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專業，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IT治理；制度；IT角色；電視媒體

一、 引言

本文對電視媒體的IT治理模式的變遷規律進行了總結，運用IT治理理論和制度理論研究了環境制度壓力對IT治理模式的影響，分析了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發生變遷的原因，以期為廣大電視媒體的技術升級與戰略轉型提供理論依據與實踐啟示。

二、 IT治理

IT治理是一種保證IT能力獲得的機制。為了獲得這種IT能力，企業必須明確IT決策權的歸屬與責任框架，通過對IT投入與使用過程中的相關決策權與相應責任的優化配置，達到企業所期望的行為。IT治理的主要任務是保持IT與業務目標的一致性，從而合理利用IT資源、平衡IT技術與過程風險，推動IT與業務的協同，確保企業目標的實現。

圍繞IT決策權在各主體之間的不同分配結構，形成了集權與分權兩種不同的IT治理模式。IT治理集權模式中，所有的決策權均集中于企業的IT部門；而在IT治理分權模式中，所有的決策權都被分散至單獨的業務單元[4]。集權治理模式的優點在于能夠為組織帶來更大的IT標準一致性，獲得規模效益，缺點是各業務部門缺少對本地系統的控制，系統會變得僵化，從而瓦解本地的最優實踐。分權模式的優點在于能夠使業務單元獲得更大的自主性，更快更好地響應快速多變的市場需求，其缺點是降低了IT資源在不同業務單元之間的集成程度，從而導致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的喪失，帶來企業成本的增加。

嚴格的集權模式與分權模式并不多見，企業往往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集權與分權模式的優點。對于企業的這種需求，IT治理模式從決策主體與決策對象兩個方向上進行了擴展，通過將決策主體細分為企業級IT部門、業務單元級IT部門與業務管理層三方，將決策對象細分為IT基礎設施、IT應用與項目管理三類，形成了集權模式、分權模式與聯邦模式三種IT治理模式。這種分類方式中，集權模式的三項IT決策均由企業級IT部門做出；分權模式的IT決策均由業務單元級IT部門或者業務管理層做出；而在聯邦模式中，不同的IT決策權則被分配到不同的企業級IT部門與業務單元中。在此基礎上，Weill和Ross（2004）對IT決策主體與對象進行了進一步擴充，把IT治理模式分為業務君主制、IT君主制、封建制、聯邦制、IT雙寡頭制與無政府制六類，從而形成了IT決策與IT治理模式相對應的IT治理安排矩陣。

在眾多的IT治理模式中，企業選擇哪一種，取決于許多影響因素。一些研究發現，企業IT治理模式會受到企業競爭戰略的影響。企業的競爭戰略不同，其在IT治理的關鍵決策、治理安排和實現機制上也會不同。采用低成本戰略或者防守型戰略的企業，其IT治理模式的集權程度往往更高。除競爭戰略外，IT治理模式還會受到企業運營模式的影響。企業運營模式的業務流程標準化或者集成性程度越高，IT治理模式就越集權，并且標準化與集成性這兩個因素之間存在交叉效應。當兩者均為高水平或低水平時，會強化IT治理模式的集權或者分權程度；而當兩者水平不一致時，對IT治理模式的影響作用會相互抵消，表現為較為中庸的IT治理模式。

然而，無論是企業戰略還是經營模式，這些因素都是從內部的角度來描述企業特征，而沒有考慮企業外部的制度環境對IT治理模式的影響。企業是存在于一定的制度環境中的，企業IT模式的選擇不能脫離制度環境的要求與限制。Chin等（2004）曾對英國一家大型電信公司的跨國并購案例進行了研究，發現政府監管政策會影響并購后的企業IT治理模式，但并沒有深入分析制度是如何導致了IT治理模式的變遷。

三、 制度理論

制度是一種持久的社會結構，由象征要素、社會行為以及物質資源構成，具有能夠抵抗變化的穩定性。在對制度進行研究時隱含著一個問題：企業為什么要遵守制度？制度理論認為這是由于企業要獲得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在某一個社會所構建的規范、價值觀、信念與定義系統中，一個實體的行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適當的或者恰當的。也就是說，企業之所以遵守制度，是因為企業不僅需要物質資源和技術資源的支持，還需要社會的接受和認可，這種接受和認可就是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合法性的獲取有時會以企業效率的損失為代價，但隨著合法性的提高，卻往往能夠增強企業獲得資源和得到外部環境支持的能力。

制度理論認為，企業與制度環境之間是緊密關聯的。一方面，企業的生存要配合與順應制度環境，在制度化的過程中不斷趨向制度環境所容許的組織形態，并且通過制度化的機制，促使組織結構趨于同形，藉以獲取合法性。尤其是當外部環境變化迅速、充滿不確定性時，制度安排常常以細微但普遍的方式影響著企業的決策制定與組織行為。另一方面，企業也不僅僅是被動地適應制度，企業對制度也有著反作用。企業的許多行為都會改變行業中的競爭狀態，進而影響產業結構，改變后的產業結構又會對制度環境提出新的要求；另外，企業還會針對制度建立起主動性的制度戰略，去有意識地影響和協調制度環境中的規則和標準，從而影響整個制度環境的發展。

制度理論為研究IT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外部視角。現有實證研究支持了制度理論對IT治理的解釋作用。Jewer和McKay（2013）基于戰略選擇理論與制度理論研究了董事會的屬性特征與組織因素對IT治理的影響，發現內部董事比例、董事會規模、IT能力以及組織年齡、IT角色等因素都會影響董事會在IT治理中的卷入程度。因此，本文將基于制度理論研究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的變遷。通過把IT治理放在一個更大的制度環境中來考慮，可以幫助我們利用制度理論來檢驗電視媒體對制度壓力的響應，進而通過分析電視媒體所面臨的壓力與環境來啟發我們IT治理模式究竟是如何選擇的。同時，現實中的電視媒體所處的環境往往都是動態變化的，IT治理并不是一個與靜態環境的理性匹配過程。制度理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如何隨時間變化的理想的理論工具。

四、 從分權到集權：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的變遷

一直以來，電視媒體通過其技術中心來完成各類信息技術工作，支持其業務系統的正常運行。技術中心一般下設制作部、音頻部、播出部、轉播部、傳送部、總控部等技術部門，每個技術部門分別從事其所轄各類廣播電視業務系統、管理信息系統及IT基礎架構的設計規劃、運營管理、優化改進、故障響應等IT服務與運營管理工作。

這種分權的IT治理模式的初衷是出于效率優先的考慮，保證各個技術部門在IT資源的配置和使用上有更大的自主性，能夠積累更多的屬地實踐，從而對業務系統的各項需求能夠提供更好的響應和支持。然而，隨著電視媒體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深入，基于信息技術的業務應用顯著增加，分權的IT治理模式暴露出了許多問題。其一，由于各個技術部門都擁有自己獨立的IT資源與技術儲備，從自己部門的角度出發完成各類業務系統的開發和運維工作，使得整個電視媒體缺乏統一的信息技術管理體系，對網絡、設備、系統、用戶的管理是分散的、不關聯的，各個業務系統之間難以實現數據、信息和知識的共享。其二，分權的IT治理模式使得電視媒體缺乏長遠的IT規劃與建設原則，各個技術部門經常出于短期的現實需求，在業務系統的規劃、設計、實施、改造等方面與電視媒體的長遠目標相悖，重復建設與資源浪費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針對信息技術的發展要求與分權模式的弊端，許多電視媒體開始調整自己的IT治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的集權化趨勢。一方面，一些電視媒體開始組建專業化的IT部門，統籌各類IT 服務及運營管理工作，為建立健全信息技術管理體系提供組織保證。另一方面，在系統規劃與設計層面，逐步從粗放的、分散的管理手段過渡到規范的、專業化的信息管理方式，開發和建設出一套有效融合組織、制度、流程、技術的信息技術管理體系，使得信息技術工作成為電視媒體運營管理、業務生產以及戰略轉型的重要驅動和支撐。此外，許多電視媒體還在全臺范圍內建立起一體化的信息系統，從部門級的非線性編輯系統、硬盤播出系統和媒體資產管理系統發展到覆蓋全媒體全流程的全臺網，形成了整個電視媒體的集成化信息平臺。

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從分權到集權的變遷適應了電視媒體技術發展與業務更新的需要，為電視媒體的戰略轉型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證。這種變遷來源于電視媒體中IT角色重要性的提升。信息技術在電視媒體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從傳統的廣播電視技術業務運營管理向信息技術服務運營管理的方向轉變。電視媒體的發展和創新正越來越多地依靠技術驅動，信息技術不再僅僅扮演著支持性角色，其戰略性得到了不斷增強。

IT角色的提升會帶來IT治理模式的變化。IT治理表征的是IT決策權和責任在企業中各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分配情況。當電視媒體中的IT角色從支持性角色轉變為戰略性角色時，對應的IT決策權也就相應地更加收斂于電視媒體的戰略層面，對應的IT治理模式也變得更加集權。可以說，正是IT角色的不斷提升使得電視媒體的IT治理模式從分權走向集權。

五、 制度與治理

1. 強制性壓力。強制性壓力藉由正式的法令和規則來限制與管制企業的行為，引導企業活動和企業觀念，構建組織與產業的行為基礎，同時確保社會的穩定有序。強制性壓力包括法律法規以及政府政策等，這是一套由法律制定、監控和制裁機制構成的體系，其合法性基礎是法律，實施機制為強制性措施。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遵守這些法律規章，不愿違背而遭受處罰。

2006年以來，國家廣電總局了一系列關于電視媒體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建設的方針政策、總體規劃和技術文件。這些文件要求電視媒體要堅持政府引導、把握行業趨勢、扎實高效推進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建設，要整合臺內資源、轉變生產方式、再造業務流程，要實現臺內各業務板塊之間的協同運作、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要基于信息技術建立廣播影視技術新體系。這一系列政策和技術文件的，推動了我國電視媒體的數字化網絡化進程，并使得信息技術在電視媒體發展中所扮演的戰略性角色日益突出，并進而帶來了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從分權向集權的變遷。

2. 規范性壓力。規范性壓力通常表現為經驗法則、標準操作程序以及職業標準等形式。企業由于道德以及倫理的約束而遵守它們，或必須與一些公認的標準保持一致。規范性壓力的合法性基礎是道德，通過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進行實施。對企業而言，規范性壓力嵌入在其所屬產業、社會或者國家的文化、價值、規范和信念中，具有引導企業活動和信仰的能力。這種能力來源于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化進程。

專業化進程一直貫穿于我國電視媒體的改革實踐中。尤其是近年來，伴隨文化體制改革和新一輪制播分離的持續推進，我國電視媒體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制播分離將電視媒體的制作機構剝離出來，提高了電視媒體的專業化程度，打破了電視節目自制自播的陳舊模式，有利于豐富節目內容、降低節目成本。同時，制播分離還改變了電視媒體過度依靠廣告盈利的局面，提高了節目版權收益所占的比重，使版權經營成為電視媒體新的收入來源。電視媒體居于整個版權產業鏈的中心環節，向上包括內容制作與知識生產，向下則囊括了版權內容的存儲、傳遞、播出、、轉化、利用以及增值開發等。信息技術在其中不再僅僅是對內容生產過程提供技術支持，更需要支撐包括品牌、渠道、媒體資產開發在內的各個環節的運作。信息技術為電視媒體提供了新的技術與管理平臺，在電視媒體未來的技術體系與業務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3. 模仿性壓力。模仿性壓力描述的是一種模仿機制。當企業目標模糊不清、企業環境存在不確定性時，企業往往會參照其他企業來建立自己的制度結構。一些規模較大、較為成功或者擁有聲望的企業經常會成為被模仿的對象。不確定條件下的模仿行為一方面可以減少企業為降低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搜尋成本，另一方面還有利于企業獲得合法性。

近幾年來，互聯網和新媒體迅猛發展，電視媒體盡管擁有資源、知識和品牌的顯著優勢，但受制于各種因素，在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等行業新進入者的競爭時，陷入了一種創新的窘境。互聯網與新媒體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建立，其整套運作體系都基于技術驅動，許多新媒體公司都更多地表現為一家技術公司而不是媒體公司。這種全新的技術體系為媒體行業帶來了新的傳播理念、傳播渠道和傳播方式，并逐漸顛覆了電視媒體所建立起來的傳統的競爭優勢。為了與新媒體競爭，電視媒體開始有意識地模仿和學習新媒體，努力推進技術轉型，選擇基于現代信息技術重構自己的廣播電視技術體系，并在此技術上建立新的產品形態、用戶渠道和商業模式，許多電視媒體還從融合的角度提出了全媒體的理念。新媒體帶來的模仿性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電視媒體成長的動力。在模仿的過程中，電視媒體的技術平臺和商業模式都發生了變化，信息技術在其中承擔的戰略性角色愈發突出。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本文從制度理論的視角出發，研究強制性壓力、規范性壓力與模仿性壓力在電視媒體情境下的具體表現，以及這三種壓力是如何影響了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的變遷。本文認為，國家廣電總局的大量信息化指導文件所帶來的強制性壓力、電視媒體制播分離專業化進程所形成的規范性壓力，以及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所造成的模仿性壓力構成了電視媒體所處制度環境中的壓力來源，導致了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的變遷。這三種壓力均提升了信息技術在電視媒體戰略、運營、業務、創新各個方面的戰略性角色的重要性，使得電視媒體的IT治理模式從分權走向集權。

六、 結論

信息技術與其他資產一樣，必須經過有效的治理，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電視媒體的IT治理模式正在經歷從分權向集權的轉變。這個轉變表現在許多方面，包括電視媒體開始為信息化建設制定明確的指導原則與長遠的目標規劃，開始組建專業化的IT部門，并建立起融合組織、制度、流程和技術于一體的信息技術管理體系，以及開始在全臺范圍內建立起集成化的信息平臺，讓信息技術更多地介入業務運作，建立技術與業務之間的協同關系，等等。

電視媒體IT治理模式的變遷受到了制度環境的影響，具體來說包括強制性壓力、規范性壓力和模仿性壓力。這些壓力分別來源于國家廣電總局的政策指導、制播分離帶來的專業化進程，以及新媒體的蓬勃發展。這些壓力使得信息技術對于電視媒體來講，逐漸從支持性角色轉變為戰略性角色，開始對電視媒體的戰略轉型、業務運作和商業模式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進而驅動電視媒體不斷調整自身的IT治理模式，從分權走向集權。

參考文獻：

1. Weill P， Ross J W. IT governance on one page.CISR WP，2004，349（2）.

2. ITGI， COBIT 4.1 Excerpt.From ，2003.

3. 計春陽，胡克瑾，唐志豪.企業競爭策略與IT治理模式的相關性分析.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28（11）： 167-170.

4. 高皓，朱濤，張晶.企業運營模式對 IT 治理模式的影響：多案例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32（4）： 138-146.

篇2

在互動與對話中拓展傳統媒體的影響力

在網絡平臺上，公眾號、微信息、微傳播、微閱讀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最時尚的信息傳播和接受方式，它們的互動性、及時性、鮮活性在某種程度上嚴重擠壓了傳統媒體的輿論空間，因此在一些突發性事件面前，由于新的社交性媒體迅速搶占了先機，使得傳統媒體“集體淪陷”，在輿論引導中陷入“失語的焦慮”。可以說，網絡技術催生的新媒體在當代傳播格局中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但也應認識到，新的網絡社交媒體在沖擊傳統媒體格局的同時，也為傳統媒體利用新的社交媒體拓展信息路徑提供了契機，即社交媒體的社交性傳播形式，承載著傳統媒體與受眾之間互動與對話的功能，是傳統媒體在信息共享時代增強自身影響力和存在感的重要方式。2013年以來，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光明日報等傳統媒體紛紛入駐微博、微信平臺，至2013年末，僅央視新聞微博、微信和客戶端三個平臺的用戶數就突破5000萬，顯示了傳統媒體在社交性媒體化之后的傳播能力。從總體而言，傳統媒體的新社交性媒體形式，在加強傳統媒體與受眾互動效應的同時，傳統媒體也將自身的權威性賦予了所拓展的新型傳播形式，從而在信息的對話、交流、互動與傳遞的過程中，擠出了輿論空間充斥的非理性泡沫，助推輿論生態的理性和諧氛圍的形成，為社會傳遞正能量。

在互動與對話中把握社會輿情

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方式，與傳統媒體時代具有了較大差別，這一變化最鮮明地體現在傳統媒體以一點對多點的發散性扇狀傳播方式，逐漸向多點對多點的網狀傳播方式轉變。社交性媒體的便捷性，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源”、“爆料王”，這就是說在信息共享時代，社會輿情的生成已不是受眾對傳統媒體所提供信息進行的一種純粹單方面的接受和把握，而是對涌動著的多元信息的篩選和整合。這就要求傳統媒體和傳統媒體人改變原有的頗具宣傳和說教色彩的信息傳遞方式，在媒體的互動與對話中準確把握社會心理，引導社會輿情。

網絡時代信息的網狀傳播具有數量大、來源廣、影響面大的特點，且在消費文化理念日益深入的時代語境中，信息的更迭呈現出浪潮化的趨勢。在對信息的篩選和整合過程中，一些文化現象、社會話題得以凸顯，成為反映當下的社會輿情。它們之所以能夠凸顯，本身就意味著所喻含的問題受到了人們或隱或顯的關注，最終在網絡的聚合效應下，在人們的互動和對話中得到發酵和裂變。2010年，微博成為一種時尚，并引出了“圍觀改變中國”的命題，在這一命題的討論中，中國公民的網絡表達權、監督權被推到新的高度。2011年，“紅十字會”、“拼爹”、“郭美美”、“藥家鑫”、“小悅悅”等網絡熱詞的出現，讓“淡定”的人們再也無法“Hold住”，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呼聲在網絡話語的喧囂間此起彼伏。2012年，“高富帥”、“白富美”、“表叔”、“表哥”頻出， 引發了人們對貧富差距、階層固化、權力尋租、青年心態等問題的思索。2013年，“房姐”、“房叔”、“房祖宗”們上演著令人瞠目結舌的傳奇，但是“大黃鴨”的橫空出世，給處于生活焦慮狀態中并向往“土豪”生活的“小伙伴”以“喜大普奔”般的心靈慰藉。

可以說，以網絡熱詞為代表的社會輿情，作為一種借助網絡信息共享平臺開展對話與交流的話題對象，是以一種戲謔和嘲弄的態度反映各種社會問題的方式，是針對現實的文化隱喻。長期以來，傳統主流媒體在某種程度上未能對通過網絡傳播、擴散的文化隱喻、“草根”現象予以足夠的重視和關注，甚至有時簡單地將其視為“洪水猛獸”。①網絡輿情治理，是推進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傳統媒體要在網絡時代彰顯它對社會輿情的把控和引導能力，推動國家的文化治理體系建設，就必須參與社交性媒體的互動與對話，而非與社交性媒體相隔離。要充分利用天涯社區、貓撲論壇、百度貼吧等社交媒體提供的新聞線索，在思想和話語的駁雜交織中，感受當下最為真切的思想涌動。概言之，對話與交流是信息共享時代傳統媒體把握社會輿情，發揮正面輿論引導效應，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可以探索的有效途徑。

在互動與對話中促進信息的專業化傳播

由于現代人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和對信息的快速瀏覽，容易忽略掉網絡空間中的信息，使信息的有效性在信息快速更迭的過程中大打折扣。因此在信息共享時代，基于互動與對話的需要，為受眾提供以專業化為特質的內容信息，成為媒體傳播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所謂專業化的信息傳播，是相對于傳統媒體的大眾化傳播而言的，是指特定專業背景的人群在一定范圍內根據興趣組合而成互動與交流的群體，在信息傳播、共享路徑上以RSS聚合服務、朋友圈、專題服務、新聞訂制、新聞檢索、博客或網友文集等形式出現。

由于在信息共享時代的互動與對話中，信息的者同時也是信息的消費者，它模糊了傳統信息發送者和消費者的界限，托夫勒曾經預言的“生產型消費者”（Prosumer）在網絡信息共享時代正成為現實。這就決定了針對特定信息的互動與對話是小范圍內的事件，它要求信息以更為專業化的形式出現，這就必然導致信息分眾市場的出現。也就是說，在信息多元的時代背景中，受眾根據彼此間交流與對話的需要對信息有一個選擇的過程，并在這一過程中主動促使信息傳播市場的分化。比如，豆瓣網聚集了專業性很強的有關書籍、電影、音樂評論的網友，他們之間彼此的互動與交流不僅形成了當代網絡空間中靚麗的景觀，也使得豆瓣網成為“吃‘文化飯’的互聯網品牌”。②

傳統媒體在實現信息廣而告之功能的同時，要在與新媒體聯姻的基礎上進行信息傳播的再專業化探索，積極推動傳統媒體信息的平面化傳播向深度挖掘的方向轉變，對所要滿足的傳播需求與滿足需求的方式進行細分，按照新語境、新形勢下的信息生產、傳播邏輯對傳統媒體的話語體系進行再造，從而推動傳統媒體的特色化、品牌化發展。

在互動與對話中生成新的傳播倫理

信息共享時代的網絡傳播作為傳播史上的革命，拓展了新的傳播渠道，形成了新的傳播空間，也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傳播秩序和傳播倫理。媒體的傳播需要一定的倫理秩序，它是維系信息有序、高效、規范傳達的內在規則，但由于新媒體尚未完全培育成形，傳統媒體仍然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傳統與現代交織、碰撞的歷史時刻，新媒體倫理的制定需要在媒體間的互動與對話中完成。

首先，對話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價值理念上的對話。媒體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可以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網絡媒體的當展受到市場化轉型的推動，商業利益在新的媒體倫理生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網絡媒體社會責任的缺失。而傳統媒體由于具備新媒體最為缺乏的社會公信力，能夠及時糾正背離媒體社會責任的信息傳播，引導輿論走向，因此在信息的共享與傳播中，需要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達成一種制衡。

其次，對話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傳播話語體系上的對話。不同的媒體形式有不同的話語體系，選擇了一種媒體形式也就是選擇了一種話語的表達方式。由于新媒體的匿名性，使得其在話語的表達上有時呈現出“隱私的窺探”、“話語的暴力”等特征，在一些公共事件面前，一些非理性的“媒介審判”往往干擾人們正確的判斷。而相比之下，傳統媒體的職業精神和對事件真實客觀的追求則是為社會所承認的，因此兩種話語體系間的對話，構成了媒體在協同互補中培育共享時代新話語體系的途徑。

最后，對話是媒體自身的對話，它體現為媒體審視和改變自身的能力。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在舊的媒體倫理未完全隱去、新的媒體倫理尚未形成的時代語境中，誰能夠適時改變自身的傳播方式，改進不適合現代話語體系的表達方式，誰就能夠在信息共享中占據主動，在新媒體倫理的形成中發揮主導作用。

面對網絡信息共享時代交往及價值觀念的變革，傳統媒體和傳統媒體人的思維或許還一時未能跟得上變革的步伐。但不管傳統媒體和傳統媒體人愿意與否，互動與對話所產生的變革已然開始。在變革中，甚至不乏譏笑、嘲諷、懷疑乃至貶斥，即使如此，時代依然在悖論中前行。如何面對這種悖論？還是借用“信息共享時代”概念的提出者賈維斯之言來回應：“不是徒勞空嚷，咒罵時代的潮流，而是應該運用智慧發現機遇，決定我們想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未來。” ③

注釋

①孫正則：《何必視網絡新詞如洪水猛獸》，《中國青年報》，2009年9月8日

②劉妮麗：《豆瓣網：吃“文化飯”的互聯網品牌》，《中國文化報》，2012年9月22日

篇3

[關鍵詞]科技決策；媒體；民意；決策者；互動

[中圖分類號]C9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7）01-0087-05

一、引言

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為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關系到社會各方利益，具有鮮明的公共性。無論是從公共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要求，還是從政治角度及經濟角度考慮，尊重和吸納民意，實現政府決策者、媒體與民眾的良性互動都是政府的職責和義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政策的制定經歷了一個從忽視民意到尊重民意的轉變，媒體、民眾對公共決策的參與由缺席走向回歸。然而，在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仍然比較微弱。為提高科技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水平，探索建立決策者、媒體與民眾良性互動的科技決策模式，提高科技政策質量水平，推動科技發展與進步，我們有必要分析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障礙因素，并提出相應的破解對策。

二、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主要障礙

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作為一個系統，必然地包含互動主體、互動議題、互動制度、互動環境以及互動結果（或效果）。其中，互動主體即與科技決策相關的媒體、民意、決策者；互動議題就是科技政策；互動制度則包括對互動全過程的規范，即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利益表達制度、互動協商制度、互動反饋制度等；互動環境主要是政治文化。接下來，文章將從互動主體、互動議題、互動制度和互動環境等四個方面來對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主要障礙進行分析。

（一）互動主體力量的先天失衡

互動主體力量的先天失衡指的是決策者、媒體、民眾之間權力與資源分布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因素造成的。首先，相比較而言，作為互動主體之一的決策者在科技決策互動中擁有先天的優勢，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其所掌握的嗔Α⒆試醇捌浞律地位上。科技決策中，決策者是政治精英與專家的集合體，是權力與資源的集大成者，同時在法律地位上也有充足的保障。政治精英在科技決策中擁有對社會輿論的引導力和動員力，其所代表的政府組織機構完善，目標具有系統性，擁有相當豐富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優勢，在憲法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下實現對決策的主導權；專家則擁有科技決策的專業知識優勢，這種專業知識優勢使得專家在“科技決策中的作用呈現出越來越豐富的模式和形態”[1]，“‘政府―科學家（專家）’的二元決策主體關系成為科技政策決策模式的核心特征”[2]。其次，作為互動主體之一的媒體有著較之民眾更強的力量而較之決策者更弱的力量。較之民眾更強的力量主要在于媒體可以發揮其監督社會環境、協調社會關系、傳承文化、提供娛樂、教育市民大眾、傳遞信息和引導群眾價值觀等功能，充當“第四權力”；而較之決策者更弱的力量則在于政府對媒體具有內容審查、經費撥付、人事任免等權力，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充當政府的“喉舌”。再次，作為互動主體之一的民眾力量最薄弱，主要表現在其組織化程度低、占有的決策信息稀缺、權力缺乏等。互動主體所擁有的權力、資源以及法律地位往往意味著影響力，而力量的失衡也體現在對決策的影響力上，因為“在任何時候，公共政策都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團體的利益，隨著各團體的力量和影響的增長，公共政策將變得有利于其影響增加的那些團體的利益，而不利于其影響下降的那些團體的利益”[3]。

（二）互動議題的特殊性

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議題是科技決策項目，包括科技政策和科技項目等，相比其他政策議題，它具有一些獨有的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障礙。

1.科技決策的專業性和復雜性，要求互動主體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術知識，使得互動難度加大。科技決策的專業性和復雜性主要源于科技的專業性和復雜性，體現在科技涉及的領域和知識構成上。從涉及的領域來看，科技主要包括能源、水和礦產資源、環境、農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11大重點領域，此外還包括一些重大科技專項和前沿技術。從知識構成來看，各領域的科技都有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專業話語體系、技術標準、應用程序等。科技決策的專業性和復雜性要求媒體、民眾必須具備一定的科學素質。根據中國科協的第九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我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率達到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進一步縮小了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我國公民科學素質水平發展不平衡，公民科學素質建設任重道遠[4]37。加之，“技治主義”崇尚的“政治精英與專家治理結構”，使得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難上加難。

2.科技決策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已經成為人類的共識，劍刃的一側是科技對人類的貢獻，是“第一生產力”；劍刃的另一側卻是負面效應，如生態破壞、隱私泄露、健康威脅等。因此，科技決策既要考慮到科技對人類的進步意義，也要考慮到科技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這種風險性大多都是由科技政策所引導發展的。科技決策的風險性使得國家必須考慮到科技政策的規劃性和預見性，這對于缺乏專業科技知識和偏好短期行為的媒體、民意而言，便是參與互動的障礙。

3.科技決策的保密性直接拒絕了互動。科技決策的保密性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客觀上的保密性，另一方面是主觀上的保密性。所謂客觀上的保密性是指出于國家安全、保護個人生命健康等的考慮，對科技決策進行保密；而主觀上的保密性則指決策者出于個人、部分群體或部門的利益考慮，人為不公開科技決策信息，使得科技決策具有保密性質。科技對世界各國而言都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重要的一點便是其涉及國家安全。因此，科技決策相對其他領域的決策而言具有較強的保密性質。科技決策的保密性特征使得決策信息難以公開，直接導致互動的不可能。

（三）互動制度的不健全

在由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組成的科技決策互動系統中，互動制度可以視為互動系統的內部環境。從一個完整的互動過程看，互動制度包括基礎性的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媒體和民意的表達機制、媒體和民眾參與協商的制度以及決策者對媒體、民意的互動反饋機制。總體上說，這些互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建立，但還不夠完善。互動制度的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難以常態化、制度化。

1.決策信息公開制度不健全。決策信息公開是互動的基礎，是媒體、民眾知情權的保障，更是媒體、民眾履行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的基礎。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7年1月17日審議通過），從制度上規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序，但這只是政府條例上的規定，并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層面。另外，在實際操作中，決策信息不公開的情況屢屢出現，如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決策，正是由于決策信息的不公開，才造成番禺事件的爆發。

2.媒體、民眾的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媒體、民眾的利益表達作為獨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是科技決策的輸入途徑。媒體的利益表達可以視為公開報道、發表評論等權利的運用，雖然受媒體市場化影響，媒體的自由度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新聞團體、出版單位均屬政府公k，還需面臨諸多的內容審查、財務依賴、人事依附等限制。民眾的利益訴求則往往被要求通過指定的渠道進行表達，如工會、婦聯、村委會等，但這些表達渠道經常因為自身的弊端而被堵塞，民眾自發的表達形式又難以獲得法律上的有效保護。因此，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使得民眾處于無組織的狀態，媒體、民眾的需求和政策偏好缺乏有效的政策輸入途徑，難以與決策者形成有效互動。

3.媒體、民眾參與互動協商的制度缺乏。參與協商制度包括兩方面，一是參與協商的制度文本，二是參與協商的制度平臺。從制度文本角度看，現階段我國媒體、民眾參與科技決策的制度不夠完善、具體。從已知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來看，既沒有對科技決策中媒體、民眾參與的范圍和程序進行明確規定，也沒有從法律、規則等方面對科技決策中媒體、民眾參與的地位和作用進行說明。從制度平臺角度看，媒體、民眾參與科技決策的制度平臺缺乏。據學者祝侶和劉小玲介紹，西方發達國家媒體、民眾參與協商的制度平臺主要有共識會議、公共對話、情景研討班、網絡咨詢、公民陪審團、21世紀城市會議等[5]，這些制度平臺為媒體、民意與決策者在科技決策中的互動提供了載體。我國媒體、民眾參與協商的制度平臺較為有限，參與度高的僅限于網絡咨詢，但這種平臺存在著民意代表性不足的弊端。

4.互動反饋機制薄弱。一個完整的互動過程必然包含互動反饋，互動反饋對互動效果的影響具有直接的作用。在現實的互動過程中，關于決策者對媒體、民眾反映的意見或建議是否采納，不采納是否說明理由，如何說明理由等均缺乏必要的約束性規定。這使得媒體、民眾經常通過非常規的手段給決策者施壓而要求增強回應性，如越級上訪、集體散步、等。

（四）政治文化的制約

在科技決策互動系統中，政治文化構成了互動系統的外部環境。所謂政治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是政治系統正常運轉的基本心理環境[6]。任何政治行為的發生及人類行為方式的選擇，都受到某種政治文化或心理活動的驅使。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作為一種政治行為，也必然會受到某種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對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產生阻礙影響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現為“官本位”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

1.“官本位”政治文化驅使決策者壟斷科技決策過程，阻礙互動。在“官本位”政治文化中，決策者認為媒體、民眾缺乏必要的科學技術素質，于是壟斷科技決策體系，使得決策模式開放性不足，片面地強調“精英化”“專業化”決策，導致公共精神被否定，公眾主體地位被削弱，從而阻礙互動。

2.“依附型”政治文化導致政治盲從，媒體、民眾互動意愿消退。“依附型”政治文化是對民眾而言的，也可稱之為“臣服型”政治文化，典型特征便是民眾對政治權力的依附性、臣屬性、順從性。“依附型”政治文化“催生了普遍的草民心理，過分依賴于清官仁政，習慣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掌握，缺乏使命感和責任感，缺乏參與科技決策互動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最終導致政治盲從，互動意愿消退。

三、促進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良性互動的對策

（一）互動主體力量先天失衡的化解：修正后的相對均衡

互動主體間先天力量的失衡是難以完全消除的，這與決策者、媒體、民眾各自所處的法律地位、在決策中扮演的角色直接相關。因此，對于互動主體間力量先天失衡的化解只能尋求修正后的相對均衡，這種均衡狀態并不是絕對值的相等狀態，而是對各個互動主體的權力/權利、成本、損失等賦予相對均衡的義務、收益、補償，實現互動主體間權力/權利與義務、成本與收益的相對均衡。

首先，互動主體間權力/權利與義務的均衡，要求根據各個互動主體所擁有權力/權利的多寡履行相應的義務。最接近政治權力的決策者必須履行向媒體、民眾提供決策信息、主動增強回應性、傳播科技政策等的義務；媒體則應充分發揮“第四權力”的作用，充當決策者與民意互動的橋梁和紐帶，展現可見度的公共性和對話的公共性；民眾所掌握的權力最少，權利的履行也面臨諸多禁錮，因此必須努力提高自身科學素養，參與科技決策互動。其次，互動主體間成本與收益的均衡，要求各個互動主體為科技決策而實施的互動行為應匹配相對應的社會收益。其中包括對因決策而遭到的損失輔以相對應的補償，即損失與補償的均衡。如在鄰避設施的建設中，鄰近居民顯然受影響較大，應該給予他們與損失相對應的補償。互動主體間權力/權利與義務、成本與收益的相對均衡有利于實現各互動主體間法律地位的相對平等、關系的相對獨立以及對科技決策影響的相對均衡，實現對互動主體力量先天失衡的再均衡。

（二）互動議題特殊性的應對：科技政策傳播與提高公民科學素養

科技決策互動中互動議題的專業性和復雜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保密性共同構成了科技決策不同于其他領域決策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由科技決策所涉及的特殊領域決定的，也是科技決策區別于其他領域決策的重要節點。所以，對于科技決策互動中互動議題特殊的應對之策就是加強科技政策傳播，提升公民科學素質。加強科技政策傳播有利于提升媒體、民眾對科技政策的理解、認同、遵從程度，增強互動意愿；提高公民科學素質則能夠提升科技決策互動的質量。

1.加強科技政策傳播。根據傳播學鼻祖哈羅德?拉斯韋爾的5W模式，傳播系統一般由5個要素組成，即誰（傳播主體）、通過什么渠道（傳播媒介）、對誰（傳播受眾）、說了什么（傳播內容）、取得什么效果（傳播效果）[7]。故而在科技政策傳播中要實現傳播效果，需要從傳播主體、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傳播受眾等四個要素出發。在傳播主體方面，要樹立政治精英和專家作為主要傳播主體的權威，并允許多元化主體的加入；在傳播媒介方面，要綜合利用各種媒體資源特別是互聯網資源，實現媒介融合；在傳播內容方面，要整合傳播內容，實現科技政策的易傳播性；在傳播受眾方面，要培養理性公眾和媒體公共性，提高媒體、民眾對科技決策互動的參與度。

2.提高公民科W素質。第九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發現，具備科學素質的群體更加關注并支持科技事業發展[4]38。故考慮到民眾科學素質與科技互動的正相關關系，有必要提高我國公民的科學素質。首先，要大力加強科技教育，實現科技教育大眾化。事實證明，“教育是科學轉化為人的發展的必要工具，科學只有借助于教育才能對人的發展產生影響，使個體得以掌握這種物化的智力，并得以在相對短暫的個體發展過程中再現歷史的人的發展過程……一個沒有受過現代教育、不具備科學知識的勞動者，在現代化的生產中只能處于一種被物所駕馭、擺布的地位，甚至還要受到科學的懲罰”[8]。因此，加強科技教育是提高公民（媒體）素質的最根本手段。其次，要大力加強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科學素質。具體而言，加強科普工作可從加大科普經費投入、科普場館建設、科普活動舉辦以及科普人員培養等方面著手。

（三）互動制度缺失的彌補：互動制度建設

“制度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9]。實現科技決策中的良性互動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化安排。首先，要完善科技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科技決策信息的公開范圍、公開質量、公開方式和渠道，并且處理好科技決策信息公開與保密的關系，不人為設限以保密為借口拒絕公開科技決策信息。其次，要健全利益表達機制。利益表達是反映媒體、民眾利益訴求的主要途徑，更是政策系統中的輸入環節，關系到政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反映程度，即公共性程度。所以，科技決策者應該在傳統的指定的利益代表和表達渠道之外，承認多元的利益代表和表達渠道，尤其需要增加媒體、民眾利益表達的組織化渠道，以使零散的、碎片化的利益訴求得以聚合，提高互動效率和質量。再次，要建立媒體、民眾參與互動協商的制度和平臺。互動協商是協商民主理論的價值訴求。協商民主理論認為，公民是有理性的，在政治共同體中，通過公共參與和公共討論以對話的形式可以達至理性立法、參與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10]。在制度文本方面，應進一步加強媒體、民眾參與科技決策的法規制定，明確科技決策中媒體、民眾參與的范圍和程序，確立媒體、民眾參與科技決策的地位和作用；在制度平臺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做法，搭建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平臺。最后，要加強互動反饋機制建設。如前所述，完整的互動過程必然包含互動反饋，學者王錫鋅更是將反饋視為“決策者改進決策的積極資源”。互動反饋制度應包括反饋的路徑和方式。從路徑上看，主要有橫向反饋與縱向反饋，具體而言，橫向反饋主要是媒體與民意之間的反饋；縱向反饋又分為自上而下的反饋，如決策者對媒體、民意的反饋，以及自下而上的反饋，如媒體、民意對決策者的反饋。從方式上看，按不同的標準分類，可分為直接反饋、間接反饋，口頭反饋、書面反饋、行為反饋。具體采用何種互動反饋路徑或方式，各互動主體可以視具體情境而定。互動反饋制度的建設有利于提高媒體、民眾參與科技決策互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四）政治文化制約的突破―“服務本位”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培養

政治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類屬不會自發形成，它需要一個培養的過程，而這種培養是一個既漫長又重要的過程。針對“官本位”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對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制約，需要培養“服務本位”政治文化和“參與型”政治文化。首先，之于決策者，要將“官本位”政治文化轉變為“服務本位”政治文化。在構建服務型政府的今天，公共服務被置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的位置。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看來，公共服務不只是一個職業范疇，還是一種態度，一種責任感，乃至一種公共道德意識，它以責任、回應性、公民權等價值觀為特殊動機。因而，培養“服務本位”政治文化需要配套進行法治政府和責任政府建設，實現政府職能由重管理輕服務向治理與服務并重轉變，實施權力清單制度，增強決策者的回應性，改善服務態度和服務質量。其次，之于媒體和民眾，要實現“依附型”政治文化向“參與型”政治文化的轉變。“參與型”政治文化是一種先進的政治文化，既催生和促進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又有力地支撐著民主政治的有效運行。從國外經驗看，“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培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知識模式（knowledge model），另一種是實踐模式（praxis model）。知識模式主要通過教育的形式使媒體、民眾習得恰當的知識，從而采取合適的政治行為；實踐模式則強調知識來源于經驗，只有將知識轉化為行為才具有意義，因此鼓勵媒體、民眾參與到具體的政治實踐行為中[11]。可以說，這兩種政治文化的培養模式各有優劣，我國在實際的政治文化培養中應該對其融合運用。

四、討論

本文認為，關于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除前文述及的互動障礙和互動對策分析外，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問題，希望能夠與學界同仁進行探討。其一，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是以治理理論為理論基礎的。治理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1-12]。治理與管理的主要區別在于：治理強調主體的多元性，運作機制的雙向性、協同性及柔性化以及規范對象的模糊化。其二，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互動的動力因素是什么？本文認為，決策互動作為一種政治行為，其動力既有民主政治的因素，也有解決現實政策問題的因素。民主要求協商、對話、博弈，甚至談判、妥協；決策者也受有限理性制約，僅憑一元治理主體已很難解決現實政策問題。所以，民主政治的訴求和解決現實政策問題的需要驅動著多元主體的決策互動。其三，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本質上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決策者代表著國家層面的力量，媒體、民眾則處在社會層面的空間內，正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形成了公共政策。具言之，在決策互動過程中，社會權利通過國家參與上升為政治權力，國家所有的政治權力則通過代議機構把意志普遍化于社會，在“利益表達―互動協商―互動反饋”的循環互動過程中達至互動結果―公共政策。

誠然，科技決策中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很難達到理想化的良性互動關系，畢竟互動主體間都存在難以消除的“自我限制”。但媒體、民意與決策者的互動卻是公共政策調整的重要基調，也是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重要節點，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則成為科技決策的價值訴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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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艷.初探科技決策中的公眾參與[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5（3）：108-112.

篇4

（二）優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結構

當前，高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性，對于內容的安排以及教學結構的架構顯得不是很到位，教師的課堂教學總是顯得生硬難懂，與學生的實際生活不相契合，因此，教師在進行思政教學時，應當在三個方面進行主要改進。

1.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問題

舊的思想政治教學工作通常會脫離現實的真實情況，導致所教授的內容同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脫節，對于國內的發展情況把握不夠準確，國際的變化更加甚之。而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正逐漸的改變著這一現象的狀況，人們之間的距離因為新媒體的發達仿佛正變得越來越小，世界通過媒體時代也漸漸的融入進了一個小的范圍之內，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應當重視起新媒體的引入，使高校的思政工作不落后于新媒體時代的發展，使學生通過新媒體更好的了解時事政治和社會百態，通過思政課堂對大學生的教化作用推動社會主義的向前發展。

2.密切關注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交融

通常情況下，在新型的思政課堂沒有引入新媒體這一平臺時，通常將大學生所學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同思政課堂強硬的進行結合，導致思政課的教育目的由于不同教學項目的干擾而產生弱化的趨勢。面對當今新媒體時代的極速發展以及大量信息傳播進人們的視野當中，大學生應當重視對大量的信息的關注和有效地提取運用。與此同時，高校的思政課的開展也應當注重將思政課堂所傳播的知識同教育類的內容密切的結合貫通，推動高校的思政課堂內容融匯學生平時課業知識，幫助學生在專業技能、專業知識之間游刃有余的學習和研究；同時應當關注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引領作用，在思政課堂中將道德理論、道德行為向學生進行充分的宣講，使學生明白道德對人的重要性，既要適應社會發展又不應當舍棄道德對人的洗滌作用，為國家培養專門的職業人才。

3.聯系學生切身實際問題

新媒體時代，學生獲取知識的途徑更加多樣和便利，信息是海量的同時也是良莠不齊的，應當注重培養學生的全方位的能力，切忌由于各種參差不齊的知識使得大學生受到不良的干擾，導致學生思維的誤差等，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課程還必須結合黨的路線、政策和綱領，對一切社會的正直風氣、好的道德習俗、科學的文化精神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進行有序的、有目的地教化和傳授，使學生學會自覺地分析廣泛信息的優劣，讓學生學會自覺的接受知識和具備創新的思維與能力，促進大學生更好的融入社會中，善待社會中的一切，增強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民族意識，使新的知識成為武裝學生的最好的武器裝備，讓學生從中切實得到提高。其次，要使新媒體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緊密結合，因為大學生的主要生活和學習場所雖然主要是在學校，但是大學生已經很大程度的融入社會了，正經歷著社會的蛻變和自我的成長。高校的思政課的緊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實際生存能力和融入社會的本領，因此思政課應當從大學生實際的現實問題出發，為大學生解答疑難，鋪就一條通往美好前景的路途；應當注重增強大學生的合作意識以及合作能力，這有助于學生畢業后更好的生活與工作；應當提倡大學生增強解決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的意識，并向著目標為之努力；應當提示大學生注重現實生活和虛擬生活的同等的重要性，在應用新媒體的同時應當顧及屏幕一端的人的尊嚴，完善自身道德修養；同時，應當使學生明了關注世界實時動態的重要性，注意運用所學知識去解答世界亂象。新式的思政課堂應當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學生的能力為根本，使學生認可思政課堂教學與形式的更新，并更好的投入學習。

篇5

來源：《社會科學》 2013年第10期

作者簡介：張玉林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內容摘要】 由于極端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出現了明顯的城市信仰――表現為對城市和城市化的堅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為一種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官員的執政目標，它推動了此后的城市化浪潮，不僅使中國的"城市病"更加嚴重，也促成了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和鄉村改造運動。因此，它也就造成了對鄉村的破壞以及鄉村社會的緊張和對立，從而也就加劇了鄉村社會的治理危機。■

“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來源：《開放時代》 2014年第1期

作者簡介：吳重慶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內容摘要】 具流動型兼業傳統的沿海偏鄉孫村，依托鄉土社會網絡，以“同鄉同業”形式，興起遍及全國的金銀首飾加工業，并形成該行業各生產要素的在地集結，體現了“城市中心―鄉村邊緣”格局的翻轉、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以及經濟與社會互嵌的“社會經濟”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類、多元以及可能顛覆“中心”的“邊緣”。■

消費文化下中產階層發展與社會政策――以青年發展為視角

來源：《人文雜志》 2013年第11期

作者簡介：扈海鸝 江蘇省委黨校、江蘇省行政學院社會學部教授

【內容摘要】 消費文化以中產階級為基礎。但消費文化一經形成就對工人階級產生了影響，以消費文化為符號的消費社會不斷把工人階級拉進消費大軍，促成了社會政策的形成。20世紀60年代的青年運動賦予消費文化新的內容。消費文化、中產階級與青年亞文化日益聯結在一起。隨著中國消費文化下中產階層的不斷擴大，青年人走向中產階層中的現象值得關注。本文擬探討消費文化、中產階級、青年與社會政策之間的文化邏輯與關聯。■

以人為本還是以社會為本？―― 一種人與社會“互本”的理論圖景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4年1月上

作者簡介：鄧偉志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市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學會顧問

【內容摘要】 社會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過程，是人類獨有的特征。人的社會化是沒有止境的。單個的社會人是社會的基因，社會的主體。人是社會之本。社會必須以人為本，政府時時、處處都應當為本著想，為本服務，對本負責。社會要進步，不可避免地要求一部分人少得益，甚至做出犧牲。人以社會為本，歸根結蒂是由人的本質決定的。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以人為本和人以社會為本的目的是一致的，是要提高人與社會的文明度，這也是今人區別于人類的祖先蒙昧人與野蠻人的標志。■

存量民主：喚醒“沉睡的”制度構造

來源：《人民論壇》 2014年2月上

作者簡介：陳家剛 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內容摘要】 制度的基本價值在于實踐，缺乏實踐運作的制度是“沉睡的”制度、“沉淀的”制度。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文本中建構了最為完善的公民權利保護規定；明確了最為清晰的政府權力邊界；形成了比較合理的立法、行政、司法相互支持、相互制約的政治體制。然而，在實踐中，憲法精神并未得到深入貫徹，公民權利并未得到充分保護，政府權力并未得到有效約束，等等。存量民主改革就是要在實踐中落實法律文本，激活制度文本。■

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國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種思路

來源：《開放時代》 2014年第1期

作者簡介：劉正強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內容摘要】 本文從制度的“容量”視角分析了中國運行的逼仄勢態。從理想狀態來來源：中國社會學網

作者簡介：鄒學銀 江蘇人，民政部社會工作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副教授；

盧磊 安徽人，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碩士，民政部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MSW教育中心實務督導

【內容摘要】 社會工作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存在已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制度化建設也已成為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內容和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和本土化建設的保障條件。本文提出了我國社會工作發展進入制度化建設時代的論斷，制度建設引領專業發展且注重長遠規劃已成為顯著的發展特點。未來一段時期配套性專項社會工作政策將逐步出臺和完善，構建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制度體系。■

看，制度仍有一定的接納空間和存量余地，可以應對較大規模的洪流；但從現實運作來看，制度已經“爆棚”，其化解問題的能力已不可持續。難案（長期未決案）的淤積使洪流形成一條“地上懸河”，處于高位、高危的運行區間。而自上而下的“維穩”壓力又強化了基層的“筑壩”定勢，使怠于疏浚，“河床”不斷抬高。當前應充分利用制度調整的“窗口期”，建立多級攔截和過濾設置，形成以削減存量為核心的“吞吐”機制，以減輕制度的承載壓力。應松動治理的屬地責任，強化分類與專業化治理，特別是全國統籌的力度。這是正常運轉及改革的前提。■

自媒體時代公眾參與的困境與破解路徑 ――以2012年重大為例

來源：《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第4期

作者簡介：于建嶸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摘要】 自媒體時代的社會動員方式，使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度。但自媒體的傳播特征又使這種參與具有獨特的困境，主要表現在：抽象憤怒與集體狂歡、民粹主義下的“無社會組織”后果、話語和行為的無理性破壞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參與，政府不僅需要執政智慧，更需要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新的治理思維。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維權機制，暢通公民的利益表達與利益保障機制，提高弱勢群體在利益綜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體時代公眾參與困境的必由之路。■

制度化建設與社會工作發展 ――近年來中國社會工作政策發展的現狀與趨勢研究

來源：中國社會學網

作者簡介：鄒學銀 江蘇人，民政部社會工作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副教授；

盧磊 安徽人，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碩士，民政部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MSW教育中心實務督導

【內容摘要】 社會工作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存在已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制度化建設也已成為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內容和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和本土化建設的保障條件。本文提出了我國社會工作發展進入制度化建設時代的論斷，制度建設引領專業發展且注重長遠規劃已成為顯著的發展特點。未來一段時期配套性專項社會工作政策將逐步出臺和完善，構建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制度體系。■

治理共同體：部門分立體制下聯合治理的組織形式

來源：《浙江學刊》 2014年第1期

作者簡介：張兆曙 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內容摘要】 復合性治域與部門分立體制的結構性錯位對現代社會的治理實踐提出了重大挑戰，同時也發出了建構治理共同體的時代邀請。本文立足于杭州社會復合主體的實踐經驗，以貫穿于其中的國家行為為主線，展現治理共同體的啟動與互嵌機制以及制度化特征。國家基礎權力與決斷權力之間的落差，促使國家借助媒體對復合性治域的“問題化”過程建構公共議題和公共責任，從而啟動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大幕；并通過“嵌入”與“吸納”兩條路徑搭建共同體的組織框架。治理共同體依靠“國家的資源性帶動”撬動了分散的、“沉睡的”治理主體；同時，國家采用“以當下換未來”的策略實現帕累托效應的動態改進，最終使治理共同體成為一種圍繞公共責任展開的中軸結構。■

“后人口紅利時代”中國的挑戰與機遇――基于老齡化經濟影響的視角

來源：《社會科學》 2013年第12期

作者簡介：于寧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 中國人口老齡化由于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定軌跡而呈現出鮮明特征，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又對老齡化進程的加速產生了助推作用。人口再生產過程有其自身的規律和慣性，超低生育率在中國部分地區的出現將對社會發展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人口老齡化前景及其對社會經濟的長期影響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從“人口紅利期”向“后人口紅利時代”的轉變是人口轉型過程中不可回避的階段，這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課題，可謂挑戰與機遇并存.首先，老齡化為社會保障體系帶來嚴峻的挑戰，隱性債務和個人賬戶空賬仍是養老保障體制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難題，巨額的醫療費用和照護成本又將對公共醫保體制造成巨大壓力；其次，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沖擊，一方面直接改變勞動力供給進而影響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間接影響勞動力需求并推高勞動力成本；第三，老齡化將削弱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這同時也是促進經濟轉型的一次機遇；第四，老齡化進程蘊含著潛力無窮的消費市場，老齡產業的蓬勃興起將給經濟發展帶來強大的動力。■

快速城市化地區公共安全問題研究――以上海市S鎮為例

來源：《城市發展研究》 2013年第11期

篇6

1.1教學方法的改革

教學方法是教學系統實現教學目的的手段和途徑，直接關系到教學目的的達到和完成。傳統的教學方法是講授法，即以單向的思想交流方式為主。這致使學生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不是主動獲取者，從而影響學習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為了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教師采用的教學方法需多元化，如在運用講授法的同時，可以兼而采用下述幾種方法[3]。

（1）討論法。學生以全班或小組為單位，圍繞教材的中心問題，各抒己見，通過討論或辯論活動，獲得知識或鞏固知識、加深理解。由于全體學生都參加活動，可以培養合作精神，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獨立性。

（2）演示法。教師在課堂上通過展示各種實物、直觀教具或進行示范性實驗，讓學生通過觀察獲得感性認識的教學方法。如在水污染控制工程課堂上，老師講授“混凝法”時，講得口干舌燥，學生也很難理解。如果老師上課時準備好一個裝有少量廢水小燒杯以及一些混凝劑，上課時在講臺上把混凝劑和廢水一混合，馬上就會出現絮狀沉淀，上部的廢水會變得澄清，這樣老師不用多言，學生自然就明白了什么是污水處理的“混凝法”。

（3）自主學習法。為了充分拓展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和自主學習能力，鍛煉學生的綜合素質，通常給學生留思考題，對遇到的一些社會實際問題，讓學生利用網絡資源自主學習的方式尋找答案，提出解決問題的措施。該方法可培養學生的獨立、探索精神。

1.2教學手段的改革

多媒體教學作為現代教學的重要手段，信息量大、形式生動、畫面直觀，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因此，任課教師在備課時，搜集相關資料，以圖片、表格或動畫形式展示，作為教材內容的補充和深化。如在地下水污染物質遷移擴散模型中，學生通過觀看相關動畫演示，直觀形象了解了污染物質在地下水中的遷移擴散情況，可有效吸引注意力，增加上課積極性。但對于《大氣污染及防治》、《水污染控制工程》等課程，公式繁多，推導過程復雜，理論分析抽象。若僅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容易產生“填鴨式”教學現象。學生記錄困難，影響聽講效率，間接影響學生學習的能動性，也不利于師生間互動。而板書彌補了此處遺憾。作為維系師生關系的紐帶，板書的作用不容忽視，提倡將板書與多媒體教學相結合。在講解污水的活性污泥處理法時，教師先通過多媒體工具展示該方法的一般流程，再通過板書形式介紹其具體的設計公式。將多媒體工具和板書形式同時使用，既可以加快課堂節奏，又可以照顧學生的學習效率，形成課堂教學的良性循環[4]。

2實驗環節和實踐環節的教學改革

2.1保證實踐教學時間，形成系統化的實踐教學體系

在教學計劃制定中，應實踐教學環節進行統籌規劃，加強實驗、實習、上機、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及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使四年制環工專業本科學生的實踐教學環節的總學時不低于40周[5]。

2.2調整實踐環節教學內容，與時俱進，使學生能力適應時代潮流

如在“環境監測”課實驗內容上，應及時按照國家新的監測要求，增加對PM2.5的監測項目；根據重新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中關于加快二氧化硫治理步伐的要求，在“大氣污染控制工程”實驗中積極籌備增補二氧化硫治理系統測試的實驗內容；在實習內容上，為貫徹污染防治從末端治理轉變到全過程防治的指導思想，增補參觀清潔生產工藝的內容；在畢業設計環節，注意面向生產實際選擇設計題目和內容[6]。

此外，實驗課程適當滲透教師科研，其目的在于培養與開發學生獨立地學習與研究，達到教育和科研并舉，從而提高學生的認知和實踐能力。

3結束語

總而言之，環境科學專業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綜合學科，在以就業為導向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提高學生的能力、素質，以適應社會需求，使環境科學專業學生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已成為環境科學專業亟待解決和思考的問題。本文著重分析當前形勢下社會對該專業新的要求，并初步探討高校環境科學專業教學改革之路。

篇7

關鍵詞：新媒體；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改革

1形勢與政策教育課的特點和目標

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大學生的必修課，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形勢與政策教育課的內容和形式必須適應當代的教學特點，教學要緊密結合當今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問題和大學生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引導大學生正確、客觀、全面、理性地看待問題。其教學目的要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使學生通過課堂學習，能通過事物的表面現象分析深層次問題，并運用到現實生活中去，進而引導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做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有貢獻的人才。

2沈陽體育學院學生特點

沈陽體育學院是一所專業類體育院校，學校里體育專業學生占總人數的80%以上。體育專業學生活潑好動，思維語言動作敏捷、樂觀。從其生源類型看，文化課成績相對較差，但體育專業成績突出，很多從小就開始了從事體育專業的訓練。文化基本功不夠扎實，缺乏學習主動性；從學習的特點看，體育專業課程分為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學習的空間以室外活動居多，不像其它專業那樣以室內為主，學習形式多為動靜結合；從其性格的特點看，體育生有較強的表現欲，渴望得到社會的承認和贊同，因此，在課堂上學生對于自己的想法會積極表達，展現給大家；從其適應性特點看，體育生平時在艱苦的訓練條件中刻苦訓練，有較強的適應能力，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較強。

3新媒體的概念和特點

所謂新媒體，是指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新媒體是繼報刊、廣播、電視、雜志等傳統媒體之后發展起來的新型媒體，包括互聯網媒體、手機媒體、戶外液晶、移動電視、電子報刊、觸摸媒體等，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相對于傳統媒體，新媒體具有便捷性、即時性、交互性、開放性等特征。

新媒體所具有的這些特征，決定了新媒體的發展必然深刻影響著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作為信息社會大背景下的大學生，受到社會閱歷淺、理解片面、媒體誤導等因素的影響，他們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認識往往流于表面、有失偏頗，很容易產生困惑和疑慮，甚至影響他們對世情、國情的正確認識和判斷，影響他們的形勢觀、政策觀的樹立。

4沈陽體育學院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的思路

4.1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教師在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中要提高媒介素養，關注并深人研究社會熱難點事件，特別是大學生廣泛關注的熱難點事件。教師要自覺適應新媒體環境發展的需要，不斷加強自身熟練運用新媒體的能力，并且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不斷學習新媒體信息資源傳播的新技術、新方法、新手段，創新教學模式提高教學質量。教師要充分發揮新媒體的作用，了解學生思想動態，結合學生的所思所想，有針對性地引導和教育學生。

4.2提升學生的媒介素養

大學生并不缺乏運用新媒體的熱情和積極性，而是缺乏運用新媒體的把關人。在新媒體背景下，各種媒體信息混雜其中，部分垃圾、有害信息對廣大學生產生著侵擾，這使得學生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政治傾向、道德觀念、社會行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因此，教師要培養學生敏銳的網絡識辨能力和熟練的網絡運用能力，不斷提高學生的媒介素養，引導學生有效地利用媒介完善和發展自我。

4.3改革教學方法

為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可以通過新媒體精心篩選近期發生的社會熱點事件作為課程導人，從事件分析人手，由事件分析導人所講理論。在導人熱點事件時，既可以由教師進行分析引導，也可以允許學生發表自已的看法和觀點。在教學內容的選取上，教師應關注新媒體，結合教學要點系統分析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的前提和保證。

4.4構建新媒體交流平臺

為了對大學生進行有效的形勢與政策教育，可以自主開發形勢與政策的輔助教學平臺。在輔助教學平臺上，教師可以為學生精心設置主題，使學生通過互相交流，客觀認識社會熱點問題，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新媒體為形勢與政策教育拓展了更廣闊的空間，形勢與政策教育應堅持傳統教育方法與新媒體教育手段相結合，形成立體化的形勢政策教育體系。

4.5創新考核方式

考核方法方面，應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的綜合評價體系，能夠科學全面地檢測學生對所學理論的理解、運用以及個人日常表現，并能激發學生學習本課程的興趣和積極性，促進學生自覺利用所學知識指導自己的日常行為。理論考核可采取針對課堂內的日常開卷小論文、針對當前國內國際形勢的結業閉卷論文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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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校園自媒體；治理理論；傳統媒體；自媒體運營

1前言自媒體是一種普泛化的傳播媒介，其發展壯大于互聯網技術的快速升級和普遍應用的大背景之下。2016年1月22日，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2015 年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長為26.2小時。

圖1網民平均每周上網時長

資料來源：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調查2015.12。

自媒體是以現代電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信息的新媒體。自媒體時代，高校宣傳教育工作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

圖22015年中國網民職業結構統計

來源：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調查2015.12。

2校園里的傳統媒體與現代自媒體

傳統的高校宣傳教育工作在特定的條件下開展。據《光明日報》資料，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校報是河北農業大學的前身直隸農務學堂創辦于1902 年的《農務官報》。校報曾作為學校重要的主流媒體之一，為教育創新改革辦學發揮了重要橋梁作用。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深刻改變了傳統行業。

圖32015 年中國網民媒體類互聯網應用的使用率

來源：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調查2015.12。

伴隨時代形勢的迅猛發展，現在的高校校報基本都已經采用了高科技技術，大部分校報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專用網站以及和紙質并期發行的網絡電子版。校園論壇、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廣為普及已形成校園內認知和交流的重要紐帶。這幾者既有區分，又各有側重。重要信息及時又相互補充，極大方便了具有不同閱讀習慣的師生群體。

從內容上看，校園傳統媒體的主要功能是信息，而校園現代自媒體在信息功能之余拓展出了更多的延伸服務功能。

圖4華中科技大學微信公號菜單服務項目示例

從情感傾向上看，校園報道的內容是容易產生共鳴的身邊人、身邊事。校園現代自媒體的互動功能可以使關注者累積的傾訴要求得到釋放。從這個層面上，體現了校園現代自媒體柔性治理的一面。

互聯網突破了校園傳統媒體制作環節上所需要的時間成本迅速進入校園傳播領域，校內新型自媒體的發展提高了信息的時效性和影響力，也影響了讀者對思想政治載體形式的認知。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數據容易搜集反饋閱讀量，更方便統計和總結。

校報送出之后想得到反饋只能通過再調查的方式，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容易失真。傳統紙質校報采取的是區域派送或整體發送的方式，在有效甄別受眾群體方面存在不足。校園現代自媒體采取自愿關注，自由瀏覽的方式，是讀者主動去接近、去面對、去閱讀、去接受，更容易產生價值上的共鳴。

此外，校園現代自媒體對于不同時段的信息閱讀數量的統計有助于判斷受眾群體的閱讀習慣，從而合理安排之后的時間，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務。

圖52015.09.1―2016.01.15華中科技大學校園論壇GAST版學期發文統計

來源：華中科技大學BBS白云黃鶴。

從時間軸上看，9月和1月因處于臨近開學和放假的時間點而信息較少，而11月處在學期考試較為集中的期中位置，發文數量較10月和12月也有所下降。

3治理理論視角看校園現代自媒體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小標題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話闡述了一個新的執政理念――社會治理。此前，經常使用的一個類似概念是“社會管理”。從治理的角度看待校園自媒體的運營問題，可以重點研究以下幾個特征。

3.1多元性

3.1.1主體的多元傳統媒體諸如紙質校報的專業編輯人員比較固定，而校報權威性和資料性的屬性，決定了這一狀況不會被輕易變更。青春活潑、思想活躍校園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公號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種知識固化的不足。同時，網絡信息量大、傳播及時、交互性強的優勢可以彌補校報版面有限、信息量較小、互動性不強、速度較慢等缺點。

3.1.2參與者的多元校園自媒體增強宣傳教育工作的輻射范圍，拓展宣傳教育工作的開展空間，擴大了受眾的參與范圍。

3.2調和性

現代自媒體改變了以往教育者的單向主導過程，促進政治社會化過程的良性發展。

3.2.1者與參與者的互動確立以學生為中心和根本的“育人”理念，尊重學生的個性，重視學生的價值，注意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3.2.2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大學生群體思維活躍，追求個性，在交往中表現了出強烈的自由意識。而自媒體便提供的這樣一個平臺可以培養大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自我意識。

3.3過程性

校園自媒體在實現突破性發展中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形式和內容的豐富增加了對編輯等主創人員的需求，客觀上降低了同學們進入主創團隊的門檻，將學生干部和思想政治水平較高的優秀學生記者、通信員等吸引到自媒體運營隊伍中的過程起到了擴大教育隊伍的作用，優化了教育者的結構。

4校園現代自媒體的優勢

4.1改變了宣傳形式

4.1.1由臺向多平臺的轉變

多平臺渠道在客觀上對受眾進行了分流，營造了更為寬松的輿論環境。注意力的分散使得同學們既能在自媒體上平等表達自己的認知和觀點，又能較好地避開多數意見帶來的群體壓力。

4.1.2外在表達由顯性向隱性的轉變

校園自媒體微博微信公號的運營理應區別于社會上成功運營的商業公號，因為傳播正確的思想教育理念和人生價值觀是校內媒體的一個重要工作。校園自媒體具有隱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在硬性宣傳容易引起反感的情況下，“蠢萌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法則對于校園自媒體的運營特別適用。

4.2改變了宣傳模式

從定期宣傳到不定期宣傳。如從校園簡報到QQ群、微博等。

由特定場合的目標人群向特定價值觀的目標人群轉變。校報因具有的連續性而能達到持續教育的作用，微信的定時推送是對此特點的繼承和發展。即使受眾群體不在學校，也可以達到對其教育的目的。

圖6網民使用電腦接入互聯網的場所

來源：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調查2015.12。

總之，線上是手段，線下才是目的。在校園自媒體的建設和運營過程中，多注重采取上下結合的方式，才能更好地發揮大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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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大眾化；現狀；路徑；意義

在高校宣傳和發展中國化對于幫助大學生堅定社會主義理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高校視域下大眾化現狀

（一）國內外形勢。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形勢下，處于有利地位的發達國家在經濟上通過跨國公司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滲透和擴張；政治上極力推行他們的政治發展模式，妄圖達到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目的；“文化上，西方敵對勢力四處推銷自己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千方百計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中西方思想文化猛烈碰撞。在國內，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動，大學生的社會階層地位相對下降，就業難等社會現實問題使大學生成為新的弱勢群體。這些都導致當代大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可能會出現偏差。弱化了他們學習和掌握中國化理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二）政治理論課。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等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制約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發揮主渠道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授課時教學內容往往脫離學生實際；教學方法仍然依賴于灌輸的方式，嚴重影響了教學的效果；教學手段大多數采用傳統的“一支粉筆、一張嘴、一塊黑板”的原始教學狀態，即使采用多媒體教學也往往過于追求外表的華麗，而忽視了實質性的內容。這些都致使教與學脫鉤，無法激起當代大學生學習中國化理論的興趣和積極性。

（三）高校保障機制。目前，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保障機制欠缺：協調機制不完善導致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管理、專業教育脫鉤，獨立的機構和人員設置難以形成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凝聚力；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到位，經費投入效益不高等導致高校負債問題嚴重；專業課教師和輔導員考評激勵機制不健全影響了他們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積極性。

（四）人才隊伍建設。“當前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人員嚴重不足，隊伍不穩定，專業化水平不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是其重要的制約因素。高校擴招后，高校在校生人數的增長率遠遠大于思想政治理論教師的增長率，高校輔導員對于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缺乏應有的熱情和思想基礎，組織服從的多，真正熱愛這份工作而選擇這個職業的人很少，輔導員隊伍極不穩定。

（五）宣傳載體。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宣傳平臺不足，校報、校園網、廣播電視等對當代理論的宣傳力度不夠；高校理論社團缺乏系統訓練，有待扶持；校園網絡建設水平不高，高校對校園網絡的管理不到位等等致使部分學生沉迷于網絡游戲，不利于大學生的學習進步和健康成長。

二、高校視域下推進大眾化的對策

（一）創新教學方式。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在高校推動當代中國大眾化中的主渠道作用，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要注意采取新形式、新技巧，善于采用現代化的教學方式，注重運用“新”信息和新事例，針對大學生的逆反心理，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開展互動，真正做到教師的“主導”地位和學生的“主體”地位的結合，激發大學生學習中國化的興趣和積極性。

（二）健全保障機制。構建完善的投入、協調和考評機制。高校黨委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來認識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重要意義，適當的加大投入并建立穩定持續的投入機制；建立健全各部門間相互協調的共管機制；完善專業課教師和輔導員隊伍的考評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他們推進中國化大眾化的積極性，發揮他們推進中國化的主力軍作用。

（三）建好兩支隊伍。強化教師隊伍建設。要求教師加強自我修養，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培養培訓工作等等；充分發揮大學生骨干的先進性模范作用。“大學生骨干是學校、教師與大學生之間聯系的“紐帶”，是大學生群體自我教育管理的組織者、示范者和代言人，在高校推進大眾化的實踐過程中，大學生骨干就成為實踐環節中的重中之重。”

（四）開發多種載體 。發揮現代媒體的作用。“利用電影電視、廣播、報紙書刊等大眾傳媒，廣泛借助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推出一批通俗理論讀本、文章和影像作品，擴大思想政治教育陣地，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開發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載體和形式；利用學生理論社團，鞏固教育成果。學校應大力支持學生理論社團體的發展，保證其活動內容以理論學習為主，推動其能力建設；利用社會實踐，增強教育效果。高校應探索多種社會實踐方式，建設實踐基地，使社會實踐活動常態化。

對當代中國大學生進行中國化理論教育，尊重大學生的主體地位、加強主旋律的教育和引導，激發當代大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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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軍.優化高校第二課堂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3] 劉琳，周世中.當代大學生主流價值觀構建的路徑選擇——基于大眾化的視角[J].社會科學家，2009（6）.

[4] 吉鵬.高校推進當代中國大眾化研究[D].江西師范大學，2011.

[5] 李威.當代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習消極性的原因及對策探析[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8（28）.

[6] 張雪嬌.大眾化的實現路徑與思想政治教育語境重構[J].廣東社會科學，2011（4）.

篇10

一、大力開展法制宣傳與教育，具體提高學法用法才能。

（一）堅持健全學法準則，將學法的效果作為干部職工年度審核一項主要內容，與工作績效目的掛鉤，作為獎懲的主要根據。

（二）結合營業工作實踐，圍繞以房產專業律例學習為重點這根主線，以對物業治理、房子租賃治理等新出臺的律例規章培訓為重心，制訂2012年度學習方案，做到學習有安排、培訓有教員、效果有審核、好壞有獎懲，把學習落到實處。

（三）積極開展以案學法活動。全年至少安排二到三次以案學法活動，依據行政復議、行政應訴表露出的問題開展針對性的學習培訓、并從營業例會疑問案件鉆研等案例中挑選一些特點光鮮，代表性強的案件進行研討和分析，從中汲取經歷和總結經驗，提高辦案營業才能。

（四）積極開展法制工作社會宣傳。將《物業治理條例》作為宣傳的主要內容，開展物業治理案例評析等方式豐厚的社會法制宣傳活動。經過政務大廳公示牌、電子屏幕以及互聯收集等宣傳方式，普遍宣傳、應用“12·4”法制宣傳日等活動契機深化居民社區開展房管法制宣傳活動，擴展房管機關的社會影響，指導群眾恪守國家司法律例，為依法行政營建優越社會氣氛。

（五）增強房產專業律例的培訓。本年普法教育工作，立足于房產專業律例的宣傳學習，以房產治理實務為主，結合《市物業治理條例》、《市房子租賃治理方法》在實踐操作運用中存在的與過去治理形式、治理觀念、治理辦法有很大轉變的問題，有針對性的約請相關專家學者以及在一線工作中積聚了必然心得的同志進行分析，提高全局干部職工運用司法律例處理實踐工作的才能，全年組織專業律例培訓三次以上。

二、進一步落執行政法律責任制，不斷規范行政行為。

2012年我們將在總結和完善過去法律責任制的基本上，繼續推進政務公開。一是加大政務公開力度，結合房產政策律例的轉變和調整，實時充分和更新法律內容、法律順序，打造“陽光政務”，保證大眾知情權。二是堅持法律人員持證上崗準則，實時做好因工作調整的法律人員證件的異動與跟蹤治理，并依據《市行政法律證件治理方法》的規則，組織法律人員參與學習培訓及資歷測驗，保證法律工作的正當性。三是增強法律責任的治理，增強“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法制認識，完善“法律必嚴、違法必究”的責任準則，不斷規范房產法律行為。

三、進一步增強行政法律監督檢查工作，促進法律行為規范。

一是要進一步加大法律檀卷的評查力度。本年我們仍將法律檀卷評查工作作為行政法律監督的主要手段，對發現的問題一一完善，逐項整改，并注重開展案后回訪工作，尋求當事人對法律人員法律立場、處理時限、廉政行為等方面的意見。經過增強法律監督治理，切實改善法律行為。二是堅持嚴重案件分析與行政訴訟敗訴案件傳遞準則，觸類旁通從中總結經歷和經驗，避免同類案件的再次發生。三是嚴厲執行差錯責任追查準則，對在檀卷評查、行政訴訟、群眾告發以及媒體曝光反映出的差錯責任，在查清現實實情的基本上，嚴厲依照差錯責任追查的相關規則進行處置，努力建設權責明晰、行政規范、順序緊密、運轉公開、制約有用、監督有力的房產治理運起色制。

四、認真做好行政復議、行政應訴以及相牽涉法工作。

認真做好行政應訴，行政復議、妥善處置行政糾紛，維護房產機關形象。法制部分應在第一時間把握案情，確定對策，積極與營業部分進行溝通，查清案情、掌握重點、楊長避短、提高庭審應訴技巧，削減敗訴。進一步增強與人民法院工作聯絡，爭奪了解、指導與支持。

落執行政訴訟案件行政首長出庭準則，全年至少組織一至二次首要指導參與出庭應訴活動。

繼續堅持行政訴訟旁聽準則，做到每起行政訴訟案件有相關法律部分均有二人以上工作人員參與旁聽觀摩學習。

五、增強責恣意識，做好司法協助執行工作。

（一）是積極做好司法協助工作，嚴把收件關。依照國家建設部、國土資源部、最高人民法院法發（）5號文件的規則，遵照操作節制規程，積極為法院司法人員供應便利、快捷、優質的報務。實時將相關協助事項在產權產籍治理系統中進行錄入，并依照執行內容準確、實時的將司法文件傳遞給相關部分，協諧和督促相關部分實行執行文件內容。對不符合受理前提難以協助執行的事項要耐性分析，提出積極建議或補正要求，協助人民法院做好執行工作。

(二)是做好與人民法院的協調工作。相互共同、削減摩擦，一起維護房地產經濟次序。

(三)是實時對協助執行案件進行整治、分析，歸檔，增強治理保證協助執行工作無掉誤。

(四)是完善現有協助執行案件的辦件順序和工作流程，明確各方責任，保證執行工作的實時性和精確性。

六、繼續完善疑問案件營業例會會審準則。

本年要繼續堅持和完善疑問案件營業例會準則，從準則上、順序上、機制長進一步完善，使之成為處理我局營業工作疑問案件的一個快捷、便利、高效的工作平臺和交流平臺，充分表現疑問案件集體研討的決定計劃機制。

七、加大行政處分工作力度，促進房產治理。

本年力爭在行政處分工作上有所打破，充分調動各方力量，破解行政處分工作取證難題，打擊房產違法行為。認真做好嚴重行政處分案件立案工作，保證處分工作符合法定的順序要求，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

八、認真執行規范性文件立案準則，保證行政行為的正當性。

（一）健全規范性文件制訂權限和順序準則。制訂作為行政治理根據的規范性文件，要采取多種方式普遍聽取意見，未經聽取意見、正當性搜檢并經集體評論決定的，不得實施。對觸及公民、法人或許其他組織正當權益的規范性文件，要經過縣政府公報、縣政府網站、新聞媒體等向社會；未經的規范性文件，不得作為行政治理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