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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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字本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僅作為一種交際的工具。唯有漢字，“交際”只是其價值系統的一個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結晶，又隨文明進化而進化，并成為進化的內動力。通過它可以譯解史前文明之謎。同時，充分發掘和利用其多維文化價值，將使中華民族不斷創造輝煌。

（一）造字法與方法論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生命力最強。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隨著文化的進化而湮沒無傳。漢字所以能歷盡滄桑猶青春依舊，主要在其獨特的造字參照系，造字原則，造字方法；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法；書寫參照系，書寫原則，書寫技法，書寫個性等。

漢字最大的特點是象形，具有鮮明的“繪畫性”，但它和繪畫——非邏輯的個體的以形寓意的藝術有質的區別。就結果看，繪畫重在“形”，漢字重在“象”。是忠實于對象的本來面目，通過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對象的典型特征，約定俗成地賦予對象特定的“含義”。字形上既有現實的“形似”，又帶浪漫的“神如”。從總的哲學方法而言，漢字遵循現實主義的創造方法，具體地說，“象形”、“指事”主要是現實主義的；“會意”、“形聲”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機溶入浪漫主義的方法。這兩大方法相結合的創造方法，通過漫長的文字進化，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維價值取向的漢文化，或者說，漢字創造所蘊含的這一方法論成為漢民族的集體元意識，使傳統藝術——美的創造明顯帶著以現實主義為主旋律，同時輔之以浪漫主義的色彩。

漢字以現實主義為方法形象地描繪對象，這個“對象系統”即是‘造’字參照系”。它決定著漢字的本質特征。許慎說：“古者庖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2］并據此推斷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3］說“八卦”先于漢字產生，漢字為倉頡所造，都欠科學。若將二說有機綜合以論漢字，便可得到漢字的造字參照系：（附圖略）

天文、地理、動物、植物、人類社會，物質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質的規律正是創造漢字的參照系，是其師法的對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為系統的參照系所創造的漢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現精神世界，“以類萬物之情”——表現物質世界，所以帶有多學科意義的價值。作為文字，漢字首先也是為了交際的實用，但它是特殊參照系下的產物，漢字創造還兼顧識讀理解功能。因而漢字體現了直觀可辨，形、音、義有機結合，與對象同步進化的動態性原則。因其“象形”，所以其義顯得直觀，又因為以“形”為基礎進行有規律的邏輯組合，其義便“可辨”。不少漢字可因形見義，望文生義、依字辨義。這一原則大大縮短了漢字與識讀者的距離。漢字的識讀過程完全成為有意識記的智力主動參與的過程。字符可對大腦產生有機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純符號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識讀、理解和記憶。

漢字音、形、義有機結合的原則，使每個漢字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它們以“形”為內核，以“義”為靈魂，以“音”為外殼，有機地構成一個信息碼，這種以三維價值觀界定的對象，使其交際功能更具精確性、客觀現實性。音為形設，形因義存的獨特個性又使漢字的認讀理解帶來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義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約定俗成紐結在一起。其識記過程是機械的記憶過程。給大腦刺激的信息強度類似于電話號碼式的缺乏主動性和深度。

漢字的象形，不但象具體之形，還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繪再現對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對象一起處于不斷進化的生命律動之中。無論是時間的遷移、空間的變化，還是形狀的異構，外力的干擾或是思想的革命，總有某一具體表現形式或抽象可變的本質特征的顯現，漢字依此來概括描畫對象。如果說藝術是永恒的，以象形為主色的漢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現代的“藝術標準”來看，漢字幾乎可作為完全意義的藝術品。每個漢字都包含著造字主體（可能是一時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數代的多人）對對象（客體）全方位的文化意義的最優化把握。即是說，認識對象并形象或本質地描繪對象時，凝結了主體的意識能量、認識水平、思維能力、思想觀念、世界觀、審美觀、文化程度、品質修為以及當時背景下的整個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對主體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社會文化的各個學科體系對主體的綜合作用都烙印在每個漢字之中，從這個角度說，每個漢字都是廣義的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蘊涵著文字史后的文明進化的韻律。

（二）造字法與思維科學

漢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核心是象形。這種造字方法循序漸進，自成體系，是系統思維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

象形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圖畫般描繪對象，但由于賦予字音，旨在交際，其“義”要求從“形”中明示，使它從“畫”中分離出來。畫以表意，其義尚隱，字以表義，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漢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線條來勾勒。不少人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低級幼稚的文字，因而對漢字提出各種非難，甚至要用拼音文字來取代它。其理論的邏輯依據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漢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謂“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漢字在漫長的文化進化中生存下來，并且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風姿呈現出來。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交換，是一種不斷吐故納新的開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義上的最早文字系統——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發達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統。盡管同期別的民族也有類似的象形字，但只是個體的，非系統的巧合。所以它們最終成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為具有活力的系統而且和當時的具有多維價值意義的文化同構，滲入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所以它并非低級文字。其實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漢字已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準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統的誕生來界定社會文明和人類智慧，認為史前是低級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級的。對拼音文字來說，其本身無法譯解被創造前的社會文明程度和主體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質變中，割斷了譯解文明進化的鏈條。只有漢字才是譯解這些奧秘的全息碼。通過細致的剖析，漢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兒童式的涂鴉，而是對“天”、“地”、“人”三才如實的、系統的、典型的描摹。經過了由個別到一般，由個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認識過程。并在具體的實踐中進行修正，使之進一步準確化、符號化、目的化。這是一種復雜的意識活動過程。

其次，寓“義”于“形”。形為義設，義依形存。無義則形同虛設，無形則義無以生。形與義之間以直觀對應的線性邏輯來貫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畫一物指一物，觀其形可知其義。可分為三類：一是個別特征稱代，用“窺斑見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義。（附圖略）法來描繪，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表現其義。形與義更帶外在強迫性的信息運載特點。

再次，以“形”、“義”、“音”稱代事物是系統定義法的表現。“音”是一維的，“音”與“義”有機結合是二維認識，“形”與“義”與“音”三者辨證相因界定對象是三維（多維）的系統認識論，是智慧高度結晶的產物。

指事一法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5］通過直觀辨識就知其義。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視而可讀，察而見音”。其義得自機械的記憶。指事字邏輯上是以象形為基礎的，離開“形”、“事”無從指起，是在形的基礎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較強，比較直觀，從字形本身的特點可大致推知其義。是以形似為基礎，神會為創造的具體的抽象符。通過這種辯證思維，得到三類指事字：一類是在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增加一個指示符——正補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刪除部分符號——負補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參照符的方向改變——零補充符。但無論指事字的創造經歷了多復雜的思維活動，仍然是源于形象，回歸形象，以形象思維為主色的思維活動的結果，是一個完整的思維創造系統。顯示了系統思維的第二個層面——初級中介層面的特征。具體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種既非原象形字義，又非指示符本身含義的新義。這類字在“形”與“義”之間用曲折勾連的線性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昭示字義。

會意是“比類合宜，以見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為基礎，由兩個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構成。其義有一定直觀性，可審字知義，望文生義。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參照符形之上進行指稱，而是多符多形間的結合。它雖以形為緣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義。如果說象形字多數是單獨名物的“畫”，指事字是因義設標的“象意”之“符”，會意字便是“有情節和主題的藝術之詩”了。在表象上，古漢字頗似畢加索的現代派繪畫，但更具體而實用的是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藝術符號”，僅毫厘之差，便會使整個“情節”和“主題”都發生變化——字義變化。識讀者在審字以求義的思維活動中須通過想象去豐富、補充符與符之間的意義中介環。其“形”與“義”之間靠空間交叉的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呈現了思維認識的第三個層面——高級中介層的特征。認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聲字——“以事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個名稱，再用一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表其讀音。它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字為基礎，通過系統的邏輯思維來進行的高級造字法。抽象性最強。這一點雖然類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與義與音的聯系是人為強制的，僅靠約定俗成，不存在內在邏輯關系。作為純抽象的符號，拼音文字本身無法顯示其運載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無法通過創造性的思維活動來求其字義。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靜態的載體模式；漢字所建立的是動態的載體模式，它有自身的內在規律。拼音文字唯一趨勢動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對整個識字過程來說是“初級階段”，“終極階段”的“義”是拼不出來的，只能靠硬記；漢字唯一的靜態因是“音”，音是約定好的。其識字過程也是“拼”，但拼的是“義”。猶其是形聲字，音、形、義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關系是有機的邏輯關系，由音形義的思維過程，需經過思維活動的全過程：分析和綜合，抽象和概括，比較，分類，系統化和具體化。通過這一系列的思維活動，音、形、義之間的信息得以貫通，但依據的是復雜的主體網絡的系統邏輯。

漢字通過這四種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統的同時，建立了交際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統，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備的。

首先，它構建了一個思維方法進化的系統模式。漢字的造字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在“認識”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個對對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顧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統認識方法的進化模式。不論哪一種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個“自在”的意義發生源，通過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與“抽象”逆動消長，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抽象成分逐漸遞增，形象成分逐漸減少。是始于形象，終于抽象的連續思維的認識過程。人們在反復的識字過程中，除了知識人獲得，還本能地受到認識方法的教育，使我們在認識對象時，善于通過對象的外在特征，從感性材料入手，經過反復抽象的思維過程，正確的分析問題，揭示問題，解決問題。

其次，漢字系統還構建了思維發展進化的系統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漢字系統構建了具體可感的象形系統，形神兼備的指事系統，得意忘形的會意系統，抽象概括的形聲系統。它們既獨立又相因。無高度發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將對象的總特征作典型化處理，優選出出神入化的線條來形象地刻畫對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維的高度發展，而能天衣無縫地融匯到抽象的特征指稱之中。通過對漢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認識，由于系統的交互作用，漢字既能有效的培養形象思維的能力，還能培養辯證系統的思維能力，而且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之間的中介思維被認識并得到培養。

此外，還建立了思維邏輯的系統模式：象形字培養直觀線性的邏輯思維；指事字培養曲折勾連的邏輯思維；會意字培養空間交叉的邏輯思維；形聲字培養立體網絡的邏輯思維。從而對不同性質的事物運用不同的邏輯思維，使邏輯思維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隱含著極為嚴密的邏輯關系：感性認識模糊思辯抽象認識的連續性的邏輯關系。由于“指事”、“會意”兩個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間環的運用，使的“模糊邏輯思維”得到揭示，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傳統的思維科學單純研究“形象”與“抽象”兩種端性思維，沒有對介乎二者之間的連續的“模糊思維”的認識，這是經典哲學及其邏輯研究的產物，是不完善的。

漢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辯證系統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水平和方法體系通過具體的文字創造，濃縮在每個漢字中，使我們通過漢字的使用，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譯解其全部信息，體現其多維的文化價值。二構字法之文化學價值

構字法指的是具體建構漢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個子系統，由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巧三個有機關聯的層次組成。

（一）構字參照系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參照系是漢字具體的線條構建的技巧之師法體系。造字方法的參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質態與精神態的自在客體，師法其“然”，是客體在一定時空背景中某一條件下的存在態或特征。構字法參照系是對象的這種存在態或特征的構成邏輯或規律，即師法其“所以然”。

在系統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師法其“所以然”的參照系。

西方哲學及其他科學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諸有關著述；中國哲學及其他科學的早期特征即使無書可考，也能從文字的構造中窺探其靈魂。因為漢字界定對象是主觀見諸客觀的精神活動，它能呈現“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維價值意義。

首先，物質世界及其事理是無限多樣、個性各異的，為了準確地描述這些對象，只能采用與對象同構的思維邏輯來構造漢字，得到同樣多樣而個性各異的漢字系統。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對象的個性認識更加深入，使共性較強的記事或指稱方法——結繩記事、積石為記等再也無法準確描繪對象以供交流時，促使了文字的產生。但漢字的現實主義方法的造字原則，使它同構于對象世界，呈現出與自然對象世界及相關事物一樣的豐富和千姿百態。

無限紛繁而復雜的自然界并非無機的雜亂，是可以分門別類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通過對對象各有機系統的共性與個性關系的把握，對不同事物進行科學分類，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稱。要對整個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及相關事理作種屬分明的文字指稱，就要具備不同系統事物的自然科學知識。要對飛禽進行指稱，就必須有對整個動物界的系統認識，進而將飛行動物分離出來。又通過對飛行動物從形狀到解剖特點的全面認識以確定類型。《說文解字》：“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凡鳥之屬皆從鳥”。有明確的“屬”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見個性。《說文解字》收有120個“鳥”旁的字，多數用來稱代不同的“鳥”。此外，還有：“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佳之屬皆從佳”。《說文》中收“隹”旁字46個，包含了多數短尾鳥在內，是鳥類的又一種。憑此我們便能了解這些文字被創造時，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學及其他科學的水平。《說文》共收9353個篆文，歸納為540個部首，以這些部首為定義根，將物質與精神世界的的無限復雜的對象進行分類，使各得其所，屬性分明。可見漢字是自然科學及其他相關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使識讀者在漢字認知過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為什么”——得到學科意義的方法論教育。拼音文字的“類”、“屬”僅是語法意義的，非表義對象本身。其分類的目的不是為準確的表意，而是服從語法的形式邏輯。

基于自然對象世界組構的無限性但非無理性，使漢字有限的偏旁與部首在合理的無限組合下與對象共構，并結合字與字的語法關系的組合，描述出整個自然與社會甚至思維領域的一切，且隨對象的衍化而衍化。

個性各異的自然對象卻有其形象組構的共性，它們都由點、線、面構成，漢字則按對象自身的特性進行點、線、面（偏旁）的有機組構，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漢字系統。這是對參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質的把握。最能體現造字時代人民認識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萬物存在的一個共同態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雖不能認識萬有引力，但處處感受到了這種現象。如實描繪對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將萬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繪下來，使得每個漢字呈方塊狀的合理布局，每個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當位、合理，決定著這一漢字的形體的線條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盡管每個漢字都有明確的重心，但其線條的設置并非簡單機械的組合，而是變化多端的有機構建。是由千差萬別的不對稱性、不均衡性構成整體的對稱與均衡，從而組成方正結構體式的重心。這一點楷體表現得最突出，其他各體也明顯遵循這種重心居中的對稱組構原則。

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系。漢字線條的構組還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將人類關系態的邏輯運用到點、線、面組合的邏輯中。人類以各種規范來協調相處，從而構組了各種秩序下的人際關系態。漢字的構造也明顯帶著這種協調相處的特點。上下左右，內外先后，大小長短等等都有嚴格規定，秩序井然，不失規矩。表現在上下關系中以上為先，自上而下；左右關系中以左為先，從左到右；內外關系中以內為先，先內后外。這些無疑具有人類行為科學價值。拼音文字的字母書寫是無左、右、上、下、內、外的規則。既可自左向右，也可從右而左，既可從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與字母組合成文字時，只有單一的自左而右作線性橫向排列。

人倫講究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一維的單向趨動，而是雙向逆動的。這種原則體現在漢字構造上雖講究上下、左右、內外的先后，但優先者并不能越位強占，更不可獨霸，而是按自身的特點占據一定位置，進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過大過長占據“心”的位置，使在下者無法立足。同樣，左右關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讓的關系中，協調構建，不過分夸張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體與個體的關系中，漢字構造強調共性，群體大于個體，個性服從共性。具體地說是點、線、面（偏旁部首）的獨立意義小，共構意義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共構，而且往往是帶有共性意義的部首偏旁放在優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獨立性強，不同字母擺在一起無內在的必然共構性。顯示以個性為中心的行為價值特點。漢字完全是由筆劃（元素）偏旁部首（層次）單字（子系統）整個漢字系統，從個性到共性的邏輯組合，這種“共性優先”的原則，展示了傳統行為科學的價值取向。漢字構造以上述各學科對象為參照系并與之發生價值同構關系，凝固著他們的信息，所以帶有多維的文化價值。

（二）構字原則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原則是指漢字構建的具體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準則。它包括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辯證相生的組構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

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與中國繪畫：從西安半坡出土的幾件著名的人面魚紋陶碗看，形象極生動，這種線條勾勒的畫竟如西方現代派一般。然而，這種早就很成熟的藝術，后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興起來。但以線條勾勒為特征的象形字卻得到充分發展，到南北朝時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隸書、正楷、草書等全部的進化過程。在漫長的文字創造過程中，漢字的構造方法和書寫技法反而大大地影響和促進中國畫的發展，并匡定了中國畫的基本特征。

中國畫不是西歐式的寫生來再現對象，而是以默記對象的方法來再現客體。默寫是先經過心智活動，將對象留在記憶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點或線的）繪寫出來，結果是“眼中竹”與“心中竹”與“筆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簡練。呈現出特征線條勾勒的繪畫特征。與象形字以特征線條刻畫對象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以特征線條默畫對象會因人而異，不同繪畫者的思維水平、修養能力有差異，記住對象的特征也不盡同，所默畫的同一對象也有區別，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質特征趨同——神似。中國畫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東坡先生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追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神妙境界。與漢字一樣是現實主義基礎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成分。

以線條勾勒默畫對象，而不是面對面的寫生，使中國畫忽視了“光”和“色”的變化及立體透視的科學性。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結果。中國畫以“散點透視法”的線條來構組對象，這與漢字以特征線條全方位地（必然是散點透視式地）設置也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工筆與寫意，篆楷與行草；繪畫與書法在傳統的文化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辯證生克的組構原則與古代哲學。文字史前哲學無稽可考卻能從漢字構造的邏輯中得到破譯。作為系統世界觀的哲學是很晚才誕生的，作為人類的世界觀甚至于初步的哲學體系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質與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來群體集體創造的漢字中。因為漢字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如實地描述對象的交際符號。它有著客觀存在性，還有第二位的主觀性，而且是群體共同的主觀性——文字只能是群體的創造，這與畫有區別。這一群體性——社會共同性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哲學等文化特征能從漢字中譯解出來。

早期漢字的線條由直筆和曲筆這一對矛盾體組成。它們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橫”“豎”；曲帶“方”、“圓”。或橫豎相接，方圓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圓。有左彎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變化，無盡無窮，完全體現了對立統一的法則。漢字按不同規律不同原則，以幾組簡潔的符號組成無限復雜的文字系統。并共同體現著陰陽生克同構的特征。橫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豎、二豎、三豎，而四豎不成字。橫而太過制以豎；豎而不節抑以橫。直筆添曲，曲筆加直；方中見圓，圓內生方。相依相斥，互為呼應；生克變化，渾然天成。

上述為“點”與“線”的哲學，進而由線構成面（偏旁）又由面構成“塊”（文字）時，更顯示了辯證法的熟練運用。這從偏旁與偏旁互相組構成字時的位置變化排列上，貫穿了辯證的甚至系統的哲學邏輯：左右結構，右左結構；上下結構；內外結構，外內結構；左中右結構，上中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上下）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左右）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內外）右左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外內（左右）結構；（上下）內外結構，（內外）上下結構；混合結構。

這種排列結構邏輯，還顯示了數學的排列組合的理論價值。

在偏旁與偏旁或筆劃的組合中，雖然是全方位的，但決不是無序的，有特定的邏輯性，并體現了共性與個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個個體不同別的個體，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個個體共同的組織信息塊，但它是寓于各個個體的特殊性之中。無共性則無個性，無普遍性亦無特殊性。

在點、線構面，面與點與線或面構成塊（字）時，還體現著系統論的五大原則：一、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點線面塊（字）是元素層次子系統系統的關系，同樣單個漢字同旁漢字漢字系統也是由元素到系統的有機構成關系。它們既獨立又有機關聯。二是系統整體的動態性原則。就漢字的構成看它們是由幾個基本筆劃——元素組合起來的，作為基本符號本身無多大意義，但按一定邏輯組合后，元素與元素進行了信息交換、構成了偏旁進而構成字便帶有了實際意義，起了質變。雖然各部分（偏旁）進行了能量交換，但并不破壞它們，而是保持了整體各部分的一定聯系。就整個漢字系統而言，是不斷與外在環境進行信息、能量交換的，不斷進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統整體的結構性原則。指在一定層次中形成結構的基礎上的整體性。這在漢字的結構中體現的尤為鮮明。四是系統整體的層次性原則，即有序性原則。指任何有機整體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級組織起來的。漢字正典型地體現了這一原則。五是系統整體的相關性原則。任何系統都是存在于一定環境中，也是與外界其他系統進行聯系或交換。漢字既是現實主義式描繪對象，是以三才為參照系，自然是處在一定環境中與對象不斷交換信息和能量，隨文化（廣義）進化而進化。

通過剖析，傳統哲學的特點是能夠從漢字中得到合理破譯的。并且我們可以清晰見到漢字筆劃的有機組合所蘊涵的陰陽辨證的哲學精神孕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是整個東方藝術的核心原則，它源于儒家哲學，但這一哲學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漢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態，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協調之狀。表現為一種自在美。早期漢字大致也呈方塊狀，端莊嚴正，重心穩實。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總貌是由萬法紛呈、千姿百態、個性各異的形體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來于圓折，平和協調起于變化律動。正是這一辯證的矛盾運動，最后形成美的形態。中正和平是漢字構建的總的美學原則，每一具體的漢字組構又體現了不同的美學技巧，它包括：陰陽相接。其方位以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內為陽，外為陰。它們互相依存，和諧相交，合為一體。線條以直為陽，曲為陰，方為陽，圓為陰。多數漢字是曲直方圓交互連綴。節奏分明，韻律生動。剛柔相濟。線條以直為剛，曲為柔；線塊以方正為剛，以斜曲為柔。斜直曲方，陽剛陰柔，既對立相克，又溶于一體。虛實相間。是對線塊而言。筆劃少而空疏為虛，多而綿密為實。漢字總是虛實相間，上空則下實，左空則右實。線條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體。動靜相生。線條以方直為靜，以圓曲為動。漢字多數是以曲直相交，動靜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穩定靜態之中，輔之以曲折園斜的變動之姿。動中見靜，靜中生動，并在這一矛盾運動中服從整體的中正和平之態，給人以完善獨立，穩重端莊又充盈流轉的變動的美感。在這些辨證關系的美學處理中，在線條的具體設置上，既富于變化，又不走極端，是高則低之，長則短之，大則小之，寬則窄之，實則虛之。有余則削，不足便補，盈虧相濟，柔和協調，無不貫穿自然的美的法則。前面已論及漢字是呈方塊狀的總貌，盡管線條變化萬法紛呈，但總體效果是對稱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塊的對角線交點上。顯得端正典雅。而各個層次、各個角度不同性質的線條的辨證呼應，使穩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態的變化之中。這一中正和平的美學特征和傳統哲學、美學價值、對象世界的內在韻律是有機統一的。

（三）構字技法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技法是指線條安排的具體技巧和手法。由點線、面的組織，方位座標的確定，結構安排等三個層次構成。

點線面組織的邏輯學價值。每個漢字都是系統態下的符號塊、定義塊，也是凝固各學科文化價值的信息塊，所以其線條的組合要有一定的邏輯。在形狀的象形上，除了藝術化的邏輯，形式上還有獨特的組織方法。它是由點、線、面循序漸進，各自獨立又配合共構的邏輯來進行。由點到線到面，點線構面，小面構大面。點、線、面又各有獨立的功能，共構時互相以形式上的算術法相加，其功能卻起了質的變化。一點與兩點三點的含義絕不相同，丶冫氵灬——它們在組織上是相加，本質卻完全有區別。但它們都是漢字系統中的一個功能項，獨立是相對的，與其他功能項再構是絕對的。點與線、線與線、線與面、面與面的組構也遵循這一系統邏輯。

方位座標的確定。漢字的線條安排多設定在多維空間的立體坐標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對象時要在一定時空背景下進行，雖作散點透視但符合空間組構原則。因此漢字的（附圖略）

現中漢字的粗細、明暗、濃淡等具有主體意義的方位特征尤為明顯。漢字和國畫一樣是多視點的，呈視點移動組建的方位特色。因線條的座標方位的決定，線條便可進行全方位的辨證系統的組合。

結構安排。有了方位座標，在象形寫真與中正和平的原則下，對線條作優化安排。安排技巧須按照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物質與精神態的價值取向進行，將文字創造時期的文化價值積淀在具體的布置中。

漢字是漢文化的全息碼，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載體，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們用考古的方法，見鐵而論冶煉，指鼎以說青銅，刀槍劍戟以談軍事。那么“文字”豈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嗎？漢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殼，它是遠古文明的價值載體，同時提供塑造中華民族精神與性格的原動力！

【注】

[1][3]許慎《說文解字》十五

篇2

漢字體系是特殊形態的中華民族文化思想史料，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智慧庫。漢字的文化構成是一個復雜的文化大系統，具有多生態、多層次、多體征、多功能的特點。

1.多生態系統：生命系統、生產系統、生活系統、心態系統（思維、心理、神靈、宗教）。

2.多層次構成：與生俱來的文化構成———發生學上的生成價值———原生層；有生以來的文化傳承———發展學上的傳承價值———次生層；伴生帶來的文化衰變———流變學上的認識價值———劣生層；今生將來的文化創新———應用學上的交流價值———新生層。

3.多體征特點：單體性、合體性、族體性（字族、字群）、譜系性（結構系列、意象系列）。

4.多功能價值：工具，思維，繁衍，文化。用哲學視野來觀照，漢字本身的生命活力、生命狀態、生存環境、生存發展，具有無比豐富的哲學思辨意義和哲學思想智慧。漢字文化體現了天—地—人的三元存在，包含著自然—社會—宇宙的三維空間，涵蓋了過去—現在—未來的三維時間，溝通了源頭—發展—創新的三重機制。以上論列，可圖示如下：

二、漢字文化研究的意義

當下的中國，“文化”是一個高頻詞，是一個熱門話題。從廟堂到江湖，從象牙塔到草根族，似乎不談文化就沒有文化。不管逮住一個什么東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冠以“文化”。這是文化之幸，也未嘗不是文化之累，文化之悲，簡直可以說是文化的“皇帝新衣”。在文化被污名化的時代，研究漢字文化，要有理論勇氣，有理性自覺，更要有學理抱負，有道義擔當。漢字，由于其悠久、持續的文明傳承歷史，豐富、浩繁的文獻承載功能，更有活躍、生動的當代演繹發展，漢字文化成了舉世無雙的文化樣本，成了天下無匹的研究文化記憶的寶庫。漢字的文化原型意義，在語源學／字源學中，具有溯源性的認識價值；在文化尋根／文化建設中，具有資源性的智慧庫存；在民族靈魂／集體人格的塑造中，具有自信力、向心力、凝聚力、創新力的文化品格。一部漢字發生、發展的歷史，一部漢字文化研究、深化的歷史，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漢字文化的輝煌，記錄了東方古老智慧的新生，也反映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漢字文化所熔鑄的精神世界，所塑造的認知方式，所建構的智慧場域，使漢字學成了舉世追慕的中華元典學，成了東方智慧的“三江源”。漢字文化豐富、復雜、深博，使用的時空場域寬廣，使用的人群眾多，不僅是工具性學科，更是人文性學科；不僅擔負學術建設的重任，同時也兼具產業運作的效益；不僅具有東方智慧的能指學理，更兼具與華夏文化同義，與人類文明同構的同心圓基趾。因此，漢字文化研究，不必標榜“走向世界”而自在世界之中；不必張揚“全球性”話語，而自有話語的獨特意義和普世精神。

三、漢字文化研究的突破

篇3

一是存貸比指標高居難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

(四)信貸文化“水土不服”凸現風險

韓資銀行的信貸文化與國內存在顯著差異。以流動資金貸款為例,韓資銀行認為對客戶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并進行貸款展期,既能有效滿足客戶資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戶財務成本,讓經營良好的客戶適時展期有利于“服務客戶”宗旨的實現,因此展期貸款一般歸于正常類貸款。基于這種信貸文化,韓資銀行在國內經營時也大量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并對客戶一再展期。但現場檢查發現,部分貸款通過辦理借新還舊、在異地分行發放新貸款的方式變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長達到6年。同時,在部分客戶經營虧損的情況下,銀行仍為其辦理展期手續,并歸為正常類客戶,造成潛在的信用風險。

篇4

論文關鍵詞：心理學理論，漢字教學，活化

 

正文

隨著課外閱讀的興起，小學起始階段對漢字教學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但是在與同仁的交流中，我發現更多的教師將精力放在如何采用各種辦法讓孩子海量識記生字，開展課內外閱讀上，而對生字書寫的正確與否，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在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雖然孩子機械記憶的能力較強，但是易記也易忘，回生率很高，伴隨著識字量的增大，錯字、別字大量增加，而且一旦寫錯，要想糾正往往花費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收效甚微。因此一定要在教學生字伊始，就讓孩子建立牢固正確的書寫印象。可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在閱讀了一些心理書籍后，我發現要想讓學生獲取知識，就必須使教學內容與他們的心理特征相適應，將教學設計從“給出知識”轉向“引起活動”，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學習的自主性。因此，在漢字教學中，我采用了下列做法來提高孩子們識記漢字的正確性。

一、利用組塊教學，提高識字效益。

美國心理學家米勒的組塊概念認為，對信息進行組織，使其成為組塊，會擴大該系統的容量。組塊思想認為，越是把學習的材料組成組塊，儲存量就越大，提取的效果就越好。

依據漢字的理據性，我組織孩子對不同類型的漢字進行了不同的組塊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學習效果。

漢字形聲字中的部首、部件形成了漢字內部結構的系統性。以“青”為聲符的字“清、情、晴、蜻、請”為例，韻母都是“ing”，屬于由共同的聲符為中心構成的系統，將之作為組塊，對它們進行組織加工，他們就掌握了音、形、義。

“品、森、淼、磊、鑫”等品字結構的字，字形具有系統性，把它們作為一個大組塊，在基礎字的字義上加深程度便可輕易理解字義。

一些漢字往往因為某部分與別的字混淆而時常寫錯。在教學中，可以利用漢字的表義特征將之分解組塊。例如“染”小學語文教學論文，孩子們經常把“九”寫成“丸”，我在教學時把它分解為“氵(水)、木、九”三個組塊，染東西要用“水”，染料的來源是草木，“九”表示要染很多回，這樣就不易寫錯了。同樣“熟”字教學時可將“丸”當作是鍋中正煮著的肉丸來記。

這樣依據漢字的系統性，以義符、聲符、本義為中心把漢字組成一個字組，大大提高了識記效率。

二、提供記憶線索，加強感性認識。

“好知者不如樂知者”，大腦對于抽象記憶對象的記憶時間往往十分短暫，這也是孩子們識字回生率高的主要原因。讓漢字教學的課堂活躍起來，根據生字設計活動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能從多種方面提供記憶線索深化感性認識。

1、讓身體動起來

心理實驗表明：身體各個器官的充分調動有助于記憶的增強。利用這一規律，我在教學一些會意字時，常常請孩子們根據字形做出相關動作，在實際過程中讓他們對生字進行積極的思維，幫助他們意義識記論文開題報告。如講授“聞”時，請孩子站在門中，做出側耳傾聽的動作，表示“聞”的本義是聽；講授“看”時，讓孩子把手放在眉毛上眼四望，表明上半部分是一只手，“目”是眼睛；教學“休”時，請一位同學靠在模擬的樹干上，明白“停止、歇息”之意；講授“解”時，通過演示“庖丁解牛”的故事說明“解”就是用兩把刀把牛拆成一塊塊，所以由“?”、“刀”、“用”、“牛”構成……在動動說說中，他們不僅很快記清了字形，同時也了解了這些字的本義，學會了拆字法，為今后的學習打下了基礎。

2、讓生字活起來

檢索信息，要依據一定的記憶線索，它可以打開、激活有關記憶的痕跡，打通搜索通道。謎語短小精悍，趣味盎然，將它們與漢字教學相結合，可以讓枯燥的識字變得生動有趣，對中、低年級的孩子而言，更易于被記憶庫保留。

字謎從古有之，在孩子對字形結構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發展之后，我便將這一活動引入識字教學中，讓形象生動的謎面，成為回憶生字形音義三要素最可靠的線索。

針對三年級孩子總將“碧”的“石”寫成“王”的情況，我引用了自己孩提時接觸過的謎語“王先生，白先生，坐在一塊石頭上”，使學生回憶起字形(下面是“石”不是“王”)的線索；書中“告”的謎語“一口咬掉牛尾巴”，字形(上面是“?”不是“牛”)的線索不但使學生在生動的認識中記住了這個字，也給了我這個教育者很大的啟發：“向前一直去”，他們知道了“句”的寫法；在“八九不離十”中，他們明白了“雜”字的組成……隨著興趣的調動，那一個個漢字在孩子們的眼中，變成了生動的謎語，智慧的火花即時閃現，遇到“明”，他們能編出“日月同輝”；看到“朝”，他們能想到“十月十日”……

3、讓冗余信息多起來

信息論原理告訴我們，在信息傳遞過程中，一種是新信息，一種是冗余信息，其中新信息才是信息量，已掌握的知識就是冗余信息。在識記生字時，冗余信息越多，要學習的新內容就越少，就越容易學。在實際教學中，我采用了下列辦法提高信息的冗余性，降低孩子們的識記難度。

1)創設情境：例如“疑”字，有“遲疑、猶豫”的意思，我創設了這樣一個情景——一個戰士在戰場殺敵，他想：我該用“匕”首去刺殺敵人，還是用“箭”矢去射殺敵人，是用長“矛”穿透他們的胸膛呢，還是看形勢不對干脆逃“走”呢? 有了生動的故事作為依托，孩子在識記和書寫“疑”字時就輕而易舉了。

2)編順口溜：例如“嚷”——張開嘴巴亂嚷嚷，一點一橫長，兩口在中央，“衣”字沒有點，一口水井當中放；“德”——“阿十和阿四，是對好朋友。兩人很團結，做事一條心。”朗朗上口的歌謠小學語文教學論文，一下子就突破了這些生字的教學難點，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學會口訣后，孩子們在書寫“嚷”時沒人將撇遺失，書寫“德”時再未有人將“四”下的短橫漏掉。

孩子們很快掌握這種識字方法，甚至模仿編出了“司機講話”——“詞”，“山上的石頭”——“巖”之類的口訣。我便讓他們在課堂上互相交流，互做老師。一次，語文基礎較差的張某在教大家識記“贏”時這樣說：“我死亡都不怕，張開大嘴巴，吃掉了月亮，吃掉了貝殼，吃掉了凡人”。這一了不起的創新立刻贏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

有時孩子編的兒歌、口訣十分牽強，但是這有什么關系呢?這本身就是他們的再創造，正是在這種再創造中，孩子們的識字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增強，對這個字的感性認識也更為深刻，能讓他們更為持久的記住生字，理解含義，這不就是我們漢字教學的目的嗎?

三、利用加工線索，辨析形近漢字。

漢字識記難在記字形，漢字的識記過程就是信息的儲存和檢索的過程。其中，加工和線索起著重要作用，認識心理學認為，任何一個事件的記憶，將隨加工的增多而增進，加工愈充分，記憶效果愈好。識字時因形求義，建立音形義內在聯系就是對漢字而深刻的加工，可以大大強化記憶。例如教學形近字“撥”、“拔”，在辨析時我結合“撥”的本義是“用手輕輕動”，對“撥”字進行加工，告訴孩子“撥”字留有一個小短撇，就是給別人撥弄的，而“拔”需要很大的力氣，因此沒有短撇，要使勁就得拉著右邊的長撇。有了這種有意義的加工，學生可以馬上在辨析時推論出正確的選擇。

漢字的數量龐大，可供探究的內容很多，我覺得自己還需在教學中繼續探索，讓漢字教學更為生動化，形象化，使每一個孩子都能寫出規范、正確的漢字。

篇5

小學教育畢業論文開題報告

論文題目

信息化時寫作字教學問題及對策分析

教師推薦題目√自擬題目

選題的目的、意義(理論意義、現實意義)：

選題目的：《語文課程標準》中明確指出：語文課程應培養學生熱愛祖國語文的思想感情，指導學生正確地理解和應用祖國語文，豐富語言的積累，培養語感、發展思維，使他們具有適應實際需要的識字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交際能力。培養學生識字寫字能力是語文教學首要任務之一。識字寫字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閱讀寫作、學習語文的基礎，是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之一，是學生終身學習的基礎。然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手機電腦的普及，手寫體漢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信息化書寫工具的沖擊，學生寫字現狀不容樂觀，寫字教學面臨空前的挑戰。本論文致力于探求寫字教學的重要意義，發現寫字教學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并對癥下藥提出相應對策，以期為改善寫字教學現狀提供相應參考。

選題意義：漢字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寫字是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之一，寫字教學也是教學任務的重中之重。當世界三大古典文字中的北非埃及的圣體字、西亞兩河流域的楔形字早已淹沒在時展的浪潮中，漢字卻依然生機盎然。我們驕傲的以為漢字能經受住高科技的挑戰，在信息化的沖擊下站穩腳跟，然而，事實卻不容樂觀。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電腦手機等信息化交流工具的普及，傳統的手寫交流方式被Email、QQ、短信等所取代，手寫體漢字逐漸被方便快捷的鍵盤輸入所取代，甚至連作業都大興打印稿之風。學生寫字質量愈發下降，出現了寫字興趣淡化、提筆忘字、字跡潦草凌亂、錯別字連篇等現象，有人戲稱為“電腦失寫癥”。如何保證學生的寫字質量，如何讓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瑰寶在信息時代中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對于學校、老師、家長、學生乃至全社會都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發出《教育部關于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的通知：要求在義務教育階段按課程標準開展書法教育，三至六年級每周安排一課時的書法課，一至三年級著重培養學生硬筆書法能力；三年級開始，過渡到軟硬筆兼學，還要臨摹名家書法，學習書法知識。此通知一出臺，引起各方熱議。可見，寫字教學已引起各界關注。導致寫字教學問題的原因不僅僅是由于信息化的沖擊，對寫字教學的認識不足、應試教育下沉重的課業負擔等也是制約寫字教學有效開展的因素。開展寫字教學并不是盲目的，我們首先要明確寫字教學的重要意義，然后去發現寫字教學存在的問題、分析導致問題的原因、再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才能更有效地指導寫字教學的開展。

選題的研究現狀(理論淵源及演化、國外相關研究綜述、國內相關研究綜述)：

通過在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中檢索，從獲得的“寫字教學”相關研究的信息來看，主要集中在寫字教學意義、寫字教學現狀及寫字教學的策略研究上，論述寫字教學的意義的重點多在寫字教育的功能上作了一些論述，如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漢字不僅有著鮮明實用性，而且具有豐富的藝術性，還蘊含著豐富的德育與美育因素。認為寫字教學具有育德、益智、健體、審美、養心、博學等功能，對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與高尚的精神品質，提高審美能力及創造能力大有益處。在寫字教學的現狀和策略研究中，大都提到了電腦、手機等信息化工具對學生書寫漢字的沖擊，很多學者認為頻繁使用電腦打字已對學生的漢字書寫和學校開展寫字教學造成了不良影響，漢字書寫有著電腦打字不可替代的優點和特點，寫字教學應引起我們的重視。這些研究認識到電腦等信息化工具對寫字的影響，卻沒有探究信息化工具對漢字書寫影響的具體表現，更沒有從造成問題的根源上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提出運用好電腦等信息化工具促進寫字教學的策略。總之，這些研究強調了意識的提高，但缺乏具體的方法對策和實踐探索。

為改善寫字教學現狀，教育部做了很多努力：2001年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明確提出了義務教育階段寫字教學的總目標和階段目標。2011年8月，教育部發出《教育部關于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的通知中也明確要求在義務教育階段按課程標準開展書法教育，三至六年級每周安排一課時的書法課。除此之外，國內很多學者也在探求寫字教學的出路，提出改善寫字教學現狀和解決寫字教學問題的策略。

江平主編的《小學語文課程與教學》第五章第一節詳細論述了識字寫字教學的意義、識字寫字教學的教學目標、識字寫字教學關注點及識字寫字教學的教學方法，提出把現代教育技術和傳統蒙學相結合促進寫字教學開展。

劉永康主編的《語文教育學》第三章論述了識字寫字具有提高學生語文素養、促進學生智力發展、培養學生審美能力、培養學生創造意識和創新能力、有利于學生使用電腦的意義，并結合課程標準論述了識字寫字教學的原則和策略，論述了錯別字產生的原因和教學措施。

王振剛《對鍵盤時寫作字教育困境的思考及其教學探索》一文中從造成寫字教育困境的原因出發，確認科技對書寫技能的影響和基礎教育中寫字教學的弱勢地位是造成寫字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認為全球化的背景使漢字書寫文化出現了認同危機，新媒體技術形成了對傳統審美文化的強烈沖擊，電腦的廣泛使用在客觀上造成了書寫技能的弱化。現實中應試教育難以撼動的強勢地位，造成學生課業負擔越來越重，寫字教育變得無足輕重，甚至名存實亡。對寫字教育如何走出困境，提出了見解并在教學實踐中作了嘗試和探索，試圖為寫字教育的生存、發展找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和途徑，使寫字教育在“鍵盤時代”充分發揮它的文化傳承和綜合育人價值。

魏南疆著的《語文教學散論》第三章論述了漢字具有簡潔明確、構詞靈活、達意迅捷的特點，并評價了童俐俐的《識字與寫字5》的示范教學。

孫熙春在《對中小學書法教育現狀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小學書法課“虛位”現象極其嚴重，并指出應試教育、師資不足是制約學校書法教育開展的重要因素，最后從轉變思想觀念、做好師資培訓、培養學生興趣等方面明確中小學書法教育的努力方向。

劉偉在《從電腦打字對青少年漢字書寫的影響談漢字書寫教育》一文中從電腦打字會導致青少年漢字識記能力下降、導致手寫漢字附帶信息的減少甚至喪失、增加青少年寫別字的幾率幾方面論述了電腦打字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并要求社會、家長、學校互相配合提高對寫字教育的認識，重視鍵盤的同時不應忽略了手指。

總之，很多學者都意識到了寫字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并從多方面提出了改進策略。可見，寫字教學還是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解決寫字教學所面臨的問題，改善寫字教學現狀，讓中國的傳統文化瑰寶繼續屹立于信息化時代浪潮中，還是很有希望的。

論文(設計)主要內容(提綱)：

一、識字寫字教學的重要意義

(一)漢字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二)手寫體漢字有著電腦打字無法取代的特點

1、個性化特點

2、藝術性和觀賞性

(三)識字寫字是學習的重要基礎

1、漢字是人們交流思想、傳遞信息的基本工具

2、識字寫字是閱讀寫作、學習語文的基礎

3、識字寫字是學生終身學習的前提

(四)寫字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1、培養學生良好行為習慣

2、培養學生耐心、恒心

3、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情操

4、培養學生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情感

二、寫字教學所面臨的問題

(一)學生書寫現狀令人堪憂，遠未達到課程目標

1、寫字興趣淡化

2、寫字習慣不良

(二)學校寫字教學開展有待加強

1、寫字課落實不到位

2、寫字教學師資力量單薄

3、大部分教師書寫水平偏低

三、導致寫字教學問題的原因

(一)社會各界對寫字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1、錯誤的寫字觀：電腦輸入能代替手書

2、社會對寫字要求減低

3、教師重寫字質量，輕寫字教學過程

(二)應試教育的桎梏影響寫字教學開展

1、學校片面追求考試成績，忽略寫字教學

2、沉重的學業負擔導致學生無暇練字

3、對“減負”的錯誤理解：把寫字課當“負”減掉

(三)交流工具信息化的沖擊

1、手機電腦等信息化產品減少了手書的幾率

2、多媒體教學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削減了教師板書示范行為

3、打印稿作業增多導致書寫能力下降

四、寫字教學對策分析

(一)多方協作、端正對寫字教學的認識

1、社會、學校、家長應提高對寫字教學的認識

2、學校應確保寫字教學課時，明確寫字的要求和目標

3、教師應做好表率，并充分利用第二課堂指導學生寫字

(二)從源頭抓起、標本兼治

1、把“三筆字”納入教師考核范圍

2、做好在職教師培訓，優化教師隊伍

3、師范院校應加強對準教師寫字能力的培養

(三)科學合理利用信息化媒體資源

1、學校避免盲目推崇多媒體教學

2、教師應有目的有選擇地使用信息化媒體資源

3、家長應監督孩子正確使用信息化工具

擬研究的主要問題、重點和難點：

主要問題：當前信息化時代下寫字教學存在的問題，導致該問題的原因及其對策分析，尤其是信息化對寫字教學的沖擊及其如何科學合理利用信息化媒體資源來促進寫字教學。

重點：提出改善現階段寫字教學問題的對策

難點：如何合理利用信息化媒體資源來促進寫字教學

研究目標：

論述寫字教學的重要意義，分析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寫字教學存在的問題及導致該問題的原因，并提出科學合理利用信息化媒體資源等對策。

研究方法、技術路線、實驗方案、可行性分析：

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法：通過廣泛查閱、分析、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精華，進而提出自己的觀點。

技術路線：

第一階段：前期文獻準備，確定研究方向和選題，制定研究計劃，撰寫開題報告。

第二階段：整理和分析資料，撰寫論文初稿。

第三階段：根據導師建議修改和完善論文。

第四階段：完成論文設計。

可行性分析：

首先，通過四年的專業學習，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并對該課題相關理論有所了解，而且近年來關于寫字教學的研究很豐富，通過搜集、分析、整理，能找到充足的資料支撐該論文的論點。

其次，研究成本低，該論文不需做問卷調查、實驗，我堅信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以及同學的幫助下，我能按時完成畢業論文寫作。

研究的特色與創新之處：

分析信息化時代背景下電腦、多媒體等信息工具對寫字教學的沖擊，并從學校、教師、家長三方面提出合理利用信息化媒體資源的對策。

進度安排及預期結果：

進度安排：

第七學期：第一至二周選擇指導教師

第三至七周選題，收集文獻資料

第八至十周整理文獻資料，撰寫提綱

第十一至十三周撰寫開題報告

第十四至第十五周論文開題答辯

第十八至第二十周完成論文初稿

第八學期：第一周至第五周論文修改

第六周至第十周論文定稿

第十一周至第十五周論文答辯

預期結果：完成畢業論文(設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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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燕怡.勤于打字疏于練習——學生手寫字丑各方看法不一[J].教育與職業，2003年第6期

[2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關于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教基二[2011]4號)[DB/0L].，2011年8月2日

指導教師意見：

指導教師簽名：

年月日

答辯小組意見：

組長簽名：

篇6

一、總體態勢

本文考察的范圍是公開發表的1993至今的有關對外漢字教學研究的成果，成果的主要來源是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界的六大專業核心期刊（包括《漢語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語言文字應用》、《漢語學習》、《語文建設》、《語言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漢字文化》兩大期刊及國際漢語研討會論文。本文的研究涵蓋的范圍是對外漢字的教學研究，不包括漢字本體研究及漢字規范化研究。

首先我們從數量上進行考察。八類期刊中所刊載的有關對外漢字教學的總數是186篇，國際漢語研討會論文是18篇。通過對八類期刊上的對外漢字教學篇目數占總篇目數的比例來看，學界對漢字的研究極少。平均占有率還不到萬分之三，其中《語言研究》的比例是最小的，僅為十萬分之八；而《語言文字應用》中所占比例稍多，也僅有萬分之五。另外，筆者對八類期刊中對外漢字教學的論文進行了一下統計。《漢字文化》中對外漢字教學所占篇目最多，為33篇。而《語言研究》篇目最少，僅有2篇。

從對外漢字教學20年來（1992-2012）的學術趨勢來看，對外漢字教學的關注度分別在1994、1997、1998及2007年有極其顯著的提高，而從2010年開始，又有小幅度地降低。1994是對外漢語學界重要的一年，在1994年1月，在南開舉行了關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定性、定位、定量問題座談會”。而在1997年6月，國家漢辦在湖北宜昌召開了首次漢字和漢字教學研討會。1998年2月，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和法國漢語教師協會聯合在巴黎舉辦了國際漢字教學研討會。這兩次研討會對漢字教學的地位、任務、方法等問題，進行了深人熱烈的討論。但由于漢字和漢字教學研究的難度較大，對外漢字教學被有意無意地回避了，直至2007年才有了起色，漢字教學關注度自07年起有了較為明顯的提升趨勢。

二、近二十年的對外漢字教學研究成果

根據近20年的期刊論文和研討會的狀況，對外漢字教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漢字字形教學研究；漢字教學模式研究；漢字教學方法研究。另外，也有對漢字教材的編寫、漢字的國別教學、文化與漢字教學等方面的研究。在此，由于篇幅有限，筆者僅探討漢字教學方法研究。

漢字的教學方法是對外漢語學界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因此論文也比較多。如：柯彼德（1993）《關于漢字教學的一些新設想》、郝恩美（1994）《現代漢字教學法探討》、卞覺非（1999）《漢字教學：教什么？怎么教？》、王曉光（2002）《在甲級字解析基礎上的對外漢字教學構想》、黃雪梅（2004）《關于聯想式對外漢字教學法的構想》。蔡富有（1996）《小學識字教學理論探微―兼論“字族文識字教學法”的理論基礎》、張學濤（1997）《基本字帶字教學法應用于外國人漢字學習》及陳曦（2001）《關于漢字教學法研究的思考與探索――兼論利用漢字“字族理論”進行漢字教學》都是從“字族理論”的角度來探討對外漢字教學。

除上述教學方法，有許多學者致力于“字本位論”和“字理識字法”。下面，對這兩個比較流行方法進行一下概括闡明。

（1）“字本位論”

字本位理論是針對漢字教學中的基本單位的討論而提出來的，在印歐語系里，教學的基本單位是詞，中國語言學界借進西方的語言學理論，在漢字教學中也援引詞本位的教學理念，但徐通鏘、趙元任、白樂桑、呂必松等人則主張字本位的教學方法，認為字才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在教學中應該注重對字的教學。（徐通鏘 1998《中西語言學的結合應以字的研究為基礎》、王若江 2000《由法國“字本位”漢語教材引發的思考》、賈穎 2001《字本位與對外漢語詞匯教學》）

以上幾篇文章都是肯定了字本位的教學理論，主張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在具體的教學中應該以字的教學為基礎。

但是任瑚璉的《字、詞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基本單位及教學策略》（2002）文章否定了字本位的說法，其認為漢語的最小造句單位是詞而不是字，對外漢語教學也應該以詞為基本單位進行教學。

另一觀點是認為將字本位與詞本位結合起來進行教學。（劉社會2002《對外漢字教學十八法》、施正宇2008《詞、語素、漢字教學初探》）

（2）“字理識字法”

“字理識字”教學法自誕生以來，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首肯和教育工作者的青睞。張田若先生認為“‘字理識字’自成一派”，并鼓勵說希望其繼續發展。“字理識字”教學法是依據漢字的構形規律，運用漢字形與義的關系進行識字教學的方法。也就是說通過對漢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的分析，運用聯想、直觀等手段來突破字形這個關鍵，達到識字的目的。這種教學法得到了廣大學者的認同。賈國均（1995）《“字理識字”是解決漢字初學繁難問題的有效途徑》、王寧（1997）《漢字構形理據與現代漢字部件拆分》、安雄（2002）《構建對外“理性漢字教學方法”的基礎研究》及安雄（2003）《談對外“理性識字法”的構造》、李寶貴（2005）《漢字理據性與對外漢字教學》、趙妍（2006）《現代漢字的理據性與對外漢字教學》、石傳良，羅音（2007）《理據識字法是對外漢字教學的重要方法》、姚敏（2011）《現代漢字理據研究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都認為“字理識字”法能夠指導對外漢字教學。

三、結語

回顧近二十年的對外漢字教學研究，我們獲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一系列的教學法的誕生，對漢字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本體研究，還拓展到了應用層面。研究成果不再是僅以文字闡述，而是用定量的方法統計分析、用實驗的方法來證實結論的可行性與可靠性。漢字教學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重點與難點，也是我們漢語走向國際的一大難題。如何進行漢字教學仍然是我們需要繼續進行努力探索的一個方面。漢字教學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來說，卻仍然有所欠缺。我們希望學界的泰斗及奮斗在一線的教師編纂出更符合實際需要的對外漢字教材，也希望將來有更多針對國別的漢字教材的涌現，更期待有實踐價值的系統的教科書或視頻軟件等指導國內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如何進行對外漢語教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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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卞覺非.漢字教學：教什么？怎么教？[J].語言文字應用，1999，01：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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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呂必松.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定性、定位、定量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01：17-24.

篇7

漢字不僅是語言的信息載體，在設計師的眼中，它還是另一種相對與圖像的情緒的代言物。借由文字的版面看見中的組合、堆疊與排列，文字擁有的不僅僅是其字面上的意義，它還獲得了形態展現的詮釋與看見虛實關系上的延伸意義等美感的價值。在設計領域，文字已經成為重要的視覺傳達媒介之一，隨著文明的演進，以及設計領域不斷開拓，已經從表面文字范圍提升到了表現美的文字境界。因此，以漢字做表現的設計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現在很多以漢字為主的海報設計，設計師利用漢字為設計的重點，表現出很多不同的海報風貌，顯示漢字設計的海報中的地位也逐漸提升。本研究以海報為模板進行分析，探討文字設計在海報中的具體運用的情況，探討在字體設計、文案、圖形、色彩的表現上，會使海報產生何種功能和特點。具有實踐指導意義。其中漢字設計的表現方式為什么形式，能使海報的表現不同于平常海報的表現，漢字海報中的文字設計在大體上具有什么樣的熱點，是否以文字社就可以傳達想要傳達的內涵等，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二、研究方向的動態及本文創新點：

本論文的研究關注中國漢字的設計元素，通過對字體設計、文案、圖形、色彩的層層分析及梳理，對漢字中所蘊含的各類信息及所體現出的文化精神及價值在當代海報設計中的具體體現，找出漢字在海報設計運用的具體規律。

本文創新點：

做海報設計，圖形設計同樣不是只是為了美觀，還要傳播信息。在海報設計里面也像在漢字中一樣含有很豐富的人文精神。海報設計同樣受到這種人文精神的影響，在滿足自己個體需求的時候還設計對社會所帶來的關系。

三、主要研究內容及提綱：

一）海報中的漢字設計的特征

文字的最大的作用是賦予對象形式和概念，并使對象在純自然狀態下能更容易認出。在現代海報設計中，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交流、傳達特定的信息，將信息轉化為視覺圖像的裝飾符號，使大眾在海報中能更容易理解海報的內容。這一節主要是從海報中文字的形式，諸如文字的基本形狀、所體現的文化內涵、所蘊含的價值體現等方面進行論述的。文字的裝飾性特征是海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國五大書法格子都展現出其特有的裝飾魅力。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都具有其各自的特點，最為海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漢字的海報中的運用，有些海報完全利用文字的表意手段來展示海報所要展示的意象。

二）文字設計對海報設計的影響

這一節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的：

1、文字的意境對海報設計的影響；

2、漢字的思維方式對海報設計的影響；

3、漢字所蘊含的文化對海報設計的影響

三）海報中的文字設計表現方式分析

結合當前的海報設計，運用一些海報圖形進行具體詳細的分析，漢字在海報中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古代書法的表現形式

篇8

關鍵詞：對外漢語 教學法 研究

一、什么是對外漢語教學法

（一）對外漢語教學法的概念

對外漢語教學，是漢語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教學。對外漢語教學法，是實現對外漢語教學的總目標和基本原則。教學法是教學模式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我們要認真研究此課題，特別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一線工作者更需要掌握，因為教學方法直接影響教學的效果。[1]

（二）對外漢語教學法的研究任務

對外漢語教學法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的常用術語，（1）盛炎認為，它的教學任務是是建立一個系統的語文教學理論，它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是一種分析和綜合的方法，是一個容納各種觀察、現象和活動的概念框架。（2）任元認為，“對外漢語教學”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從宏觀上看，它是一種完整的系統的教學理論，也是對于學習過程的一系列指導原則的各種各樣的關系的總結， ①從微觀層面上說，它和實現理論、原則、方法和技術也是相輔相成。2，你可以看到任務性對外漢語教學的原則，包括對外漢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技能和方法。[2]對于這些不同層次的對外漢語教學原則，劉先生壬句子總結為十點：1、培養能夠使用中文進行交流溝通的能力。2、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導。3、結構、功能、文化的教學相結合。4、強化中國的學習環境，擴大學生接觸中國。5，認真練習，集中在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6、關注句子和單詞，發音，語法，詞匯和漢字教學。

二 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的認知模式的研究

（一）對外漢語教學法現狀分析

教學法是教學模式的核心，如何選擇適當的和有效的教學方法并將其有效地運用于課堂，事實上也測試教學模式的作用。到底什么是實際的對外漢語教學呢？目前，對于對外漢語教育工作者怎樣選擇有效的教學方法已經有一定的研究，這為探索更多的教學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許多學者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專著，甚至一些重量級的評論文章。[3]截止到目前，我國已配出大量漢語志愿者出國教授漢語，他們也為如何選擇對外漢語教學方法之類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這為對外漢語教學之后的發展道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障礙，當然，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

比如，第一，如何將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切實地結合在一起。對外漢語教學具有相當豐富的理論基礎，但將其應用到教學實踐中卻有很大的困難。這類教學方法是唯一可應用的理論。第二，如今漢語學習者的隊伍不斷擴大，他們幾乎來自所有國家。一些教學法可能在某個時候某個地方運用于一對一的學習者，卻很難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得以靈活運用。學習者的國籍、職業、年齡、性別、性格等差異也是教學法中必須考慮的教學特殊性。一些教學方法非常適用于這個國家的學生，但若使用于另一個國家的學生，卻適得其反。因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如何選擇有效的教學方法，著實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②第三，對外漢語的課程包括與英語相關的課程，當然相應的教學材料的選擇往往也不完全符合學生學習階段的實際水平。

（二）研究對外漢語教學法時應當注意的問題

不管哪一種教學法，目標都應該是力圖使漢語教學達到最佳效果，在進行漢語教學時，我們應注意以下三點：

1.重視漢字教學

學習者最初學習漢語時，最大的困難就是完全陌生的漢字。漢字書寫系統是一種意義，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其作為語言系統中的一種，在世界上占有一個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是許多外國人認為，漢字的書寫方法簡直就是神話寓言。漢字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障礙”。正因為漢字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這給外國學生的學習也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4]尤其是在寫作和發音方面。因此，我們應注意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使外國學生掌握漢字書寫的方法。赴韓的志愿者反應，在其一年的漢語教學，許多學生會讀但是不會寫，但這是遠遠不夠的，但寫作是學習一門語言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近年來很多學者都在研究如何選擇漢字教學法，漢字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作為對外漢語老師的我們也應該提高意識，切實將漢字教學應用與教學實踐。

2.強調語言實踐的開展

學習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實踐。以前，我們只是一味注重能力的培養，而忽視了知識在實際中的運用，在中國，最能直接反映在學生學習應用效果的就是英語。從小學至大學，經過多年的學習，中國學生普遍具有強烈的書面表達能力，但通常口語能力缺乏，很難與外國人直接對話。對于中國學生實踐能力缺乏這一點，我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其偏頗性，并積極進行改正，四、六級考試甚至托福，雅思考試也已經不再是根據單詞進行。③對外漢語教學必須從啞巴式教學逐步向注重培養學習者的語言運用的實踐能力的方向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切實實現更多的語言實踐。換句話說，、也就是增加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課堂互動，讓學生用普通話交談，克服心理恐懼，緊張和害羞，創建一個更加輕松愉快的的學習氛圍。

注釋：

[1]戴煒棟.任慶梅.語法教學的新視角：外顯意識增強式任務模式[期刊論文]一外語界2006（1）

[2]豐玉芳.唐曉巖任務型語言教學法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期刊論文]一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6）

[3]栗葉.對外漢語教學法探索《今日南國》，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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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漢字 教材 評估 編寫

中圖分類號：H1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9-0000-01

一、對外漢字教材的編寫與研究概況

對外漢字教材是整個對外漢字課堂教學過程中必需的媒介，如果沒有教材，那么課堂教學也就無法進行。無論研究分析哪個等級的對外漢字教材，都必須從總體上對教材的編寫數量、種類和研究理論進行梳理，總結出其發展歷程，以便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剖析教材，為教學方法和教材編寫的改進尋找借鑒。

二、教材編寫的采用的理論和方法

（1）心理學理論

和拼音文字相比，漢字結構復雜，見形知音的能力差，這就造成了漢字難學的事實。如何認讀和記憶漢字，這涉及到認知心理學、學習心理學和記憶心理學的一些理論。目前對這些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在編寫各個等級的對外漢字教材過程中，心理學理論的應用是不可或缺的。

（2）漢字習得偏誤理論

漢字習得偏誤理論認為，不同文化圈的的漢語學習者對漢字有不同的認知方式，那么在漢字習得過程中產生的偏誤也就不同。因此，在編寫不同文化圈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時，應考慮把漢字偏誤研究成果應用到教材的編寫中，即把學習者經常產生偏誤的漢字作為重點來考慮。

（3）文獻綜述法

本文通過文獻綜述法對對外漢字教材的編寫及理論研究的成果進行羅列、分類和總結，希望能發現對外漢字教材的編寫及理論研究的總體發展面貌。

（4）問卷調查法

本文通過對國內使用率較高且有獨特特點的的三部初級對外漢字教材進行問卷調查，然后，把調查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希望發現其可以借鑒之處以及有待于改進之處，然后對其有待于改進的問題進行歸納總結，進而提出編寫思。

三、教材的選擇標準

教材評估首先要明確分析的對象，即教材的選擇性問題。評估教材的選擇是教材評估的前提。我們可以把初級對外漢字教材分為三類：即，針對特定對象（非漢字文化圈漢語初學者）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適用于多種對象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和明確標明編寫理念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當然，這種分類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在第三類教材中，《漢字》這部教材的部分特點（適用于多種對象）和第二類教材的特點存在交叉，《體驗漢字》這部教材的部分特點（針對非漢字文化圈漢語初學者）和第一類教材存在交叉。

（1） 版本標準

種類：可以獨立使用

適用對象：外國學習者

學習者水平：初級水平

出版社：對外漢語界公認的國內較有影響力的出版社i

使用范圍：在國內高校及對外漢語輔導機構中有很廣的使用范圍ii

（2）數量標準

上文把初級對外漢字教材分為了三類，其中針對特定對象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有七部，適用于多種對象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有五部，標明編寫理念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有兩部，每一類都在兩部或兩部以上，因此在數量上要有所取舍。

四、教材評估的視角和標準

教材的研究離不開對教材的評估，教材的評估是教材研究的重要環節，也是教材編寫和“二次開發” 的重要前提。1對教材進行評估，首先應該確立評估視角和評估標準。評估視角的確立能使教材的評估有的放矢，具有針對性；教材評估標準的確立是教材評估的關鍵性環節，直接關系到評估的效度和信度。因此，選取評估視角和制定評估標準極為重要。

（1） 教材評估的視角

從以往的教材評估文獻來看，教材評估大多限于從研究者的視角，其印象性和主觀性很強，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局限。其實，除了從研究者的視角之外，教材評估還有其他許多視角，比如編寫者的視角，這種視角是教材編寫者的編寫設想、過程和經驗等；大綱或課程標準的視角，這種視角是用教材內容和大綱或課程標準的要求進行比較；使用者的視角，其包括教師和學習者兩個視角，從教師視角來說，是看教材在課堂上好不好用，教學效果好不好；從學習者視角來說，是看教材有沒有針對性，是否容易學習。

（2）教材評估的標準

目前，國內外在第二語言教材的評估方面還沒有一個權威且公認的評估標準，對外漢語教材是這樣，對外漢字教材更是如此。通過對文獻的檢索和分析，我們發現目前已經有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下面列舉四種比較全面且有代表性以及對初級對外漢字教材評估有借鑒意義的評估標準。

1.Hutchinson和Waters的教材評估標準

Hutchinson和Waters（1987）從教學對象、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成本五個方面設計了教材評估表。其中從10個方面對教學內容的評估標準進行了細化；從7個方面對教學方法的評估標準進行了細化。

2.Grant的教材選擇評估表

Grant（1987）從學習者學習、教師教學和課程標準3個方面制訂了教材選擇的評估表，并且對每一方面都進行了細化，細化后，共包含30個子項目。每一個子項目都為評估者提供了3個評估等級和3種計分方式，分別為 “是”、“不是”、“說不清”和2分、0分、1分。

3.趙金銘的對外漢語教材評估標準

趙金銘在對第二語言教材進行充分調查、研究和分析的基礎上，制訂了一份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這份評估表共設計了9大評估項目，分別是前期準備、教學理論、學習理論、語言、材料、練習編排、注釋解說、教材配套和其他，并對這9大項目進行細化，共細化出55個子項目。另外，評估表共設A、B、C、D四個評分等級，其中1-45項和46-55項的評分標準有很大的差別。

五、結語

教材評估可以是先確定評估對象，然后再制定評估標準進行評估，也可以是先制定評估標準，再確定評估對象進行評估。為了更好地體現出評估的信度、效度和針對性，我們選擇第一種評估模式。本章對初級對外漢字教材進行了細化，分為三種類別，并擬定出教材的選擇標準。根據選擇標準，在三類教材中遴選出三部較有代表性的初級對外漢字教材，并對教材的內容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最后，列舉了幾種具體、全面且有一定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教材評估標準以及評估視角，通過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選取了研究者和學習者兩個視角進行教材評估，并結合所選教材的獨特性分別制定出有一定針對性的評估標準，以此希望對教材的評估更加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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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譯語類解》；漢語學習書；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H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17）03-0028-04

一、 《譯語類解》與“四學”

自古以來朝鮮就非常重視外國語學習。1276年，高麗朝設立了“同文館”（后來改稱為“司譯院”）專門用來培養外語人才，其后的朝鮮朝也沿用了“司譯院”這一名稱。設立“司譯院”的初衷是為了朝鮮人學習漢語以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并促進兩國外交。隨著外語科目的不斷增加，除漢語外，還先后設立“四學”“四學”指“漢學”（1393）、“蒙學”（1394）、“倭學”（1415）、“女真學”（1426），1667年，“女真學”改稱為“清學”。。“四學”的代表性文獻分別為《譯語類解》（1690）、《同文類解》（1748）、《蒙語類解》（1768）、《倭語類解》（1780）。這些文獻均可把漢語、滿語、蒙語、日語與朝鮮語進行對譯起來。并且把詞匯分類成天文、時令、地理等幾十個類別，逐次解釋其含義。因此，這些文獻被稱為“類解”文獻。

“四學”以漢學為中心。因此，“類解”文獻當中最早刊行的《譯語類解》成為樣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文獻之間的性質、形式、目錄、標題語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語類解》及其他類解類文獻的內容與形式都受到最早編撰的《譯語類解》的啟示。它們均將詞匯分為天文、時令、地理等門類，先寫漢語詞條，然后寫朝鮮語，最后用朝鮮語標記滿語、蒙語詞語或詞組。

第二，從文獻的門類目錄里不難看出《譯語類解》對《同文類解》、《蒙語類解》的影響。從目錄上看，三者在內容和形式上沒有太大的差異，即《同文類解》是以《譯語類解》為基礎，《蒙語類解》是以《同文類解》為基礎編撰的。

第三，《譯語類解》的重要地位體現在標題語的提示方法上。《譯語類解》的釋詞順序與《同文類解》和《蒙語類解》的釋詞順序都是“漢語-朝鮮語-外國語”。[1]（8～9）

總而言之，《譯語類解》在內容上、形式上為其他“類解”類文獻的編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譯語類解》的性質

《譯語類解》屬于漢學，為木刻版，分上、下兩卷，共計62個門類。其中上卷43個門類，下卷19個門類，詞匯總數共計4781條。它的釋詞方式為：先寫漢語詞條，再用朝文標記單字的中國音，最后用《訓民正音》標記詞的釋義。中國音有左右兩種，左側為正音，右側為俗音。其標記方式可分為七種：以“標題語 --”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73個，占總標題語的3.6%；以“標題語 -- +[ha]”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1個，占總標題語的0.2%；以“標題語 漢字詞”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59個，占總標題語的3.3%；以“標題語 漢字詞+朝鮮語”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298個，占總標題語的6.2%；以“標題語 -- +朝鮮語”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5個，占總標題語的0.3%；以“標題語 漢字詞+[ha]”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46個，占總標題語的1%；以“標題語 上仝”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660個，占總標題語的13.8%。屬于這七種的詞匯有1362個，約占總標題語的28.5%。除這七種標記方式之外，為了補充說明，《譯語類解》還在解釋詞下方或左邊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稱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舊釋形、朝鮮語解釋形、漢語解釋形、俗稱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種形式來進行補充解釋。屬于這一類的詞匯有210個。[2]（93～106）

《譯語類解》在其大部分門類中，并未區分由單字、雙字、三字、四字構成的詞匯，僅按照內容大體上排列了詞序，但在最后的門類“瑣說”和“瑣說補”中，則按照“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的音節數將單詞進行了分類。“四字類”詞匯沒有標記左右音，否則會有破壞文獻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時，此類詞匯可以通過前面各門類中出現的詞匯來讀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標記左右音。

我們通過解釋詞的標記方式可得知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詞和漢字詞并存時期的近代朝鮮語詞匯體系。

第二，編者們為搜集不同地區的漢語口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一點可以從補充解釋詞里出現的“南話”、“關內”、“吳楚人”、“關東”、“江東人”、“北方人”、“山東人”等詞匯推測出來。

第三，對應于一個朝鮮語解釋詞的漢語詞匯不只一個，即文獻出現了一對多的對應。如，“癇疾”除“[]”之外還具有“驚癇、疾、發暈風、羊角風、牛吼風”等漢語解釋詞。

第四，當時存在比標題語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現實的音。這些音的存在給俗音的變化研究提供實際性的語料。

第五，用朝鮮語的合用并書（如“”）能標記漢語的全濁音。

第六，通過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稱形等24種形式的解釋方式，我們可以發現《譯語類解》的編者們并非僅參考了中國的某一個詞匯集，而是參考各種詞匯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韻書或詞匯集不同，其解釋方式也不同，即同時參考了 《物名考》、 《譯語指南》、《訓蒙字會》、《類合》等文獻的可能性較大。比如，崔世珍的《訓蒙字會》中就出現了多種多樣的釋詞方式。

第七，《譯語類解》不僅是一部詞匯集，更是一部相當出色的韻書。因此，我們應該把它的文獻性質定位為一部韻書――詞匯集。

17世紀是近代朝鮮語形成的初期，所以《譯語類解》引起了學者們的普遍關注。我們雖不能斷定這一時期刊行的文獻資料的數量，但它無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韻書――詞匯集，并成為了研究17世紀末漢語和朝鮮語的語音及詞匯的寶貴資料。

三、《譯語類解》的研究成果與研究的必要性

在國內，學者們雖然對朝鮮刊行的漢語學習教科書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是對《譯語類解》的研究成果僅有兩篇。而在韓國，從1970年至2010年，學者們對其研究從未間斷過。在此，我們可以把這些研究成果概括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與包括《譯語類解》在內的“類解”類文獻有關的概括性研究。這一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鄭光的《類解類譯學書》（《國語學》7，1978年）， 洪允杓的《國語詞匯文獻資料》（《國語學論叢》，1985；《18，19世紀韓文注釋類書》，《周時經學報》，1988），林志龍的《國語分類詞匯集的體系與相關性》（《國語學》19，1989）， 安美景的《朝鮮朝譯學書的版種x究》（成均館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9）， 郭財勇的《類解類譯學書的身體部詞匯研究》（慶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4）， 延奎東的《近代國語語匯集研究――以類解類譯學4書為中心》（首爾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6）。

第二類是與書志學（目錄學）及《譯語類解》有關的個別性研究。這一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譯語類解解題》（《譯語類解影印本》，亞細亞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關于近代國語的語匯體系――以譯語類解的分析為中心》（《國語學的新的認識和展開》，《金完鎮先生回甲紀念論叢》， 民音社，1991），鄭光的《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譯語類解影印本》，弘文閣， 1995），延奎東的《P于譯語類解現存本的一考察》（《國語學》26，1995）， 宋基中的《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譯語類解影印本》， 奎章閣，2005）。

第三類是與漢語語音有關的研究。這一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純的《譯語類解所見中國語音系之研究》（臺灣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78），《從朝鮮對譯資料考近代漢語音韻之變遷》，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1986），孔在錫的《譯語類解的中國語音系》（《亞細亞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譯語類解小考》（延世中語中文學會，1992），金基石的《朝鮮韻書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邊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金銀珠的《譯語類解的中國語音系研究》（韓國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第四類是與《譯語類解》的特定語法現象有關的研究。這一類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鄭秀惠的《譯語類解的造語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2），李珠麗的《通過譯語類解的朝鮮時代漢語詞匯研究》（木浦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7）。

第五類是與《譯語類解》的部分詞匯有關的研究。這一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譯語類解〉》中に“上仝”と記された語匯について》（大東文化大學外國語學會志18， 1989），金永日的《〈譯語類解〉中的韓國語難解詞》（《語文學》80，2003），金銀婷的《以詞匯集為中心的朝鮮時代服飾名稱研究》（加圖立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5），樸香玉的《譯語類解》的瑣說類詞匯研究》（ 仁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姜勇仲的《〈譯語類解補〉商業詞匯研究》（韓國中文學會，2011），郭君男的《〈譯語類解〉漢字詞匯研究》（慶星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5），曲赫、方東杰的《〈譯語類解〉疑難詞釋例》（《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1）以及《〈譯語類解〉簡論》（《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3）。

總體來看，其研究結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關韓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東杰之外）。換句話來說，幾乎沒有總體體系下的關于近代漢語的研究成果。在這種情況下，就有整理、研究《譯語類解》的漢語詞匯和語音的必要性。

四、對近代漢語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對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重要意義

從20世紀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這一時期的近代漢語研究集中在詩歌等特殊文體的詞匯研究上。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里，張相、徐嘉瑞起到先驅作用。建國以后，近代漢語研究在以下兩個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一是以綜合理論性專著為代表的宏觀研究。這一類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向熹的《簡明漢語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漢語詞匯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蔣冀騁的《近代漢語詞匯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袁賓的《近代漢語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蔣冀騁和吳福祥的《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類是以作品分析為代表的微觀研究。這一類研究成果主要有：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1954），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說戲曲論集》（作家出版社，1958），孫楷第的《滄州集》（中華書局，1965），王季思的《玉輪軒曲論》（中華書局，1980），錢南揚的《漢上宸文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許政揚的《許政揚文存》（中華書局，1984）。[3]（61～62）但在國內，近代漢語詞匯的研究在數量上與古代或現代漢語詞匯的研究相比有著較大差距。

《譯語類解》是近代朝鮮語時期刊行的一部文獻，同時這一時期也是近代漢語形成時期。所以我們可以說，《譯語類解》是收錄近代漢語時期的口語式（方言）詞匯的一部很好的漢朝對譯書。其理由為：首先，明清時期分類詞匯集的第一詞條一般由單字形文語形構成，而《譯語類解》里的第一詞條是由口語自立形式的詞匯來構成。其次，400多個漢語詞條，每個都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語解釋詞。如，與詞條“癇疾”對應的次要解釋詞甚至達到五個：“驚癇”、“癲疾”、“發暈風”、 “羊角風”、“牛吼風”。最后，次要解釋詞里還收錄了“南話”、“關內”、“吳楚”、“關東”、“江東”、“北方”、“山東”等地的方言詞匯。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譯語類解》是一部收錄了近代漢語形成時期的口語式（方言）詞匯的詞匯集。所以對于它的漢語詞匯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和整理這一時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們了解漢語詞語構詞法的發展演變過程，為研究詞義的發展演變過程提供真實的語料。

（二）對近代漢語語音研究的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大多數近代漢語音韻體系的研究論文所引資料一般限于中國的各種文獻資料。但由于中國的文獻資料是用漢字來標記的，所以，在音值的構擬上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鮮具有悠久的音韻研究傳統，并且文獻資料延用著以拼音文字《訓民正音》注音的音韻學方式。朝鮮的注音韻書、對譯辭書以及V文書對中國近代漢語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朝鮮文獻研究漢語近代語音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課題，[4]（1）其代表性研究學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屬于近代漢語音韻的理論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則是近代漢語語音的參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報》（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評價李得春的《朝鮮對音文獻標音手冊》。“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這項課題全面整理進而與近代漢語做系統比較，用翔實的資料、寬廣的視野對近代漢語音韻體系的演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將近代漢語音韻體系的研究擴展到新的廣度和深度。《手冊》工程浩繁，設計精心，操作細密。這部書無疑是研究朝鮮語音史和近代漢語語音史最為得力的工具書。該項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它將為我國語言學事業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4]（3）但《譯語類解》與之不同。李得春雖然認為《譯語類解》很重要，但是學術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詞匯對譯書，所以當時未被選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譯語類解》的研究結果不僅能為朝鮮語語音系統的研究提供參考價值，而且對于中國近代漢語，以及上古、中古漢語研究乃至中國漢字音演變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比如，在聲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濁聲母有的還保留著濁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濁聲母已經消失，平聲字變為次清，仄聲字變為全清；中古整齒二等字大部分發生卷舌音化；中古見組和精組聲母還沒發生鄂化等等。在韻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聲字的韻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當中，止攝開口呼字變為兒化等等。

總之，《譯語類解》是近代朝鮮語時期刊行的漢語學習書，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處于近代漢語形成時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漢語的特征。對《譯語類解》中的漢語詞匯和漢語語音的研究成果將有助于促進漢語語音史和詞匯史的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金哲俊：《“類解”類文獻中的漢-朝詞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金哲俊：《再論〈譯語類解〉》解釋詞標記法》，《東亞視角下的韓國學研究》，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