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時代教育范文10篇

摘要：智能技術在變革我們工作、學習、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從人才培養、學科建設、教育治理三方面分析了高等教育走向智能時代所面臨的挑戰，并提出了積極探索應用技術支持大學生個性化、全面發展，培育面向智能時代的高校教師，大力培養智能技術復合型人才和人工智能應用人才，加強多學科協同交叉，優化人工智能學科課程體系布局，提升高等教育管理者在智能時代的決策力等建議。

關鍵詞：高等教育；智能時代；挑戰；應對

人類正處在智能時代的門檻上，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不斷發展，智能對話和推薦、智能穿戴設備、智能語言翻譯、自動駕駛、自動導航等正快速進入實用階段。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在改變人們工作、學習和生活方式，也變革著我們的高等教育。慕課和移動通訊使學生的泛在學習成為可能[1]，AR與VR提升了學習的體驗性[2]，智能助教可以為學生提供24小時在線的答疑服務[3]，人臉識別門禁系統一定程度上利于校園的安全管理[4]等。高等教育在享受這些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智能成果的同時，也面臨著挑戰：智能時代的人才需求和技術變革需要人才培養做出怎樣的調整？智能時代的到來需要學科建設做出怎樣的回應？智慧的育人空間和管理形式需要教育治理做出怎樣的應對？這些都是正在走向智能時代的高等教育必須回答的問題。

智能時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挑戰

1.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挑戰。高等教育是培養社會發展所需人才的重要陣地。智能時代對多領域交叉人才、創新人才、尖端人才等各類人才的需求以及智能技術對教與學的方式的變革，都要求高等教育必須以新的理念和方式培養智能時代的人才。第一，培養觀念與模式須轉變。一方面，隨著技術復雜度的提升，僅僅依靠單一學科的知識將越來越難以完成某項復雜的任務。不僅如此，單一學科的人才培養模式也會造成大學生知識面窄、創新能力弱，以致難以適應智能時代的發展要求。另一方面，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過渡到大眾化階段乃至普及化階段，一些高校開始“工業化地批量生產”大學生，造成大學人才的同質化嚴重。然而，高等教育要培養具有健全人格、有創新思維、有全球視野、有社會責任感的新一代人才[5]，而不是同質化的“高等教育產品”。尤其是智能時代，更需要人才的個性化、獨特性與全面發展。因此，單一學科、批量生產的工業化教學和管理模式將不再適應智能時代的人才培養，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觀念必須做出轉變。第二，高校師生所扮演的角色須轉變。在傳統的教與學的方式下，高校教學主要是課堂傳授以及實踐、論文指導等方式。這一方式下，教師主要承擔了知識技能傳授者的角色，而學生則是知識技能的被動接收者。智能時代的高等教育教學則是擁有良好的人機協作能力和信息素養的教師，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顯著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礎上，師生間所進行的開放性、探索性的啟發與學習。此時，教師將承擔大學生核心素養的培養者、大學生道德情操的培育者、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引路者角色；大學生也將從知識被動接收者轉變為知識探索者和知識主動獲取者。高校師生所扮演角色的轉變成為雙方在智能時代所面臨的挑戰。對教師來說，角色的轉變意味著知識結構、教學習慣和思維觀念的轉變。他們必須要學會使用人工智能，否則將會被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師取代[6]。他們必須要思考哪些是人工智能做的，哪些是自己要做的，以證明自己價值的無可替代性。對學生來說，角色的轉變意味著學習觀念和學習方式的轉變。他們要能夠在教師指導和人工智能的協助下，以人機協作的方式，隨時隨地獲取知識、參與活動、發展智慧，實現個性化和選擇性的發展。第三，評價方式須轉變?？茖W的人才培養評價為人才培養質量提供有效的監控與保障[7]。為了保證智能時代評價方式與智能時代的人才培養觀念和教學方式相適應，傳統的“經驗主義”“宏觀群體”“單一評價”[8]的評價方式必須做出改變。一是智能時代的人才培養更注重大學生的個體獨特性與全面發展，因此“宏觀群體”“單一評價”的傳統評價方式難以適應全面發展的人才培養要求。二是智能化、個性化、開放性教學方式使大學生學習更多地融入了個性化和選擇性的元素，因此“一刀切”的傳統評價方式難以兼顧大學生的個性化發展。三是智能時代的大學生能夠在教師指導和人工智能的協助下隨時隨地獲取知識、發展智慧，因此傳統的“經驗主義”評價不能對大學生的學習全過程數據進行智能動態追蹤。2.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挑戰。第一，對多學科交叉的需求增多。智能時代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被徹底改變，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技術之外的問題，如法律、倫理和道德問題。這些問題遠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智能時代這個新場景中的全新問題。這些全新問題今天已經有人提出，但是目前很少看到這方面研究，而這些問題對人類的影響重大[9]。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依靠單一學科，必須有賴于多學科協同，有賴于文科的內部融通、文理交叉來研究和解決。因此，智能時代對多學科交叉的需求將會增多，不僅僅是理工學科內部相近學科的交叉協同，還包括文科專業間的交叉融合、文科與理工科專業間的交叉融合。第二，人工智能相關學科的課程設置存在發力空間。近一兩年人工智能相關學科發展迅猛，目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35所高校已經首批獲得人工智能專業的建設資格[10]。但目前在人工智能相關學科的課程設置方面仍存在不少發力空間。一是專門用于人工智能的課程數量還遠遠不夠。很多高校的人工智能專業仍使用計算機專業的課程，智能教育呈空心化。目前，能專門用于人工智能的課程數量還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這導致人工智能專業課程只能濃縮到“高級科普”程度[11]。二是當前人工智能教育相關專業課程混亂。針對目前信息時代與智能時代交疊融合的過渡狀態，如何設置智能教育科學合理的專業課程還需要深入研究[12]。3.高等教育治理的挑戰。第一，智能時代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須轉變。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極大地豐富了產品、服務的內容與質量，變革了服務的形式和結構，創新了教育服務和產品的供給模式。在治理正在體現出智能化、自動化、個性化特征的智能時代，我們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也需要發生轉變。如何依靠智能時代的相關技術，使我們的高等教育決策更科學、更精準；如何借助智能時代的相關產品，使我們的高等教育治理更智能、自動化程度更高；以及如何依托智能時代的相關產物實現精準的個性化管理，從而減少高等教育治理資源的投入……這些都是智能時代高等教育治理方式變革所面臨的問題。第二，指導和引領高等教育治理的法律和政策進展緩慢。智能時代在給高等教育治理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倫理問題，如智能技術的應用邊界、機器決策與人的決策的協調、學生信息泄露隱患等。由于缺乏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指導和引領，當前基于智能技術的高等教育治理處于尚未起步或“摸石頭過河”的嘗試探索階段，亟需理論的引領和制度的規范。但是因為問題的復雜性和相關研究的滯后性，能夠指導并規范人工智能發展的法律和政策進展緩慢，能指導和引領智能時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法律和政策進展則更是緩慢。倘若這一現狀長期得不到解決，將很難保障高等教育治理的健康有序發展。

應對智能時代的挑戰

摘要：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學教育應該不斷變革以適應時代的需要，人工智能時代對于法學教育是挑戰也是機遇，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取代法律人的法律職業，對于法律人職業的挑戰應該注重法律人法律素養的培養。法學教育應積極擁抱人工智能科技帶來的機遇，變革法律人法律素養的培養方式，積極的應用人工智能于法律教學中，加強人工智能與法學融合的課程建設，注重人工智能的法學應用教育，明確主次地位并在法學教育中不斷進行價值糾偏，以契合人工智能時代社會轉型的法學教育需求，培養出具有較高法律素養的人工智能時代法治人才。

關鍵詞：人工智能；法學教育；教育改革；法律素養；法律職業

人工智能是人類科技發展到一定層次孕育而生的事物，對于利用人工智能來解決人類發展中的工作效率及效益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其他重大的新興事物一樣給人類的社會帶來觀念和認知上沖擊，人工智能的產生和發展是對于人類的社會需求的回應，這種不可逆化的情形，需要人類在運用人工智能技術中不斷升級對于人工智能的認知，做好風險的防范和即將到來的危機的處理。法學以理性、邏輯與注重現實存在的特點與人類的社會發展密切相關，法學的發展應該對于人類社會中出現的人工智能進行法學的視角的回應，“法學的特點決定著法學教育應該如何進行①”，法學教育中對于法律人才的培養應該契合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于法學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學教育在回應這些問題時不能僅僅停留在事物認知的表面，諸如只言及人工智能可能會取代法律從業者的工作及人工智能時代法律就業的困境，但是卻沒有根據人工智能的特點和發展階段來深入的認知哪些工作是人工智能不可能替代的和不能替代的原因，以及人工智能在什么階段可能對于法學教育形成全面的沖擊等。法學教育對于人工智能的認知適用程度決定了人工智能和法律結合的程度，決定了法律職業的發展的前景與生命，更決定了人工智能時代法學教育變革的方向與進路。

一、人工智能特點的認知和對法學教育的沖擊與思考

1.人工智能特點的認知：以“意識”為展開核心人工智能的定義有很多種表達，如“用機器來承擔通常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完成的活動，運用計算機來探索和模擬人的感覺及思維過程規律的一門學科①”；“亦稱人工智慧。計算機系統具有的學習、推理判斷、解決問題、記憶知識和了解人類自然語言的能力。②”；“探索和模擬人的感覺和思維過程的規律，進而設計出類似人的某些智能的自動機的科學③”；“利用電腦模擬人腦智力活動的一門新興學科，是計算機科學的分支之一。它可以代替人進行某些操作和作業，從事科研活動或執行一定任務④”。顯然對于人工智能的定義有不同的描述，迄今為止在人工智能領域并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定義，對于人工智能的定義的困難不在于“人工”的表述，而在于“智能”一詞的理解上存在偏差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人工智能的總的概念的理解將其限定在對于人類發展有益的“學科”、“科學”、“能力”上來解釋人工智能并未超出人類認知的限度，以人的有限視角來觀察人工智能的發展和人工智能科技現階段所處的水平相關，隨著人工智能的進化對于人類的認知也會帶來新的沖擊。以人類智慧凝結的產物，與人類主體之間存在著鴻溝，那就是人工智能并不具備其“獨立意識”。正如很多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對人類具有威脅和挑戰⑥，可是按照目前人工智能發展的水平來看，人工智能的威脅論被夸大了，人工智能的“奇點”并沒有來臨⑦?！叭祟愡€有最后一道防線——自我意識。現在的所有人工智能系統都沒有意識，一切都是按照程序的安排，因此對于人工智能的危險不必過于擔憂。⑧”，“人工智能要想進行反叛，首先就必須獲得能夠理解什么是“反叛”并把人工智能主體自身與作為控制者的人類區分開來的獨立意識①”，顯然人類暫時做不到賦予人工智能“意識”的能力，畢竟人類對自身意識的認知也有局限性②，再者人類對于人工智能的認知的有限性及對不確定事物的恐懼，從而放大了對于人工智能威脅論的渲染，在一定形式上采取保守的態度對于人工智能的發展是不利的，反映到人類的科技發展中會導致人類認知的狹隘被延長，影響人類文明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文科學對于人工智能認知如果不進行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更加不可能具有與人工智能科技對話的能力。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已融入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法學作為人文學科中與人類社會生活現實存在聯系比較緊密的科學，應該積極擁抱人工智能，加強在法學教育領域對于人工智能特點的認知，以便于在人工智能時代對于更好的規范人類社會發展的秩序運行，提供人工智能時代社會發展的秩序選擇的最優方案。2.人工智能對法學教育的沖擊。人工智能具有探索與模擬人的感覺及思維過程，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學習、推理判斷，進而解決問題的擬人智慧的特點。人工智能誕生的初衷是為了服務人類，提高人類的工作效率，以便人類獲得更高質量的物質生活水平。人工智能的擬人智慧運用到法學領域里，可以運用海量的司法數據來幫助人類完成法律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會帶來市場對于法律職業需求的改變，法律行業不需要太多的初級法律工作者，對于法律的初級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來完成而不是選擇人力成本更高的人，這樣必然導致大量的初級法律工作者的失業，如人工智能可以進行法律知識檢索與咨詢，幫助法律從業者進行案件預測并輔助量刑，同時參與合同的起草與審查的法律工作等③。美國學者在一次調查中發現在未來的10到20年較短的時間內，有47%的工作種類處于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高風險類別里，而律師助理和助理律師在被替代的高風險類別里面（可以被自動化完全取代），而依賴律師助理或者助理律師的工作的律師因為人工智能在創造性和社會智能方面的工程瓶頸而不可能完全取代④。鑒于人工智能并不具備完整的人類意識，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獨立意識，人工智能并不能代替人類進行司法、立法與執法，故而人類的法律職業并不會被完全取代。設想如果人工智能的發展在將來的一天，人工智能突破了人類認知的桎梏而孕育出了“獨立意識”，人類的認知的水平的提高自然也在提高，法律人也會獲得更高層次的法學素養，相對于人工智能主體的智慧，人類的智慧并不會遜色?！胺▽W的使命在于改善對正義的管理⑤”，細化來說就是在于對于正義的堅守、改善和提升，那么法學使命的實現就需要大量法律從業者具有一定的法律素養。面對人工智能的沖擊法學教育的變革方向應該是更加注重法律學習者的法律素養的培養，畢竟相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其在不具有“意識”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產生較高的法律素養，不可能進行法律職業活動中具有創新性和社會性的行為，自然難以實現法學所承載的使命，不可能完全取代人類的法律職業工作。

二、人工智能時代法律素養的培養與法學教育的改革

摘要：智能技術的發展推動社會走向“萬物皆媒”的智能時代，對教育而言，實現了從技術服務教育到技術賦能教育的轉變。智能時代的藝術教育不僅體現在教育信息化上，更重要的是技術融合推動藝術學科建立起新的藝術教育觀：融通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重塑藝術教育的理念；加強公共藝術教育，實現藝術教育的社會化轉向。

關鍵詞：智能時代；藝術教育觀；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公共藝術教育

2021年9月24日，教育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普通高等學校藝術類專業考試招生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吩趯I特色發展、專業考試方式、招生錄取機制等方面提出多項任務和舉措，旨在對藝考招生工作進行系統性改革，構建全面、科學的藝術人才選拔評價體系?；ヂ摼W、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與革新正在全面加速社會發展進程，不斷提升人們對藝術作品的審美需求和消費需求，而我國的藝術教育從人才選拔階段就已出現與社會需求脫節的現象。藝術教育應當如何調整步調才能在保持藝術獨特性的同時不落后于社會發展？社會環境又對藝術教育產生了怎樣的指導作用？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智能時代：藝術教育的數字語境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日趨成熟，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促進了各行業的結構升級，技術賦能成為熱點話題。正如人類所推動的近代科技給人類自身提供了物質文明，高度智能化的機器人也會給人類提供精神文明[1]。作為人的精神活動產物，藝術在創作主體、鑒賞活動等方面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智能時代的影響，當技術從工具逐步演變為思維、范式，藝術便進入了智能時代的數字語境。對藝術教育來說，技術賦能帶來了教育信息化，技術邏輯在教學方式、課程內容、軟硬件設施等方面均有體現，傳統的“以師帶徒”雙向互動模式升級為包含人機互動在內的多元交流，藝術教育在新語境中走向變革，出現技術與人文相融合的趨勢。這一趨勢在人文學科范疇內均有體現，需要警惕的是，雖然技術進步將人類社會送上多元發展、全面發展的“快車道”，但是人文學科的研究總落入后置分析社會現象、滯后歸納社會趨勢的窠臼，缺乏先進性和引導性。人文學科所遭遇的種種世界性危機，既有外在原因，即科技主導的大趨勢以及目的（工具）理性的廣泛滲透，也有人文學科自身的原因，即沉湎于過去而未能對現代性做出敏銳響應[2]。因此，我們需要探討如何才能使智能時代的藝術教育既不囿于工具理性的藩籬，又能滿足現代化的發展需求。

二、理性融通：藝術教育的理念重塑

摘要：人工智能正從學習主客體地位的不確定性和學習場景的可能性兩個方面挑戰經典的知識學習路徑，形成了多元的知識創新路徑。該文從剖析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創新及創新教育的本質入手，揭示了人在創新活動中主體地位的階梯式消解、人文情懷的缺失以及評價機制的功利導向與問題意識的培養之間的矛盾是人工智能時代創新教育所面臨的關鍵難題；提出通過情懷濡化、知識內化、角色重構和機制創新等四個途徑，實現創新教育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轉向。

關鍵詞：人工智能；創新教育；問題意識

自2006年以來，再次興起的人工智能方興未艾，正在成為推動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知識創新與人才的競爭。創新作為人才智慧的結晶，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能動改造。作為一項人類智能創造的技術，人工智能不僅正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產生顛覆性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其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深度嵌入，突破了技術在社會場中的被動地位，通過神經網絡算法的不斷完善，智能技術建構了具有類人“智慧”的新型人—機互嵌的知識創新模式。機器學習已實現了以自我學習為特征的知識運用與創新，比如，Gamalon公司運用BayesianProgramSynthesis(BPS)技術突破了深度學習的大數據瓶頸，實現了機器通過自主學習完成概率編程的編寫。甚至還有科學家預測在未來的強人工智能中，機器也將具有一定的心智。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主動介入，使其不再是被動的、為人所驅使的技術形態，原有的知識學習和知識創新路徑不得不尋求新的模式。知識創新將迎來新的范式，人們必須重新認識知識創新及創新教育的本質，創新人才培養的理念、模式也需要根本的變革。

一、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學習與創新面臨的挑戰

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學習與創新面臨的挑戰，來自于從穩態的工業化社會向后信息化社會過渡的諸多知識傳遞與創造的不確定性。人工智能發軔于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及其與社會結構的高度融合，人機反饋機制的內在矛盾在信息時代已初現端倪，比如知識和信息分享機制與人類隱私之間的矛盾等。知識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石，隨著智能技術對人類社會介入程度的深入，原有的、創造了該項技術的知識學習和創新的路徑已為自身的創造物所顛覆。不論是學習者的地位，還是學習場景和知識創新的路徑，都在具有自我學習能力的人工智能技術的沖擊下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一)知識學習主體與客體地位的不確定性。作為人類對自然生態與社會環境的適應策略，知識的傳遞與分享一直是人類習得技能、獲取生存機會的重要途徑。從古至今，知識作為人類得以發展的重要工具，一直以物化客體形式與人類主體共存于人類社會之中。在“人”與“物”的對立中，傳統知識學習的主體與客體關系是學習與被學習的固化關系，即主體以單向遞增的方式完成“知識學習—集成—創新”的過程，而作為客體的知識成為主體學習、集成與創新的內容，以顯性的符號或文字被記載與傳承。信息技術對教育過程的參與，在顛覆傳統教學組織模式的同時，也打破了教育生態體系的均衡態勢[1]。人工智能的自我學習能力正在改變知識客體的被動狀態，知識學習過程中的主客體地位的邊界正變得越來越模糊。人類的學習路徑一直是以知識為核心，以技能為目標。不論是遠古的結繩記事，還是后來“師徒制”中的口口相授，再到現在的計算機輔助教學，傳授知識一直是學習的主要目的與重要過程。這種學習策略將人類知識進行編碼，然后以顯性化的形式實現技能的傳承，其內核是學習主體對知識客體的熟記、領悟與集成創新?，F代醫學中的醫生，需要熟悉相關疾病的病癥，在結合自我臨床經驗和醫學檢查的基礎上對癥下藥。然而，人工智能技術的主動參與，模糊了人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比如，隨著谷歌公司在智能醫療領域的積極探索，經過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快速辨別出早期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跡象并定位癌細胞，其準確程度和臨床價值甚至已大大超過了大夫多年的經驗。雖然谷歌公司將其稱為“助人的產品”，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未來成為合格醫生的前提不再需要熟記繁雜的疾病病癥和影像學特征呢？人工智能技術以“主動”的方式介入主體操控的領域，在此過程中，知識客體不再是一個恒靜態的被操控與被參照的“物”，而與主體形成了準靜態的對立博弈格局。主體則可能從完全主動狀態轉變成局部被動狀態，重新審視并接受人工智能更“高級而精準”的分析或“更智慧”的策略指導。馬克思曾斷言工具“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人工智能技術對知識學習的介入可以說是人與物從經典的恒靜態關系轉變為準靜態關系的指示器，突顯出知識學習、傳遞和創造過程中主體與客體定位的不確定性。(二)學習場景轉移的可能性。學校和家庭一直是人類習得技能、獲得規則的最主要的場所，人們在社會情境中通過人際互動的形式內化知識。人類學家認為，文化知識的傳承與規則的習得深受個體所生存的自然環境、家庭狀況與社會氛圍的束縛[2]。長期以來，社會學者相信人的社會化歷程只有在自然的社會情景中才能真實、有效。因而，家庭和學校一直被視為人類培養心智、訓練技能的主要場所。康德認為，文化的進步來自人類的理性的創造，尤其是學校的設立，其貢獻最大[3]。其背后的邏輯則是，真實的社會情景對人的思維能力的訓練，可以讓人在此過程中形成條件式的應答，達到學習的目的。然而，人工智能技術的智能化趨勢，使人的大腦訓練過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再需要真實的人類社會環境。人類學習必須的社會場景，面臨著被轉移與迭代的可能性。一方面，基于智能技術的虛擬現實技術可在某些特定場所替代真實場景，完成對人類技能的訓練和邏輯思維能力的訓練等。比如，飛行員在模擬機上的訓練雖不“真實”，但是安全高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為個性化的學習和自主學習提供了可能。個性化培養與因材施教，一直是教育追求的目標，但在學校教育場景中，個性化的學習和培養卻難于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在教育過程中的運用則使其成為了可能。例如，在著名的人工智能展演者“阿爾法狗”大獲全勝之后，不少圍棋愛好者已開始嘗試以人機對弈的方式替代傳統的提高棋藝的方式。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基于人工智能的輔助手段被運用于教育實踐。比如，個性化的機器作業評閱和作文輔導。學校場景與教師介入，都在此過程中被弱化，數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學院型的“人—人”授業模式正更迭為“人—機—人”的協同模式。(三)知識創新路徑的多重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知識的創新，知識創新是在理性思考前提下的知識內化與轉化，人工智能對知識學習和創新活動的介入在一定程度弱化了人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增加了知識創新過程與結果的多重性。波蘭尼將知識劃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4]，為理解知識創造提供了動力學視角。人在家庭和學校中所學的顯性知識，必須通過內化過程才會轉化為創新的源泉。因而，人的思維和主觀能動性在知識內化的過程中至關重要。庫恩在言及知識創新時特別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指出科學家們“通常會發展出許多思辨性的和不精確的理論”，而“這些理論本身為發現指出了途徑”[5]。經典的由人主導的從試驗到創新的單一路徑正隨著人工智能的介入呈現出路徑的多重性。人的主觀能動性貫通于知識創新的始終，但是隨著人工智能在創新領域的運用，知識創新的路徑與效率發生了突變式的革新，人的角色參與度也發生了轉變。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后期的探索性試驗的相互印證建構了知識創新的常規路徑，但在人工智能環境中，人機主體地位的不確定性將使人類知識創造的效率與結果越來越依賴于智能技術。比如，在新材料的研發中，研究員的知識儲備與專業敏銳度直接影響著研發方向與進展。而最近，日本富士通株式會社和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將第一性原理計算與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在鋰離子電池的新材料開發中，實現了在資料和數據不全的情況下更多材料結合的有效性驗證，大幅度提升了鋰電池材料的開發速度。在此過程中，人類的創新效率獲得了提高，而人類主體地位從傳統的“全程式”參與進化為“環節式”或“節點式”參與，深刻地改變了知識創新的傳統路徑。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創新教育的本質與動力源

摘要: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重構了教育的發展形態，并對教師專業化提出了新要求，引發了教師專業發展在內容和方式方面的變革，進而形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新理念和新實踐。為此，清晰認識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變革，努力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創新，積極探索智能技術賦能教師專業發展的路徑與方式，對于提升教師的專業化水平，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人工智能;智能教育;教師專業發展

人工智能與教育的不斷融合給教育系統帶來了巨大變革，同時也給教師帶來了智能教育時代的機遇和挑戰。教師作為教育教學活動的主要實施者和關鍵因素，不論是國家、社會、教育自身都對教師專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指出，到2035年，教師主動適應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變革，積極有效開展教育教學［1］。人工智能賦能教師專業發展，如何適應智能教育成為教師專業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教師的專業發展理念將產生變革，教師的專業實踐將更具創新性，教師專業發展的路徑與方式將更加多元。

一、人工智能賦能教師專業發展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變革

1.教師專業發展將回歸育人本質“教育是一個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變得更完善的職業?！比斯ぶ悄懿⒎侨f能，并不能代替教育，智能教育時代的教師教育最終要以人為本，回歸育人本質。一方面，智能技術變革了教育，但不能代替教師，只是教育教學的助推器。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形象地將教育描繪為用一棵樹撼動另一棵樹，用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用一顆心靈喚醒另一顆心靈［2］。另一方面，智能教育時代，學生的生命成長能否得到促進，是衡量技術在教育領域應用有效性的唯一標準。教師教育要關注到教育本身的專業性和縱深性，注重學生個體的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因材施教，啟發每個學生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讓每一名學生都能全面發展，成為最好的自己。2.教師專業活動將更具創造性智能教育時代，教師專業發展將不再是知識的更新和技術的培訓，而是對學習的深入理解和專業創新，更強調教師專業活動具有創造性。一方面，智能教育的逐漸應用，已經覆蓋到了教育教學的很多方面，包括教師的教學、評價和管理，學生的學習和考試等多個領域。人工智能在某種程度上代替了教師的部分勞動，教師曾經從事的知識的重復講授、資源的冗余搜集、作業的定時批改及事務性任務的管理等一些工作，都由人工智能替代教師完成。另一方面，與以往信息技術不同的是，智能技術不僅是技術工具，更是超越了技術的工具屬性。教育教學實踐中，應用智能技術中的人機協同、自動化測評及自適應學習等，能夠進一步代替人類進行簡單的智能活動，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決策。最后，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反思、去研究，去發揮專業的創造性，更能與學生深入溝通和交流，更加關注學生身心的發展，去找尋教育的真正意義。3.教師發展途徑將更加多元化教師的專業發展途徑將有機融合課堂教學、校本教研和教師培訓這三個方面。林攀登認為，課堂教學、校本教研和教師培訓三者的割裂是教師專業發展存在諸多問題的根源，三者是教師專業發展實踐的基本途徑，具有內在的一致性［3］。校本教研和教師培訓要基于教師的自主發展需求，并從教育教學實踐問題出發，充分發揮研培工作績效，有效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一方面，在課堂教學備課、上課及課后反思中，教師會發現一些實際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開展實踐探索，不斷改進課堂教學，教師自主自覺地實現專業發展。另一方面，在校本教研中，教師基于階段性研究主題、教學重難點以及在教育教學中遇到的問題，與同伴交流分享，并得到專家的指導，教師有的放矢地實現專業發展。最后，在教師培訓中，通過專家引領、實踐觀摩及與同行的交流分享，教師學習到系統課程和系列專題，在開闊視野的同時，會有深入的反思，自身也會有所成長。

［摘要］人工智能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科學技術和時展的必然趨勢。人工智能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發展必須始終以思想政治教育為核心，這是人工智能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價值前提。人工智能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真”“假”交織、“冷”“暖”重疊、“動”“靜”共存的基本特點，因此，始終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擔負起應有的角色擔當，構建精準思政和智慧思政平臺，是思想政治教育用好人工智能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定位;發展前景

當前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呈現融合發展態勢，進而推動整個世界進入了智能時代和智慧時代，以致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認知圖式和行為習慣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范式、實踐方式和創新路徑起到一定的推動和制約作用。但是，人工智能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絕非一種單純的技術工具，它不僅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精準化和智能化的一種技術依托，而且其現實應用與未來發展都隱含著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分析人工智能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價值前提，進而分析人工智能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特點和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人工智能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價值前提

“人工智能”這一概念是1956年由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約翰•麥卡錫最先提出，至今經歷了60多年的演化和發展，現在已經成為整個世界的最大熱點和前沿技術，廣泛滲透并應用于醫療、衛生、教育、交通、制造等各個場景，幾乎涉及和囊括所有學科及領域?？傮w來看，人工智能通過自動化和智能化大大減輕了人們繁雜性和重復性的勞動，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人們思維的革新和社會的進步。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一種技術的集成創新，是對人的思維和意識的一種仿真與模擬。從技術維度來看，人工智能在本質上以大數據、深度學習和算法為運行邏輯與技術基礎。其中，大數據是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分析并從中獲得巨大價值的產品、服務或深刻見解，它使人們的思維方式實現了從小數據到大數據、從微觀到宏觀、從因果關系到相關關系的轉變；而深度學習是通過對抓取的海量大數據進行分析、總結和探究某一事物的發展特征和運行規律，進而預測未來發展和動態趨勢的過程；算法則是實現將大數據用于深度學習的中介，它在本質上是以數學符號或計算機代碼的形式來表達意見，是人工智能進行決策的邏輯結構，也就是只有通過強算法才能對采集的大數據進行高速計算和精準預測，從而摸清規律、展望未來。探討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現實應用和未來發展的一個前提性和根本性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和把握好人工智能與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間的價值關系問題。人工智能是在腦科學和認知科學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是在功能上對人的大腦進行模擬的一種新興技術，具有自主感知、認知和決策的能力，在推動社會逐漸向智能社會和智慧社會發展過程中，離不開對人工智能的技術依托。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根據社會和自身發展的需要，以正確的思想、政治、道德理論為指導，在適應與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質和促進全面發展的過程”，[1]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們思想和行為的變化規律為研究對象，以解決人的思想和行為問題為主要任務的實踐過程。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夠應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領域，是因為它能夠以大數據的形式揭示、分析、預測人的思想動態和行為規律，顯然，人工智能與思想政治教育在目的和任務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與契合性。具體來看，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運用，就是將人的思想意識視為一種算法，通過采集和分析人們通過各種行為產生的數據痕跡，進而對人們的思想動態進行全樣本、全過程、跟蹤式的“畫像”，也就是以大數據的方式挖掘和把握人的思想動態與變化規律，進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個性化、精準性和針對性，為推動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和智慧化發展提供了可能。但也正是因為人工智能能夠模擬人的思維和意識的強大功能，使得人們對未來思想政治教育發展，乃至人類自身發展產生一種擔憂。人工智能分為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個基本類型，但就基本發展狀況來看，目前還處于弱人工智能發展階段。也就是說，現階段的人工智能還只能按照人們預先設置的程序解決一些特定領域的、相對封閉的和確定的問題，并不能勝任人類所從事的所有工作，更遠遠沒有達到代替人、超越人甚至控制人的智慧的程度；現階段的人工智能，還只是單純的技術屬性，是一種純粹的計算機語言和程序編碼，它的活動是一種機械—物理過程，而人類的思維是一種復雜的生理—心理過程，顯然現階段的人工智能并不具備人類所獨有的社會屬性和心理屬性，不能完成思想的生產，更沒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訴求，尤其在語言溝通理解這一方面，人工智能只能理解話語的表面含義，而對其中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很難把握。目前的人工智能只能與人類進行簡單的對話交流，因此現在還只能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學過程，如學生自主在線學習平臺、自動化測評系統等方面，用于了解受教育者對信息知識的接受、理解和掌握程度，從而對教學的內容、方法、策略等進行相應的調適與改變，其創新創造能力、溝通理解能力、情感表達能力、綜合學習能力等都處于缺失狀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圍繞人的思想品德和道德觀念進行工作的復雜的、動態的政治實踐過程，意識形態性是其根本屬性，因此，現階段的人工智能還不存在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二者的結合程度還很有限，人工智能暫時只能作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一種技術工具和數據支撐，其主體和核心始終是思想政治教育。我們對人工智能進行研究時，既要注重它的科技屬性，同時也不能忽視它的政治屬性，也就是說，對人工智能的探討始終離不開對人與人、人與機器之間關系的討論，而這其中也必然蘊含著意識形態的屬性和色彩。技術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在呈現，那么當“技術成為物質生產的普遍形式時，它就制約著整個文化，它設計出一種歷史總體——一個‘世界’”，[2]這意味著在人工智能的設計和運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承載著設計者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如果掌握了一個國家人們的思想動態和行為軌跡，那么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就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因此，要實現人工智能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發展，就必須對人工智能的現實應用和時代價值進行審視，必須關注其背后所蘊含和表征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是人工智能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前提。

二、人工智能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點

摘要:針對傳統采礦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不再適應現代產業發展、用人單位人才需求變化及新工科教學改革要求的狀況，根據采礦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現狀，結合新興產業發展、現代化礦山企業用人需求、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及新工科教學改革的客觀需求，重新確定采礦工程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合理制定培養要求、優化更新課程體系及知識體系，初步提出并構建一套適應新時代新工科教學改革需要的采礦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新模式，為采礦工程專業轉型升級發展成為智能采礦專業的路徑提供指導，對新時代專業人才培養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新時代;采礦工程;人才培養;智能采礦

我國能源自然稟賦的特征決定了在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煤炭仍將是主要能源，科學綠色合理開發利用煤炭資源是一項長期的不斷改革技術革新的研究課題，尤其是實現礦山智能化、無人化開采是當前必須解決的技術難題。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礦山智能開采的相關政策及配套措施［1］，促進了智能采礦領域人才的知識、技術等不斷淘汰和日益更新換代。隨著智能采礦行業領域轉型升級發展對專業人才需求的更新變化，對智能采礦人才所需的知識、技術、素質、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為具體明確的要求，從而倒逼高校對專業人才培養改革發展以適應新時代智能采礦行業領域的用人需求，要針對智能采礦行業領域所需人才的素質、知識及技能等特點，結合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新工科教學改革需求等，以傳統采礦為基礎，以學科交叉為特征，以跨界融合為途徑［2］，以實現智能化開采為目標，全面融合智能控制、大數據、電氣控制、云計算以及物聯網等學科專業的復合型新型化專業。新時代智能采礦是對傳統采礦的革新與發展，主要依靠智能機械完成采礦全過程，通過計算機遠程控制、操作與指揮作業，達到全過程實現智能化開采，則亟需培養掌握智能采礦知識、技術及技能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針對傳統采礦專業人才培養與新時代智能人才所需具備的知識、能力、綜合素質等有差距的客觀實際，尤其對礦山智能開采方面的知識偏少和不足，與智能采礦行業領域飛速發展不匹配，所以，探索性地從智能采礦人才培養目標、培養要求、專業特色、培養規格、專業定位、課程體系等多維度開展培養模式構建與探討，提出一套適應新時代智能采礦人才培養的創新模式，對智能采礦行業領域人才培養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科學確定人才培養目標，全面踐行人才培養宗旨

按照國家對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結合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新工科教學改革理念以及智能采礦行業領域轉型升級發展變化對專業人才培養的需求，同時考慮服務好地方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綜合確定智能采礦人才培養目標為:在滿足傳統采礦人才培養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培養具備適應新型工業化發展需求、智能采礦前沿領域的智能科學技術、電氣控制、自動化、計算機等智能采礦的專業知識及理論，強化專業情懷、大國工匠精神及創新創業創意的普適性培養，最終培養成為智能采礦領域的高素質國際化應用型專業技術人才。人才培養過程中堅持執行科學確定的人才培養目標，通過培養要求、專業定位、課程體系及知識體系等方面改革來實現人才培養目標。

2合理制定人才培養要求，始終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

摘要：人工智能推動高等職業教育生態變革，基于教育“適應論”視角，技術變遷與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是一個從被動適應到主動適應的動態發展過程。智能時代高等職業教育的應然樣態是智慧高職。要基于智慧教育理念，構建校企深度融合的混合式教學模式，實現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確保高等職業教育系統與整個社會系統的人才供需動態平衡。

關鍵詞：人工智能；高等職業教育；被動適應；主動適應；智慧高職

事物在每個階段的發展目標都有歷史性與社會性，高等職業教育也不例外，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高等職業教育也呈現出不同的樣態。高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的關聯形式作為高等職業教育邏輯起點的基礎與源泉，[1]使得每當技術變革時，高等職業教育最先做出回應。當下高等職業教育的實然樣態是在適應傳統工業社會的基礎上人為設計形成的，與生俱來存在適應性問題，加之，工業革命經歷了早期18世紀的工業1.0制造工廠時代、20世紀的工業2.0大量生產時代，21世紀初的工業3.0數字及網絡時代，來到工業4.0的虛擬融合系統的時代，[2]也就是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深度學習等技術的極大發展，推動人工智能與社會各領域融合，技術與高等職業教育的關系也在發生巨變。但是，不可否認高等職業教育的適應性從未改變過，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是一個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但是高等職業教育適應性的內涵不斷發展變化。因此，在智能時代，基于對教育“適應論”的探討，構建智能時代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框架，進一步梳理技術與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關系，探究智能時代高等職業教育如何存在，如何發展的問題，意義重大。

一、基于教育“適應論”構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框架

現階段，進入以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為代表的智能時代，探討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與高等職業教育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關于經濟社會與高等職業教育關系的探討，必然會涉及一個概念：適應，這是由高等職業教育的特性決定的，構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框架需要在明確教育“適應論”內涵的基礎之上。（一）教育“適應論”。最早提出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相關論述是潘懋元教授。1980年，潘懋元教授第一次提出教育的兩條基本規律：教育外部關系規律和教育內部關系規律，并將教育外部規律簡述為“教育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將“適應”解釋為“制約”和“服務”。[3]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這種表述被廣泛接受，教育屬于人類社會活動，受人的一般傾向性及活動對象特征的影響，人的一般傾向性和活動對象特征具有客觀性和確定性，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是社會規律的基礎。因此，教育作為社會活動，受物質條件和人的一般傾向性制約，教育實踐必須適應社會發展。[4]也即，教育發展以“被動適應論”為主導，即高等職業教育被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教育培養出的人才呈現出極大的滯后性，可見，僅以“被動適應論”為導向培養人才，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加之，隨著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的深入，只談教育“被動適應論”也開始失去其理論上的立足點，教育“主動適應論”誕生。魯潔教授提出“教育作為一種培養人的實踐活動，它必然具有超越的特征”；“教育的著眼點不在于使人‘接受’‘適應’已有的，而在于為‘改造’‘超越’的目的而善于利用已有的一切?！盵5]因此，這一時期“適應論”有了新的內涵，教育適應觀從“被動適應論”轉變為“主動適應論”?；诖?，從生態學的完整意義上來分析,“適應論”包含三種時態。一是對過去時態的適應,是對過去存在的一種復制，是一種維持性適應。二是對現在時態的適應，是針對目前環境對自身的一種調整和修正，是一種動態性適應，這種調整和修正是局部的，不涉及結構性變革，這兩種適應都是被動性適應。三是對將來時態的適應，是通過自身結構性變革，通過創新、改造對未來變遷的一種準備和應對,是一種前瞻性適應，[6]是主動性適應。這三種適應主動形成一體，共同構成教育“適應論。一方面，教育適應論強調適應性，教育發展是以已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為基礎和前提的適應，也就是，教育不能脫離社會發展、人的發展現狀；另一方面，教育適應論強調教育進行改變、創造。人的能動性、實踐性，加之技術與教育的融合程度加深，推動教育結構性變革，適應表現為教育革新和創造。其中，革新是指不斷地更新與調適；創造是指主動地去適應。因此，當代教育的“適應理論”有兩種：一種是被動的適應，另一種是主動的適應。（二）構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框架?；谏鷳B學觀點，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二者不斷融合互動，共同發展。因此，教育的被動適應與主動適應都是不可拆分的動態連續體，這是理解教育之“適應論”的理論基點。[7]高等職業教育作為教育系統、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兼具有教育性和職業性。一方面，生態學強調整體性，也就是生物和環境的整體關聯和協同進化，生物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作用的。[8]教育的“被動適應性”揭示的是高等職業教育存在的初始理由，高等職業教育要適應經濟社會環境才能存在，“適應”是高等職業教育存在的基礎，它規定著高等職業教育的基本使命，決定著高等職業教育的實然狀態。高等職業教育系統作為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以現實技術發展為基礎，以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依據，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因此，高等職業教育要適應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生態協同觀決定了當社會變革時，教育也需要革新。教育的“主動適應性”揭示的是高等職業教育在存在基礎上的未來通途和方向，也就是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經濟社會發展所需人才，反過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預示著高等職業教育的應然價值，揭示著高等職業教育潛在的可能。同時，當技術與高等職業教育融合達到一定程度時又會推動高等職業教育結構性變革?？傊鷳B學視角下的技術與高等職業教育，一方面，是一種被動適應關系，這是高等職業教育最基本的生存原則，高等職業教育要以適應現階段技術發展對人才的需求為基礎；另一方面，高等職業教育與技術又是一種改造和創新的關系，也就是主動適應關系，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系統，其主體是人，具有歷史性、實踐性，決定了高等職業教育通過預測未來技術發展，培養人才，從而促進技術升級轉型。同時，高等職業教育通過與技術的融合，超越技術的限制，實現自身的轉型，最終落腳到人才培養上，促進個體發展。因此，技術與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

二、從被動適應到主動適應：技術變遷與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關系梳理

摘要：人工智能與教育的融合創新，必然加速教育現代化發展進程。慕課的蓬勃發展、自適應技術以及大數據的運用，為解決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幾十年來的棘手問題提供了可能。挑戰與機遇并存，人工智能技術將倒逼大學英語朝著教學目標高階化、課程體系后現代化、課堂教學智慧化和教師角色精細化方向發展。

關鍵詞：人工智能；大學英語教學；后現代課程觀

一、引言

人工智能與各領域的深度融合和創新，正在顛覆我們的生活，改變世界的面貌[1]。世界各大經濟強國為搶占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制高點，爭先研制了各種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和行動方案，試圖占住未來科技發展先機。我國在繼2016年5月發改委和科技部聯合推出《“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后，次年7月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2]，全面部署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2017年9月，教育部長陳寶生提出“課堂革命”的信息化時代教育改革新命題，人工智能驅動和賦能的課堂革命序幕從此拉開。2018年4月，教育部了《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明確了高校在培養創新人才及科技創新等領域的目標和任務。人工智能與教育進入了融合創新階段，正在迅猛地顛覆人類幾千年沉淀的教育理念和方式，重構教育生態。智能語音技術、英語語言測評系統、語言翻譯、智能口語陪練等技術，以及自適應系統、個性化學習中心和智能導師系統等廣泛應用于大學英語教學領域，為大學英語教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為破解大學英語教學領域幾十年來教學資源不足、“因材施教”難以踐行、課程評估不科學等難題提供解決方案。顯而易見，傳統的教學目標、課程體系及教學模式、教師的專業知識不足以應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需求，我們必須積極求變，尋找人工智能與大學英語教育的契合點，方能在這場革命浪潮中幸存。

二、人工智能2.0和教育

人工智能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具有顛覆性的技術[3]，它正在加速落地，深刻地改變世界和人類生產、生活方式[1]。人工智能自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休戚相關，對教育的變革也將是徹底的、全方位的。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它，方能抓住人工智能技術給教育帶來的機遇，方能乘風破浪應對挑戰。

突發的疫情使社會各行業遭受重創，作為教育期刊，短期內受疫情影響看似有限，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疫情持續過程中，在線教育、人工智能已在重塑和影響著全世界數以億計人的學習方式、閱讀方式。后疫情時代到來，傳統教育期刊出版單位不僅面臨著媒體發展環境、發展趨勢、發展方式的變化，更面臨著疫情后教育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尤其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師生在閱讀方式、教育教學方式方面產生的深刻改變和影響。我們不但要看到短期內傳統期刊出版經營受到的直接影響，更要研究后疫情時代決定教育期刊未來發展的顛覆性力量。

一、疫情影響下的傳統教育出版發展狀況

（一）傳統教育出版遭受重創

教育出版業在疫情發生之后，從內容創作到生產印制，到線下發行銷售，各個環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疫情對實體書店、書展沖擊巨大，出版社整體圖書銷售降幅達到二至五成。疫情期間全國有90.7%的實體書店被迫停業，全國實體書店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85％-95％。[1]各家出版單位聚焦抗疫主題出版的公益性出版物，社會效益為先，經濟效益基本忽略不計。面向教育系統出版發行的教育類期刊，因疫情防控和去年上半年延遲開學等因素影響，征訂發行普遍出現下滑，以江蘇教育報刊總社出版的教育教學類期刊為例，2020年同期發行量下降近20%。

（二）教育出版數字化轉型“被加速”

疫情期間，教育出版單位積極響應政府“停課不停學”號召，主動采取融媒體出版形式，把出版資源通過網絡送到千萬讀者手中，贏得社會良好口碑。一方面，傳統出版單位在疫情期間的出版物多以融媒體電子版為主，通過網站以及移動終端傳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教育出版社、大學出版社都積極落實國家教育部“停課不停學”號召，主動開放數字教育資源。清華大學出版社免費開放文泉學堂，提供優質高等教育資源3萬余種；免費開放多功能教學平臺文泉課堂，支持微信端、移動端進行在線課堂教學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