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探究論文

導語：農村改革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經濟"已經逐漸消退，而政府轉嫁社會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城市居民、特別是內地中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開始萎縮，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沒有以往那么旺盛了。這直接造成了農產品價格連年走低。而另一方面，農民的種植成本卻面臨著壟斷型工商企業的價格哄抬，種子、化肥、電、農藥等的成本越來越高。結果，出現了種得越多、虧得越重的現象。而且，今后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再抬升的空間。最近農業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于發達國家。這樣，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后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國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堅持強調今后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與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延緩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這個問題并不是新問題，早就列在申請世貿要解決問題的清單上，中國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關心這個問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農業問題的擔憂。即使中國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盡量減少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

其次，近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統計局的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個"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另一方面，在這個"增長"的"收入"當中，其實包括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家中積存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由于近年來糧價一再下跌，農民收獲的農產品如按政府規定的收購價格出售，將嚴重虧本。農民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如果把這種無法變現的收獲剔除，農民來自農業的現金收入其實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進城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再次，鄉鎮企業開始萎縮。最近在國內出現了一股談論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清議，似乎只要在鄉村多建成一些新興城鎮，農村的蕭條局面就能改觀了。農民搬到城鎮去從事非農行業的前提是鄉村非農產業的加快發展。但是，近幾年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興旺一時的鄉鎮企業開始進入了收縮階段，連年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數千萬以往吸收過的勞動力。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

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象，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第四，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在內地的許多省份，進城打工成了農民養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勞力都得靠離鄉打工來維持家計。而從整體上看，除了少數繁榮地區和都市外，多數內地城市的經濟也并不妙，于是，出現了上億農民爭搶東部都市和少數繁榮地區工作機會的局面。近年來，農民春節后離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離家上路，因為誰都想搶在別人面前爭取到有限的工作機會。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對農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億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農民工之間的鄉親關系網提供一點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許多盲目涌入廣東一帶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機會，又返回頭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與此同時，不少城市的政府卻開始設置重重障礙，限制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以保護城市失業者的飯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實行"上崗證"，許多粗壯工種的工作機會都要憑市政府批準頒發的"上崗證"才能就職。顯然，農民進程打工的機會不是越來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應求。就總體而言，城市里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已經接近飽和，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鄉村難以維持生活，進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機會，如此就難以脫困了。

最后，也是最讓人痛心的是，鄉村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紀"和鄉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統計數字，光看國內媒體的報道傾向，其實也能多少解讀出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近幾年來，媒體對"大好經濟形勢"的報道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都市和浙江東部、廣東沿海，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大最繁華的都市。如果單看這些報道，自然可以產生種種令人樂觀的想象，諸如再有多少年中國將"趕上或超過"某某國之類。而關于內地農村的報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從偶爾透露出來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對農民的攤派負擔非常沉重，農民辛辛苦苦一年下來反而要虧本。至于農民因抗交攤派而與基層干部時常發生的沖突，在國內媒體上就極難得一見了。

如果從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設日新月異，居民生活的質量已經進入了講究養生、美容、減肥的階段，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國際化的征兆也日益明顯。對這數千萬居民來說，新世紀似乎就意味著生活水平告別"小康"、與發達國家接軌，這自然令人向往，也讓人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體圍繞著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編織出一幅"買汽車、住新房"的"新世紀圖"，更是引得連臺灣都有人羨慕起來。如果就從這樣的視野出發去理解中國的"新世紀"，就未免太偏頗了。

在上述的繁榮地區大約不過有數千萬人口，中國不可能光靠這么一小塊地域就帶動全國經濟，這些繁榮地區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臉面"、"櫥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地，特別是農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櫥窗里的繁榮"的光。光是看內地中小城市居民現在的生活狀況，就會發現，那里的民眾恐怕完全看不見其個人前途上的"新世紀曙光"。在內地中小城鎮，許多家庭的月收入不過數百元而已，仗著物價低，每日勉強糊口還過得去，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兒女們的就業機會渺茫。放眼看去，當地企業都破敗不堪，能在政府機關里謀個飯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別的奢想了。至于內地農村的境況，上面已經提到，多數農民正陷入一種新的經濟困境。對他們來說，"櫥窗里的繁榮"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種令人憤慨的刺激。而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里的新愿景時，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困局的嚴重性，這樣的都市愿景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為，這種"櫥窗"是沒有"玻璃"的，當然也不可能把"櫥窗里的繁榮"與"櫥窗外的貧困"斷然隔離開來。

今天中國的形象，似乎已經化約成少數都市的面貌了。外國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以為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了。倘若中國人也以為如此，就不免有點孤陋寡聞、自欺欺人了。從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價新世紀中國的局勢，廣大的內地農村才反映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面，畢竟，人口的絕大多數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時不能從八億農村居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幾千萬居民身上，不僅是目光短淺，而且也誤判大局，其實也絕非這些都市民眾之福。

中國以前有過沉重的教訓，現在又面臨新的教訓。轉型中的農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為什么農民們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會得而復失？這個大題目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比較系統深刻的答案。從總體上看，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后，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又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政府本來負有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和幫助貧困人口的使命。但自從九十年代以來，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對農民施惠的措施，而讓少數都市居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措施卻接連不斷。比如，最近為了增加內需又動用財政資源連續給城市居民中"吃皇糧的"人加薪。其實，日子確實過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糧"的人。問題在于，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八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里沒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這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

當人們談論幾大都市的"世紀新貌"時，卻很少有人提到，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是給幾大都市"錦上添花"嗎？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筑"，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干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產生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讓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資助農村的窮孩子上學了。少花一點這樣的都市投資，絕不至于就影響到這幾個都市的繁華，無非是已經夠亮麗的"櫥窗"上少一道"光輝"而已。這樣簡單的想法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它顧的不是"櫥窗"和"臉面"的光鮮。農村既非"臉面"，又

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象，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第四，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在內地的許多省份，進城打工成了農民養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勞力都得靠離鄉打工來維持家計。而從整體上看，除了少數繁榮地區和都市外，多數內地城市的經濟也并不妙，于是，出現了上億農民爭搶東部都市和少數繁榮地區工作機會的局面。近年來，農民春節后離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離家上路，因為誰都想搶在別人面前爭取到有限的工作機會。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對農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億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農民工之間的鄉親關系網提供一點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許多盲目涌入廣東一帶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機會，又返回頭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與此同時，不少城市的政府卻開始設置重重障礙，限制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以保護城市失業者的飯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實行"上崗證"，許多粗壯工種的工作機會都要憑市政府批準頒發的"上崗證"才能就職。顯然，農民進程打工的機會不是越來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應求。就總體而言，城市里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已經接近飽和，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鄉村難以維持生活，進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機會，如此就難以脫困了。

最后，也是最讓人痛心的是，鄉村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紀"和鄉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統計數字，光看國內媒體的報道傾向，其實也能多少解讀出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近幾年來，媒體對"大好經濟形勢"的報道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都市和浙江東部、廣東沿海，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大最繁華的都市。如果單看這些報道，自然可以產生種種令人樂觀的想象，諸如再有多少年中國將"趕上或超過"某某國之類。而關于內地農村的報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從偶爾透露出來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對農民的攤派負擔非常沉重，農民辛辛苦苦一年下來反而要虧本。至于農民因抗交攤派而與基層干部時常發生的沖突，在國內媒體上就極難得一見了。

如果從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設日新月異，居民生活的質量已經進入了講究養生、美容、減肥的階段，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國際化的征兆也日益明顯。對這數千萬居民來說，新世紀似乎就意味著生活水平告別"小康"、與發達國家接軌，這自然令人向往，也讓人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體圍繞著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編織出一幅"買汽車、住新房"的"新世紀圖"，更是引得連臺灣都有人羨慕起來。如果就從這樣的視野出發去理解中國的"新世紀"，就未免太偏頗了。

在上述的繁榮地區大約不過有數千萬人口，中國不可能光靠這么一小塊地域就帶動全國經濟，這些繁榮地區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臉面"、"櫥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地，特別是農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櫥窗里的繁榮"的光。光是看內地中小城市居民現在的生活狀況，就會發現，那里的民眾恐怕完全看不見其個人前途上的"新世紀曙光"。在內地中小城鎮，許多家庭的月收入不過數百元而已，仗著物價低，每日勉強糊口還過得去，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兒女們的就業機會渺茫。放眼看去，當地企業都破敗不堪，能在政府機關里謀個飯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別的奢想了。至于內地農村的境況，上面已經提到，多數農民正陷入一種新的經濟困境。對他們來說，"櫥窗里的繁榮"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種令人憤慨的刺激。而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里的新愿景時，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困局的嚴重性，這樣的都市愿景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為，這種"櫥窗"是沒有"玻璃"的，當然也不可能把"櫥窗里的繁榮"與"櫥窗外的貧困"斷然隔離開來。

今天中國的形象，似乎已經化約成少數都市的面貌了。外國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以為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了。倘若中國人也以為如此，就不免有點孤陋寡聞、自欺欺人了。從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價新世紀中國的局勢，廣大的內地農村才反映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面，畢竟，人口的絕大多數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時不能從八億農村居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幾千萬居民身上，不僅是目光短淺，而且也誤判大局，其實也絕非這些都市民眾之福。

中國以前有過沉重的教訓，現在又面臨新的教訓。轉型中的農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為什么農民們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會得而復失？這個大題目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比較系統深刻的答案。從總體上看，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后，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又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政府本來負有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和幫助貧困人口的使命。但自從九十年代以來，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對農民施惠的措施，而讓少數都市居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措施卻接連不斷。比如，最近為了增加內需又動用財政資源連續給城市居民中"吃皇糧的"人加薪。其實，日子確實過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糧"的人。問題在于，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八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里沒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這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

當人們談論幾大都市的"世紀新貌"時，卻很少有人提到，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是給幾大都市"錦上添花"嗎？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筑"，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干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產生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讓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資助農村的窮孩子上學了。少花一點這樣的都市投資，絕不至于就影響到這幾個都市的繁華，無非是已經夠亮麗的"櫥窗"上少一道"光輝"而已。這樣簡單的想法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它顧的不是"櫥窗"和"臉面"的光鮮。農村既非"臉面"，又

自治，選舉鄉保長，這樣的建議就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減少農村基層龐大的靠攤派養活的干部數量，并同時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徹底減少農民負擔的有效辦法。

現在，問題的實質已經浮上臺面，對這一點，稍微了解一些農村情況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對農村的亂攤派實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卻不是簡單的事，這關系到農村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如果說，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級所有的體制、實行土地按戶承包是一場重大的"革命"，那么削減農村基層干部數量、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就是農村改革以來解放農民的第二場農村"革命"。這第二場"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場"革命"深刻得多，因為，它將首次觸及到基層"吃皇糧"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維護農民利益還是維護基層干部利益這個兩難矛盾面前，政府面臨著艱難的選擇。

這第二場"革命"還關系到如何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政治社會管理體制，要真正按照農民的需要和可負擔能力，來設定基層政府的規模、人數和功能，而不是象過去二十年來那樣，依據上級政府的需要來設定干部人數和職能，強迫農民出錢養活他們。農村基層政府職能的轉換和結構的改變，意味著全國鄉村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現在，農村現行政治社會管理體制的維持成本已經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農民的可承受負擔能力，如果繼續維持這一體制，勢必造成農村的進一步蕭條，社會矛盾將日益激化。而改革這一體制，則是一場八億農民與幾千萬基層干部之間的角力，將重新奠定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經過過去十多年來村委會民主選舉的實踐，農村已經逐步積累起實行這場變革的社會政治條件。對農民來說，實行這樣一場變革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長期形成的集權體制的慣性，這場變革又需要農村基層政府的配合，與虎謀皮，談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也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逐步推動，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勢不可擋。今后，依靠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推動這場農村政治體制變革，其勢在必行已經了然。這場變革能恢復農村的活力，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問題在于，是等到火燒眉毛的時候才勉強應付、倉促上陣，還是象當年的農村經濟改革那樣，主動迎接挑戰，化被動為主動？這其實是一個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膽略的重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