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方向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21 05: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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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高中語文 新課改 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7-0133-01
一、高中語文新課改使教學方法更注重以學生為本
新課程改革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目前的教育新形勢而做出選擇。在當前的高中語文教學中,存在教學方法滯后,不能很好的為課堂教學服務,制約教學成績提高的現象。因此,對高中語文實行新課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新課程改革的側重點在于教材和教學兩大方面,而對于高中語文而言,教學方法的改革刻不容緩。從目前的高中語文新課改來看,新課程改革對教學方法的重要影響在于更加注重以學生為本的理念。這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1.出于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學方法需要以學生為本
在高中語文的學習過程中,學生最根本的學習需要是充分了解書本內容,全面掌握書本知識,并具備一定的語文技能,具備一定的寫作能力。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也要以此為需求,根據這些需求選擇教學方法,制定教學策略。但是在傳統的教學方法中,對學生的學習需要重視不足,以學生為本的理念沒有真正樹立起來,開展新課程改革以來,以學生為本的理念能更好地體現學生的學習需要,所以這是新課改對教學方法的重要影響。
2.出于尊重學生的個性特點,教學方法需要以學生為本
高中學生具有豐富的個性特點和性格特征,老師在制定教學方法的時候一定要選擇適合學生個性特點的方法。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的提出,反映出了高中語文教學已經逐漸開始了人性化教學的轉變,充分體現出了對學生個性特點的尊重。從這一點來看,高中語文新課改更有利于推動先進的教學方法。
3.出于高中語文教學的目的性,教學方法需要以學生為本
高中語文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全面掌握語文知識,具備一定的語文基礎能力。考慮到語文是一門基礎學科,開展高中語文教學必須要注重成效,高中語文教學也必須要圍繞著教學目的而展開。新課程改革推行以來,很好地關注了高中語文教學的目的性,要求開展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方法,因此,對現有的教學方法是一個重要的突破。
二、高中語文新課改使教學方法向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方向轉變
高中語文教學過程實際是一個老師啟發,學生領會的過程,在這一教學過程中,要想取得積極的效果,不但要發揮老師的啟發作用,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也非常關鍵。從高中語文新課改的角度來看,目前已經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當做了教學方法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因此,我們要積極利用這一有利影響,促進高中語文教學方法向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方向轉變。
1.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是高中語文教學的必由之路
對于高中語文教學而言,學生的學習狀態非常關鍵,如果學生處于積極的思考狀態和學習狀態中,老師的教學往往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學生在語文課堂上不積極思考,也沒有自主學習意識,只是消極的等待老師講授的話,那么將無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從教學結果而言,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是高中語文教學的必由之路。
2.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成為了高中語文教學方法發展的方向
目前,隨著高中語文教學方法的不斷改革和發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已經成為了教學方法發展的新方向。這主要是考慮到在現行的高中語文教學制度下,通過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能夠達到語文教學要求,能夠滿足目前的高中學問教學需要。所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勢必成為高中語文教學方法發展的新方向。
3.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符合新課改對于高中語文教學方法的要求
在目前的高中語文新課改中,其中一項要求就是要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讓學生能夠通過自主學習獲得更豐富的語文知識,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語文能力的提升。因此,對于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我們要按照新課程改革的相關要求執行。
三、高中語文新課改使教學方法更注重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
在高中語文教學中,我們始終倡導要建立師生平等的關系,這不僅是對學生個性的尊重,也是改善師生關系的基本做法。在高中語文新課改中,對于教學方法的要求,推動了平等師生關系的建立,使教學方法更加注重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培養師生平等關系的意義在于,不僅有利于改善語文課堂氣氛,更有利于推動教學方法的轉變,使教學方法的制定更好的為語文課堂服務。此外,還有以下的積極影響:
1.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促進教學方法的積極改變
在目前的高中語文課堂中,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十分重要。從提高教學效果的角度出發,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可以活躍課堂氣氛,縮短學生與老師的心理距離,使學生更容易接受老師的理念,使老師在制定教學方法的時候,可以多一些積極地嘗試。因此,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可促進教學方法的積極改變。
2.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使教學方法更適應課堂需求
在高中語文教學中,教學方法必須與課堂教學相適應才能取得積極的效果,才能滿足課堂教學的需求。而良好的師生關系,對課堂教學的促進作用很大,老師能夠根據課堂實際情況來制定可靠的教學方法,使教學方法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因此,培養師生的平等關系使教學方法更適應課堂需求。
四、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了解到了高中語文新課改對教學方法存在的三點影響。從這些影響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高中語文課程中實行新課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有效推動了高中語文教學方法的發展,也對提高高中語文教學成績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們要利用新課程改革這一有利契機,努力改變現有的高中語文教學方法,使其更適應高中語文教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劉麗梅.論新課程改革下語文教學方法新思維[J].中國教育理論研究.2010年12期
篇2
關鍵詞:新聞教育;改革;現實選擇
近幾年國內關于高校新聞教育改革的討論,其實質是在探尋新聞教育如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培養符合媒體和社會需要的新、聞傳播人才這一新聞教育的本質問題。目前,在我國新聞傳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的確很多,既有宏觀層面的體制性問題、學科內在矛盾問題、教育學術化導向問題,也有微觀層面的課程體系問題、師資隊伍問題、實踐教學問題,教學方法問題等。當前的討論圍繞宏觀層面問題的居多,如招生規模、辦學體制、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等,而對微觀層面問題關注的較少。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新聞學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確了,但新聞學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線不具備現實性,改革內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沒有近期目標。教育改革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個實踐問題。因此,本文試圖從微觀層面探析我國新聞學本科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并就改革新聞學實踐教學體系的重要一環——畢業論文(設計)提出基本構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養目標:教育靈魂的迷失
人才培養是教育的首要目標。從人才培養的角度審視新聞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或許能夠讓我們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國新聞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內涵認識模糊。
國內高校對新聞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認識模糊由來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務是培養人才。確立明確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學校教學工作的出發點。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成為掣肘新聞教育改革的關鍵。新聞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什么?一個簡潔明了的答案是:培養合格的新聞工作者。可是翻開國內高校新聞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夠明確提出是為新聞媒體培養一線的記者、編輯的。新聞工作者這一稱謂往往被“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傳播人才”、“應用型人才”、“復合型人才”取代。這里反映出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概念變換,而是新聞學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問題。
現代新聞學教育自誕生以來,一直把培養職業記者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不同時期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培養什么樣的記者,如何使學校培養出來的記者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包括在當今美國對新聞學教育的爭論,依然是圍繞培養“專家型記者”還是培養“融合型記者”展開。無論怎樣改革,培養職業記者的目標沒有改變。反觀國內,新聞學教育在人才培養目標上語焉不詳、籠統模糊,方向迷失。這與沒有認清新聞學教育和傳播學教育的聯系有關。恰恰由于這種對新聞學教育_和傳播學教育相勾連的認識誤區,導致新聞學教育發展中出現了“培養記者編輯的新聞教育被培養非記者編輯的新聞教育和傳播學取代”的局面。在當下學界對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界限差異都沒有理出頭緒的前提下,盲目用傳播取代新聞是弊大于利的,用籠統的傳播人才完全代替新聞人才也是不可取的。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社會、業界和學生都怨聲裁道。
2課程體系與人才培養目標有著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層次的新聞學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學的新聞院系,還是教學型大學的新聞院系,其人才培養目標應當是一致的,那就是培養合格的抑或是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其差別可以是應用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的區別等。依托人才培養目標建立起來的課程體系必然是能夠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國最高水平的新聞院系里,密蘇里新聞學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課程是新聞、專業課程,75%是其他課程,包括歷史、政治學、科學等等”,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新聞專業的128個學分中,新聞學課程最多只占44個學分,剩余的80多個學分中,65個學分必須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學和藝術課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教育的特點是“課程設置完全以新聞業務為核心,正如他們自己宣稱的不講理論,只講實踐。”
反觀國內高校新聞專業的課程設置基本上是“一個在新聞言新聞的、相對自我封閉、自我運作的課程構架”,即使像人大、復旦這樣一流的新聞學院里,依然是過度強化新聞類課程,新聞類課程占60%左右。通識教育中除掉政治類的兩課、外語、體育、計算機外,真正屬于文、史、哲、藝術類的課程鳳毛麟角。新聞類課程中又以理論講授為主,最優秀的教師不是講授實務型課程的,而是講授理論的。課程設計多年一貫制,沒有課程更新,課程建設跟不上時展的步伐,新課程中講授概論的多,講授實務的少。所以,媒體人士反映“很多新聞學院設置了各種課程,但這些課程培養的人90%不實用”。課程體系的種種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而要對現有的的課程體系進行傷筋動骨的梳理和調整,恐怕又會遇到許多現實的阻礙,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設置課程體系中,不分學科、專業,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專業的大一統的通識教育課程,各個專業很難依據專業特點進行合理的課程安排;再如新聞學專業教師自身對新聞類課程難以割舍,既不愿面對無課可帶的局面,也不愿讓把自家“山頭”拱手相讓他人等。這些都導致課程體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討階段,付諸實施者少之又少。
3實踐教學脫離實踐,人才培養紙上談兵
“中國新聞教育重視實踐卻脫離實踐”,“是學界和業界比較公認的新聞教育的核心問題。”一方面,高校新聞院系的人才培養方案中都有系統、嚴密的實踐教學體系,不可謂不重視實踐教學;另一方面,實踐教學在執行過程中卻走了樣,達不到人才培養的目標。比如一些高校實施的小實習(學年實習)、大實習(畢業實習)方案,盡管在教學時間上保證了學生要有足夠多的時間到媒體實習。但是這些實習的質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夠達到實習的目標和任務?恐怕新聞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師心里都沒底。這是因為在現階段,媒體在市場化、企業化過程中,不愿承擔高校學生的實習任務,多數高校實施的,各種實習都是依靠教師私人關系聯系的,難以從制度上確保實習的規范化;媒體的指導教師也不愿承擔指導實習生的義務和責任,如有的實習生在媒體實習過程中發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寫稿件出了問題,而給媒體和記者本人帶來了麻煩。更主要的是高校在這些實習過程中,高職稱高水平的教師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導學生實習,這些實習的任務往往由年輕教師或輔導員擔當,實習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聞專業的實驗室教學、業務課程教學中,教師只滿足于課內教學任務的完成,疏于指導學生在實驗室開放、第二課堂中的實踐。這和美國新聞院校“希望教師能夠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時間同學生見面交流,閱讀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們的作品。教師是否會專心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這才是最重要的”,“新聞學院對教師的要求也很特別,教師每周都要給學生改很多作業,改作業花的時間往往是上課時問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學行為相比有較大的差距。
此外,我國新聞教育的一些好的傳統也被丟棄,如教師高校和新聞媒體之間的有序流動等等。導致實踐教學的邊緣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體制的客觀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觀原因。究其根本原因,這與目前國內普遍流行的以學科建設和科研導向的人事評價制度有直接的關系,教師普遍埋頭于科研學術工作,缺乏教學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一所以,無論從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現行的唯科研學術是瞻的體制不變革,重視實踐教學就永遠是侈談,搭建校園一體化新聞實踐平臺也只具有形式的意義。
4學術型的師資隊伍難以適應人才培養的要求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標驅動下,各個高校人事選拔制度的門檻普遍提高,非博士者無法進入高校的師資隊列中。儼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學術型的師資隊伍。針對這種現象,新聞教育界早有有識之士對此提出批評:“在我國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師必須要有博士學位的‘一刀切’的選拔標準和只以純學術成果評價教師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實并不利于新聞業務課程的教學改革。”。這是因為:學術型教師的辛要精力在“學術文章”上,不愿在教學上面花費時間精力,不愿把很多時間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學生寫作的報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時間花在對學生的各種實踐活動的指導上;學術型教師沒有媒體實踐經驗,就像沒有上過戰場的軍事教官在指導學員如何打仗一樣,這樣如何能培養出高質量的新聞工作者,從國際新聞學教育發展趨勢看,建立一支由“實務型教師”和“學術型教師”組成的融合編隊是符合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的。這種既有學術高度又有專業高度的師資隊伍,能夠充分滿足學生對“學”和“術”等各類知識的需要,能夠擔當起培養富有深厚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富于崇高職業理想、掌握各種媒體技術能力的新聞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國內高校不具有辦學自、院系沒有人事權、從媒體到高校的人事流動渠道不暢等各種因素,充實部分優秀的“實務型”媒體人士到高校的師資隊伍中來還只能是一種設想。即使這些“實務型教師”被聘請進來,如果相關的教師評價機制不發生改變,這些“實務型教師”也會無法立足、會被早早淘汰出局。
總之,只要中國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體制性因素不發生根本的變革,新聞教育要想在微觀層面上的師資隊伍建設、課程體系改革、突出實踐教學等方面有所創新和變革,來保證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都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和空談。當然,這些問題在不遠的將來或許會有所改變,但在短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性變革。
二、現實選擇:以改革畢業論文(設計)為突破口
通過以上對新聞學教育微觀層面問題的盤點。我們看到新聞學基本教育教學工作中存在的各種難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聞學教育改革進入了死胡同。其實不盡然。從表面上看,新聞學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觀和微觀上的種種問題,矛盾處處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礙重重。但是,新聞教育改革的現實性選擇完全掌握在新聞院校的管理者和廣大教師手里。只要我們有勇氣面對現實,承認不足,積極創新,完全可以做新聞教育改革的實踐者,從局部的微觀層面改變新聞教育中存在的硬傷和漏洞。新聞教育改革有不少現實的路徑(如教學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應當是作為高校教學實踐重要一環的畢業論文(設計)。
1以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取代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長期以來都被視為考察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環節。但是在新聞學等同于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背景下,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卻要以寫學術論文的這種方式來結束其職業訓練,似乎有些滑稽。畢業論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學生的科學研究能力,檢驗學生大學四年的學習成效。但是這種考察的方式卻背離了新聞學的人才培養目標。一新聞學教育教學的人才培養目標,不管是應用型人才,還是復合型人才,他們都是新聞工作者。當然,如果一些大學認為其新聞學人才培養目標是學術型人才則另當別論。我們衡量一個合格的新聞工作者的標準是什么?顯然不會是新聞工作者學術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為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理想、人文精神和職業能力。既然如此,新聞學教育為什么會把畢業論文作為考察學生學習成效的最后一道關口呢?這個悖論卻長期存在于新聞教育之中。恐怕這筆賬就不能賴在教育體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新聞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出了問題。
用新聞作品取代畢業論文在國際上已經成為新聞教育界常規的做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的《新聞學院課程模板》中就要求新聞專業的碩士畢業生可以用新聞作品替代畢業論文。新聞學作為應用性很強的專業以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取代學術論文符合專業發展的基本邏輯和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新聞學專業畢業的學生走出校門進入媒體,就應該能夠勝任媒體的實際工作需要,是一個標準的記者編輯。媒體檢驗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夠擔當起各種新聞采寫任務,是否能夠熟練運用各種新聞報道的技術手段完成新聞作品。表面上看,這是對學生是否掌握新聞工作所需要的“術”的檢驗,實質也包括了對學生是否有“學”的檢驗。一個合格的甚至是優秀的新聞作品包含了“學”和“術”兩個方面的水準。因此,是否能夠采寫出合格乃至優秀的新聞作品自然應該成為新聞學專業檢驗學生的標準尺度。
以往的畢業論文只是考察了學生是否有“學”,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對于新聞學專業的學生而言,這種“學”的水平和素養,不應該通過學術論文得以表現和張揚,而應該通過他所創造的新聞作品來實現和反映。因為新聞記者的終身職責就是通過大量的新聞報道來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大學畢業時的新聞作品就是其人生價值自我實現的起點。一個好的新聞作品往往是“學”和“術”的集合體,它滲透了記者的人生智慧、社會敏感、學養學識。“術”依托“學”而存在,“學”憑借“術”而表現。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畢業論文考察不了學生“學”和“術”結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學生掌握的“學”,看不到學生掌握的“術”。更何況,此“學”非彼“學”。學術論文考察的是學術之學,新聞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學、人生之學。就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角色看,其擁有智慧之學、人生之學的意義要遠遠大于其擁有的學術之學。
2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體系
以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取代畢業論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指標體系。這樣才能把握好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評審的客觀性、公正性。
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評價體系的核心應該是媒體的而非學院的。也就是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指導教師和評審委員會在考察學生的畢業設計(新間作品)時的標準應該是媒體的標準,而不能是學院的標準。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評審的新聞作品是否達到了媒體刊播的標準和要求。這項評價原則不能說太高,也沒有超出人才培養方案中對本科學生的能力‘要求。對于新聞學專業來說,人才培養的目標就是要和社會需要、媒體需要實現“零距離”對接,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在校內是準記者,走出校門就是記者。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即將從高校畢業的新聞學專業的大學生的能力和學識都應該也必須達到媒體的要求,即使不是對優秀記者的要求,起碼也是對合格記者的要求。因此,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原則不僅包括各種新聞要素,還應當包括政治要素、受眾要素、市場要素等。
對新聞作品的評價難以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在新聞實踐中對同一個新聞作品見仁見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不同于以往教學過程中教師對作業的評價。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既要從新聞作品的基本規范著手,比如新聞真實性、新聞趣味性、新聞五要素、寫作技巧、內容完整等;還要把選題意義、內容深度、新鮮新穎、新聞時效、標題引人矚目、細節豐富、采訪過程等因素作為評價指標。
新聞因媒體的差異分為報紙新聞、電視新聞、廣播新聞。對這三種形態的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要分別建立各自不同的評價體系。既要考慮不同形態,的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在內容、形式、表達等方面的共同之處,還要考慮它們各自的差別。如電視新聞還要把拍攝技巧、畫面質量、編輯技巧等作為評價指標。
3指導教師在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制作過程中的作用
可以預見的是,指導教師指導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工作量和責任心要遠遠大于指導畢業論文的工作量和責任心。比如,指導教師幫助學生確定畢業論文選題要比幫助學生確定畢業設計(新聞作品)選題容易的多。一般指導教師在閱讀一遍學生寫的論文后,很快就能發現指出論文中存在。的問題;而一般指導教師要反復觀看、反復閱讀后,才能發現作品的各種細節的失誤和表達缺陷。因此,不要簡單的認為指導教師指導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要比指導畢業論文簡單容易。指導教師在幫助學生完成畢業設計(新聞作品)過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幾個問題:(1)幫助學生選好報道題材,提煉新聞主題。新聞報道的對象是整個社會,報道內容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方方面面。學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學學業的。盡管經歷的各種校內外實習和媒體實習,對社會生活有了一定認識,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工作經驗,但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觀察社會的角度還是不夠成熟。再加上學生本身的工作學習尚未完全融入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總是有一定的距離。如何從社會生活中獨立的找到好故事?
篇3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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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媒介融合 通識教育 融合新聞
論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時代下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大致沿襲三條路徑:即分別作為專業課程、專業方向和教育理念來加以建設現有的新聞教育體系 。但是由于對媒介融合實質存在認知誤區,三種路徑在現實發展中都存著問題。作為專業課程上唯技術至上的課程取向,在專業方向上對通識 課程設置認知模糊,在專業理念上對新聞教育目標缺乏大局意識,都導致現實改革處于瓶頸狀態。媒介融合下的新聞教育實質上是傳播者和受 傳者的傳播理念融合,是知識性課程與技術性課程的融合,是對專業人才和社會人才培養目標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對新聞教育的沖擊
1.1 關于媒介融合
媒體融合是國際傳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業模式,是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的采編作業有效結合起來,資源共享,集中處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產品,然后通過不同平臺傳播給受眾。在新聞生產流程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互動與融合使新聞媒體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一體化的數字內容生產平臺的建構、一個采編團隊同時面對多種媒體終端的內容整合,要求新聞組織與每一個新聞從業者都能勝任媒介融合帶來的新的任務。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布賴恩布魯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講座時,曾介紹說:媒體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一些藩籬的打破,以及電視、網絡、移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各類新聞媒體將融合在一起。”“記者必須跨平臺承擔不同媒體交給的工作,98%的工作將和今天要做的極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喚新聞教育的改革
過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為全球性的熱門話題,在中西方的傳媒界實踐中也已經相當普遍。在數字技術與網絡傳播推動下,各類型媒介會通過新介質真正實現匯聚和融合。媒體融合的深度發展為傳媒業提供了機遇和挑戰,而新聞教育也必須正視這一挑戰作出相應變革。媒介整合影響了整個新聞業制作流程,對傳統新聞媒體的生存競爭提出了新的問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整合傳播,促使了以前占據獨立市場份額的各個媒介開始從獨立經營中轉向多種媒介的聯合運作,尤其是在新聞信息采集上的聯運操作,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力、資金和設備的投入,從而實現了利潤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傳播的過程,技術因素的力量越來越得到突顯。新媒體不僅作為一種媒介載體,更是成為一種嶄新的表達方式。新媒體發展中技術的更新換代,對新聞教育提出了新的問題。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新聞教育改革的現狀
中國的不少高校正逐步開始順應媒介融合的時代環境,進行新聞教育的相關改革和調整,既體現在教育觀念上,也體現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等方面。概況來說,現階段的新聞教育改革呈現出三個層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為一種專業課程體系來建設。通過開設具有實驗意義的數字傳播課程來適應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如《多媒體信息傳播》《網絡新聞編輯》等,在課程體系上將新增加的課程作為原有課程的補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為一種專業方向來建設。不單獨開設具體的數字傳播課程,而將新媒體概念滲透于各個專業的課程中,嘗試“大傳播”意義上的“媒介融合”,并重點借助“網絡傳播實驗室”、“新興媒體實驗室”等教研一體化實驗室,讓學生在新技術運用過程中掌握相關知識和技巧。
密蘇里大學呼應業界的需求,緊跟技術發展潮流,于2005年9月開設了一個新的“媒體融合”的專業,在“交叉”的基礎上,為學生提供新聞傳播技能的全面訓練,以培養適應媒體融合的新型新聞人才。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推出的“融合新聞學”(convergence journalism)專業,已成為這一領域的引領者。
在中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專業建設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學金陵學院獲批開設媒體融合專業(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開始招生,這是國內高校首次開設媒體融合專業;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與美國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合作,成立了我國高校首家融合媒體實驗室;2008年4月3日,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與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媒介融合系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雙方約定互為姊妹學院,共同舉辦“新媒體發展與媒介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推進雙方的師生互訪,互相承認學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加以應用。即整個學院以媒體融合為基礎,將媒體融合嵌入到新聞理論演變中,將教師的日常教學和學生的實習實踐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趨勢和技術特點進行調整,探討多元化互動新媒體教育模式。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調整學院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在教學中,嘗試在本科推出6個專業課程包,讓學生能夠既打好學科知識基礎,同時可根據興趣、發展潛力選擇專業課程包。同時,在此前提下,也積極利用學校學科優勢,加強與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合作互補,試行聯合培養,使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夠具有兩個以上的學科知識融合。在實踐層面,人民大學嘗試將學生的實習真正融入到新聞業界的生產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實戰功能的媒介融合平臺。
縱觀這三個層次的改革,核心點其實體現在了對專業技術的重視。然而單純對技術的重視并不足以應對媒介融合的發展。媒介融合給新聞傳播教育帶來的挑戰,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還體現在受眾心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層面的轉變。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實質,正確認識媒介融合對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改變,才能夠使新聞教育從根本上適應融合媒介的時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教育的認知誤區
2.1 對媒介融合對新聞實踐影響的認識誤區——停留在了對新聞制作者與制作方式上,忽視了受傳者的影響
媒介融合帶給新聞傳播行業的改變不僅是體現在業務流程、行業規則、媒介形態上,它改變的不僅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傳者對媒體選擇和利用的方式。單一的從制作者層面理解媒介融合,嘗試著通過培訓全能記者的方式來適應媒介形態的變化,并不足以應變紛復繁雜的現實狀況。更重要的是從受傳者的角度來分析媒介融合的影響。媒介融合對受眾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受眾對新聞的獲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變了受眾獲取信息的方式公眾日益擺脫被動接受新聞或信息的狀態。尤其是年輕人,樂于回應、參與媒體報道,甚至創建個人的媒體。
而且在年輕人中,擁有這種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專業媒體的記者必須正視這一現實,而且學會從這種方式中獲取自身工作的養分。如從網上論壇,在線視頻中尋找報道的靈感和故事。
2.1.2 改變了受眾理解信息的方式。在傳統新聞業為主導的新聞時代,人們對新聞的認知和信賴是基于對理論、數據的臣服,而在新媒體時代受眾選擇和體驗新聞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斷。傳統新聞學去強調以理服人,擺事實講道理,用社會學解決理念傳播、影響力問題,但今天它的效能卻在極大減損。現在95%以上的社會判斷、社會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斷基礎之上,要讓人們在情感體驗當中產生向心力和認同感,動之以情,這是在媒介融合時代必須學會的一種傳播手段。
2.2 對融合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認知誤區——唯技術至上的專業取向
早期在新聞學框架中的新聞教育注重采寫編評的技能課程。在新聞學向傳播學過渡的過程中,特別媒介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體的技能培養又成了新的學科取向,提出培養“全能型人才”、“跨媒體記者”的新的培養目標。培養目標的核心就是體現在了對技術的重視上,嘗試打破早期的專業類別劃分,讓學生打包學習不同的專業方向的知識。實際上全媒體記者的核心并不是單純的專業質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學目的也不是要求報道者同時掌握所有媒體形式的專業技能。而是要求報道者能夠在團隊中正確理解自己的角色,將受傳者和傳播者的身份進行互動,根據現實情況選擇合適的報道方式和報道技巧,以適應當前的媒體環境的變化。單純的“唯技術至上論”會導致新聞信息的重復傳播,深度信息的缺乏,減損有效傳播的的效率。
2.3 對融合新聞教育課程設置的認知誤區——對融合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認知模糊
2.3.1 融合新聞課程設置上停留在了對多個不同媒介的專業技術知識的融合。
中國目前的媒介融合課程體系實質是力圖將網絡、報紙、廣播電視三種不同媒介形態的技術課程進行打包設計,要求學生必須選修自已主修專業外的第二專業的課程。如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將本科課程設計為新聞學選修包、傳播學視覺傳播選修包、傳播學新媒體課程選修課程包、廣播電視專業選修課程包、廣告與傳媒經濟專業選修課程包、學術與應用選修課程包,規定專業選修課必須選修夠16個學分,其中在本專業選修的課程不少于3門計6學分,其余學分可以自由選擇任意一個課程包,但所選課程至少要來自本專業外的3個課程包。在這種課程體系中,網絡是作為獨立的課程包來講授。 這樣,在實際授課過程中,首先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課程體系重復帶來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過多的專業技術課程會減弱課程中非新聞專業領域的課程比重,這樣學生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素養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統的提高。融合新聞教育的目標并 “重視多能,忽視一專”,而是要實現“一專多能”的綜合性人才的培養目標。
2.3.2 融合新聞教育的跨學科融合并沒有真正體現。媒介融合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對多學科知識的融合。如何在新聞傳播教育培養目標的實現上,在課程設置上,體現多學科知識的融匯,是目前新聞教育改革的重點。美國密蘇里大學作為首個開設融合新聞專業的大學,以它成功的教育實踐詮釋了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質。威廉姆斯認為,既然將新聞確立為專業,它就既不能不強調通識、整體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廢實踐經驗所能賦予的訓練,新的教育方式是將專業課程和一定數量的經過精心選擇的學術課程的結合。以此為理念,密蘇里學院非常重視新聞學與其他科系之間的合作。嘗試通過加強通識教育的方式來增強跨學科專業的整合。
轉貼于
中國新聞教育在通識課程的設置上,卻出現了簡單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簡單地把兩種學科領域的知識進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學院要求學生選修經濟類、文化類、法律類、信息類課程,提出培養所謂的軍事記者,財經記者,法律記者等等復合人才,實質上這種課程體系培養的人才,相較于相應學科領域的專業人才來說,在專業知識的掌握上只處于粗淺的認知階段,四年的選修課程由于缺少系統的課程體系的設置,專業的師資力量,充足的上課時間,和與傳統新聞學知識的有效融合,變成了似是而非的“復合型人才”。
3 誤區的重新認識和反省
3.1 對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設置——對全媒體記者的認識解讀
3.1.1 脫離唯技術至上的全媒體技者培養觀念,確立培養具備技術能力、專業素養和職業理想的新聞創新人才。全媒體技術這一培養目標的三個層次正是體現了新聞創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質的要求。一融合媒體人才的專業技術能力:掌握全媒體新聞采集和制作技術,在綜合利用各類不同媒介特質的基礎上對信息進行形態的差異化傳遞。如在報道一個突發新聞事件中,先用手機媒體做短信報道,然后是網絡媒體滾動播報,再跟上圖片報道、視頻報道,最后為報紙、刊物提供詳細的深度報道。通過多媒體方式對信息進行整合傳播以實現信息的最佳傳遞效果,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體人才的專業素質是指具有職業道德和素養,遵守新聞倫理和新聞法律,富有創新精神,具有創造性才能。體現在全媒體時代就是脫離簡單地對信息的重復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傳遞,而是能夠根據受眾的差異化需求和媒體介質的不同特色,對信息進行多樣性的富有深度的開掘。三是體現在新聞的職業理想上。不管傳播技術如何進步,傳播方式如何變革,新聞傳播教育的人文內涵永遠是至上的,新聞教育理念應以知識和技術為基礎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養為目的。隨著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新聞教育走向了誤區,即人文理想、新聞專業理念逐漸被實用主義,技術主義所取代,把新聞教育置于市場邏輯中,漠視生命教育,使新聞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體記者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內涵即是要培養堅持社會理想和個人理想,維護社會公益和價值體系的社會人才。
3.1.2 全媒體記者的核心素質是敘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功底,能夠深刻理解社會與現實,不僅能夠通過掌握多種媒介技術把信息進行差異化的傳遞,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突顯出信息的力量和價值。
美國著名新聞教育家、舊金山州立大學新聞系前主任、新聞學教授貝蒂?邁斯格在演講中說,新媒體應用技術越來越成為傻瓜,已經變成簡單易學的小手藝,今天的新聞院系培養的仍然是發掘和講述新聞故事的能力,新聞傳播院系在教學和科研中對新媒體技術的過分追求,將會削弱新聞學的核心價值,培養的學生很可能只會成為別人原創性的新聞和影視作品的剪貼員或包裝工。不管媒體形式如何變化,如何讓一個故事講得生動始終是新聞學教育的關鍵性問題。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凱瑞說過:新聞就是一種描寫的藝術,或者是描述的藝術。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南加州大學的融合課程改革中,新聞寫作課程始終是作為核心課程來開設,因為講述一個好的新聞故事的能力實質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臺和基礎。
3.2 融合新聞課程體系的設置——融合課程實質上媒介技術課程和人文與社會課程的深層整合
3.2.1 技術課程融合的實質是不同媒介專業的學科間融合,實現跨學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時代下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質是要把廣播電視、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的報道特色、寫作范式、技術理論、視覺需求、專業術語進行課程間的協調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課程體系。
美國南加州大學媒介融合的課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這一體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網絡新技術課程融入到整個傳統新聞學教學中,不再像中國目前的新聞課程改革那樣,把網絡、廣電、紙質媒體分別授課。這樣的設計一方面避免了課程體系的重復導致的教學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從新聞實踐的角度考量更適合融合新聞要求記者和編輯結合新聞題材特點選擇最佳的媒介方式進行報道的特點。
表1:南加大新聞系媒介融合課程模式
3.2.2 融合新聞教育不僅要實現在專業課程上不同媒介技術課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識課程上實現多種學科間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聞學的發展,技術層面引發的制作流程的改變,促進了在新聞教育中對技術課程的重視。但是在美國密蘇里學院開設的融合新聞課程的實踐中,發現單純的技術性知識的掌握并不足以培養出勝任各種狀況的優秀新聞人才。雖然媒體技術的力量誰都無法回避。但是也應該看到,內容永遠主宰了高質量的新聞與新聞教育,傳輸系統永遠是第二位的,雖然新技術挑戰教育模式,但是我們應該堅持教授學生那百分之八十不變的內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術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國新聞教育從早期的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發展,開設課程的重點從專業技術課程轉向了人文與科學知識。各學校都努力將反映傳媒技術性層面內容的課程減少,增加傳媒事業社會層面、倫理層面、文化層面內容的課程。如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大眾傳播系對新聞、廣告專業學生人文課程的學習做出了嚴格要求,要求學生必須修65學分的人文課程,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歷史、國際關系、經濟學、戲劇藝術、宗教、講演等;賓西法尼亞大學傳播系認為:“我們的畢業生應該有良好的人文學科基礎,我們訓練他們能夠探求文化、技術、倫理、文藝以及政治事務,并能深刻理解大眾傳媒對公眾的作用、權利和責任。”
目前在中國新聞教育所面臨的時代變革和現實危機面前,加強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成了新聞高校改革的一大舉措。目前復旦和清華都提出了通識教育的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養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雖然兩者的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各有特點,但通識課程中對人文和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加強學生知識面的拓寬是其共同特點。通識教育使學生浸潤于文理貫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長為更適合社會需求的“通才”。
表2 復旦新聞學通識教育課程設置與修讀要求一覽表
表3 清華新聞學專業通識類課程設置與修讀要求一覽表
綜上所述,媒體融合是當代傳媒業的一種新趨勢,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域的聯合與合作,早已突破了現行政策的壁壘。與此相適應,融合新聞教育成為現代新聞教育改革的熱點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新聞教育的學科整合進行重新認識和規劃,對新聞教育改革來說至著重要。這種學科間整合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體形態技術課程的整合,嘗試將新媒體融入到各個傳統媒介的教學體系中。二是在新聞學院內部將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知識和傳統新聞學科專業課程的整合,著眼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培養學生綜合素質。三是打破學院間的藩籬,鼓勵學生輔修其他專業,真正實現學科間的聯合辦學,著力于培養社會性工作人才。只有實現這三個層次的改革,才能夠真正實現融合新聞教育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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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上海大學國際新聞傳播教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媒體轉型與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研討會在廣西大學召開,這是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的第四次學術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有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程曼麗教授,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多位理事、常務理事,以及來自全國多所高校新聞院系的教師、研究生代表等。與會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計來自全國40余所高校。與會代表圍繞以下相關議題進行了熱烈交流。
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會長吳廷俊教授在致辭中回顧了學會成立后近五年來大陸學界對新聞傳播教育進行研究的情況。他從期刊論文、相關專著、相關會議等三個方面進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學界共發表了676篇相關論文,主要涵蓋以下主題:1.對新聞傳播教育整體的歷史回顧與趨勢前瞻;2.中國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思路與方法;3.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4.新聞傳播教育定專業(方向)、層次類別發展研究;5.新聞傳播院系研究;6.新聞教育家和新聞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聞傳播教育研究;8.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專業實踐等研究。五年來,出版了新聞傳播教育方面的專著8本。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新聞傳播史(1978~2008)》這樣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設立了專門一章來書寫這一時期的新聞傳播教育史。2008~2011年本文由收集整理間,還召開了相關學術研討會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聞傳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學術活動雖然為數不少、增長很快,但也存在不夠系統、缺乏穩定性等問題。
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陳昌鳳教授的主題發言為《融媒時代新聞教育的轉向與學科思維》。她首先探討了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業發生的巨大變化。隨著個人化、互動化、內容分享等成為新時代媒介發展的重要關鍵詞,業界對人才的需求不再僅僅是具備從事新聞報道的能力,而須具備更為全面的新聞運作能力。她舉出了多家美國新聞院系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機構設置等方面據此做出的改革嘗試。最后,她談到在此背景下傳統的新聞學應該拓展學科思維,走向與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等學科的融合發展之路。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院長何志武教授在主題發言《多元融合語境下傳媒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中,也提到當前新聞教育需要進行學科融合、需要應對媒介融合做出改變。他著重介紹了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在這方面的探索實踐。學科融合方面,學院的前身是全國工科院校中最早創辦的新聞專業,一開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來逐步擴展至與校內多個理工、文、藝(術)學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結構上文理兼招,課程設置上涵蓋多個學科,還包括與其他學科的聯合培養:如與計算機學院合作開設“新媒體技術”第二學位課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各專業之間的共性增多、邊界弱化。與之相應,學院打開了專業間的課程壁壘,各專業的核心課程組都可供其他專業學生選修。在實踐教學方面,也不再依據專業分別安排,而是按照“全媒體”、“全流程”、“全員實訓”的要求重新設計。所有學生都要經過報刊編排、電視攝像、電視編輯、網頁設計等實驗環節的訓練,以全面掌握全媒體人才必備的基本技能。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石長順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寫了《全媒體轉型與新聞傳播學專業的核心能力建設》一文。他們認為,新聞傳播學專業的核心能力由專業基本能力、專業特殊能力和專業實踐能力三方面構成。全媒體轉型對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點培養學生的融合報道意識、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體傳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傳播手段,但應有通盤了解并擅長其中的一至兩種)等。新聞傳播教育的培養目標、教學模式、教學方式、師資隊伍建設等都需相應做出改變。
上海建橋學院新聞傳播學院錢曉文教授對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目標的轉型進行了探討。指出需要從面向各種媒介類型培養專門的新聞宣傳人才,轉向培養跨越媒介類型分野、具備全面業務技能的復合型人才,使學生兼具各種新聞產品的策劃、制作和營銷能力。此外,由于當前新聞傳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將信息轉化為知識,培養目標還可不局限于為媒體輸送人才,而擴展至面向整個文化產業培養新型的知識生產者、管理者與傳播者,以使學生擁有更加廣闊的就業出路。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傳播系卿志軍副教授著重闡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教育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其一為技術和素養之間的關系,不宜偏重技術訓練而忽視了對政治、新聞、人文等素養的培育。其二為全能和專長之間的關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課程,還是需要引導學生在一兩個方面達到精通程度。其三,大眾傳播人才和分眾傳播人才之間的關系,分眾傳播意識在媒介融合時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學習和長期學習之間的關系,融媒時代的新聞工作者需要具備與時俱進、長期(終生)學習的意識,并不斷通過短期學習掌握新的信息與技能。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許瑩副教授認為,在如何適應媒介融合的問題上,大多數人都將注意力過分集中在技術層面,這樣容易陷入見木不見林的窘境。新聞傳播活動社會價值的充分發揮才是媒介發展的終極目標,也是新聞傳播教育不容動搖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聞傳播教育順應媒介融合的變革,可主要從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質概念、強化傳播理念、創新發展形式。
信陽師范學院傳媒學院張衡老師指出了當前新聞傳播教育發展中的一些突出問題。如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只是從不同學科中挑出一些課程放到一起,建構的知識體系還比較宏觀、比較膚淺,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學理念、環節、方法等難以適應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師自己對新的傳播形態缺乏嘗試、對媒介最新動向缺乏了解等。
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新聞與法學學院的楊娟老師,具體考察了新聞評論課程在全媒體語境下如何進行教學改革的問題。她提出,全媒體語境下新聞評論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原來單一形態單一平臺的傳播轉變為多種形態多個平臺的傳播;新聞評論在新聞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評論針對的新聞范圍也在不斷擴充,可謂無處不在。與之相應,新聞評論教學應進行立足于專業交叉的教學內容擴展;并重新設計實踐教學,增加學時,既對各種樣式的新聞評論進行基礎性訓練,也對各類評論形態的綜合運用進行適當訓練,以期培養出全媒體新聞評論員。
新聞傳播教育辦學模式與教學改革的探索
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吳海榮教授,在主題發言中介紹了該院對《“聯合與共建”辦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所謂“聯合與共建”,即開門辦學,與新聞媒體和行業主管部門等充分合作、形成戰略聯盟。這樣的辦學思路,該學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學改革項目不斷發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與行業主管部門和各家媒體不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商談合作事宜、聘請媒介資深專家擔任兼職教授、選派青年教師輪流前往媒體掛職鍛煉、與媒體合作進行課題研究、在媒體建立學生實習基地、協調部分媒體設備以合適方式贈與學校等等。目前,這一模式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并輻射影響到當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系馮恩大教授結合所在院系同時開辦新聞高職與本科教育的實踐,探討了新聞教育在本科與高職兩個層次的異同。他提出兩者面臨共同的發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與文化產業振興,但在培養目標上有所區別。本科主要培養適應媒介融合趨勢的新聞專業人才,兼顧培養適應文化產業的通用人才;高職則主要培養適應媒介融合、有較強動手能力的新聞技工,兼顧培養文化產業中對交際能力要求較高的經營人員。兩者在實踐訓練模式上相同,都是對各種媒介產品制作的仿真模擬,但在課程設置上各有側重。本科課程安排注重夯實專業基礎、拓寬學術視野,高職則淡化史論課程,突出技能模塊。
玉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馮廣圣副教授回顧了該院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2004年設立以來的辦學實踐,通過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尋找對策,就地方高校新聞教育的發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陳娜老師是首屆全國高校青年教師教學競賽文科組一等獎第一名的獲得者,她首先依據青教賽上的見聞從教學理念、教學設計、教學內容、教學呈現等四個方面論述了對高校教學的理解;接下來從更深層次探討了高等教育引領學生“發現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與“發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過教學來發揮實現;最后針對新聞的學科特色、新聞教育現存的問題等提出了改進新聞教學、兌現育人承諾的建議。
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紹了自己將田野調查引入課程考核的教改嘗試,推動學生了解農村社會的歷史和現狀。認為這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政治理論水平及在社會洞察、人際交往、文字表達、多媒體設備運用等各方面的綜合素質,為其日后從事新聞調查、傳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礎。
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思想發掘與史實考辨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教授作了《給新聞傳播教育以根基,還新聞傳播教育之靈魂》的主題發言。在他看來,新聞傳播教育應以扎實的人文功底為根基,這在中國當前的新聞傳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聞教育,必然擁有靈魂,即通過對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不懈追問,帶來自由與民主的啟蒙。目前雖然一些新聞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廣的改革嘗試,但尚未深入觸及靈魂,還有更進一步的空間。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哈艷秋教授探討了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我國目前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指出當時多位新聞教育家形成的共識在今天仍可發揮指導作用。如:學生應涉獵多方面知識、掌握幾門外語,對于培養媒介融合時代需要的復合型人才及我國目前亟需的對外傳播人才依舊適用。又如在新聞教育中應處理好“學”與“術”的關系、重視職業道德的培養,以及應該對全民進行新聞知識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繼續闡揚。
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陽海洪副教授也關注了早期新聞教育家徐寶璜、邵飄萍的新聞教育思想,考察他們如何堅持普遍與分化的原則,在新聞教育中著意尋求現代與傳統的最大公約數。發現在普遍原則方面,徐邵二氏放棄了傳統的華夏中心論,認為源于西方的現代傳媒及其新聞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義,堅持新聞教育的專業性,將傳播從僅僅是官僚的治國之術中解放出來,賦予其新的地位與功能。在分化原則方面,兩人將儒家道德下降為記者的個人修養與職業倫理,在新聞教育中賦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喬云霞教授回顧了民國報人成舍我長期投身新聞教育的經歷,認為其“德智兼修,手腦并用”的人才培養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內涵。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鄧紹根副教授通過查閱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國高校及研究機構對新聞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實踐,探討了他們各自做出的貢獻并進行了總體評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奠定了正規新聞研究生撰寫畢業論文以獲得碩士學位的傳統。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新聞研究室設立的“研究生”崗位,雖非一般意義的研究生學歷教育,但在重視理論思想和政治素質培養方面進行了嘗試。還有1943至1946年間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按照哥倫比亞
新聞學院研究生課程培養的兩期國際新聞高級學員,在嚴格的招生條件和考試制度方面有所推進。總體而言,他們打上了深深的美國烙印,尚處于萌芽探索階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續系統地發展。
國外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的啟示借鑒
上海大學國際新聞傳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聞教育的三個鏡鑒——基于對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分析》發言中,結合自己的實地訪學經歷,談到了這所著名的美國新聞學院帶來的三點重要啟示。其一,關于新聞院校的定位問題:“新聞學院還是媒介集團”。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擁有7家面向社會的公共媒體,更像一個媒介集團,和新聞實踐、媒介市場關系密切,其院長也頗具企業家精神。這樣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聞院校更為主動地進行匹配市場的改變與調整。其二,學術誠信的關鍵是付諸行動。密大新聞學院在這方面既有嚴格的制度法規,也有嚴厲的處罰措施,對老師和學生同樣要求,保障了學術環境和教育環境的清潔干凈。其三,新聞教育應該有清晰的層次與重點。密大新聞學院認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專業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則重在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據此,他們在本科生教育中側重培養實踐技能;在碩士生教育中把理論研究與實踐能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博士生教育中則將理論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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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媒介融合;新聞專業;課程體系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2)79-0017-02
1 媒介融合趨勢下我國新聞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現狀
課程體系的建設是人才培養的關鍵。課程體系是否合理直接決定著所培養的人才質量。一般來講,課程體系主要表現出一個專業所設置的課程相互間的分工和配合。課程體系建設主要反映在基礎課,專業基礎課與專業課、理論課與實踐課,必修課與選修課之間的比例關系上。要使得學生在具備堅實的基礎知識的環境下,培養出較強的專業應用能力,以更好的適應媒介融合變革新形勢的需要。但縱觀我國高校新聞院系新聞專業課程體系的現狀,尚不能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還存在不少亟需解決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跨專業選課難,通才教育成空話。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的實質就是信息、文化的無邊界傳播,媒介融合使當代新聞傳播涉及的知識領域越來越廣、越來越深,將新聞專業教育放在通識教育這個更加廣闊的背景下展開,已經成為了現在新聞傳播教育追求的目標。那么如何拓寬專業口徑,讓各學科建立融合,推進新聞傳播教育向廣博教育前進,形成綜合性和專業性、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成為了新聞教育重要的課題。但因為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國新聞專業教學很難做到跨學科、跨專業。學生除了修完新聞學原理、中國新聞傳播史、新聞采寫等基本的專業課程外,還要學習一系列與不同專業方向相關的課程,留給學生自由支配和使用的時間非常少。在這種情況下,跨專業選課成了基本上無法實現,通才教育也就無從談起;
2)專業課程理論性強、實踐性不足。當前,我國很多高校新聞學本科專業的教學計劃、大綱、教材等都是借鑒老牌新聞院校,而師資多是從中文系中分離出來的,教學模式專業課理論性強,實踐課程少,加上很多教師在業務課程教學和實踐中,只滿足于理論教學任務的完成,疏于指導學生在實際運用中的實踐。另外,按照目前國內高校普遍崇尚的以學科建設和科研成果為導向的人事評價標準,高校的教師們大都忙于科研學術研究,無暇顧及也不屑于指導學生實踐。倘若我國高校現行的這種教學評價體制不改變,重視實踐教學就無法實現,搭建校園一體化新聞實踐平臺的構想也就只能停留在形式化的層面上;
3)傳媒技術教育單一,難以培養復合型新聞人才。隨著媒介融合的不斷深入,以“組合終端載體”為新聞平臺的整體報道策劃必將取代針對單一載體的新聞報道策劃①。而這樣的策劃者,必須具有了解和掌握不同載體的介質差異和所服務人群的需求差異, 并能以這兩方面的差異為依據, 確定報道選題并設計報道方案的能力。而在我國很多新聞學院,即便是人大、復旦這樣一流的學院里對多種媒體技術的教學也是各自為政,鮮有交融。
2 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建議
針對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專業課程體系建設存在的以上問題,作者認為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進行改革:
1)以新聞業務課程為核心,廣泛涉獵交融學科的相關知識。在媒介融合這種新的傳播形態下進行信息的與交流,人人都可以成為“公民記者”。各種思想、文化交融,各種有益的、有害的信息并存。作為新聞職業人,只有具備較強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辨別能力,才能在這些錯綜復雜的信息中需找到有價值的新聞線索,發出權威聲音引領輿論方向,而這種能力的形成,來自于對各種知識和文化的了解。只有在原有的專業課程的基礎之上,廣泛涉獵交融學科的相關知識,以“融合”來應對“融合”才能更好的適應時展的需要。在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本科學生的課程中,新聞專業課程只占25%的比重,而包括歷史、政治學、科學等其他課程所占的比重達到了75%②。美國的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新聞專業學生所要修的128 個學分中,新聞學專業課程最多只能占到44 個學分,而社科、藝術、自然科學和人文類科目必須達到65 個學分以上③。而在我們國家,很多新聞學院新聞類課程占到60%左右,即使在人大這樣一流的新聞學院里,像歷史、軍事、文化、社會、經濟等交融學科的課程也只是鳳毛菱角,這種課程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足以滿足媒介融合發展的需要;
2)增加實踐教學的比重。在新聞傳播教育走在前頭的美國,各大新聞傳播學院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為學生參與媒體實踐提供條件。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辦有一張名為《布朗克斯節奏》(The Bronx Beat)的社區小報, 每周發行一次。總編輯是名女教授, 報社的編輯和版面設計均由學院的教授擔任, 采訪寫作和攝影由學生負責,辦報經費由學院支付④。在密蘇里新聞學院,師生們最引以為自豪的就是學院擁有真正的報社和電臺、電視臺。他們的副院長Brooks介紹稱: 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教學方法同美國許多其他的新聞院校是不同的。他們擁有日報、商業電視臺和電臺等各種媒體, 學院的教師也都在這些媒體中擔任編輯工作,這里給了學生第一份工作經驗, 這樣,學生們畢業之后比其他學院的畢業生就要成熟許多⑤。美國的新聞院校對教師的要求也包括實踐指導在內,他們要求教師有較多時間同學生面對面的交流,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師每周都要給學生改很多作業,花在改作業上的時間往往是上課時間的若干倍⑥。在我國由于體制的問題普通高校在短期內不可能建立如此高端的媒體,但可以整合學校資源,在校內建設多功能、跨媒體、可融合的一體化新聞實踐平臺,可以以校內本來就有的校報、校刊、網站、廣播站等為載體,對學生展開全方位的實踐訓練。還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將課內實踐、校外實習和畢業論文等環節貫穿起來,實現教學、實踐和實習的有機結合,使學生能更好的將理論運用于實踐,真正了解和參與媒體整個運作流程。在我國,現也有傳媒院系在校內打造了類似媒體融合形式的“未來”實驗室,這個實驗室按照全媒體的運行規律,建設了多種媒體業態交融的管理系統, 在采編發的流程中提供了讀寫、編發、搜索以及整合相結合的管理界面, 使報紙、廣播電視及網站通過一體化的管理, 實現多業態、多時段的生產, 做到一次采集、多元, 而不再是各自相互獨立的實驗室⑦, 這為學校新聞專業的實踐教學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3)加強多媒體技術科目的教學。媒介融合導致大型新聞集團的形成,一條新聞將要在諸如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不同形式的媒介中播出,這就要求記者在采寫新聞后能夠生產出針對不同媒介的,恰當的新聞形式,所以,我們要對不同平臺的新聞的采、寫、編、評進行系統的學習、比較和訓練,熟練的掌握這些技能,形成科學的、系統的新聞實務課程體系,培養全媒體人才。早在2003 年左右,美國300所新聞院校中就已經有50%針對媒介融合對課程做出了相應地調整和改革⑧。在國內,也有個別學院于2007年開設媒體融合專業,如中國人民大學在2007年就新增了“數字新聞傳播”這一方向,同時除了開設這一新的專業方向作為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還為所有的學生開設了兩門業務性的專業課——音頻視頻內容制作和數字傳播技術應用。學生們通過這兩門課程的學習,增強了對廣播電視新聞傳播業務和新媒體傳播業務的了解,從而做到全面掌握各種類型媒介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聞學專業只側重于印刷媒體的專業課程體系⑨。
“媒介融合”引入我國已是十年有余,在這期間有一些學者和專家對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國的新聞教育改革作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探討,但現代新聞傳播業是被高端科學技術和多種學科知識支撐的行業, 它對于新聞從業者的道德素養、知識基礎和業務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傳播日益大眾化和國際化的今天,作為新聞人才培養基地的高校,應該如何更好的培養出適應時代的發展和需要新聞人才,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探索和實踐,我們依然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媒介融合趨勢下如何實現內容重整與報道創新——再論“融合新聞”及其實施策略》,蔡雯,《新聞戰線》,2007年第8期.
②《新聞教育的“密蘇里方法”》, 蔡雯,《現代傳播》,2006年第2期.
③《面對時代挑戰的大學新聞教育》,鄧炘炘,《新聞大學》,2008年第1期.
④《如何加強學界與業界的聯系與合作—對美國新聞教育改革的調查及思考》,蔡雯,《中國記者》2005年08期.
⑤《新聞教育的“密蘇里方法”———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辦學模式探析》,蔡雯、周欣楓,《現代傳播》2006年第三期.
⑥《美國新聞教育改革的經典個案(下)》,蔡雯,《國際新聞界》,2005年第6期.
⑦《媒介融合時代地方高校新聞教育的路向》,鄭曉華,《重慶郵電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1年7月第23卷第4期
篇7
【關鍵詞】新聞名校;遷移教學法;實踐教學
中圖分類號:G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193-01
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CEUJ)和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院(Sciences Po.)毫無疑問是法國國家新聞工作者職業聯合委員會(CPNEJ)評選出的全法13所新聞名校中的佼佼者,其中兩校的“實踐教學”以其形式之獨到、內容之實用、方法之受用蜚聲全球,而“遷移”教學法是其亮點。作為同樣注重實踐、實戰、實際技能的法國新聞專業和播音主持專業,只有將“遷移教學法”先進理念鉆研透徹,且跟播音主持專業實踐教學現狀相結合,才能為播音主持專業實踐教學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參考。
一、注重“全媒體”的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的“遷移教學法”
始于1994年的“遷移教學法”被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喻為是一個“大膽”的教學法。它具體操作是:每學年將學生放置于一個陌生的國家、陌生的城市(2008年在上海)、陌生的語言、陌生的文化當中,根據所在國家當下熱點新聞確定一個新聞選題,在一名導師組織下5周內用法語制作一份日報、一期雜志、一期廣播專題節目、一期電視專題節目、一個網絡專題視頻,回到法國后在法國國家電視3臺、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網絡以及斯特拉斯堡地方報紙、雜志發行和播放。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的“遷移教學法”之所以“大膽”,一是在于將學生放置一個他們完全陌生且困難重重的環境,文化不同、語言不通、交通不熟。二是帶隊導師只負責解答他們的疑問,而不參與他們的選題、策劃、采訪、制作等一系列的實踐,也不替他們解決實際困難。三是每一個小組的5名學生之間既有合作也有各自艱巨任務。每個小組確定一個新聞選題,每個人根據自己專業方向選擇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或網絡任一媒介開展工作,但同時又兼顧采訪、外聯、撰稿、攝像、編輯等工作。四是學生出發前已經跟相關媒體簽訂合同,各媒體承諾把這次制作的節目或出版的報刊、雜志根據合同確定的時間播出或發行。五是這次“遷移教學”是學生畢業前最后一個實踐作業,只有完成它才有資格參加論文開題順利畢業。如此,不難發現,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的“遷移教學法”最大的特色強調的是在陌生環境下進行“全媒體”的實踐教學,即學生既能辦報紙、雜志,又能制作廣播節目、電視節目和網絡節目;既能采訪、攝像、編輯,也能現場報道、現場評論、配音、寫稿甚至開車。
反觀播音主持專業的實踐教學由于資源、辦學經驗、經費、生源、設備、師資、教學理念等情況相差甚遠造成重點院校和地方普通院校在實踐教學改革步伐也相對懸殊。重點院校早已突破舊有“模擬”模式轉向“校臺合作”人才培養模式,而地方普通院校依然沿襲著舊有的寒暑假學生自愿聯系媒體實習(或見習)的實踐模式。在此模式下培養出來的“人才”不知不覺中被時代所淘汰,只能跟在地方媒體運作現狀后面亦步亦趨陷入一種“地方媒體意識”而不能自持。這樣的“人才”在廣播電視傳播領域既談不上“一專”,更談不上“多能”,在重點院校實踐教學改革成功案例中,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與云南電視臺開展的校臺合作實踐教學模式是其中的亮點。但是,相較于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實施近20年的“遷移教學法”而言,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教學形式仍給人一種課堂和模擬訓練延伸的感覺,而不是刻意營造“完全媒體環境”氛圍,學生依然在心理上“依賴”教師;另一方面,媒介范圍僅局限于電視一種媒介且人數過多,學生僅能參與到整個節目制作鏈條僅有的1-2個環節,使得“培養策劃、采、編、主持能力合一的高級廣播電視人才”成為無的放矢的空中樓閣。當然在時間短、任務重、人手缺的情況下由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牽頭邁出的與電視媒體全方位合作以此推進實踐教學改革這一步,是我國播音主持藝術專業實踐教學改革跨出的一大步,而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實施的“遷移教學法”其中先進的理念值得我們在改革實踐中進一步探索與借鑒。
二、注重國際合作、網絡平臺的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院“遷移”實踐教學法
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院的“遷移”實踐教學與斯特拉斯堡大學新聞教育中心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政治”領域的選題且在多個“城市”調查,比如,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60周年之際,新聞學院學生輾轉波蘭、布魯塞爾、歐洲議會中心進行實踐教學;2009年和2010年的11月到以色列多個城市進行國民議會選舉調查;2007年2月到柏林調查采訪德國總統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后的施政理念等等。第二,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院在實踐教學中非常重視“網絡媒體”,注重教授最先進的數碼技術和理念。一是高瞻遠矚,緊緊抓住當下全球最熾手可熱的媒介――網絡,又與最熾手可熱的搜索引擎谷歌合作掌握最先進的技術,正如它的的培養目標說的“培養有創新能力、職業道德,懂數碼會評論的記者”,他們相信掌握“數碼技能”是未來記者必備的能力。二,放眼全球,博采眾長。不管與哥倫比亞大學哦新聞學院合作還是讓學生到全球各國實習,亦或是做“遷移實踐”,如此,學生的眼界也極為受限。雖然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西北大學等院校已經與臺灣世新大學開展交換生項目,但這僅是學術上的交流,倘若能與臺灣當地媒體進行實踐教學合作,教學效果會有質的提升。網絡媒介一直是播音主持專業不夠重視的媒介平臺,展望未來,放眼全球,網絡媒介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尋求與網絡媒體實踐教學合作點,真正讓播音主持專業學生在動手能力上成為“一專多能”的人才應該作為未來播音主持藝術專業實踐教學改革新的方向。
篇8
需要應用研究,也需要基礎研究
傳媒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是傳媒經濟學賴以騰飛的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科學史表明,一門學科生命力的大小,不僅取決于社會對這門學科的需要程度,還取決于這門學科基礎理論的扎實、深厚程度。傳媒經濟學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傳媒運作實際問題而產生、發展起來的,所以在應用領域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另一方面,因此漸漸滋長了一種價值取向:傳媒經濟學研究要解決實際問題,要有經濟效益,進行應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論有何用?于是,在當今傳媒經濟學研究中,出現了輕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
這種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功利傾向影響了傳媒經濟學科的成長,現階段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實用主義―――有不少成果乃是傳播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是依附于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新聞學、傳播學、管理學、營銷學等等);三是由于各個學科的研究者對傳媒經濟進行多角度、多學科、多層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關于傳媒經濟的內涵、外延、要素、功能,關于傳媒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方法、內容等問題上的見解,眾說紛紜,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斷。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進行此類劃分和定義,完全憑自己對傳媒經濟的常識性理解來展開研究,使得當前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一定的混亂局面。
僅以傳媒經濟學的定義為例,就出現了許多紛爭。現在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者中除了原來研究傳播學的以外,還有許多是從其他學科轉過來的,各學科的研究者都試圖把傳媒經濟學朝著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經濟學的學者認為:傳媒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的一些知識來回答新聞傳播領域的一些經濟現象,必須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傳媒問題;研究管理學的人認為:傳媒經濟學是關于傳媒業經營和管理問題的研究;傳播學研究出身的學者則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研究媒介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的學科。定義的紛爭加劇了“傳媒經濟學到底是什么”的疑問。確實,它是什么,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研究范圍難以確定,那么傳媒經濟學是單單考察報刊、廣電、網絡等媒體,還是包括印刷、造紙、采編、廣告、出版發行等支撐其發展的產業鏈上的各環節,抑或包括數字技術支撐、電信、網絡、數字信號處理、傳輸技術等?是以媒體為研究主體,研究媒體在傳媒運作中所起的作用和獲得的成效,還是以受眾為研究主體,研究受眾在傳媒運作中獲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響?是研究單純的傳媒經濟活動,還是研究包括影響傳媒經濟活動的政策、法律、社會大背景?這些問題,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傳媒經濟學的歸屬也成了問題,一些人認為傳媒經濟學是新聞傳播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如趙化勇在《電視媒介經濟學》序言中提到:“電視媒介經營管理研究屬于新聞傳播學與經濟學交叉的產物。”另一些人則認為傳媒經濟學是個獨立的應用學科。這里又可分為很多觀點:
有認為傳媒經濟學是新聞傳播學下屬的應用學科的,如周鴻鐸教授:“傳媒經濟是應用傳播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人們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以傳播信息為主要任務的各種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類經濟活動及其運行規律。”有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經濟學下屬的應用學科,如金碚教授在《報業經濟學》提到:“報業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在報業領域的延伸。”也有人認為它應屬于管理學、營銷學等。無論是哪種劃分,似乎傳媒經濟學就是個大雜燴。
顯然,從這些紛爭中建立一門與各相關學科相區別的、有自己獨特而確定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內容的傳媒經濟學是困難的。必須借助基礎理論研究,對寓于各相關學科中的要素進行理性抽象,從而把與各相關要領相關學科混合、粘結在一起的概念、原理從這些概念、學科中剝離、獨立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明確傳媒經濟學獨特的不與其他學科相混淆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內容,并制訂出傳媒經濟學的發展戰略。
回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當傳播學剛引進時也呈現出與今天的傳媒經濟學研究紛爭不斷的現象,這或許是一個新學科引進的必然過程。
當時也有一批學者發出呼吁,要重視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僅僅關于新聞、傳播的定義就討論了很多年。檢索當時的論文,有關新聞定義、傳播功能、傳播模式、傳播效果研究的討論比比皆是。當然,大討論的結果是可喜的,至今,關于新聞學、傳播學基礎理論已基本定型,新聞學、傳播學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備的學科體系。同樣,傳媒經濟學的引進也應實施這樣的重視基礎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葉繁茂。
在當前傳媒經濟學界厚此薄彼,重應用研究而輕基礎理論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強調重視傳媒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但在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上,所有國內學者提交的幾十篇論文中,只有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論文《對傳媒業流通產業性質的初步認識》屬于探討基礎理論問題的。看來,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已是當務之急。
需要宏觀研究,也需要微觀研究
傳媒經濟學需要宏觀研究,但更需要貼近實際、指導實踐的宏觀研究;需要微觀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來、引申為普遍原理的微觀研究。
從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來看,從宏觀方面研究傳媒經濟的論文居多,探討傳媒體制改革思路、研究報業發展趨勢、思考電視產業發展戰略等方面的論文比比皆是,這主要源于中國傳媒經濟的特殊性。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傳媒的市場化還是一個需要避諱的話題,此后,傳媒市場逐漸放開,這是個變化的過程,傳媒管理機構在逐步完善和發展適合國情的傳媒政策體系,調整和變革不斷,文化體制改革正在不斷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傳媒經濟,就不得不緊跟傳媒政策變化,研究影響傳媒運作的大環境變化及對傳媒運作造成的影響和前景展望,這是特定研究階段的必然。
同樣,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傳媒經濟運作都與它們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規分不開。與中國相比,只是西方國家的傳媒政策法律體系已趨于完善,不需太多調整。表現在傳媒經濟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觀傳媒環境少,研究微觀傳媒運作多。
但是,現在傳媒經濟的宏觀研究卻存在著不貼近實際,難以指導傳媒實際運作的問題。建議引入報刊的退出機制,但卻不提及報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員怎么安置、遺留下來的債權債務問題怎么解決;呼吁傳媒集團整合由物理變化轉為化學反應,但如何去實現,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資源,卻拿不出有效措施來;討論打破行業壁壘,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但卻未考慮引進多元資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資本、多元資本如何利益分成的問題;強調應明確傳媒產權,強化產權責任,卻忽視了傳媒產業的現狀……。傳媒經濟學要成為顯學,要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必須加強學界與傳媒業界的溝通與交流,以實踐來推動理論,以理論來指導實踐。
傳媒經濟的微觀研究少,而且,許多微觀研究屬于媒體的成果展示,或經驗介紹,業內人士戲稱為“述職報告”。此類研究的特點表現在:
以偏概全,常將某媒體的成功歸功于某一項新措施的實施,而不考慮其他因素;就現象談現象,就問題說問題,研究深度不夠;重感性思維、輕理性研究,很少運用數理邏輯及經濟學理論構建傳媒經濟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釋性成果居多,預測性成果較少;理論性不夠,對于媒體運營實踐的指導性不強。這些微觀研究不具備科研成果特性,無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難被推廣,成果作用也得不到發揮。
針對這種微觀研究現狀,應構建傳媒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模型體系,使其成為一般性的媒體經濟實踐決策的科學依據。構建傳媒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模型體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傳媒經濟運作的實際情況,但是它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抓住傳媒經濟分析的核心問題。只要靈活應用,便可幫助人們更好地解釋、分析、預測傳媒經濟運行的規律,幫助傳媒經營者制定運營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傳媒經濟學不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過分重視定性,輕視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過分重視定量,輕視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過現今傳媒經濟學過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視定量研究。如陳積銀的《試論中國傳媒經濟研究的不足與突破》(《今傳媒》2004年第7期)、潘力劍的《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聞記者》2004年第7期)、郭煒華的《傳媒經濟的研究進路》(《新聞記者》2005年第2期)等。有許多學者很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國教育報刊社的陳中原先生、中國人民大學的鄭保衛教授也曾談到傳媒經濟學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數據論據能使研究成果的論點更具說服力,量化研究指標建構數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讀性和科學性。但為什么中國的傳媒經濟學者還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來研究傳媒經濟呢?為什么在前幾年就有人批判這種現象,到了現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這主要與當前傳媒學術界研究者的學術背景有關。最早開始從事傳媒經濟研究的學者大都是學習新聞傳播及其相關專業出身的,中國新聞學傳統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經濟學的數理統計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實證研究成果積淀,因而很難運用定量研究方法展開研究。
其次是研究傳媒經濟的學者缺乏進行定量研究所必須的數據。國外傳媒許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們必須定期披露運作信息,這就為他們的傳媒經濟學者提供了可資研究的公開數據源。從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收到的論文中,可以看出許多國外學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數據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體公司的公開數據,如瑞典延雪平大學國際商學院、瑞士盧加諾大學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傳媒公司:如何應對跨國傳媒實體組織?》、韓國首爾女子大學JaeminJun g的《全球傳媒巨鱷的合并與并購:對經營領域、整合模式、國外地區的偏好》、美國喬治亞大學的JunXu的《美國傳媒產業的集中:復制與延伸》等。
而國內傳媒上市公司極少,非上市傳媒則往往將傳媒運作視為內部機密,決不外泄。因此傳媒研究者無從獲得信息,只能依靠傳媒運作者偶爾、隨意的公布獲得。在這種情況下,為數不多的上市傳媒的信息披露顯得尤為珍貴。去年北青傳媒的半年報、年報數據成為傳媒經濟研究者的寵兒,絕大部分探討報業經濟的研究論文都引用了北青傳媒信息披露的數據。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國內學者也非常重視傳媒經濟學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沒有可供利用的數據,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定性研究。
篇9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2]韓煉.面向全球化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J].現代傳播,2004(2).
篇10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