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瘋癲現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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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協調發展，虛假的消費欲望所導致的個體被異化，以及持續增長的工作、生存壓力和生活事件引發的個體精神分裂問題，天災人禍事件給受害者造成的巨大心理創傷，個人不滿社會現狀又缺乏適當的表達方式和宣泄渠道，導致社會上“被精神病”現象時有發生，連同病因性精神疾病，致使現代人面臨著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妨害了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低碳、生態、和諧社會的建構離不開個人的自我發展，解決其心理和精神問題有助于建立和諧社會。因此對瘋癲形象的研究就具有了現實意義。本文將對國內外有關西方文學中瘋癲現象的研究作一個系統的梳理和總結。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界從哲學、社會學、病理學等方面對瘋癲都作過深刻的論述。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早已提到迷狂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黑格爾《精神哲學》將精神疾病分為三類:癡呆、真正的傻、癲狂或精神病。此后經過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和薩特等的闡釋形成了一整套關于理性與非理性的哲學理論。福柯的《古典時代瘋癲史》對瘋癲研究起到指導性作用。他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期和19世紀的瘋癲形象，發現了從理性墮落到非理性，最后變為惡魔和病人這樣一個瘋癲演變史，其中的權力觀念、考古學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對立結構理論改寫了傳統的瘋癲史和學者對瘋癲研究的視角和立場。［1］但文學并不是福柯的研究重點。他曾說:“對我來說，文學是我觀察的東西，不是我分析的對象或是借助用來分析的工具。在這方面……我努力地尋找某一特定時期產生的所有非文學的話語。”［2］對瘋癲研究的影響在病理學方面首推精神分析學派，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等傳統精神分析學從生物學角度分析神經病癥的構成和發生;新精神分析學理論家如霍尼、弗洛姆、沙利文等則側重于從社會的精神文化角度研究個體的神經癥。精神分析學理論對文學中瘋癲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瘋癲研究的指導性理論。針對福柯和精神分析學的精神病理論，吉爾•德勒茲和菲力克斯•迦塔利從哲學和社會學角度在“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3］中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學說，嚴厲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種不同的心理人格或主體性———“精神分裂”和“偏執狂”。它們是人滿足自身欲望的兩種方式:前者傾向于固守并絕對化某種特殊的觀念或信仰，具有維持現狀的功能;后者則否定任何絕對的權威、超越任何固定的邊界，拒斥任何普遍的價值，具有顛覆和反叛功能。

此外，一些文論家對瘋癲在文學中的地位也作了零散的闡釋。巴赫金在《小說理論》［4］中提到騙子、瘋子和傻子等邊緣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特里林在《誠與真:諾頓演講集(1969－1970年)》［5］中談到文學中真誠與復雜的自我觀念，認為真誠是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感情之間的一致性，是一種道德要素。相反，分裂的混亂自我就是精神分裂。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高度發展，帶動了文學批評理論的革新，形成了各專業領域的特色。學者運用各種理論對文學中的瘋癲現象作了不同的闡釋。國外PQDD網站和亞馬遜網站收集相關論著百余種，具有如下特色和優勢。首先，性別瘋癲研究、男性瘋癲研究漸漸取代女性瘋癲研究。女性瘋癲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桑•古芭的“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6］是女權主義研究的經典著作。該書分析了19世紀女性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父權制文化對婦女和女性文學的歧視，認為在父權社會里女性作家被壓抑，瘋癲成為被壓抑的叛逆的女性作家身份的隱喻。該書對后來的研究影響極其顯著，對女性主義運動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其不足之處在于，作者選擇研究文本時并沒有真正走出男權主義的立場。“GenderandMadnessintheNovelsofCharlesDickens”［7］通過對狄更斯小說中瘋癲女性的研究，闡釋了社會對女性精神錯亂的界定及精神錯亂的原因和表現，得出了瘋癲具有性別屬性的結論。在對待女性精神異常方面，狄更斯的思想超越了那個時代。作者利用福柯的權力觀點研究狄更斯的作品，為讀者解讀作品中那些被傳統誤讀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觀點。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瘋癲被忽視，但佩德拉•瓦羅瑞重點研究了維多利亞時代作品中的男性瘋癲，認為當今時代男性瘋癲都是作家對社會倫理道德衰退和精神墮落表現出恐慌的隱喻，［8］并批判了男性精神表現較女性精神狀態穩定的神話。20世紀文學中男性瘋癲的原因主要是男性氣質的喪失，帕拉迪斯•戈登對此作過詳細論述。［9］此外瘋癲女性作家的創作也是一個重要議題。瑞貝卡研究了澤爾達•菲茲杰拉德、普拉斯、蘇桑娜•凱森、凱特米麗特、勞倫•斯萊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她們的傳記，發現了女性瘋癲的兩種形式:一是具有天賦的女性受精神疾病的摧殘，二是因為蔑視社會習俗而被貼上了瘋癲的標簽。［10］其次，研究具有深度，多種理論被運用，整體研究成果豐富。除了常用的福柯的權力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符號學和隱喻理論研究外，學者還利用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解讀文本。如菲爾蒙•索莎娜通過對巴爾扎克、奈瓦爾、福樓拜、詹姆斯、拉康、福柯和德里達等學者的研究，探討了文學、哲學和精神分析學之間的關系，以尋求文化之外文學“瘋癲”的獨特性。［11］其關注的問題是作者為什么以及怎樣去講述瘋癲的話語，話語如何揭示文學與權力、文學與知識之間的關系。伯格斯托姆•卡爾運用福柯、巴赫金、德勒茲和迦塔利等理論分析了從讓－馬丁•沙可到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作品，揭示了作者運用瘋癲美學闡釋現實和人類生存處境的方式方法。［12］國外學界對各斷代文學史中的瘋癲現象都進行過整體研究，包括古希臘、浪漫主義時期、文藝復興時期、18世紀、19世紀和現當代文學中的瘋癲現象。“Madnes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認為，20世紀美國小說將瘋癲隱喻為“荒原”，目的是要逃離“荒原”世界。［13］作者過多地將瘋癲的起因歸為外在環境的影響，忽視了主體自身的決定性作用。利廉•福德在“MadnessinLiterature”中將整個西方文學納入研究范圍，對瘋癲作了明確的文學界定，即“一種無意識壓倒意識，并控制了個人的觀念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體驗的狀態，而根據當時的邏輯思維和相應的情感，這些感受和體驗都是混亂的、不合時宜的”。

該著作系統地理順了從古希臘至20世紀文學中的瘋癲在各思潮中的作用，認為瘋癲是對時代的醫學、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心理學觀念的反映和質疑。作者對眾多作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瘋癲文學史。黑人等少數族裔群體的瘋癲形象及敘事研究是美國文學的特色。吉爾若•鮑爾結合人類學、醫學和精神病學理論，研究了20世紀美國黑人作家的作品，認為黑人瘋癲與美國民主有著密切的聯系，瘋癲是美國民主的隱喻，“哪里有平等哪里就有理性”。［15］國外瘋癲研究主題多元化，可與愛情、復仇、謀殺、戰爭、犯罪等主題結緣。“Love’sMadness:Medicine，theNovel，andFemaleInsanity(1800－1865)”以簡•奧斯丁、瓦爾特•司各特、夏洛蒂•勃蘭特等作家作品中為愛癡狂的女性為研究對象，闡釋了19世紀英國的醫學作家和小說家對瘋癲、女性氣質和敘述傳統的看法。［16］此外，“SensationNovelsofthe1860s:MurderandMadnessEverywhere和butRevolutionRepressed”等分別論述了小說中復仇、道德、謀殺、戰爭與瘋癲之間的內在聯系。［17］瘋癲研究的文本對象包括戲劇、小說和詩歌。戲劇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詩歌研究。莎士比亞的戲劇成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強調瘋癲在情節發展上的道具功能，以及演員對于瘋癲表情的演繹。詩歌中的瘋癲研究則更多地強調詩歌語言的非理性和詩人創作時感受到的迷狂和靈感。近年來出現大量瘋癲主題詩集，揭示詩人進入瘋癲的歷程，以及詩人如何利用瘋癲來表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小說研究方面，科博•羅伯特研究了內省小說中的瘋癲形象，認為它們為批判社會提供了舞臺，因為瘋癲能夠從異常視角提出關于社會現實的另類“真理”，人物的內省是對當代社會傳統的逃避和拋棄。［18］但作者將內省活動看成是瘋癲者唯一的心理活動指向，忽視了文化的意義和作用。除英美等國的作家作品被研究外，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蒂莫西•芬德利以及非裔作家貝西•赫德等的作品也被學界廣泛關注。湯普森在“UnderstandingRussia:TheHolyFoolinRussianCulture”中通過俄國特有的圣愚形象，從文化角度闡釋了俄國的宗教樣態、社會行為模式、民族性人格、政治心態以及知識分子的特征。

二、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

國內學界對西方文學中瘋癲現象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論文和少量的碩士學位論文，暫未出現相關博士論文和專著，尤其沒有對西方文學某個斷代史文學的瘋癲形象進行系統研究。從哲學層面看，學者對瘋癲的關注起因于福柯的《瘋癲與文明》，①尤其是劉本戰的譯本，曾引發了國內對福柯以及瘋癲思想的研究熱潮，福柯成為瘋癲的代名詞。此后《福柯思想肖像》、［20］《福柯的界線》、［21］《后現代性的文本闡釋:福柯與德里達》［22］等著作都介紹了福柯的瘋癲思想以及他與德里達之間圍繞著《瘋癲與文明》長達十數年的爭論，即理性話語能否說出非理性的沉默史、笛卡爾思想是否排除了非理性等問題。近年來相關著作和譯著多不勝數，但多止于對福柯的瘋癲理論的介紹和闡釋，缺少具有原創性的理論專著。疾病與藝術之間聯系緊密。在希臘時期，藝術家就是病人，詩人就是瘋子，他們從迷狂中獲得靈感進行創作。浪漫主義時期抑郁癥給詩人們以靈性和敏感力。20世紀藝術和精神病之間的關系成為心理學的重要內容，躁狂癥、抑郁癥為作家和詩人的創作及思想帶來深度，有民謠說“在天才和瘋子之間存在一條細細的紅線”。20世紀以來瘋癲與天才的關系更受學界的關注。普魯斯特說:“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宗教作品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據CNKI上搜到的信息，國內成果最早見于《叔本華論瘋癲與藝術創作》。［23］《文藝理論研究》轉發了杰弗里•梅耶斯的《疾病與藝術》，詳述了各種疾病在不同時期對藝術家的影響，包括肺結核、癌癥、憂郁癥、躁狂癥、梅毒和癲癇等，它們既是人類的大敵，又是人類的益友，迫使人不斷前進。［24］自《瘋癲與文明》之后，國內出現了大批相關著作。余鳳高、郭海平等學者都討論過天才與瘋子之間的關系。國內也譯介了不少作品，如《躁狂抑郁多才俊》、《瘋癲天才———躁狂抑郁癥與藝術氣質》等從文化或病理學角度闡釋了藝術與瘋癲之間的聯系。瘋癲成為20世紀的流行病。從文學層面看，瘋癲研究同樣以《瘋癲與文明》的譯入為起點并漸成熱點。在CNKI中，1979－2010年題名含有“瘋癲”的論文共193篇，1979－1999年間只有3篇與文學有關;2000－2005年間相關論文37篇，而2006－2010年間相關論文就有100余篇。10年來的研究成果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女性瘋癲成為研究重點。男權、父權制度是女性瘋癲的主要原因，女性作家將瘋癲作為反擊男權的符碼和自我表達的方式。劉風山認為，女性利用瘋癲及瘋癲敘事來反抗父權文化中的男性思維與話語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瘋癲是現當代美國女性反抗父權文化壓迫的武器。［25］該論文揭示了不同時期的女性在表現瘋癲、反抗父權以及結局上的不同，為女性瘋癲的演繹提供一個更清晰的圖景。瘋癲是女性作家追求女性自我主體意識演變的結果，是女性自我表達和反叛的最極端的形式之一。瘋癲女性作家是學術研究的重點。《優美與瘋癲:弗吉尼亞•沃爾夫傳》［26］記敘了作者瘋癲的一生，《“卡爾薩•卡桑德拉”的瘋癲詩學》認為，埃爾薩•馮•弗雷塔格－洛林霍溫的詩歌藝術與她本人的語言觀和強烈的女性氣質之間存在本質的聯系，達達派女詩人通過語言、身體行為批判了社會。［27］瘋癲與隱喻之間的關系研究成為新的焦點。范瑞平認為，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疾病不僅是一些不合意的生命現象，它還含有文化因素，是否定性價值判斷的表象，在文學中成為修辭手段和敘事方式，表述作者的觀點。［28］蘇珊•桑塔格的“IllnessasMetaphorandAidsandItsMetaphors”于2003年被譯入國內，作者以批判的態度揭示了疾病隱喻的發生和表現，認為疾病是對社會制度和病態文化的隱喻，精神病是排斥異見者的手段，她反對將疾病工具化、政治化。［29］此書引發了對疾病隱喻的熱議。近三年來各刊物發表了多篇相關文章。《論當代西方電影中的瘋癲隱喻》分析了包括《飛越瘋人院》在內的幾部影片，認為瘋癲是反派先鋒、欲望化身、信念呼喚和天才的隱喻。［30］理論闡釋瘋癲形象成果雖多，但理論運用滯后，研究深度不夠，研究文本缺乏創新。國內學界善用拿來主義，利用西方各文學理論研究西方文學瘋癲形象。在《從狂歡理論視角看瘋癲形象》中，作者從文學狂歡化的角度分析，認為瘋癲具有或隱或顯的狂歡化色彩，并從反面說明狂歡化并非儀式－演出和廣場語言的表現，其本質是突出邊緣視角而感受一切相對化的世界。［31］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發展了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瘋癲在小說〈牛奶與蜂蜜〉中的文化符號意義》［32］等論文的標題即已揭示其所運用的西方文學理論。雖然夏光、陸揚較早引進了精神分裂分析學，批判資本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33－34］但目前僅見陳靚、方成等學者的成果。［35－36］研究文本過于集中在被譯介過來的經典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厄舍古屋的倒塌》、《黃色墻紙》、《最藍的眼睛》、《飛越瘋人院》、《鐘形罩》等被多次重復闡釋，國外較次要作家作品受到忽視，例如美國羅伯特•庫弗，以及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斯等作家的作品。瘋癲敘事等文本內部研究和瘋癲主題研究與文學史整體研究尚嫌不足。國內研究成果多為被重復闡釋的個案研究，散見于各種文學史書和雜志中，未出現相關專著或博士論文。網絡上僅有《從愚人到瘋癲的嬗變》，該文認為15世紀以來德國的“愚人文學”在經歷了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后工業時代之后，演變為“瘋癲文學”。作者跳過現代資本主義階段中兩種文學的演化而直接論及后工業時代的瘋癲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兩者的關系;其次愚人與瘋癲的概念以及關系也有待進一步清晰。［37］美國評論家麥克葛萊瑞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中的瘋癲》認為，浪漫主義時代瘋癲是人性的外在表現，是愛情和欲望的混合;［38］彭予2003至2006年發表了系列論文闡釋自白派詩人與創作之間的關系，如《美國自白詩的瘋癲主題》辯證地討論了詩與“瘋”之間的關系，詩人必然具備超乎常理的“瘋”性，但瘋并不必然等于詩，詩是在理性控制之下的“瘋”，因而作者糾正了“瘋”就等于詩的傳統看法。［39］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看，魯迅和果戈里的同名小說《狂人日記》是常被研究的議題，《中西古典文學中的瘋癲形象》比較研究了中西文學中瘋癲在表現程式、意義、審美情感等各方面的巨大差異。

三、結語

綜上所述，西方文學史中的瘋癲漸進完了成一個意義上的轉變，即瘋癲從精神疾病向智慧和美德漸變，瘋癲者從傳統的惡德、野獸形象上升為智者、善人和救世者形象，從一個邊緣群體變成了學界關注的熱點，其原因、意義和指向、傳統和現代瘋癲之間關系的比較都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在文化研究日盛的當下，文學中瘋癲的文化意義遠遠超過其美學價值。首先從中西學者的研究現狀上看，中國學者對西方斷代史文學中的瘋癲現象整體研究不足，甚至為空白，缺乏整體研究則難以探求在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瘋癲的社會功能、文化功能以及表現程式的傳承與嬗變，也難以了解20世紀西方文藝思潮的演變過程;其次在研究廣度上，國內學者的主題研究視角狹隘，缺乏對相關作品進行串聯和比較研究的意識，缺乏對理論的積極建構意識，因此只能被動地利用國外的理論反復闡釋經典文學作品，那些未被譯介的作家或者主流作家的次要作品被忽略。國內研究中女性被瘋癲的過程成為關注的重點，關于文學中漸多的男性瘋癲的研究卻成空白。20世紀美國作家契弗早已注意到女性主義泛濫對社會和家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精神錯亂的男性形象。針對女性主義泛濫而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男性氣質研究開始將關注重點拉向了男性，結合瘋癲與男性氣質的研究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比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大量具有深度的斷代史整體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學者在語言上的不足以及思維方式的差異造成了對外國文學斷代史整體研究成果的缺乏，無法真正將文學瘋癲研究提升到非理性與理性的哲學層次。同時亦缺乏對瘋癲現象進行積極的理論建構的意識，因而往往關注國外理論而忽視了國內學者提出的有意義的理論，導致瘋癲研究在理論運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的缺乏創新。另一方面，這又導致國內的文學理論建設在世界文學理論建設中再一次失聲。知名學者聶珍釗教授提出，具有原創性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完全可以被用來闡釋瘋癲現象，因為瘋癲就是對社會、家庭倫理道德的背叛，它既是悖德的原因又是悖德的結果;利用文學倫理學研究方法研究瘋癲現象可以得出與福柯權力理論研究瘋癲的完全不同的觀點。再如當前生態學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從生態學的視角研究文學中的精神疾病可將文學研究提升到關系整個地球生態體系的高度，關涉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問題。魯樞元等學者已經開始將精神生態學納入到文學的研究范疇之中。理論需要實踐來證實，實踐研究需要理論指導，兩者相結合必將在外國文學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

總結以上國內研究的不足，筆者認為當前的瘋癲研究具有四個學術增長點:一是在理論上將瘋癲研究與男性氣質研究相結合，重點關注男性瘋癲;二是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研究方法、德勒茲和迦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學的研究方法等，后者將精神分裂現象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相結合，從更廣闊的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挖掘精神分裂的意義和價值;三是將瘋癲納入精神生態學的研究范疇，瘋癲研究從中可獲得更廣闊的研究空間;四是國外學者囿于自身的身份和思維方式，難以從他者的視角研究西方文學中瘋癲和非理性的意義和價值，因此中西方比較研究就成了一個新的可以交互探討的重要課題，從瘋癲現象或者瘋癲視角得出中西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和共同之處，比較研究在國內外都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和研究空間。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因為福柯、萊恩等學者對非理性的辯護和贊頌容易導致研究者片面地夸大非理性的價值和意義，造成對理性主義的排斥，從而由“理性中心主義”轉變為“非理性中心主義”，妨害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是學者們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