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協同創新研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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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裝備制造業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重任，其持續高速發展離不開科學的創新模式，現有研究多從產學研協同創新視角提出對策，但往往忽視數字化工具對協同創新的促進作用。本文借助數字化手段，嘗試以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研發模式為研究對象，建立裝備制造業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演化博弈模式，并對模型結果進行模擬和仿真，分析有限理性下各參數變化以及在結果中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水平能力、政府支持力度以及裝備制造業轉型程度等因素通過提升企業利潤的方式對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具有提高創新效能的作用。最后根據研究結果從促進數字化產學研融合發展角度提出增強我國裝備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產學研合作；數字化；協同創新；演化博弈

裝備制造業是為滿足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和國家安全需要而制造各種技術裝備的產業總稱，其快速發展也為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與科學技術進步提供重要的保障[1]，特別是在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日益加劇等巨大變化的背景下，裝備制造業已經對國內市場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2]。國內外關于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的文獻指出，我國裝備制造業存在產業內部結構單一[3]、高技術設備制造能力滯后[4]、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能力下降[5]等問題，嚴重限制裝備制造業的高速發展，制約裝備制造業結構的升級、效益的提高和資源的優化。可見，目前裝備制造業發展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為了更快觸達科研創新資源，企業往往傾向與具有較高創新能力的高校和科研單位合作，打造產學研協同合作的新型技術創新生態。然而，在開發投入、技術創新活動以及創新成果應用等方面仍存在內外部環境驅動力較差[6]的問題，主要存在數字化知識共享障礙[7]、產業結構不合理、創新成果轉化率較低[8]以及政府支持力度有限[9]等問題。因此，裝備制造企業迫切需要提高行業內外部驅動力，形成新型科技創新體系[10]。結合當今新興技術的創新以及市場經濟大環境改變，數字化以及數字化協同已經成為促進新經濟時代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要素[11]，推動形成以數字資源為核心競爭力的裝備制造業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新模式，實現跨越融合式發展是必然趨勢。梳理上述文獻發現，仍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相關文獻嘗試通過裝備制造業產學研協同模式解決創新能力不強的問題，但協同雙方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有限理性的特點，可能導致存在知識偏差等，未考慮到參與者決策過程中的利益協調、收益共享等問題；相關研究在產學研模式研究中引入政府因素，探究在靜態視角下政府對于策略選擇的定性影響。而實際上，政府對策略選擇是隨著環境不斷變化的微觀動態的影響過程。因此，本文以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作為提升裝備制造業發展的途徑，將數字化融合發展模式為主要契機，引入博弈模型，將裝備制造業以及學研機構作為博弈雙方，將雙方的博弈行為視為不完全信息下有限理性主體的博弈行為。并將政府的支持力度定量納入裝備制造業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關系研究中，通過政府引導推動外部資金和內部資金的流動，促進產業集聚。利用數字平臺構筑雙方密切協同創新的平臺生態，獲得數字化創新的財政支持，借助數字化因素優化從原始創新到成果轉化各環節之間的信息屏障，緩解信息不對稱、資源不對稱等問題，增加裝備制造企業創新發展的動態性，實現“數字-實體”融合經濟的支撐性效應與數字化引領作用。

1演化博弈模型構建及分析

1.1演化博弈理論分析

當今科學技術高速發展，裝備制造業實現技術革新，打破數字壁壘，必須采取與其他社會主體參與合作的方式，運用多學科交叉創新模式有效提高創新效能。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中較為明顯的利益相關者是企業、政府和具有創新科研能力的大學、科研單位等相關機構。在數字化協同創新活動的過程中，每個參與者都會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決策行為對自己的影響，從而對行為做出合理的判斷。演化博弈論不同于完全理性下的傳統博弈方法，從有限理性的角度出發，參與活動的主體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達到平衡狀態，突出重復動力學的特點。在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過程中，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等面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等因素，在傳統運行模式以及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之間進行策略選擇，這與演化博弈的理論特征相吻合。其中，傳統運行模式是指裝備制造企業通過單向渠道進行價值創造的過程。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是指將裝備制造企業將綜合分析能力、連接能力、智力能力整合優化形成數字化、信息化和生態化的融合交互模式。因此，構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裝備制造業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選擇是合理的。

1.2模型假設條件

本文將在有限理性原則的基礎上，結合系統演化論和博弈論的理論，提出以下的基本假設：假設1：在“自然”的狀態下，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作為數字化協同創新的主體，兩個主體因各自擁有獨特的資源和信息被認定為“有限理性”。雙方均會從自身的共同利益角度出發，選擇最有利于自身共同發展的合作決策。因此，將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之間的博弈雙方分別以下列符號來表示：裝備制造企業A、學研機構B，A和B均有兩個策略集的選擇，分別是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或“傳統運行模式”策略。假設2：產學研模式通過技術創新合作形成了互動的效應，企業提供創新資金，給予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以及技術創新雄厚的人力和物質支撐，同時利用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開發的技術和知識創新成果來幫助自身獲得盈利，使各方通過創新獲得收益。但由于雙方的利益訴求不一致、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很有可能會直接引發“搭便車”、機會主義等行為。因此，各個創新主體之間的行動策略都是不斷改變的。若裝備制造企業本身具有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偏好，而學研機構則具有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的偏好，或者學研機構本身也具備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偏好，而裝備制造的企業在選擇"傳統運行模式”時，雙方的利潤發生變化為Ri(i=a,b)，則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一方后，其利潤增加Ri，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的一方，企業利潤減少Ri。假設3：考慮雙方數字化協同創新的主體之間決策的明顯不確定性，盡管數字化協同合作創新的主體都是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組成某個共同體，但是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利益、時間、資源等其他方面的沖突，出現“中途背叛”的現象。此條件下，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均按照以往“傳統運行模式”繼續運轉，只能得到正常的收益，則此時裝備制造企業A獲得的投資收益為Ia，學研機構B獲得的投資收益為Ib。假設4：若裝備制造企業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而學研機構則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那么裝備制造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必須按照要求自主對其現有的生產線、硬件設備、軟件設施等技術升級和改造；若學研機構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而裝備制造企業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的策略，則由于學研機構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獲得技術支持，或者在行業中投資具有影響力等商業。假設其原成本為Ci(i=a,b)。若雙方通過數字化緊密合作，實現個性化服務定制，裝備制造業顯著提升其產品的質量和使用普適性，學研機構同樣持有積極合作的真誠態度，研發高質量成果進而提升了行業內的水平，雙方收益均隨之增高。因此，將由雙方共同獲得的直接利潤記為Pi(i=a,b)。假設5：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緊密關聯的關系，雙方在某種程度上對彼此的資源和技術優勢有效的利用和互補。若裝備制造企業A和學研機構B均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裝備制造業在生產要素等方面創新，學研機構對其技術支持，雙方的成本為Ti(i=a,b)，則企業間的技術合作創新會產生作用，此時雙方協同創新需要投入的成本小于僅有一方選擇創新的成本，即Ti<Ci.假設6：在裝備制造企業A和學研機構B均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的前提下，雙方通過企業間的融合互補直接產生協同效應，共同創造間接收益。若利用數字信息技術對企業運營管理的能力越大，通過數字化信息平臺所獲得資源以及創新研發能力也隨之提高，可吸收其他相關行業資源的能力越大。裝備制造企業以系統設計技術、控制技術與關鍵總成技術為重點，增加研發投入，提高企業的創新和研發能力，從而創造的投資收益也越多。所以，將通過數字信息技術獲得資源的能力稱為數字化水平能力設為θ，并將裝備制造企業A通過數字信息平臺獲得的投資收益設為θRa，將學研機構B通過數字信息平臺獲得的額為投資收益設為θRb。同時，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單依靠企業、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等人員的支持與參加是不夠的，政府對于產學研協同的管理與監督是不可能被忽略的。若政府的支持參與力度越大，將會增加投入的專項資金以促進產學研協同創新，以政府補助來減少成本支出。所以，設政府支持力度為η。又因當前我國推動裝備制造業自動化發展以進一步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將傳統數字化技術模式作為基礎，運用數字化減少轉型升級的成本支出，則將裝備制造業從傳統模式轉型數字化的程度設為μ。假設7：在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合作的整個過程中，A和B兩者之間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概率分別是x、y，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的概率分別是1-x、1-y且x,y∈[0,1]，均為時間T的函數。

1.3博弈演化模型

基于以上假設，構建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收益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表1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收益支付

2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由收益支付矩陣可知，學研機構采取“傳統運行模式”策略下，Pa+Ia-Ca為裝備制造業選擇兩種不同策略的投資收益差；學研機構采取“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下，Pa+Ra+θIa-(1-η-μ)Ta為裝備制造業選擇兩種不同策略的投資收益差；裝備制造企業采取“傳統運行模式”策略下，Pb+Ib-Cb為學研機構選擇兩種不同策略的投資收益差；裝備制造企業采取“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下，Pb+Rb+θIb-(1-η-μ)Tb為學研機構選擇兩種不同策略的投資收益差。以此方式作為判斷依據得出以下推論：

1)當Pa+Ia-Ca<0且Pb+Ib-Cb<0時，（0，0）是整個系統發展和演化過程中的穩定點。該狀態將成為最不有利于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所之間的數字化協同創新，即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均不愿意協同創新，兩者投資收益都小于0，而且產學研協同技術創新的研發成本過高，均高于雙方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策略下的投資收益，所以雙方考慮到經濟成本的影響將選擇采取“傳統運行模式”策略獨自開展技術創新，最終結果將演化為（傳統運行模式，傳統運行模式）的穩定狀態。上述分析說明：裝備制造業在創新鏈與產業鏈之間體現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在數字化前沿領域內，產品迭代越來越快、產品生命周期逐步縮短，裝備制造企業的每一個環節的選擇和決策都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單純依靠學研機構知識轉移能力，學研機構壓力過大，產學研創新績效總體較差。

2）當Ia+Ra+θIa-(1-η-μ)Ta<0且Pb+Ib-Cb>0時，（0，1）是整個系統發展和演化過程中的穩定點。在這種穩定的狀態下，學研機構更愿意與裝備制造企業合作開展數字化技術創新研發，而裝備制造企業卻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對于學研機構說，此時數字化協同創新付出的研發費用成本遠遠小于雙方均可以在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下的收益，所以學研機構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而對于裝備制造業來說，學研機構采取“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下，數字化協同創新所獲得的投資收益加上數字化平臺創造的投資收益大于因政府補助以及技術提高作用減少后的研發總成本，受到經濟利益驅動的裝備制造企業會退出數字化協同創新獨自技術創新。經過反復，系統將在穩定自身利益的狀態下選擇（傳統運行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狀態。上述分析說明：產學研進行數字化協同創新后，學研機構知識轉移促進了知識的產業化，但產學研只有通過相對長的時間的合作，才能慢慢促進創新績效以及裝備制造業的創新績效提升。在此過程中學研機構提升了自身的知識轉化能力，但裝備制造企業投資收益較緩慢，裝備制造企業由于顛覆性技術和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需要在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快速提升資源、信息等整合能力。因此，通過數字化協同創新帶來的投資收益較低時，裝備制造業參與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意愿將會降低，最終會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

3）當Pa+Ia-Ca>0且Pb+Rb+θIb-(1-η-μ)Tb<0時，（1，0）是整個系統發展和演化過程中的穩定點。在這種穩定的狀態下，裝備制造業更愿意合作開展數字化協同創新和研發，而學研機構卻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對于裝備制造業來說，通過數字化協同創新策略需要付出的研究和投入均遠遠低于雙方認為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下的投資和收益，而對學研機構來說，在裝備制造企業采取“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下，數字化協同創新所獲得的投資收益降低，政府的補助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等作用而降低了其研發成本，獨立從事技術革命。經過多次反復，系統穩定至(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傳統運行模式)這一狀態。上述分析說明：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后，裝備制造企業既要一手抓創新，又要一手抓市場，使數字化技術研發在產業需求和技術創新的雙驅動下，真正實現產業導向下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融合。其中，學研機構作為“智援”是科學技術創新目標得以落實的基礎和保障，能夠很好解決其創新困難。但仍然普遍存在我國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社會發展需求相互脫節等問題，導致學研機構通過數字化協同創新達到的投資收益較低，最終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

4）當Pa+Ra+θIa-(1-η-μ)Ta>0且Pb+Rb+θIb-(1-η-μ)Tb>0時，（1，1）整個系統發展和演化過程中的穩定點。該狀態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狀態。產學研雙方均愿意數字化技術創新及產品研發，對于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來說，數字化協同創新所獲得的投資收益加上數字化平臺能力創造的投資收益大于因政府補助以及技術提高作用減少后的研發總成本。故此種情況下，雙方愿意數字化協同創新而獲取更大的投資收益，系統會逐漸演化至（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理想狀態。上述分析說明：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后，學研機構在原有技術基礎上借助于市場需求產業化快速發展，裝備制造企業也實現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以及對數字化協同創新績效的促進，博弈雙方在數字化變革中提高對創新環境的適應能力，通過部門的撤并、企業制度的優化以及人事的更替調整內部管理，提升研發過程與科研成果的內部協作水平。同時運用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的高速流動，貫徹數字化協同的理念，提升裝備制造企業科技創新的整體效能。根據雅克比矩陣的行列式定義為正、跡定義為負時，還包含以下兩種特別的情況:

5）當Pa+Ia-Ca>0,Pb+Ib-Cb>0,Ia+Ra+θIa-(1-η-μ)Ta<0且Pb+Rb+θIb-(1-η-μ)Tb<0時，此情況被認為是一種混合的策略，其中包含了上述(2)(3)兩種可能，系統的演化穩定性策略分別稱為（傳統經濟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或者（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傳統運行模式）。

6）當Pa+Ia-Ca<0,Pb+Ib-Cb<0,Ia+Ra+θIa-(1-η-μ)Ta>0且Pb+Rb+θIb-(1-η-μ)Tb>0時此情況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混合的策略，包含了上述(1)(4)兩種可能，系統的演化穩定性策略可以分為（傳統運行模式，傳統運行模式）或者（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根據(5)以及(6)說明，產學研雙方均具有有限理性，通常不是一開始找到最優策略，但均持有“利益最大化”的企業目標，因此雙方的策略選擇一直處于動態變化的環境中。當一方因成本過高而達不到目標績效時，參與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意愿將會降低，最終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而另一方因無法自行承擔高昂成本而被迫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若內外部環境給予激勵，策略選擇將可能會發生改變，雙方參與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意愿提升，裝備制造企業提供產業市場，學研機構作為援助能夠解決創新過程難題，最終整個系統演化至(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的理想狀態。

3數值仿真分析

基于上述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利用MATLAB軟件通過數值仿真分析來描述在裝備制造業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研究的演化過程，數據仿真能夠實現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運用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的不完全信息進行動態演繹。當Pa+Ia-Ca<0且Pb+Ib-Cb<0時，兩者投資收益均小于0。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均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起初裝備制造企業參與意愿高于學研機構，表明我國裝備制造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迫切需要，但因數字化協同創新產生的投資收益差影響參與意愿程度。學研機構策略選擇取決于通過協同創新所獲得業界影響力以及國家支持度，利益分配等問題影響學研機構的選擇。則經反復后趨于穩定點（0，0）。因此，博弈中的雙方如何決定博弈中各自的努力水平和程度，如何衡量各種科技成果的應用價值，如何對博弈中的知識和成本等因素進行科學的計算和轉化，對企業和學研機構協同創新的積極性有重要影響。隨著雙方博弈過程的推進，可能存在協同創新成本高于傳統運行模式創新情況下的成本，或因外部因素激勵不足，市場環境不健全等多種情況，使得協同的一方改變參與意愿，從而選擇策略發生改變，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當Ia+Ra+θIa-(1-η-μ)Ta<0且Pb+Ib-Cb>0時，裝備制造企業均衡于“傳統運行模式”策略，學研機構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對于裝備制造企業來說，數字化創新雖然順應了數字時代的發展變化趨勢，但風險較大，創新的成敗與否很難準確地預測未來的收益，所以很多企業都不愿意花費巨額成本開展技術創新。另一方面，裝備制造企業還面臨創新能力薄弱的問題，即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成敗也取決于其科研能力。對于學研機構來說，作為科研創新的領頭者，是知識、人才以及技術的主要提供者。通過數字化信息平臺獲得影響力將會提升，引起業界的關注，凝聚的科研力量日漸強大，從而創造更多的投資收益，若裝備制造企業給予的財力或影響力具有明顯的提升，參與意愿將會隨之升高，從而穩定到“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狀態。

2）當Pa+Ia-Ca>0且Pb+Rb+θIb-(1-η-μ)Tb<0時，裝備制造企業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學研機構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在數字化協同創新的環節中，就需要產學研雙方之間進行知識與資源的共享，知識與資源之間的雙向流動才能有效地降低技術創新的成本，提升技術創新的效率。裝備制造企業為其創新提供有利的條件，數字化技術創新的成功將會增大其在市場中的比例。在抓住市場需求的同時，加大其數字化融合創新力度，從而增加其收益；學研機構作為其數字化協同創新進程中的主要技術創新力量，面臨知識流溢出的風險相對比較高。數字化協同創新一旦成功，付出更多的時間和努力一方將會遭受很大的損失，引發沖突、脫離、背叛等現象。因此，經過迭代系統將穩定到（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傳統運行模式）的狀態。Pa+Ra+θIa-(1-η-μ)Ta>0Pb+Rb+θIb-(1-η-μ)Tb>0時，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均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此時，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受市場需求環境影響，可能導致其參與意愿降低。但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實現創新主體的多方共贏，均獲得“合作價值”。因此，若數字化協同創新所帶來的投資收益大于協同成本，裝備制造企業提供市場環境與產業導向，學研機構提供技術與智力資源，共同解決企業創新的難題。博弈雙方的共同目標是圍繞科研和成果技術創新集聚為合作伙伴，形成具有數字化科研創新能力的新型生態，最終平衡點趨向于穩定點（1，1）。為了更好地分析各參數對于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影響，本文采用模擬仿真的方法，模擬裝備制造企業與學研機構在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選擇策略上的變動，定量分析各因素對協同行為影響。

1）θ對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影響

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圖2分別是數字化水平系數θ取值0.2，0.5，0.8時，對裝備制造業和學研機構數字化協同創新產生的影響。隨著θ取值的逐漸增大，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概率向為1演化。由此可知，數字化水平能力具有正向推動作用。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和數字化緊密融合促進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是推動創新驅動向更大市場需求方向轉化的保證。推動“互聯網+”數字時代和傳統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實現以移動互聯網為技術基礎的數字化現代技術手段融合發展，打通裝備制造業與其他機構之間的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實現企業之間的互聯通、互操作，不斷提高創新效能，最終構建創新全過程信息共享、資源與業務高效協同的數字化協同創新體系。通過變化曲線看出，數字化分析采集分析能力與平臺管理能力的綜合水平越高，變化趨勢越為顯著，博弈雙方獲得間接性投資越多，數字化協同創新的概率也越大

2）η對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影響

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圖3分別是政府支持力度系數η取值0.2，0.5，0.8時，對裝備制造業和學研機構數字化協同創新產生的影響。隨著η的逐步增大，開展數字化協同創新可能性越大。由此可知，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推動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力度越大。這充分表明在數字化技術革新中，對于裝備制造業說，政府通過引導推動內外部資金的流動，促進產業集聚。利用數字平臺構筑雙方協同創新的平臺生態，納入國省級科技計劃，從組織上和數據上為創新賦能，推進數字化協同創新，迅速提升我國區域性技術和創新能力；對于學研機構說，通過政產學研合作，政府給予資金支持，提供政策性扶助推動企業發展，并了解其需求從而爭取更多的資源。進一步說明，隨著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博弈雙方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參與意愿逐步增大。

3）μ對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影響

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基礎上，圖4分別是裝備制造業從傳統模式轉型數字化的程度系數μ取值0.2、0.5、0.8時，對裝備制造業和學研機構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的影響。μ取值0.2、0.5時，雙方均選擇“傳統運行模式”策略，μ取值0.8時，雙方均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μ取值0.2時，裝備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很低的情況下，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策略的概率呈緩慢下降的趨勢。但當μ取值為0.5時，雙方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的概率增加，增加的速度大于μ為0.2時的情況，但最后曲線變化為緩慢下降趨勢。當μ取值為0.8時，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的概率增加趨近于1。由此可知，μ小于或等于0.5時，傳統模式轉型程度越小，越抑制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μ大于0.5時，雙方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策略的概率增加，愿意數字化協同創新。這同樣說明，我國傳統模式轉型程度較低時，可能因為數字化轉型成本太高，產學研協同創新融資和收益將存在不確定性以及較高風險，因此選擇數字化協同創新策略的概率小于轉化程度較高時的概率。這進一步說明，隨著傳統模式轉型數字化的程度增大，博弈雙方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參與意愿會逐步增大。綜上，裝備制造業產學研是否進行數字化協同創新呈現出穩定演化狀態取決于多種因素。數字化水平能力、政府支持力度以及裝備制造業轉型的程度均影響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數字化水平能力和政府支持力度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裝備制造業的創新轉型程度對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影響方向隨轉型程度的大小而變化。

4結論

1）裝備制造企業和學研機構可能會選擇（傳統運行模式，傳統運行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傳統運行模式）、（傳統運行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以及（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數字化協同創新模式）4種策略，而模型穩定于哪種狀態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

2）對裝備制造企業以及學研機構說，通過數字化協同創新產生的成本投入以及利潤輸出對博弈雙方具有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依賴數字化平臺，數字資源整合形成后數字平臺吸收其他行業資源，博弈雙方策略選擇因利潤的變化發生變化，利潤輸出的提高增加雙方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參與意愿。

3）數值仿真顯示，數字化水平能力、政府支持力度以及裝備制造業從傳統模式到數字化模式轉型的程度均影響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其中，數字化水平能力的影響較為顯著。因此，數字化水平能力的增強將提高數字化協同創新過程中的利潤，同時，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以及裝備制造業現有模式數字化程度越大均通過減少成本來獲取更多的利潤，則均有利促進產學研數字化協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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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雷 鐘一純 林超然 單位:哈爾濱工程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