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30 0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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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片斷設計的基本原則
發自內心的思想認識,源于學習活動和生活實踐中的情感體驗,是情感體驗下的思想內化的結果,是產生社會規范化行為的原動力。因此,片斷設計的教學目標,就是要引導學生從若干個獨立的或相聯系的情景、情境中,提煉問題指向,引發認知沖突,激發思考的自主性和活動的主動性,使學生在活動中體驗并產生相應的真情實感,形成解決生活實踐中的實際問題的欲望和沖動,促進形成個性化的思想情感。基于這一目標,片斷教學設計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1、寓實踐性于趣味性
情景、情境的設計,要體現兒童的興趣特點和情感需要,激發學生熱情地在活動和過程中體驗。如教學《愛爸爸媽媽》一課,可預先組織一次“小鬼當家”活動,讓學生當一天家,從早晨買菜起,安排好家里一天的生活,洗碗筷,收拾房間。課堂上,讓學生交流這一天的感受,特別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最需要什么。有的說,在理菜時最好需要幫忙;有的說,在感到累的時候需要歇一歇。這時可以切入:“是啊,你們的爸爸媽媽也和你們一樣,最需要這些,請你把自己最需要的送給你的爸爸媽媽。”這種萌發于生活的情感是最真摯的、發自內心的。
趣味性的活動形式如編兒歌、趣說公益廣告用語、編童謠、師生共同表演、做游戲、畫卡通畫、講童話故事和科幻故事等等,都有利于兒童在快樂的參與中獲取和鞏固德育知識。
2、寓明理于活動
活動中獲得的感悟、體驗更能夠促進學生潛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印證和自我約束。如教學《團結力量大》一課,可以讓學生通過聽小螞蟻的故事感悟道理,通過參與游戲活動《五指操》、欣賞表演《拔蘿卜》、制作日常生活中的水果拼盤,體驗“團結力量大”的道理。又如指導學生搜集社會生活中的諸如交通問題、社區的衛生問題,學習分析原因,提出解決辦法,向有關部門反映等等,能夠更好地將現代公民意識落實為具體的文明言行。
3、寓導行于體驗
導行注重的是正確行為的示范,對正確的行為動作進行分解,讓學生分析在不同情況下選擇最正確、最合適的行為方式。如三年級《家里來了客人》一課,為了讓學生了解、實踐待人接物的一些常規禮儀,可以向學生提出具體的行為要求,讓學生回家去做一做、比一比,看誰是一個有禮貌的好孩子,并將有關情況及時反饋到課堂,根據反饋情況予以及時評價。
二、片斷設計的基本依據
片斷設計,就是把特定的教學目標分解為若干個獨立的或相聯系的教學片斷,設計成直觀的具體的情景、情境,讓學生通過一定的操作和實踐活動,體驗、提煉和感受其中蘊含的學習主題及其內涵,實現正確思想認識的科學內化,形成具有個性特征的思想信念,并以此來規范自己的社會活動,指導自己的生活實踐。
片段設計之所以是打開小學思想品德課生活化教學的窗口,在于直覺體驗在兒童自我意識的萌發和形成中起著直接作用,知情合一和知行統一是一個漸進的、不斷融合的過程,這就決定了兒童的學習活動和過程不可能是系統的、理性的,而是具有零碎的、感性的、直觀的、具體的特點。
學生在學習活動、生活實踐中所展示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行為,在主動參與、充分展示的過程中所暴露出的真實思想和生活狀態,即他們所說、所做、所思、所惑,是小學思想品德課教育教學的基本實踐來源。
兒童的心理品質、思想品質、個性品質的成長發展規律和生活特點,客觀上要求把系統的教學目標和抽象的思想理念,分解、轉化在特定的具體的片斷的活動和過程中,引導兒童直觀地具體地點滴地從中體驗和感悟所蘊含的哲理、道理及其道德價值,促進學生在學習活動和生活實踐中,通過生活經驗的積累、知識的融會貫通、思想的內化升華,形成自己的具有個性特色的人生體驗。
三、片斷設計的基本方法
片斷設計的形式包括討論、教學游戲、參觀訪問、欣賞、練習、講故事、資料搜集、現場調查、情景模擬與角色扮演、操作實踐性活動、現場訓練等等,但是,無論什么形式的獨立或綜合性設計,都要體現問題情景體驗矛盾感悟明理實踐延伸行為養成這一邏輯過程,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構建認知沖突,激化認知矛盾,通過體驗活動,發現和認識新的認知矛盾,構建新的認知結構,達到新的思想境界。
1、問題指向,引導體驗
根據特定的教學目的和教學重點、難點,把基本的知識點轉換為情景、情境中的信息刺激點,由淺入深地融合于具體的形象的示范場景或實地的現場訓練中,使學生通過觀察、對比、討論,可以直接直觀地提煉出學習主題,并通過簡單的分析、判斷和推理,感悟出主題的內涵及其行為要求。
2、引發質疑,學習辨別
對信息刺激點的布局設計,要根據教學內容的難易程度和學生的感受能力,設置信息的相關點、干擾點或錯誤點,引發學生質疑問難。通過觀察學生的表情、動作、語言等方面的表現,把握學生對片斷的內涵的感悟程度。對學生在訓練過程中所產生的認識誤區和行為偏差,及時引導學生進行辨析,多角度、多方位地感知知識和行為矯正,讓學生從教師反饋出的信息中知道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
3、發動參與,收獲感動
片斷式的生活場景或活動,既要依據教材內容和教學目的,設計信息刺激的興奮點,又要依據學生的生活,設置激發學生積極投入的興趣點,尤其要讓學生在激情中激活體驗,從而產生樂意接受行為規范的動機,再“趁熱打鐵”進行行為訓練。如一年級《國旗國旗我愛你》一課,可以升起模擬的小國旗(也可用投影片),播放國歌錄音,激起學生崇敬之情,并通過每周升旗儀式的反饋矯正,深化學生的體驗和感受。
4、激感,深化領悟
片斷的設計,要有意識地讓學生在特定的情景中的行為,表現出自覺的或自發的真情流露,可以通過做游戲、實物演示、智力競賽、猜謎語等趣味性活動或直觀景物導入,把學生帶入具體形象的情景之中,在特定的情緒感染下進入課文意境。如請一位學生表演探望生病的同學或親友,該怎么說,怎么做。全班同學對他的表演行為進行評議。然后,同桌兩人一個當病人一個當探病者進行訓練。
5、創新形式,促進養成
篇2
摘要:作為當代中國“第一文學大獎”的茅盾文學獎,從1982年開評至今,褒貶、是非、毀譽就不絕于報刊和媒體。在眾聲喧嘩中,茅盾文學獎的霸主地位受到質疑并開始動搖。自身公信力的喪失,使其徘徊在危機邊緣。本文著眼于對茅盾文學獎運作的內部構成進行多維審視,探究其產生危機的深層原因,并找到轉“危”為“機”的對策,從而使茅盾文學獎能夠朝著更為合理、完善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茅盾文學獎;內部構成;危機;對策
作者簡介:吳婷婷,女(1987-),河南省周口市,西南大學文學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西方文論與當代文化理論。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8-0173-01
劉小楓在《人是祈禱的X》一文中寫道:人們被謊言欺騙以后,就再也不相信還有真實的、珍貴的和值得信靠的東西。從此,一種極端的否定論和懷疑主義的態度應運而生,侵入人的骨髓[1]。作為當代中國“第一文學大獎”的茅盾文學獎,已歷時三十年之久,共評出了三十一部所謂“最優秀”的文學作品。然而其公信力和權威性正面臨著這種被懷疑和否定的局面。我們要問的是,每一屆評選出的獲獎作品,究竟是全民閱讀的文化盛宴還是僅僅只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勝利?究竟是眾望所歸、名副其實,還是有負眾望、濫竽充數?其實,這本不應該成為一種問責或是一個問題,但是從歷屆評選出的獲獎作品來看我們還是有種被欺騙的感覺。所以嚴肅的審視茅盾文學獎運作的內部構成、探究其產生危機的深層原因并找到轉“危”為“機”的對策是重塑茅盾文學獎自身公信力和權威性的當務之急。
一、茅盾文學獎運作的內部構成及危機所在
茅盾文學獎運作的內部構成即評獎條例主要包括以下幾點:指導思想、評選范圍、評選標準、評選機構和評獎程序。縱觀七屆茅盾文學獎,每一屆都不免被人批評與指責。有質疑指導思想的,有聲討評選標準的,也有抨擊評獎程序的。每一次的批評與指責都猶如泰山壓頂,我認為反省自身向內轉或許能找到茅盾文學獎陷入危機的深層原因。
(1)危機一:藝術從屬于國家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觀
追溯茅盾文學獎歷史的生成 是對其客觀公正認識的前提。我們知道茅盾文學獎是中國作協框架下的一項全國性文學大獎,因而,茅盾文學獎與中國作協之間就有著緊密的聯系。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正是通過中國作協對文學進行管理和調節的。那么文學評獎在一定層面上體現出國家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規范和引導也就不足為奇了。
(2)危機二:保守性與滯后性并存的評選標準
茅盾文學獎總體藝術成就不高,不能忽視的就是其評選標準。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只有極少幾部作品能給人以藝術新鮮感,這就及其典型的說明茅盾文學獎在藝術方向的價值取向上有失偏頗。長期參加評選工作的吳秉杰說:“評委們比較重視思想的主線,社會潮流、文流、審美潮流對于評獎都會發生作用,符合潮流的創作,更容易被接受,也可能會占些便宜。[2]”總而言之,過多強調作品的“主旋律”和“時代精神”而忽視其藝術創新,這是導致評選標準的保守性與滯后性的關鍵所在。
(3)危機三:帶有“越位”色彩的評獎程序
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有這樣的規定,在相關的審讀小組推選的備選篇目之外,如果有3名評委聯名提議,是可以增加備選篇目的。正是這一極富特權色彩的評委聯名提議程序,造成了數屆“茅盾文學獎”的魚目混珠,伴隨而來的則是遺珠之憾。
二、化解茅盾文學獎危機的對策
巴赫金在《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任公》中提出的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對我們解決茅盾文學獎的危機有很大的啟發。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巴赫金指出,他人的參照是一個人完成對自身認識的基礎和前提條件[3]。在這一思想的啟示下,化解茅盾文學獎危機的出發點就必須與“他者”(對立面)為參照,也就是主要以對其的批評和質疑為參照,從兩者的相互關系中找出其中的合理性內核。
在我看來,“批評”從另一方面看也是茅盾文學獎評獎轉為危機的關鍵所在。
第一:增加作品的趣味性
“趣味性”是作品吸引讀者閱讀的關鍵,作為當代中國“第一文學大獎”的茅盾文學獎,受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然而從評獎的結果去看,評委們往往更重視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卻忽視了趣味性。一部作品真正能在讀者大眾中間傳播開來,還是需要趣味性的支撐。如此,茅盾文學獎才能漸行漸遠。
第二:豐富評獎作品的題材
茅盾文學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國家意識形態的規范和引導的,它是中國特殊國情的產物。在這種很官方的評獎氛圍的影響下,茅盾文學獎將其目光局限在一種題材,一個主題領域內,這就導致了作家向主流意識靠攏的心態,因此免不了出現跟風之作。由此出現了質疑茅盾文學獎文化史詩和宏大敘事的意味太重、無個性化的聲音,所以豐富評獎作品的題材成了茅盾文學獎轉為危機的當務之急。
第三:傾聽讀者的聲音
“每一部文學作品在原則上都是未完成的,總有待于進一步的補充。但從文本的圖式化結構來看,這一補充是永遠不會被完成的。[4]”伊瑟爾認為,只有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文學文本才能轉化為現實的文學作品,所以讀者的參與是很有分量的。因為無論多么有素養的評論家,都不可能代表全體讀者的閱讀品味,所以多傾聽讀者的聲音我們才會看到更多滿意的作品。
結語
作為當代中國“第一文學大獎”的茅盾文學獎,在非議和質疑聲中走過了七屆,回顧每一屆的評選歷程我們發現其實重要的不是茅盾文學獎本身,而是通過這個重量級的獎項是否能促進優秀作品的產生。我們希望茅盾文學獎能夠逐步確立更加科學規范的評審標準和評審體制。只有這樣,茅盾文學獎才能朝著更為合理、完善的方向發展,也才能在今后的評選過程中,多一些肯定,少一些質疑。
參考文獻:
[1]、劉小楓.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2,76.
[2]、矛戈.茅盾文學獎研究綜述[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7):50
篇3
一、以城鎮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與農村自身發展之間的矛盾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中,基層和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鄉鎮集體企業改制之前,基層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對集體和地方企業發展的直接支持;在改制后,關鍵就在于基層和地方政府能夠控制生產力諸要素中的一種:土地的供給。畢竟在所有的生產力要素中只有這一種必定是當地供給的,其它的要素基本都可以從外面引入。
在政府間的競爭過程中,為了發展經濟和擴大可用財力,基層與地方政府所能使用的主要戰略,無非是產業發展和土地升值。迄今為止,這兩種戰略都不得不以對農村地權的控制和開發為前提。可是農村土地幾乎都屬于農民集體,并非國有,結果,發達地區農村近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幾乎成了政府不斷地增大對地權的控制能力的歷史。城鎮和工商業要發展,就必須占地,特別是占用和開發農民集體擁有的土地。由于產業的升級和轉型受阻,發達地區的低效工業難以迅速向外地轉移,發達地區地方經濟的發展依然滯留在高度依賴于土地升值的狀態,因此這種“城”長“鄉”退的進程就顯得尤為無可轉圜。在復雜的說服、交換、強制和此起彼伏的沖突過程中,城鎮不斷擴展,鄉村和田野迅速消失。
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城鄉關系的主要矛盾,其實就是土地升值效益的分配問題,只要給被征地農民更高的補償,這個矛盾也就解決了。在2004年修改了《土地管理法》,各地也逐漸提高了補償標準之后,發達地區農村的農民對于征地特別是拆遷的態度,已普遍地從害怕轉向了默認甚至歡迎。主要的反對聲并不來自于普通百姓,反而是來自上層國家,來自對于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擔憂。但在地方,城市的推進整體上是勢如破竹,發達地區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法越來越等同于消滅“三農”。
在這一片凱歌聲中,筆者認為,我們仍然必須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在發達地區,農村是否還有自主發展的必要和空間?“農村”本身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這里要提醒的是,它絕不等于一群農民的簡單相加,也必然具有超出所有農民個體的整體內涵;它也不只是某些人的經濟利益問題,我們至少還要談到它的空間形態和組織形態。所以,我們還可以從自然村落與農民集體的角度來理解農村發展的問題。
自然村落作為一種聚落形態,其出現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在一片土地上聚集了很多農戶,他們很容易結合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反之,在人少地多的地區,在一大片土地上只有一兩戶農戶,就不容易看到有規模的村落,往往只能看到所謂的獨立莊園、家庭農場,或者說“一家村”。更一般性地講,所謂聚落的大小,在相同的自然地理區域內,其主要變量是特定空間范圍可以給多少人提供生活來源,或者說“活路”。如果相同的空間范圍可以或必須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來源,那么這里就容易出現大的聚落,如果不可以或不必須為很多人提供生活來源,那么只會出現小的聚落。農民聚落的實質也就是農民的“活路”在空間上的聚散,在同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中,村落的大小反映的就是活路的富集與匱乏。不管是小農經濟還是規模農業,農戶都愿意居住在自己土地的附近,這和一個市民愿意居住在自己單位附近是一樣的。一直以來,這個選擇是主要由農戶自己做出的,即使在一開始有上層的硬性安排,但在長期的遷徙和選擇之后,其結果還是自發的。所以,村莊歸并的社會學意義,就是政府安排農民的活路,是把農民對自己活路的自主選擇轉變成政府的理性設計。
從控制農村地權的目的出發,我們會認為壓縮甚至消滅自然村落是必要的,是劃算的,往往也是可行的。再加上對于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的考慮,這種做法的合理性就更大。其實,我們可以認為村莊規劃在聚落形態的意義上就是對于一個適度規模和布點的人為選擇問題。問題是,新的人為聚落的適度規模到底是多大呢?這恐怕是沒有人能搞清楚的問題。由于機械化和各種新技術的應用,經營糧食作物需要消耗的勞動力大大縮減,其耕作半徑也大大地擴展了,但是蔬菜和花卉等作物的種植以及魚蝦等水產類的養殖依然十分消耗勞動力。如果把菜農的住宅集中,他們可能還是必須在地頭搭建臨時住所。大規模養殖業的從業者也往往必須居住在生產場所里。更關鍵的是,我們不能準確地規劃出到底哪些人和土地上會發展高消耗勞動力的種養業,哪些又會發展出較少消耗勞動力的種養業。
通過村莊規劃實現村莊的歸并是必要的,但如果把這種歸并變成了對自然村落這種聚落形態的簡單消滅,由此帶來的風險是多方面的。首先,如果農民在尋找活路時不找“市場”找“市長”[2],“市長”能否負擔得起?其次,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城市盡管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規模經濟,但對生態和資源構成的壓力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且,還要考慮人口的大規模集中可能形成的社會控制風險,以及在應付可能出現大規模突發自然災害或疫病時的困難。大城市與小村落哪一個更保險,誰能說得清楚?再次,村莊歸并后,農業必須實現規模化經營,但是,究竟怎樣才算是規模化經營,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它因產業而異,因品種而異,因區位而異,也因人而異,一刀切能否給出答案?我們可以否定自然村落在生活上的意義,卻無法替代它在生產上的意義。
當然,不進行村莊規劃和土地整治也是不合適的。畢竟,當本地農民普遍地實現非農就業之后,很容易出現農民在城鎮和村落里同時擁有多套住宅的情況,村莊的空心化也很普遍,在土地緊張的背景下,這種局面應該被改變。更為可取的做法是尊重村落自發演變邏輯的前提下,通過政策誘導加速這個過程。比如,對農戶拆去農村老宅到城鎮買房的行為給予獎勵。結果,那些已經徹底非農就業的農戶將可能離開自然村落,到自己工作地點附近居住;而那些依然從事農業的農戶還居住在耕地附近,雙方都有合理性。隨著鄰居的紛紛拆遷和搬離,偏遠地區自然村落的自我消亡將是不斷加速的,但必須允許甚至鼓勵極少數堅決務農的農戶留下來。
農民集體的存在是公有制國家對于小農經濟經營方式及其聚落形態的讓步,它在核算單位上是大規模國營農場與私有單干之間的中間狀態,在空間形態上是大規模居住區與獨立莊園之間的中間狀態。在合作化的期,國家曾一度試圖消滅農民集體,特別是那些低層次的農民集體,但在經過血的教訓之后,國家不得不承認了農民集體的合理性。只要農民依然還有共有的資產,并且要經營這些資產,那么農民集體存在的合理性就不會徹底消亡。問題在于,我們還要在多大程度上允許農民集體自主發展?
在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的時代,農民集體自主發展的空間是比較大的,它們創辦和經營了大量的社隊企業。當地方經濟轉向依賴于招商引資和土地升值之后,發展的主動權轉到了城市和城鎮中的少數中心城鎮,低層次農民集體的發展權被壓縮和取消。在把農民集中居住后,會遇到很多新的問題,比如:農民拒交物業費,結果由政府墊交。如果農民可以不交物業費,那么政府就不僅僅是公共政府,還是具有農民集體的性質。既然如此,何不讓農民集體繼續存在并承擔這類費用?其實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允許某些區位更好的農民集體發展壯大,特別是允許這種自然村落繼續生長,吸引外村或外來人口進入,讓集體在經營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和其他資產的同時,提供了對于新居民的公共服務。其實,在某些地方已經存在類似的成功模式。
不僅低層次的集體有一個能否自主發展的問題,鄉鎮這個層次的集體經濟也有一個是否還要自主發展的問題,比如鎮屬公司是否允許存在?如何看待各鎮所屬的開發區?它們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更根本的問題是,賦予鄉鎮如此多的發展責任,是否有必要,能否在全縣(市、區)范圍內統籌發展,使得鄉鎮政府轉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專司公共服務職能?現在看來,只要我們還必須依賴基層政府的創新能力為社會增加活力,依賴基層政府為經濟發展貢獻動力,我們就必須允許鄉鎮一級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發展主體存在和擴展,要尊重它們的自。
二、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務能力與日趨復雜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
我們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說法在即將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區應該有不同的解釋。一般來說,社會生產的發展是可以消除人民需求不滿足的狀態的,但另一個事實是,社會生產的發展也同時制造著人民需求的新的不滿足,形成新的社會系統不穩定。由于政府主導了生產發展和社會建設,往往成為各種矛盾的中心,這在縣鄉政府管理的農村區域尤為明顯,因為縣鄉政府的干部是親民之官,他們必須直接面對和化解各種社會矛盾。所以我們說,在發達地區的農村,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務能力與日趨復雜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矛盾關系。
一般來講,發達地區農村財力充足,可以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好地實現各項社會發展的目標。問題是,來自各方面的社會需求也在不斷增長和復雜化,這構成了對于政府應對能力的巨大挑戰。
首先,服務對象的結構性增加。
在發達地區的農村,已經或即將出現戶籍人口的負增長,但是,政府應該服務的對象人口卻是迅速增加的,這種增加伴隨著一種結構性的改變,所以是一種結構性的增加。這有兩方面的內涵,其一,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變成了準市民,他們自主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弱化了,轉而依賴政府提供各種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其二,大量外來人口進入本地區,而且必將逐步地要求本地政府提供與本地人對等的公共服務。
發達地區所以能集聚相對多的財富,從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來分析,其原因一是因為享有了土地的升值收益,二要談到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的貢獻,三是占有了大量外來務工者的勞動價值,多數外地人為少數本地人創造財富。早期的外來務工者只是剩余價值的提供者,但是現在和將來,他們也必然要參與剩余價值的再分配,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將要或已經成為發達地區的新市民和新農民。當他們不參與財富再分配時,本地人安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公共財力也比較富余。本應該由政府負擔的,當然要由政府來負擔;其實不應該或不必要由政府負擔的,政府也負擔了。一旦新市民和新農民也要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時,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必將捉襟見肘。政府必須建設更多的醫院,更多的學校,擴建供電、供水等基礎設施,投入更多的精力來搞好社會治安,等等。政府還必須為部分外來常住人口提供某些優厚的待遇和保障,以維系本地可持續發展,這都將構成對于政府服務能力的考驗。
其次,政府職能的無限制擴展。
近來,人們常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無限責任的,這在農村一般是不符合實際的。傳統的農戶是一個個獨立自主的經營單位,它們完全依靠自己找活路,自己想辦法規避各種風險,偶爾合作起來解決某些公共的問題。但在發達地區的農村或者快速城鎮化區域,這種無限責任卻顯得比較真實。發達地區的農民正在喪失獨立自主性,他們不得不越來越依靠政府來解決從生產到生活、從出生到喪葬的各種問題。
這一方面是因為發達地區的基層政府具有包攬農村社會事務的傳統。我國各地的鄉村政府都脫胎于時代的集體,在欠發達地區,這種集體在瓦解后,普遍地弱化了,但在發達地區,集體卻借助于鄉鎮集體企業集聚了更大的能量,完成了從農業集體向工業集體的轉型。它們不僅能夠提供更多的服務,比如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還能將農民的合理負擔也代繳了,比如三提五統。由是形成了“農民的事情農民集體辦”的傳統,這個傳統與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的事情農民個體辦”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集體企業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改制以后,基層組織的集體性質有所褪色,但是“農民的事情農民集體辦”的傳統依然存在。特別是在農民失地之后,農民的不安全感轉換成了對于政府的期望值,這對于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另一方面是因為普遍存在的“壓力型政體”。從發展到穩定,從計劃生育到養老保障,從工作實績到檔案建設,上級對于下級的要求越來越高,考核指標越做越細。而且,考核打分與收入掛鉤,一旦不能達標,相關干部就要受到懲罰。似乎出現了一種“行政計件工作制”。
特別是,當前對于社會穩定要求很高,構成了對縣鄉政府執政能力的極大考驗。任何社會系統都可能出故障,一個高速發展中的系統更容易出故障,可是政府卻必須盡全力預防和排除這些故障。一個新的現象是,當民眾覺察到政府對于穩定的特殊敏感之后,有人會利用這種敏感謀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看到,民營企業倒閉了,工人會到政府去要工資。房地產老板蓋的房子出問題了,業主會到政府要求改進。有人出了車禍,會認為是路修窄了,要求政府賠償。等等,這些訴求的背后,既包含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老百姓對于政府的特殊信任,也可能暗含有拿捏政府軟肋的性質。
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可以說,當前的縣鄉級政府的公共性出現了紊亂。它們不僅要提供公共物品,還要提供集體物品,甚至私人物品。如果是部分人向政府提要求,而政府果然滿足了他們,等于是提供了集體物品。如果是個人向政府提要求,而政府居然也滿足了他,這等于是提供了私人物品。結果,政府的性質也變得有些混沌了。
再次,上下級之間的權責利不清。
基層政府所以會感到來自各方的需求難以滿足,還因為工作的抓手不夠。這種抓手不夠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上下級之間的權責利分不清或者分配不合理。
不同層級的政府都肩負著發展重任,有時候,上下級政府之間也會形成競爭,此時,下級政府往往是犧牲品。比如如何分配區位良好的土地的開發權、優質的項目、優質的稅源,等等。更為常規的情況是,下級必須完成上級交辦的各種任務,卻未必獲得了相應的保障條件。比如郊區基層政府有責任保持街道整潔,但是城管隊伍的人事權和領導權卻不屬于鄉鎮政府,結果基層政府缺少維護市容的執法權,卻必須為城管隊伍發獎金或工資。其它如環保執法、安全監察、教育管理、農業部門,也可能有類似的情況。
一個部門對應著一種政府職能,不論這個部門的條塊屬性如何,縣鄉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都必須為這種職能的運行質量負責任,因為這是上級考核的內容。如果這種職能還與轄區內的社會穩定關系密切,該級政府部門會更加重視。有時候,某項工作很重要卻被“拉條”(從塊管理轉到條管理)了,基層政府甚至會利用自己財力較豐富的優勢,重建一個本級所屬的部門來做相關的工作,這等于是出現了機構的重疊,如此就導致了機構和人員的膨脹。
實際上,面對日趨復雜的社會系統和系統內生出來的各種需求,發達地區的這些親民之官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擴建機構和增加人手。可是它的行政級別和基本架構卻只是一個最基層政府,其人員編制受到很大的制約,結果就在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之外出現了大量的聘用人員和編外人員,數量動輒數以百計。所以,在發達地區,一個鄉鎮的人員規模甚至可能相當于中西部地區一個縣的人員規模,成為體型肥大的超級鄉鎮。
三、外來人口與本地社會之間的不協調
外地人的大量流入是發達地區農村的普遍現象,它所帶來的影響還在形成之中,尚難預料。我們可以從外來人口與本地社會之間的矛盾關系來理解這些影響。大概地說,主要體現為這樣幾個方面:居所選擇問題,勞資關系,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農民農問題,等等。
首先,外來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
當外來人口進入發達地區農村就業時,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就業和居住,然后是小孩上學和就醫等。
其中居住問題直接就是一個社會管理問題。外來人口可以居住在臨時工棚、本地居民特別是村民的家里、工廠的宿舍里、農民工公寓里,等等。農民工進城后,有條件的會住進工廠宿舍里,沒有條件的起初會居住到臨時的工棚里,甚至露天居住。在城市管理加強后,會選擇居住到本地人家里,于是又帶來了城中村的管理問題和群租問題等。當城中村被拆遷,城鎮居民抗議群租之后,又必須為農民工尋找新的住所,于是各地開建了各種農民工公寓房,或者由企業或開發區主導建設集中居住小區。如果不是企業自建的集中居住區,在管理上很容易出現問題,因為缺少經濟控制手段,難以避免人員的混雜以及“客大欺店”,因此在個別地區出現了農民工公寓被關閉的情況。一種最為穩當的做法,其實還是以支持企業自建宿舍為主,其他手段為輔。大企業可以自建宿舍,小企業和臨時工作往往必須依賴各種出租房為工人提供居所。
我們看到一個反差是,當本地城里人正在從單位人變成了社區人時,外地農民工卻從社區人變成了單位人。只不過農民工的流動性很大,這種單位往往靠不住。這實際上也造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在空間上的隔離,這種隔離將會長期存在。在社會管理的問題緩解后,社會整合的問題將長期存在。
小孩的上學是已生育農民工最關心的問題,但是地方政府對于解決這類問題興趣不高,因為,他們不希望農民工都跑到本轄區來居住。這里面有一個公共物品提供的囚徒困境。
其次,勞資關系問題
外來人口進城務工形成的最主要社會關系是勞資關系,資本對于勞動的雇傭關系沒有變化,但是農民工對于打工生活的期望值卻發生了變化,如果說早期的農民工只是把打工作為務農的調劑,那么今天的農民工只是把務農作為打工的調劑,少數人甚至徹底放棄了土地。他們對于農業和農村的感情漸漸淡漠,對打工和城市生活有些向往又難免失望,因為收入太低。在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中,勞資關系的未來確實有些灰暗。
政府目前能做的,就是和企業一起盡力避免勞資關系出問題。但很難避免類似富士康事件、自殘事件的發生,而且,政府也要反過來防范老板逃跑和欠薪。在發達地區的政府內部,一般都缺乏熟悉農民工情況的干部。干部是本地人的上層,農民工是外來人口中的下層,其中存在著脫節。當前的情況是,政府與資本的關系很密切,聯絡渠道很多,與工人的關系疏遠,聯絡渠道很少。盡管在企業內有黨團組織和工會,但這種組織與工人的關系也值得檢討。一旦勞資關系出了問題,政府將缺乏解決問題的人格化方法,或者說,找不到“鑰匙”[3],這是與處理本地人問題的一大不同。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農民工是半農半工的,我們既不能把他們想象成農民,也不應該把他們看成徹底的工人,讓他們保留在這種混合狀態,遠比把他們改造成徹底的產業工人更合理。中國人本來是十分強調個人奮斗的民族,有研究發現,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比之美國人都有過之而無不及[4]。如果他們在老家還有地,還有親戚朋友,那么,他們就有退路,已經長期存在的比較穩定的勞資關系依然可能延續下去。當前最大的風險是,在老家可能因為人為地推進土地流轉,讓那些本來沒有堅決放棄土地的人也放棄了土地經營權,成為“失地農民工”;而在外地,企業因為害怕職工的團結限制了他們社會交往。這種人為地把農民工改造成城市無產者的做法,是十分危險的。
再次,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兩類人,第一類是年輕的農民工,比如80、90后的農民工;第二類是在城里長大的農民工的后代。第一類農民工的問題主要是吃苦精神不足,以及一部分人的留守兒童的經歷可能導致的心理健康問題。第二類農民工的問題是他們在老家的地權可能已經無法收回,他們中的一部分將成為來自外地的“失地農民工”。在長期的漂泊中,他們可能失去的不僅僅是土地,與本地城市普通工人相比,他們的社會支持網絡更不發達,人生的根基更淺,這一部分人將對社會管理和社會整合帶來什么問題,是城市管理的一個重大課題。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都是在城里長大,如果這個城市距離自己老家很近,比如當天可以往返,那么他們還是可以輕易地接續和重建自己的社會支持網。但在發達地區,很多人都距離自己老家很遠,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將特別嚴重。富士康事件發生后,富士康公司決定到內地建廠,讓工人距離自己的家鄉更近,目的不只是降低成本,也有保護新生代農民工精神健康的意義[5]。當前,我們可以選擇的戰略,應該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讓一部分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向農民工的家鄉遷移。城市需要人氣,但應該留下的,是那些具有城市化潛力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些可以對本地生活抱有良好期望的人。為此,我們還應該逐步為那些長期居住在本地的外地人建設適用住房,讓更多的優秀人才對未來有更好的希望。這些做法的前提是產業升級,如果產業無法有效升級,那么這些想法也無法實現,可如果產業果然升級了,各種社會政策也應該配套跟上。
第四,農民農問題
對應于“農民工”的提法,我們可以把到本地來務農的外來農民稱為“農民農”[6],他們廣泛地散布在發達地區尚未被征用或者雖被征用卻暫未被開發的土地上。他們的收入比在老家務農高,生活遠比農民工自由,而且,他們往往結伴而來,已經輕易地在此地重建了社會支持網絡。這種網絡既是血緣或地緣的,也是業緣的,往往還有某些經濟上的合作性質。越來越多的農民農選擇在自己租來的地頭搭建大棚居住,與本地農民的小樓相對而望,可以說,發達地區的村落往往是雙重的,一個由本地人的樓房組成,一個由農民農的臨時住所組成。前者萎靡不振,后者生機勃勃。
農民農問題的性質是:我們雖然有能力把本地農民變成市民,我們卻無法把小生產都變成大生產,結果這個小生產的任務就由外地人來完成。一般地看,這也是本地的農業繼承人出現了問題,可是這個看法也缺乏足夠的建設性。如果任由市場選擇,本地農業讓渡于農民農之手是必然的。因為,在與本地農業繼承人競爭時,他們出的地租會更高。事實上就連這種競爭也不存在,當本地年輕人還沒有想清楚是否要務農時,外地農民農已經租走了耕地。如果刻意不允許外地人來租種土地,耕地的本地承包戶得到的地租就會降低,政府和集體必須補貼本地承包戶的損失。也就是說外地農民對于本地農民的部分替代,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問題只在于這個替代的程度有多么徹底。
要培養農業的本地繼承人,必需政府介入,認真地扶持那些依然在堅持務農的能手,同時想辦法吸引年輕人返回農業。這是一個很瑣碎很費力的工作。很多地方政府選擇讓資本來接手本地的耕地,做起來很省事,因為這等于是把發展農業的任務轉交給了一個企業去操辦。這種做法將使得本地人徹底退出農業,因為,這些企業可能一開始也雇傭了本地人,但他們更愿意雇傭的一定還是性價比較高的外地農民農。資本農業相比于家庭農業,在農業上主要的好處是可以生產出高檔農產品供應城市上層,這就意味著把供應城市中下層的任務交給了外地農業和農民農。資本農業未能很好地延續和發揚本地農業的傳統,更可能是截斷了這種傳統。它們的存在很有必要,但應該積極主動地建立一種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合理搭配。我們應該否定的不是某一種模式,而是模式本身。現代農業沒有模式。從現實出發,未來上海的農業,必定是大生產與小生產相互搭配,外地人與本地人相互補充的格局。
發達地區政府要做的不僅是培養本地的農業繼承人,更重要的是正視農民農的必然存在,然后開展認真的政策研究,制定出適當的措施。既要管理好,也要服務好。比如,有極少數農民農在搭建了棚舍后,卻讓務農成為副業,自己去打工。這等于是讓棚舍成為新的貧民窟,這是需要避免的。我們需要農民農,但不能接受貧民窟。實際上,對于外來人口的管理應該和生活來源的調查結合起來。目前,外來人口的管理部門未必能掌握外來人口的詳細收入狀況,這應該得到改進。另外,對于外地農民農必需的生產和生活上的條件,當地政府也應該幫助提供。
整個中國都呈現出一幅巨變的圖景,整個社會都處于劇烈的轉型的途中。所謂發達地區,正是巨變和轉型較早的地區,而且,當地政府全面主導了這場巨變和轉型,對周邊農業區域的土地、產業、空間、利益和社會關系正在進行全面的徹底的重新設計和安排。通過對這些地區農村社會的觀察,我們發現,所謂的轉型不完全是以一種新的社會組織體系替代舊的組織體系,有時候,這種替代無法實現,結果社會也就局部地或暫時地處于無序狀態,演化出了各種社會矛盾。我們曾以為這些社會矛盾的發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會出現的正常狀態,言下之意是一旦過了這個矛盾高發期,社會將轉向和諧有序。問題是讓這個預言成立的那些前提條件何時出現?當前,縣鄉級政府作為親民之官,在客觀上成為了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維系社會基本秩序的中流砥柱,確實發揮出了卓越的能效。但表面成功的背后是有策略無戰略,是疲于奔命和如履薄冰。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的是,如果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當前這種社會矛盾的調控機制能否長期維持下去?
參考文獻:
曹錦清:《如何研究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黃祖輝等著:《農業現代化:理論、進程與途徑》,農業出版社,2003年。
篇4
論文摘要:本文就職業培訓機構公共關系傳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這些矛盾包括:公關傳播信源的全員性與個別性矛盾;公關傳播信宿的廣泛性與單一性矛盾;公關傳播著眼點的長遠性與近期性矛盾;公關傳播信息的個性與共性之間的矛盾。
一、公共關系傳播成為職業培訓機構宣傳的一種有效手段
公共關系產生于西方工業社會,現代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公共關系。對于公共關系的認識,學界對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里,我們把公共關系理解為:一個社會組織為了推進相關的內外公眾對它的理解、信任、合作與支持,為了塑造組織形象、創造自身發展的最佳社會環境,在充分尊重公眾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傳播、溝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種行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關系。
傳播是連接公共關系主體和客體的橋梁,是特定的個體或群體運用一定媒體或形式向受傳者進行信息傳遞與交流的一種社會活動,是人與人之間信息的傳遞和分享。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公共關系活動就是以大眾傳播、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為主要方法的一種組織與公眾交流行為。
當前,我們正處于知識經濟時代,終生學習成為人們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職業培訓日益成為人們再學習的一種有效途徑。面對競爭激烈的培訓產業,傳統的宣傳方式已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了,職業培訓機構紛紛采取公共關系傳播的方式加強組織的宣傳。然而在實踐中,我們常常發現職業培訓機構公共關系傳播存在著信息的個性與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職業培訓機構公共關系傳播的矛盾性
職業培訓機構公共關系傳播的矛盾性影響到職業培訓機構形象的傳播,這些矛盾包括:公關傳播信源的全員性與個別性矛盾,公關傳播信宿的廣泛性與單一性矛盾,公關傳播著眼點的長遠性與近期性矛盾,公關傳播信息的個性與共性之間的矛盾。
1、公關傳播信源的全員性與個別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傳播者。從職業培訓機構公關傳播的角度來講,筆者認為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應當具有全員性的觀念,即公關傳播的信源應該是職業培訓機構的全體成員。這一觀念對內能提供職業培訓機構的凝聚力,對外能表現職業培訓機構的良好組織形象。在與客戶的交往過程中,職業培訓機構員工的一言一行都關系到客戶對機構形象的認知,影響機構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然而在實踐中,職業培訓機構公關傳播信源的個別性現象比較突出。有些職業培訓機構看不到良好的公共關系傳播對自身發展的重要作用,領導不重視,員工不參與。大多數人認為公關活動是可有可無,即使要開展,那也只是專職公關部門或專職公關人員的分內事。這些現象顯示了職業培訓機構全員公關意識淡薄。
面對公關傳播信源的全員性與個別性的矛盾,職業培訓機構需要采取靈活措施,積極培育全員公關傳播意識,并體現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從而形成一種無意識的職業習慣,樹立機構良好的精神風貌。職業培訓機構全員公關意識是一旦形成,將會給職業培訓機構的發展帶來長期的、深遠的和積極的影響。
2、公關傳播信宿的廣泛性與單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關系傳播的信宿是社會公眾,社會公眾以數量不等的群體或個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對組織以不同影響的環境。:
如果把社會公眾看成是一個系統的話,那么這個系統是由內部員工、消費者、政府部門、新聞媒體、社區居民、合作伙伴、競爭對手和其它利益團體等要素組成的一個動態穩定的統一整體。因此職業培訓機構在開展公關傳播過程中,必須善待社會公眾中的每一位成員,注重公關傳播的廣泛性。
然而在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實踐中,有的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對象過于單一,主要選擇政府和知識消費者,而對媒體、社區居民、合作伙伴、競爭對手等其它社會公眾缺乏關注,致使公關傳播活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公關傳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對這一矛盾,職業培訓機構在公關傳播實踐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公眾因素,加強與不同類型的社會公眾進行溝通,從而達到公關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關傳播著眼點的長遠性與近期性的矛盾
在當前培訓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狀態下,傳統的廣告營銷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宣傳的需要,因此很多職業培訓機構也熱衷于公關傳播。然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慢慢培養才行。特別是在職業資格培訓市場,雖然我國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國務院各部委都做了職業資格認證相關方面的規定,但是持證上崗還沒有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里。特別是在校大學生,他們參加社會實踐的機會比較少,對社會的認知還不夠深刻。其次,用人單位對持證上崗的認識也不夠。因此,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不能一味考慮眼前的利益,而應注重傳播的長期性。
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不少職業培訓機構的領導或者工作人員認為開展一兩次大型的公關傳播活動就能迅速地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客戶就會迅速認可自己的培訓項目,過于注重公關傳播的近期利益。這就造成了公關傳播的長遠性與實際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對于職業培訓機構來講,公關傳播活動不僅是一項近期的活動,更是一個長期的有計劃的充滿艱難與坎坷的系統工程。每一次具體的公關傳播活動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長遠目標的一個環節。用公關傳播活動來塑造組織形象的道路是沒有盡頭、沒有終點的。職業培訓機構要將每一次活動,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關傳播的一種表現形式,踏實做好當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長遠,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任務。
4、公關傳播信息的個性與共性的矛盾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國政治一體化,經濟一體化以及文化一體化的趨勢明顯。與此同時,當今時代也是一個多元化或者說是個性化、差異化的時代,如政治多元化、經濟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兩種趨勢同時并存,兩者辯證統一,不可分割。面對這一趨勢,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不僅需要遵循職業培訓行業的相關政策,而且需要不斷創新,善于塑造獨特的組織文化,從而提高職業培訓機構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在實踐中,有的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形式過于呆板,缺乏特色,難以引起職業培訓機構內外公眾的廣泛關注。在職業培訓機構公關傳播方式中,“物質公關”相對較多,對人性的關注則相對較少。另外,有的職業培訓機構也狹隘地認為公關傳播就是迎來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關傳播活動中,有的職業培訓機構甚至采取有違社會公平競爭秩序和倫理道德習俗等手段,刻意貶低競爭對手,欺騙社會公眾。
面對這一矛盾,職業培訓機構的職能部門應當充分認識到創新精神對機構當前和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當前人們對職業培訓的需求強烈,但職業培訓機構眾多,競爭激烈,任何一個職業培訓機構唯有創新,才能贏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首先職業培訓機構的職能部門要鼓勵創新,獎勵創新,重視對創新人才的培養和提拔。其次,要在職業培訓機構內部形成一種善于學習、積極學習的組織氛圍,構建學習型的組織文化。第三,要采取靈活措施加強職業培訓機構的平行溝通,上行溝通和下行溝通,碰撞思維的火花,分享創新的樂趣,從而在職業培訓機構內部創造一種和諧的人際氛圍。
總之,目前職業培訓機構的公關傳播還不夠成熟、不夠完善,還存在著許多矛盾。面對這些矛盾現象,職業培訓機構要善于承認矛盾、認識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決矛盾,達到塑造職業培訓機構良好形象的目的。
參考文獻:
篇5
1)案例一
教學現場互動中的即時課件制作。在成教《管理經濟學》課程教學中,講到“需求函數”概念時,曾有從事銷售工作的學生提出疑問:“量價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可以想象,但在現實中,形如P=a+b×Q的函數到底從何而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但當時授課用的課件并不足以透徹說明這一問題。若簡單答以“根據經驗數據構造”,學生不知其所以然,若以板書加口述的形式介紹“線性回歸”和“最小二乘法”,相對于成教學生的知識功底,可謂費時費力,效果也難以保證。為了簡潔而直觀地解釋這一問題,筆者現場制作了一個EX-CEL表,其數據共兩列,分別為價格和對應的需求量,然后使用“圖表”功能生成散點圖,添加趨勢線,并顯示預測方程,整個制作和演示過程約5分鐘,學生通過演示和講解,直觀地體驗了通過對經驗數據作一元線性回歸得到反映量價關系的需求函數的過程,并順帶掌握了以EXCEL為工具通過線性回歸進行預測的方法。
2)案例二
板書對于課件的即時性補充作用。在《管理學原理》課程中“決策”一章的教學中,在向學生講解了“波士頓矩陣”之后,筆者隨堂作了提問,發現學生能夠掌握按業務特征將其歸類到具體象限的歸類方法,但對于業務在各象限間轉化的規律則不甚了然,因此其對于針對各類業務的決策方法,也囿于死記硬背,不能靈活變通。為了直觀生動地向學生講解各類業務的轉化規律,筆者在黑板上即興繪制了反映“幼童———明星———金牛———瘦狗”這一過程的“業務/產品生命周期圖”,該圖為座標圖形式,其縱軸為“市場占有率”,橫軸為“時間”,圖的形狀最初采用標準正態分布的倒鐘型曲線。當解釋作為存量的“市場占有率”和作為流量的“業務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時,基于對增長速度的考慮,又當場將倒鐘型曲線進一步修正為類似于彩虹的半圓型曲線。通過這番講解,學生體會了業務或產品特征的轉化規律,并對相應對策有了更深的理解。
二、案例分析及相關啟示
1)案例一
所揭示的現象可以描述為:學生提出了意料之外的問題。在互動中,學生的疑問源于課堂聽講時聯系實際情況的思考,但解答問題所涉知識并非當堂講授知識的重點,甚至也非當前課程的重點內容,相關知識之于教學重點,表面上看,有“節外生枝”的嫌疑,但這些問題如能獲得圓滿解答,則對學生掌握和應用授課內容大有裨益,同時也是對學生獨立思考態度的肯定。本案例中,意料之外的問題和預先準備的授課內容以及事先制作的課件之間,存在即時性的矛盾,顯然,預先準備的內容不足以解答學生的疑問,這一矛盾的化解途徑,可以歸結為適用課件的現場構思與制作。限于授課現場的時間限制,此類課件通常相對簡單,且結合教師的現場操作和講解來展示某些方法或技能的應用、操作的步驟或流程。
2)案例二
所揭示的現象可以描述為:師生關于授課內容難點的認識差異。即教師在備課過程中會設想某些內容可能是學生認知方面的難點,而在課堂上通過提問或觀察學生表情,則會發現某些原先未被設想為難點的內容,實際上已成為難點。此類現象出現的頻率較高,并且那些具體的“預想之外的難點”在同一專業的學生中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往往會反復出現。在本案例中,即時性矛盾的表現形式與案例一相同,但化解矛盾的具體途徑則為板書作圖。這種途徑方面的差異,并非偶然,本質上,案例一所體現的現象將解決方案引向了課堂所授知識體系的拓展,而案例二所體現的現象,其解決方案必然要求對所授知識體系內具體知識點講授形式的強化。與“拓展”所需要的步驟分明的操作流程不同,“強化”要求表達形式更為直觀生動,直觀生動雖是多媒體課件的優勢,但在授課現場的巨大時間壓力之下,卻不可能通過臨時制作來實現,因而其解決途徑只能是以板書作圖來彌補。
3)觀察上述案例
篇6
從課程模式上看,人教社、上海、廣東、四川、北師大等版本仍屬分科體系。浙江是板塊式綜合體系即合 科式,將地理、歷史、政治三部分合并為社會課,但內容體系相互獨立。
而上海的社會課是貫通式綜合體系,以地理、歷史和政治三門學科的內在聯系為依托點全面貫通,改革步 伐較大。
從編排體系上看,各版本大都采用由整體到局部的編排方式,即初一講世界地理,初二講中國地理,最后 是鄉土地理。
從編制的形式上看,一改傳統呆板生硬的編制、敘述方式,更注意適合學生的認知特點。每個版本都為套 色印刷甚至彩色印刷,圖像數量大增,每幅圖信息量驟減,清晰易讀,文字表述較為生動,比較接近學生生活 實際,而且盡量體現教學和學習的過程,有些欄目,如“讀一讀”、“看一看”、“想一想”等也十分具有吸 引力。
但是,由于這場改革來勢迅猛,以至我們來不及做好充分準備,因而在理論和實踐上遇到一些難以處理的 矛盾關系。
一、地理“教材”與“學材”的關系
過去,我們一直依照地理學科的邏輯體系來編制教材,只關心哪些地理知識是基礎知識最有價值,學生應 該接受什么,而很少考慮他們能不能接受以及是否樂于接受。只把地理教材看作是地理知識的載體,是教師教 和學生學的依據,沒有看到地理教材的內容及編制結構對學生有效學習地理知識的潛在影響。因而作為學習者 主要的閱讀材料--地理教科書,則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效,影響了學生學習地理的效率和效果。
因此,地理教材應在遵循地理學科邏輯順序的基礎上,要充分體現學生的認知特點,使地理學科的邏輯順 序與學生的心理順序在地理教材中得到完美的統一,這是實現地理教材向學材轉化的關鍵,也是地理學材之要 義,地理學材與教材的區別在于,它的選材與編排更符合學生學習地理的心理特點,有利于學生學習地理的成 功,促進其身心的發展。
為了實現地理教材向學材的轉化,新教材中的圖像力求簡明醒目,符合學生的感知規律,以利于學生地理 空間觀念的形成,為其準確便捷地理解和記憶地理事物和原理提供充分的表像依據,從而促進其想像力的發展 ;教材中地理事物的展示與論述要符合學生的思維特點和思維方式,教材的編排要由淺入深,由易到難,顯現 出知識遷移的性質,使地理知識結構與學生的認知結構統一起來,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教材的圖像設計 、文字敘述及作業系統應具有較強的啟發性、趣味性、可讀性和激勵作用,利于引發學生學習地理的動機,運 用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對學習過程的制約作用,提高地理學習的效率,促進學生情意的發展。
二、地理教材的先進性與減輕學生負擔的關系。
地理科學飛速發展所產生的對地理環境以及人地關系的新知識、新觀念要求在地理教材中有所滲透,特別 是那些具有固結地理知識作用的原理或上位概念的增加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這種新知識的增加難度的 提高視為地理教材先進性的唯一含義的話,必將加重學生學習的負擔,顯然這與地理課程教材改革的初衷,減 輕學生負擔是背道而馳的。因此,這次改革既要增加新知識,又要努力精減原來陣舊的內容,特別是分區地理 的內容。
九年制義務教育應讓學生了解我國和世界自然與人文地理的主要特征,以及區域差異大勢,分區不要過細 ,內容不要太詳,不要以地理知識點的多少論得失,地理教材的先進性應體現在“新、精、活”上。“新”就 是要有新的內容、新的概念,特別要增加某些上位概念,以利于地理知識的遷移與同化。“精”就是要刪減傳 統繁瑣的知識,不求個別知識點的得與失,重能力培養和觀念教育,如正確的人口觀、資源觀和環境觀的教育 。“活”表現在教材的編排不僵化,靈活多樣,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只有這樣,地理教材的先進性與減輕學生 負擔才能在對立中統一起來。
三、地理科學特性與地理教材內容價值的關系
地理科學歷來以研究地理環境以及人地關系而著稱。但由于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象某些學科那樣顯著 ,從而導致其研究內涵的動搖,以至今日地理學界眾多有識之士熱衷于地理科學性質與價值問題的探討。究竟 地理學是硬科學還是軟科學,它自身對社會的貢獻在哪里,從理論上說清楚絕非朝夕之事,這種現狀直接影響 著學校地理教材內容的價值,進而影響學生對地理學科價值的認識。其實,這個問題并不在于要求有一個地理 學的定義,來確立它的科學邊界,而是當今的趨勢是,科學的一切領域正環繞著具體的問題走到一起來,在結 合的過程中,每一門專業把它自己特有的技術和概念運用到諸如貧窮、人口過剩、資源匱乏和環境惡化等主要 難題上來。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地理學是與其它學科的相互滲透中實現自己的價值的。事實上,地理學正在城 市規劃、國土整治、生產布局、能源利用、資源開發、環境保護和人口控制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們在論及地理學本質的價值的同時,更要著眼于地理學在與其它學科的聯合作戰中,共同解決實 際問題時所體現出來的價值。這種價值觀念是當今學校地理教材內容價值的主導方向(以地理專題形式編制的 教材便是以這種價值觀為基礎的)。為此,在地理教材內容的選擇與編排上,要適當考慮這種價值觀念。讓學 生認識到區域位置和地理事物空間關系對社會發展的意義,并讓他們初步學會這種評價方式,使他們真正理解 地理學的應用價值,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四、地理知識教學與素質培養的關系
變知識教學為能力培養,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這是當前課程教材改革的主旋律。我們要勇于擯棄陳舊 瑣碎的地理知識,將素質教育的思想貫穿于地理教材之中,并使其有機地結合于地理知識體系之中。素質教育 包含三個層次。
首先是學生生理潛能的開發,地理教材中融有大量的圖像,以逼真形象的方式經常作用于學生的感官,促 進學生形象思維的發展,開發右腦潛能。
其次是心理品質的培養。地理教材中不論圖像、文字和作業哪個系統都要有充分的智能因素,以利于學生 地理觀察、記憶、思維、想像和創造能力的培養,特別是各種技能技巧的發展。地理教材中要自始至終貫穿“ 方法”因素,這里的方法是指地理思維的方法,也就是地理學家看待世界的科學方法,以及地理學習的方法。 地理教材要生動有趣,以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形成積極向上的情感。
第三是文化素養教育,地理教材在敘述地理知識的同時,要結合愛國主義教育、環境等觀念教育,特別要 滲透國情教育因素,不卑不亢,使學生科學地認識國情,增強自尊心和自信心。這些思想觀念有機地體現在地 理教材之中,從而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五、區域地理各種分區模式的關系
區域地理分區模式是這次地理課程教材改革中面臨的難題之一。以中國地理為例,有二分式、三分式、四 分式乃至十分式,主張各異。初中學生只要求了解我國一些區域的地理環境及其主要特征,初步認識我國區域 內部差異大勢,明了這些差異對人類的生產、生活以及社會發展帶來的重要影響,從而形成因地制宜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發展生產的科學觀念。因此,中國地理分區不宜過細,分區過細就會陷于復雜的具體知識的傳授 ,而忽視對宏觀區域差異的認識,就會喧賓奪主,不能達到分區地理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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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文主義 企業發展 企業文化 績效考核
中圖分類號:F42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3)35-287-01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促進市場經濟進行變革的同時,也為各個企業的戰略性調整帶來了新的挑戰。對于一些急需進行戰略重組和結構調整的企業來說,以此為契機,針對當前市場需要和自身的特點來制定出適合企業發展的新戰略是我國當前企業在進行戰略性改革和調整時的首選方法。但是在企業在改革時的各項準備工作中,企業文化是否能與之進行同步的調整,是否能在企業面對國內外市場激烈的競爭壓力時幫助其增加綜合競爭力,這些都是當前企業發展急需考慮的。
一、關于我國企業在當前環境下的發展
中國與國際相接軌的大環境下,我國企業都將面臨市場化、國際化、企業化、品牌化等的改革新要求,任何企業一旦不考慮市場需要來對自身進行調整,那勢必導致無法適應市場需要而被市場所淘汰。以我國中小型企業在當前環境下的發展為例,其發展趨勢和戰略調整相對大中型企業的發展來說更具有可被分析的典型性意義。
我國中小型企業作為國內市場中最為活躍的一個特殊群體,因為自身企業規模較小企業構成比較簡單企業的業務范圍也相對狹窄,在中國國際化發展所帶來的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的不斷融合,所產生的更為復雜和激烈的競爭態勢和壓力面前,這些原本作為劣勢存在的條件卻能夠靈活的應對市場的新改革,從而完成自身的及時改革與調整。也正因為如此,相對于一些大中型企業來說,我國的中小型企業尤其是一些小型私企,他們面對國家戰略調整和市場改革風暴時,往往所受到的正面沖擊小于一些大中型企業。
作為創新和改革的主力隊伍,據我國2013年對于專利發明和新產品的數據統計可得,中國目前的專利發明和新產品創造總額中,中小企業的發明專利占有65%,而新產品開發占據了80%以上的份額。就目前的中小企業所覆蓋的業務領域來看,早期的加工行業、傳統的制造行業、國內和國際貿易、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材料的提供、高新技術產業等均有中小企業的涉足,而在一切領域和區域小企業已形成了特色產業群,并成為我國產業鏈發展中具有舉足重輕作用的重要部分而存在。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在逐步完成專業化協作的前提下,中小型企業具有著成為大企業配套設施和服務的供應商的機會和條件。另外,“專、能、特、新”已經成為我國中國小型企業的重要戰略拓展和改革方向,是創新不可忽視的力量。就目前所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也將是我國中國小型企業尤其是規模和實力最為薄弱的一些小型私企所需要考慮并納入到未來發展方向的最合理的戰略發展方向。
企業文化中人文主義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影響和矛盾點
企業文化所產生的凝聚力是任何企業的發展均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大中型企業對人文主義的考慮中很容易被自身的框架和長期發展中所形成的觀念所限制,尤其是對于一些國企來說,人的力量和價值以及對于人文主義關懷對他們來說則是書面化的標準,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優越性導致其對員工的看重僅僅表現為節日福利待遇的發放上面。而小型企業更是由于其自身存在著運營制度不明晰、各項制度不健全、體制不完整、目標人群不精準、企業財務管理透明度不高、業務領域狹窄、人才結構失衡等問題,國家對其推行的制度和政策對于其成長和發展有所限制,銀行由于與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又無法及時為其提供有效的融資,在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再因為中小型整體素質不高和自身實力有限,其真正面對市場所給予的機會和挑戰時,無法及時作出有效判斷,更不具備大型企業的經濟實力可以力挽狂瀾,因此,大力提高生產技能和服務質量的同時,企業文化對其發展所提供的凝聚人心的作用力就尤為突出。
與我國大中型企業一樣,中小型企業的企業文化的建設目標同樣是為了振興企業、穩定發展、維護和培養人才、保障自身經營能順利進行以及促進企業業務領域的拓展。我國很多中小型企業大都從家族式企業轉變而來,據我國社會科學園社會學的統計,這種家族式發展的模式在我國鄉鎮企業中更為突出,因此受到家族文化的影響,企業文化在制定時期,家族文化中人倫思想、血緣關系下的等級觀念則更為明顯,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要素的存在,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缺乏民主決斷、公正公開公平的要素極其缺乏,企業主本身很容易在決策時被家族觀念和人情關系所左右,所以在相對封閉的企業團體關系下,企業文化的創立對企業所起到的正面性推動作用較低,無法實現企業在初期建立時對于未來企業戰略調整時的規劃起到幫助作用。
在家族式企業運營模式之外,其他企業在制定企業文化時,由于缺乏對企業文化本身及其作用的正確理解,很容易在人云亦云的同時僅僅從表面的意義出發制定相應的企業文化,而中國中小型企業跟風的習慣也很容易讓他們在建立和制定企業文化時,只是從口號和裝飾性作用角度來考慮,而并非為了企業的發展制定出符合自身對未來企業發展規劃前景所需要的,可以推動企業發展和前進,并且能夠幫助企業員工快速建立其歸屬感的企業文化。
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想在近些年被我國作為一種創新型關注人成長的新理念向各個行業所推行,而因為中小型受到專業知識、專業水平、理解和領悟能力以及對企業文化和企業發展的宏觀思考等要素方面水平較低的限制,在對人文主義和人文精神的理解、融合和掌控時很容易出現較為極端的使用影響。如過度看重人文主義在企業中的作用,過分注重人文主義在企業發展和制度建設時的作用,因此會導致企業制度在執行時考慮滿足所有員工的需要,而出現根本無法執行的局面。這種情況最嚴重的則是企業利益因為個人利益和個人主義思想嚴重受損,企業日常業務無法正常開展,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發展和戰略的制定就更談不到考慮了。輕視人文主義對于企業文化作用僅僅將其作為表面化的口號所使用時,其產生的結果可以等于企業文化中關于人文因素的虛設,那么如此發展下去,人文主義對企業文化和企業發展的所能起到的作用則完全等同為零。
解決我國企業文化中人文主義與企業發展之間矛盾的方法建議
企業文化對企業發展的作用和意義在以往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有若干的例子對此有所鑒定。本文在此不予以贅述,對于企業文化中如何融入人文思想如何最大發揮其價值,以下幾點建議可供參考:
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建立起人文精神對其作用的正確理解
企業文化建設在中國企業中所產生的影響已經為大多數企業所重視,但是在此期間很多企業僅僅是建立其企業文化,并不會對其進行及時的修改和調整,人文主義精神在其中也只是作為一項條例被羅列出來,并不予以深化和宣傳,因此在企業主本身要加大對人文主義的正確認知的同時,逐層級的普及和推廣開來,并將人文主義在企業文化中的價值和企業文化對企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充分的融合在企業各個部門日常工作當中來。
明確企業的發展目標,最大發揮企業文化中人文主義的價值
企業的發展目標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必須隨著市場需求、國家政策、企業自身業務等的變化而進行調整,也正因為如此,要用變化的思想去看待企業文化中人文主義的價值,將人作為可以在企業發展過程中不變的重要元素,加以維護的同時,充分挖掘其價值和意義,以便最大發揮企業文化中人文主義的價值。
建立其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鄉土型”企業文化
對于一些鄉鎮企業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企業來說的“鄉土型”企業文化可以幫助其迅速完成個性化品牌的打造和宣傳。尤其是當員工多來自某一個區域或者本地時,這種“鄉土型”企業文化更能增加企業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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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案例教學法;課程教學;應用
在課程教學中,如果沒有大量的案例分析在課堂理論教學中應用,會導致學生對其理論理解的不夠或不深,造成學生學過以后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也就失去了開設這門課程的意義。然而當代大學生存在的典型特點是對面臨的問題有思考但缺乏深度;缺乏對重大問題的深層次思考,缺乏知行統一的認識和實踐,理性進步有限等顯著特征。鑒于上述兩方面的特征,如果課堂氣氛不夠好,教學方法陳舊,就導致學生在學習時候主動性與積極性不足,嚴重影響教學效果。教師使用案例教學法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培養學生交流和合作的意識,有利于幫助學生理解和鞏固所學的理論知識。論文結合當代大學生特點,提出案例教學法在課程教學中的應用及在應用中的的注意事項,為提升課堂教學效果提供科學的教學方法。
一、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來源于個案研究法,后來被廣泛用于法學、軍事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等各個領域。案例教學法,是一種教與學兩方直接參與,共同對案例或疑難問題進行討論的合作式的教學方法。目前,學術界對于案例教學法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李曉安認為,案例教學法是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將理論知識在分析和討論中講解,可以訓練學生的思維方式,因此這種方法是一種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的獨特方法。姜明安認為,案例教學法是通過對典型案例的解剖、分析以及組織學生對其進行研究、討論,引導學生從實際案例中學習、理解和掌握法的一般原理、原則的一種教學方法。作為案例教學的先行者,美國律師Langdell在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期間,開始倡導案例教學,他認為以學習法院的判例為重心,熟練掌握律師的思考技巧,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推理、表達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案例式教學。雖然不同觀點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異,但是都體現了案例教學的本質,都充分的考慮教師通過理論和生活生產實際的結合。
二、案例教學法在課程教學中的應用設計
在實施案例教學法的過程中不能將教學的重心放在案例分析與探討上,還是要以課堂講授為主,系統地講授基礎理論。案例教學只是作為深化、理解基礎理論的一種輔助方法,其目的是讓學生將所學理論知識運用到社會實踐中,而不是單純掌握一種技能。因而,案例教學應主要圍繞課程體系來進行,在教學中的地位是輔助的而不是取論講授法。目前,理論講授法作為最傳統、最主要的教學方法,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其地位還不能動搖。
1、案例教學法的思路
案例教學法在應用時要提前準備好案例,才能通過案例分析實現要達到的目標。首先,弄清問題主要是提倡學生復述問題,熟悉問題,深入理解問題,回答一個你尚未弄清的問題是愚蠢的;其次,擬定計劃并實施計劃;最后,整體回顧與點評。沒有任何問題是可以解決得十全十美的,總剩下些工作要做,經過充分的探討與鉆研,我們能夠改進這個解答,而且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能提高自己對這個解答的理解水平。在運用案例教學法時,更突出的一個問題可能是,如何把相關的基礎理論知識和案例的解決聯系起來,并在案例解決的同時把相應的基礎理論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給學生。案例教學不是簡單而機械的課堂陳述,它應能給讀者提供一個充滿目的性的需要深入思考的復雜環境,使讀者在一定的研究框架內就現實問題做出判斷。案例分析教學法的重點是分析案例和討論。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教師讓學生組成案例分析小組。討論的方式可以靈活多樣,核心是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重在討論過程,寓原理于討論之中。在討論過程中,要讓學生充分發表意見,鼓勵不同觀點的爭辯,不單純地去追求一種正確答案,而是重視得出結論的思考過程。
2、案例教學法案例的選取
選擇合適的案例是實施案例教學法的前提,合適的案例在案例教學中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講教師應根據教學進度、教學對象精心設計和選擇案例,選擇案例,可以在公開出版的案例集或教材中擷取現成的案例,也可以在報刊資料中搜集,還可以根據相關資源,創設一定的情景,親自動手進行編輯組合成一個新的案例。案例選取的要領是確保案例的新穎性、典型性、多樣性、典型示范、應用實際,適合國情等要素。
3、基于矛盾論的案例教學分析方法
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矛盾稱為主要矛盾;其他處于從屬地位,對事物的發展不起決定作用的矛盾稱為次要矛盾。從矛盾的主次方面來說,在事物內部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處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為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論的思想要求我們看問題既要全面,又要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正確地運用矛盾論的思想對應用案例教學法的課堂講授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案例教學中,既要堅持教師的領導作用,又要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結合。從矛盾論的思想出發,教師主要負責案例教學工作引導、檢查,點評。主要矛盾應由教師提綱挈領的引導學生對案例表現出來的問題進行思考,依據所學理論選擇解決方案并對學生們提出的解決方案進行點評和與學生一起討論。次要矛盾是解決案例中存在問題的方案交給學生自己去思考、去認知、去解決。
三、案例教學法在課程教學中應用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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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8年,武漢科技大學曹詩圖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積累,出版了《旅游哲學引論》一書,填補了國內旅游學研究學術專著的空白。該書首次對旅游哲學的概念、學科目標、研究對象、學科意義、研究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了系統思考,初步構建起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該書出版后不久,學界便有多篇書評發表,大多給予積極評價。其中,有學者認為該書“將旅游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學術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有學者在肯定該書“開創性和建設性”意義的基礎上,認為該書未能很好構建起“以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主體的旅游哲學體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應該說,作為國內第一部旅游哲學研究專著,《旅游哲學引論》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對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著者苦心孤詣、篳路藍縷之功亦為學界所認同。但學界同時也認識到,旅游哲學研究和理論體系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討。
正是抱著對學術孜孜以求、認真負責的態度,曹詩圖教授繼續扎根旅游哲學研究領域不斷探索,近年來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由學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著名學者、世界休閑科學院資深院士馬惠娣女士為該書撰寫序言,對該書的學術水平和研究價值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個層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國旅游研究最為缺失的東西。能做這樣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學界的一樁幸事……希望這部著作能為變革人的旅游觀念、旅游行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機讓政策制定者、規劃設計者、教書育人者、業界經營者、學術研究者、職能管理者有些發反思與批判”。
該書分為7章,共28萬余言。第1章“緒論”提綱挈領,統領全書,在評述國內旅游哲學研究現狀的基礎上,著重介紹了全書的邏輯思路、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基本觀點。第2章“旅游本體論”是全書的重中之重,作者從旅游哲學的元概念和邏輯起點-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討了旅游的本質,提出了“旅游是人們以消遣、審美、求知等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覽和逗留的各種身心自由的體驗”、“異地身心自由體驗是旅游的本質”等重要觀點。第3章“旅游價值論”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認知功能、經濟功能、德育功能、康體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產功能、社會功能等,并從旅游與人、旅游與社會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內在價值。第4章“旅游倫理論”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關者應該遵守的倫理道德與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倫理建設的路徑。第5章“旅游批判論”引人哲學中的“異化”概念,對國內存在的旅游異化現象進行了“反思與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論”提出了“旅游現象是一個矛盾復合體”的觀點,指出了旅游現象中的諸多矛盾表象,并對旅游矛盾產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進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認識論”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分析和解決旅游領域的認識與實踐問題,構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學認識論框架。縱覽全書,“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和“旅游認識論”三章是該書的重點,所占篇幅最大,論述也最為充分。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重新構建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構建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是開展旅游哲學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關乎整個旅游哲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W。然而,由于學界的旅游哲學研究嚴重不足,國內外幾無可以參照和借鑒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樣的邏輯思路和模塊來建構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成為旅游哲學研究的一個全新學術命題。在第一章“導論”中,作者開宗明義,明確提出了“以哲學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以旅游本質為核心,以旅游的現實問題為研究內容,將旅游學與哲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美學等學科有機結合,從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等哲學領域”,系統研究旅游本質等旅游學基本問題,以此來構建旅游哲學體系的邏輯思路(見圖1)。
鑒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學引論》一書所構建的、按8個模塊展開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有些欠嚴謹,某些內容安排欠妥當”w,該書對原有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的“綱”和“目”都進行了較大調整。作者按照“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旅游倫理論”、“旅游批判論”、“旅游矛盾論”、“旅游認識論”等6個模塊,重新構建起了以“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為基礎框架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在該書中,作者將《旅游哲學引論》一書中的“旅游本體論”與“旅游本質論”歸并為“旅游本體論”。旅游本體論的研究內容回歸到旅游哲學的根基--旅游的概念與本質,避免了以前“用價值論的理解代替了本體論的理解”等問題,更加符合哲學意義上“本體論”的內涵。原來的“旅游實踐論”和“旅游方法論”歸并到“旅游認識論”。還有各個模塊的研究內容也經過了較大幅度的刪減、補充和調整。經過重新設計后,該書所確立的旅游哲學體系,既合乎了傳統哲學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論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論體系更加嚴謹,內容安排也更趨合理。當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該理論體系“并不意味著這是哲學視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學研究應有的理論框架,或不能簡單理解為旅游哲學體系含有這六個相等或并列的層級內容”。該理論體系僅是作者旅游哲學研究的理論探索,為一家之言。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尤其是理論與觀點的創新。研究者要創新理論、觀點,不能依靠主觀臆斷,而應該具備“問題意識”等學術素養、豐富的研究經驗以及深厚的學術功力,“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經過一系列嚴謹的學術過程,才能提出經得起學術檢驗、令人信服的理論與觀點。《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學引論》)中的一些觀點,如作者關于旅游的定義、旅游的本質、旅游的功能、旅游的異化、“旅游亟需從哲學的視角和高度進行研究”等,已經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在學界廣泛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反響。在《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層理論”、旅游本質的“樊籠理論”、旅游結構的“冰山學說”以及旅游層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論”。這些理論是作者經過長期思考后,對旅游現象和本質的高度概括,仔細品味,意蘊深遠。在觀點創新方面,該書將旅游的本質由旅游者的“異地愉悅體驗”提升到了旅游者的“異地身心自由體驗”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質,頗具海德格爾關于“人詩意地棲居”的哲學韻味。還有該書從文化、美育、認知、德育、康體等多角度對旅游功能的論述,極大地豐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該書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觀點去反觀國內對旅游經濟功能的頂禮膜拜現象,我們很容易發現,僅從經濟角度解釋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狹隘與短淺。又如,作者在論述“旅游與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價值則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觀點,聯系到作者還將旅游研究納人到“人學”的范疇去認知并實踐,這說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動之于旅游主體的最高價值(馬惠娣在該書“序言”中對作者關于旅游哲學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這一觀點頗為欣賞)。這些觀點將會對我國的旅游研究與實踐起到警醒的作用,彰顯了旅游哲學研究作為“警示平臺”的意義。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彰顯了哲學研究所秉持的“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并將其一以貫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學對旅游的一切問題都要追本溯源、尋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別人從未發現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對人們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見、常識等進行批判性的省察、質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權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堅持了這種“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在某些章節展現得尤為淋漓盡致。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論”。作者直面我國旅游領域的異化現象,提出了旅游異化的概念,分析旅游異化的表現并進行反思與批判,構建起了旅游異化研究的分析框架。異化現象廣泛存在于旅游的學術研究、發展模式、思想觀念、消費者意識和行為、消費環境等各個領域,旅游異化研究正是對“背離旅游本質和旅游業發展初衷”現象的批評與反思。這種批判性的聲音在學術界猶如空谷回音,彌足珍貴。另外,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本質的研究也體現了這種批判性的學術態度。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質的探討,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國內外學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礎之上的。事實上,《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本身也是作者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結果,讀者很容易發現作者對先前文章與著作中的某些理論、觀點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與提升。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處。依筆者淺見,《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進一步強化和改進。首先,該書去掉了《旅游哲學引論》中的“緒論”和“旅游方法論”部分,筆者認為此種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學引論》的“緒論”部分,論述了旅游哲學的概念、學術緣起、學術價值、研究內容、理論體系、學科性質、學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學切關宏旨的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關乎旅游哲學這門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應該是一本“教科書”式的旅游哲學著作不可或缺的。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旅游方法論”部分,因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屬于旅游方法論范疇,是旅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次,《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節的內容稍顯單薄,理論性還不夠強,哲學味道也不夠濃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論”所論述的矛盾皆為旅游實踐中的具體矛盾,并引用大量實例。雖然這種做法能夠讓理論分析與旅游實踐的聯系更為緊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論性與“哲學”韻味。
然而,瑕不掩瑜,盡管該書在個別篇章和具體研究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但從總體上看,該書較之《旅游哲學引論》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進和提高”,“彌補了《旅游哲學引論》存在的一些不足與缺憾”。尤其是該書對旅游哲學理論體系以及一些具體問題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觀點和理論。《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的出版,將進一步地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研究的深人和相關研究學術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學術領域頗為深廣,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詩圖教授在此領域精耕十余載,為國內的旅游哲學研究開創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但從整體而言,國內旅游哲學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筆者不揣淺陋,所闡發的僅是一孔之見,不當之處還敬請各位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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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本質;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0)06―0119―05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進程的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一個元問題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研究的重要領域。據我們收集的資料,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的專著還很少,目前所見較為系統地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著作主要是李合亮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本――關于其源起及本質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的觀點主要散見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種專著中。通過中國知網(CNKI)搜索合乎條件11(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為題名,模糊搜索,時間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選范圍)共有紀錄104條。搜索合乎條件2(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為主題,模糊搜索,時間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選范圍)共有紀錄375l條。文章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20世紀80年代共234篇,90年代共610篇,2000年至今共2846篇。在博士文庫中,中國優秀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共五篇,層次上以碩士學位論文居多,時間上集中于2001年以后,有鄧曉霞《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論》、潘傳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論》、唐桂娟《從日常生活理論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功能》、袁曉東《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探析》。李合亮的博士學位論文已以專著形式(見前文)正式出版。由此可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的研究不僅關注度正日益上升,且研究層次也在不斷深入。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的主要觀點
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是什么?學界對此爭議頗多,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進行了闡述:
(1)政治性說。改革開放條件下,同志指出:“什么叫政治?從根本上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真正掌握和實踐了群眾觀點、群眾路線,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實踐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徹底的唯物論,也就從根本上懂得了政治”。有學者從這一認識出發,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政治性,它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內容是什么。”也就是說,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主要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而言的。這一認識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認同。如有學者認為:政治性科學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從“時間先在性”(對經驗事實或科學事實的陳述,它所表達的是經驗對象之間在時間排序上的先后順序)而言,先有政治后才有或至少同時伴有思想政治教育;以“邏輯先在性”(事物之間在“邏輯”上的優先地位)來說,政治都較之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
(2)意識形態性說。有學者認為:政治性不宜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因為政治性主要體現了政治教育的本質,卻難以體現意識形態中包含的受政治制約的思想、道德等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因此意識形態性相比于政治性,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進一步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單純的思想教育和單純的道德教育,是因為它們都不是把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內容作為主要內容,而且都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整體概念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政治教育,因為政治教育只反映了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內容,而不能體現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意識形態中的思想、道德等內容。因此說意識形態性相對于政治性不僅更全面,而且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屬性。
(3)灌輸論。有學者認為: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的研究,可以開辟一個新的角度,即“觀察它的實踐方式,由對它的理論本質的研究進入到對它的實踐本質研究。回答這項實踐活動是‘做什么’的,就是我們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本質的出發點。‘做什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怎么做’是指它完成任務的方式。我們認為,二者結合起來,規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這就是‘灌輸’。”確切地說,“意識形態灌輸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質。”
(4)人的工作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人,也是由人來開展的工作。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不斷生成的,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就是做人的工作。具體些說,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本質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對人的價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本質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解放人的思想、啟迪人的智慧。
(5)階級利益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階級利益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運行的動因、目的性指向及其屬于意識形態范疇三個方面都服從服務于階級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現象的共性體現為階級利益性。
(6)價值導引論。有學者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有強烈的階級性、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而所有這些特性都可以歸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黨性。黨性是階級性的集中體現,是階級斗爭發展的高層次產物。“自思想政治教育的誕生那一天起,它就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黨的政治任務服務的,它自然具有很強的黨性。從思想政治教育的黨性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帶有強烈的價值導向色彩。”
(7)政治性與科學性有機統一論。有學者從事物本質屬性應貫穿事物活動始終、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出發,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應為政治性與科學性的有機統一。因為政治性不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屬性,且是貫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終的一個特有屬性,而科學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客觀實踐屬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發展的內在規定性。
(8)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統一論。有學者認為:“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既需要考察其滿足階級與社會需求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尋它的屬人性,既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質,也要看到它的目的性本質。”并認為:“工具性與目的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單純強調任何一點,都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誤解與對其運動規律的違背。”
(9)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論。有學者從思想政治作為一種有目的、具有超越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目的性、實踐性和超越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指向性或價值取向性(在階級社會里,表現為階級性或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實現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來的發展性及社會實踐活動和 人的行為的先導性。
(10)階級性、服務性、工具性、啟蒙性多維度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單純以意識形態性為本位難以獲得人們的內心認同;即使以科學性為本位,也難以滿足后工業社會來臨給人們帶來的多樣化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應從多維度來解讀。即政治維度的階級性、倫理維度的服務性、社會維度的工具性、個體維度的啟蒙性。
(11)個人與社會思想政治關系論。有學者認為:個人的思想品德與社會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不僅存在于外部的矛盾關系之中,而且存在于內部聯系中,成為溝通思想政治教育內外部聯系的橋梁和統一的基礎。也就是說,個人與社會的思想關系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而這種個人與社會的思想關系的核心是政治思想關系。因此說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調節個人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關系,促進個人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關系,促進個人的思想品德和社會意識形態同質發展,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的實踐活動。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闡述可分為幾個類型:
(1)(2)(5)(6)是比較傳統的說法,但是很有代表性和影響力,反映了早期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探索。
(3)是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論或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們的思想多樣化,堅持灌輸論原則是必需的,但并不能將這一方法論或原則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
(4)主要是從人學的角度而言,但忽視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人學的差異性。
(7)強調了政治性與科學性之間的有機統一性,卻對兩者之間有機統一的社會基礎以及兩者間存在的一定緊張關系關注不夠。
(8)(9)(10)是多學科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闡釋。
(11)對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的認識狀況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由這一路徑出發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了新的探索,但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的表述則顯得有些冗長。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的方法論
研究者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認識上的差異,主要是因其各自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論不同所造成的。這些研究的方法論大致有以下四種類型:
(1)系統論。有學者認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系統,因此在討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時,一方面要“根據它自身的結構、功能、過程來認識它”;另一方面,因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又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有著廣泛的聯系,故還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從它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層面,認識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質”具體些說,一方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出發,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和功能。因為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揭示和反映了其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其本質的集中表現。另一方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系出發,從其本源上揭示出人和社會為什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2)矛盾論。“凡一切實存的事物都存在于關系之中,而這種關系乃是每一實存的真實性質。――而關系就是自身聯系與他物聯系的統一。”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指出: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決定。故大多數學者認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需要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出發。
(3)多學科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什么,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即是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是“一”,而是“多”。或者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是多重的,因此不能從單一的學科視角出發,應采取多學科視角加以剖析。
(4)多層次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學范疇,它是哲學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因此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就是要將哲學本質及有關原理的哲學方法論與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融為一體,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關系,以建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理論的邏輯基礎。具體些說,就是“從思想政治教育與其他事物間的關系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學體系的中心概念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運行來考慮”,即通過多層次的研究方法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什么。
我們以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能僅僅從其自身出發,也不能停留在對相關學科概念的直接移用上。系統論這一方法看到了這一點,但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的各要素之間關系研究還缺乏深度,更多地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功能層面來討論其本質,但又因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內在的關系研究得不夠細致,致使對其規律與功能的研究陷人了“原地踏步”的狀態。矛盾論方法常用來揭示某一事物的本質,但問題在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目前大部分學者都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作這樣的界定:“一定社會、一定階級對人們思想品德的要求與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的矛盾。”這一界定很難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同教育的基本矛盾加以有效區分。因為教育學中一般把教育定義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或階級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系統的影響,以使受教育者發生預期變化的活動。”這也正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探討局限在教育本質研究之中的重要原因。多學科論不滿于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單一性界定,嘗試著用多學科方法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值得肯定。但不足的是對相關學科的概念沒能很好地甄別,即在缺少對相關學科概念的適用范圍、適用條件進行考察的情況下就匆匆地將其移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中,造成了許多概念的非法移用。如哲學中關于事物本質屬性規定有三個屬性,就將其直接移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即將哲學中事物本質規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直接等同起來,而沒能認識到哲學上關于事物本質規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之間是一定程度上的契合關系,而不是簡單的等同關系。多層次論嘗試著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諸多關系加以分層次剖析,但因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中心概念的不明確等,致使這一研究方法所取得成效也實為有限。
三、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研究的總體評析
縱觀這些年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成果,學界立足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所處的現實境遇,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進行了審思與探索,取得了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缺乏系統性,暴露出顯而易見的局限性,有待繼續深化。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的概念相混淆。大多數研究成果中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并沒能加以嚴格區分,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出現了用本質屬性代替本質的現象。如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經常將“某某性”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事實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并不是一回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存在的依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屬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性質、特點。當然,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同其 本質屬性是密切聯系的,但這種聯系并不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之間的等同。
其次,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的認識還不成熟。意識形態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相比較于政治性雖更全面,但一方面因意識形態性在其內容上的極其廣泛性,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喪失學科邊界;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雖具有先導性,但同時又具有很強的滯后性,即“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存在的反映總是落后于社會存在的,社會存在即人們的生活過程總是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中,而意識形態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穩定性,直到社會存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意識形態才會或遲或早地發生劇烈的變化。”因此意識形態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性,將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工具性(政治性)和目的性(屬人性)相統一這一說法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和教育之間的矛盾,但工具性終因受目的性的制約,即是說政治性在其根本上受制于屬人性,從而最終磨平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之間的差別。因為教育終究在于實現人由“實然”向“應然”的轉變。
有的研究者還沒能區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性與思想政治教育質的規定性,致使提出的觀點欠成熟。一切事物的本質總是要表現在一定的現象之中,而任何事物的現象也總要反映相應事物的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也有現象和本質之分。對于前者,我們用感性認識反映;對于后者,則需要我們用理性認識加以把握。但對事物理性認識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馬克思曾在分析理性認識過程時指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即是說理性認識分為初級與高級兩個階段。前者是對思想政治教育質的認識,后者才是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認識。確切地說,前者屬于知性思維,后者才是理性思維。知性思維不同于理性思維,主要在于認識起點的不同,前者的認識起點只能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現象開始,后者卻以前者為認識的切入點,故把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質與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都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內部,都以客觀必然的形式起作用,這常常在形式上給人以誤導,易將思想政治教育的質與本質相混淆,相等同。如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啟蒙性、服務性等,都是將思想政治教育質誤認為其本質,因都缺乏對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內存聯系的把握。具體些說,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關注了教育的特性,卻忽視了思想和政治的本質屬性。啟蒙性、服務性過多地關注了思想的特性,卻忽視了政治和教育的本質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