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著作論文范文10篇

摘要學位論文是在校學生科研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和利用的價值。近幾年來，伴隨對其開發利用的日益頻繁，其中涉及的版權問題凸顯。本文就開發利用學位論文中的版權歸屬和授權問題進行分析和闡述。

關鍵詞學位論文；版權歸屬；授權

著作權即版權，是指作者對其創作的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的作品所享有的權利。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學位論文是指在校的學生為獲取學位資格而撰寫和提交的學術研究論文。

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學位論文的數量劇增。一般而言，學位論文都較為成熟，其學術價值具有高、新、專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今某學科領域最新研發動態及水平，因此成為重要的信息資源，具有很高的利用價值。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學位論文的使用和傳播的日益頻繁，使得學位論文的版權問題開始受到更多人的關注。筆者將通過對國內外某些高校具體做法的比較，對學位論文版權問題中的歸屬和授權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1學位論文的價值

學位論文是學位制的產物，是學位申請者在研究導師指導下所進行的科學研究的總結。選題上一般都是本學科需要解決的比較重要的、具有前沿性的理論或運用方面的課題，代表了本專業的發展方向。涉及的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不乏新穎的學術思想和獨到的見解，一般具有質量高、專業性強、內容新穎、學術價值高、參考文獻多而全、助于對相關文獻進行追蹤檢索等特點。

在人類文學活動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輪子起著推動的作用，這兩個輪子就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與理論。這是知和行、理論與實踐并肩前行的兩個輪子，它們互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發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學發展的千年歷史程途中，我們卻往往只見獨輪車，少見雙輪車。其景觀猶如年少時在潮州城外崎嶇小路上見到的“雞公車”（一種獨輪車）一樣，蹣跚而行，嘰嘰呀呀，難以平衡。這既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學生態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學景觀固有的“特色”。建國之后的潮汕文學，此種現象有所改觀，開始有了文學批評的嘗試。吳穎1955年發表于《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關于李煜詞評價的幾個問題》和同年發表于《文藝月刊》的《評胡風反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就是這種嘗試的代表之作。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學，這種獨輪車現象得到了較為全面的改觀，有較多的作家參與文學批評，也有一些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文學理論研究也有所開展。但文學理論研究的開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還是仰仗于潮汕地區幾所高校專家學者們的努力，這里不列入評述的范圍。本文主要考察和評價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文學批評的成果，總結經驗，以利于潮汕文學批評的發展。以下分兩個層面論述。

一、文學批評與爭鳴

所謂文學批評，指的是批評家“根據一定的哲學思想、社會理想、政治觀點、道德觀點和文藝觀點對各種文學現象的研究、分析和評價的科學……文學批評以文學欣賞為基礎，同時又是文學欣賞的深化與提高。文學批評以一定的文學理論為指導，同時文學批評中對于文學現象所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又常常上升為文學理論”[1]。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中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一種具體體現。建國以來的潮汕文壇，文學批評與爭鳴比較活躍，建國初期在黨的領導下，有過一些較有影響的批評與與爭鳴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潮汕文壇的文學批評也比較活躍，尤其是汕頭市作協在1995年成立了文學研究室以來，更有了一些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潮汕文壇歷史以來文學發展的獨輪車現象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綜觀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壇，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表現為兩個層面，其一是零星的鑒賞性批評，主要是個人行為。多為私下邀請，贊頌性評點，除一些作家結集成書之外，多零星刊發于本地各種報刊，一般不列入我們的考察范疇。其二是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和爭鳴性的批評，它有相關的報刊作為載體，以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為主，也有自發的爭鳴性批評。主要有：1.1954年，農民詩人李昌松的詩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藝界召開座談會，對《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進行了研討。2.1954年，《工農兵》雜志開辟了“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欄目，發表了李心一的爭鳴文章《必須改變對文藝創作的領導》，對當時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教條主義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評。3.1957-1958年，所謂反右斗爭期間，《工農兵》雜志刊發反右文章，公開點名批判蔡燁、丹木、沈吟、張華云、陳健、吳穎、劉慶英、謝海若、王奔騰、方乃釗，以及饒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張道濟和普寧的杜綠波等潮汕地區的知名文藝工作者[2]597-598。雖然此舉不完全屬于文學批評范疇，但由于《工農兵》充當的是政治運動的工具，批判的對象又主要是比較知名的文學作者和作家，對文學批評的開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惡劣影響，因此，我們也將之列入潮汕文壇的文學批評范疇。4.1984年汕頭市青年文學學會成立，出版會刊《青年文訊》，從1984年的第一期開始，便辟有“文學評論”的專欄，除了對青年作者的作品進行批評之外，也著意刊發爭鳴文章，如總第八期對李彥山散文《云》的“朦朧性”的爭鳴。5.1986年《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4期刊發了汕頭市青年作家鐘海帆的《潮汕文學創作落后現狀的檢討和反思》一文之后，引發了潮汕文壇關于潮汕文學現狀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關于“吾潮文學”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歷時近四年，參與者有《汕頭特區報》、《文化走廊》、《汕頭日報》、《潮聲》雜志，討論的范疇涉及潮汕文學乃至潮汕文壇的方方面面，對潮汕文學的落后現狀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討不可謂不深不廣。具體如下：1989年3月《汕頭特區報》的副刊《龍泉》開辟了“吾潮文學”專欄，意在引發大家對潮汕文學創作落后現狀的爭鳴，6月28日刊發吳穎《承認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隨后汕頭市群眾文化藝術館主辦的《文化走廊》為之呼應，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發了陳放的《潮汕文學亂彈》、11月的第50期刊發了吳穎的《當代文學“向內轉”漫議》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發了黃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學創作》等文章。《汕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也刊發了魯牛（王治功）的《關于潮汕地區文學現狀的評估標準及其他》一文參與討論。1992年初，《汕頭日報》開辟了“我看潮汕文壇”的欄目，力圖對“吾潮文學”進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討。先后于2月3日刊發了李衍平的《給文壇注入創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發了黃景忠的《對創作現狀的反思》等文章。《潮聲》雜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發了潮州市陳耿之和《潮州日報》記者張松的對話錄《我看潮汕文學》。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頭特區報》又先后刊發了吳奕錡、翁奕波的《多一點“危機意識”》、翁奕波、吳奕錡的《關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吳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護》、翁奕波、吳奕錡的《從記者、編輯與作家談起》和翁奕波、吳奕錡的《一種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圖進一步把“關于潮汕文壇現狀的思考”引向更深層次的思考。7.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1993年1月1日，《汕頭電視周報》開辟了“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專欄，先后刊發了公羽的《“不滿于現狀”與超前意識》（1月1日）、魯澄南的《參與“崛起”的對話》（1月15日）、吳二持的《作家主體精神與文壇的崛起》（1月29日）、楊友愛的《不可忽略“憂患意識”》（2月12日）、魯澄南的《充分張揚文學主體——與吳二持先生對話》（2月26日）、吳二持的《離開文學的“生產過程”，如何張揚文學主體——魯澄南先生“對話”的對話》（3月19日）和公羽《呼喚真誠平等的學術爭鳴》（4月16日）等文章，這次爭鳴是潮汕文壇60年來首次真正意義的文學對話。8.關于《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2004年2月《汕頭作家》（總第51期）轉載了王少輝在廣東省作協主辦的《新世紀文壇》2003年11月發表的《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引發了鄭明標、林牧、肖濤聲、許因才、公羽、彭妙艷、鄭白濤、陳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頭作家》從總第51期開始，先后刊發了鄭明標的《喜聽“爭鳴吧”的警鐘》（總第51期）、林牧的《謳歌農業文明有何不可》（總第52期）、肖濤聲的《批評重要，而建設更重要——〈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讀后》（總第52期）、許因才的《傳承與揚棄——對〈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薦一言》（總第53期）、公羽的《汕頭文學“逃入農業文明”了嗎——與王少輝先生商榷》（總第54期）、揭陽作家協會彭妙艷的《無妨多一點寬容——參加〈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總第54期）、鄭白濤的《潮汕人與潮人文學——兼談〈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總第54期）以及潮州韓山師范學院陳培浩的《關于潮汕文學的一點胡言亂語》（總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頭作家協會自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以來，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學研究室以來，組織過一系列的潮汕文學研討會。有作家作品的研討會，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頭市文聯、作協、《潮聲》雜志、澄海市文聯聯合舉辦的陳躍子作品研討會；1999年7月3日汕頭市文聯、作協、潮陽市文聯作協共同舉辦的蔡金才、陳致和文學作品研討會等；也有專題的文學研討會，主要專題文學研討會有：1992年21月6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青年現代詩研討會。1993年11月28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中年新詩創作研討會。1994年10月15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散文創作研討會。1997年5月1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討會，等。

綜觀建國以來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壇有明確主題的文學批評活動，其特點如下：其一，以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為主，自發的爭鳴性批評為輔。從以上列舉的潮汕文學批評實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義的自發的爭鳴性批評只有1993年借助《汕頭電視周報》展開的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一次。盡管這一次爭鳴在總體上觀點是一致的，爭論的主要是一些枝節上的問題，但畢竟是一次有正反兩方通過幾輪辯論的文學爭鳴，其意義在潮汕文壇自然是非同凡響。至于2004年關于《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貌似自發，其實后來與王少輝商榷的文章，還大多是有隱形推手在推動著的，其爭鳴也呈一邊倒的態勢，并沒引起真正的爭鳴。盡管如此，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還是推動了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也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繁榮和進步，如果沒有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潮汕文壇就如十年一樣，一潭死水，死氣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學的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是功不可沒的。其二，自發的爭鳴性批評難以在潮汕文壇掀起波瀾。從上列潮汕文壇60年來的文學批評與爭鳴實例可見，在潮汕文壇是難以掀起真正的文學爭鳴活動的。客觀地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潮汕地區的各階層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學現狀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緊迫感。因而，無論是誰組織發起的討論，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討，都想看到針鋒相對的爭鳴，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頭大學教師吳奕錡、翁奕波在《汕頭特區報》發表了《多一點“危機意識”》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關于潮汕文壇現狀的進一步爭論。沒想到發表以后卻如泥牛入海，一點波瀾都不起。兩位無法可施，只好商量著繼續炮制文章，結果連發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爭鳴，只好作罷。上列所有的文學批評實例，幾乎都成了大家圍繞一個主題，然后各說各話，即使有些另類，如關于《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也只能落入一邊倒的結局。頗為難得的有點爭鳴意味的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其實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參與爭鳴的魯澄南后來在遇見始作俑者公羽時說，當時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筆名，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可以想見，在潮汕文壇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學爭鳴，談何容易！為什么在潮汕文壇難得有真正的文學爭鳴？這個問題恐怕要留待文化學者從潮汕人的俗語“大海雖闊，船頭有時也會相碰”的文化內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國內文學界的熱門話題和各種先鋒思潮難以進入潮汕文學批評與爭鳴的視野。從上列潮汕文壇，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文壇歷次的文學批評與爭鳴的事實可以看出，國內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界曾經引發熱烈爭鳴的各種文學思潮，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發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人的文學、尋根文學以及各種現代派文學思潮等，似乎并沒有進入潮汕文壇文學探索文學爭鳴的視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朧詩、朦朧散文似乎還引起一些關注，《青年文訊》總第八期對李彥山散文《云》“朦朧性”的爭鳴，就是一個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沒能引發熱烈的探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歷時四年斷斷續續的關于潮汕文學落后現狀的討論，本來應該關注到這些內容，但也還是擦肩而過。翁奕波、吳奕錡的《關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對“突圍”的重視與思考，卻至今仍被一些文壇權威人士定性為“偽命題”[2]612。可見，潮汕文學批評與爭鳴破繭難，各種先鋒思潮的輸入自然也就難上加難。盡管我們不難見到潮汕的某些評論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詞：先鋒派、意識流、黑色幽默、達達主義等等，等等。毋庸贅言，潮汕文學自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批評與爭鳴的活動還是開展得有聲有色的，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更是發展到一個高潮。探討了一些潮汕文學的現實問題，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識，更重要的是開了一種風氣，改變了潮汕文壇長期以來缺乏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的“獨輪車”現象，其歷史功績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學的批評與爭鳴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還有待我們去思考，去改進，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學批評作品

朱光潛以其美學成就而聞名于世，他的《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等著作被廣泛學習和稱頌，其作品表現出從容、寬厚的文學修養，這與京派的審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與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潛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學批評也具有十分濃厚的京派文學特征，這與他本人的文化觀念息息相關。目前文學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時，多列舉小說家，京派也被視為小說流派，而提及朱光潛時，則主要指他曾擔任京派雜志《文學雜志》的編輯。朱光潛曾說過：“我回國時，正逢‘京派’和‘海派’對壘，京派大半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我由胡適約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當時京派與海派相對立，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和審美情感，京派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追求從容、寬厚、誠實的審美觀，而海派則以迎合讀者為目的，更注重敘事的角度和創作形式。究竟朱光潛與京派的淵源何在？縱觀相關的評論文章，研究朱光潛文學批評的專著和論文都非常少，更鮮有清楚闡述其文學批評與京派文化的關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潛美學研究的影響，思辨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審美層面，并未結合其個人經歷、價值觀和文學史來對其文學批評做深入的研究。《文學雜志》本身發行的次數并不多，而且發行之時已經是京派文學發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數，那么朱光潛為何被稱為京派批評家？在此，筆者認為：雖朱光潛的大多數著作均為美學著作，但幾乎所有對于美的解釋和分析都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賞析來實現的，由此向讀者傳達審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將朱光潛對文學作品中美與丑的描述視為對這部作品的文學批評和對這部作品價值的認可。筆者將從細處著手，分析朱光潛文學批評及其所主編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學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現多是與海派相對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時，更愿意立足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以溫和的方式來抵御時代的弊病和丑惡的社會現實。其作品一般都同社會政治斗爭保持一定距離，作家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傳統文化底蘊，文風淳樸，呈現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學思想。京派引進西方純正的美學思想，將其與現代文學創作實踐相聯系，使美學思想不僅有著理論的光鮮感還有了動態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純正美學強調文學對于政治的獨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對政治侵犯文學的京派作家，他們遠離政治漩渦，更能以靜觀的眼光諦視社會風云，吟詠人性世俗的常態變態、史態現態中，建構自己高雅的藝術神廟，取得某種文化批評的自由立場。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說還是一種意蘊深厚的文化小說，加強了對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將“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這樣嚴肅的“五四”國民性主題繼承下來，不斷對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發出呼喚，尋求回應。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也使其避開當年激烈的政治斗爭和文學功利目的，以間離現實斗爭為代價，為現代小說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抒情體和諷刺體。第三，宣揚淳樸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說注重“回憶”，將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現實進行對照，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從兒童、少女等角度對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極大的興趣和審美，以平和的方式贊揚淳厚、信用、真摯、善良、情義等人性美，使美由絢爛歸于平靜，歸于自然。這樣，京派小說經由穩重開放的學院文化，整合了傳統與現代、雅與俗等各種因素，成為獨具中國文化風貌的文學。他們擯棄鄉愿式的教訓，也摒棄營造夸張而緊促的場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繪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潛文學批評中蘊含著京派特征

京派的眾多文化觀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潛的文學批評中都得到了體現，具體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

1．自然人性觀京派的“歸隱文化”在面對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都市的沖擊和民不聊生、政局動蕩的社會局面時，感到焦慮與失望。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使京派作家沒有像左翼作家那樣投身于時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較少受到現代文明浸濡的田園鄉村，從湘西、鄂東原始幽靜的鄉村生活中尋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獲得心里平衡。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也促使他們把目光投向鄉村田園［3］。在朱光潛的《詩論》一書中，談及了許多詩的意境、形式和節奏，以及中國詩歌發展等詩歌本身的問題，對傳統詩詞的遣詞煉句、節奏聲韻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問題做出了具體的分析。唯獨最后用了整整一章來談陶淵明，講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風格。朱光潛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么醇，那么煉……”［4］吸引朱光潛的固然有陶淵明的詩文風格，然而陶淵明詩作中表現出的“真”和“自然”將人性美表現得淋漓盡致。“……（陶淵明）所以寧肯回到鄉間和這班比較天真的人們‘把酒話桑麻’。看‘務農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幾句詩，就可以想見他們中間的真情和樂趣”，“從各方面看，淵明是一個富于熱情的人，甘淡泊則有之，甘寂寞則未必，在歸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頗得到一些溫慰”［4］。在這些描述中，朱光潛對陶淵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賞的不僅是陶淵明本人，更是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潛以“審美距離說”來構建美學體系，以“靜穆”作為美之極致，在文學批評中體現為推崇“無為而有所為”的自然人性觀，集中表達其希望與現實保持距離，專注欣賞美、創造美的文學態度。在政治動蕩年代，朱光潛文學批評中所體現的對人性的關懷貼合了普通民眾對文學的期待，引導他們擺脫文學功利主義，不是一味地從文學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尋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這種將對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贊譽寓于文學批評中做法，體現了朱光潛文學批評中的京派特征。

朱光潛以其美學成就而聞名于世，他的《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等著作被廣泛學習和稱頌，其作品表現出從容、寬厚的文學修養，這與京派的審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與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潛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學批評也具有十分濃厚的京派文學特征，這與他本人的文化觀念息息相關。目前文學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時，多列舉小說家，京派也被視為小說流派，而提及朱光潛時，則主要指他曾擔任京派雜志《文學雜志》的編輯。朱光潛曾說過：“我回國時，正逢‘京派’和‘海派’對壘，京派大半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我由胡適約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當時京派與海派相對立，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和審美情感，京派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追求從容、寬厚、誠實的審美觀，而海派則以迎合讀者為目的，更注重敘事的角度和創作形式。究竟朱光潛與京派的淵源何在？縱觀相關的評論文章，研究朱光潛文學批評的專著和論文都非常少，更鮮有清楚闡述其文學批評與京派文化的關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潛美學研究的影響，思辨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審美層面，并未結合其個人經歷、價值觀和文學史來對其文學批評做深入的研究。《文學雜志》本身發行的次數并不多，而且發行之時已經是京派文學發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數，那么朱光潛為何被稱為京派批評家？在此，筆者認為：雖朱光潛的大多數著作均為美學著作，但幾乎所有對于美的解釋和分析都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賞析來實現的，由此向讀者傳達審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將朱光潛對文學作品中美與丑的描述視為對這部作品的文學批評和對這部作品價值的認可。筆者將從細處著手，分析朱光潛文學批評及其所主編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學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現多是與海派相對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時，更愿意立足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以溫和的方式來抵御時代的弊病和丑惡的社會現實。其作品一般都同社會政治斗爭保持一定距離，作家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傳統文化底蘊，文風淳樸，呈現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學思想。京派引進西方純正的美學思想，將其與現代文學創作實踐相聯系，使美學思想不僅有著理論的光鮮感還有了動態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純正美學強調文學對于政治的獨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對政治侵犯文學的京派作家，他們遠離政治漩渦，更能以靜觀的眼光諦視社會風云，吟詠人性世俗的常態變態、史態現態中，建構自己高雅的藝術神廟，取得某種文化批評的自由立場。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說還是一種意蘊深厚的文化小說，加強了對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將“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這樣嚴肅的“五四”國民性主題繼承下來，不斷對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發出呼喚，尋求回應。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也使其避開當年激烈的政治斗爭和文學功利目的，以間離現實斗爭為代價，為現代小說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抒情體和諷刺體。第三，宣揚淳樸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說注重“回憶”，將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現實進行對照，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從兒童、少女等角度對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極大的興趣和審美，以平和的方式贊揚淳厚、信用、真摯、善良、情義等人性美，使美由絢爛歸于平靜，歸于自然。這樣，京派小說經由穩重開放的學院文化，整合了傳統與現代、雅與俗等各種因素，成為獨具中國文化風貌的文學。他們擯棄鄉愿式的教訓，也摒棄營造夸張而緊促的場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繪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潛文學批評中蘊含著京派特征

京派的眾多文化觀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潛的文學批評中都得到了體現，具體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

1．自然人性觀京派的“歸隱文化”在面對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都市的沖擊和民不聊生、政局動蕩的社會局面時，感到焦慮與失望。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使京派作家沒有像左翼作家那樣投身于時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較少受到現代文明浸濡的田園鄉村，從湘西、鄂東原始幽靜的鄉村生活中尋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獲得心里平衡。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也促使他們把目光投向鄉村田園［3］。在朱光潛的《詩論》一書中，談及了許多詩的意境、形式和節奏，以及中國詩歌發展等詩歌本身的問題，對傳統詩詞的遣詞煉句、節奏聲韻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問題做出了具體的分析。唯獨最后用了整整一章來談陶淵明，講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風格。朱光潛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么醇，那么煉……”［4］吸引朱光潛的固然有陶淵明的詩文風格，然而陶淵明詩作中表現出的“真”和“自然”將人性美表現得淋漓盡致。“……（陶淵明）所以寧肯回到鄉間和這班比較天真的人們‘把酒話桑麻’。看‘務農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幾句詩，就可以想見他們中間的真情和樂趣”，“從各方面看，淵明是一個富于熱情的人，甘淡泊則有之，甘寂寞則未必，在歸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頗得到一些溫慰”［4］。在這些描述中，朱光潛對陶淵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賞的不僅是陶淵明本人，更是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潛以“審美距離說”來構建美學體系，以“靜穆”作為美之極致，在文學批評中體現為推崇“無為而有所為”的自然人性觀，集中表達其希望與現實保持距離，專注欣賞美、創造美的文學態度。在政治動蕩年代，朱光潛文學批評中所體現的對人性的關懷貼合了普通民眾對文學的期待，引導他們擺脫文學功利主義，不是一味地從文學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尋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這種將對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贊譽寓于文學批評中做法，體現了朱光潛文學批評中的京派特征。

*，1966年出生，南京大學博士畢業，*大學博士后，教授，研究生導師，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她為人正直，謙虛好學，業務精通，工作勤奮，樂于奉獻，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跡。

一、承擔了大量教學任務。在學院教師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勇挑重擔，承擔了教學內容跨度大的十幾門課，包括英國文學、美國文學、英美文學閱讀、英美詩歌賞析、莎士比亞選讀、大學英語、視聽說、理論語法、歐洲文化入門、論文寫作等，每年400多學時。指導研究生和本科生畢業論文40余人次。

二、發表了高水平學術論文20余篇，并有多篇獲獎。其中《論田納西?威廉斯的柔性戲劇觀》、《陌生化與威廉斯戲劇中俗語及外語語句的詩意》、《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族裔喧嘩》、《譯介?批評?方向——西方婦女戲劇在中國》、《主流文化下的獨特聲音：評北美華裔作家水仙花及其創作》、《變形與真實——試析〈第二十二條軍規〉中變形技巧的運用》、《性別身份與舞臺表現：從〈欲望號街車〉到〈美夢重圓〉》等均發表在CSSCI檢索期刊《外國文學評論》、《當代外國文學》、《婦女研究論叢》及全國一級學會會議上。

三、主持了多項教科研項目。有“加拿大文學研究”（加拿大大使館資助項目）、“創造多維語言環境，加強學生能力培養，使大學英語教學再上新臺階”（獲黑龍江省高等教育優秀成果二等獎）、“大學英語優秀課程建設”（被評為*省大學英語精品課程）、“規范公示語翻譯，改善*市國際語言環境”（*市社科重點研究課題）、“注重學生能力培養，全面提高外語教學質量”、“ESP與大學英語后續課程建設”、“規范劉公島旅游景點翻譯，營造和諧城市形象”、“美國后現代派小說藝術研究”、“田納西?威廉斯早期戲劇研究”等十余項。

四、主編、參編、專譯了多部著作。主編3部，包括《科技英語閱讀教程》（外研社），《大學英語四級強化訓練》（外研社）、《大學英語六級強化訓練》（外研社），副主編和參編3部，包括《外語學術論叢》（重大出版社）、《計算機英語》（外研社）、《新編英國文學教程》（山大出版社），其中*編寫部分有70余萬字；出版個人專譯著《古典哲學的趣味》（譯林出版社）；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北大出版社）、《當代外國文學》（譯林出版社）等多部著作及學術期刊中發表譯文。

五、承擔了大量行政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績。擔任院長以來，不斷強化團隊精神，堅持民主決策，注重發揮教學名師的帶頭作用，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及時了解并幫助解決師生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千名碩博士訴萬方學位論文侵權的案例分析；數字圖書館條件下的版權保護問題及解決途徑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案例發生背景、這一千名碩博士學位論文侵權案。被業界稱為國內知識分子集體維權首案、多層授權下的學位論文、第一層授權是學生給學校的授權、授權是中信所對萬方公司的授權、在中信所獲得國家專項資金資助情況下，向萬方公司提供數據庫建設費用、分清著作權的歸屬、建立健全數字出版著作權保護的法律機制、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采用數字版權管理技術、提高著作權人的維權意識、借鑒學習國外的著作權保護方法等，具體請詳見。

近年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訴中國數字圖書館有限責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學者郟成思等七人狀告北京書生數字技術有限公司侵犯《知識產權文叢》等作品網絡傳播權糾紛案、400學者訴超星數字圖書館侵權案等頻頻出現在媒體上。引起學界強烈關注。

筆者對我國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數字圖書館版權侵權案件進行了梳理，從中選擇了千名碩博士訴萬方學位論文侵權案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一案例是近年來聲勢最大，參與維權人數最多的一次。在國內發生的數字圖書館侵權案件，尤其是學術論文的版權侵權問題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碩博士訴萬方學位論文侵權的案例分析

1案例發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學老師劉美麗完成了她的博士學位論文。論文題目為《重組綿羊朊蛋白(OvPrP<’C>)的構象轉化與Prion疾病發生機制的研究》，共12.5萬字，是一篇專業性較強的學位論文。劉美麗從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時間完成這篇博士論文。畢業前夕，劉美麗與學校簽訂了《關于論文使用授權的說明》(以下簡稱《授權聲明》)。隨后，她的這篇博士論文出現在北京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方公司)開發的《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里，在國家圖書館和許多學校的內部局域網上。該數據庫都能方便地在線瀏覽或下載。最終，劉美麗以侵犯著作權為由將萬方公司訴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權，在媒體和萬方公司的網站上公開致歉，并向她賠償經濟損失、精神損失、公證費、律師費等共計36800元。一審及二審都駁回了劉美麗的全部訴訟請求。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協調發展，虛假的消費欲望所導致的個體被異化，以及持續增長的工作、生存壓力和生活事件引發的個體精神分裂問題，天災人禍事件給受害者造成的巨大心理創傷，個人不滿社會現狀又缺乏適當的表達方式和宣泄渠道，導致社會上“被精神病”現象時有發生，連同病因性精神疾病，致使現代人面臨著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妨害了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低碳、生態、和諧社會的建構離不開個人的自我發展，解決其心理和精神問題有助于建立和諧社會。因此對瘋癲形象的研究就具有了現實意義。本文將對國內外有關西方文學中瘋癲現象的研究作一個系統的梳理和總結。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界從哲學、社會學、病理學等方面對瘋癲都作過深刻的論述。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早已提到迷狂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黑格爾《精神哲學》將精神疾病分為三類:癡呆、真正的傻、癲狂或精神病。此后經過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和薩特等的闡釋形成了一整套關于理性與非理性的哲學理論。福柯的《古典時代瘋癲史》對瘋癲研究起到指導性作用。他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期和19世紀的瘋癲形象，發現了從理性墮落到非理性，最后變為惡魔和病人這樣一個瘋癲演變史，其中的權力觀念、考古學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對立結構理論改寫了傳統的瘋癲史和學者對瘋癲研究的視角和立場。［1］但文學并不是福柯的研究重點。他曾說:“對我來說，文學是我觀察的東西，不是我分析的對象或是借助用來分析的工具。在這方面……我努力地尋找某一特定時期產生的所有非文學的話語。”［2］對瘋癲研究的影響在病理學方面首推精神分析學派，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等傳統精神分析學從生物學角度分析神經病癥的構成和發生;新精神分析學理論家如霍尼、弗洛姆、沙利文等則側重于從社會的精神文化角度研究個體的神經癥。精神分析學理論對文學中瘋癲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瘋癲研究的指導性理論。針對福柯和精神分析學的精神病理論，吉爾•德勒茲和菲力克斯•迦塔利從哲學和社會學角度在“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3］中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學說，嚴厲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種不同的心理人格或主體性———“精神分裂”和“偏執狂”。它們是人滿足自身欲望的兩種方式:前者傾向于固守并絕對化某種特殊的觀念或信仰，具有維持現狀的功能;后者則否定任何絕對的權威、超越任何固定的邊界，拒斥任何普遍的價值，具有顛覆和反叛功能。

此外，一些文論家對瘋癲在文學中的地位也作了零散的闡釋。巴赫金在《小說理論》［4］中提到騙子、瘋子和傻子等邊緣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特里林在《誠與真:諾頓演講集(1969－1970年)》［5］中談到文學中真誠與復雜的自我觀念，認為真誠是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感情之間的一致性，是一種道德要素。相反，分裂的混亂自我就是精神分裂。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高度發展，帶動了文學批評理論的革新，形成了各專業領域的特色。學者運用各種理論對文學中的瘋癲現象作了不同的闡釋。國外PQDD網站和亞馬遜網站收集相關論著百余種，具有如下特色和優勢。首先，性別瘋癲研究、男性瘋癲研究漸漸取代女性瘋癲研究。女性瘋癲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桑•古芭的“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6］是女權主義研究的經典著作。該書分析了19世紀女性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父權制文化對婦女和女性文學的歧視，認為在父權社會里女性作家被壓抑，瘋癲成為被壓抑的叛逆的女性作家身份的隱喻。該書對后來的研究影響極其顯著，對女性主義運動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其不足之處在于，作者選擇研究文本時并沒有真正走出男權主義的立場。“GenderandMadnessintheNovelsofCharlesDickens”［7］通過對狄更斯小說中瘋癲女性的研究，闡釋了社會對女性精神錯亂的界定及精神錯亂的原因和表現，得出了瘋癲具有性別屬性的結論。在對待女性精神異常方面，狄更斯的思想超越了那個時代。作者利用福柯的權力觀點研究狄更斯的作品，為讀者解讀作品中那些被傳統誤讀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觀點。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瘋癲被忽視，但佩德拉•瓦羅瑞重點研究了維多利亞時代作品中的男性瘋癲，認為當今時代男性瘋癲都是作家對社會倫理道德衰退和精神墮落表現出恐慌的隱喻，［8］并批判了男性精神表現較女性精神狀態穩定的神話。20世紀文學中男性瘋癲的原因主要是男性氣質的喪失，帕拉迪斯•戈登對此作過詳細論述。［9］此外瘋癲女性作家的創作也是一個重要議題。瑞貝卡研究了澤爾達•菲茲杰拉德、普拉斯、蘇桑娜•凱森、凱特米麗特、勞倫•斯萊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她們的傳記，發現了女性瘋癲的兩種形式:一是具有天賦的女性受精神疾病的摧殘，二是因為蔑視社會習俗而被貼上了瘋癲的標簽。［10］其次，研究具有深度，多種理論被運用，整體研究成果豐富。除了常用的福柯的權力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符號學和隱喻理論研究外，學者還利用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解讀文本。如菲爾蒙•索莎娜通過對巴爾扎克、奈瓦爾、福樓拜、詹姆斯、拉康、福柯和德里達等學者的研究，探討了文學、哲學和精神分析學之間的關系，以尋求文化之外文學“瘋癲”的獨特性。［11］其關注的問題是作者為什么以及怎樣去講述瘋癲的話語，話語如何揭示文學與權力、文學與知識之間的關系。伯格斯托姆•卡爾運用福柯、巴赫金、德勒茲和迦塔利等理論分析了從讓－馬丁•沙可到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作品，揭示了作者運用瘋癲美學闡釋現實和人類生存處境的方式方法。［12］國外學界對各斷代文學史中的瘋癲現象都進行過整體研究，包括古希臘、浪漫主義時期、文藝復興時期、18世紀、19世紀和現當代文學中的瘋癲現象。“Madnes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認為，20世紀美國小說將瘋癲隱喻為“荒原”，目的是要逃離“荒原”世界。［13］作者過多地將瘋癲的起因歸為外在環境的影響，忽視了主體自身的決定性作用。利廉•福德在“MadnessinLiterature”中將整個西方文學納入研究范圍，對瘋癲作了明確的文學界定，即“一種無意識壓倒意識，并控制了個人的觀念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體驗的狀態，而根據當時的邏輯思維和相應的情感，這些感受和體驗都是混亂的、不合時宜的”。

該著作系統地理順了從古希臘至20世紀文學中的瘋癲在各思潮中的作用，認為瘋癲是對時代的醫學、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心理學觀念的反映和質疑。作者對眾多作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瘋癲文學史。黑人等少數族裔群體的瘋癲形象及敘事研究是美國文學的特色。吉爾若•鮑爾結合人類學、醫學和精神病學理論，研究了20世紀美國黑人作家的作品，認為黑人瘋癲與美國民主有著密切的聯系，瘋癲是美國民主的隱喻，“哪里有平等哪里就有理性”。［15］國外瘋癲研究主題多元化，可與愛情、復仇、謀殺、戰爭、犯罪等主題結緣。“Love’sMadness:Medicine，theNovel，andFemaleInsanity(1800－1865)”以簡•奧斯丁、瓦爾特•司各特、夏洛蒂•勃蘭特等作家作品中為愛癡狂的女性為研究對象，闡釋了19世紀英國的醫學作家和小說家對瘋癲、女性氣質和敘述傳統的看法。［16］此外，“SensationNovelsofthe1860s:MurderandMadnessEverywhere和butRevolutionRepressed”等分別論述了小說中復仇、道德、謀殺、戰爭與瘋癲之間的內在聯系。［17］瘋癲研究的文本對象包括戲劇、小說和詩歌。戲劇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詩歌研究。莎士比亞的戲劇成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強調瘋癲在情節發展上的道具功能，以及演員對于瘋癲表情的演繹。詩歌中的瘋癲研究則更多地強調詩歌語言的非理性和詩人創作時感受到的迷狂和靈感。近年來出現大量瘋癲主題詩集，揭示詩人進入瘋癲的歷程，以及詩人如何利用瘋癲來表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小說研究方面，科博•羅伯特研究了內省小說中的瘋癲形象，認為它們為批判社會提供了舞臺，因為瘋癲能夠從異常視角提出關于社會現實的另類“真理”，人物的內省是對當代社會傳統的逃避和拋棄。［18］但作者將內省活動看成是瘋癲者唯一的心理活動指向，忽視了文化的意義和作用。除英美等國的作家作品被研究外，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蒂莫西•芬德利以及非裔作家貝西•赫德等的作品也被學界廣泛關注。湯普森在“UnderstandingRussia:TheHolyFoolinRussianCulture”中通過俄國特有的圣愚形象，從文化角度闡釋了俄國的宗教樣態、社會行為模式、民族性人格、政治心態以及知識分子的特征。

二、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

在西方翻譯研究領域，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占據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為基礎，致力于建構和發展經驗性質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通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兩者盡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與純理論研究形成了對照。本文旨在通過對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來管中窺豹，看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同時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關鍵詞：翻譯研究、新發展、代表作

RecentDevelopmentsinTranslationStudiesasSeenfromThreeRepresentative

Boo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

在西方翻譯研究領域，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占據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為基礎，致力于建構和發展經驗性質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通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兩者盡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與純理論研究形成了對照。本文旨在通過對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來管中窺豹，看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同時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關鍵詞：翻譯研究、新發展、代表作

RecentDevelopmentsinTranslationStudiesasSeenfromThreeRepresentative

Boo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

【摘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從銜接理論出發研究科技英語翻譯，對于推動翻譯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通過量化分析對1980～2020年的研究成果進行簡要梳理，從語法銜接、詞匯銜接、總括性研究、主要研究著作等方面進行綜述。整體上，銜接理論指導下的科技英語翻譯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呈現研究內容豐富化、研究角度多元化等特點，但同時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內容不平衡、研究范圍偏小等，需要探尋解決問題的策略。

【關鍵詞】銜接理論;科技英語翻譯研究

自語篇研究進入翻譯領域以來，國內外學者對語篇及其核心因素———銜接高度關注。語篇是語言系統里最高級別的單位，是翻譯研究的重要對象，而銜接是組成語篇的語義關系。翻譯過程中，譯者對銜接手段的認識和把握直接影響其對原文的理解以及譯文的質量。銜接理論對指導翻譯實踐具有重要意義。銜接是一個語義概念，它是語篇的重要特征，它可以使各語言成分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銜接手段包括照應、省略、替代、連接和詞匯銜接等。英語和漢語分別屬于不同的語系，銜接手段存在不少差異。

一般認為，英語是屬于“形合”的語言，其語篇的連貫

多依賴銜接詞語;而漢語是屬于“意合”的語言，其語篇的連貫則更多依靠意義間的邏輯銜接。銜接理論是語篇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自提出以來就引起了國內外語言學家的重視。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的結合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對推介中國文化、促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有大量學者對國內科技英語翻譯展開研究。本文從銜接理論與科技英語翻譯結合的角度，梳理近年來國內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著作，對這一時期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推進科技英語翻譯實踐和銜接理論的發展。一研究方法與步驟本文探討的銜接理論指導下的科技英語翻譯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學術論文和著作兩類，為了研究1980～2000年和2001～2020年兩個時段國內期刊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本文通過檢索關鍵詞“科技翻譯”“銜接理論”以及“銜接科技翻譯”“銜接科技英語”，從中國知網CNKI收集期刊論文，對收集的數據進行逐一分析。學位論文尤其是博士論文一般會對學科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做較全面的綜述，涉及學科的前沿知識。本文把從中國知網學位論文管理系統檢索的碩博論文作為探討國內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結合研究進展的素材之一。掌握著作出版情況有利于客觀認識國內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結合的研究熱點和發展現狀，并判斷未來的研究趨勢。本文以“科技翻譯”“銜接理論”“銜接科技翻譯”為主題，以“圖書”為來源類別，對全國圖書館參考咨詢聯盟進行檢索，篩選掉與本研究無關的著作。有學者將銜接理論劃分為語法銜接和詞匯銜接兩大類，［1］并將語法銜接的手段分為指稱(照應)、替代、省略、連接，把詞匯銜接分為重復、同義、近義等。本文在中國知網CNKI檢索到的文獻基礎上，將科技英語翻譯銜接手段的使用情況納入研究范圍，根據研究主題分為語法銜接、詞匯銜接、總括性研究三類，并對這三類研究主題進行進一步概述和總結。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