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變遷與發展范文

時間:2023-09-20 17: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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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變遷與發展

篇1

【關鍵詞】城市邊緣區;“退二進三”; 規劃管理;改革管理體制

城市邊緣區(urban fringe)指城市建成區的外圍地帶,或由城市向郊區過渡的地帶。城市邊緣區位于已建成的外城區的邊緣,表現出明顯的城鄉結合部和城鄉經濟混合增長的特征。當前,我國大部分大中城市已進入中心區與外圍區同步發展的旺盛建設時期,小城市的外緣建設亦在迅速起步,城市邊緣區是多數大中城市的主要增長地域。在我國城市邊緣區開發利用的過程中,一些地方由于不合理的生產經營方式、企業布局和對于短期經濟效益的片面追求,加之未能展開科學有效的管理,逐漸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和環境生態問題。加強城市邊緣區的可持續發展,對于加速cbd的改造,改善城市地域結構, 提高城市土地開發效益,優化城市功能區布局,以至于搞好整個城市和周圍地區的開發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1.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大城市郊區則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表現為一些新的取向:城市改造中的“退二進三”使工業郊區化外延、大城市改造中的“原住民”郊區化遷移、新興居住用地的郊區化擴散等等。主城區面臨過度集聚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壓力,出現包括環境、交通、地價等方方面面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使得居住和工業用地到主城區以外尋找空間,顯現出城市分散化、郊區化發展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大城市邊緣區日益成為大中城市的主要增長地域,形成了城市化最敏感、變化最大、最迅速的地區。在我國特殊的城鎮化進程中,大城市邊緣區城鎮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大城市與其邊緣區城鎮通過擴散與聚集的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緊密聯系。在由大城市——邊緣區城鎮——農村腹地共同構成的大的經濟區域中,這些城鎮具有更強的發展優勢,能夠依托中心城市,協調好與各方面的關系,共同發展,提高城鎮化水平,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消除城鄉差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

2. 隨著信息化社會和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大城市將迅速發展,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城市社會的相互聯系也大大增強了。

當前,世界城鎮化的主流正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將有可能形成新的有機統一的城市體系。美、英等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相當高,己進入了后城市化階段,出現了郊區城鎮化和逆城市化現象。另外,這些國家的城鎮化離不開城鎮,特別是大城市周邊地區城鎮的貢獻。以美國為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95%以上,但美國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工作選擇在大城市里,居住選擇在城鎮。其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依賴并得益于城鎮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有了大城市邊緣區及其腹地城鎮的發展,才有了美國大城市的興旺與繁榮。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大城市的發展也必然要經歷歐美國家大城市的發展歷程,大城市邊緣區城鎮的建設和發展成為促進大城市持續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證明,城鎮化是隨著工業化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象征。在我國的城鎮中除目前仍從事著農業勞動的人口外,有相當部分的農民己經脫離了農業部門,在各類城鎮及其周圍從事著各種非農勞動。因此,中國的城鎮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是城鎮化進程中一個不可低估的力量。近年來在“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大城市,促進生產力合理布局”方針的指導下,城鎮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城鎮建設成為當前的熱點。城鎮作為“城之尾,鄉之首”,有其獨特的發展優勢,但這同時也是其建設發展的難點所在。城鄉二元結構被打破,使得城鎮發展中的利益沖突、矛盾糾紛比大城市更為突出,人口、用地、產業和環境等方面的問題也日益尖銳。如何解決好這些問題,促進城鎮合理有序的可持續發展,將是今后大城市邊緣區城鎮發展研究面臨的重要課題。大城市邊緣區是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要素擴散與鄉村要素集聚而形成的,是位于大城市建成區與廣大鄉村地區之間的既不同于典型大城市、又有異于典型鄉村的區域,已分擔一定的城市功能且與主城之間擁有緊密的產業、居住、人流、物流、經濟流、信息流聯系的區域。它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一體化、構建“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前沿陣地,既是發展變化最迅速的地區,也是問題最多、最敏感的地帶。

3. 1980年以來,我國大城市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大城市人口不斷集聚,大城市空間在市域范圍內快速拓展與蔓延,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地域空間結構進入中心區與外圍區同步快速建設時期。

由于經濟、土地資源、規劃管理等原因,許多大城市邊緣區城鎮建設期間并沒有做較深的考慮,便匆匆招商引資開始建設。城鎮在經歷了一段盲目建設與缺乏規劃的無序發展過程之后。城鎮演變成了“千鎮一面”的雷同發展狀態,缺乏個性與地域性,產業結構也由此變得混亂不清。而且隨著城市化的不斷加快,在人口與資源集中的背景下,大城市邊緣區城鎮的發展逐漸朝著產業功能復合化和空間特色化的方向發展。城市邊緣區的發展是我國大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由于我國大城市城市邊緣區的發展剛剛開始,因此存在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根據發達國家已有的經驗,政府在城市邊緣區的開發中起重要作用。如二戰后美國政府住宅資金援助促進了郊區住宅建設,迎來了郊區化的大眾化階段,促進了城市邊緣區的發展。我國大城市政府要認真研究城市邊緣區的發展規律和動力機制,從城市總體格局、空間特點、城市性質、文化傳統等方面出發,對城市邊緣區的發展進行調控,引導郊區化健康發展。城市總體規劃要進行適當調整,要把郊區居住區發展規劃、郊區工業區發展規劃、建設用地規劃、基礎設施及服務設規劃等納入到城市總體規劃之中,擴大城市總體規劃的覆蓋范圍,使城市邊緣區的發展建設有章可循。

    4. 加強規劃管理,以規劃指導建設。

我國《土地管理法》、《城市規劃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都明確規定城鄉建設用地應加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同時強調應注意兩個規劃之間的協調。但從目前的規劃編制情況來看,邊緣區是城市規劃和±地利用規劃最薄弱的地帶,二者的協調配合也存在許多矛盾。邊緣區土地的可持續利用首先要求加強規劃管理。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編制應遵循“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三要保護生態”的原則,在切實保護優質農用地特別是耕地的基礎上,統籌安排好邊緣區用地。應根據集約用地的要求,因地制宜地確定合理的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城市用地規模及城市建設用地發展方向,防止城市盲目擴大;應在對邊緣區農用地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劃定基本農田保護區;應加強邊緣區村鎮建設和鄉鎮工業小區建設的統一規劃與統一管理,大力推進農村居民點的公寓式住宅建設和鄉鎮工業小區建設,減少宅基地及鄉鎮工業占用土地;應科學劃定土地利用分區,盡快建立和完善土地用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途管制制度。值得指出的是,我國城市邊緣區非農用地擴展不同于國外的“居住導向型”,而是以“工業導向型”為主,即大致遵循“近郊農業用地一工業用地一居住用地充填一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配套”的擴展過程,故在邊緣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城市規劃的銜接與協調時,應特別注意邊緣區的工業開發區選址與規劃,既要注意保護農田,又要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結構,還要注意環保設施的配套建設,保護生態環境。完善邊緣區土地估價制度,推進邊緣區土地的有償使用。

5. 改革管理體制

城市邊緣區的行政管理涉及面廣、綜合性強,必須協調好條塊關系,完善內在管理機制。首先,改革和健全行政運行機制.理順職權關系。按照“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原則,除少數不宣下放的實行雙重領導外,一般都要放到鄉鎮管理。同時要理順鄉鎮政府機關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明確分工;理順行政與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其次,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機制,理順政企關系,實現職能轉變,充分發揮政府的功能。在運用行政手段的同時,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的調節、經濟利益的誘導和經濟方法的約束來管理,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管理體制。

6. 結束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邊緣區社會發展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有著多個影響因子。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城市邊緣區發展的基本條件;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城市邊緣區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人口和人口密度因素是城市邊緣區發展的重要一部分;政府行為對城市邊緣區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生態產業是城市邊緣區發展的保證;區位條件是城市邊緣區發展的催化劑。只有認識到這些因素的存在,對癥下藥,才能解決好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邊緣發展問題。在我國城市規劃中盡管包括城市邊緣區規劃,但其重點是副食品基地的布局等內容,貧乏的內容使邊緣區基本上成為缺乏規劃管理的“灰色”地帶。所以要在研究邊緣區空間變化規律的基礎上,制訂全面的合理規劃。

參考文獻

[1] 陳有川.當前城市邊緣區發展的對策.城市規劃:7etij,1999(5):62.63.

[2] 陳佑啟.城鄉交錯帶的概念及特征[j].經濟地理,1996(3):27~31.

篇2

關鍵詞:城市變遷 ;變色顏料 ;探索

序言

材料作為繪畫語言的一部分對藝術創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當代藝術多元化發展的需要,大量豐富的新型材料被應用到創作當中。與此同時材料也順利的完成了由繪畫載體向繪畫主體的轉變并逐漸確立了其在藝術創作當中的地位。

材料的探索與應用為藝術創作帶來了新的生機,為藝術作品帶來了新的價值同時也讓人們在審美上對此有了新的認識。可見材料與藝術創作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從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的角度出發詳細介紹了自身創作的發展過程。從自身復雜矛盾的內心出發揭示了由于生活地點的不斷變化和城市的變遷造成的對城市生活浮躁的逃避對寧靜空間的渴望,由此背景逐漸形成了關于城市題材的創作。為了能用更加貼切的繪畫語言表達創作思想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嘗試發現了變色顏料這一特殊的新型材料。

它從出現到發展至今僅僅幾十年的時間,應用范圍有限,多數用于涂料及防偽標識等。主要分為熱敏變色①(可逆、不可逆),光敏變色②(可逆、不可逆),水溶變色③等。類型不同產生的效果也不同,主要成分是納米級塑料顆粒中包裹的色粉通過光或溫度的變化產生物理或化學反應達到變色的效果。迄今為止深圳的一家公司對此項技術的研究已趨于成熟,有一套色譜和溫度光線變化對照表。

變色材料在繪畫領域的應用當屬首次,這是一種全新的大膽的嘗試,經過大量的研究和實驗已經對材料顏色變化的特點和相互融合之間的反應有了一定的了解,將其應用于畫面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特殊視覺效果,當然這種效果不僅僅表現在畫面的視覺新鮮感上,更重要的是利用這種變色效果和畫面背后的主題思想相結可以來表現帶有時間感和年代感題材的創作,諸如城市變遷、四季變化等具象表現的宏偉題材,或者是時間流逝、空間變幻的抽象表現題材。此次創作正是借用變色材料的這一特點展現了城市變遷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然而任何材料都有其弊端,變色材料也不例外那就是它變色次數是有限的,這是由于變色材料本身的化學成分所決定的,大家都知道變化的東西是不穩定的,當然這并不是材料致命的問題,通過正確有效的保存和應用可以大大提高材料的變色壽命。相信通過進一步的實驗和探索,變色材料與繪畫的結合即將以一種新的形式展現在世人眼前,成為繪畫和影視的過渡產物,同時也期待變色材料可以拓展到裝置、設計、建筑等更為寬泛的藝術領域。

一、 簡要介紹城市題材創作形成的原因和背景

(一) 環境因素對創作初期的影響

繪畫作為一種藝術語言的表達方式肯定離不開作者對生活的感悟,只有親身經歷過這種感悟才會更加真實。我對城市題材的關注追根溯源首先要從家庭的影響談起。自幼出生在一個有著濃厚封建禮儀背景下的家庭,嚴厲的家教讓我做任何事都過于謹慎,時間久了變得不愿與人溝通喜歡安靜的獨處。但是出于本性和對身邊事物強烈的好奇心又不斷驅使我要從這樣的孤獨中走出去,釋放那份對自由的強烈渴望。

(二) 城市間奔走漂泊的求學感悟

隨著思想的成熟逐漸發現繪畫成為了最適合表達自己內心的方式,毅然決然的選擇了考取藝術院校的道路,這其中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奔走在城市間的藝考,那時候對于一個從來沒有出過家門的孩子來說紛繁復雜的花花世界一下子撲面而來,好奇的同時也昏了頭腦不知所措。此后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油然而生,總覺得在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知識、金錢、機遇物質的精神的應有盡有。現在回想起來正是由于當初成千上萬和自己有著同樣理想目標的人造就了當代中國城市的變遷。

(三) 由城市變遷產生的心理活動最終影響并確立了創作方向

雖然經常來往于城鄉之間,但對于城市變遷的感悟大多還停留在許多記憶的片段中,一直苦于沒有一個較為具體系統的認識和總結。讀研之后在教授的指導下通過對自己內心性格和成長經歷的具體分析讓我明白了單純的生活經歷和內向的性格造成了如今安靜又焦躁的矛盾內心。而城市變遷這一題材正好與復雜的內心相吻合,今天的城市已經遠不止滿足人們居住需要那么簡單,它集政治、經濟、文化于一身承載了太多東西。城市有它安靜的一面也有它熱鬧的一面,當你登上樓頂俯瞰時一座座毫無生命水泥般冰冷的建筑時它安靜的可怕。而當你目光轉移到車水馬龍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它又瞬間充滿了活力。城市的瞬息萬變更像是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也都成為了變化的一部分。

二、城市題材繪畫語言的探索到變色顏料的確立

(一)繪畫內容和形式語言的探索

最初對城市的關注是現實的,城市在一天中由于天氣和光線的原因可以產生許多豐富奇妙的變化,這些變化逐漸吸引我對城市的關注程度,記錄變化中安靜的瞬間成為我城市創作主題的一個階段。

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發現現實的記錄只能涉及內心安靜的部分對于表達矛盾復雜的內心還有所不足,從這之后我的關注點慢慢轉變為反應城市精神的一些東西。

在繪畫語言上為了更好的表達城市精神,我從水紋和蒸騰的空氣中找到了靈感并試著加入書法的抽象用筆隨性的勾勒出城市的輪廓,此時的畫面似乎更加符合既安靜又躁動的內心了。

(二)新材料的發現及應用是偶然中的必然

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還是覺得視覺上沒有想象的那么強烈,這驅使我繼續尋找更貼切的表達方式,查閱了大量關于材料的書籍,開始的目的其實只是為了讓材料融入創作使城市有一種經過時間沉淀的厚重感。后來偶然間在網上找到了變色材料這種新興的特殊材料,在初步了解屬性后發現它的材質基本和丙烯相似,所以決定通過實驗將其應用于城市題材創作當中去。

三、 從創作主題出發看變色材料如何表達城市變遷背后的問題

(一) 城市的本質和商品化經濟利益的關系

當代中國城市變遷的速度超乎想象,造成變遷的原因也錯綜復雜。其中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和復雜的市場環境是主要原因之一。我的家鄉對于這種變遷的體會尤為深刻,身處城鄉交界處每天見到的都是大片的農田被圈起納入規劃,接著一座座高樓大廈瞬間拔地而起,短短幾年時間里甚至來不及回憶兒時的家鄉就從這片土地上消失了。消費時代商品化經濟的強大動力讓任何難以想象的事情變成了現實,時間在這樣的社會變革中像出膛的子彈時刻牽動著城市的改變。身為八零后的一代我們有幸親身盡力了這種改變也從中體會到了變化后的優勢,然而我們在看到可喜成果的同時是否思考過城市變遷背后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呢?中國作為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加快追趕世界的步伐,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激烈的競爭也給中國帶來了無形的巨大壓力。在與時間賽跑的過程中許多東西都超出了預計的發展進程,有些甚至被省略直接過渡到成果階段,城市的發展也不例外。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過程實質上體現為社會經濟的全方位變遷過程。在變革、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城市所經歷的變遷更加顯現出其深刻性和獨特性。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城市社會的過渡是西方國家城市發展的必經之路,然而在中國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房地產經紀投資的各種因素導致了東西部城市發展的差異和比較嚴重的城鄉兩級分化。這些問題中我們不難看到不管是特殊形式下國家經濟體制優惠政策的傾斜,還是市場監管機制下的疏忽造成的,諸如房地產泡沫、“城中村”、“空心村”、大城市人口過渡飽和、以及中小城市發展不健全等不良現象的出現,歸根結底是由于城市發展過快造成的。回歸城市的本質,城市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人類居住生存的需要,城市的發展經歷了自然到工業的轉化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今后也應向著更加健康自由的方向發展,不要讓欲望擾亂了城市的腳步使城市變成無味的裝飾,也不要讓規矩束縛住城市的腳步讓城市變為冰冷的工具。當代中國在城市發展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也面臨了許多困難和有待解決的問題,作為八零后的我們已經逐漸參與并承擔起國家發展建設的重任,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通過藝術創作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將自己對城市發展問題的思考與見解傳達給公眾。

(二) 城市變遷與變色顏料結合所表達的主題思想

城市變遷與經濟息息相關,而數據變化又是經濟好壞的直接體現。如果我們關注經濟便不難發現,許多和經濟相關的報道中都少不了數據的統計,那些圖表中的數據就像跳動的音符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改變。當我們面對這些改變的同時必須警醒的意識到人類在欲望和利益的驅使下很容易會犯下的錯誤。此刻在那些貪婪的開發商和投資者眼中城市已不再是我們之前所居住的那個安靜祥和的城市,而變成了一張張錯綜復雜的規劃圖紙,城市變遷就會變錢,欲望交織下的城市逐漸變得扭曲、拉伸、蕭條,儼然像被貼上了標簽的商品一般。

天安門作為中國的標志性歷史遺跡有著極強的研究價值和象征意義。為今天我們研究那個時期中國古典建筑和城市發展變遷提供了寶貴的現實依據。封建社會它是政治權利的象征,如今隨著社會發展和城市變遷它與背后的現代化建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建國初期許多人為是否保留傳統建筑的城市建設問題展開過激烈的討論,最終天安門作為傳統文化的經典有幸得以保存,這是東西方文化發展相互交融妥協的結果。在創作中為天安門戲劇化的貼上城市的標簽,讓其成為商品化經濟中的一部分展現給大家將會引發一系列深刻的反思。

(三) 載體向主體的轉化變色材料在創作中的作用

變色材料作為一種特殊的繪畫材料在創作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只有對其充分了解后才能更好的應用于創作。要了解變色材料首先還需要簡單的了解一下材料的發展歷程。大家都知道造型、色彩、材料是構成繪畫語言的三大要素,在傳統繪畫中,材料作為造型和色彩的載體,一直處于從屬位置和技法層面,發揮著間接的技術和媒介作用。進入20世紀后,材料語言本身的直接性凸顯出來,成為演繹情感與觀念的主體語言。繪畫語言的內在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整個演化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再到文化的思維發展過程,它們共同構成了材料語言表現的三個層面。因此分析和研究材料作為繪畫語言所涵蓋的基本屬性即物質屬性、精神屬性、文化屬性,是我們解讀和進入這類繪畫創作的主要途徑。

從最初發現變色材料到經過大量實驗了解其特點屬性再到最后應用于畫面參與表達創作思想的過程期間,變色顏料的自身地位也發生了改變。從繪畫載體方面來看變色顏料的物質屬性豐富了形式語言的表達方式,拓展了視覺思維空間;而作為創作的一部分變色顏料同時也參與了繪畫主題思想即畫面時間性的表達,這是變色顏料精神屬性的體現;再者變色材料引領了材料在繪畫中發展的新方向和新動力充分的體現了它的文化屬性。

四、 從城市變遷反觀變色顏料發展前景

(一)城市的本質屬性決定城市發展興衰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聚集地與我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如何維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城市環境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的一舉一動決定了城市發展變遷的命運,從古至今多少宏偉輝煌的城池都沒有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走向衰落,只留得斷壁殘垣。歷史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刻反思,要使城市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我們不僅要把我當下更要著眼于未來,物質上我們要合理規劃利用城市資源;精神上要樹立良好文明的社會風氣提高居民素質,讓大家都知道城市發展建設作為我們的勞動成果來之不易。

(二)分析變色顏料作為藝術品出現在市場被大眾接受的可能性

1、 視覺新鮮感

新鮮事物往往能夠抓住人們的好奇心,一副好的藝術品也是如此,要么它具備經典永恒的東西,要么就具備新穎奇特的東西,變色顏料正是抓住了后者的特點,通過和繪畫、影印、雕塑等創作手段相結合,在藝術視覺上給觀眾帶來全新的體驗。

2、 消費社會快速的更新換代削弱了變色顏料自身缺陷

變色材料可以同工藝品、生活用品、兒童玩具這些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產品相結合,也可以同家裝、公共設施、城市建設等大型生產項目相結合。而如今社會大眾的消費理念加快了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對于變色材料產品的發展前景來看是一種優勢。

3、變色顏料的藝術價值和市場價值

變色顏料作為新型材料的出現必然有它存在的價值,主要取決于藝術家的主觀運用,當它應用到藝術創作中去的時候更多的參與了藝術思想的表達突出了精神性,發揮了其藝術價值;當它應用到工藝品生產中去的時候更多的是為了滿足大眾的需要突出了觀賞性,從而得到了市場價值。

結語:本文以幾個重要的時間點為線索,對不同階段的創作思想進行分析總結。從不斷探索到最終完成了城市變遷與新材料的完美結合,使材料在繪畫領域的應用中又邁進了嶄新的一步,豐富了畫面視覺空間,為拓展藝術家創作思路開辟了新的道路。(作者單位:天津美術學院)

注釋:

①熱敏變色:材料隨溫度的升高降低而變化,目前溫度范圍可在控制在-5℃~75℃之間。拿藍色35℃舉例說明,當溫度達到35℃時藍色逐漸變成無色透明,當溫度回落到35℃之下無色又恢復成藍色。反之也可以由無色變藍色,藍色恢復為無色的熱敏顏料。

②光敏變色:材料因光線照射造成內部晶體化學反應吸收釋不同波長的光線發生變化。

③水溶變色:材料遇水發生化學反應達到變色效果,待水分蒸發又還原為之前的狀態。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哪種變色材料都是在一個時間區間內實現緩慢變化的而不是特定的一個時間點瞬間變化。

參考文獻:

[1]張元.油畫教學?材料藝術工作室(上、下)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2

[2]《藝術學》編委會.藝術學第5卷第2輯,藝術與城市:空間與想象[C].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11

篇3

[論文摘要]縱覽目前城市研究的現狀,城市倫理的研究幾乎是一個空白。不論是從歷史的角度、現實的角度還是從學理的角度,作為人類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內在地具有倫理屬性。而從城市的產生發展、城市社會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結構、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設等角度來看,城市倫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對城市的研究對當代中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從總體上看,目前國內倫理學界還沒有對城市倫理的專門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倫理學,還是倫理學無法與城市研究相結合呢?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城市研究與倫理學的結合有無可能,如果可能的話,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倫理有何意義的問題。

(一)城市的倫理本質

從解釋學的視角來看,城市倫理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城市社會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論、道德現象、道德問題等等,屬于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應用倫理的一種。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倫理學是“應用倫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城市社會問題,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發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會道德問題的學科”。另一種含義是指城市本質的倫理蘊涵,即作為人類聚集形式的城市的倫理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倫理是對城市的倫理學解釋,即從倫理學的視角解讀城市。從學理上說,兩種解釋都是成立的,但顯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和根據,而且后一種解釋更能體現出城市倫理的理論價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從后一種意義上來闡述城市倫理。

城市作為人類居住地或人類的聚集形式,是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歷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隨著人類歷史進程的是城市的歷史發展。從目前學者們對城市研究的眾多成果中,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倫理作為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道德之維,存在于每一個人類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內在地包含有倫理因素,或者說,城市先天地具有倫理的屬性,城市倫理是城市本質的體現,城市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城市倫理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城市的產生過程或者稱之為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城市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城市共同體由于在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相互之間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與生活在農村的社會群體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這種特點從不同的學科視野來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社會學強調城市社會獨特的建構方式和運動規律,經濟學強調城市經濟體系的獨特性,管理學關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動的特殊性,人類學則從人口的數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動性和異質性方面來界定城市共同體,而在倫理學的視野中,城市共同體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是城市倫理。首先,城市倫理決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樣態;其次,城市倫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礎;第三,城市倫理決定了城市共同體的變遷。

從學理的層面來看,城市社會學、城市管理學與城市文化的研究都與城市倫理有著密切的聯系。城市社會學主要研究城市的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等方面,從動態和靜態兩個角度探討城市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變化,涵蓋了城市的歷史變遷以及城市的各種歷史形態,闡述了城市社會的各種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為城市倫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論分析提供了社會學的基礎和依據。城市管理學主要是從公共管理的視角,以城市的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和良性運行為目標,以人、財、物、信息等各種資源為對象,對城市運行系統做出的綜合性協調、規劃、控制和建設、管理等活動進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動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體(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市民)與城市管理客體(包括各種城市管理活動和行為)的交往和互動,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與城市管理主體的素質有著密切的聯系,也對城市管理活動和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決定著城市的整體發展水平,對城市倫理的形成與發展有著直接的內在聯系。包括了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在內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標志,一個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和這個城市所在的人口、工業、商業、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發生互動,并滲透到人們的衣、食、住、行等行為模式中去,從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層面,從各個側面展現城市的文化形象,體現城市的倫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變遷也與城市倫理的變化息息相關。

(二)研究城市倫理的意義

1.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邏輯及其本質。

城市倫理是伴隨著城市而產生和發展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類文明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歷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個動態體,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會變遷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說,城市從產生的那天起,從來沒有停止過流動、運動和變遷。人在流動,物在流動,貨幣在流動,舊的街區在老化,新的街區在生成……。”城市的流動性決定了城市倫理也有一個歷史的變遷。

城市的本質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而創造的人工環境。”也就是說,城市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為人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倫理的產生與發展也是如此:要在這個人工環境中保持城市主體之間的正常交往,必須建立和完善與之相適應的交往規則或游戲規則——城市倫理。2.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會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結構。

城市倫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規則。所謂交往就是指“人與人或與人群共同體之間為了實現變革世界和生存環境的目的,通過媒體中介而開展的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相互改造的各種實踐活動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會關系。”“交往行為從動態上看產生出人的各種交往實踐活動,從靜態上看則形成了人們之間的種種交往關系狀態,它是人的社會化的根源和動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會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態系統之上的交往活動,除了具有一般的人類交往具有的特點(如主體間性、語言性、社會性和實踐性、物質性和歷史性等)外,還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眾文化的影響、市民社會的結構、工業文明的歷史、公共領域的變動等等,都與城市交往的規則即城市倫理在現實的城市生活中產生互動。

3.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過程及其意義。

城市化的過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轉化、產業轉型、生活方式變革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幾個方面,而從倫理學的視角來看,城市化的核心應該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對自然空間進行創造性勞動的文明產物,城市化研究的出發點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體性和自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關鍵是全面提升人的綜合素質,而不只是簡單地把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樣的一個地理學意義上的遷移過程。因此,城市倫理顯然占據了城市化過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開創城市新面貌的關鍵因素。

4.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發展城市文化。

篇4

一、研究綜述

(一)對于“歷史文化老街”概念的界定

自2008年啟動“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以來,已有全國各地共計40條街道入圍。“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評選時為了更好的保護歷史文化街區,那么到底何為歷史文化街區?

歷史文化街區,是特殊類型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廣大民眾日常生活的場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十四條中規定: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并且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者革命紀念意義的街道,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為歷史文化街區,并報國務院備案。2008年《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做出的定義為:歷史文化街區,是指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別豐富、歷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夠較完整和真實地體現傳統格局和歷史風貌,并具有一定規模的區域。在學術上,一般稱其為“歷史地段”。 而我們這里所指的“歷史文化老街”就是歷史文化街區中的核心內容。

(二)歷史文化老街保護價值及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中傳統歷史街區的外在物質形態與現代文明、發展形式的矛盾日益凸顯。歷史文化老街組成了一個城市的歷史環境,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歷史聯系,保留著城市的歷史特色,見證了城市的變遷,是歷史文化發展的實物例證。當今的中國正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城市的變換更是日新月異,很多的城市都在進行舊城改造,很多的舊城街區被拆除改建為高樓大廈,保留下來的歷史文化老街很少,并且在現實的保護工作中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這使歷史文化老街的保護面臨著嚴峻的問題。因此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研究就必須受到重視了。歷史文化老街的保護研究的價值及現實意義重點體現在:

1.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的歷史與文化變遷。因為歷史文化老街的存在本身就是歷史文化發展的實物例證,對其的研究當然可以了解城市的歷史,觀察城市的變遷。

2.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研究有助于尋求歷史文化老街的合理保護模式。對不同歷史文化老街保護模式的比較研究,可以尋找各自優缺點,找到更好的老街保護模式,解決一些歷史文化老街保護中遇到的問題,為老街保護提供政策的參考。

3.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研究有助于喚醒人們對歷史文化的保護意識。歷史文化老街是一個城市的歷史財富,是屬于廣大市民的共同財富,但由于老街的存在可能并不為人們所熟知,對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的研究可以喚起大家對歷史文化老街的重視,注重對其的保護,為老街的保護獻出一份力。

4.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研究有助于豐富一個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城市的文化名片,增強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

(三)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的相關政策規定

歷史文化街區或說“歷史地段”這一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紀60年代。戰爭的肆虐以及隨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設使得大面積的老城區、老街道消失在人們的生活中。當城市的特色漸失,當城市的回憶被割裂,人們開始逐漸意識到保存這些歷史文化、地區特色對于文化傳承、地域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最先提出規定將有價值的歷史文化街區劃定為“歷史保護區”的國家是法國。法國1962年頒布了《馬爾羅法》,其中制定了將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和繼續使用的規劃,如保護區內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國家的資助,并享受若干減免稅的優惠等。

相比之下,中國略為落后。中國正式提出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是在1986年。國務院在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對文物古跡比較集中,或能完整地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區、建筑群、小鎮村落等也應予以保護,可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公布為當地各級歷史文化保護區”。這是保護歷史遺產的重要舉措,也是從此開始形成保護文物古跡、保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分層次的保護體系。2008年國家開始實施《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

(四)關于歷史文化老街保護的研究成果

國內外關于本課題的研究通常是與該城市的城市規劃相結合,如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和重慶市規劃局編制處共同發表的論文《歷史街區建筑的保護與整治方法》;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發表的論文《對于我國歷史街區保護實踐模式的剖析》綜合分析了對我國城市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的實踐模式及其利弊,該文指出我國城市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科學發展值得思索的幾個共同點 ,并試著提出發展對策。或是以旅游業發展為目的來研究歷史文化街區的動態保護模式,如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發表的研究成果《我國歷史文化街區動態保護模式的比較研究》等。而這些研究可說大多都是基于發展目的來研究保護模式的。

二、百年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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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城市精神的“源”與“骨”

對于什么是城市精神,專家們提供了足以令人鼓舞的解讀:“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在長期發展變遷過程中形成的獨具特質的精神品格,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領城市發展的一面旗幟”,“是城市的靈魂和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是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城市精神外露為城市氣質,內聚為城市靈魂,使那些朝夕相處的市民認同和追隨”。透過這些解讀,我們不僅看到的是“品格”、“氣質”、“靈魂”、“價值追求”、“形象”、“文化軟實力”這些反映“城市精神”內涵的關鍵詞,也看到了“長期發展變遷”、“獨具特質”、“朝夕相處”等“城市精神”也必須具備的歷史延續性、文化獨特性和心理認同性,在這些特性背后,蘊含著的是一座城市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特點不可分割的血脈聯系和情感依存。從這個視角思考,城市精神只有建立在對城市歷史的概括與揚棄,對城市文化的提煉與傳承,對城市特征的凝縮與彰顯的基礎上,才可能真正被廣泛接受、認同和追隨。

城市的歷史是城市的血脈。沿著歷史的脈絡,從中國任何一座城市出發,都可以追尋到中華文化的根。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根深葉茂,正是在于,在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由于自然地理的局限與塑造,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特有的風土人情,形成獨特的文化符號和記憶,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地位。比如北京“貴義賤利”的都城文化和“尊卑有序”的四合院文化,上海“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多元開放”的港口文化,廣州“重商廣利、創新務實”的嶺南水鄉文化,重慶“熱情似火、剛柔相濟”的巴渝山地文化……在中國人的心中,即使沒有去過這些城市,也會對這些表征城市歷史和特征的城市文化有著不必解釋的心領神會。這些,是城市精神的“源頭”和“筋骨”,也是這一城市區別于另一城市的獨有氣質。如果沒有了“源”,水將何來?如果沒有了“骨”,皮將焉存?如果沒有了區別,沒有了特點,千城一詞,不僅模糊了城市的面貌,割斷了城市文化的歷史脈絡,“城市精神”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本真意義。因此,在提煉和塑造“城市精神”的過程中,切不可盲目跟風、追風,必須深挖城市歷史、文化中的精華和特征,在傳承中華文化和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大背景下,突出城市的文化個性和價值追求。

把握城市精神的“魂”與“體”

歷經歲月風雨,歷經一代代人的演繹,城市精神在長期的沉淀累積中涵養滋潤著城市的發展和繁榮,既承載著城市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又主導著城市發展的方向、氣質和價值導向,形成城市的“魂”。以“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為核心內容的北京精神,無疑是在凝聚北京“城市之魂”的基礎上,倡導高尚的價值觀,并試圖通過對“城市精神”的提煉、宣傳這樣一種形式,營造健康向上的社會主流意識,培養人崇高的核心價值觀,為塑造中國當代思想文化背景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供可資借鑒的路徑,邁出探索的步伐。

但是,選擇通過塑造“城市精神”這種形式探索培養崇高價值觀的實現途徑是否合適?是否會將價值觀養成這樣具有重要意義和肩負神圣使命的命題引入形式主義的泥潭?在越來越多的城市紛紛效仿的現實中,面對蜂擁而起的“城市精神”熱,媒體與大眾難免不產生質疑。對比已經被提出的“城市精神”,又有多少能代表城市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特點?在追求形式往往勝于追求實質內容的社會和文化氛圍中,對“形式主義泛濫”的擔心,不能不說是大眾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的體現。但反過來思考,“形式”又何嘗不是世界萬物呈現自己獨特性的“內容”?花之所以美麗,除了她本質的植物屬性外,那色彩繽紛、曲線優美的花瓣和沁人心脾的芳香,又何嘗不是體現花之獨特與美麗的形式?誰又能說花朵只是某種植物的形式而不是內容呢?

事物的內容與形式,尤如人之“魂”與“體”,“魂”是核心,是統領,但“魂”必須附體。對于人而言,無論多么深邃的思想,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遠大的理想,多么優秀的品格,都必須附著在人腦和人體這個載體之中。沒有靈魂的軀體,無異于“尸體”;沒有軀體的靈魂,也只能是“游魂”。“魂”固然重要,“體”也絕不可無視或小視。一方面,理想、道德、情操這些屬于精神層面看似無形的東西,只有滲透、固化到人的頭腦中,才能體現在人的行動上;另一方面,高尚價值觀的傳播和確立,也必須有適當的載體,通過各種有形、有效載體的重復傳播,實現潛移默化地滲透、內化和固化。從這個視角去認識,“城市精神”的提煉、、宣傳和培養,正是為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尋找到一個載體,對這個載體的運用,必然充分體現在各種宣傳、教育的形式之中。

一位領導干部在參加國家行政學院培訓研討時感慨:還是小學生時,每天背誦《老三篇》,雖然不太理解其中的深刻含義,但通過反復背誦這樣一種單調的形式,《為人民服務》中張思德“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人生觀,《紀念白求恩》中“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價值觀,《愚公移山》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奮斗觀,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孩童時的心靈中,固化成為一生做人的價值判斷和準則。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能理解這種感慨,也都不會否認“背誦”這種單調的形式對植入思想內核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通過幾十年的內化,顯現出的不僅是時代的印記和特征,更重要的是跨時代的反思和優越。

豐滿城市精神的“血”與“肉”

承載著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的城市精神,是上層建筑的核心內容。眾所周知,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在城市化迅猛發展、城市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一座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精神的形成和提升,不僅取決于“城市精神”的提煉與,更取決于制度的完善和民生的改善。不能設想,一個大唱精神頌歌的城市,人民卻生活在貧困和混亂之中。“城市精神”構建的不僅僅是圣潔的精神高地,也構建的是富足的生活和光彩奪目的城市風景線。

濃縮了城市歷史、文化和價值導向的“城市精神”表述語,力圖以簡潔、凝練的文字,表達豐富深刻的內涵,是精神的提升,文化的再造,但城市的發展和繁榮不能只靠精神的支撐,必須有強大的物質基礎作保障,以經濟發展的豐碩成果,豐滿城市發展壯大的血肉之軀。要塑造有“血”有“肉”的城市精神,必須要重視城市的整體建設和發展。首先是以城市精神促進城市經濟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擴大經濟發展規模,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使人民走向富裕;第二是構建完善合理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為人民群眾提供便捷、高效、安全、優質、價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升群眾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第三是不斷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市的環境質量,建設環保方便的宜居城市、綠色城市、特色城市;第四是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活躍文化舞臺,繁榮文化市場,創造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以文化承載精神,引領思想,深化和創新理論,實現主流價值觀的確立和提升。

篇6

【關鍵詞】色彩污染;城市景觀;色彩理論

前言

隨著世界性城鎮化浪潮的席卷,城市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城市面貌每天都發生著新的變化,各式各樣現代化的建筑在創造了一個個現代化都市之外,不統一規劃和建設的各式各抖形形的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建筑高度也會造成城市的景觀不和諧,嚴重影響建筑的外在美感,給人造成城市的視覺污染。

1.我國城市視覺污染現狀

1.1 建筑體量的視覺污染

隨著現代城市化的發展,集中在城市的人口對城市建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很多城市里出現了高層建筑,這往往也成了一個城市發展速度的標志,而這種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建筑開始出現“欲與天空試比高”的怪現象,40層,60層,80層,爭相恐后要做世界第一高樓,這種僅僅高度和體量上的攀比,造成了建筑物之間的不連續性和與周邊環境的不協調性。

1.2 建筑風格的視覺污染

不同時期的建筑有著不同的風格。木結構建筑是中國的傳統建筑風格,隨著國際化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建筑也開始多樣化。例如以采用新技術、新材料為代表的西式建筑和挖掘傳統元素為代表的現代中式復古建筑。前者多采用玻璃結構、磚棍結構、鋼架結構等材料把時代氣息闡述的淋漓盡致;而后者則不遺余力的挖掘本土建筑文化,采用琉璃瓦、紅漆大門、磚雕石刻等傳統元素,努力拉近建筑之間的時空距離。不同風格的建筑棍搭成了我們現在的生存空間,視覺污染帶來的視覺疲勞成了和諧社會中的不和諧音符。

1.3 建筑色彩的視覺污染

建筑色彩作為構成城市景觀的重要因素,直接影響人們的視覺及精神感受。城市建筑色彩包括居住建筑色彩、辦公建筑色彩、商業建筑色彩、文化建筑色彩和景觀建筑色彩等,每種類型的建筑都有相對應的色彩,城市色彩也要在統一種求變化,在對比中求調和,這樣才能匯成一個完整的和諧的建筑色彩生態體系。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建筑事業的繁榮,加之建筑師個性化的體現,由建筑色彩造成的視覺污染比比皆是,建筑師為了區分不同的居住空間而出現的對比色,戶外廣告為了實現足夠強的視覺沖擊力而出現的對比色,商業建筑爭先恐后成為地標性建筑出現的對比色,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視覺污染。

2.城市環境色彩污染現狀產生的原因

2.1 我國城市色彩缺乏理論指導導致色彩污染

長期以來,國內關于色彩的研究多集中在建筑個體的微觀層面,缺乏從城市角度進行的宏觀而系統性的研究。因此,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在缺乏可遵循的、具體的城市色彩規劃條例指導情況下,街區或產權所屬單位或廣告公司依靠的主觀認識來決定給建筑涂上顏色;出于同樣的原因,管理部門也無法對上報方案進行有效的審批和控制。于是這些各行其是的做法導致整個街道、城區乃至城市的總體色彩景觀效果差強人意。

在城市的建筑設計中,建筑師從表達自身或建筑個體設計思想的意愿出發來使用色彩,城市規劃管理部門由于沒有科學的理論依據則往往憑借主觀認識進行評審和指導,這種缺乏相關理論基礎和控制性規劃指導的局面對于建成良好的城市色彩景觀是極為不利的。

2.2 城市發展速度造成的城市色彩的非整體現象

城市的面貌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居民生活質量和地域文化傳統最直接的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促動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呈現出日益加快的態勢,城市建設的規模、力度和速度都是驚人的。有數據統計上海在短短的5年內就建造了2500座30層以上的高層建筑,從數量上講,整個中國在過去的10年間就達到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建筑數量。雖然我國城市設計的理論研究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但實際情況是城市的發展速度遠比城市設計的政策指令執行要快得多。城市規劃管理部門缺乏能應用和實施的設計理論和方法,以致無法進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全國普遍存在“建設失控”和“建設性破壞”的現象。

北京率先發起的“建設城市主色調”的倡導和實踐在出發點上具有積極的意義,說明對城市建設和管理的認識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需要警惕的是,在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實現大規模控制是很難奏效的,一切實踐都應該在完善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否則即使有著良好出發點的愿望,最終也難免事與愿違。

3.針對城市環境色彩污染現狀的一些建議

3.1 重視對城市傳統景觀的保護和延續

城市的發展與建設不能只停留對未來的規劃與建設,更應該重視對城市傳統景觀的保護和延續。并且對傳統景觀的保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層次上,還要考慮城市景觀的整體連貫性和協調性,要充分重視城市景觀深層次文化內涵的連續性。只要這樣,才能做到形神統一,和諧發展。

3.2 加強監督和管理

現行行政法規中對城市的規劃和建設都有一定的要求,城市控制性詳細規劃中關于建筑色彩、建筑體量及立面、建筑高度等方面都有引導性和強制性的控制,但在實際運轉過程中管理松散,浮于形式。所以在城市建設中不僅要制定合理的城市規劃,還要加強政府的決策和監督部門的執行能力,制定配套的城市建設管理與監督法規體系,進行強制性的法律約束。

結語:

城市色彩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因其在保護和發揚地區文化、建設優良的城市景觀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使得該問題的研究和發展極為活躍與迅速。近年來中國城市的建設規模和發展十分迅速,在發展中求得地方人文環境的保護、在建設中保證具有和諧美觀的城市景觀,解決好歷史與現代、傳統與科技、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日漸成為迫切的問題。良好城市色彩景觀的創建是一個需要多個學科知識交融的新興研究的過程,它從一個相對宏觀的視角重新審視了“色彩”這個古老的話題,而這一舉動對在人類的城市發展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傅從蘭,陳光庭,董黎明,等.中國城市發展問題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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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名城既是地方傳統歷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變遷和發展中的見證,它在長期不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我們這些子子孫孫留下了各城市特有的歷史文脈,是人類進步和社會文明發展歷程信息的集中體現。國家在關于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過程中也非常重視針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力度。加強中原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規劃與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本文通過加強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規劃在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試圖來探析如何來加強中原歷史文化名城的景觀保護與規劃,助推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的建設。

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規劃在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要想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我們可以發揮鄭州作為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將中原經濟區建設成為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 身處中原經濟區核心,鄭州文化底蘊深厚,擁有黃帝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武術文化、嵩山文化、黃河文化等眾多文化資源,這也是鄭州有別于其他城市的顯著優勢,更是鄭州承擔建設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的重大歷史責任,因此,傳承華夏歷史文明鄭州義不容辭。

歷史文化名城既是地方傳統歷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變遷和發展中的見證,它在長期不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我們這些子子孫孫留下了各城市特有的歷史文脈,是人類進步和社會文明發展歷程信息的集中體現。地處中原的河南,歷史悠久,文化厚重,歷史文化遺產豐富,是文化資源大省的典型代表。而所處我省的那些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不僅集中體現了我省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更是我們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在河南境內,保存著很多歷史城市,據調查統計,至 2012 年 6月,河南省現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8 個( 鄭州、洛陽、開封、安陽、濮陽、商丘、南陽、浚縣) ,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7 個( 鄭州市古滎鎮、開封縣朱仙鎮、禹州市神鎮、淅川縣G紫關鎮、社旗縣賒店鎮、確山縣竹溝鎮、郟縣冢頭鎮) ,歷史文化名村 2 個( 郟縣張店村、郟縣臨灃寨、) ,河南省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鎮、村) 達 17 個,數量在全國位居前列。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19 個,省級歷史文化名鎮、名村 62 個。世界文化遺產 3 處( 安陽殷墟、洛陽龍門石窟、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 。這些都是老祖宗給我們這些子孫后代留下的寶貴遺產和財富,如何保護好、利用和發展好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這些寶貴遺產和財富是我們每位子孫后代義不容辭須要承擔起來的責任。。國家在關于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過程中也非常重視針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力度。我們作為華夏子孫更應該引起對這些歷史文化名城的高度重視,要明確保護的重要性和責任性。但是,目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的開發建設,這些歷史文化濃郁的傳統原始民居、歷史地段、街區甚至一些文物古跡等城市特色文化遺產,或多或少的會受到一些現代設計元素和符號的誘惑和沖擊,如果在進行城市建設中,尤其是對歷史文化名城的開發建設中,只有處理好傳承和創新的關系、處理好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關系,運用一種合理的設計手法將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樣才做到了傳承和創新的有機結合,那么我們進行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核心區的工作才更具有價值和意義。因為加強歷史文化名城的景觀保護工作,也就是將我們的傳統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的一種傳承和再創新的過程,因此加強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規劃勢在必行,這也是我們在進行傳承華夏歷史文明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規劃,助推鄭州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

目前,國家和政府都比較重視針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近幾年不斷將一些名城的城市文化遺產逐漸納入文物保護單位,并放在博物館收藏、宣傳展覽,但這些舉措并不是對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標,它是一種保護手段,也是在進行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的最終目標是將這些城市文化遺產實現“子子孫孫永褒用”,在這一保護過程中,必將得到代代相傳和延續。這也就要求我們能合理處理好其建設和保護的關系,及如何規劃,將遵循什么樣的規劃原則、使用什么樣的規劃方法,以致最終能為名城的健康、有序的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也使我們能借助加強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規劃的力量來助推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的建設。

1.協調好歷史文化名城景觀保護與城市建設的關系

篇8

關鍵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分層梯度標準體系;互動支持系統

中圖分類號:F840.6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2)-0015-06

一、引言

在國家和政府的大力倡導下,1997年以來,全國各地紛紛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頒布了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到目前為止,各省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情況以及“讓貧困者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原則,對當初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進行了多次調整。本文對1998年以來我國各直轄市、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以及計劃單列城市(共36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動態變遷情況進行實證分析,以檢驗各地保障標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及其對“低保”受益者的保障力度,并提出相應完善與改進對策。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變遷

(一) 我國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時間變遷

對36個城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基本情況進行考察,可以發現:我國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呈現上升趨勢。首先,1998年到2005年期間,各地的“低保”標準平均值由149.30元增加到231.97元,6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8.03%,如圖1所示。其次,每個城市的“低保”標準都在不斷的提升。1998年有24個城市的“低保”標準低于149元,到2005年,36個城市的“低保”標準均高于150元;每人每月300元以上的城市1999年到2001年期間為1個, 2005年9月,“低保”標準大于或等于300元的城市數目上升到8個,如圖2所示。

(二) 我國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地區差異變遷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我國東部沿海城市、中部地區城市和西部地區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差異很明顯。東部城市的“低保”標準平均值一直高于中部地區城市和西部地區城市,且差異呈擴大趨勢。1998年,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值分別為178.82元、124.44元和121.50元,東部與中部、東部與西部的差異分別為54.38元和57.32元;到2005年,這一差異擴大到分別為80.88元和89.80元。盡管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長比率較快,但由于基數較低,“低保”標準仍遠遠地落后于東部城市。

圖136個城市“低保”標準平均值與增長比率

圖2各年不同標準區間的城市個數對比

表1分地區各年“低保”標準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各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民政部網站資料計算整理

(三)一元保障標準向多元化保障標準的變遷

由于家庭規模和人口構成方面的差異,不同類型的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存在著差別。然而,在我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初建立階段,我國36個城市普遍的做法是對不同類型的家庭執行統一的人均標準,各家庭按人口數乘以人均標準得到救助總額,并以總額減去家庭自有收入施行補差救助。

2000年以后,福州和廈門率先打破了這種做法,按家庭規模計算不同戶型人均救助標準。福州2000年確立的標準為單人戶每人每月200元,多人戶(含兩人戶)每人每月220元;隨著時間的推移,到2005年這一標準提高到單人戶每人每月210元,多人戶(含兩人戶)每人每月230元;2006年,救助標準分別為225元和245元。廈門確立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標準為2000年一人戶每人每月315元,二人戶每人每月290元,三人戶每人每月265元,一直保留到現在未作改變,只是不斷提高了城鎮和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2004年以后,杭州開始考慮家庭規模的影響,執行了多元化的彈性標準。當時,杭州的多元化標準為三人戶人均270元,二人戶人均285元,一人戶人均300元。2005年,杭州的“低保”標準繼續提高。

表22005年杭州、福州、廈門多元化標準單位:元

資料來源:根據民政部網站整理

三、影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變遷的因素分析

(一)影響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變遷的經濟因素分析

關于“低保”標準的制定,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并沒有規定具體的方法,只規定:“直轄市、設區的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會同財政、統計、物價等部門制定,報本級人民政府批準并公布執行”。各省市的制定方法主要有:抽樣調查型、部門協商型、參照制定型、主觀判斷型和混合型等。其中,北京市采用抽樣調查法,廈門市采用市場菜籃子法,上海市采用恩格爾系數法,廣州市采用收入比例法,等等。

然而,盡管確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方法不同,全國36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當地的主要經濟指標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數量關系呢?本文利用1997年-2005年各個城市經濟變量與“低保”標準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以考察影響“低保”標準的經濟因素。

由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支出等因素有關。因此,本文利用Eviews4.0軟件對1997年到2005年全國36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的基本模型為:

式中,GDP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CZZC表示人均地方財政支出,CZSR為人均地方財政收入,ZGGZ為職工平均工資,DBBZ為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各變量的下標t代表年份,i代表第i個城市,εti為擾動項。數據來源于1997年到2005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民政部網站。對模型(1)進行檢驗,可以判定模型存在多重共線性。故采用逐步回歸法來處理,得到影響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最重要的因素為前一年的職工平均工資,建立模型為:

回歸結果表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前一年的職工平均工資存在相關關系,參數α1的經濟含義是指:當職工平均工資增加100元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可相應提高17-19元。

(二)影響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變遷的政治、社會因素分析

影響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變遷的最有力的因素是國務院于1999年頒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該條例在社會救助法律出臺之前都是“低保”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1999年,國務院要求全國各地對原有“低保”標準提高大約30%,全國各地都對原有“低保”標準進行了調整,增長幅度達到30%左右。

[注:①注:根據民政部網站以及有關學者[2]的研究數據整理計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益人數/城市總人口數;城市居民貧困率為城市絕對貧困人口數/城市總人口數。]

其次,讓貧困者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執政理念也是影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重要因素。例如上海市每年均召開政府工作會議探討在社會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如何讓貧困者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使社會走向更加公正。因此,上海市每年都對“低保”標準和其他救助標準進行調整。

再次,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也要求執政者根據貧困居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低保標準。“和諧社會”是指社會系統中的各個部分、各種要素處于一種相互協調的狀態。總理在《關于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提出了“十一五”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目標和要求。主席也倡導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有關研究表明,貧富分化越嚴重,貧困居民收入越低,人數越多,社會不穩定因素越多,社會越趨于不穩定[1]。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必然要求政府保護公民的生存權,切實負擔起救助低收入人群的責任和義務,不斷提高“低保”標準,滿足低收入者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

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變遷的效應分析

(一)“低保”制度對貧困人口的保障率

從圖3可以看出,1997-2000年期間,“低保”制度對城市居民的保障率持續降低,遠遠不能滿足城市貧困居民的需求。從2001年開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益人數急劇增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持續提高,基本實現“應保盡保”的目標。

圖3“低保”制度對城市貧困人口最低生活的保障率①

(二)“低保”標準對貧困者生活保障力度分析

為了檢驗各省市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否合適,筆者收集了多個城市城鎮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費支出、低收入戶消費支出、低收入戶消費支出中的食品支出等資料進行對比。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規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按照當地維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費用,并適當考慮水、電、燃煤費用以及未成年人的義務教育費用確定”。因此,理論上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該能滿足低收入戶的生活支出以及未成年人的教育費用。

數據對比表明:除重慶外,其他城市以年計算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可以滿足低收入戶消費支出中的食品支出還略有盈余。“低保”標準與占被調查人口20%的低收入戶食品支出額的平均比值達113%。然而,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并不能滿足低收入戶的所有消費支出,平均比值為84%。低保對象受救助額度只有城市居民平均消費支出中的食品支出的一半以下。調查結果表明,受救助的家庭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救助的款額除了購買食品與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外,所剩無幾。低保戶如果有常年生病、子女受教育等特殊情況,則仍然會感到生活困難[3]。

表32004年“低保”標準與城市居民食品支出的對比單位:元

資料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5年)、北京市統計年鑒、上海市統計年鑒、天津市統計年鑒、杭州市統計年鑒、石家莊市統計年鑒、重慶市統計年鑒等。

從全國范圍來看,2004年,我國“低保”標準基本能保障占全部被調查人口的10%的最低收入戶的食品和衣著支出,只能保障占全部被調查人口20%的低收入戶的食品支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對居民的“吃飯”以及部分“住”進行了保障,只是一種“最低”保障,還遠遠沒有達到“基本”保障。

表42004年我國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性支出單位:元

(三)對貧富差距影響效應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長速度與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對比表明,除1999年國務院要求統一提高“低保”標準而導致各地相應提高大約30%的幅度外,其他年份“低保”標準增長率均低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到2005年期間,全國36個城市平均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長率、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8.87%、13.99%和12.59%。對36個城市具體分析也表明,“低保”標準增長率基本上低于當地的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

圖4全國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對比

計算各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當地前一年職工工資水平之間的比值A,可以發現:1999年至2005年A值平均為20.82%。1999年全國36個城市A值平均為21.76%,2000年到2005年的A值分別為26.59%、23.88%、21.47%、19.03%、17.24%和15.79%,說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長幅度都趕不上前一年職工工資增長幅度。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占當地前一年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比率呈逐年下降趨勢。A的值都集中在15%-27%之間,表明各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當地的職工前一年平均工資之間比例取值范圍大約是15%-27%,可以作為各地制定標準時參考。

圖52005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與前一年職工工資比值(%)

圖4和圖5顯示出兩個特征:一是2004年、2005年的A值相對其他年份偏低,且A值有逐年降低的趨勢;二是許多經濟發達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A值較低。A值越低,說明“低保”戶的收入占社會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的比例越低。這兩種情況說明,“低保”戶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和職工平均收入的比例逐年降低;經濟越發展,貧富差距并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趨勢,“低保”標準并未起到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貧困者工作積極性實證分析

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工作意愿模型分析

我國目前實行補差式救助,即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差額進行補助。當家庭成員參加工作時,所得工資收入全部從“低保”救助額中進行抵扣,相當于100%的個人所得稅。這種隱含稅率將對貧困者的工作積極性產生影響。

如圖6所示,“低保”對象的生活狀態就是在工作并得到消費品與休閑之間進行選擇。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其預算約束線為MNB的折線,即使他完全不工作,國家也為其提供了相當于OC1的消費品。個人最差的生活組合為OC1單位的消費品和OT的休閑時光。受到個人不同的消費和休閑偏好線的影響,會產生兩種均衡:(1)個人受到激勵和就業指導與幫助,更加偏好勞動與消費品,提供TD的勞動并得到E4的消費與工作的均衡組合,生活質量有所提高;(2)“低保”制度對勞動者產生消極刺激。如果沒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提供TT2的勞動并得到OC2的消費品,均衡點為E1,但因為有了社會救助制度,他的最佳選擇點是B,減少了TT2的勞動時間,只享受國家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消費品,但消費水平比沒有社會救助且自己勞動時高一些。因此,理論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會減少貧困者的勞動供給[4]。

圖6“低保”對象的工作與休閑選擇示意圖

2.回歸分析

筆者根據2005年“關于完善上海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調查和建議”課題組調研得到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

回歸方程表明,領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額與從失業到重新就業經過的月數呈現出微弱的負相關關系,說明最低生活保障金額對貧困者尋找工作的積極性有負面影響,但影響程度較輕。調研訪談表明,38%的被調查人員認為最低生活保障金額的100%抵扣安排會影響工作積極性。

五、結論和對策建議

(一)對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動態提高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保護低收入者的生存權成為政府的重大責任,政府有責任也有能力對低收入者進行救助。因此,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著力于構建新型城鄉社會救助體系。要消滅絕對貧困,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實現“應保盡保”。第二步是保障居民的最低生活甚至基本生活。2000年底,我國基本實現了“應保盡保”的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如何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讓低收入者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已被提上議事日程。因此,低保標準也必須對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進行動態提高。筆者建議每年根據上年平均工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物價水平增長率進行定期調整,使貧困者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所帶來的成果。

(二)施行分層梯度式“低保”標準

構建分層梯度式“低保”標準體系和保障金分配制度的構想是應對細分“低保”人群、實施差別救助、促進就業等目標提出來的,主要是解決使有限的“低保”資金發揮最大的作用的問題。所謂“分層梯度式最低生活保障金分配制度”, 是指根據絕對貧困、基本貧困和相對貧困制定具有梯度的保障制度,先對處于絕對貧困中無法滿足自身生存需求的人群提供救助,有條件的地方考慮對基本貧困者、相對貧困者等特殊困難人群進行救助,滿足不同規模與結構、處于不同境況的家庭的救助需求[5]。設計的方法是:首先,變線為面,設立梯度式救助標準;其次,施行分層救助,按照家庭規模和結構、有無勞動能力等特征細化救助標準;再次,對處于相對貧困狀態的特殊困難人群提供特殊困難救助,如為處于相對貧困狀態的老年人口提供服務救助等。

(三)建立互動支持系統,促進“低保”受益者就業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再就業實現有機結合,首先,要設計有效的就業激勵制度,包括:考慮按家庭規模調整救助標準;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實行一定額度的收入抵扣豁免,以減少隱性收入問題,提高“低保”對象從事非全日制工作的積極性[6]。其次,建設互動支持系統,包括:組織嚴密、管理高效的行政系統;為“低保”對象提供優質全面服務的社區系統;相互配合、協調發展的勞動、財政、稅務、工商、工會等密切合作的聯系系統;提供技術分析和對策思路的研究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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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城市;文化;城市文化

山清水秀,氣候宜人的景德鎮,是中國首批二十四個文化名城之一。景德鎮瓷器文化源遠流長,千年不斷的御窯煙火鑄造了燦爛的陶瓷文化,留下了珍貴的陶瓷古跡,傳承了精湛的制瓷技藝,涌現出古今杰出的陶瓷名家,孕育了精美的陶瓷藝術,形成了獨特的陶瓷習俗,這構成了景德鎮市獨一無二的歷史淵源。

“在遠古時代,人類從茫茫的荒野之中走進城市,這是人類社會的最偉大的進步之一,正是人類從蒙昧到野蠻再到文明――走進城市,使城市文明成為劃時代的界標”[1]。今日世界,是以城市為主導的世界。在此情勢下,人們自然會反思“城市是什么”這一基本問題。芒福德(L.Mumford)在他的名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一書開篇即連續問道:“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產生的?又經歷了哪些過程?有些什么功能?它起些什么作用?達到哪些目的?”[2]他還指出:如果我們僅只研究集結在城墻范圍以內的那些永久性建筑物,那么我們就還根本無法涉及城市的本質。

由于城市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各科學者的研究很難達成共識。城市不僅是社會人群的大量聚集,社會設施的隨意堆砌,也不是各種機構的簡單設置。也就是說,城市絕非一些具體的物質現象。它是自然的產物,更是社會的發展結果。因此,城市不僅體現著它所具有的物質功能,而且體現著社會發展的復雜進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

文化同樣是由各種元素組成的一個復雜的整體。這個體系中的各部分在功能上互相依存,在結構上互相聯結,共同發揮社會整合和社會導向的功能。特別是在當今時代,文化不僅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占據核心地位,人們在文化上的認同,是共同行為的基礎。各家對文化概念的解釋也不盡相同。

“城市”與“文化”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骨肉相連,并在社會進程中發生著越來越密切的關系。基于“城市”和“文化”各自內涵的復雜性,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必然包含著多個層面。而“城市”與“文化”的聯姻,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今天,“城市”與“文化”二者共同滋養著城市的成長,促成了城市文化。

一、城市對于文化的作用

首先,城市是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城市是人類歷史活動的時空構架,不僅為文化的產生及發展提供了物理空間,還提供了精神空間。城市是人類文明成果的聚集地,是歷代思想、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以及市民生活形態的積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本身就是文化遺產。

位于江西省東北部的景德鎮,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城市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優越的地理環境吸引了人群的聚集,逐步形成了城市。自古以來擁有優質的瓷用原料――制瓷粘土高嶺土,因而成就了千年瓷都的美名。景德鎮以陶瓷聞名世界,陶瓷文化底蘊十分深厚。千百年以來,熊熊不斷的窯火,使景德鎮留下了豐富的陶瓷歷史遺跡、珍貴而精湛的制瓷技藝和瓷味十足的地方風情。可以說,是景德鎮孕育了陶瓷文化。

其次,城市是文化的特殊容器。芒福德說:“城市是一種貯存信息和傳輸信息的特殊容器”;“城市應當是一個愛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經濟模式應是關懷人和陶冶人”;“如果說博物館的產生和推廣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的緣故,那也意味著,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個博物館:歷史性城市,憑它本身的條件,由于它歷史悠久,巨大而豐富,比任何別的地方保留著更多更大的文化標本珍品”[3]這說明城市不僅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而創造的人工環境,也是一種文化的載體和容器,它的變遷和發展,就是與城市有關的人類文化的變遷和發展本身。

千年不斷的窯火為景德鎮留下了豐富而珍貴的陶瓷遺產。景德鎮的陶瓷文化遺產不僅僅包括陶瓷器物、瓷窯遺址、古作坊、古窯坊以及與之相關的民居、會館、寺廟、柵門、碼頭、街區等古代建筑和陶瓷文獻,它還包括與陶瓷生產相關的非物質的陶瓷文化,如風俗傳統和詩歌民謠等。更為難得的是,它具有開放兼容的品格。這個包容的城市為陶瓷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最后,城市是文化發展的舞臺。城市是文明發達程度的集中體現。文明孕育了城市,又創造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形態,因此可以說城市本身就是文化的產物。L.芒福德說得好:“城市是地理的織網的工藝品,是經濟的組織制度的過程,是社會行為的劇場……表現人類高度文化的戲劇舞臺。城市在培育藝術的同時,本身就是藝術,在創造劇場的同時,本身就是劇場”[4]城市發展的重心是文化,城市是文化的舞臺。如今,“景德鎮”儼然成文中國陶瓷文化的招牌,景德鎮的世界知名度極高,千年的瓷都品牌效應,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知瓷者必知景德鎮,知中國者,亦知景德鎮。英文“China”有雙重涵義:“中國”與“瓷器”。 這為陶瓷文化的充分發展搭建了一個巨型的舞臺。

二、文化對于城市的作用

在城市的諸多要素中,文化是核心資源,城市的文化特征、文化內核是關鍵,城市的誠信度和綜合素質是基本。文化是城市的身份,獨具特色的文化更是城市品格的具體價值體現。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城市之間在經濟、社會等所有領域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文化的較量。因此,先進的文化內涵才是城市的本質特征,它成為城市的真正魅力和競爭力,是城市良好發展的基礎,決定著城市的未來。衡量城市健康發展的標準首先不是規模,而是保持其文化特色的程度,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城市名片”。可以認為,個性和特色,是城市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城市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通過以上對于“城市”和“文化”作用的分析,我們看到,城市是人類勞動大分工的產物,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而創造的人工環境,其發展不僅是一個長期的物質建設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長期的文化積淀過程。在城市的不斷演進過程中,城市通過自身的物質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類交往活動,并通過城市中的各種有形的物質形態和非物質的意識形態載體把城市的文化一代代傳承下去,形成被稱為城市靈魂的“城市文化”。

眾所周知,景德鎮的城市文化就是陶瓷文化。陶瓷是我國傳統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以其獨特的方式集中反映了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獨特的文化神韻,滲透著炎黃子孫的聰明才智,展現了中華文化的風采和魅力,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之一。可以說,我國燦爛的陶瓷文化是傳統民族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是民族文化的結晶。在延綿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景德鎮一直保持著自己獨特的風格,凝聚成了豐厚悠久的陶瓷文化底蘊。通過美侖美奐的陶瓷藝術、精湛卓越的制瓷工藝,景德鎮名聲大噪,因“天下窯器所聚”而成為全國陶瓷中心,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逐漸確立了“瓷都”的歷史地位。[5]瓷文化不僅是景德鎮的招牌,也是中國的招牌。

三、城市文化的作用

首先,城市文化保存城市記憶。愛默生說過,城市“是靠記憶而存在的”。馮驥才也認為,“城市和人一樣,也有記憶,因為它有完整的生命歷史”[6]一般來說,在城市的延續過程中,必然會形成一些被人們有意或無意間保留下來的歷史遺存,留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印跡,后人可以直觀感受這一“歷史年輪”,但更需要深入品味這些文化內涵。

景德鎮至今仍擁有三十多處陶瓷文化遺址,如至今還保留著古礦洞、古街、古碼頭、古碑和古亭,然這些古建筑已歷經滄桑,但它們還是那么的具有活力,他們完整地記錄著一個城市的生命周期。這些都是構成一個城市記憶的重要因素。如今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還在世代延襲祖先的制瓷技藝,制瓷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次,城市文化明確城市定位。每一個城市從最初形成就有其功能特征。對政府而言,城市功能大致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當然這些功能并不是單獨存在的,不過每一個城市的側重點不同罷了。而城市對其城市居民而言,主要功能就是生活。今天,越來越多的城市將文化城市作為其發展的目標,相繼提出“用文化塑造城市”,搞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等等。特別是那些擁有燦爛文化的歷史性城市,以博大精深的文化來定位未來,必將引發全體市民對城市悠久歷史的追懷和對城市美好未來的進取。

“瓷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就是通過發揮景德鎮藝術陶瓷獨特優勢,以產業支撐為平臺,引進國內外藝術家建陶藝工作室,打造國際性陶瓷文化藝術交流、創作、展示和交易平臺,形成陶瓷藝術創意新興產業,使陶瓷產業由制造業領域進入知識經濟―創意經濟層次。景德鎮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遺存,為創意產業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景德鎮陶瓷文化藝術創意產業”是景德鎮經濟發展中最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之一。近年來,景德鎮市委、市政府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圍繞建設“經濟重鎮、旅游都市、特色瓷都”的戰略目標,在積極借鑒國內外創意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積極培育市場主體,構建了以景德鎮陶瓷學院、 國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研究中心、景鎮市陶瓷研究所、景德鎮環球陶瓷集團有限公司、景德鎮市雕塑瓷廠、 景德鎮陶瓷歷史文化博覽區等單位為創意文化產品生產研發、文化旅游、文化交流的龍頭,日用(陳設)及建筑陶瓷新產品設計與包裝、文化演藝娛樂為重點,以網絡文化、 會展為支撐,以時尚消費、產業咨詢策劃等為配套的產業體系。[7]

景德鎮悠久的制瓷傳統,形成的當地許多與陶瓷有關的生活習俗。以人為本的陶瓷文化必然是積極、健康、向上的,通過對個人思想和情趣的凈化、對心理及行為的滲透影響市民整體的素質。這為城市的繁榮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結語

文化遺產是一個城市最為寶貴、最為獨特的文化優勢。進入21世紀,世界的競爭是文化的競爭,城市的競爭也是文化的競爭。作為一種不可復制的稀缺資源,文化遺產不僅使這些城市享譽全球,也為其城市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營養。要提升城市文化就必須對現存城市文化的底蘊、特點進行認真分析和研究,找到切實有效的途徑進行保護與弘揚。千百年來,景德鎮一直保持著自己獨特的風格,積淀了豐厚悠久的陶瓷文化底蘊。景德鎮已成為全國陶瓷中心,乃至世界的“瓷都”。(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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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搖滾樂;都市人類學;社會變遷

一、從都市人類學看中國搖滾

中國搖滾(Chinese Rock),一般被描述為一種反傳統的工具、反抗主流意識形態、商業建制以及文化霸權的音樂。喜歡搖滾的人也多半不是一般的追星族,而是追求用歌聲傾訴一種生活和思想。中國搖滾開始于1986年“西北風”開始進入剛剛萌芽的青年文化,中國最早的搖滾歌曲大概是現在大家所推崇的“中國搖滾之父”崔健的《一無所有》。而“地下搖滾”或“地下樂隊”是指那些沒有被簽約和包裝的搖滾樂隊,他們是北京搖滾群的主體,很多樂隊都生存于這樣的“地下”狀態。

自西方1960年代以來的文化批評浪潮與后現代主義興起后,搖滾樂作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逐漸為西方主流文化所接受,作為標榜自由與表達抗爭的符號,搖滾樂在西方掀起了一種文化風潮。也許“大麻”、“”、“酗酒”、“暴力”、“無政府”、“反傳統”在當初就是人們一提到搖滾所能想到的標簽,然而現在的西方社會對于搖滾是一種很包容的心理,對于這一流行文化的認同是我們中國現在尚未形成的。搖滾樂手,尤其是地下搖滾樂人,在中國從萌芽至今,一直作為一種對抗“流行”與“主流”的人群游走在城市文化的邊緣,始終沒有得到主流人群的接納。

音樂文化在中國,要么就是西方的交響樂與國樂,要么就是以宣傳政治思想、社會和諧美好的“紅歌”,要么就是占據商業市場主體的“流行音樂”(區別于西方的流行音樂)。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堅持歌曲原創性、倡導個人情感的充分表達、擅長社會批判與反思的搖滾樂成為了“非主流”的邊緣人群。“”、“酗酒”、“暴力”、“無政府”、“反傳統”、“奇妝異服”、“吵鬧”等等標簽依然是大多數不了解這一群體的人們對于搖滾在中國的刻板印象。我們是否應該運用當初西方那些文化批評、后現論,對我們現在的中國搖滾產生的社會現象做出闡釋?然而,西方與中國的社會情境并不盡然相同。雖然都是同樣地經歷現代化與城市化,但是單就城市來說,就有足以區別的地方。西方的城市概念是不能套用在中國的城市上的。如果用馬克思·韋伯對于城市類型學的分析,那么在19世紀中期以前所謂“前現代”的中國的城市中,沒有一個能夠符合那一套標準。

二、城市如何生成搖滾——氣質與城市環境

1960、1970年代對于搖滾樂與流行文化的文化批評認為,搖滾樂的產生離不開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斷裂以及代際間的文化沖突。這些文化批評的觀點有一定的深刻之處,但是它卻忽略了文化群體產生與生存的空間載體——城市。城市作為研究搖滾的新角度,引出了都市人類學或城市社會學對于搖滾樂這一城市次生文化的分析和解讀。

都市人類學受社會學影響很大,與傳統人類學也有區別。傳統意義上的人類學更加關注“原始人群”的研究,社會學則致力于對于“文明社會”的研究。作為西方近現代文明產物的“城市”,使得都市人類學與城市社會學在產生之初就產生了天然的聯系。都市人類學注重對城市較小群體、社區的個案研究與定性分析,而城市社會學則偏向于選取較大的樣本經行定量分析。城市化、貧窮等都是兩者研究的主要論題。在城市社會學范疇內,美國芝加哥學派對城市與城市文化的研究有過重要的論述。帕克認為,大城市從來就是各種民族各種文化的大熔爐,新的種族,新的文化,新的社會形態就是從這些相互作用中產生出來的。

搖滾樂在中國的生成與傳播,和中國的社會文化情境是密不可分的。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產生的城市拓展、人口遷移、文化交互,改變了以往的傳統,為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創造了空間。帕克通過對“氣質與城市環境”的研究認為:“每個人都會在城市環境中找到一個最適合的道德氣候(moral climate),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滿足。許多鄉下的青年男女放棄他們安適的鄉間生活跑到城里來正是出于這種動機。而這種動機的基礎,并非完全追求利益至少也不是要追求情感,倒是在追求一種更本質更原始的東西。”由此可見,城市對于搖滾,不止是一個空間生存的載體,還可能是一種文化的驅動力。首都北京作為中國重要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為搖滾樂手與先鋒藝術家的聚集開辟了氣質環境與夢想空間。

城市作為搖滾的生存地,卻不能完全容納搖滾。現實和主流社會的評價使得搖滾成為了城市的邊緣。自1990年代末以來,北京城郊的樹村聚集了很多的搖滾青年。這里便宜的房租是城市給他們提供的唯一選擇。他們往返于城市郊的居住地與市中心的地下表演場所,在城市邊緣構筑著與主流話語對峙的城市氣質。而這些搖滾樂手卻與先鋒藝術家一樣,被稱主流人群視為了“瘋癲”的代名詞。福柯曾在《瘋癲與文明》之中這樣寫道:“瘋癲是與藝術作品共始終的,因為瘋癲使藝術作品的真實性開始出現。”然而,這種“瘋癲”是與藝術家們在社會結構與輿論中的邊緣地位是分不開的。處于邊緣位置的中國搖滾人,又是怎樣與城市的中心互動,并在話語中反映互動的情境呢?我將接著解讀這一話題。

三、1986至今中國搖滾話語下的城市與社會

就像1950年代比爾·哈利在《晝夜搖滾》的一曲成名,1986年崔健在工體的《一無所有》唱響了中國搖滾的第一聲。改革開放的中國從的迷思中走出,使得青年人需要一種聲音去找尋自我的認同。1994年,由竇唯、何勇、張楚組成的“魔巖三杰”與唐朝樂隊共同參演的香港紅砌“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也成為了眾多搖滾樂迷心中難以忘懷的經典時刻。何勇在1994年發行的作品《鐘鼓樓》之中,曾對當時北京的城市擴建與拆遷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在這首歌中,鐘鼓樓作為中國城市過去的象征和隱喻已經被城市的高樓森林埋葬,拆遷和擴張正在成為現代城市的氣息:

我的家就在二環路的里面

這里的人們有著那么多的時間

他們正在說著誰家的三長兩短

他們正在看著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煙

小飯館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鄉們

他們的臉色像我一樣

單車踏著落葉看著夕陽不見

銀錠橋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

水中的荷花它的葉子已殘

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燈談判

說著明兒早晨是誰生火做飯

說著明兒早晨是吃油條餅干

鐘鼓樓吸著那塵煙任你們畫著它的臉

你的聲音我聽不見現在太吵太亂

你已經看了這么長的時間你怎么還不發言

是誰出的題這么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

是誰出的題這么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

我的家就在二環路的里面

我的家就在鐘鼓樓的這邊

我的家就在這個大院的里邊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這個地球的上邊

1990年代的城市擴張與老城改造成為了何勇這首《鐘鼓樓》的核心話題,他把鐘鼓樓這一老北京城市的地標置于城市急劇變化的環境中,展現了人們生活方式的急劇變化,表達了自己對過去生活的美好懷念。

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朋克、新金屬風格的樂隊在地下搖滾的舞臺上變得異常活躍。他們口號式的歌詞與演唱極具煽動力和情緒感,就和城市在那個時代的迅速擴張一樣猛烈。自1996以來,中國先后啟動了高校不包分配、住房分配貨幣化、營利性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放開等等改革措施,我們的城市生活又發生了轉變。那個時代生存于底層的年輕人對日益變革的城市生活非常敏感,他們用口號性的聲音表達著自己的憤怒與對抗,現實的壓力和理想的重量,都是城市在他們心里所烙下的印記。城市的變遷讓他們在物質上得到的不多,也他們依舊處于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與困境之中,處于邊緣的他們通過搖滾樂宣泄自己不滿。那個時代制造出了舌頭樂隊、AK47、病蛹、扭機、液氧罐頭、痛苦的信仰這樣的新金屬和硬核樂隊,刺耳的失真,狂躁的嘶喊。從痛苦的信仰樂隊這首口號性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2001年)中,折射出了城市青年的浮躁:

哪里有壓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壓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壓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壓迫 哪里就有反抗

專制能夠改變我們什么

教育能夠改變我們什么

專制能夠改變我們什么

教育能夠改變我們什么

21世紀以來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使得網絡成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會文化傳播的速度進一步加快,文化也日趨多元,“物欲至上”的觀念也開始抬頭。“二手玫瑰”、“左小祖咒”等異樣的聲音在這個時代誕生,不同于過去直白的話語形式,隱喻與辛辣的諷刺成為他們的新特點:

我像一盒名牌的香煙

我塞進了窮人的口袋

我像一只貪婪的耗子

我被富人收養起來

我像一盒治性病的藥

我被愛人偷偷地打開

我像一個犯了戒的神仙

我被老天踢了下來

一群豬吧飛上了天

一群海盜淹死在沙灘

我的兒子被做成了金錢

搖曳的花枯萎在河岸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工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商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詩人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廢人啊

允許我國的農民先富起來

允許我國的美人先富起來

允許我家的傭人先富起來

允許我國的藝術家先富起來

——二手玫瑰《允許一部分藝術家先富起來》2006

此外,一些樂手始將民謠變為了對憤怒、情緒狂躁的金屬音樂的反思。一把吉他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旋律相對舒緩的民謠開始逐漸興起于各地下演出場所。這一時期,搖滾樂開始變得多元化,人們不斷的解構它,而它也在這樣的解構中被不斷地重新定義。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搖滾樂已經在城市的邊緣走過了它30多年的光景。將不同時期的作品串聯起來,我們看到了中國城市社會變遷的冰山一角。其中有在城市擴建的情境之下,由于自身社會記憶所依存的生活空間喪失而發出的感慨;也有在改革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對于境況的改變而表達的憤慨與不滿;也有受困于不斷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而產生的自嘲與無奈。

四、基于邊緣的城市研究

秉持從邊緣觀照中心的視角,從人類學出發去關注城市較小的群體與社區,可以為我們認識都市、理解社會變遷提供一定的方法與進路。作為唯一一門宣稱能夠以研究“他者”來反觀自身,進而探求人類普同性的學科,人類學在都市底邊人群的研究之中,能夠提供其獨特的借鑒價值。搖滾樂相對于主流音樂形式的弱勢狀態,搖滾樂手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底層位置,都使得它具備了作為城市邊緣文化與城市邊緣人群的特點。

搖滾樂這種文化形態是城市文化生態鏈上的一環。在由城市構筑的社會文化空間之中,搖滾樂人在與他人的交往互動與參照對比之中,形成了自己的觀念,開展著自己的生活。對于這一都市邊緣群體的研究,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支持。諸如搖滾樂手、搖滾迷、地下演出場所、樂手聚居地、搖滾音樂節、以及搖滾音樂的市場生產機制等等方面,都亟待我們的關注。

通過對城市發展與搖滾樂相互關系的研究,我們希望能夠認識中國的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變遷,了解城市化過程之中所面臨的問題,進而也能對何為城市發展以及城市怎樣發展,貢獻一份自己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1 [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麥肯齊等著,宋俊嶺,吳建華,王登斌等譯,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文集[M],華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