，理事會成員每屆任期為4年，由協會會員選舉產生，并且在成員構成中必須有1名學生成員。這說明，AAHEA的成員來源分布比較均勻，能夠更好地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并代表各方的利益，尤其重視那些并未掌握資源和權力的利益群體的訴求。從理事會成員構成中可以看出，2003年共有18人，其中77.7%來自高校；2004年共有12人，66.6%來自高校。這說明高校的專業人士在代表著高校利益的同時為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謀求利益。與此同時，由專業人士集結而成的群體在組織化之后更具備了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能力，從而能夠更好地爭取自身和高等教育系統的利益。

（二）提供政策咨詢服務

美國的絕大多數教育政策是以具體法案或者議案的形式呈現的，針對性和問題性非常強。也正因如此，才使這些協會組織有了大顯身手的空間。然而，美國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在高等教育政策中發揮直接作用并不是一帆風順和順理成章的，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爭取過程。早期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力量非常微弱，他們的聲音未能得到美國權力機構的重視。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的籌備活動中，時任總統的約翰遜政府并沒有重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而是將他們排除在政策咨詢之外。在1972年的修訂案中，教育協會組織由于缺乏相應的政治活動能力、知識與技巧，且未能提供完整的令人信服的材料信息。以美國教育理事會為代表的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要求聯邦政府增加對大學的資助，遭到了美國國會的拒絕；而作為權力機構成員的參議員佩爾提出以教育券形式給學生提供資助，學生可以將教育券帶到任何一所合格的學校使用，以此來更好地實現教育計劃的均等。佩爾的學生資助方案（即佩爾助學金計劃）順利獲得通過。這一沉重打擊和社會輿論的批評促使以美國教育理事會為代表的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進行了內部的重組改革，明確了自身的優勢和特色，以非正式聚會、會議或沙龍的形式提升了自身的參與能力，并由此逐漸成熟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

首先，AAHEA通過出版發行各種學術刊物及雜志的形式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優勢，以令人信服的學術研究成果參與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乃至實施的全部過程。這些學術刊物和雜志包括《教學與學習》、《教師角色與回報》、《教育評估》、《CHANGE》等高等教育方面的刊物。其中雜志《CHANGE》是AAHEA主辦的高等教育方面的一本既具有前瞻性、權威性又具有較強理論深度的學術刊物，它所發表的一些觀點和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同時它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進行建設性會話與辯論的平臺，并保持中立。

其次，直接提供顧問咨詢服務。AAHEA的專家們通過對一些大學的考察，為他們目前和將來要進行的變革提供咨詢建議，根據個人或團體的需求為他們提供幫助。此外，AAHEA還通過召集會議和開展專項研究項目的方式，來探究高等教育發展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充當著個體、學校、州政府以及聯邦等不同層面上發展變革的催化劑的角色＼[4＼]。

（三）直接介入政策過程

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對于政策過程的介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自身的專業知識、能力及活動制定行業或專業的標準與規則，即成為不與其他政策子系統發生關系的獨立政策子系統；二是在整個政策系統中與其他子系統相互制衡并發揮直接作用。

以AAHEA為例，在第一方面的工作中，AAHEA為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內的20多個不同的學科制定標準，提供專業認證和教育信息服務。具體來說，協會會提供一系列學院水平的項目，這些項目將最大限度地激發被認證學生的能力，并使他們在正規的學習之后獲得學位和證書。AAHEA認為，一個認證機構進行認證的首要職責是高水平項目所取得的成績和高質量的保持。因此教育項目的評估和持續的改進是一種不間斷的責任。隨著環境和需求的變化，協會應不斷重新界定制約教育項目高質量的影響因素。

例如，AAHEA的一項贊助研究項目為家庭教育的家庭教師（雙親教師）的資格和標準進行認證。家庭教育是美國的一種特殊的教育類型，目前家庭學校教育的數量在美國非常龐大，并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但是由于接受家庭學校教育的孩子的家長們始終沒有接受正式的認證或者培訓，這就使得高等教育學校系統難以接收他們的孩子。鑒于此，AAHEA將此課題作為重點研究項目為家庭教育的家庭教師進行資格和標準的認證，項目的具體內容是以半年為周期對這些家長進行強制性的課堂培訓、測驗和審查。具體的認證水平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委員會注冊家庭教師”，所有在AAHEA注冊的家庭教師都必須接受該項目的所有培訓、測驗和審查，這個水平較高＼[3＼]；第二類是從業水平或入門水平，即要想作一名家庭學校教師就必須接受該計劃的認證。此計劃的認證有效性再由第三方來認證，即每一個教師的資格或能力認證達到何種水平，將由擁有一位教育學博士學位的教授來監督、審閱、批準，同時接受委員會的審核＼[3＼]。

在第二方面的工作中，由于分權制衡治理的政治體系原則設計，美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呈現出“三足鼎立”的態勢。高等教育的協會組織通過游說、抗議、辯論等形式利用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來爭取有利的政策法案或避免不利法案。如1995年國會提出了削減聯邦學生貸款的議案，以美國教育理事會（ACE）為首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聯合社會其他力量，成功地游說了克林頓總統，使其行使了否決權并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增加學生資助的措施＼[5＼]。AAHEA是美國除“六巨頭”之外的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另一個重要的活躍分子，除了關注高等教育的一般性問題（如學生資助）之外，還重點關注影響到民間認證、評估、評價方面的立法問題。

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對于政策過程的直接介入并不是我們常規意義理解上的直接參與政策制定，而是在包括政策制定環節在內的整個政策過程之中，讓權力機構（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高等教育系統（高等院校）之間相互制衡，或者竭盡全力推動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策盡快出臺，或者千方百計阻止不利的政策面世，甚至可以改變政府機構的初始意圖，在整個政府決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探索認識：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行動啟示

（一）權力機構的政策行動局限

作為政策主要行動者之一，權力機構無疑享有直接制定教育政策的權力，但是由于美國三權分立的分權制衡治理本質，致使權力機構沒有在高等教育政策過程中的“壟斷權力”，它必須在同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和高等院校的分權治理、相互制衡之下才可以發揮作用。除了分權制衡治理的因素之外，由于權力機構自身存在的特殊地位和職能，他們有著難以避免的政策活動局限。一是難以全面掌握真實準確的信息。高等教育政策涉及多元利益主體在政策實踐中的政策利益派發，其中涵蓋的信息是一個千差萬別的復雜系統，僅僅憑借權力機構的人員及投入，很難全面掌握高等教育實踐的信息。此外，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活動，涉及大量的專業信息和專業研究方法，權力機構在這一方面顯然不及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二是缺乏不同立場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表達和博弈。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涉及高等教育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如果實際參與政策過程的只有權力機構，將使得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難以得到表達，因而也就無法形成不同立場的利益博弈，也就意味著不同取向的政策選擇方案的缺失，從而降低了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6＼]。

（二）協會組織的政策行動優勢

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在高等教育政策中的政策行動優勢對應著權力機構的劣勢，它體現在：第一，可以提供較為全面、真實、準確的信息。高等教育的協會組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不僅代表高等教育的各個組成部分，而且還代表著各個方面與環節，可以提供全面的信息。協會組織大多成立于實踐之中，其成員、職員的絕大多數也都來自高等教育的實踐部門，廣泛參與高等教育的治理實踐，因此最了解和掌握高等教育的現實情況，可以提供真實的信息。協會組織還可以提供專業的信息。以AAHEA為例，其成員幾乎全部都是來自高等教育第一線的專業人士，他們創辦學術期刊雜志，承擔研究項目，聘用專業的人員為政策過程進行大量的信息資料的研究。第二，可以形成利益相關者的互動與博弈。由于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就是由一群擁有共同利益追求的人群組成的，因此各個利益相關者所持有的立場和訴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利益訴求在進入政策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政策方案，由此形成博弈。而博弈的過程增加了政策的科學性，并提高了優秀政策方案出臺的可能性。此外，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互動有利于各自利益的表達和協調，從而使各方利益達到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第三，可以對權力機構加以限制和制約。眾所周知，美國的權力機構是限權的，沒有哪一個機構可以在高等教育政策過程中擁有絕對的權力，協會組織的參與迫使權力機構不能完全隨其意愿制定有關高等教育政策。權力機構是一個擁有巨大權力的外部強勢集團，唯有協會組織這樣一個來自高等教育內部的有組織的自主力量才能同其相互制衡。

綜上所述，我國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發展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予以借鑒：首先，賦予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制度性參與的權力。除了學術研究、傳播和交流，高等教育協會組織還有許多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的范圍和領域。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在政策行動中仍處于比較邊緣化的地位，在對其政策行動能力進行準確客觀的評估之后，應主動將可以完全勝任的政策空間交予它們施展。其次，科學合理地劃分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責任和權限。權力的惡性行使不取決于組織的屬性，任何組織的行動都要在責任和權限邊界清晰的條件下才能得以良性運轉。第三，搭建高等教育協會組織與政府、媒體、公眾之間的溝通平臺。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參與政策行動絕不是“閉門造車”，日益開放的政策系統為所有政策行動者之間展開溝通與合作提供了必要和可能，這也是保障政策行動達到預期效果的有效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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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畢業生專業結構；高等職業教育；應用型人才

中圖分類號：G25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605(2006)12―0061―02

據《南京晨報》今年8月17日報道：在南京交通技師學院8月16日舉辦的“預就業”雙向選擇會上，朗馳、躍進、依維柯、大件等70多家用人單位提供了800多個崗位，學校這屆學生卻只有400多個，差不多兩個崗位爭搶一個學生，不少才上完二年級的學生提前找到了“婆家”。而此前不久，中國青年報社調查中心與騰訊網新聞中心聯合開展了一項在校大學生調查(共有8777人參加)。結果顯示：34．7％的受訪者后悔上大學；51．5％的人認為學不到東西，學費高、工作難找；2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重新選擇，自己會“上個高職，學門手藝”。

就業市場的兩重天，讓人歡喜的同時也讓人憂。歡喜的是：在高等學校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凸顯的時候，高職院校畢業生在人才市場上已逐漸形成核心競爭力，受歡迎程度不斷增強，就業率持續提高。憂的是：從總體上看，畢業生整體素質偏低，科技創新能力不高，技術型人才緊缺問題仍然十分突出。現有技術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而且多數是初級工，技師和高級技師僅占4％。從制造業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看，技術工人更是短缺，已成為制約產業升級的突出因素。在畢業生就業市場上，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及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則是許多企業找不到合適人才，社會對各類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很大，近年來一直供不應求。如何解決供需矛盾，這需要社會、學校和學生等多方面努力，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社會急需的應用型人才。

一、轉變思想觀念，加大資金投入

由于受傳統觀念影響，社會上普遍重視高等教育，鄙薄職業教育，對職業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識不到位，對職業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據測算，職業教育成本是同級普通教育成本的2．5倍，但現實卻是職業教育人均投入遠遠低于普通教育，資金短缺已嚴重影響職業教育發展。國務院決定，“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100億元，重點用于支持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充實教學設備，資助貧困家庭學生接受職業教育。職業院校應積極主動參與地方經濟建設，與地方政府、企業加強聯系，采取“產學合作”、“定單培養”等多種辦學形式籌集資金，對學校辦學特色、就業情況和就業前景等向學生家長加強宣傳，增強家長對職業教育的信心。

要把學生培養成應用型人才，還要有一批高素質學生。家長和學生應改變對職業教育的看法，與其“念了四年本科，畢業找不到工作”，還不如面對現實“學門手藝”，做企業中的“高級藍領”。將“專轉本”招生從普通高校轉入本科高職院校，鼓勵優秀的專科學生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繼續到本科高等職業院校學習和深造，成為應用性本科人才。企業中的許多優秀工人動手操作能力很強，但理論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他們的發展空間，也影響了企業做強做大，高等職業院校應加強和企業合作，定期為工人進行培訓，提升他們的理論水平和發展潛力。

二、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院校，建構和完善高等職業教育結構體系

目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主要由高專高職院校來完成。以前發展比較好的高專高職“升本”后不少已經向普通高等教育方向發展，現有的高專高職院校大多是由中專學校升格上來的。在這種狀況下，單靠現有的高職高專院校，難以勝任培養大批社會急需的應用型人才的艱巨任務。改變這種局面，建議采取以下相應措施：

首先，在現有高職院校基礎上擇優重組，建設高職大校強校。只有實力強大的學校，才能產生內生機制，才能在社會競爭中取得優勝。充分利用現有高專高職院校的職業教育理念、課程設施體系、技術培訓實踐教學條件、師資具備理論與實踐雙重素質等資源優勢，將同一地區各類學校擇優進行整合，建成綜合性高職院校。也可以把同一類型的學校合并成一所大學校。同時，加強高職院校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充分發揮各個學校的優勢，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節約學校的發展成本，把節省下來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薄弱領域。

其次，加強普通高等教育院校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的市場定位。許多大學生不容易找到工作，是因為高等教育院校同一專業簡單重復設置，人才培養模式雷同，造成了大學畢業生結構性失業，極大地浪費了教育資源。政府部門應加強宏觀調控和引導，促進高等教育院校的分化：原來是職業教育“升本”上來的院校應立足于職業教育發展，一部分高等教育院校也應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向職業教育方向轉化。各高等院校要根據自身特點，找準市場定位，形成各自的辦學特色。

最后，促進民辦高等院校發展。民辦高等院校已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新興力量。民辦院校多為投資性辦學，受利益的驅使，他們具有很強的市場敏感性和靈活性，能根據市場發展需求合理設置專業和課程，培養符合社會需要的人才，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政府部門應大力鼓勵和扶持民辦高等教育，增強職業教育領域的活力。

現在，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最高只有大專層次，建立應用型人才培養院校以后，應進一步建構和完善高等職業教育專科、本科、本科以上學歷層次的完整結構體系，以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對不同層次人才的需求。對發展比較好的院校加大投入和宣傳，建立一批重點職業大學，打造職業教育領域的“清華”和“北大”。

三、建立高素質的“雙師型”師資隊伍，確定人才培養模式

職業教育由于其培養目標的特點，必須建立一支高素質的“雙師型”師資隊伍。“名師出高徒”，學校以地位和高薪吸引國內外職業教育領域的名師、大師來任教，加強對本校教師培養，有計劃地選派有潛質的教師到大學、大企業學習和實踐，到國外做訪問學者；推行首席教師制和導師制，配以專門工作室和科研經費，組成技術團隊，進行技術攻關和創新；加強教師雙重素質培養，建立教師專業實踐能力考核體系和相應的高職教師職稱評定體系。

高等職業教育應以適應社會需要為目標，以培養技術應用能力為主線設計學生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和培養方案。大量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及時找到工作，就是因為企業和高校之間存在錯位。高等職業院校在進行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的決策時，既要突出教育的先導性和遠瞻性，緊密聯系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企業需求確定專業設置、人才培養目標，又要切實將人才的應用型落實到人才培養方案、課程內容、教學方式、人才培養模式和師資隊伍建設、實習基地建設、教材建設中去。聘請企業界專家和各用人單位參與，借鑒國外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理論和辦學形式，如德國的“雙元制”辦學形式，英國的“三明治”辦學形式等，全面提高高職教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