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種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直接投資的種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投資壁壘 中國企業 法律制度

1.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現狀及遇到的投資壁壘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兩國經貿往來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史性跨越，成為當今世界最富生機活力、最具影響和最有發展潛力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近年來美國的商業行為政治化傾向、將意識形態差距體現到經濟交往中，并上升到法律制度層面上，已是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最大障礙。據有關權威預測，在未來10年，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直接投資額將達到一至兩萬億美元，對美直接投資的增長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作為投資“新秀”的中國企業，了解美國的投資法制，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限制性政策及其政策實踐，有助于幫助我國企業沖破或繞過壁壘，順利實現對美投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擴大對美經濟貿易交流，并最終推動我過國經濟發展。

過去十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了蓬勃發展的趨勢，成為了對外投資領域的“新秀”，年平均投資額由2005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600億美元。至去年底，中國全球范圍內對外投資已超過3000億美元，是世界上第五大投資國。可以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盡管如此，作為世界上第一大投資市場的美國，每年吸收的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僅占美國外來直接投資的0.1%。在當前美國經濟依舊低迷的背景下，吸引來自中國的外資對美國創造就業的意義顯得格外突出。然而，在兩國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同時，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仍是障礙重重。其中雖有些是由雙方產業結構變化、企業戰略調整、投資偏好等客觀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有許多障礙與壁壘并非由市場因素造成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屢次以“國家安全”和“政治因素”為理由，把滿懷投資熱情的中國企業拒之門外。

可見，對中國企業來說，最大障礙是美國國內的商業行為政治化傾向。《2007年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美國開始將意識形態上升到法律制度層面上，投資保護主義已愈加明顯,美國在濟領域的“政治干預權”嚴重阻礙了中國投資者。可以說中國在美國直接投資遇到的問題更多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因此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前，必須為應對美國帶有政治思維的投資法制壁壘做好充分的準備。

2.美國外資審批制度對中國企業投資的障礙

美國現行的外國投資審批制度是根據1950年國防生產法中的“艾克森-弗羅里奧條款”（The Exon--Florio Provision）于1988年設立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具體執行的。該委員會是美國管理外資的專門機構，職能是監督與評估外國投資并購美國企業，視其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程度，授權進行相關調查，并視情況上報總統就阻止外資并購作出最后決定。其運作情形極為神秘，被認為缺乏透明度。

CFIUS是一個跨部門運作的政府機構，辦公地點設在財政部，財政部長任主席，成員包括國務院、商務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防部、能源部等重要部門負責人。該委員會作為重要關卡，多年來一直高度警惕外國企業進入和并購美國公司。外資委員會的設立，明顯帶有保護主義的色彩，對一直鼓吹自由貿易的美國頗具諷刺意味，這對我們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并購，的確構成了不可低估的障礙，是中國收購的壁壘。一旦國家安全審查進入決定性階段，并購交易的政治風險漸趨明朗，并購方往往會被迫選擇放棄并購交易。例如2005年中海油與雪佛龍展開對優尼科石油公司的并購戰，及2011年華為公司收購美國三葉系統公司技術資產的交易，都是在CFIUS的干預下失敗。

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對我國企業投資所表現出的障礙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的范圍過大。例如過去外資機構并購美國公司股權時，并購股權比例超過10%，才需提交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但是《2007年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的新規定是，外國投資美國敏感資產如果涉及“控制權變更”，該委員會便可啟動國家安全調查，而不管外資購買的股份比例是多少，從而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預留“過多的解釋空間”和“過大的權限”。這種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不但難以保證公平性，而且會導致委員會需要審查的案件數量激增，勢必浪費大量的時間，從而延遲了交易，增加了企業的時間成本。二是其運行透明度不夠。對投資者來說，最重要的并不是審查的結果，而是審查的過程。當事的中國企業也應該有權知道“是誰作出的決定？如何作出的決定？需要多久做出決定？委員會中哪些機構同意交易，哪些不同意？為什么？” 但事實上外界無法了解投資委員會的決策信息及依據。另外，如果委員會的一個委員相信交易將有損害國家安全，那么委員會就會啟動一個45天的調查。而條例并沒有規定委員的理由需要讓投資者知道，這不利于投資者積極準備有效抗辯。即使投資者做出了有力的抗辯，條例也沒有規定委員會可否撤銷該項調查的決定，這對于投資者來說是不公平的。

篇2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3

中圖分類號：F273；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066-04

The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ogit Model of Multiple Choice

SONG Yong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valueadded ability and embedding posi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GVCstatu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oints out the various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nd designs the investment mode for these constraints. These modes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penetration mod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common value mode.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179 Chinese OFDI activities during 2005 to 2014，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mode.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has been drew.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 value chain；multiple logit model

1 引言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標志著“一帶一路”倡議進入全面推進階段，也反映了中國正逐步邁入引領全球經貿格局的新時期。“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環境有其特殊性，涵蓋的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發展潛力未能得到充分釋放[1]。“一帶一路”戰略有別于中國既有的開放戰略和投資布局，國內企業應當找準利益契合點，積極到沿線國家開展投資合作[2]。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下，怎樣提高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優化投資模式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資績效與影響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對外直接投資分為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兩種模式[3]，在此基礎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資模式的績效，并認為綠地投資的長期投資績效最高，并購次之，合資模式的投資績效最低[4]。汝毅和呂萍認為，跨國并購初期績效較好，隨著時間的推移，綠地投資績效提升更為明顯[5]。Myachin等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環境對投資模式選擇的影響[6]。Kyrkilis和Koboti 以投資失敗率作為變量，研究了并購、新建獨資和合資三種模式的績效，結果表明新建獨資的失敗率最低，并購最高[7]。余官勝和都斌認為跨國并購更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率[8]。

現有研究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分析框架基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經驗，研究結論對于中國企業的指導意義有待商榷；第二，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實證研究很多，但缺乏優化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具體路徑；第三，主要從進入方式和股權結構的視角分析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較少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展開研究。本文從嵌入位置和附加值兩個維度，刻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針對其制約因素，設計出多元投資模式，然后通過實證檢驗，得出全球價值鏈視角下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2 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理論分析

全球價值鏈理論從組織分工角度研究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認為競爭優勢來源于價值鏈活動。各國要素稟賦不同使跨國公司為了獲取競爭優勢而將價值鏈環節在全球布局，一國的價值鏈地位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鑒王嵐和李宏艷的方法，從嵌入位置和附加值兩個維度衡量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9]。兩個維度將對外投資企業分為四類：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價值鏈上游，且增值能力較強（如設計、研發企業），我國此類企業存在著研發水平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價值鏈下游且附加值較高（如營銷、售后服務類企業），此類企業競爭能力差、抗風險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終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裝配企業），此類企業附加值過低，加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地緣關系復雜，投資風險高，投資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類企業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較低，原材料及中間品制造商多屬于此種情況，雖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強，此類企業產能過剩，對沿線地區的投資領域單一、產業鏈條短，且投資摩擦大，在東道國負面影響相對較多。

針對上述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企業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針對性地設計如下四種投資模式：①多元發展投資模式。以設計、研發為代表的第Ⅰ類（上游高附加值）企業，存在研發水平落后的現象，企業很難依靠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在投資中立于不敗之地。為此本文提出多元發展投資模式，即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企業同時在多個行業進行經營，通過進入與現有產品有一定關聯的領域，以實現企業規模擴張。②市場滲透投資模式。以營銷、服務為代表的第Ⅱ類（下游高附加值）企業，其競爭力普遍較弱，在投資過程中??采用逐步擴張的投資模式。通過提高生產能力、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拓展銷售渠道等組合策略，在利用現有產品不斷開辟新市場的同時，也向現有市場提供新的產品，以實現市場的逐步擴張和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③縱向整合投資模式。以加工裝配為代表的第Ⅲ類（下游低附加值）企業，增值能力弱，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環境復雜，投資效益有限，我國企業應充分利用上下游產業鏈的作用，整合優勢資源，同時加強和相關企業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業競爭力。④共同價值投資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間品生產商為代表的第Ⅳ類（上游低附加值）企業，產能過剩，產業鏈條短，容易同東道國發生摩擦，宜采取共同價值投資模式，不僅關注本國企業的利益，同時應當注重雙方的互聯互通、互利共贏，平衡中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利益訴求。

3 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

3.1 基本模型

參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選取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為因變量，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為自變量，通過多元Logit模型，來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與企業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選擇第j種投資模式的概率為：

其中，yi代表第i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所選擇的投資類型；xi代表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的因素，包括價值鏈地位、生產效率、東道國市場規模等；βj是待估計參數。

本文選擇第四種投資模式（即共同價值投資模式）為對照組，將其他模式與其進行比對，從而建立n-1個（n為投資模式種類）Logit模型。假設多元發展投資模式、市場滲透投資模式、縱向整合投資模式和共同價值投資模式的概率分別為P1、P2、P3和P4，對于m個自變量擬合三個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極大似然法估計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參數的估計量，進而考察價值鏈位置對投資模式選擇的影響。

3.2 變量及說明

3.2.1 核心變量

GVC：價值鏈地位。本文研究價值鏈地位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的影響，該變量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核心變量。參照王嵐和李宏艷的方法[9]，構建體現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價值鏈地位評價指數。假設存在M個國家，N個產業，將第i個國家第k產業的GVC指數定義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國k產業的價值鏈地位指數，GVCj，l表示j國l產業的價值鏈地位指數，dvai，k表示i國k產業的直接價值增值系數，Yi，k表示i國k產業總產出，Yj，l表示j國l產業總產出，dik，jl表示j國l產業對i國k產業中間品的直接消耗系數。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數據來源及計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所處產業的價值鏈地位指數來代替企業價值鏈地位。

3.2.2 控制變量

SMA：東道國市場規模。跨國公司傾向于在具備市場潛力的地區進行生產，通過規模經濟和較低的邊際成本，實現長期利潤最大化。本文使用東道國實際GDP衡量市場規模。

EFF：企業生產效率。只有當生產效率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國公司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本文使用企業人均產值（即總產值/員工人數）來衡量企業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產值依賴于固定資產的數量，因此并不能將其完全等同于企業效率，但在將資本密集度作為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二者具有嚴格的正向關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總產值作為企業生產效率的替代變量。

CAP：雙邊投資協定。簽訂有雙邊投資協定的國家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是一種特殊的制度保護，所以企業更愿意到與中國簽訂有保護協定的國家進行投資。本文將同中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賦值為1，否則為0。

EXP：企業國際經驗。國際經驗是形成所有權優勢的重要因素，同時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也可能產生學習效應，降低海外經營風險的不確定性。本文使用樣本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記錄衡量海外投資經驗，如果樣本企業在之前有過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則該指標取值為1，否則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國有企業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較大，融資能力更強。而民營企業受到準入限制與融資約束的制約，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將對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產生影響。本文使用啞變量表示企業所有制類型，國有企業賦值為1，民營企業賦值為0。

CAP：資本密集度。Antràs認為跨國公司容易同東道國的上游企業在實物投資上開展合作，但在雇傭員工協作上卻難以實現，因此資本密集度是跨國公司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重要影響因素[11]。借鑒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資本（即樣本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員工人數）核算企業資本密集度。

3.3 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到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主要來自Zephyr并購數據庫，然后同《境外投資企業（機構）名錄》進行比對，最后篩選出2005～2014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179次直接投資活動。企業特征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為避免該數據庫存在的指標缺失、樣本異常等問題，本文剔除了總產值、從業人員、固定資產投資明顯過小的不合理樣本。企業總產值和固定資產投資均調整為2005年不變價格。其中，總產值和固定資產分別按照行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固定資產價格指數進行調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價值鏈地位所使用的國家間投入產出數據和直接增加值系數來自世界投入產出表（WIOD）。東道國GDP數據來自EPS數據庫，然后使用2005年不變價進行平減。雙邊投資協定數據來源于UNCTAD的雙邊投資協定數據庫，并同商務部中我國簽訂BIT一覽表進行了比對。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實證研究之前，先對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1所示。

為檢驗多元Logit 模型中是否所有自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都為0，本文對實證模型進行了似然比檢驗，最終模型和不含自變量只含常數項的模型相比，χ2值為224.589，說明至少有一個自變量系數不為0，該模型有意義。偽決定系數檢驗顯示，McFadden系數為0.869，模型擬合良好。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模型設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資模式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進一步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回歸結果可知：

（1）價值鏈地位是影響多元發展模式、市場滲透模式、縱向整合模式的顯著性變量，三個Logit回歸模型中，該指標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價值鏈地位在三個回歸模型中的系數分別為0.139、-0.384和0.745，說明價值鏈地位指數越高，企業越容易選擇縱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發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價值模式和市場滲透模式。對外直接投資不僅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產品升級，提高了企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價值鏈地位，而且價值鏈地位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

（2）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影響多元發展模式、市場滲透模式、縱向整合模式的顯著性變量。從估計結果中可以發現，前兩個模型中該變量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第三個回歸模型中該變量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系數分別為0.316、0.179和0.429，即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企業越愿意選擇縱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發展模式，最后是市場滲透模式。這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密切相關的，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部分優勢產業在國內市場出現過剩，這些產業具有市場尋求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

（3）雙邊投資協定是影響多元發展模式、市場滲透模式的顯著性因素。本文實證結果顯示，上述兩個模型中該指標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均小于0。這說明在對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國家投資過程中，企業首選的模式是共同價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發展模式和市場滲透模式。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關注的不僅僅是企業收益，更注重雙方的互聯互通、互利共贏，平衡中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利益訴求。

（4）生產效率是影響多元發展模式和市場滲透模式的顯著因素，但不是影響縱向整合模式的顯著因素。從回歸系數分別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產效率較高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多元發展模式，通過進入異質市場或增加產品種類，開展多元化經營來規避投資風險和實現資源共享；對于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而言，更容易采用價格競爭策略進行市場滲透。

（5）對外直接投資經驗是影響多元發展模式和縱向整合模式的顯著性因素，且系數均為正數，說明多元發展和縱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點多、抗風險能力強的特點受到經驗豐富的跨國公司青睞。在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經驗之后，跨國公司將逐漸從單一產業向多元化發展轉型，拓寬了公司發展方向，分散了行業市場風險，有利于長期可持續發展。

（6）企業所有制形式和資本密集度在三個Logit回歸模型中多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二者并非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主要因素。當前雖然中國民營企業仍存在著缺乏資金、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但是隨著中國“走出去”步伐的不斷加快，民營企業更加靈活的應變能力和敏銳的市場嗅覺開始占據優勢，企業所有制類型和資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小。

5 結論及對策建議

本文以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有針對性地設計出多元投資模式。然后通過多元Logit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不同投資模式的主要影響因素。多元發展模式的影響因素包括：價值鏈地位、東道國市場規模、生產效率、企業國際經驗和雙邊投資協定；市場滲透模式的影響因素包括：價值鏈地位、東道國市場規模和雙邊投資協定；縱向整合模式的影響因素包括：價值鏈地位、東道國市場規模、企業國際經驗、雙邊投資協定和所有制類型。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過程中，應當針對處于不同價值鏈地位的企業，選擇差異化的投資模式。從組織分工角度來看，企業競爭優勢源自價值鏈活動，全球價值鏈各環節的附加值不同，決定了企業競爭優勢有所差異。要素稟賦的差異使得跨國公司?榱嘶袢【赫?優勢而將價值鏈環節在全球布局，企業所在的價值鏈位置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過程中，應當根據企業所處的價值鏈地位，選擇適合的投資模式，才能獲取預期效益。

篇4

風險關不通過，其它一切都是免談。

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2006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61.3億美元，同比增長31.6%；截至2006年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733.3億美元。 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連續三年上漲，漲幅也越來越大，對外投資發展速度也越來越快。因此，風險保障的需求就更大。

鄭磊介紹說，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風險是一般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最先需要考慮的一大要素。只有風險在企業可接受范圍之內，才有可能進一步考慮產品的開發、工廠的選址以及長遠的規劃等問題。但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存在諸多風險是企業都難以捕捉，防不勝防的，因此，再成熟的風險評級報告也有難以預料的風險。比如說，按照評級顯示，意大利是相當成熟的市場，風險級別很低，但是卻也出現過企業貨物被燒的風險。“對于一些人力不可預知的風險，解決的關鍵就不在于如何評級警示風險，而在于提供相應配套的保險保障。”鄭磊認為。

據記者了解，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針對對外投資風險防范和保障方面，無論是保險公司還是政府的防御措施都相當成熟。而我國由于起步較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驗貧乏，政府方面在對外資貿易風險方面的工作也很薄弱。資料顯示，由商務部提供的對外投資數據以及外部投資環境，在時間上以及內容上均相對分散，缺乏整體性和可觀性。

“以前企業進行對外投資貿易，大部分風險警示都是由商務部或外資司不定期，隨機性很強，而且基本上也都是能預料到常規風險。比如說，匯率的風險，戰爭的風險等。當一個企業在一個地方已經有巨大投資的時候，不定時的風險預警出現，企業也不能馬上就撤資。這種風險預警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性。”鄭磊說。

《報告》的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我國惟一一家承辦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業務的金融機構，業務主要是海外投資保險業務、來華投資保險業務和租賃保險業務。投資保險的產品種類包括，海外投資（股權）保險、海外投資（債權）保險、來華投資（股權）保險、來華投資（債權）保險、海外租賃保險和來華租賃保險。

“《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對企業開展跨國經營評估，規避海外政治性風險提供指導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海外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資平穩發展。”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說。

篇5

截至2015年上半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跨國企業投資存量最多的國家。近些年來，大量的跨國企業的直接投資和其他方式的投資參與對我國的資本建設和對外貿易起到了很大促進的作用，同時也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目前對于相關匯率制度的規定正處在探究的時期，2005年7月，中國實行了新的匯率政策，使得人民幣相對美元實現了升值。其次匯率的變化影響跨國公司的區位優勢，因其要根據所處國家對產品的需求和貨幣政策來確定投資規模；然后匯率的變化增加了投資國的直接投資的風險性，由于對于投資國貨幣衡量收益的不確定性，也提升了跨國公司的投資風險。

二、文獻綜述

在歐美國家對投資經濟的研究分析中認為，東道國的貨幣升值對外商的投資會產生不利的因素。美國投資學家富路特和史戴恩對美國對個工業行業對外資的投資利用和匯率水平的變化進行了研究和分析，發現美元的貶值降低了投資方貨幣衡量的美國產品的價格，從而增加了其在美國進行生產活動的能力和水平；但也有研究認為，東道國貨幣的升值不僅對直接的投資影響較小，反而會增加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

對于匯率變化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也有兩種持相互對立的觀點。其中一個觀點認為：匯率的變化不適合外商的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相比，外商的直接投資具有很強的風險厭惡趨向；而且市場供需的波動也會導致市場收益的變化，在直接投資收益不能確定的情況下金融手段不能覆蓋所有匯率風險。

三、匯率的簡單模型

根據經典的投資決策分析法，例如凈現值法，表示在對一件投資項目和機會時，很多投資者都面臨著僅有一次的選擇，但這種方法忽略了投資者具有延遲投資的選擇權利。

探究匯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狂熱以深入研究跨國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要考慮直接投資或者初始投資的沉沒成本，同時跨國公司的決策機構也會將匯率水平和匯率的波動性計入投資決策中，以完善公司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盈利方式；除此之外，投資模型的建立和深入研究經濟在預期時間內的增長率，也對投資規模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四、對外資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

大多數的跨國企業的產品具有可貿易性，其投資的產品可以在東道國生產，加工并進行一定范圍內的貿易。各個國家的市場可以通過衡量貨幣的產品價格，使其產品價格可以和國際市場價格相等。同時有些產品在生產國會產生一定的交通運輸費用，跨國公司可以通過直接投資的方法將貿易產品有效的推到生產國的市場上進行銷售，從而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較強的貿易壁壘。

除了匯率水平的變化外，影響外資企業直接投資規模的另外兩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率和工資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和波動不僅會影響跨國企業生產規模的大小，也會導致外資投資過程中與生產國形成工資和投資項目種類的分歧，從而影響外資直接投資的效率。

五、結論和啟示

本文通過對外資企業的投資行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首先，匯率水平的變化會對外資直接投資規模產生影響。然而在匯率水平維持在穩定不變的情況下，匯率水平的波動不會影響到外資的投資規模。例如，人民幣的升值能夠有效的促進我國生產結構的變化和升級的作用。

篇6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內涵

所謂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企業或個人對另一國的企業或經濟組織（機構、社團等）進行的投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下的定義：對外直接投資是指“在投資者母國以外的國家所經營的企業中擁有持續收益的一種投資，其目的在于對該企業的經營管理具有有效的發言權”。

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1、創辦新企業，形式有獨資和合資，其中機器設備、廠房存貨等有形資產和技術專利、商標權等無形資產均可以折價入股；2、收購或合并國外企業，包括建立附屬機構；3、收購國外企業的股權達到一定的比例以上；4、利潤再投資，即投資者將在國外投資所獲利潤再次投入該企業或其他企業。

二、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的理論解釋

（一）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海默在其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于市場的不完善或不完全競爭，而這種不完全使跨國公司擁有壟斷優勢。所謂市場的不完善分為四種類型：1、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2、產品市場的不完全；3、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的不完全；4、由政府課稅、貿易限制措施引起的不完全。前三種市場不完全使企業擁有壟斷優勢，第四種不完全則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以利用其壟斷優勢。所謂壟斷優勢是指跨國公司所擁有的“獨占性的生產要素優勢”，包括資本的集約程度高、技術先進、強大的產品開發能力、完善的銷售系統以及科學的管理方式等。跨國公司通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設立新企業或收購、合并國外企業，實現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使得本國產品跨越對方國家政府實施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從而使得國際貿易順利進行。

（二）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76年英國經濟學家鄧寧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對過去20年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做了概括分析，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三個方面：1、若外國企業要在另一國進行投資和生產，與當地企業競爭，必須具有某些來自其所有權性質的優勢，即壟斷優勢或競爭優勢；2、企業在利用其所有權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滿足內部組織帶來的經濟收益大于外部市場，即內部化優勢；3、投資東道國必須在資源、市場和信息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稟賦，企業才可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即區位特定優勢。所謂區位特定優勢是指自然和人力資源、市場需求、政府政策。在這三種優勢中，第一種和第二種優勢側重從壟斷優勢和內部化方面進行分析，第三種優勢則側重從自然和人力資源的開發方面進行分析。

（三）尼克爾博克的寡頭反應論。1973年經濟學家尼克爾博克以寡頭市場結構為研究對象，從爭奪市場目的出發，提出了寡頭反應論。該理論認為：由于寡頭壟斷市場只有少數大廠商，因此他們會互相警惕注視對方的行為，如果有一家率先去海外投資設廠，就會打破原來的競爭均衡，率先取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而在競爭中領先。此時，其他幾個對手就會相繼效仿，追隨帶頭廠商到海外投資，以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從而保持競爭關系的平衡，鞏固自己的競爭地位。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成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保持競爭優勢的手段。

（四）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1966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在《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產品生命周期有關，產品在市場上的表現可以分為：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產品導入期，企業注重產品的設計及其功能，產品質量不穩定，因此企業的生產集中在國內。在產品成長期，產品逐漸標準化，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創新企業便到勞動成本相對較低、市場需求較大的國家設立子公司從事生產。在產品成熟期，產品的生產程序、工藝完全標準化，企業之間的競爭基礎是價格和成本，跨國公司便到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設立工廠進行生產。在產品的衰退期，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失去銷路而被淘汰。因此，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生命周期運動中，由于競爭條件和生產條件的變化而做出的決策。

（五）小島清的切合比較優勢論。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從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切合比較優勢論。該理論認為：日本的對外投資行業是喪失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那些行業開始，投資目的是為了獲得原材料和中間品。對外直接投資是建立在兩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的，這種投資可以發揮投資東道國和母國雙方的比較優勢，使兩國都受益。由于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會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析

（一）以規避貿易壁壘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世界貿易自由化逐步發展的今天，保護貿易在一定范圍和區域內還不同程度的存在。除了關稅壁壘外，還有WTO規則框架下所允許的諸如進口配額、技術標準、環保要求、檢驗檢疫條件，以及區域性貿易組織對外部非成員國的歧視性政策等非貿易壁壘。目前，在我國的家電生產行業中，出現了一批諸如海爾等規模實力強大、資本技術優勢突出，具有一定壟斷優勢的企業。在占領國內市場的同時，這些企業紛紛制定國際化發展戰略，大力開拓國際市場。但是，這些企業在歐盟市場遭到配額限制，如歐盟給予中國彩電企業40萬的進口配額；又在美國市場遭到反傾銷調查，如對中國彩電征收高達20%～25%反傾銷稅，使企業出口成本大為增加，價格毫無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壟斷優勢理論，海爾集團通過在歐盟、意大利、美國南卡羅萊納州設立生產基地，從而實現生產的本地化，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繞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規避了東道國設置的障礙，提高了市場占有率。

（二）以獲取資源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隨著我國經濟在近年來的高速發展，工業生產和居民生活對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此類資源的不可再生性，經過多年的開采和使用，我國國內石油、天然氣資源逐漸枯竭，要大量獲取此類短缺資源將會越來越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加強國內石油勘探開發的同時，通過支持有條件的石化企業利用跨國并購等方式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可以緩解國內對石油需求的緊張局勢。如2005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耗資41.8億美元收購哈薩克斯坦石油公司（PK），使得中石油擁有PK公司在哈薩克斯坦的12個油田的權益，得到了已證實的和可能的5.5億桶石油儲量。又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以35億美元成功收購俄羅斯烏德穆爾特石油公司96.86%的股權，使得中石化每年增加石油產量約600萬噸，同時使其石油儲備增加14%。我國大型國有石油石化企業的收購行動，使得我國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有效的資源配置，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目前石油資源緊張的局面，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奠定了基礎。

（三）以爭奪市場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隨著我國經濟三十年來的迅速發展，由于國內產品供過于求，競爭激烈，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在我國政府大力倡導“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一批具有一定資本技術實力和一定壟斷優勢的大型企業到境外投資設廠或收購國外企業，占領國際市場，實現跨國經營。根據寡頭反應理論，在知名大企業走出去擴大市場的情況下，其他企業為了保持市場占有率，會追隨大企業去海外投資，來加強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如在海爾集團堅持走國際化發展道路，到國外投資設廠，實施收購獲得成功的帶動下，TCL集團以820萬歐元收購號稱“德國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得，使得TCL獲得了其高新技術和彩電生產線，同時獲得了歐洲市場高達2億歐元的銷售額和多于41萬臺彩電的市場份額，進而打開了歐盟這個龐大的國際市場，提高了TCL在歐盟市場上的占有率。同時，TCL集團又并購了法國湯姆遜公司的彩電業務，使得其在彩電產品上成功地占領了法國市場，從而在彩電產品上成為海爾集團的有力競爭對手。

（四）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是企業競爭中的核心因素，發達國家的企業在技術層次和研發投入上都具有相當大的優勢，技術上的差距正是造成中國企業對外競爭中長期處于劣勢的原因。因此，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并購發達國家企業，可以迅速獲取相關技術，降低企業的自主研發費用，縮短與國外企業的技術差距，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如2005年底，聯想宣布以17.5億美元收購IBM的PC業務，不僅獲得了IBM的PC業務市場，同時也獲得了IBM所擁有的全球最好的筆記本研發能力、研發技術、品牌以及其在全球注冊的4，000多項專利，迅速提高了自身技術實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又如，京東方科技集團以3.8億美元的價格成功收購韓國現代顯示技術株式會社（HYDIS）的液晶顯示器TFT-LCD業務，標志著中國企業第一次掌握了TFT-LCD核心技術。

（五）以轉移過剩產能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我國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短缺經濟”后，自20世紀九十年代初，由于投資過熱導致我國某些行業和產品生產能力突然大增，而國內實際需求和消費能力已近飽和，從而出現結構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如我國彩電業行業，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國彩電生產廠家已近百家，年產量3，000多萬臺，成為世界第一彩電生產國。1998年我國的彩電行業進入成熟期，全國生產能力已達4，479萬臺，而市場實際需求只有2，000多萬臺，一半的生產能力處于閑置狀態。根據弗農教授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在產品的成熟期，產品的生產工藝和技術已經標準化，在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應該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海爾、TCL等家電企業通過大規模的實施海外直接投資轉移國內一部分過剩的生產能力，并實現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有效緩解了國內市場上的過度競爭，推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四、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作用分析

（一）有利于我國緩解出口壓力，擴大出口。目前，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引擎，但是近幾年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增大，針對我國的諸如配額、反傾銷等貿易摩擦頻發，我國出口壓力日益加大。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直接建廠或者并購國外企業，實現當地生產、當地銷售，能夠繞開貿易壁壘，改變在出口貿易中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能夠緩解日益加大的出口壓力，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的不斷擴大。

（二）有利于企業實現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目前眾多國外跨國公司做大做強的有效策略。通過實施對外直接投資，從而實現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我國企業同樣可以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利用統一的營銷網絡、資金協調和管理優勢等，使規模經濟優勢得到迅速提高。

（三）有利于企業實現全球化經營。經濟全球化是眾多跨國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大背景，經濟全球化為企業提供了統一和開放的世界市場，使跨國企業面臨著更為廣闊的市場前景，同時為其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技術選擇。我國企業通過實施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從全球視野出發，整合全球資源和市場，充分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實施全球經營管理，實現規模擴張，增強自身實力。

篇7

一、以市場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濟效應

（一）對外直接投資以市場為動機的原因

1.對外直接投資以市場為動因受海外各國的區位優勢所影響。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對外直接投資常常以制造業或者貿易活動形式進入東道國（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因為跨國經營可以避開已有的或潛在的貿易壁壘，建立當地的市場，促進產品在當地銷售和售后服務。例如：TCL于2002年下半年成功收購德國老牌家電企業施耐德集團，2001年，施耐德在歐洲市場有高達2億歐元的銷售額和多于41萬臺彩電的市場份額，超過了歐盟給予中國7家家電企業40萬臺配額的總和。顯然，此次收購將幫助TCL繞過歐洲對中國彩電的貿易壁壘，同時施耐德的品牌效應及其遍布全世界的銷售渠道和強大的技術力量，也將有助于TCL進一步開拓歐洲乃至世界市場的業務。

2.較低的市場開發成本吸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有些跨國公司希望在東道國獲得比他們在母國相對低的成本投資，不僅包括獲得低價勞動力，而且包括有較好的基礎設施、進口限制較少、行政管理好等硬軟投資環境，更有利于進入市場。有些跨國公司則愿意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成立合資企業，這類情況現正在形成趨勢，這種合資企業將會加強雙方的力量。我國由此可利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先進技術和名牌的優勢，著重參與生產和管理，共同參與占領當地的市場。

（二）以市場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分析

由以上關于以市場為動機的直接投資的原因來看，絕大多數投資者都會考慮到東道國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在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彭磊以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構建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為獲取市場領先者地位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型。方齊云、項本武（2005年）在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時把東道國的市場規模看作是第一位，由該動機的特點來看，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主要是對母國GNP的貢獻，同時對GDP也有一定貢獻。

在東道國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實際上是一種出口替代行為，從而對出口的影響是負向的。因為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獲取資源型直接投資和學習技術型的直接投資，較少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市場型直接投資。所以我們在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要大力推動那些對我國的產業關聯比較大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使得我國的直接投資不僅成為我國出口有益補充，還能夠成為拉動我國出口的重要作用力。

我國流出FDI中制造業占29％，主要投資地區為亞洲和拉丁美洲（2005年占90％）。這類投資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為了繞過關稅壁壘搶占市場份額等，因而往往能增加國外附屬企業對國內資本設備、中間產品或輔助產品的需求，從而可以刺激國內的就業。

相對于我國吸引外資和出口的規模來說，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早期的、不成熟的階段，但是在國際直接投資迅速、大規模發展的今天，我國的企業也要盡早的走出去到國際市場上去與世界各國的企業競爭。

二、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濟效應

（一）對外直接投資以出口為動機的原因

（1）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獲得低成本勞動的情況下，在東道國尋找經濟的生產基地建立出口市場，有助于擴大中國產品向新的出口市場的滲透。

（2）我國大陸企業對于港澳地區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貿易、金融、運輸等領域。這對帶動我國產品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的產品出口是通過香港轉口來完成的。

（3）在生產型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還能夠帶動中國的設備、原材料和總價產品的出口。例如：聯想企業采用的是并購方式進行其出口投資戰略。聯想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事業部，組建了世界第三大PC廠商，此次收購的交易總額約為17.5億美元。收購完成后的新聯想集團，全球總部設立在紐約，主要運營中心設立在北京和羅利（位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實施投資戰略兩年后，聯想已在全球60個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遍及全球160個國家的銷售網絡。聯想擁有了領先的商用筆記本產品、領先的研發和產品差異化能力，更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更豐富的產品組合。聯想和IBM結成長期戰略聯盟IBM成為聯想的首選服務和客戶融資提供商，聯想成為IBM首選的PC供應商，這樣IBM就可以為其企業客戶提供各種個人電腦解決方案。在聯想完成對IBM個人電腦部門的并購后，三家海外私人投資機構又以3.5億美元投資入股新聯想。至此，聯想不僅在產品、營銷網絡等方面實現了出口戰略，還在股權結構、融資渠道等方面實現了國際化戰略。

（二） 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分析

由上面分析可見，以出口為目標的對外直接投資多出口的效應是直接的并且影響也較大，并且進一步影響GDP總值。但是這種動機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如果在東道國建立出口市場是以東道國的生產原材料來生產并采用國內的技術，這對于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積極的，反之則是消極的。蔡銳和劉泉的研究也發現中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進口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作用不大，與出口的關系則不顯著；中國對非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累計對進口沒有顯著影響，而對出口有一定影響。

從短期來看，產出和就業是由總需求決定的，而總需求又是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國需求來決定的。因此凡是能促進國內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出口的經濟措施都有利于產出和就業的增長。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講，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如果最終對總需求產生負面影響，那它會對國內的就業和產出產生一種生產替代效應，也就是說，流出FDI的收益比它的機會成本（即用于國內投資、消費、出El等而產生的對就業的影響）要小。如果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刺激國外對母國的產品出口需求，改善母國的就業結構，提高母國的勞動生產率，最終對總需求產生正面影響，那它就會對國內的就業和產出產生一種補充效應，也就是說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比它的機會成本要大。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是在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替代國內投資或消費的條件下，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相關資金流出被母國內出口增加和進口減小所抵消，流出FDI不會對母國帶來國內就業的減小。因此，以出口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內短期就業的實際影響是不確定的。

三、以資源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濟效應

（一）對外直接投資以資源為動機的原因

資源缺少的國家對獲得自然資源首先從附近的原料豐富的鄰國開始，其中一些國家已進入發達國家獲得豐富的資源。另外，一些特種原料有需求的國家開始在其他國家投資，開設企業，利用當地特種原材料，并積累了豐富的技術管理經驗。這種對外投資不受制于經濟發展的某一階段，即使處于發展階段初期的國家，也可以向外投資，關鍵取決于能否在他國獲得資源的競爭優勢。我國對于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基本動機就是尋求資源開發，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將是一個嚴重制約。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中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例如：原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從1992年開始，先后在秘魯、蘇丹、泰國、加拿大進行小型油田開發試驗項目，投資5000萬美元，獲得3084萬噸石油可采儲量，形成年產5萬噸原油能力，完成協議投資后，可形成年產100萬噸的生產能力。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能源企業負責海外投資的部門一直忙于收購合作的考察與談判。目前中國幾大石油巨頭擁有的海外油氣田多數在印尼、蘇丹、哈薩克斯坦等發展中國家。如2002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年收購BP在印尼一家油田12.5％的股份，交易額為2.75億美元；以5.85億美元的資金收購西班牙雷普索爾公司在印尼5大油田的部分權益，并獲得每年4000萬桶的份額石油。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收購阿爾及利亞Zarzaitine油田75％的股份，交易額為3.94億美元。

（二）以資源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分析

由此可見，以資源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充分的利用國外的有效資源，從一定意義上說可以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生產流程，從而間接的影響GDP。Blomstrom，Konan和Lipsey的研究發現，FDI流出對日本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dvincula對韓國的研究表明，FDI流出由于將低端生產移到海外，從而提高了國內生產活動的技術密集度。Ng和Tuan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調整了香港制造業的結構，直接影響了產業集聚，并通過集聚間接影響了生產力 。Barrios，Gorg和Strob通過研究愛爾蘭的數據也發現，跨國公司對于中間投入物的需求，其中的一些會從母國國內市場上獲得，會導致國內產業結構的改變和促進當地企業的發展 。而一般來說，以資源為目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是負向的，原因在于這種投資多數是在外生產且在外銷售，從而有著一定的出口替代效應。

從中國流出FDI的行業構成來看，采礦業占了28.7％，這部分的流出FDI主要是緩解我國國內自然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問題，如中國在澳大利亞、南非開鐵礦是為了開發國外的生產資源，為中國鋼鐵生產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應。這種投資與我國的國內投資具有明顯的互補效應，促進了我國就業。

總之，能源安全是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我國國內資源日益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投資于國外的資源開發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四、以技術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濟效應

（一）對外直接投資以技術為動機的原因

1.汲取先進技術，享受技術外溢

技術獲取型海外投資是以獲取東道國的智力資源、研發機構等技術要素為目標，以新建或并購海外R&D機構為手段，以提升企業技術競爭力為宗旨的跨境資本輸出行為。對我國企業而言，開展以技術獲取為目標的對外資本輸出，其投資方向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集中于我國本身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技術領域，是一種“逆向型投資”。馬亞明和張巖貴認為，由于技術的擴散性，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是為了靠近先進技術的溢出源，以分享技術外溢的好處，進而積累優勢。

2.追逐國際尖端技術，有助于國際化接軌

我國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一般較少考慮到追求技術，但從長期來看，在發達國家得到先進技術將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投資行業可以在制造業，房屋設計，研究和發展實驗室、通訊設備等，主要集中在電子、生化等領域，也涉及其他如旅館管理，石油勘探、零售等服務行業。若投資于最先進行業的話，他們將會得到處于世界頂峰的技術。例如TCL在美國洛杉磯獨資設立研究機構；科龍在日本神戶獨資設立技術開發機構；小天鵝在美國和日本東京獨資設立研究機構；海信在美國獨資設立技術開發機構；上海貝爾與比利時合作。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華為，深圳華為的國際化發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為止，華為不僅與TI、摩托羅拉、IBM、英特爾、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廣泛開展技術與市場方面的合作，而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設立了美國硅谷研究所、美國達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羅斯研究所等5個研究所。2001年華為印度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CMM 四級國際認證的研究開發機構，這標志著華為在軟件開發過程管理和質量控制能力邁入了世界先進行列，是中國企業軟件開發能力和標準化與國際化接軌的里程碑。

（二）以技術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分析

技術進步無論作為一種外生變量還是內生變量，對經濟增長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已是當今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由于經濟面臨轉軌，我國企業遠未成為市場主體，市場風險機制也遠未建立，因此我國企業研發水平低下，企業多年來的技術進步主要靠外資的技術擴散及對其學習與模仿來實現。以技術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GDP的影響最大，但是這種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時滯。

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據表明，流出FDI對母國就業的影響很小，只有在技術尋找型流出FDI中才會遇到重新配置就業的問題（WIR2006，P.181）。流出FDI究竟是減小或增加母國就業取決于投資的種類，國外活動與母國活動是互補還是替代，互補或替代的程度如何。在四種類型投資動機中，技術尋找型FDI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最大。尤其是當它包含把價值鏈低端的生產活動安排到國外時，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更大。

除此之外，這種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也是潛在的，因為技術的獲取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原因之一。發展中國家的許多案例表明，以技術為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提高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從而帶動了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如印度的IT服務和軟件產業、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業、中國臺灣的PC外設和半導體產業、新加坡的生物技術產業、中國香港的一系列制造業和服務業。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間相互投資比重加快，而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逐漸減少，為我國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提供了機會。在我國國內經濟技術水平向前發展的同時，應遵循國際產業轉移的一般規律，把這些成熟技術和產品轉移到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占領市場，使出口增多。

綜上所述，我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各不相同，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也有所差別。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走出去”的戰略目標，應更多地注重戰略資源、特別是技術創新資源的獲取和積累。戰略資源的獲取和積累是一個動態的、長期的、具有路徑依賴性的學習過程，但這并不排除國內一些企業在個別國家從事市場占領型投資，以充分利用我國企業在裝配、制造方面的能力。目前，政府政策的缺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阻礙了國內企業的對外技術獲取型直接投資，應轉變政府目前僅將優惠政策集中于境外加工貿易上的作法，相反應將更多資源集中于支持國內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上，這種做法長遠來講更有利于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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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  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  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85.

[2]  克魯格曼.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3]  張二震，馬野青.貿易投資一體化與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福建論壇，2002,(3).

[4]  高樂詠.一體化進程中的政府與企業.山西經濟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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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篇9

關鍵詞：跨境人民幣結算；離岸市場；人民幣國際化

一、概念界定

對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定義，不同機構各不相同，并且不同的發展時期其內涵也在不斷的延伸發展中。本文結合相關文獻研究，將其定義為：指經國家允許的、有條件的企業在自愿基礎上，以人民幣報關、計價進出口貿易結算，其業務種類包括但不限于進出口信用證、托收、匯款等。并從業務范圍的角度將其劃分為廣義和狹義的跨境人民幣結算：廣義上包括經常項目下的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狹義上只包括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人民幣結算，即僅限經常項目。

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現狀淺析

（一）量的角度

1.總量不斷攀升，直接投資占比增大

從圖1可以看出，初期業務發展較為緩慢，2009年結算量只有36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剛剛啟動，試點城市只有5個，首批試點企業僅365家，流程比較復雜，政策制度尚待完善，許多企業還有疑慮。2010年無疑是其騰飛期，試點城市擴大到20個省市，政策進一步完善，流程得到簡化，海外市場認可度也在提高，到2010年底結算量為5千億，達2009年的140倍。之后呈井噴式發展，2014年達到6.5億，而2015年前三季度，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合計5.46萬億元，同比增長13%，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已近5.9億元。

2011年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從經常項目下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擴大到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從圖1可以看出，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穩步增長，但相對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還較小。2012、2013、2014年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分別2806億元、5850億元、10485.8億元，分別為同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9.5%、12%、16%；2015年截止到10月31日，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為1.7萬億元，為同期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30%。可以看出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快速增長，占比不斷擴大。

圖1 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的發展趨勢圖

注1：2015年數據截至10月31日，下同

2.地域范圍擴大，市場份額提升

2011年8月跨境人民幣結算境內的范圍擴大至全國。而人民銀行與境外央行和貨幣當局間的貨幣合作也不斷深化，截至2015年10月，人民銀行先后與33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額度超33.1萬億元人民幣。經雙方貨幣當局協商，先后在港澳臺地區、新加坡等14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目前至少有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以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根據SWIFT公布的數據，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市場份額由2012年1月的0.25%上升至2015年8月的2.8%。

（二）質的角度

1.業務結構占比不斷優化

（1）貨物貿易VS服務貿易。狹義上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也即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規模保持較快增長。2014年，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5.9萬億元，同比增長42.6%；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結算金額6565億元，同比增長31.3%。截至2015年10月底，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5.24萬億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結算金額6564億元。從圖二中可以看出，兩者總體呈增長趨勢，注2中的調整也是為了引導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結構向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貨物貿易占比平均在80%左右，這與我國外貿進出口結構是相關的。

圖二 跨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圖

注2：自2014年8月份開始，無貨物報關的轉口貿易，由服務貿易調整到貨物貿易統計，貨物貿易金額擴大，服務貿易金額相應減少

（2）對外直接投資VS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可以分為境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金額分別為1865.6億元、8620.2億元。截至2015年10月底，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金額分別為11803億元，5898億元。由圖三分析可知，兩者總體呈上升趨勢，2014年以前，兩者所占比例明顯不均衡，對外直接投資占比過少，均在18%以下，2015年10月底，對外直接投資占比33.3%，明顯好于2014年，預示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在提高，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化的層次在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較大。

圖三 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趨勢圖

2.人民幣離岸市場快速發展

人民幣離岸市場指在我國大陸以外從事和開展使用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的市場。中國銀行9月14日“2015年第二季度離岸人民幣指數”，該指數是根據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上的資金存量規模、資金運用狀況、金融工具使用等方面的發展水平來計算的。計算結果顯示，離岸人民幣指數從2013年的0、91%提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37%，整體一直處于上升趨勢。說明我國人民幣在離岸金融市場的使用規模和份額上穩步提升，日趨活躍。

3.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提升

據統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結算中的使用份額從2013年1月的0.63%攀升至2015年7月的2.34%，雖然份額仍然很小，但是一直在不斷增長中。根據SWIFT公布的數據，2015年8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排名由2012年1月的第20位上升至第4位。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表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認可加深了。

三、總結

經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分析，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總體規模增長勢頭良好、離岸市場發展迅速、國際地位有一定提高。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推進，相關的改革政策的出臺、業務的創新等。可以預期，跨境人民幣結算將進一步擴大，雙邊貨幣合作將繼續穩步開展，資本項目可兌換步伐穩步推進，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規模將進一步增加。（作者單位：1.沈陽師范大學；2.郵儲銀行）

參考文獻：

[1] 李婧.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看人民幣國際化戰略[J].世界經濟研究，2011，02：13-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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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投資信托；房地產直接投資；制度

中圖分類號：F2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7-0147-02

房地產投資信托制度(REITS)在美國產生以來，很快被西歐各國以及亞洲新興國家所運用，并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加以調整。這說明這種制度具有一定的可復制性，而從當今的趨勢來看，越來越多的國家有實施這種制度的意向，這說明這種制度有著獨特的制度優勢，這種優勢又是與其他投資方式比較得出的。相對于房地產直接投資這種產生較早、應用較廣泛的投資方式而言，房地產投資信托制度(REITS)有一些制度上的優勢。

一、房地產直接投資與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

房地產直接投資是指將資金直接投資于一定的房地產物業，委托專業人士或自行經營的一種投資方式；是指投資者從購買土地使用權開始，通過在土地上的進一步投資活動，即經過規劃設計和工程建設等過程，建成可以滿足人們某種入住需要的房地產產品，然后將其推向市場進行銷售，轉讓給新的投資者或使用者，并通過這個轉讓過程收回投資、獲取開發利潤的過程。

房地產投資信托(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下文簡稱REITs)是由基金公司和其他發起人向投資者發行受益憑證，將社會上的資金集中起來，匯集成具有一定規模的信托財產，并由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充當募集資金的托管人，對房地產證券和房地產項目開發進行直接和間接的投資。REITs實際上是由專業人員管理的房地產類的集合資金投資計劃。我國目前香港地區發行了7只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而內地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試點的準備工作。

二、二者的比較分析

（一）二者相同點

1.目的都是進行房地產投資。無論是房地產直接投資還是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其最終目的都是進行房地產的相關投資，無論是直接經營還是間接經營，其投資對象都是房地產，包括住宅房地產、商業房地產、旅游房地產等。投資者都可以享受投資收益和回報。房地產是一種不動產，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都具有固定性和不可移動性。不僅空間上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且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某些附屬物一旦形成，也不能移動。

2.二者都需要融資。房地產業是一種占用資金數額巨大的行業，所以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信托基金，都需要進行融資。只是融資的渠道會有所不同，前者以銀行貸款為主，民間資本為輔，而后者則全部來源于民間資本，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優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民間資本在房地產融資中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

3.二者都受到相關法律的約束和相關部門的監管。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清理專業銀行房地產開發公司有關政策問題的通知》，對于房地產直接投資階段銀行貸款政策作了規定。2003年7月30日，香港證監會正式公布了《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守則》，對于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市場作了詳盡的法律規定。內地雖然目前還沒有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產品，但是從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的監管來看，都受到了法律的嚴格約束。其目的都是防范金融風險。

（二）二者的不同點

房地產投資信托與房地產直接投資相比較，兩者具有如下差異。

1.投資主體的差異

房地產是資金密集型行業，房地產直接投資的特點是投資規模大且周期長，這使得普通投資者望而卻步，不敢問津。相比較而言，房地產投資信托制度以一種集合投資的方式使一般大眾投資者跨過了房地產投資的“高資金門檻”和“高專業化門檻”，使大額的房地產投資劃分成了小額的證券投資，分散開的資金使得大眾投資者投資房地產業成為可能，使得中小投資者都可以享受房地產業帶來的收益，也賦予了所有想投資于房地產業的投資者的投資機會。主體的差異體現了房地產投資信托的優勢，一方面可以聚集社會資產，另一方面又可以調動中小投資者參與到房地產業中來，對于整個房地產業的發展都有著積極作用。

2.風險的差異

房地產投資信托是以受益憑證或股票的方式募集公眾資金，通過專業化的管理，從事多樣化的投資，除可通過不同的不動產種類、區位、經營方式等投資組合來降低風險外，也可以在法令允許范圍內從事公債、股票等有價證券投資以分散投資風險。而房地產直接投資由于是直接投資于物業，受房地產市場變化的影響很大，占用資金較多，往往還要通過出售的方式盈利，因而投資風險大，而且在投資期間遇到政策風險或者利率風險時，則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3.資產的流動性差異

房地產屬于不動產，由于其本身的固定性使得它的流動性較差，房地產直接投資于房地產物業，若想變現只能通過一種方式——出售物業，但出售物業的難度較大且占用時間較長，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在需要現金時往往還不得不打折扣，因此流動性較差；而房地產投資信托的投資者可以將受益憑證通過金融市場買賣，證券在發行后可以在次級市場上加以交易，投資者可以隨時在集中市場上或店頭市場上買賣證券，有助于資金的流通，方便快捷，耗用時間少且交易成本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傳統不動產不易脫手的顧慮，所以具有高度的流動性。

4.物業類型差異

房地產直接投資由于受投資資本規模的限制，相同或相近地理位置便于投資，同時也是為了規避投資風險和節省投資管理成本，其物業通常集中在一個或幾個地區，而且資產類型通常具有單一性；而房地產投資信托由于有專門的機構進行投資，不受地域的限制，除了出售之外還可以采取出租的方式獲利，所以物業所處的地區比較廣泛，不局限于某一個城市或者某一個地區，物業的類型也可以多樣化，同一種房地產投資信托可以同時投資于普通住宅、寫字樓、商鋪等不同類型的物業。

5.收益的穩定性差異

房地產直接投資由于受房地產總體市場的影響較大，收益起伏很大，在房地產市場上升時，可以獲得收益，然而在房地產市場低迷時，往往收益較低，再加上直接投資要通過出售房地產物業的方式，總體收益的穩定性不高；而房地產投資信托則受房地產總體市場的影響較小，波動性較小，即便是在房地產市場低迷時也可以繼續持有待市場好轉再出售，且房地產投資信托有一部分是通過物業的租金獲取收益而不必出售，所以其收益的穩定性較高。

6.管理方式差異

就房地產直接投資而言，投資者必須自己介入房地產的具體業務，這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資者若聘請他人管理，又極易產生人的道德風險，并容易導致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且由于缺乏專業人士的介入，投資者難以獲取便捷的融資渠道；而房地產投資信托一方面因由房地產專業人士管理，管理層在房地產投資信托又占有相當大的股份，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能比較有效地防止；另一方面，REITs聘請高度專業化的團隊對持有的商業地產組合進行管理，投資者能夠借助專家和管理層的能力獲得良好的融資渠道。

7.靈活性差異

房地產直接投資由于投資金額巨大，所以靈活性較差，而房地產投資信托的靈活性是一種新型的資產證券化的投資方式，所以靈活性較高。REITs有兩方面的靈活性:一是投資者持股的靈活性。將房產劃分為小額股份，每股金額較小，投資者能夠負擔且沒有投資數量的限制；二是房地產投資信托本身的投資方式靈活性。REITS既可作為融資渠道，也可以作為一種證券工具，即把一些機構或面臨困境的物業銷售商持有的分散房產包裝上市，或者將整個集團公司包裝上市。

三、小結

房地產直接投資已經是我國房地產業的常規投資方式，而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雖然已經在香港地區開展多年，在中國內地卻剛剛準備進行試點。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有其自身的制度優勢，對中小企業及投資者提供了新的投融資渠道，讓社會大眾通過REITs這一渠道突破房地產業進入壁壘，能夠參與到房地產業的投資中來，分享房地產業的收益和成果。房地產直接投資也仍然是房地產行業投資的主要方式之一，兩者的并存與發展有助于房地產金融體系的完整，有利于房地產金融體系逐步走向成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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