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層黨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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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改革開放，給我國社會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變革。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出現的一系列變化，是其中最為突出、最具深遠意義的變化之一。農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護和發展；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迅速增長；農民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當家做主的意識不斷增強。面對這種活生生的現實，曾經是農村各項工作領導核心的黨組織如何應對？如何發揮作用？如何適應發展，轉變自己的功能？這是擺在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面前的大問題，也是擺在執政的共產黨面前的大問題。一定意義上說，能不能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反映的是執政黨引領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能力與水平的高低。

許多地方和基層的黨組織，義不容辭地擔起責任，針對農村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大膽探索，勇于實踐。近年來，這方面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省**縣“黨支部+合作社”的嘗試，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一、有哪幾種模式

**“黨支部+合作社”模式的具體形式，依合作社的形式而定。從現有情況看，合作社大體上存在四種模式：

一是龍頭企業帶動型。如千秋鎮愛民米業專業合作社，以愛民米業公司帶動農戶，形成了**省最大的大米加工企業；慶緣康蜂業合作社，以慶緣康蜂產品廠作為龍頭企業帶動農戶組成合作社。

二是種養大戶牽頭型。如**縣盤灣鎮鶴宇禽蛋產銷合作社，主要由當地的村支書王金樓牽頭帶動。他在當地很有威望，當地都愿意跟他去搞養殖。合作社成立以后，以統一的品牌銷售，主要在無錫銷售。正是因為規模擴大，一位無錫客商還決定在當地投資一個20萬只雞的現代化養殖廠。又如耦耕鎮富民蔬菜專業合作社，由村支書鄭友東發起，建了鋼架大棚，種植辣椒10多年，在當地很有威望，帶動了許多農戶加入。現在該合作社有2000個大棚，每個大棚平均1畝地左右。

三是“經濟人”型。這里所講的“經濟人”，不同于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人”，它是地方政府部門對農村生產經營型農戶的指稱。大戶領辦型，主要指銷售商。如洋馬鎮天香菊花專業合作社，在全國17個主要藥材市場建立了辦事處，設立了23個外銷窗口，年銷售干品菊花4000噸，占全國干品菊花產量的50%，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000元左右；**縣富陽苗木花卉產銷合作社，是由當地黨員“經濟人”吳剛牽頭的。這個合作社過去是一家一戶生產，2007年6月成立。成立不久，成果就比較明顯，它的產品打進了北京奧運以及上海市博會的開幕式。

四是農民互助合作型。主要是指農村一些技術或銷售型能人，為了克服單獨從事某個行業的市場風險而主動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成立的合作社。如**縣通洋鎮食用菌產銷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年底。這里的農民種植食用菌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食用菌之鄉。為了突破當地狹小的市場，由幾名黨員牽頭組織部分農民到外地開拓市場，在全國10多個省100多個縣級以上城市建立生產基地，把菌種帶到全國各地去種植，帶動了1萬多農民創業，產值3個億，純利潤1.5個億，人均純收入增加3800元。

針對合作社的不同形式，黨組織在必須做到“有所為”的基本原則下，“進入”合作社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

一是單獨組建。按照黨章規定，合作社社員超過3名以上正式黨員的可以單獨組建黨支部。黨員如果超過50名，可以根據工作需要成立黨的總支委員會或黨委。

二是聯合組建。合作社黨員人數不足3名，可以就近與其他合作社聯合組建黨組織。如一個合作社有2名黨員，另一個合作社也只有2名黨員，兩個合作社的黨員一起組建聯合黨支部。

三是掛靠組建。在合作社黨員人數較少，沒有成立黨支部的情況下，可以掛靠在主管部門黨組織，成立黨小組，待條件成熟以后成立黨支部。

四是派駐黨建工作指導員。針對第二、三種情況，**縣委組織部在每一個合作社中派駐黨建工作指導員，一是協助合作社規范內部管理；二是為合作社單獨組建支部創造條件。黨建工作指導員主要由經驗比較豐富的黨務工作者以及一些后備干部組成。全縣有78名黨建工作指導員。

**把黨支部建在產業鏈上，目前，在全縣104家合作社中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

二、運行效果如何

“黨支部+合作社”模式主要由黨組織、龍頭企業、基地、社員（農戶）等元素組成。黨組織發揮組織引導、服務作用。其中黨支部的功能，**縣委組織部描述為“組織引導、協調服務、典型示范、保證監督”作用。龍頭企業發揮帶動作用，基地進行原料加工，農戶進行生產并提供生產原料。這四個“元素”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形成了建立在生產鏈條上的以黨組織為領導的“組織帶動新體系”。黨的建設不僅服務于經濟建設，而且有機地融入到經濟建設之中去。“黨支部+合作社”不是簡單的迭加，而是有機融合，是把黨的組織優勢與合作社的資金、市場優勢有機結合起來，實現黨建與富民的相融互動。

黨支部在合作社中的作用和活動，主要體現在“四個圍繞”上：

一是發揮黨員的能力優勢，圍繞提高生產技能開展活動。慶緣康養蜂合作社的發展具有典型性。這是一個以加工企業為龍頭帶動而形成的合作社，核心成員有2000多戶蜂農，有蘇中、蘇遼、蘇蒙、蘇新四個生產基地。在企業生產過程中，其原來的藥物殘留超標，影響到企業的產品安全問題。這要求企業必須有一個保證質量、穩定的原料來源。合作社通過發揮黨組織的作用，實行溯源管理，在四個生產基地都建立黨小組，黨小組成員也是技術員，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建立蜂蜜檔案，隨時抽查檔案，發揮積極的監督作用。在黨小組的努力和帶動下，該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達到了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管局（FDA）和歐盟的有關質量認證標準。目前，該企業20%的蜂產品產量用于出口。

二是發揮黨員獲取信息的優勢，圍繞共享信息資源開展活動。所謂信息共享，就是讓黨員把在全國各地了解的信息定期在信息會上，讓每一個社員了解市場信息，及時調整種養規模和品種。會后，還以簡報的形式加以詳細說明。

三是發揮黨員熟悉市場的優勢，圍繞拓寬營銷渠道開展活動。主要是黨員經濟人通過走南闖北找市場，在外地設立營銷窗口和辦事機構，解決農民農戶產品銷售難的問題，把更多的農民培養成為經濟人大戶。

四是發揮黨員監督作用，圍繞放大品牌效應開展活動。縣委要求黨組織帶領合作社“有名有姓地闖市場”，重視注冊農戶產品的商標，以增加農業的附加值，提高農戶的品牌意識。在合作社成員共同保護品牌的活動中，黨員要積極主動地發揮監督作用，打擊各種攙假行為，保護共同品牌。

與此同時，上級黨組織也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基層黨支部的指導。例如**天馬鎮黨委提出，黨支部在合作社中要做到“指導不指令、參與不干預、鼓勵不包辦”，鼓勵但不強制農民加入到合作社來。為了協調、管理合作社的有關工作，黨委還成立一個“黨支部+合作社”辦公室，協助合作社的申請辦理工作。

三、對推進農村基層黨建有怎樣的意義和啟示

綜觀**黨建模式，合作社雖然是一個小載體，但在黨支部領導下，二者的有機結合卻是一篇“大文章”，它反映出了當前農村黨的建設的許多新涵義。

1、“黨支部+合作社”體現了農村基層黨的建設的正確方向

合作社之所以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是因為它代表了未來農村經濟組織發展的方向。各國鄉村建設的經驗表明，與其他產業與職業相比較，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是相對弱勢的群體。在弱質產業和弱勢群體中發展合作社經濟，對于改善他們的地位，緩解他們與其他產業和群體的失衡，都有著積極而深遠的意義。基層黨組織支持并引導合作社的發展，表明我們黨在承認農民為弱勢群體這個基本事實的前提下，深刻把握農村工作的普遍性規律，以實現農民經濟利益為前提，以合作社為載體，把農民從、鄉鎮企業等既往的經濟組織形式的基礎上再次組織起來，是對利益分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農民的新型代表機制的成功探索。

2、“黨支部+合作社”是對黨的農村工作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回顧我們黨支持和領導發展農民合作的歷史，既有經驗，又有教訓。我們黨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并不失時機地推動人民自己選擇的實現民生目標的各種組織形式的發展，合作社經濟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黨還十分注重在合作社這種形式下開發它的多種功能，使合作社除了經濟職能，還肩負著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的職能。如在大革命時期組織合作社反抗地主、劣紳階級剝削，邊區政府時期組織合作社發動群眾運動、進行“文化”改造，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合作社實現集體化的社會改造目標等。這些經驗，都是彌足珍貴的。正因為有這些經驗，改革開放以后發展農民合作的嘗試才有比較高的起點。與1950年代初期的合作社相比較，當前農村的新型合作社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保證了村民自主權，進社、退社自由；二是無行政權力干預；三是合作社既包括以農戶生產資料、勞動力入股的合作產權，也有農戶對生產資料的私有產權；四是合作社保證社員公民權利、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不難看出，在這些特點背后，是我們黨長期實踐的深厚積淀。

3、“黨支部+合作社”是黨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做主的實際體現

所謂“支部+合作社”是指支部引導、保障、協調、服務于合作社，發揮黨支部核心作用，把合作社經濟做大做強。在支部領導活動中，支部的功能被定位為諸如“發展富民的組織帶動新體系”（****縣），“實現農村黨的建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相融互動”（四川南江縣），等等。支部的組織形式根據行業特征、產業鏈的地域分布幅度而定。隨著更多的農戶加入到合作社中來，合作社的功能開始超越了經濟范疇，向社區治安、文化建設、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發展。如**縣由個別合作社發起組織的新農村農民藝術團、四川南江縣沙河鎮農產品流通合作社向農村傷殘軍人的義務捐助活動等等。

合作社內部采取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協商、民主管理的治理結構。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合作社的生產經營活動。作為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合作社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和嚴密的運行制度，按照章程開展各項活動。合作社的成員大會是合作社的權力機構，合作社的成員可以依照法律和章程的規定，參與對合作社的控制、決策和管理。合作社的理事會、監事會由成員大會選舉產生，向成員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每個成員都享有一人一票的基本表決權，合作社的重大事務都要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表決，確保成員參與決策的民主權利。從這個角度上講，合作社組織實際上成了在村民自治之外的又一種新型群眾自治組織。

4、“黨支部+合作社”是建設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生動實踐

黨的組織寓于群眾之中，這是我們黨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群眾工作法寶。成為執政黨后，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自身的官僚化。受科層結構之累，執政黨比革命黨更容易脫離群眾，這是一個普遍規律。要避免脫離群眾的危險，光靠思想上有認識是不行的，僅僅把聯系群眾作為一種作風來強調也是不行的。必須善于找到能把黨組織和廣大黨員與群眾連接在一起的載體。合作社就是這樣一個有效的載體。“支部+合作社”正是發揮黨員的“聯結點”和“黏合劑”作用，通過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以實績勵人，以品德感人，以榜樣示人，影響群眾的行為，改善社會風氣，在群眾中形成合作團隊，引導群眾組織起來。黨組織存在于合作社之中，還可以利用執政資源積極為群眾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形成以黨組織為核心的社會凝聚力、向心力，真正形成以黨內和諧帶動社會和諧的局面。可以說，“支部+合作社”是我們黨投資社會資本的一個有力舉措，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

**“支部+合作社”的黨建模式是黨在基層社會中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的創新。它成功實現了鄉村社會發展中農民利益的表達與整合，突出了以鄉村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為核心的黨建目標，把群眾吸引到黨組織的周圍，擴大了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把黨的先進性建設和黨所推動的新農村建設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為當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尋找了一條新路子。此外，合作社屬于民間組織，因此，“黨支部+合作社”模式也為當前我們黨正在積極探索的如何處理好與社會組織關系的課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