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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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遺物主要是指那些經過藝術加工創造的繪畫、雕塑、碑刻書法作品以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實用與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

關鍵詞：藝術考古學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藝術品。古代藝術品的來源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傳世品；另一類是經過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得到的藝術品。傳世藝術品往往是中國古代藝術發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傳世藝術品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個是其確切的時代難以認證，給研究工作增加了難度；另一個更突出的問題是，對古代藝術品出于各種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偽。許多前代的青銅器、玉器、書畫等藝術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傳世藝術品不能成為藝術考古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植根于考古學，是運用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手段得來的。它只是數量、品種眾多的考古學研究對象的一小部分。以此為前提，我們可以通過對已有定論的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析，逐漸剝離出非藝術性的物質產品，較為合理地勾畫出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面貌。作為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其首要條件必須是人類運用自己的雙手勞動創造的產物，這樣就從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中排除了與古代人類活動有關的“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種農作物、家畜、及漁獵或采集所獲得的動植物的遺存等”；同樣，從藝術品所具有的審美和情感性出發，考古學研究對象中的灰坑、窖藏、礦井、水渠、壕溝等遺跡，雖然都是人工創造物，但僅具實用功能，或服務于生產生活，或用于戰爭的防御，很難激起人的審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為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至于古代人類以藝術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銅器、漆器、金銀器和各類裝飾品等工藝美術品，以及巖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雕塑等藝術作品，無疑是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然而，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生產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買地券，甲骨、簡牘、紡織品、錢幣、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為藝術品的首要條件，即人工創造性的特征，但這些物品卻決非都是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

一、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類

由于藝術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是一門在藝術學和考古學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交叉科學，其研究對象既是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藝術學科研究古代藝術產生、發展、演變規律的重要資料，因此，對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類，要以考古學的分類方法為主線，同時參照藝術分類法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資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類勞動創造的物質性遺存，一般分成遺物和遺跡兩大類。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則是考古學研究對象中人類精神文化創造的遺存，同樣也可以分為藝術遺跡和藝術遺物兩大類。

藝術遺跡是指經過古代勞動人民藝術性創造的歷史遺留，是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遺跡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遺存，在中國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兩大類。中國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種木料，以斗拱、榫卯結構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為的種種因素的毀壞，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結構建筑物幾乎絕跡，僅存部分建筑物的殘缺構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遺跡也只有寺觀、塔、石闕、石窟寺、橋梁等幾類。中國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貴族建造的墳墓，以磚、石為材料，大多模擬當時地上建筑的風貌，但趨于簡率。相比較而言，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的有關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實物資料并不豐富，但作為建筑附屬裝飾的壁畫和雕塑卻獨樹一幟，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藝術遺跡的分類便以壁畫和雕塑為主。

藝術遺物主要是指那些經過藝術加工創造的繪畫、雕塑、碑刻書法作品以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其中工藝美術品無論在數量、種類，還是在藝術題材和藝術成就上都遠遠超過前者。藝術遺物中的繪畫藝術品，主要有帛畫與絹畫、木版畫與木簡畫、卷軸畫等幾類。藝術遺物中的雕塑藝術品，主要有墓葬和遺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幾類。書法是文字的書寫藝術，從最初刻劃在陶器上的符號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的貨幣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當文字、銅鏡文字、簡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書法藝術出現的基礎和源泉。中國古代的工藝美術品，按質地和裝飾手法可以細分為陶器藝術品、玉器藝術品、銅器藝術品、漆器藝術品、瓷器藝術品、絲織藝術品、金銀藝術品和骨雕、牙雕藝術品等。中國古代藝術品的種類紛繁復雜，除了上述繪畫、雕塑、碑刻書法和工藝美術品之外，還包括音樂、舞蹈、樂舞百戲、瓦當、剪紙、面塑等其它藝術品。

二、藝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藝術考古學是一門建立在考古學和藝術學基礎上的新興的交叉或邊緣學科，因此，凡是考古學和藝術學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藝術考古學的研究中得到運用和借鑒。目前，對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卻隨著考古發掘出土的古代藝術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漸露出端倪。一般來說，藝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主要來源于對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文化人類學、圖像學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鑒，以及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資料的運用。

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是研究資料重要的分類排比方法。正像歷史學家從一頁頁古代文獻記錄中尋找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一樣，考古學家也正是從這一層層的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文化堆積層中，艱難地復原古代社會的面貌，使它們成為科學的研究資料。考古地層學給古代藝術品貼上了時代的標簽，恢復了歷史的真實。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中整理分析資料的一個重要方法。考古類型學在藝術考古學上的應用，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通過對古代藝術品形態和裝飾題材的分析研究解決年代學的問題，從而使考古資料有更嚴密的科學性。另一方面，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歸納出古代藝術品的內容題材和裝飾手法的種類，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統的研究資料。

文化人類學是解決原始藝術問題的一把鑰匙。如何盡可能準確地解釋史前藝術品，就需要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對史前原始藝術、有史時期野蠻民族和現存少數民族藝術創造的研究成果，又有與古代藝術創造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生活狀況、倫理道德觀念、等物質文化和人類意識形態方面研究的成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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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互涉 美術史學 考古學 關系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時代，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學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學科互涉”的性質，形成了美術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此學科兼具美術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特點，對美術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研究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結構，探討二者之間的滲透和交叉關系，對各學科的研究邊界進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古物學對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影響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學的重要影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習慣，中國古代存在著“玉府”等收藏古物的專有機構；外國的皇族對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當時古物學發展的動力。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真正開始交叉滲透的時間是在18世紀中期，溫克爾曼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其著作《古代美術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美術的發展歷史。該學者在編寫的過程中，從美術史的角度出發，對促進民族發展的古物和記載美術史的古物文獻展開了研究。正是因為該學者將古物學和美術史學、考古學結合起來，才發現總結出美術的發展歷程，促使了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成熟，溫克爾曼也因此被稱為“美術史學之父”和“考古學之父”。無論是溫克爾曼的稱謂還是其著作的特點，都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美術史學與考古學之間都受到古物學的影響，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聯系。

二、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和了解

不同學科之間跨越了邊界之后就會產生互相滲透，即產生我們所認為的“學科互涉”。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滲透是必然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叉主要體現在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學科的指導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學科相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與其他學科產生的滲透和交叉性；學科內外的定義等。美術史和考古學學科互涉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

無論是考古學還是美術史學，在對相關的方法和對象進行論述和解釋時，都涉及大量的說明和闡釋，此特點表明了人文學科的鮮明特點。若根據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美術史學屬于美術學的范疇；若根據研究體系來看，美術史學又屬于歷史學。在美術史學的發展中，人類的審美情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較為濃烈，理性認識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感官來進行。我們可以將美術史學的研究實質歸結為：通過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來認識美術家或者是史學家的思想感情，從而探索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1]。

與美術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考古學直接強調理性在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人類的發展，通過分類描述遺留的物品來對古代社會的存在形式進行研究，并研究遺留物品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相關的功能，此外，對遺留物品的發展和改變進行研究和分析，能夠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關發展的具體意義。無論是探索背后的規律還是直接將理性思想運用于分析和調查中，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將探索和研究物質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和方向來實現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產生的交叉

考古學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研究地層和器物的類型。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主要局限于單純的研究和記錄，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內容就是對地層以及器物的類型進行研究和總結。直到1960年之后，丹麥的著名學者克里斯丁在對古典的器物進行研究時，融入了情境，并對器物的裝飾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不僅對考古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美術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之后蘇秉琦也利用了美術的圖案分類將美術的寫實與寫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學中。

在美術史學中也有考古學的滲透，例如，廣泛應用于年代和類型的研究方法同樣能夠為美術史學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對美術的風格進行研究時，法國的夏皮羅采用了層析法進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析分別是對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間的關聯進行的研究，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學科互涉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外國學者溫克爾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學科互涉。在我國的古代，學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為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2]。

（三）研究對象的滲透和交叉

從研究對象來看，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滲透。美術史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美術的作品以及美術作品的創作者，尤其是在對古代的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時，涉及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屬于考古學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考古學和美術史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畫、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藝品等等。對人類古代遺跡進行研究和保存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學科結構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術史學與考古學在自身的學科結構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

若根據美術史學的學科性質來進行分類，可以分成歷史和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大類：美術基礎實踐，主要是指對美術的基本技能進行的練習和創作等，目的是加強素描、繪畫等基本的美術技能；美術史論，是指對美術的歷史和評論等方面的學習，目前出現的課程分類主要包含文物的保護以及鑒定、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鑒賞、文藝理論等方面，其中的文藝理論課程和文物相關的課程都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相關數據表明，美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設了多種美術和藝術史課程，涉及的范圍也較廣，初步統計已經達到了800種。這些新設立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并設立的，為學生學習文物的維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定的美學基礎[3]。

從考古學的結構出發，除了對基本的文物展開研究之外，對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術知識。此外，考古學涉及社會、文學、美學等多個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種其他學科，例如地質學、建筑史學、體質人類學、醫學等，對多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學就包含在美術史學中。因此，二者在結構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4]。

三、美術考古學的形成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的發展背景下，學科互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目前而言，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時，已經涉及了大量的美術史學的資料和方法。同樣的，美術史學家在對美術歷史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用了考古學中的大量資料，各專家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廣，概念也越來越寬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滲透已經促使一個新的學科形成，即美術考古學。該學科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廣泛全面的研究內容、對象以及方法論。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會越來越頻繁，信息化的發展為學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學者必須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加深對各個學科邊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進各學科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玉平.從“學科互涉”看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淺談美術考古與環境藝術之聯姻[J].美術大觀，2013（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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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實證主義 功能主義 過程主義 象征考古學 結構考古學

可以說，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帶著重建中國上古信史的使命傳入中國的，而且在其學科定位方面也從來沒有人將其視為獨立于歷史學之外的學科。王國維提出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傅斯年將史料分為兩類，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即實物遺存和史書文獻。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并在美國接受西方考古學教育的李濟，他的畢生心愿也是希望通過對夏商城址的發掘重建中國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國，考古學從來就被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似乎對于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界的研究者來講這樣的劃分是妥善恰當和毋庸置疑的。

將過程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所倡導的一些理論和基本方法分別運用于我國考古學對于歷史時期考古、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這是根據不同流派的理論和不同時期考古研究的特點得出的觀點。而最重要隱性根據則是以時間為軸，人類和環境相互之間此消彼長的影響。因為環境條件并非簡單地單方面對人群起作用，事實上，環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動力組合部分，它們持續的被人類的干預所改造。

一、新考古學的相關理論引入

新考古學又被稱為過程考古學，這里的過程和動力機制同義，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歷史演變的動力或原因，將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學最高目標。[1]過程考古學秉持的兩大主義是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此外，實證主義也是新考古學的一大特點。

（一）、實證主義與舊石器時代考古

眾所周知，因為距今年代相對較遠，所以舊石器時代保留至今的遺存很少。此外，由于在舊石器時代，尚處于人類的"蒙昧"時期，即使現在運用科技可以較為準確的得知當時人類的腦容量等數據，但是，那時人類的智力水平和認知能力到底發育到什么層次，現在的研究還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在目前看來，對于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國際上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對于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的考古研究；直接從考古材料入手，通過今天能夠看到的遺存，來盡可能的還原和模擬古代人類的生活；第二，就是對世界上一些社會結構較為簡單、發展速度較慢，沒有經過工業化和依然保存傳統的人群和民族進行實地考察，通過今天這些人群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來和舊石器時代相關人類遺存進行比對和分析，希望以此來破解古人類的生存密碼。這也是新考古學中運用實證主義的研究目的。我國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種方法，對于第二種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將其歸類為民族學材料。事實上，這其實自己關上了一扇可以眺望遠古的窗戶，實際上，也將實證主義拒之門外。一個存在的現象是在西方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這三門學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并相互促進的，而在我國卻人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義"與"過程主義"對新石器時代考古

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慢慢意識到，文化-歷史考古學難以勝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運轉和演變的工作，于是他們采取新的方法，對人類行為系統進行人類學和社會學調查來研究史前史。這些途徑從性質上一般被稱為功能論和過程論。傳統上，文化-歷史考古學從外部解釋變遷，將其歸因于傳播和遷移。功能和過程研究試圖從內部來了解社會和文化系統，以決定這些系統的不同部分是如何關聯，以及這些部分彼此之間是如何互動的。[2]

用簡單的詞語解釋"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話，那么可以將功能主義簡單的理解為"文化系統"，將過程主義理解為"動力機制"。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功能主義其實搭建了一座社會運轉系統的模型，而過程主義則提供了供這個系統良性運轉的動力。如果將文化系統比作一個有機體的話，功能主義構建其所需的各個子系統，然后將所有的子系統聯系在一起，合并為為一個整體；而過程主義則為這個有機體添加動力元素，讓這個有機體具有活力并健康運轉。毫無疑問，越是運用于復雜的社會，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價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講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會生態系統圖示，他提供的思路對于研究過去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二、后過程考古學相關流派觀點的借用

以劍橋大學為代表的一批考古學家開始從人類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角度來研究考古材料，關注人的能動性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他們認為，人類文化并非一種只對環境起作用的適應系統，人類思想和他們的生存環境同樣重要。人類的物質文化是由人類的思想所積極操縱，物質現象不止是對生存環境和社會結構的被動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過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關注社會和個人的意識形態對社會演變所起的作用，關注文化現象所蘊含的"思維"和"價值"。

（一）、象征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象征考古學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無關的紋飾和設計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們當時的宇宙觀，貴族如何應用奢飾品的象征性來操縱社會信仰和運用他們的權力。

象征考古學的價值在于提醒人們通過對器物本身的研究來探討其背后的意義。象征考古學對我國新時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現階段社會研究的將會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國新時代時代晚期，各個地區相繼初現了一些社會發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等。這些文化表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玉器作為"國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討的應該是這些玉器背后體現的社會意志和精神，而不僅是質地或是工藝。[4]

（二）、結構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結構考古學試圖分析考古材料之間在結構上的關系，解讀背后蘊涵的規則。結構考古學認為，許多信息并不反映在個別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組器物和遺跡現象共生的結構關系上。[5]

對于器物組合的記錄和研究，是考古學研究中的盲點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組合所蘊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單個物體所無法承載和體現的，這更加凸顯出器物組合的珍貴性和進行結構考古學的迫切性。尤其對于文字尚未出現而社會物質和精神方面發展層次卻較高的前文明社會來講，結構考古學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對巖畫、刻畫符號、動植物擺塑的分析，大到對聚落形態、墓葬制度的研究，都離不開在整體結構上的把握。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豐富，中國歷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較為細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學理論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借鑒重點應該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兩個時期。因為在當時，文明尚未起源，國家尚未出現，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國家地域和版圖。人類在整個世界中自由遷徙，文化也隨之擴散和傳播，后來隨著人類智商的發育和技能的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技術足以支撐社會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軌，并未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所以，舊石器時代和新時期時代的考古想要研究過去的人類如何生活是一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那么便需要借鑒和整合國際上相關研究，才能擴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這也是引進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 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頁。

[3]（加拿大）布魯斯?G?特里格著，陳淳譯，《考古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9頁。

[2]（美）蒂莫西?厄爾著，陳洪波、陳虹譯，《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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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

作者：徐堅著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4月

橫跨河南安陽洹河兩岸的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從1928年到1937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進行的15次考古發掘工作。甲骨卜辭、青銅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遺物，以及宗廟、王陵、族邑聚落遺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遺址等殘留遺跡，將《史記—殷本紀》等史書中對商朝半歷史半神話式的寥寥數語記述，在實際物證支持下變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實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為史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的考古發掘，安陽發掘引入了科學的方法與態度，對塑造嗣后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學科特征影響極為深遠，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國前兩代考古學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一書標題所暗示的那樣，“安陽并非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的全部”。在作者徐堅博士看來，如果過度強調安陽這一“主流傳統”，“很可能會忽視安陽之外的發掘、史語所以外的學人、有計劃的科學發掘之外的意外發現、田野調查和發掘之外的理論和方法的輸入和闡發等”；而恰恰是這些未受關注的、已被遺忘甚至遭到貶抑的“暗流傳統”（alternative tradition），構成了1949年之后中國考古學基礎知識、田野方法和闡釋理論的重要來源。

他認為，對1949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學史的寫作不應簡單地滿足于按照年代關系匯總發現和研究，羅列考古發現、研究著述和學人事跡，而應該充分地展現學科范式形成和嬗變過程中多來源、多環節和多線索的多元景象，主要從人員和機構、“科學”與“非科學”之分、實證和理論之別等三個角度來厘定暗流傳統。

例如，史語所郭寶鈞主持的浚縣辛村、汲縣山彪鎮、輝縣琉璃閣等青銅時代墓葬發掘，吳金鼎在蒼洱之間的考古學調查和發掘，都具有超越安陽的重大價值。在史語所之外，國立歷史博物館、史學與國學研究機構、各省公共博物館與圖書館以及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間考古學組織，共同構成了早期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參與力量。中國歷史悠久的古物收藏傳統與金石學、器物學研究，甚至“非科學”的遺跡盜掘、公器私藏與古物流通，對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不能說毫無助益。具有鄉土史、人類學、民族學傾向的考古學暗伏于特定的學術傳統與研究主題中，與此同時，西方考古學的考古學史體系、發掘方法和類型學分析被“有意識、有傾向”地譯介到中國，讓中國考古學的實踐“有選擇性地接受”并融匯結合。可以說，這些暗流傳統的脈絡，既與作為主脈的安陽傳統相互呼應、交織糅雜，又顯示出獨特的人員、地域、學統和理路。

在作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的安陽，也見證了中央與地方、本國與外國、科學發掘與牟利盜發之間的角力和斗爭，以及在發掘、保管和闡釋各個環節中的沖突與矛盾。雖然史語所和地方政府聯合組隊進行發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爭從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鄉土文化保護意識、文物在地保護傾向以及發展本地博物館等考慮，曾抵制史語所的安陽發掘，使其短暫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語所按照每畝地每年180元標準支付的天價地租，依然讓當地村民覺得“阻擋財路”而憤懣不平，導致猖獗的盜掘屢禁不止。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教授顧立雅親臨安陽考察時發現“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見方的盜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銅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場，其精致程度和罕見程度甚至勝于大部分田野發掘遺物。出于政治正確性和學術政治的考慮，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學者在安陽的發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雖然是一部學術專著，但作者采用“回訪”、“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試圖審慎而準確地部分復原歷史的錯綜面貌，讓那些“隱匿的多數”、“執拗的低音”重新發聲，于是我們就能在書中讀到關于一國一地一家的細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學家、金石學人、盜掘鄉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險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織映出的歷史圖景。最有意思的是，書中如小說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節”，或許當數在安陽發掘之前1923年新鄭李家樓大墓的發現與發掘。

新鄭李家樓大墓在偶然中被發現，地主李銳并不接受知事上繳銅器的勸說，反而將菜園井坑所出銅器當成私家財產，待價而沽甚至已經售出。到底應當公藏抑或私存？駐軍靳云鶚部迅即介入，在多通電文中反復申明，“此項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實系中華國粹，片銅寸鐵，皆足寶貴，應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銳聯絡北京一帶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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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考古學;區系類型學;文化區

中圖分類號:K8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學文化的區,指的是文化區。在考古學上的意義就是指一個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一般情況下,一種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相對比較大的地理空間)就是一個文化區。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區分各種考古學文化在一定時期內的空間分布,從而為進行較大范圍內的橫向考古學文化研究奠定基礎。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是建立在文化遺存之間或遺址之間的比較之上的。比較是人類認識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類思維中最經常的一類活動。有比較才有鑒別,沒有比較,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就不可能完善,人類的知識體系也無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較考古學文化的不同現象,才有可能發現出他們各自得內涵,才有可能對他們產生概念上的認識。區、系、類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比較法,這里所指的比較不是潛在的、無意識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識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種聯系與依托,同時,這些事物都處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只有通過比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鮮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就是我們區分不同考古學文化或不同文化類型的關鍵依據。

我們在做判別和區分的時候,是離不開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來做依托的。首先,我們應根據考古地層學原理,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借助現代科學測年法,確定某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序列及相對年代;其次,在具體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時,應先從單件的器物,或個體遺跡入手,從對遺跡遺物形態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體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內各遺跡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聚落之間的比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較,通過聚落群之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較研究,確定文化區,這便是所謂的從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層次,即社會層次。在對某地區的田野考古發掘積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據一定數目的已發掘的遺址,設法搞清某種考古學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農業生產等。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類型學的研究,在更大范圍內比較不同遺址,從而認定同一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要確定一個考古學文化區,一定要經過反復比較;同時,這些要比較的遺址,必須經過正式發掘并具備一定量的遺跡遺物基礎。在進行兩個遺址比較時,主體部分至少應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這樣才可確定兩個遺址或兩個遺址中的某個文化層屬于同一文化。如果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況下,僅僅能視作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時,在比較中,我們還應注意某一文化區周邊器物的其它文化區。在同一文化區內,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區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離文化中心最遠的地區為文化邊區地區。這些邊區的文化由于多數情況下處于兩種文化區的交界地,一般都是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劃分邊區文化區的范圍十分繁雜,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經過正式發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較,才能比較準確地做出劃分。當然,確定文化區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確定不準確,那整個文化區的范圍就會被劃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區的范圍,即文化邊區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動態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因此,我們要通過精確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較,才有可能確定出不同時期文化區的范圍。

考古學文化的系,是指文化發展的系統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學文化縱向的發展脈絡。一般情況下,它是由若干個有時間發展關系的考古學文化構成的,是某一區域內文化發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一定的時間范圍,與此同時,每種文化又一定與該地區先后的文化有著某種關系。反映到考古學文化上,則表現為每一種考古學文化都具有其產生淵源及發展方向。所以,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都是由若干縱向發展關系的文化構成的,而要確定一個文化系統,也必須建立在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的基礎上。具體來說,考古地層學主要靠研究判斷在某地區內各種考古文化出現的先后順序,而考古類型學則是通過對具體的遺物的研究分析,以此來確定器物之間前后承襲的發展關系。

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指的是文化類型。關于它的具體含義,目前還存在一定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它指的是在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域內由于微環境的條件差異,包括自然環境、地理條件、其它文化的影響等因素,在主體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現出某種地域性的差異。這種地域性的差異通常就會用考古學文化類型來定義。當然,每種文化類型也存在一定的區域性。

一種考古學文化可能由幾種考古學文化類型(地區類型)構成,由分布在一個區域內相似的若干個遺址構成。因此,盡管文化類型也有時間上的差異,但更多的表現卻是空間上的不同。這種文化類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對于進一步了解考古文化發展的復雜性,是相當有意義的。

在人類學研究中,人類文化即有普遍文化與亞文化之分,亞文化表現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職業性。在文化的主題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類型就可以視為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分支、或是類似于文化人類學上所說的亞文化。文化類型主要表達的,是一時期內不同空間上所表現得文化差異,而分期則注重表現相同空間內不同時期的文化差異,應該把它們的側重點搞清,不要混淆。

從理論上講,統計的器物類型越多越好,這種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從具體的器物、遺址、到遺址群、再到文化區、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區之間的文化因素比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較,這樣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區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

在運用比較法的時候,我們不能僅依據某單一方面,如果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只能依據一個方面,也必須盡可能得從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個考古學文化的陶器比較,我們要從紋飾、器形、陶質、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這樣才能比較準確地判別出文化的屬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來源與早晚關系,不能僅依靠簡單的比較就得出某兩種文化屬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學的研究中,無論是在史前時期還是在歷史時期,區、系、類型學都是一項基本的研究問題。在史前時期,尤其是新石器時代,它更是一項基本任務。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框架的建立,為我們從宏觀上探討歷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發展以及民族文化的變化等重大問題奠定了基礎。區、系、類型學是從實踐中得出,再回到實踐中檢驗,并且在反復檢驗中指導更高層次的研究方法。確立區、系、類型學的基礎前提是正式發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資料。也就是說,只有當考古工作者通過考古發掘獲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資料,才能設法確立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同時,這個區系類型必須在日后的發掘中不斷檢驗并完善,并進一步指導更高層次的研究分析。要通過反復的驗證,不能拘泥不變,輕易下結論。我們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國第一個被確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然而,自從它最初被確立開始,直到今天,有關它的認識都是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斷發展,資料的不斷豐富,以及研究的逐漸深入日益完善并改進的。并不是從它一經發現便得出今天的結論。我們對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研究,都要經過反復驗證,要掌握大量的真實材料,同時采取科學的態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時空范圍。對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來說,區是塊、系是條、類型則是分支。這三個方面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研究中,我們要從宏觀上加以注意,不能將它們割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考古學文化有一個更為科學的認識。

篇6

關鍵詞：民族文物通論；宋兆麟；感知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2-0141-02

一、書名及作者簡介

書名：《民族文物通論》，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遼寧省遼陽市，是我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首席顧問，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長期從事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研究，側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遠古文化》、《中國原始社會史》、《巫與巫術》、《中國生育信仰》、《中國民間神像》、《中國民族文物通論》、《共妻制與共夫制》、《女兒國親歷記》等。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的“南汪北宋”兩位考古學者，其中的“汪”指汪寧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蘇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師，這樣的評價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學資料去研究考古問題的學術方向，同時也是對他的一種鞭策。宋先生一直把這句評價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二、內容概要

全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方法問題，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點，田野調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與方法，民族考古問題，民族文物鑒定，民族文物的應用等。

第二部分為具體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豐富多彩，種類繁多，作者選擇了若干典型個例，與考古遺物對比，進行比較研究，這種綜合性研究，不僅介紹了若干研究方法，也進一步闡述了民族文物的價值。

第三部分為古代民族風俗畫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書中選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風俗畫，加以剖析，對民族文物研究和鑒定有重要借鑒。

由于時間關系與精力所限，筆者僅選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進行一些淺顯的歸納與總結，全書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論方法為基礎，輔以第二部分的具體事例，系統地論述了民族文物的相關理論，筆者也從具體事例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方法的理性認識。筆者認為通過這兩部分的概述與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內容與內在精神。作者在闡述民族文物理論時，詳以事例，并構建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論體系，為民族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基礎。

三、書中經典

（一）民族文物定義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爭論較多。作者認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產生以來，各民族所創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歷史階段、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態形象，看得見，摸得著，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載體。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遺留下來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內涵，這正是中國文物的重要特色。具體來說，民族文物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從民族產生至今各族所遺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包括考古發掘品、傳世文物和近現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來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對民族文物做了較為全面客觀的定義，使民族文物從空間與時間上與現在相連接，并有所區別。不僅總結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獨特的特點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等，而且歸納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獨具的特點：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層保護，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損壞；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為無機物，近代民族文物則以有機物質為主，文物保護難度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結構完整、功能明確，還有種種傳說；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為國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私人所有，這給文物征集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方法

1.民族文物應該有自己的層次學。作者從自己所學考古學的背景出發，把相應的理念與構想帶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據民族文物的特點，提出民族文物層次學。如果比較而言，考古學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無誤的遞呈關系，下早上晚。考古學家可根據地層關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遺物進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沒有地層的堆積和保護，干擾嚴重，古今摻雜，而且本身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無序性或紊亂性，關系錯綜復雜。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學那樣按地層發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把無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來，弄清來龍去脈，找出時間、空間序列，也就是分清歷史層次，各就其位，還原其本來的歷史坐標。

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種民族文物層次學，作為指導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論之一。其中應包括下列內容：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標準文物，作為鑒選有關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時代的同類文物，又有發展演變規律，運用這些規律也可以鑒別同一時期的有關文物。這樣就可以把堆積一處的眾多民族文物按時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確其時間性，這一點在工具、器皿、服裝、工藝品等方面都很實用，能找出它們的層次關系。

民族文物層次學，使數以萬計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來，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歷史坐標――時間階段與空間位置，這對現階段的民族博物館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應該建立民族支系學。作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民族支系學，用以明確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對民族文物的細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而且不少民族內部又分許多支系，反映在物質文化或文物制度上當然也千差萬別。我們在處理民族文物時首先應該確認屬于某種民族，即確定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礎。其次為了區別出民族支系、地區，必須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區分別開來。

以清代云南彝族為例，即有摩察、羅婺、魯屋、聶素、撒摩都等支系，每個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質文化特點，其文物是不一樣的。類似問題在藏族、納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民族內部的支系，不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區、語言、文物上也有明顯差別，因此作者認為民族支系學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建立民族支系學理論體系，還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屬的全貌。

民族支系學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淵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語言特點、分布區域及其演變，本支系與其他支系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異同。從中得出的理論原則，必然會深化民族史、民族學研究，有助于物質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說民族文物層次學是解決民族文物發展系列的準則，那么民族支系學則是解決民族間、民族內部支系間關系的重要理論準則。

任何一個民族支系的確定，都應該歸納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學文化必須有“一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具體地說，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時間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這些特點，既是該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們與其他支系相區別的地方。以海南黎族為例，其包括五個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個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樣的，語言也有一定差別，當然在文身的圖案上也有一定差別。

四、存留問題的淺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書中針對民族文物的分類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產工具、舟車、手工工藝、宗教文物與文字。筆者認為還應包括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構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為從分類的內容來看，作者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劃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關“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論述了民族文物與考古的問題，客觀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與內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較研究與民族考古學混為一談。

其次，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應該是考古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國75屆人類學會的主題就是“民族考古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的關系”。也說明它是兩種學科的結合，是考古學與民族學比較研究的方法。不難看出，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是以考古學為主，民族學只是它的一種研究手段，所以應該突出考古學。最后，作者認為所謂民族考古學并不具備一種學科的特征。

由于學科是指學術研究部門的分類，每種學科的確立，必須有自己的研究領域，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和任務，但是民族考古學并沒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對象，所研究的課題都是考古學的內容，也沒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作者認為，他們做的，只是把民族學方法、資料引進考古學而已。

綜上所述，民族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只是多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還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學科――“民族考古學”。

五、個人感想

篇7

為了比較深入地討論有關藝術考古學科教育的問題,筆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討論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得以展開。這些概念,與常見的、書本教材的表達,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不同之處提供了一些筆者的思考。

(一)關于考古學與藝術考古學考古學是西方傳進的一門先進的人文社會學科,其不同于文獻史學,也不同于具有中國傳統的金石學——文物學。但是,考古學又和文獻史學、文物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時至今日,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研究歷史科學,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歷史科學,如果離開了考古學,就會有嚴重的缺憾。與之相仿,研究文物學,尤其是研究大致相當于中國宋代以前的文物學,離開了考古學也是萬萬不能的。考古學以田野操作作為其基本的學術特征,簡而言之,就是考古學探討的問題出自于田野,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實踐于田野。這里所謂的問題,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樣式,包括了存在的環境,維持人類生命及社會的基本方式,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當然是物化的表達),也包括了人對愉悅感的獲得。現在,在這里討論一下“愉悅感的獲得和肯定”問題。個體的人乃至組成為社會的人群,受大自然環境的基本掌控,會感覺到生存空間的逼仄。個體的人和組成社會的人群,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制,會感到自己常常處于無能為力的狀態。挑戰這種逼仄和無能為力的狀態,人類是需要思想、夢想和幻想的。在人類的思想、夢想和幻想的范疇之內,既有對大自然、客觀環境的琢磨和開發,也有對自身能力的訓練和提高(包括對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鑒、學習和模仿)。此外,這些思想、夢想和幻想就要給予人們以憧憬、舒適感,以及對于未來充滿希望(當然這種希望,首先建立在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上)。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使人們獲得一定的物質剩余和時間閑余的時候,人們要把這種“美”、舒適的感覺物化,這就是藝術與審美的起源。當人們需要了解人類適應環境、順從環境、挑戰環境、破壞環境又被環境所懲罰的歷程時,人們離不開環境考古學。當人們了解自身的創造能力,以及由這些創造能力反過來為社會創造物質,生活條件改觀,人們生活狀態的多樣化,又感覺到生產、生活資料總是不夠豐富時,人們自然會應用一般考古學來了解這一歷史。與人們對于環境考古學、一般考古學需求相仿佛,人們對“美”的歷程(認知美、創造美)的探究,當然就需要藝術考古學。所以,社會上極少數人專門從事的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全體人類的歷史、生命史、生活史、審美史是密合無縫的,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教育事業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可這一點。

(二)關于藝術史與藝術考古藝術的起源,是和人類有閑余時間思考舒適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開始。這種物化,不僅僅是通過畫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劃,不僅僅是做出三維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實更重要的是對人身本體的各種認可,包括對異性的欣賞、對老人的尊重、對嬰孩的撫愛、對少年的引導教育;包括紋身、發飾、穿鼻、穿耳;包括運用發聲器官而產生歌唱和詩吟,也包括用軀干、五官、肢體語言發展出的舞蹈。對人身和人群這種美的寄托,可能還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現。所以,藝術史的開端幾乎和人類社會的開端一樣古老,人們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對生命的維持之后,任何舒適感都有可能導致藝術的產生。所以,雖然個體生命會表達個體性的美感的外化顯現,但社會性人類藝術的產生并不主要是一種個體的行為,而是一種基于個體的群體的必然,由個體向群體的聚會和飛躍更為重要。人們定居以后,對擺脫自然的掌控、創作出豐富的物質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強,其發展頻率日益加快。同樣對于藝術來說,它們的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的發展與演進,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學的收獲可以說明這一切。正如人們獲得近現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難具體考慮人們從野生動物般生活狀態時擺脫出來的那一刻,即真正成為人的那一刻,無論是環境、自身、技術獲得與創造,極少去回溯、考慮這一初期或早期的問題。同樣,在近現代藝術品類紛繁、光怪陸離、充滿激情的表達下,人們也很難去考慮藝術起源的“端點”的問題,如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的發端。這當然是藝術史的問題,在分門別類的藝術上,又可以區分為美術史(還可以細分水墨畫史、油畫史、版畫史、水彩畫史、漫畫史等)、設計史、工藝美術史、音樂舞蹈史、綜合藝術史。應用考古學的方法,考慮藝術的端點問題以及藝術的早期發展問題,這就是藝術考古學所要解決、解釋的端點和早期的問題。正如人們對待新石器時代以后,文字文獻產生之后,例如,中國對于從三代直到隋唐五代,雖然文獻記載日益詳盡,可是考古學還是發揮著重要作用,發現、說明、解讀甚至參與重建某個歷史的片段。同樣,盡管藝術史在發展成熟的過程中,文獻記錄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學的發現、說明、解讀,這就是藝術考古學所要解決、解釋的關于藝術發展的問題,事關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當現當代藝術不斷甚至急切地向歷史、向傳統汲取營養,重新評價、批判、認識傳統,以傳統為一種參照以冷靜地認識現當代藝術,考古學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關于藝術教育人們對生活技能、生產技能的獲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廣義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學校教育范疇之外的。例如,大人對孩童的誘導、模仿、各種教誨,在自然環境當中的趨利避害,人群當中的互相幫助,正確與人相處,包括異性間相處、同輩間相處、異輩間相處的方式和能力,一般來說,這些是非學校教育,每個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要經受這些教育。藝術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對基本美丑的辨別,對自己的舒適感的肯定以及對人群總體的舒適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這一系列的行為都需要進行誘導和觸發,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學校教育獲得的。一些觀點認為,人們的藝術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獲得的,這種說法起碼在后來就不盡準確了;也有認為藝術教育只能是依靠學校教育,這當然也是不完整的認識。藝術教育大致可以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基本審美的教育,對美的認識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術教育。歌唱、舞蹈、繪畫、雕塑、設計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訓練。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個階段,大致是為了造就專門的藝術人才或者稱為專門的藝術家的,如音樂家、畫家、雕塑家、設計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學校培養的藝術天才、天籟之音等,實際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階段隱形化了,這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學校的外在形式,但是這一階段本身是跨越不過去的。陜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識字的“白狼”柴根,講述過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溝壑間一遍又一遍地反復大聲吼唱;津巴布韋地區的非洲石雕、木雕藝人,最有成就者,總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對手的作品作為參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對手,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階段隱形化的實例。所以,把藝術教育定位于一個廣義的藝術教育,就是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升華的過程。我國既然有了藝術院校或藝術系科,有了成規模的學校、課堂、教材書本化的藝術教育,自然應當非常珍視這種條件,以造就

現代藝術家。可是,往往是事與愿違,學校里往往難以創造出真正的藝術家和大師,其間的問題很多。有一般教育的問題(和非藝術廣大院校的教育的問題同在),也有專門教育的一些問題,但這些不是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本文旨在討論藝術教育的作用時,著重討論藝術考古對藝術教育某些糾偏的意義和價值。 二、藝術考古教育探究

藝術考古教育,是個相當寬泛的問題,包括針對教育的對象,針對教育的需求和目的,這里分成幾個主要層次、幾個主要側面進行討論。

(一)一般層次對于藝術教育,存在有中專水平、大學本科水平的一般藝術教育層次,藝術考古教育應當介入這個層次。藝術考古學可以考慮專門的本科教育,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古學、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教學與訓練。培養的畢業生,為將來進入研究生教育階段做準備,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單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會提供需要。作為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藝術學科,應當把藝術考古學作為基礎課、必修課之一,這門課程不必占用很長時間。其主要任務是解釋清楚審美的起源,藝術的起源,一般藝術史與考古學的關系,解說藝術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紹中外藝術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藝術學科的學生初步感覺到藝術考古訓練的必要。

(二)中高級層次所謂中高級層次的藝術教育,一般是指碩士、博士階段,藝術考古的介入應當帶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對于專修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碩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專業一些。例如,對藝術起源的研究,人類起源和藝術起源的關系,早期藝術與人們定居的關系,以青銅器為代表的技術變革之后藝術的發展問題。其中,藝術的起源的最早階段其共性是遠遠大于個性的,人類定居之后,造成了人類藝術氣質的分離、變異,要深究其時代和原因,要深究藝術本身與非藝術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質遺存來看,藝術考古學所面對的主要對象即考古學的收獲,以美術品占絕大多數。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體的表現;其次,可以分析出來設計的表現(包括工藝設計和藝術設計),間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樂、舞蹈、詩歌等其他藝術門類。因此,應當探討各個藝術門類在考古學當中所反映的權重的差異,以及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種藝術門類其發展時的或迅速或遲緩的表現,以及深究其原因。現在人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區分,從人類定居時開始,西亞北非地區、中亞地區、歐洲南部、歐洲中部、歐洲西部,東亞等有關地區之間的藝術的差異。除了以上講到過的藝術表現的差異之外,藝術考古學還要關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異,關注有關藝術與藝術之外的因素。

(三)為現代藝術教育服務在幾乎任何藝術門類往往都有這樣的現象,人們對藝術創作“規律”尚未有掌握時,其藝術創作的原始沖動就越強大,作品品格成為唯一、成為典范、成為不可逾越的巔峰。反之,人們對藝術創作規律掌握的越加透徹,其藝術創作的原始沖動就越加被束縛,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規中矩的藝術作品往往也是最為平庸的藝術作品。恐怕不會有人拒絕從藝術考古教育當中攝取古老藝術創作當中的原動力、原始沖動與創造力。藝術考古學關注藝術家所用材料,藝術材料學在走過了漫長的歷程以后,會反向關注其原始、早期狀態。材料的選擇使用,會對藝術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為例,甚至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而這兩個時代藝術材料的探討,舍棄考古學是無法進行的。藝術的歷史以美術史為例,說到底,不過是寫實主義與寫意主義的理論與技法的糾結互動前進的歷史,這一點從考古學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們為了表現美,同時在向著具象和非具象兩條道路在努力奮斗,伊比魯尼亞、米諾斯、紅山、馬家窯、兩河、埃及、黑非洲地區的早期藝術都證明了這一點。在西亞、北非、歐洲地區,寫實主義主要是和環境地貌學、建筑學、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相結合,表達的寫實主義情趣,即逼真性與人文內涵的結合。在東方,主要以中國藝術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趨同、至上與籠罩,表達了寫意的充分發展。從早期的同途而殊往,發展到近現在的可能的殊途同歸,藝術考古學不僅給予了實例和實證,表達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現,而且應當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規律,服務于未來的藝術發展。現在的藝術批評,包括美術批評,尤其在中國,常常呈現出一種無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趨向,趨于玄學的趨向。藝術考古學可以提供一些歷史的、基本的參照物,于是當代藝術可以和傳統藝術得以比較,個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體的無意識藝術傾向相比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學指出的時間帶上相比較。對當代特定的區域,如中國,總體藝術發展水平的評價離不開藝術考古所提供的基礎、所提供的路徑、所提供的相對比的標本。這樣的批評,由實證出發才有可能達到哲學的高度。藝術考古學經過數以萬年計的排隊和爬梳,經過千余年以來有了專門的藝術家隊伍的創作實踐,以及藝術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藝術發展規律并以此建立藝術發展坐標系,這樣有助于對人類未來藝術的預測。

(四)藝術的終極目的與藝術考古藝術的終極目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牽涉人類為什么有了藝術而藝術的終極目的又是為了什么。人類把藝術看作是具有人類自身的和人類社會的基本屬性之后,便可知道藝術考古學的教育是一個須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藝術的誕生是由人們的自我愉悅開始,藝術的終極目的應當是促使人類的圓滿達到可能的極致。簡而言之,藝術的終極目的就是人類社會在藝術層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實現。從這種認識出發,人們看到了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直到現當代的太多的假惡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墮落卑劣的趨向。如果說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華民族的存亡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刻,有真正的藝術家提出“藝術救國”的口號,我們這代人聽到還帶著一種不解的振奮的話,那么現當代的人們對于以藝術、以真善美來救世,恐怕就會有一種切膚的認同的感覺了。藝術品和藝術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區別,如果當代人不能夠悉數說清楚此間的區分的話,那么藝術考古卻能夠比較客觀的、以從歷史回顧的角度,敘述人類以真、善、美對抗假、惡、丑的藝術歷程。由此說來,認識藝術的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闡述藝術的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極需要藝術考古學的有力支撐,需要藝術考古學的認真培訓。

三、藝術考古課程設計問題

藝術考古應當課程化,在藝術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藝術院校、系科所屬地域不同,教學科研特點不同,在設置藝術考古學課程的具體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筆者在這里提供了一種設計,以供參考。

(一)中專、本科階段以下指的是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專業。開設“藝術考古學”課程,可以將藝術考古學作為美術史學的前半部。在中專和大學本科階段,要給學生們以考古學和文物學的基本知識,使學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學和文物學成果,了解考古學和文物學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學和文物學以斷代和分類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課時量控制在16至20課時即可基本完成這一任務。例如,在中文、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院系的課程中設置一門考古學通史類課程,或在全校范圍內由專業教師開設文物賞析類課程,課程內容不必過于精深,旨在為學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學、文物學、美學基礎,提高學生欣賞美、感知美,有關作品中繼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碩士研究生階段區別中外,區別主要地域,進行藝術考古學的重點教育,樹立藝術考古學與藝術史的“時間樹”概念,開展藝術考古學方法論的探討。使藝術史“物化”,變為空間環境藝術史、生命體驗藝術史、生活創作藝術史。有條件的院校系科可以進行考古工地藝術考古實踐,分專題的藝術考古實踐(如青銅藝術、陶瓷藝術、畫像石藝術、雕塑藝術、繪畫藝術等)。盡可能完成認識中外藝術史文獻和藝術考古實物的“互證”問題,這方面西方希臘羅馬藝術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應當成為美術史論碩士研究生的必選理論課程,應當推薦成為其他藝術科系的重點選修課程,鼓勵產生藝術考古學范疇的碩士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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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曹操墓；考古學；學術誠信

中圖分類號：K928.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4）01-0000-01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通過新聞會向社會公布了安陽市安豐鄉西高穴村2號大墓為曹操高陵，這一則消息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眾所周知也有很多的質疑之聲，這種質疑直接影響到考古學的學術誠信問題。

一、考古學學術誠信的內涵

考古學是一門嚴謹、科學性較強的學科，是通過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遺跡和遺物來全面揭示古代人類生產和生活的面貌，從而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①。考古學的主要方法有兩種，即地層學和類型學，這兩種方法分別是從地質學和生物學借鑒過來的，如果是歷史時期的考古，通常會用到王國維先生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即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的結合。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大量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廣泛應用于考古學之中，產生了很多的研究分支，如碳14測年、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體質人類學、分子生物學、古代遺存的物理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因而考古學的科學性在不斷增強，可以說考古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自然科學方法占比重最大的一門學科。

學術誠信有兩方面的內涵：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和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要求“真”，求“新”，做到“誠”；在對待其他研究者及其成果上要講“信”，信任他人，講究信譽、信任②。尊重事實、從實際出發是考古學家的天職，一切認識要通過對實際材料的研究中得出，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這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原則③。因此，在對一項考古發現進行說明時，往往考古學家的發言會比較謹慎，這是由其學科特點和長期的思維訓練所決定的，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考古學家是不會輕易下結論的。

考古學工作的基礎是田野發掘，田野工作的質量優劣直接關系著整個研究項目的成敗，在論證遺存性質的過程中對田野工作的要求極其嚴格，比如判斷一座墓葬的年代、墓主人身份等問題，就要考慮到墓葬形制、隨葬品特征以及判斷墓主人身份的證物等。因此，學術誠信在此就顯得尤為重要，不能把似是而非的證據加入到推理的過程中，更不能有以假亂真的現象。此外考古學是一門“遺憾”的學科，由于早期遺存受到后期不同程度的破壞，很多關鍵證據的缺失使研究者不能有十足的把握來判斷考古遺存的性質，只能實事求是地做出初步的判斷。科學研究是允許出現誤差，考古當然不能例外，初步的研究成果需要后期學者的驗證和修正，才能促使一個學科的持續發展，這就是上文所說的“誠”和“信”。在學術研討的范圍內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而對于一些惡意攻擊和誹謗的言論，這些并不是科學研究的范疇。

二、關于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

曹操墓的公布，當時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出現了所謂的“挺曹派”和“倒曹派”。考古研究者則注重實物資料，也就是證據鏈是否能證明西高穴2號墓為曹操高陵。

考古界研究魏晉墓葬的大多數學者均認同一個觀點，即西高穴2號大墓基本上可以認定為曹操高陵④。發掘簡報《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⑤的公布，為我們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簡報的結語部分列舉了認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十大證據，這也是考古學者判斷曹操高陵的主要依據。總結一下，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講，第一是實物資料，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組合確定了該墓的年代為東漢末年；墓葬的規格也可判斷墓主人的身份為王侯級別；墓葬中出土的石牌刻有“魏武王”，在東漢末年有這種稱謂的再無他人，只有魏武王曹操；墓葬中的人骨經測定，男性人骨的年齡在60歲左右，與曹操去世時的66歲年紀相當；石牌上的文字寫法和語言習慣符合當時的風格。第二是文獻和其他資料的印證，《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記載，曹操墓“因高為基，不封不樹”，這與發掘中沒有發現封土符合；1998年出土的魯潛墓志點出的曹操高陵位置與發掘地點吻合。從以上的證據鏈，考古學者可以初步斷定該墓即為曹操高陵，這種推理方法完全符合考古學的研究邏輯。

三、對曹操高陵“質疑”的“釋疑”

社會上有關曹操墓的質疑較多，筆者在此主要搜集了幾種主要的說法來進行釋疑。

首先是“石牌造假說”，這種說法是最為尖銳地污蔑考古工作者的說法。考古工作的基礎是田野發掘，根據《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發掘工作按照地層從上向下、由晚及早得逐層清理，石牌位于墓室的下層，其上層出土的遺物已經是東漢末年的遺物了，下層是不可能會出現晚期物品，更不會是現代偽造的石牌。另外從石牌上的文體風格來看，比如“木墨行清”、“香囊卅雙”、“常所用”的語言，這些是所謂的“造假者”所不能企及的，這些語言是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獨特的風格，趙超先生曾對出土石牌做過辨識與斷代⑥，“從銘文的書體可以看出是東漢末年流行的隸書”，“從刀刻的痕跡看，與東漢碑刻的刻法相似”，“文字結構具有漢代的特點”。

第二種說法是“七十二疑冢說”。首先要探討一下此種說法的來歷，吳金華先生對此做過考證，早期的史志顯示，從魏晉到唐代，曹操墓的所在地都有非常明確的記載，這表明“疑冢”說在唐代之前沒有出現過；“疑冢之說”濫觴于北宋，興盛于南宋；所謂的“七十二疑冢”，元明時期已被載入史志，清初又被補進著名小說《三國演義》中，其影響之大，超過南宋⑦。此外，1988年3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說，民間傳說的“七十二疑冢”，經過考古工作者的考證，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且數量不是72而是134。這也就表明，“七十二疑冢”沒有任何的科學依據，只是民間的傳說而已。

第三種較為普遍的說法是該墓葬有可能是“冉魏墓”，即十六國時期的另一“魏武王”，歷史記載其墓葬的方位與西高穴大墓相似，但從該墓的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組合來看，這種說法不堪一擊，該墓的特征表明了墓葬的年代是東漢末年，不可能會持續到十六國時期。

第四種說法是“沒有墓志說”，在考古學上墓志是判斷一座墓葬墓主人身份你的關鍵證據，而西高穴2號墓沒有墓志，這符合當時的埋葬習俗，墓志的出現是在西晉以后，因此該墓中沒有墓志很合理。

綜上所述，曹操墓的初步認定在考古學上沒有太大的疑問，在學術的范疇內大家都可以參與討論，但那些污蔑之言不屬于該范疇，考古工作者沒有必要去反駁。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上看，曹操墓并不存在違背學術誠信的方面。

注解

① 孫英民、李友謀：《中國考古學通論》（修訂本），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

② 湯曾：《淺議學術誠信》，《廣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③ 王巍：《西高穴大墓與考古學的認知程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19日第2版。

④ 劉慶柱：《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19日第1版；焦南峰：《安陽西高穴墓地應是曹操高陵》，《中國文物報》2010年1月13日第3版；白云翔：《安陽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之爭的考古學思考》，《光明日報》2010年1月26日第12版；朱紹侯：《曹操與曹操墓》，《史學月刊》2010年第5期；韓國河：《有關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2010年2月12日第3版；劉瑞：《說“常所用”》，《中國文物報》2010年10月15日第6版。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縣文化局：《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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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諸如李濟、梁思永、吳金鼎等中國早期考古學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類學訓練，但中國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學”傳統依舊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導向了器物發掘的脈絡。這不但導致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在中國長期分裂為兩個聯系不甚緊密的學科———考古學常與歷史學為伍，而人類學則淪為社會學的附庸———而且使得我們在閱讀考古材料時，缺乏有效的解讀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窺一斑，不見全豹”的處境。

為了實現考古學向人類學維度的回歸，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實踐。好在，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GideonShelach）的《中國北方邊疆地區的史前社會：公元前一千年間身份標識的形成及經濟轉變的考古學考察》（以下引自本書皆標注頁碼，不另說明）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該書中不但為我們呈現了用人類學視角解讀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還通過對現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重現認識“北方邊疆”

翻過介紹全書結構的第一章緒論部分后，從本書的第二章開始，作者將中國北方地帶分為四個亞區，按“生計方式、聚落結構和組織、宗教活動、生產工藝”（P9）等方面對這四個亞區進行比較，這四個地區分別為1.甘肅走廊，2.黃河周邊地區，3.黃河以東和太原———北京一線以北地區（作者稱之為“赤峰”地區），4.遼寧西部。雖然吉迪這樣的地區分類有待商榷，但他認為這一連接歐亞大草原的“北方地帶”，“并非像大家普遍認為的那樣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過‘北方地帶’的東北部與之相承接”（P17）的觀點確實頗為正確的，因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東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時期在該地留下的痕跡，而且后者的影響最為明顯。

因此，通過這一章對不同區域考古遺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諸要素的關系，在第二章的結論部分，作者首先將我們觀念中籠而統之的“北方”游牧地帶劃分成幾個不同的區域，認識到“這個地帶不同亞區的文化屬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區的發展軌跡在變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但總體來說，不同地區發展軌跡正逐漸趨向一致。”（P51）

對于這種“逐漸趨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經濟原因嗎？北方地帶的經濟及政治進程”中提出了一個假設。很明顯，吉迪在這里運用了政治-經濟學方法，這種方法自上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開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學界廣泛應用，形成自身對于考古學、古典文化和社會的融合性認識。

通過谷物以及動物性資源消費方式變化的分析發現，在北方地帶東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隨著“新型的馴化動物，如綿羊、山羊和馬在這一地區的遺址中被發現”（P70），該地區的畜牧經濟才開始逐漸發展。與此同時，本書作者還引用了美國人類學家薩爾茲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業為主要經濟方式的社會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體也從事一定程度的農業生產”（P78），這不但更新了我們對游牧群體的刻板印象，同時也啟發我們打開了新的思路，“騎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興起的結果，而非畜牧專業化發展的原因；畜牧業經濟可能是為了抵制來自定居人群強大軍事壓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遷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動，可以視為某種形式的政治對抗。”（P80）從經濟類型的轉變，政治組織的變遷，通過考古材料的分析，我們獲得了一種動態的視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計方式）對結構變遷（定居人群壓力）的適應（發展出畜牧經濟），當然，作者也提到了氣候因素（但認為這并非主因）。同時，也提示我們，從這種政治———經濟視角來審視考古學材料，將會幫助我們躍出“所見”的遺存的局限，獲得更具“整體性”的觀點。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過對這四1個北方區域“身份標識及其表現形式”的比較得出結論：“從公元前1千紀開始，北方地帶與黃河及長江流域人群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這種不同不僅體現在服裝與服飾的風格上，也體現在影響人們思維與行動的世界觀上”（P125）。盡管作者沒有對這種變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個長期存在但一直為中國研究者所回避的問題：跨區域的文化聯系。這個被概括為“本地起源論”和“文化傳播論”的觀念之爭（隨著分子人類學成果的出現———這點作者沒有提到）開始呈現向后者松動的跡象，吉迪綜合其他研究者的觀點提到，“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并非要重建舊的‘文化傳播論’模式，而是要研究當地與外界之間交往所帶來的影響，從而重建世界的復雜化歷史進程”（P130）。

相比之下，本書的結論相對薄弱，甚至又回到了“華夏”和“草原”分野的傳統問題上，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因為受制于這一二分法背后的價值取向。盡管如此，本書在方法論和理論視野上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足夠的啟迪，其意義和價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歷程經典譯叢”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一書。

啟發與不足

本書優點和缺點一樣顯而易見，其最大的優點與其說引入了西方學界業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經濟”觀點，毋寧說，是突破了中國近幾十年來對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執追求。

當我們有意識地糾正這一問題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經濟學觀點，對中國各地考古材料的整體性分析。通過上文的介紹，我們了解到農業經濟向更專業化畜牧經濟的轉型發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時間里；其背后來自定居人群的壓力與我們原先對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時，文化各個表征之間建立在經濟類型上的聯系，也超越了傳統上將其劃分為不同社會階段（如原始社會、氏族公社）的機械分類。這些都給中國考古學及史前社會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啟迪。

當然，這些啟發背后的不足之處也同樣明顯。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確實集中了國際學術界對東亞北方社會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傳統上“長城南北”二分關系的束縛，以及對中國早期文獻的有限認識，實際上，仍然無法更為準確地認識、分析中國早期社會。更重要的是，由于對中國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認識，作者忽略了物質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動，很有可能重新落入傳統考古學那種“類型學”陷阱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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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從多學科的角度聯合攻關研究。主要是考古學、第四紀環境科學、古氣候學等多學科結合。最常見的是在一個考古學研究綜合項目下，設立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子課題，根據綜合研究課題的目的和任務，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絕大多數考古學課題在設計階段就將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其課題組成員不僅有考古學家，還有古環境、古氣候等方面的專家。也有一種情況就是第四紀古環境研究課題，邀請考古學家參加，通過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研究內容

研究內容主要是結合考古發掘和綜合研究項目的進行，采用自然科學方法，對考古遺址本身、遺址周圍局域范圍內和區域內的古環境信息進行提取和分析，在結合考古學材料進行綜合研究。

考古遺址中古環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過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遺骸，分析人類活動的特點和環境狀況。

對考古遺址中土壤樣品進行孢粉和植硅體等古植物遺存分析，通常能夠提供遺址周圍局域或者區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遺址周圍的人類活動總是要直接（農業活動等）或者間接地（放牧，踐踏活動增加等）影響植被組合。通過為人類提供食物或者為牲畜提供草料、準備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進行裝飾或者儀式性活動等目的，也可以將植物采集或者搬運到遺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體分析能夠為認識古代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提供證據。在英國Orkney曾經有一個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Orkney 古冢項目”[2]，旨在加強對墓葬遺跡的管理，同時深入探討青銅時代的喪葬禮儀和墓地的地貌特點。對一處青銅時代墓地的孢粉組合研究結果揭示：在這處墓地形成以前，這里曾經是開闊的草地，可能是作為牧場，還有零星的農作物種植在附近，這可能說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夠的草場，可以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墓地，同時還反映人們更愿意將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對考古遺址中保存的炭屑進行種屬分析，還可以為認識古文化發展的環境背景特別是植被環境提供重要證據。對葡萄牙東部Estremadura 地區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遺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植被的資料，結果顯示，植被變遷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屬和黃楊屬植物的出現，第二階段這種組合被更喜溫的木犀欖屬植物代替，考古遺址中木犀欖屬植物的減少標志了第三階段的開始。上述結果證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里的氣候較現在干冷，而全新世階段的氣候則與現今相似[4]。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炭屑進行樹木的種屬鑒定，不僅能夠為人類文化發展提供環境背景，還為第四紀的古環境重建增加新的資料，這可以說是環境考古研究對第四紀環境科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對法國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兩處洞穴遺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結果揭示了13000年以來地中海西北地區的植被變遷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種類作為建群植物[5]。

考古遺址周圍局域古環境重建能夠獲得人類與環境關系，特別是人類對環境影響的直接證據。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考古遺址附近湖泊類沉積物進行孢粉、植硅體、硅藻等生物指標的分析，重建當時的環境，特別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類活動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區，靠近史前時代遺址和中石器時代至中世紀遺跡的地區，有兩個小湖泊，對其沉積物進行的孢粉等古環境指標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在大約距今3000年前后（大約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轉變為石楠屬植被。這個突然的變化，正好與學術界普遍認為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轉變過程中農牧業經濟的引入對應[6]。蘇格蘭東南部地區一些青銅時代以來的考古遺址周圍發育了泥炭沼澤，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來人類活動對植被的影響，有放射性碳測年結果的孢粉譜與考古和歷史記錄有比較好的對應關系，對比的結果表明，第一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發生在鐵器時代，這是導致這個地區森林幾乎被砍伐殆盡的一次重要事件，后來的幾次森林變遷也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7]。對芬蘭東部的Karelia 北部地區一個湖泊（Poettoelampi）沉積物進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續1300年的森林火災的歷史記錄，在人類影響開始以前，火災是控制這里的森林變遷的主導因素，但從大約公元1600年開始，由于刀耕火種農業在這個地區的開始，沉積物中的炭屑含量明顯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結果共同證明，在大約公元1720年到20世紀初，是刀耕火種農業迅速發展的階段，由于農業活動而引起的火災發生間隔的縮短，引起了這里的森林結構的變化，云杉明顯減少，松樹成為主要樹種[8]。

區域范圍內古環境重建，能夠為分析人類活動特點、古文化發展與變遷提供環境背景，比如農業起源的環境背景，古代社會復雜化的環境背景等。對第四紀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系統分析和總結，能夠為研究環境變遷與人類文化發展的關系提供科學可靠的古環境資料。對全球范圍內末次盛冰期以來主要植被演化歷史的綜合研究，為研究不同地區環境與人類關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對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和古環境研究結果進行的對比分析表明，人類文化的發展和衰落受到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而其中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當明顯[10]。對西北歐洲的全新世考古學文化發展及其古環境背景的分析，結果顯示，全新世氣候變化是古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環境因素[11]。西北歐洲的人類文化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劃分為7個階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將其與根據太陽輻射、冰期活動、湖泊海洋水位、泥炭發育、樹輪生長等環境指標重建的氣候變化過程進行對比，發現人類影響自然環境/土地利用的過程與氣候變化有密切的關系，盡管由于年代學的結果不盡如人意而使得精確的對比還比較困難，但是，在未來的研究中，隨著對湖泊沉積的年層進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測年序列的建立，這個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

這里大致介紹了歐洲的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細檢索現有的文獻，我們還能找到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由于眾多考古學與古環境科學、古氣候學聯合項目的實施和一些科學研究結果的公布，在歐洲的學術界和公眾中，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其主要表現就是這類研究項目能夠得到政府和基金會的大力資助，不論是考古學項目還是古環境、古氣候研究項目，在項目設計論證的過程中就把多學科合作作為一個重點，從而保證了這類項目的順利實施并不斷取得重要成果。轉貼于 [1] 靳桂云，劉東生：《華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溫氣候事件與古文化變遷》，《科學通報》，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劉東生，吳文祥：《全新世中期氣候轉變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贊紅，趙青春：《我國中原地區3500aBP前后的異常洪水事件及其氣候背景》，《中國科學（D輯）》，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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