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保模式論文范文10篇

為了推進國內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理論發展和中外學術交流,本刊自創刊號開始即開設“當季英文佳作推介”專刊,以“介紹加評論”的方式向本刊的中文讀者重點推介若干篇精心選擇的國際著名期刊學術論文。本期專欄特意從PolicySciences、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Governance和PolicyandSociety選取了四篇佳作,予以評析,以饗讀者。它們當中既有新穎的理論探討可以幫助廣大同行擴寬理論視野,又有精妙設計的實證研究讓青年學者管窺“時髦的”實驗研究法在公共部門研究中的應用。衷心希望本文能帶給廣大公共政策與管理領域的研究者不少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啟發。

一、論文一:理解“政策不作為

”McConnelA,HartP.2019.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J].PolicySciences,52(4):645-661.自拉斯韋爾的政策科學傳統肇始,公共政策理論的發展主要立基于對政策活動(policyactivity)和政策干預(policyintervention)的研究。無論是著名的多源流模型、倡導者聯盟框架,還是政策學習與政策擴散理論,都有意無意地暗含著一個基本的前提:政策主體的主觀能動性(agency)。換言之,現代公共政策理論的認識論基礎之一是研究可觀測的、有目的性的、真實的政策行動(policyaction)(Peters,2019)。最近,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AllanMcConnel和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Paul􀆳tHart在著名國際學術期刊PolicySciences發表的一篇論文大大開拓了人們的理論視野。在這篇題為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的論文中,兩位作者聚焦政策不作為(policyinaction)概念,系統梳理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脈絡,提出政策不作為的類型學,并提倡:要深化對當代公共政策過程的理解,可以更深入地關注在面對社會問題時為什么政策制定者有時什么都不做(donothing)。在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政治學家中,戴伊(ThomasDye)曾給出了一個言簡意賅的著名定義:政府決定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Dye,1972:2)。不過,后來的理論發展似乎并沒有過多關注到政府選擇不做的那些事情。事實上,在當代社會,所謂的政策不作為常常出現在公民的日常話語中,并往往同疏忽、懶政、惰政、卸責等負面標簽相聯系。在社交媒體發達、社會觀點多元化的時代里,西方政策制定者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災難、跨國難民危機、控槍等棘手政策問題時的踟躕不前和進退失據也常常被詬病為政策不作為。因此,這一現象本身并不新鮮,反倒俯拾皆是。然而,為什么如此重要的政策現象很少作為理論研究的對象呢?兩位作者指出,這緣于政策不作為現象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本質給學術研究造成障礙(McConnelandHart,2019)。換成俗話來說就是:你說政府什么都沒有做,但政府可能說,其實我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因此,判別什么是政府可以做但沒有做的事情成為理論分析的關鍵。在這里,作者借鑒了政治學思辨中的“可能性原則”(thepossibilityprinciple;MahoneyandGoertz,2004),即:面對任何社會問題時,排除掉極端的政策場景,政府通常都有一系列現實中可行的對策;在這種情況下,當政府選擇什么都不做時,就可以被認為是主觀上的政策不作為。兩位作者進而給出了一個正式的學術定義:對于決策者個人、公共組織、政府和政策網絡來說,當一個在其管轄范圍內的政策問題有若干可能的政策干預予以應對時而沒有做出干預,即為政策不作為。為了更好地分析政策不作為的原因和后果,AllanMcConnel和Paul􀆳tHart對這一現象做了類型學劃分,分別包括:蓄意不作為(calculatedinaction)、意識形態性不作為(ideologicalinaction)、被迫不作為(imposedinaction)、勉強不作為(reluctant上述的分類對政策不作為的可能類型做了比較全面系統的闡述,作者隨后又對各種不作為的成因做了歸納,包括個人驅動型、公共組織驅動型、政府驅動型和網絡驅動型。論文對不作為的類型學、驅動力、后果等都做了詳細的論證,受本文篇幅所限,筆者不一一贅述。總的來說,這篇純理論推演型的學術論文對于公共政策和管理學者如何進行理論的演繹和歸納從而開拓全新的研究視野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對于公共政策理論脈絡的把握非常精深,并展現出高度的敏銳性和創新能力。假以時日,相信本文會吸引很多各國同行開始關注各自國家和政策領域內的政策不作為現象。在中國的場景下,公共政策中的不作為并不罕見,本文或許可以啟發很多國內外的中國研究學者來分析在中國大陸的體制背景下,公共政策不作為的原因、過程和后果。簡單而言,若干中國特色很有可能讓中國場景下的政策不作為表現出和西方不同的特征,包括: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與條塊分割并存、官員晉升錦標賽、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財政分權與再集權、治理懶政惰政問題等等。當然,對政策不作為進行深入分析,需要一套扎實可靠的研究方法,并突破方法論的障礙。首先,如何捕捉現實世界中的政策不作為?沒有政策干預是不是一定導致負面后果?有意維持現狀是不是等同于政策不作為?其次,對政策不作為現象進行解釋,少不了“因變量—自變量”的思維框架。因為實證研究的缺乏,學者們一時尚無法用量化研究的途徑進行假設檢驗。那么,首先從探索性的扎根理論和扎實的個案研究開始,或許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如果能夠經由質性研究歸納出若干可以解釋政策不作為的因素,便可以將它們作為命題進行更大樣本情景下的檢驗。最后,公共政策是一門“入世”的學問,我們當然不應滿足于解釋這一現象,同時應該帶著現實觀照,試圖評估政策不作為造成的后果(McConnelandHart,2019)。

二、論文二:行為公共管理的“助推”

在現實中效果如何?LinosE,QuanLT,KirkmanE.2020.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J].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39(1):243-265.近年來,行為公共管理理論(behavioralpublicadministration)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它把心理學和管理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公共部門管理的場景中,對政策客體和行政對象的行為能夠做出更為細致的分析和預測,尤其是在政民互動領域,行為公共管理學可以幫助提供更為科學的對策,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有效性和公民體驗。在行為公共管理理論中,助推(nudging)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假設就是,面對公共政策和政府公共管理行為,公民個體并非全然沒有遵從的動力;事實上,在胡蘿卜(經濟誘因)和大棒(行政強制/懲罰)之外,還有一套介于中間的政府工具,它們既不像胡蘿卜那樣訴諸于物質利益以圖實現人們行為的改變,也不像大棒那樣給人生硬粗暴之感,這類被稱為“助推”的柔性工具從細微處著眼,通過一些現實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小把戲”影響人們的認知過程,從而自發地調整行為模式,最終實現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目標(ThalerandSunstein,2008;John,2018)。近年來的發表的一些實證研究已經發現,簡化行政流程、減少繁文縟節(red-tape)不但能夠節約行政資源,而且可以“助推”行政對象改變行為、改善用戶體驗、提高合規遵從(compliance)(JakobsenandSerritzlew,2016;Möllenkampetal.,2019)。最近,在政策分析的國際頂尖期刊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發表了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ElizabethLinos、LisaQuan和英國行為洞察力團隊(TheBehaviouralInsightsTeam)ElspethKirkman聯合發表的論文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這篇論文無論是對行為公共管理理論的把握,還是在實驗研究方法上的使用,均屬上乘。不但驗證了關于助推的一些重要理論解釋,還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對于公共管理實驗研究方法有興趣的讀者,一定會從這篇論文中取得很大收獲;即便對于并不專攻這一領域的青年學者和研究生而言,精讀本文的導言和文獻回顧部分也可以學到很多:教給你如何整理和把握浩如煙海的理論敘事,發現其中的不足,進而言簡意賅地完成一個高質量的文獻回顧。三位作者首先對遵從合規理論(compliancetheory)做了簡要的回顧。早期理論認為,公民對公共政策的遵從行為主要取決于其對遵從收益和不遵從成本之間的權衡。后來的研究發現,公民的情感反應、社會規范乃至個人價值觀念更為深刻地影響著遵從行為。最近十多年來遵從理論轉換角度,主要聚焦為何有人不遵從公共政2019—2020)207　策?這些研究認為,不合理的行政流程和法規設計給公民造成了行政負擔(administrativeburden),進而提高了學習成本、心理成本和遵從成本,間接影響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致使很多政策和政府服務得不到目標群體的響應。這篇論文站在行為公共管理理論的角度指出,良性的政民互動不是簡單的胡蘿卜或者大棒的問題,而是要同時減少公民對公共政策的學習成本和遵從成本(Linosetal.,2020)。這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美國社區私人房屋的建筑標準合規問題。文中提到,美國社區存在很多的住宅僭建和危房問題,帶來了一系列諸如公共衛生、人身安全乃至治安問題。當年著名的卡特里娜颶風造成巨大傷亡,也與不少房屋結構不合規有關。然而,原有的“督查—警告—整改—再督查—驗收”的行政流程曠日持久,為政府財政和人手分配帶來沉重負擔,而且業主的遵從合規也效果不彰。三位作者用行為公共管理的思路對現有行政流程進行檢視后發現,站在公民的角度,其實這些看似縝密的流程存在不少缺陷,客觀上增加了業主合規的學習成本和心理成本。因此,優化現有流程可以很好地降低上述成本,從而鼓勵自愿遵從(voluntarycompliance),實現政府和公民的雙贏。這篇論文的研究方法非常新穎,研究團隊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和田納西州查塔努加這三個城市展開了現場實驗。實驗選址基于地方政府的興趣意愿和配合保障,而實驗的內容非常簡單:重新設計違建通知書的內容、形式和寄送時間點。這看似簡單的實驗干預背后卻隱含著一系列重要的行為公共管理技術,包括文本易讀性、量身定做、心理暗示、時間點等。總體來說,上述三個干預實驗雖然針對合規執法流程中的不同節點、不同類型的業主,但實驗內容都深入參考了行為公共管理的技術方法,從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入手,優化政民互動模式,以期降低公民的合規學習成本和心理成本。在三個實驗中,研究團隊均使用了隨機對照實驗(randomcontrolledtrial)來增強隨機性和因果推論的效力。實驗結果顯示,上述的實驗在新奧爾良市、路易斯維爾市和查塔努加市將房屋合規率分別提高了14.7%、3.3%和9.2%,為當地政府節省了6%至15%的行政預算,效果可謂非常顯著。這篇研究還與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對話,指出優化行政流程不應該簡單地等同于減少行政環節,事實上,在新奧爾良市和查塔努加市的實驗證明,創造性地增加一個行政環節非但沒有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反倒讓整個流程更加優化(Linosetal.,2020)。可見,行為公共管理“助推”的很多創見對傳統的公共管理思維做出很大發展。正如評介開頭所言,這篇論文無論是對行為公共管理理論和技術的把握還是實驗方法的使用,都為廣大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高質量的樣板。事實上,在中國廣闊的地方政府創新場景中,類似的實踐并不罕見,很多行政部門流程再造的改革乃至小小的“便民服務”本質上都可以從“助推”的視角來理解(張書維等,2019)。諸如門診網上掛號和網上預約、“一站式服務”、政務APP等等,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公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幫助提升了政府的回應性和政民互動的體驗。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深入研究這些創新,不但可以更好地總結在“助推”上的中國經驗、向國際同行講好“中國故事”,也能夠站在更為科學客觀的角度為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參考和改革建議,幫助它們更好地使用行為公共管理的理論和技術,用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親民的方法,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績效。

三、論文三:跨國的政策擴散和政策轉移

一、醫療保險專業教師實踐課教學存在的問題

我校公共事業管理專業（醫保方向）辦學十余年，已培養了近十屆畢業生，為社會輸送了大批的醫療保險專業人才，主要分布于保險企業、各級醫院的醫保科室以及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等企事業單位。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以及用人單位的信息反饋中，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自主學習能力成為個人職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也對專業教師實踐教學內容的設計和教學活動的組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目前在醫保專業實踐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十分突出。

1.醫保專業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欠缺目前醫保專業教研室共有教師7人，其中博士1人，博士在讀2人，其余均為碩士畢業生，教師的理論功底深厚，科研能力較強。但突出問題是均無在職期間的企業掛職鍛煉經歷。由于醫療保險的專業特點是應用型較強，對于復合型人才的需求較多，加之保險行業近年來快速發展，社會環境和法律環境變化速度較快，這些特點決定了理論課教學內容較為死板，與社會實踐差異較大，所以在理論教學中要求教師能夠將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緊密聯系。近年來專業招生數量較多，教師的教學任務繁重，每位教師承擔2-3門專業課的教學任務，導致教師無法通過到相關單位的掛職鍛煉提高實踐教學水平，進而影響了專業課教學效果。

2.醫保專業教師提高實踐教學能力的內在動力不足首先，“重理論、輕實踐”。在高等學校的教學理念中，對于理論教學的重視程度遠遠大于實踐教學，僅將實踐教學作為理論教學的補充，而輕視了實踐教學在新時代人才培養的重要地位。這也使青年教師的重視理論教學能力的提高，而忽視了實踐教學能力的培養。根深蒂固的傳統教學理念根本性的影響了專業教師提高實踐教學能力的內在動力。其次“，重科研、輕教學”。在國內各高校的考評體系和晉職標準中，科研成果成為了教師晉升職稱和評優獲獎的必備條件，科研水平的高低和科研成果的大小成為高校衡量優秀教師的首要標準。在科研先行的政策指引下，教師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科學研究，與此同時，提高教學水平和開展教學活動的時間被大量壓縮，很多教師只保證完成基本的理論教學學時數，并不重視教學效果和教學反饋，更談不上設計實踐教學內容和提高實踐教學能力。重視科研成為了影響專業教師提高實踐教學能力的首要原因。再次“，重回報、輕奉獻”。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高等學校的內外部環境也面臨巨大的變化。在高校擴招，新管理主義的出現和教育技術變遷的歷史背景下，高校教師的壓力與日俱增，突出反映在教學壓力、科研壓力以及經濟生活壓力等各方面，以此產生了巨大的科研產出和職業倦怠。“高校社會外部環境及內在組織系統已成為中國教師身心健康的最主要因素”。教師在工作壓力下注重投入的時間及經濟成本的回報，而忽視了教學活動的情感投入。在實踐教學過程中，需要專業教師投入本職工作以外的時間來提高自身的實踐教學能力，比如深入企業進行長時間的掛職鍛煉；設計實踐教學情景；組織實踐教學活動；制定各學科實踐教學效果評價標準等具體工作，而這些工作不僅占用正常教學活動以外的時間，并且幾乎不計回報，無疑需要教師具備對教學活動的高度熱愛和奉獻精神。而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現實壓力導致具備奉獻精神的教師更是鳳毛麟角。

3.醫保專業教師實踐教學條件有待提高首先，實踐教學的學時偏少。在目前的教學培養方案中，對于專業基礎課和專業必修課的教學大綱，都設計了一定的實踐教學學時，占理論教學學時的六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左右。在教學活動中，實踐教學大多為4-8學時，由于學時數偏少，而近年來學生數量逐年增多，因此教學內容多設計為小組作業演示或教學案例討論。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因受到教學內容的局限，學生參與度不高，小組作業多是小組中的少數人完成，其余學生“搭便車”，實踐課成績依賴于主要完成者的學習態度，影響了實踐教學的效果。其次，實踐教學場所和設備條件不足。醫保專業學生的實踐活動應立足于校外教學基地和實踐軟件實驗室，但由于學生人數眾多，校外活動難度較大；另外，軟件實驗室資金投入較大，短期內難以建立實踐平臺，所以教學活動的場所大都設置在理論教學的教室，教師是實踐教學的設計者和組織者，而大多數學生都是被動聽從教師的活動安排，導致體會度和參與度不強。

二、提高醫療保險專業教師實踐教學能力的途徑

1醫保工作人員繼續教育存在的問題

1.1缺乏完善的繼續教育管理制度

提高醫保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是開展現代繼續教育的最終目的。要充分發揮繼續教育的重要作用，必須完善醫保工作人員開展繼續教育的制度管理問題，幫助他們在工作實踐中開拓新的專業發展方向，引導醫保工作人員的創新能力和前進方向。繼續教育是終身性教育，除了參加必要的繼續教育項目培訓外，更多的是一種知識的再次更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主學習很重要。目前，大多數醫療保險工作人員為了更好地適應工作崗位要求，主動進行知識的充電，他們往往帶有許多盲目性，如何引導組織他們有針對性，有計劃性地學習，就要有一個組織管理的制度出現，而在實踐工作中，由于醫保人員繼續教育還沒有形成一個健全的組織管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部分醫保人員只為了形式，而忽視學習的目標和過程，影響了醫療保險人員繼續教育的質量。

1.2對參加繼續教育認識不足

目前醫療保險制度在我國尚在起步階段，醫保人員接受新理論、新知識、新方法、新技術尤顯重要。而我國許多醫療保險工作者對于參加繼續教育的意義和目的認識不足，往往以能夠勝任目前的工作為滿足，沒有更多地追求長遠目標。一些醫療保險工作者認為外出進行醫保知識的學習不僅會影響到目前的工作還會增加額外的經濟開支，所以放棄了繼續教育學習的機會。提高醫保人員對參加繼續教育的認識，就要廣泛深入進行宣傳教育，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

1.3繼續教育考核機制的不完善

我國公立醫院醫務人員推行技術職稱與待遇掛鉤的薪酬制度，工資結構一般由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及津貼補貼四部分組成，醫生的崗位工資、薪級工資又分為助理醫師，醫師及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及主任醫師若干等級，一旦晉升高一級職稱，薪級工資隨之與職稱工資掛鉤、直至退休、終身享有。

職稱工資導致爭職稱現象

我國醫務人員技術職稱與工資掛鉤制度，是上世紀50年代從蘇聯引進的模式。據國家衛計委2016年統計年鑒，國內有綜合醫院1.8萬家，專科醫院6642家，各類醫療門診21.6萬家。衛生專業技術人才達860萬人，每年有70萬以上的專技人員進入晉升技術職稱渠道。每位醫師要晉升高一級職稱，都要面臨臨床、教學、科研三個方面的考核。在同級醫生之間能拉開差距的主要是科研與論文,晉升人員的論文要求在國內省部級CN期刊，國外SCI期刊發表,同時重的數量和影響因子、被引用數等要素。主管部門為把復雜的評審過程簡單化，逐步演變為以作為衡量人才專業水平的重要評價指標，疏忽了對晉升人員臨床表現、專業能力、工作業績、實際貢獻、行業自律、同行評議及病人服務滿意度等方面評價的內涵，導致有論文、能力一般的醫師晉級到專家行列，享受高級待遇。一些經驗豐富的醫生、由于論文未達標卻在原地踏步。評價標準嚴重脫離了人才成長的規律與科技創新的要求。為此，國務院在深化公立醫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要建立以專業技術人員醫療服務水平、質量、業績為導向，以社會和業內同行認可為核心的人才選拔評價要求，尤其對工作在艱苦地區和臨床一線的醫生，不再將論文、外語、資歷、學歷作為晉升的唯一標準，無形中增加了一線醫生職稱晉升與薪酬提升的機會，進一步調動了各類人才工作積極性與創新活力，是新時代人才選拔評價的一項有力舉措。

美國不推行醫生職稱與工資掛鉤

美國90%以上的臨床醫生，統稱住院醫生、經治醫生或主治醫生，科室主任。推行在職業醫生繼續教育，不搞職稱評審。每年醫學畢業生約有17000人，沒有醫院、私人診所或保險公司會與他們簽訂雇用合同。只有通過國家執業醫師考試拿到執業許可執照，他們才有權選擇自己是從事臨床醫學或教學科研的執業方向且只能二選其一。美國醫生的薪酬是根據該醫生的任職期間業績與醫療安全記錄，由應聘雙方共同商定。一般在私立醫院從事臨床工作的醫生工資較高，選擇公立醫院、教學醫院任職的醫生薪酬相對偏低。從事顱腦外科、胸心外科、骨外科及整形外科的臨床醫生薪酬相對較高，從事內科、五官科、小兒科及社區保健醫生的薪酬較低，甚至相差一倍以上。醫生的工資不存在與職稱掛鉤現象。從事臨床工作的醫生不承擔任何醫療科研或教學任務，也不必寫論文。每個人專業職稱是由各個州醫師行業協會，根據其本人任職期間繼續教育的成績，進行第三方評價。在美國，選擇從事醫學教育與科研工作的醫師約160萬人，只占醫生人數的7%～9%，這些供職教學醫院醫生晉升的方式，按照高校職稱晉升的程序、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不存在一個醫生既當教授又兼臨床主任醫生的雙職稱現象。如果有醫生在任職期間或退休之后，發現有直接或間接收受病人的錢財、醫藥回扣等等行為，被一律視同犯罪，要面臨檢察官的起訴。醫生與患者的關系，純粹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相對和諧。

美國醫院管理的方式

摘要:在健康服務貿易領域，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近幾年增長速度較快，也面臨著許多制約其發展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問題。本文主要探討商業存在服務模式下，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在市場準入方面的貿易壁壘問題，并對市場準入壁壘問題在GATS框架下進行分析，最后就如何減少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壁壘問題提出若干建議。

關鍵詞: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商業存在;貿易壁壘

與傳統中醫的診療服務不同，中醫養生保健服務更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和優勢，容易為東道國成員所接受，因此，發展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是中醫藥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在市場準入方面遭遇了諸多貿易壁壘。

一、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概述

（一）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模式

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的提供模式主要有四種：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在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貿易中，其服務提供模式往往不是單一的。在全球化和信息時代，商業存在日益成為中醫藥養生保健服務貿易的主力軍，成為中醫養生保健服務在海外得以長久存在的主要戰略支撐。

【摘要】針對遼寧省“互聯網+”模式下醫聯體醫療服務質量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完善分級診療配套機制、以利益為紐帶推進醫療機構整合、構建醫聯體一體化信息平臺、運用互聯網技術開展新型醫療服務質量監管、多渠道緩解基層醫療機構資金壓力等對策和建議，以期促進遼寧省“互聯網+”模式下醫聯體醫療服務質量的提高與發展。

【關鍵詞】醫聯體；互聯網+；醫療服務質量管理

互聯網與醫聯體的結合，極大促進了醫療資源流動，提高了診療效率，同時也存在互聯網醫療平臺各自孤立，診療流程整合不充分，標準不統一，監管不同步等問題。本文針對遼寧省在“互聯網+”醫聯體模式下醫療服務質量管理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從管理手段、運行機制、資金保障等方面提出相應對策，為提升遼寧省醫聯體醫療服務質量做出有益推動。

一、遼寧省“互聯網+”模式下醫聯體醫療服務質量管理現狀

在醫聯體建設上，遼寧省以網格化為基礎推進五類醫聯體建設，全力構建“城市網格化、縣域緊密型”醫聯體模式，有序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已取得的成果如下：一是補充基層短板，全面提升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完善設置二級診療科目，牽頭醫院通過業務指導、項目協作等多種方式開展對口支援；提升基層檢查檢驗能力，44個縣（市）區建立遠程醫療服務系統，批準40余個第三方檢驗實驗室等新業態醫療機構；積極發展醫養結合，提供診療→康復→長期護理連續性服務。二是整合醫聯體內部信息系統和相關平臺。建設與國家平臺互聯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臺，建成全省統一的居民健康卡綜合管理系統、12320統一預約掛號平臺、支付平臺等信息系統。上線27家互聯網醫院，大力開展智慧醫療服務。三是健全區域資源共享機制。通過建立醫學檢驗、影像、病理中心和遠程會診等方式，推動醫聯體內檢查檢驗結果互認。大力推動綜合及專科類別國家和省級區域醫療中心建設，加強縣級醫院能力建設，推進縣級重點專科建設，全省醫療服務質量控制網絡組織體系基本建立。截至目前，遼寧省三級醫院全部參與醫聯體建設，醫聯體總數達到388個，實現近2萬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覆蓋，提供高質量公共衛生服務，加速全省醫療健康服務實現整合型、高質量發展。

二、遼寧省“互聯網+”模式下醫聯體醫療服務質量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建全文明規范、高效便捷的服務機制

為切實做好優質服務工作，中心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深化服務理念，健全服務機制。

一是深入開展職業道德教育。通過開展“學習先進模范”、“職業道德演講”等形式，號召全體職工積極發揚求真務實、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認真對待參保患者的每一份費用清單、每一份病種申請，仔細甄別，務求真實、完整，既要讓參保人員充分享受到政策規定的待遇，又要體現執行政策的嚴肅性。

二是大力開展業務知識學習。中心堅持每月第一個周六為“學習日”，制定了周密的學習制度，對全體職工提出了本科學歷要求，采取激勵、互助等方式增強學習效果。中心還定期選派同志參加各類業務培訓班，從各方面創造條件，提高每一位工作人員的素質。幾年來，中心職工共撰寫各類研究論文97篇，被省以上媒體采用42篇，被《中國勞動保障報》、《中國醫療保險》、《中國社會保障》等專業刊物采用21篇，2篇被中國社會保險學會評為“優秀論文”，為推進我市三項保險事業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智力保障。

三是強化黨風廉政建設。中心從強化全體職工責任意識入手，堅持把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與作風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與各科室簽定了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形成了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責任制網絡，使黨風廉政教育、作風建設成為中心一項經常性工作。在工作中，凡涉及基金稽核和費用報銷、經費使用等敏感問題，中心領導做好表率，堅持做到不說情、不批條，一切按章辦事。領導作風廉政為職工們做出榜樣，中心自成立以來未發生一起重大經濟犯罪案件和社會治安重大刑事案件，也未出現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問題。

四是開展“五心”服務。由于醫療、工傷、生育三項保險服務對象主要是患病、工傷等弱勢群體，他們在遭受疾病或意外傷害后，情緒低落，甚至極易沖動。為此，中心深入開展了以“愛心、關心、細心、熱心、耐心”為內容的“五心”級服務，設立“共產黨員模范服務崗”，積極營造爭先、創優的良好氛圍。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基本情況；具體做法；取得的成效；存在問題及建議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參保積極,運行機制平穩、醫療費負擔減輕、強化資金監管,提高使用效率、結算方法單一、擬設置專職稽核科,加強對醫保基金的監督管理、加強定點醫療機構醫保網絡建設、醫療基金管理需要廣泛參與、醫療保障問題需要照顧到流動人口、醫療需要與醫療救助有效銜接和整合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隨著我國開放的逐步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善。醫療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系統的一個重要子系統,并以相對獨立的保險體系而存在,其運作模式好壞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改革的進程,關系到人民的健康保障。本文旨在回顧溫州市區醫療保險基金運行情況及發展趨勢。

【關鍵詞】醫療保險制度;發展趨勢

隨著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以及相關法律的頒布施行,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較以前有了很大改觀,許多方面得到不斷完善。我浙江省溫州市自2000年10月實施醫療保險制度以來,經過八年的努力,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一是建立了溫州市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二是逐步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三是醫保基金收支總體平衡,為醫療保險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現對本地區醫療保險基金運行情況進行回顧及今后發展趨勢作出如下報告:

1基本情況

我溫州市區醫療保險工作按照省、市的政策要求,圍繞擴面、基金管理、醫保稽核等重點工作,以構建和諧醫保、服務參保人員為目標,突出重點、狠抓落實,確保醫保經辦工作平穩進行。自2000年10月至2008年6月底,市區基本醫療統籌基金累計總收入287496萬元,其中征繳收入113615萬元,利息收入8603萬元,一次性預繳收入164174萬元,財政補貼1104萬元。至2008年6月底,市區基本醫療統籌基金累計總支出131775萬元。平均每年增幅35.48%。至2008年6月底,市區基本醫療統籌基金累計結余155721萬元,其中一次性繳費結余122660萬元,占結余總額的78.8%,實際結余33061萬元,占結余總額的21.2%。統籌基金實際累計結余金額33061萬元,人均累計結余金額810元,按08年上半年月平均支出為3823萬元,基金的備付能力為9個月。

一、我國大學生醫療保險制度的發展

（一）公費醫療模式計

劃經濟體制下，普通高校都是公辦的，因此此文中狹義的“大學生”定義只滿足了當時特定環境下的大學生醫保需要。當時常州市僅有公辦高校四所，資金來源是“根據一定的年人均標準和學生人數，國家給予相應數量的撥款”，公費醫療實行屬地管理，經費由當地財政部門統籌撥付，省地級公辦高校公辦生生均撥款40元/人.年。對于不受國家保障的職業院校，沒有國家撥款，全靠學生自己買保險。沉重的醫療負擔使學校和學生都不堪重負，一旦有學生不幸染上重病，就會將學校當年的公費醫療撥款用盡。

（二）公費醫療加商業保險模式

隨著大學教育由精英制向大眾型的擴展，高校招生規模不斷的擴大，物價的不斷上漲，高校的公費醫療已經遠遠不能保障大學生正常住院開銷，部分地區的財政因不堪重負，停止了公費醫療制度。面臨這種情況，常州市的四所高校普遍使用了公費醫療加辦理商業保險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困境。公費醫療僅用于學生在校內醫務室門診看病，如學生發生較大的意外須住院治療，則選擇由商業保險來承擔醫療費用。為保障學生的利益，部分高校(河海大學常州分校)就采用了新生入校即買入四年的商業醫療保險的方式，在連保上有一定的保障，常州工學院則通過與多家保險公司簽定合同的方式，通過多家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來保障學生的利益。但商業保險畢竟是以贏利為目的的機構，在大病報銷的手續上和審核程度上都有較為繁雜的要求，同時報銷的周期較長而且有大病報銷的最高限額（6萬元）。這對目前不斷高發的白血病等重癥猶如杯水車薪，常工院教職工和全體學生曾兩次為身患白血病的學生捐款救助。

（三）大學生納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的模式

一、當前我國新型醫療保障體系建設中的主要問題

俗話說：“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在我國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醫療保障成為公眾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經過多年的改革和建設，我國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構架，其主要標志就是確立了新型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同時農村地區也逐漸建立起了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盡管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總體上看還不盡人意。目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社會醫療保險覆蓋范圍狹窄

截止2003年6月底，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已經突破1億人，但從總量上看，醫療保險覆蓋面只相當于2001年城鎮就業人口的42％，在三大社會保險中是參保率最低的一種。從結構上看，我國基本醫療保險主要覆蓋的是國有企業、一些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和部分集體企業的職工，大量其他類型企業的職工，靈活性就業人員，城市弱勢群體等，如低收入或下崗、失業職工，殘疾人和孤寡老人，進城的農民工，以及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等，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還沒有享受到制度上的醫療保障，有違社會公平原則。

(二)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尚未真正形成

盡管目前我國醫療保障體系的框架已經基本形成，但合作還有明顯欠缺：一是農村人口的醫療保障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二是現有體系中各個層次的運行還沒有納入正軌，成效并不顯著。職工補充醫療保險、商業醫療保險、社會醫療救助、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社區醫療服務等還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