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跨國公司垂直分離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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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全球化中制造業垂直分離已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主流方向,也是跨國公司參與國際競爭戰略安排的重要組成部分,跨國公司制造業的垂直分離有其內在的動因、發生機制、利益博弈以及社會效應等。對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理論進行梳理,并剖析目前國外對垂直分離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結果表明,我國企業必須順應跨國公司制造業的垂直分離,重視產業的本土化,優先發展產業集群,重視企業自主品牌的創建等。

關鍵詞:跨國公司垂直分離制造業產業集群

一、引言

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再分工的加速。我國由于社會政治穩定、市場容量巨大、人力資源豐富、生產成本較低,正成為全球跨國公司制造業加速轉移的重要區域。2002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FDI)已超過長期居于全球第一位的美國,這一勢頭還將伴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承諾的進一步兌現得以持續。特別是我國一些大型都市進行了一系列的功能性改革,為承接國際制造業的垂直分離創造了條件。

然而,在我國進入買方市場以來,制造業整體上呈現出需求低迷、產能過剩、競爭過度、競相殺價的不良格局,我國制造業企業已陷入空前的困境(劉志彪,2000)。制造業如何擺脫衰退的困境?除了要探討其陷入衰退的原因外,更要尋求在買方市場條件下如何實施制造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戰略。分析制造業衰退的原因,既要從經濟運行的內生性因素去探尋,又要在研究中擺脫單一的宏觀總量分析方法;既要從封閉的微觀經濟框架內去分析制造業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又要從開放的角度去尋求如何獲得制造業的新生。

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看,當前國際制造業有一種垂直分離的趨勢。大型全球化跨國制造企業,雖然橫跨了制造業的許多領域,但正快速地收縮其自行設計和生產的產品領域,它們正將其主要精力轉向核心業務。大型跨國制造企業目標的轉移,在全球制造業中產生了大量的專門化供應商,使得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產品價值鏈發生了異化,伴隨著多樣化的制度創新和在不同經濟中的實踐,使得制造業全球化垂直分離趨勢在加速。

如何克服我國制造業的結構性過剩?如何形成我國優勢產業集群?如何與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的國際趨勢對接?對于此類問題,亟需研究與探討。

二、垂直分離的內涵、現象與理論解釋

20世紀80年代以前,垂直一體化占據主導地位,而90年代以后,垂直分離則是跨國制造業的主流趨勢。制造業垂直分離,又稱制造業專門化,或稱生產的垂直非一體化、“價值鏈切片”、“碎片化生產”、“蜂群分巢”、“工序分細”、“垂直專業化”和“工序外包”等。

垂直分離作為一種與垂直一體化相反的過程,是指將某些生產環節,主要是制造環節,從原來一體化企業中分離出去的過程。原生產企業仍然從事產品研發和設計,仍然承擔市場開發和營銷,但是將產品的加工制造工作分離出去,由專門的制造企業來承擔。

企業究竟采取哪種組織形式?首先取決于產業本身的技術特點和工藝上的可分性。如果生產的各環節在技術工藝或者在所使用的機器設備上具有較強的不可分性,由此而將各個生產環節集中在一個企業內進行,稱作垂直一體化。如果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在工藝或機器設備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可分性,因而各個環節的生產能由不同的企業分別進行,這就是所謂的垂直分離。

通常,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垂直分離的發展。跨國公司商業活動的日趨復雜,大型機構考核員工業績成本的上升,科技革新的日新月異,虛擬網絡的快速發展,市場信息費用的日趨下降等,都對垂直分離起推動作用。

垂直分離在產業本土化的地區更加突出。在過去的十多年里,許多政治家、經濟學家和經濟地理研究者都曾預言,在未來的世界區域經濟將會重新復蘇,相互聯接的各專業化企業在一個地區的集中,能夠成為全球競爭的集團勢力。而且,不少學者都將精力集中于小企業的模塊研究。眾多的小企業在一個產業中雖然具有不同的生產工藝,但處于相關的專業化階段。因此,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地區的優勢,柔性專業化生產,并不來自單個企業的能力,而是來自該地區整個產業體系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

專業化的產業集聚是實現外部范圍經濟的地理手段。隨著市場容量的擴大,可能會出現兩種效應:一方面,為了獲得范圍經濟,企業內部分工日益深化,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在等級管理體系下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的組織方式是垂直一體化的;另一方面,某些產品由于受到內在技術限制而不能達到范圍經濟,致使各個局部勞動過程出現分離,最終會形成獨立的專業化公司,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的組織方式是垂直分離的。跨國公司的垂直分離,使企業內部分工轉化為企業之間的分工。

盡管集群內的企業在發揮其專業化生產的優勢時,存在著對勞動特許權的分割,但一體化勞動,模塊化的產業集群,將它們鑄造成比單個企業碎片有更強的集合力。這種垂直分離的再一體化過程,在臺灣的集成電路產業、美國的硅谷、東南亞的半導體裝配業中十分流行。這些產業并不是由少數垂直一體化的大公司占據主導地位,而是由許多小企業分別瞄準各自的目標市場,并以不同的身份加以合作。

這一產業體系的一個重要優勢就是容易進行企業編隊,形成企業航母。這要求新加入的企業,必須樹立開發新產品的觀念,而不干擾整個生產流程的其他環節。

垂直分離的動因有哪些?哪些行業最有可能發生垂直分離?比如,當企業無法將勞動過程整合到一個統一的系統時,它自然會分裂為專業化的生產單位嗎?如果產品市場不穩定或不可預料,為避免市場的不穩定,通過公司的垂直安排能傳遞信息,生產者會選擇垂直分離嗎?再比如,經由一些熟悉專業管理或擁有專門知識的公司來提供所需的中間產品,可以提高勞動效率,這些中間產品可能由一些理想的最小經營規模的工廠來完成,這些最小經營規模的工廠又是如何依賴其上下游垂直關聯企業來支撐的?垂直分離的情形在高技術產業中十分普遍,因為高技術產品結構變化快,更新周期短,高科技產業頻繁發生垂直分離的機理何在?

學者們從成本節約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模塊中各獨立企業相互聯接的再一體化,產生了系統內的相互適應性,提升了新企業成長的速度,增強了企業抗拒破產的能力。那么在產業集群的這些企業模塊形成過程中,技術因素和市場因素分別起著怎樣的作用呢?

從技術因素來看,企業集中的關鍵優勢并不體現在靜態的外表上,而是體現在動態的技術創新上。

新的技術、新的作業方式,乃至新的產業組織模式,能夠在動態的再一體化過程中得以成長。垂直分離的成功,勞動雖然發揮著核心作用,但合適的制度構架和集體行動的秩序,對于企業模塊的形成至關重要。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柔性生產系統的發展,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擴散,以及全球貿易自由化,深刻地改變著企業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方式。全球化改變了大企業的組織方式,使商品價值鏈發生了垂直分離:一部分保留在發達國家內,另一部分則擴散到發展中國家。全球化還帶來中小企業的互動,使市場加厚,既改變了大型企業或機構的聯系方式,也改變了它們獲得國際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人們認識到,全球經濟中典型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即企業的地理集聚或產業集群,直接與國家競爭優勢有關。遺憾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業垂直分離還沒有被系統地研究。

從市場因素來看,制度經濟學認為,交易費用對制造業的垂直分離起著關鍵的作用。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市場機制比較完善,專業化市場比較發達的地區,易于形成外部供貨,企業多以非一體化形式來組織生產。垂直分離之所以能在許多企業推廣,有其必然性:它強化了核心能力和比較優勢,實現超分工組合;解決了大組織的管理問題,有利于發展規模經營,增進了效率;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經營中,優化了資源配置。制度經濟學雖然能解釋垂直一體化,但不能很好地解釋轉包關系。Grossman和Hart(1986)意識到交易勢力作為專用性投資的重要性,引入了管理者激勵因素,分析了垂直一體化和垂直分離的動因,但也不能對跨國公司制造業的垂直分離給出完整的解釋。

雖然交易成本是解讀產業集聚理論的基礎,但對垂直分離與產業集聚的研究,更多的是見諸于產業地理學文獻。高技術產業群的形成,主要源于生產中的分工、公司間交易活動的結構以及由地方化發展而來的集聚經濟。垂直分離的過程,預示著產業聯合體的產生,圍繞精心設計的公司間或工廠間的交易來聯系組織。交易關聯的結構,包括面對面的接觸和信息的遠程交流,長期和短期的轉包和再承包,物質的投入產出等。這些交易聯系,在地理上通常有依賴的成本結構,單位交易活動的成本越大,與之聯系的制造商在空間上將聚集,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制造業的垂直分離,通過虛擬的企業網絡聯接,這種類型的產業組織被描述為“靈活的專業化”。現實中,許多產業都具有靈活的專業化趨勢,甚至在傳統的大批量生產行業,比如汽車和鋼鐵,也存在靈活的專業化。一個產業從垂直一體化向垂直分離的靈活專業化生產轉變,會使生產活動和勞動力市場在空間上重新再定位。一個產業的空間布局和單一公司的定位決策,必然會引起地方勞動力市場的動態變化,從而強化它們的集聚行為。

從產業地理經濟學來看,地方外部經濟不應被假設為源于市場規模或市場指向效應。垂直分離的外部經濟與“大推進”工業化模型中想象的外部經濟相似,可以利用外部經濟和互補性降低投資風險。

克魯格曼將這些外部性看做是“難以捉摸的”容易模擬的金錢外部性,他在對地方群集解釋時援引某些類似馬歇爾式的外部經濟,但忽略了技術知識溢出效應的外部性(Krugman,1995)。

總之,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垂直分離與產業集聚作了各種探討。從197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了一場關于“制造業擴散化”的爭論。所謂擴散化,就是將原先集中在一個企業內進行的生產任務,分解給轉包關系中的承包方來完成,這些承包方多半是一些小企業。這里,先進的批量式樣設計,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高技術的控制過程,高質量低成本的產品投入,都是與制造業垂直分離相一致的。但對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地理學或產業地理學的層面,更多的要納入理論經濟學或產業經濟學分析范疇。因此,對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制造業垂直分離這一新的動向,理論界應予以關注。

三、垂直分離發生的機制與利益協調

關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發生機制,有學者認為,全球化中由于貿易的一體化導致了制造業的垂直分離,貿易一體化與制造業的垂直分離是一種內生關系(Feenstm,1998)。隨著中間投入品貿易比例的上升,垂直分離程度也在上升;國家之間的相似程度越高,中間品貿易比例也越高。

全球化使得投入品供應商更容易搜尋外部購買者,提高了事后成交指數,使得市場安排更加有效。跨國公司的活動影響著國際化市場的測度,因而國際化對垂直分離價值鏈有重要影響。通過網絡供應鏈的相互聯接,使得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成為產品生產的國際化過程。

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的過程同時也是各制造商利益博弈的過程。如果某制造商選擇生產的垂直一體化,他就不必受對付上下游廠商激勵沖突的煩擾。然而,在寡占市場,制造商之間的利益不協調,使得制造商必須考慮垂直分離。這時,制造商可以通過收取特許權費,盡可能多地攫取關聯廠商的剩余,使價格高于單位制造成本。垂直分離的選擇,正是出于制造商的集體利益,使得垂直分離均衡時的利潤高于垂直一體化時的均衡利潤。可見,探索垂直分離的機制問題,就成為研究制造業垂直分離的一個重要主題。

Bonanno和Vickers(1988)在探索垂直分離的利益動機方面具有開創性。他們利用簡單的雙頭寡占模型,揭示了制造商銷售其產品時,通過獨立的零售商(垂直分離)而不是直接銷售(垂直一體化)。垂直分離更有利可圖是因為它不僅能從其競爭者友好的行為中分享利潤,還可以通過從銷售商那里收取特許權費,擠壓零售商的剩余。垂直分離不僅出于制造商的個人利益動機,也是制造商集體利益之所在。

Lyons和Sekkat(1991)通過假定工資和投人品價格均不可變,認為無論是垂直一體化還是轉包合同都是基于私人偏好,對社會無所謂效率可言,并且與組織選擇和資產專用性無直接的聯系。垂直分離能夠作為一種提高談判地位的機制,是企業家權衡成本與收益后對某種制度安排取舍的結果。

垂直分離使價格偏離生產成本有利可圖,可以通過收取特許權費來實現,而垂直一體化則要受到價格等于成本條件的硬約束。在制造業垂直分離博弈過程中,反應函數正是通過變量的靈活選取改變的。戰略替代(價格變量)和戰略互補(產量變量)戰略選擇的不同,將產生不同的結果。

雖然Vickers早期認為,垂直分離是基于單個制造商的利益,而不是出于集體利益,但在垂直分離是各主體利益協調這一點上是相同的。當特許權費為負,即由上游制造商支付特許權費給下游廠商時,價格將低于成本。雖然垂直分離的戰略優勢仍然存在,但改變了博弈中的決策變量,其本質會迥然不同。

通常,上下游的廠商,包括制造商與零售商,當然也包括制造商與制造商。但是,制造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垂直分離主要考慮的是交換結構,而制造商之間的垂直分離則不僅要考慮交換結構,還要考慮技術方面的因素。

企業間的垂直關聯主要包括三種,即產權關系、契約關系和網絡關系。垂直一體化主要涉及產權關系,垂直分離則不僅涉及產權關系,更多的要涉及契約關系和網絡關系。既然制造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垂直分離輔之以適當的契約,能夠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戰略動機,那么,通過引導競爭性制造業企業的行為,就會產生一種更大程度的垂直分離的契約激勵。

一些著名的戰略承諾文獻,檢驗了垂直分離的各種方式,支持了這一假說。但產權理論、契約理論和網絡理論對于制造業垂直分離的解釋力是不同的。

雖然現實中垂直分離發揮作用也有成本,但作為一種戰略承諾方式,垂直分離確實具有一些優點。

比起內部激勵和組織設計以取得相同的戰略目標,垂直分離使得承諾更易觀察,而且很難逆轉;比起戰略投資改變成本,垂直分離并不扭曲要素選擇以及惡化內部效率。因此,制造業的垂直分離,值得我們從戰略視角作進一步的研究。

當競爭性企業戰略決策的需求方案適度相關時,非對稱均衡將會發生,此時只有一個企業決定前向一體化,而它的競爭者則選擇垂直分離。然而,當需求方案高度相關時,對稱均衡將會發生。因為企業將會從模仿中獲取更多的利益,而不選擇同其競爭者進行抵觸。因此,廠商的垂直分離,更可能接近企業生產高度替代品的垂直一體化(Gal-Or,1999)。可見,采用逆向歸納方式對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研究,極富有挑戰性。

制造業的垂直分離是一種極其復雜的行為過程。伴隨著規模經濟,垂直一體化企業通過對下游競爭企業的供給,能夠降低上游企業的成本,這些競爭者可以選擇不從一體化企業購買,除非一體化企業的中間品價格比其替代供給品價格低很多。在簡單的動態規模經濟的模型中,通過學習效應,均衡的垂直非一體化即垂直分離將會發生。當且僅當整個產業垂直分離時的利潤高于垂直一體化時,垂直分離才得以發生。垂直分離行為是整個產業的群體性行為的觀點,值得推敲。轉企業哪些投入品應該“外購”?哪些則要通過“自制”來完成?Yu(2003)引入了一個兩階段模型,認為范圍經濟是核心,各種投入品的差異程度來自產品的不同外購方式以及中間產品投入相對于最終產品的范圍經濟。該模型采用了兩分法,即只討論了垂直分離和垂直一體化的兩種極端狀態,而沒有考慮二者的混合狀態。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對垂直一體化與外包關系進行了產業均衡分析,對外包與國際貿易一般均衡地方化轉包關系的決定因素進行了研究,認為外包是不完全契約中對合作伙伴的搜尋和關系專用性投資活動。

Jansen(2003)進一步給出了上游企業在何種情況下選擇垂直分離,在何種情況下應選擇垂直一體化的系統均衡模型。垂直分離企業在固定的契約成本和戰略契約的收益之間進行權衡。當兩個以上古諾寡頭的供給品相互替代時,垂直一體化和垂直分離將會共存。當垂直一體化和垂直分離共存時,社會福利可以通過減少垂直分離企業的個數得以改進。而這種共存的范圍經濟,在假定的可觀察性和承諾條件被放松時遞減。

四、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社會效應垂直分離較之于垂直一體化,是否侵害消費者剩余?不同的學者說法不一。有人認為垂直分離能增進社會福利,有人對此提出質疑(Ordover,1990)。

由于下游企業后向一體化提高了中間品的投入價格,從而對下游非一體化企業和消費者不利,因此,垂直一體化不可取,應當垂直分離。Riordan(1998)基于產業經濟學市場結構一行為一績效(SCP)范式,重新評價了垂直合并對產業的行為和績效的影響,認為產業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企業的后向一體化,由于提高了中間品的價格,從而可能嚴重地降低社會福利和資源配置效率。

Fontenay(2004)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指出,雖然大多數觀點都在肯定垂直一體化的正面效應,其實這些觀點多數是錯誤的。他的觀點與Ordover類似,認為垂直一體化在侵害消費者的福利,只有垂直分離才能增進消費者福利。目前,垂直分離能夠增進社會福利的觀點,已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垂直分離能否導致產業的本土化和產業集群效應?Kie(1996)指出,大量的地理經濟學文獻的結論是,當前的制造業以生產的垂直分離和小型制造業的集群為特征。作者在評價Scott交易費用和產業區位理論以及柔性生產和垂直分離理論的基礎上,認為垂直分離不是某個地區的個別現象,而是制造業普遍發展的必然結果。

學者們通過引入信息機制、協同效應等,肯定了垂直分離對優化資源配置的社會效應。他們討論了垂直合并和垂直分離不同的競爭性效應,認為垂直一體化是廠商信息隱藏而不是信息發送的利益動機。他們還以博弈論為工具,從戰略投資利益協同的角度,論證了垂直一體化的市場溢出效應。由于一體化企業在其內部開展貿易,而不是通過可觀察的公開市場交易,所以一體化企業將先前公開的市場資料轉化為企業的私人信息,導致一體化企業的成本不能確定,最終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

五、垂直分離的實證研究與生命周期理論目前,對于制造業垂直分離的實證研究幾乎是空白。具有典型意義的是Holmes(1999)對垂直分離的研究,作者利用購買投入占產出價值的百分比,即以購買投入強度(PII)作為垂直分離程度的指標,并引入本地及鄰近地區就業水平虛擬變量,得出了產業地方化與制造業垂直分離正相關的結論。但作者只考察了整個制造業的平均關系,沒有考慮到具體的產業特性,得出的結論較為模糊,其借鑒難度較大。

關于垂直分離的產業生命周期理論,斯蒂格勒的研究具有奠基作用。他依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容量限制勞動分工”原理,提出了垂直分離應當是成長性產業的典型特征,而垂直一體化則是衰退產業特征的重要命題。他還指出,如果我們觀察產業的整個生命周期,必然能發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是垂直非一體化。按照斯蒂格勒的解釋,在幼稚產業,企業應當垂直一體化,因為生產水平在任何一個階段都太小,不能支撐專業化企業和中間品市場。然而,隨著需求擴張,企業達到新的生產階段,專業化遞增的報酬能夠提供市場所需的產品數量;當需求下降時,這一過程將會相反。

斯蒂格勒還認為,是市場變化的速率,而不是企業成長、衰退或市場容量決定著制造業的垂直分離程度。雖然這一差別在分析企業內部的勞動分工時是非本質的問題,但對制造業垂直關系的分析至關重要。考慮到市場容量和市場變化兩個維度,大容量市場下經濟的微小變化將導致低度的垂直一體化;而經濟的快速變化,垂直一體化的程度將會提高,市場容量越大,這種效應越明顯。依賴市場變化的速率,我們可以觀察大市場與小市場中垂直分離的程度。斯蒂格勒的研究還發現,伴隨著企業的成長,不同階段制造業垂直一體化的程度有所降低,他的這一發現與他的假設是吻合的。

Elberfeld(2002)在企業組織是內生的產業結構均衡模型內,重新審視了斯蒂格勒的假設,認為斯蒂格勒假設在市場完全和自由進入的條件下才能得到證實。然而,當進入中間品市場被嚴格限制時,或者中間品制造商串謀時,垂直一體化將伴隨著市場而成長。可見斯蒂格勒命題中的假設很重要,他的這些重要結論是在市場完全和自由進入兩大限制條件下得出的。如果將斯蒂格勒的研究放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必然會有新的發現。

六、垂直分離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與啟示

目前,國內對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研究尚為空缺,但學者們已經在關注跨國公司制造業的垂直分離現象。劉東對生產的非一體化經營有效性的原因、交易費用條件等進行了討論(劉東,2001)。劉志彪不僅給出了垂直專業化的概念界定和測度方法,還分析了垂直專業化發生的原因和機制,并從價值鏈管理模式和從內部垂直一體化到虛擬垂直一體化的價值鏈變遷角度,分析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制造業組織和分工形式的演化過程(劉志彪,2001)。

畢竟垂直分離是在近一二十年才被經濟學家逐漸認識到的現象,因此對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研究遠遠落后于垂直分離的實踐,在一定程序上對垂直分離的研究成為發達國家的專利。就目前西方對制造業垂直分離的研究而言,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問題:

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關注的大多是發達國家及其制造業,而對發展中國家及其產業關注的極少。因此,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給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究竟會帶來多大的影響,不得而知。

從研究的目的來看,發達國家學者對跨國公司垂直分離的研究,都是為本國利益服務的,如認為跨國公司垂直分離可能會對本國非熟練工人產生沖擊,造成本國產業的外移和“產業空心化”,因此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規范法律以保障跨國公司的利益。

從研究的方法來看,盡管已有的文獻使用了理論分析、統計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但很少有文獻綜合運用上述分析方法,對垂直分離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

從研究的內容來看,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對垂直分離現象的描述上,對制造業垂直分離發生的機制、利益協調、社會效應及實證研究的較少。

跨國公司垂直分離的生產模式是有國家利益的。在這種模式下,發達國家不僅可以把一些傳統產業,特別是那些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以及污染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將“高級”產品的低級生產環節外包出去,甚至會出現一種極端情形,即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只從事新知識、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全部生產環節都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由于從事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生產函數是收益遞增的,這類產品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因此跨國公司獲得足夠的經濟利益,并擁有這些新興產業的絕對控制權。而發展中國家加入跨國公司垂直分離的生產鏈條,僅僅是通過勞動獲得應有的報酬,卻要面臨上下游廠商的多重擠壓,風險是很大的,不僅可能會淪為外圍,而且可能導致產業的畸形發展。

理論的發展也是有國家利益的。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內市場就是國際市場,企業的國內競爭事實上已經成為同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競爭。跨國公司制造業的垂直分離不僅引起了發達國家自身的就業和收入再分配,而且這種就業和收入差異擴大的風險,將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公司垂直分離雖然對東道國的產業集聚、勞動力流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帶來正面效應,同時也將產生各種消極影響,如對東道國企業和市場的沖擊、人才的流失與貧富分化、技術逆向外溢、技術依賴以及環境問題等。

因此,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和發展中國家,要順應跨國公司制造業垂直分離的趨勢,必須重視產業的本土化,優先發展產業集群。同時,我國企業在加入跨國公司垂直分離的生產貿易鏈條時,必須對合作時機、合作伙伴加以選擇,對垂直分離的成本與收益進行綜合權衡,還要關注跨國公司制造業的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委托代工)、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深度代工)、OBM(OwnBrandManufacture,品牌經營)、EMS(ElectricManufactureService,電子制造服務)等經營模式的轉移,在積極參與跨國公司的垂直分離時,要抓住時機樹立企業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