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公私合作公眾情緒共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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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大力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環保領域公私合作項目日趨上升，其負外部效應導致公眾負面情緒產生。基于共振視角，研究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鄰避效應及公眾情緒共振；結合“結構箱”理論，探究個人情緒與群眾情緒孿生交織達到情緒共振；設計群體情境實驗，評價情緒感染程度。研究表明，群體情緒對個體情緒具有放大作用，且不同群體規模情緒放大程度存在差異。從源頭阻斷、抑制發生及控制傳播方面提出阻斷對策，促進環境治理公私合作整體式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環境治理；公私合作；情緒共振；群體情境；孿生交織

1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鄰避效應及情緒共振

公私合作項目被越來越廣泛地用作國際發展合作中引入非政府行為體與社會資本的主要途徑[2]。與傳統的環境治理不同的是，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的唯一主體不再是政府，而是從傳統的單一項目交互和合同管理轉化為多元主體治理網絡[3]，治理行動者在環境多層級空間具有多元化高度適應性[4]，促進了環境治理責任多元主體的共擔[5]。在獨立活動的同時，相互依存并共同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目標。環境類鄰避設施潛在的和實質的風險引發環境治理項目規劃地周圍居民的抵觸情緒和強烈反對，其中居民個體情緒與群眾情緒的相互交織，使得負面情緒傳播疊加，社會沖突頻發。當公眾的某種情緒逐步發酵成為社會的普遍情緒時，大多數人的共同情緒被激發出來，傳播的負面情緒在群眾中產生共鳴，當其達到足夠的規模并產生社會共鳴時，構成“社會情緒共振”[6]。在互網絡媒體輿論導向中，公眾情緒與輿情事件同步波動生成“共振機制”，放大了網絡輿論傳播過程中的負面影響，公眾情緒產生震蕩共鳴，輿論導向進一步深化為某種社會效應。

2網絡媒體對公眾情緒的影響

2.1網絡輿情傳播的放大作用

群眾通過在網絡媒體不斷表達觀點、釋放情緒、關聯互動產生社會影響，從而促成輿論的生成與發酵。在新媒體生態格局中，各個媒體對焦點事件進行不斷轉載和無限傳播，不斷放大信息和音量為公共議題[7]。特別是在原有鄰避情緒的基礎上，由于政府處理問題不得當，使得公眾的負面情緒加深。在此過程中，自帶情緒色彩和片面性的信息在網絡場域中廣泛傳播，形成了政府、網絡媒體、公眾三方之間的多向互動關系，如圖1所示。網絡輿情傳播對負外部性的放大作用，主要通過網絡媒體場域下的社會放大站和個人放大站，其中社會放大站包括社會媒體、新聞網站、軟件等其他組織，極易煽動公眾的負面情緒和恐慌感。情緒在大幅度的不斷分化與整合的過程中達到共振，最終造成輿情事件加速發酵與風險感知無限放大的后果。

2.2結構箱中的情緒共振研究

借助“結構箱”理論，應用于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引發的公眾情緒共振方面的研究，探討此類情形在“結構箱”中的形成因素以及事件形成的過程分析。結構箱包括政治、經濟、網絡等不同方面因素[8]，在其形成的相對封閉的空間中，外部負效應帶來的公眾怨氣不斷積壓，導火索的出現點燃結構箱中的怨氣，引發多維因素相互碰撞致使群體事件爆發。2.2.1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負效應導致某一事件發生———導火索結構箱的形成因素越多，其不滿壓力越大，公眾對于社會不滿情緒的燃點就越低。一旦結構箱中以環境污染事件為導火索引起民怨群憤，燃點觸發，個人負面情緒被無限放大，導致環境群體事件發生。例如太湖水污染事件，政府漠視群眾生產生活狀況，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公眾環境利益遭受長期侵害，社會矛盾升級，情緒張力擴大，一旦偶發導火索事件就會引爆一場針對地方政府的群體事件。2.2.2政府處置問題不當———催化劑導火索事件發生之后，公眾情緒波動較大，極易受到不法分子的惡意引導，產生偏激行為，政府處理事件的態度、方式決定其輿情事件的導向。若政府能夠及時做出回應，撫慰民眾不滿情緒，便可熄滅導火索事件源頭。若政府的應急管理能力較差，盲目掩蓋事實真相，回避社會責任要點，則會催化民眾負面情緒的積累 發。在原有鄰避情緒的基礎上，政府處置問題不當起到催化劑作用，使其政府形象與公信力受到嚴重損傷。2.2.3信息擴散，負外部性被放大———公眾情緒共振互聯網媒體的普及降低了公眾參與環境治理事件討論的門檻，事由真實性缺乏驗證，導致部分不良媒體通過文字游戲對信息進行包裝，斷章取義，使其信息失真。在輿論的不斷傳播下，群體多元觀點的爭鳴與多樣情緒的發酵，個體情緒勢能a與群眾情緒勢能b孿生交織，在網絡媒體與群體認同的作用下，群體情緒持續傳播與雙向感染致使公眾產生群養效應與模仿心理，公眾情緒不斷發酵演化產生情緒共鳴，每一個情緒傳播節點都為下一個環節提供情緒勢能，推動情緒勢能螺旋上升到達頂峰造成情緒共振，如圖2所示。2.2.4社會控制失敗———群體事件爆發在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群體事件中，參與主體為保證自身利益，產生過激行為，群體事件升級。為防止事態蔓延，地方政府與企業暗箱操作，公眾所關注的環境污染問題未得到徹底解決，干群矛盾厚積潛伏。一旦事態發展超出公眾心理預期和政府可控能力范圍，環境治理群體事件爆發，事態發展將無法預計。此時公安部門與政府的控制方式、態度與時間在群體事件中起著重要作用。倘若防控失誤便會導致社會控制的失敗，使得最后一道防線崩塌，群體事件大規模爆發。

3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群體情緒測評實驗

3.1實驗假設

基于公眾情緒視角，考察群體情景參與主體的情緒體驗水平以及不同組群規模下參與主體情緒的差異性。結合Jakobs、Bruder研究，做出以下假設。3.1.1群體情景對參與主體情緒起到放大作用在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負效應的影響下，參與主體在群體情景中的情緒體驗水平明顯高于參與主體在個人情境中的情緒體驗水平。3.1.2群體情境因素群體規模顯著影響調查主體的主觀情緒水平。不同群體人數對參與主體的個人情感體驗水平有不同影響。組群基數越大，其負面情緒的共振效果越明顯。3.1.3情緒感染因素受他人情緒影響程度、與他人情緒的一致性、對他人情緒評估，分別與個體情緒體驗水平呈正相關。

3.2實驗設計

在A地XX區域，政府下發基于公私合作模式有關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文件。建設初期附近居民情緒波動最大，以便準確了解公眾情緒起伏的過程，實驗主要調查對象是此區域附近居民。3.2.1隨機選取附近居民200人次發放調查問卷1（單獨情境下情緒調查）。3.2.2分組情緒調查。將填寫問卷1的參與者聚集到附近居委會，并分為3人組、6人組和10人組。群體情景組的參與者充分討論居住地附近建立垃圾焚燒場會對生活帶來的影響（討論時間30min），并總結發言。3.2.3群體討論后情緒調查。發放調查問卷2，其包含了8種情緒詞，其中4個是正向情緒詞，4個是負向情緒詞。整理匯總有效樣本數據，利用SPSS25.0對有效問卷數據做信度分析，驗證調查問卷的穩定性和有效性。如表1所示，分別對4個正向情緒詞與4個負向情緒詞進行合并，結果顯示其Cronbach'sAlpa值均大于0.70，表明調查問卷內部一致性和可靠性較好。如表2所示，該份關于環境治理公私合作公眾情緒共振問卷的KMO值為0.782>0.7，p值為0.000<0.05，表明此量表的變量間存在相關性。通過比較4個情景組情況的總體均數之間的差異，判斷各組觀察值具備獨立性，服從近似正態分布。3.2.4總體心情得分在不同分組情況上的得分差異。為研究總體心情在分組情況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對其在分組情況上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由表3可得，p（總體心情）=0.000＜0.05，F=43.775，表明總體心情在分組情況上存在顯著差異，且在10人組的人群的總體心情評價水平最高。相比個人情景，在群體情景下，參與者不滿情緒更高，假設1成立。3.2.5負面詞評價在不同分組情況上的差異。為研究負面詞評價在分組情況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對其在分組情況上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由表4可得，p（負面詞評價）=0.000，F=234.647，表明負面詞評價在分組情況上存在顯著差異，且6人組的人群負面詞評價水平最高，且均高于個人組。群體情景中的群體規模不同會對參與者個人的情緒體驗水平的影響不同。情緒規模越大，個人情緒水平越高，假設2成立。為研究情緒感染因素與個體情緒體驗水平是否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運用皮爾遜積差判定相關強度。由表5可得，情緒感染因素與個體情緒體驗水平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在0.4以下，表明情緒感染因素與個體的情緒體驗水平存在顯著的低程度的正相關關系；情緒感染因素與負面詞評價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在0.4～0.7，表明情緒感染因素與負面詞評價之間存在顯著的中等程度的正相關關系；由此可見，受他人情緒影響程度、與他人情緒的一致性、對他人情緒評估分別與個人心情、負面詞評價有正相關性，假設3成立。研究表明，群體情景對參與者情緒起到放大作用，個人情緒體驗在群體情境中體驗更加強烈。群體情景中的群體規模不同對參與者個人的情緒體驗水平的影響不同，群體規模越大，個人情緒體驗會有上升的趨勢。情緒感染因素與個人情緒體驗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說明個人情緒在群體事件中受他人情緒感染，公眾情緒極易產生共鳴，達到情緒共振。

4阻斷對策分析

通過分析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引發的公眾負面情緒，探究情緒共振效果，以尋求強大的情緒疏導能力，提出阻斷對策抑制此類群體事件發生，從而達到完善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和維持社會穩定的雙重目的。因此，結合“結構箱”中的事件形成過程，針對每一階段提出有效治理對策。

4.1阻斷“結構箱”形成

完善政府監管機制。建立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績效評估考核機制，加大項目監管力度，根據評估結果和合同進行價格調整或補貼，促使公眾積極參與環境治理并進行監督，形成多元主體協同監督機制。健全環境治理體系。強化法制創新，厘清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在運作過程中的法律沖突問題，營造項目穩定權威的法治環境，構建國家環境安全審查機制，為法律法規體系的完整提供強有力保證。

4.2抑制“導火索”發生

樹立風險預警意識。消除綠色環境欠賬，充分重視公眾利益，貫徹環境治理理念于日常管理范式的點滴細微之處，切實增強公眾幸福感；疏通民意反映渠道，健全群眾利益表達機制，協調社會利益糾紛，有效引導輿情控制，推進政治民主。推動公眾積極參與。加強群眾指導服務，支持公眾積極參與環境治理，推行生態補償制度，強化公眾服務功能，發揮群眾合作經濟組織作用，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4.3減緩“負情緒”共振

規范媒體傳播制度。聚合公眾情感，規范數字媒體市場機制，建立有效可行的輿論擴散管控制度，加大打擊謠言力度，歸咎信息傳播社會責任，構建事前共同預防、事中協同處理、事后總結經驗的處置體系，共建健康、文明、綠色的網絡環境。健全生態保護機制。發揮各級政府環境資源與生態優勢，強化環境治理經營管護環節，完善資源市場運作機制；加強環境綜合整治和生態修護，合理配置資金、技術、資源，健全生態系統保護與補償機制，促進環境治理公私合作項目整體式可持續發展，實現項目價值增值。

作者：任志濤 郭亞 馮亞坤 姜兆勝 方大偉 單位：天津城建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