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老齡經濟學
時間:2022-04-08 0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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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已經批準設立老年學專業,并計劃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老齡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和老年學的交叉學科,已經引起眾多學者的重視。但是,對于如何將經濟學、人口學和老年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完備的老齡經濟學學科體系,我們的認識還不充分,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國外有益的研究經驗來充實自己。從發達國家老齡經濟學研究成果來看,老齡經濟學研究視野開闊,研究方法精巧。筆者收集了大量國外老齡經濟學文獻,并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本文重點對退休、消費、儲蓄和宏觀經濟反應等問題進行綜述,以期對國內老齡經濟學的研究提供借鑒。
一、退休
1、勞動力供給理論與退休
退休是勞動力供給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退休能夠很好地理解“工作與休閑”替論。通過研究勞動力參與率,我們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退休行為(表1)。由于退休對于社會保障、稅收、財政穩定等公共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退休的決定因素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美國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量的退休研究集中在單身男性和丈夫,經驗研究證據表明單身女性退休的原因與單身男性差不多。已婚女性的退休決策似乎很復雜,例如,已婚女性的退休決策依賴丈夫的退休狀況,所以,未來研究要注意研究夫婦共同的退休決策,但復雜的退休程序和數據限制使得這種研究成為棘手的事情(Hurd1990)。
2、社會保障與退休
一般來講,社會保障、養老金和儲蓄是退休收入的三大來源。許多研究退休行為的學者可能會認為社會保障金的增加提高退休的概率,但米切爾和菲爾茨(MitchellandFields1982)通過回顧退休研究文獻認為,沒有研究證據表明社會保障對退休產生影響。赫德(Hurd1990)認為,部分原因是由于對退休定義的差異:退休被定義為(1)永久離開勞動力市場,(2)自我評價的退休,(3)突然和間斷地參加工作的時間;部分原因是由于職業的可得性、質量和工資的變化將經濟環境的描述復雜化。這些復雜性使得建立分析模型非常困難,導致不同的研究者依據不同的數據和不同重點問題,使用不同的模型。赫德(Hurd1990)建議,退休的定義應當與我們所觀察的獨立于一項特殊數據的事情相一致,它應當與政策興趣相關聯。退休應當被定義為在年老時離開、而不是返回勞動力市場,這種計量并不精確,因為我們不敢確定某些人不返回勞動力市場,但至少老年人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現象不是普遍的。
赫德(Hurd1990)使用了年預算約束和終身預算約束兩個經濟學概念來研究社會保障對退休的影響,并計算了“退休風險率”(RetirementHazardRates)如何隨著社會保障的變化而變化。研究結果表明,從勞動力參與率計算出的退休風險為62歲,社會保障財富越多,退休則越早。
關于社會保障對退休的影響,爭論很大。舒爾茲(2001)列舉了社會保證加重了窮人和接近貧困的人的稅收負擔等4條批評意見和社會保障可以更容易進行收入再分配等6個正面評價。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這方面的研究在我國很有很大的伸展空間。
3、退休計劃
舒爾茲(2001)列舉了6個非老年人在系統準備退休計劃時將要遇到的問題。(1)不能確定他或她什么時候死亡。(2)不能精確地知道未來退休前收入流(即工資收入)是多少。(3)不知道退休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或者退休后最終喜歡什么樣的生活方式。(4)不知道退休的年齡。(5)不能輕易地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率,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將降低那些沒有調整的退休資產的價值,以及從那些資產得到的收入的購買力。(6)不能輕易地預測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可能影響退休人員相對于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
舒爾茲(2001)提出幾個做好退休計劃的建議,(1)利用退休前教育,增加個人有關退休的信息量,如營養、住房選擇、休閑活動、退休后的就業和對退休的心理調適等。(2)提高各種退休培訓項目的質量。(3)鼓勵人們在相對年輕的年齡階段及早為退休做準備。
二、生命周期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Kreps,&Spengler1978)認為,人一生要經歷一系列經濟、社會和心理階段,這些階段影響他們的消費和勞動力參與。轉移支付和賦稅是一生收入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年齡的函數。生命周期中受政府管制的資源再分配可以明顯改變個人對他剩余資產的使用,政治制度也會影響資源的生命周期分配。
1、工作能力
有研究證明,60歲以前年齡對生產率的影響是不顯著的(Birren1955),周歲年齡對工作業績是一個不理想的預測指標(Clemente,Hendricks1973)。個人工作業績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然而,個人只要繼續從事挑戰性的工作,他的高水平職業技能似乎不會出現高的淘汰率(Shock1950)。在一種職業中,新技術的引進和知識的擴張可能使一些老工人的人力資本變得過時,相對于年輕雇員來說,年齡效應大大降低了老工人工作經驗的價值。學習能力的下降和人力資本的過時意味著老工人的培訓成本增加,特別是對于那些低于平均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的來說(Belbin1965)。
美國勞工統計局做了一系列研究來檢驗不同職業的平均生產率的年齡變化:辦公室工作人員沒有變化(BLS1960),郵局揀信員在60歲以后稍有下降(Walker1964),從事鞋業、家具業和服裝業的工廠工人在45歲以后生產率明顯下降,然而,一個年齡組內生產率的變化通常比不同同批人之間的差異大(BLS1956、1957)。
2、年齡與工資收入
雖然年齡與生產率的關系很難觀察,但年齡與工資收入的關系還是比較容易觀察到的。剛就業時的年收入低,隨后逐漸增加,45-54歲收入達到高峰,最后十年的工資比之前的低。一般來說,教育程度或職業技能越高,收入達到最高的年齡越推后(Becker1964,Hanoch1967,KrepsandPursell1967,)。
由于缺少足夠的縱向數據來檢驗一生的收入模式,米勒(Miller1965)和貝克(Becker1964)綜合幾個橫截面的數據來觀察一個同批人的一生收入,結果表明,與橫截面數據不一致的是一個同批人的平均收入持續增長到65歲。
收入增長中,多少份額來源于工作經驗的積累,多少來源于經濟增長?通過分析,米勒(Miller1965)發現,在一生的工作經歷中,兩種來源的相對重要性是變化的,例如,對于大學畢業的男性來說,在30-40歲的時候,經驗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大;但在隨后的幾十年中,貢獻減少。在50-60歲時,經驗對收入有消極影響。除經濟增長的影響外,所有收入將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下降。
3、生命周期模型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Kreps,&Spengler1978)認為,老年人的經濟狀況不僅僅是偶然時間的結果,而且是涉及教育、在職培訓、工作和消費等一生選擇資源分配的產物。在過去幾十年里,生命周期模型被用來解釋這些個人關于一生經濟狀況的決策。在這些模型里,考慮到個性特征、財富和偏好,假定每個人通過對個人一生資源的最優分配,實現終生效用最大化。
蒙蒂格里尼、布盧門博格(Mondigliani,brumberg1954)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將消費研究的注意力從消費年份的收入轉移到包括考慮消費者未來收入流或財富狀況作為消費的決定因素。
在宏觀消費函數研究文獻增加的同時,關于職員工作、消費和人力資本投資的時間分配的微觀經濟決策模型[來
急劇膨脹。通過分析在人力資本投資(全日教育或在職培訓)和市場工作之間做出選擇,人力資本方法試圖解釋工資和收入模式的變化(Becker1964)。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三維活動的生命周期模型。消費、收入、工作時間和資產的剖面圖依賴個人的參數的存在方式和水平(如資產的最初存量、人力資本、時間偏好等)、市場參數(如股票利息率)和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這種模型可以提供一種合并儲蓄與退休年齡、教育與退休年齡等、并對其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進行分析的方法。老齡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人力資本儲存的損耗和對收入與休閑的評估等,要理解養老金、義務退休、社會保障、老年醫療以及其他經濟刺激和抑制因素的影響,模型必須容納作為個人選擇的工作、消費和在職培訓變量。(Clark,Kreps,&Spengler1978)。
三、消費與儲蓄
赫德(Hurd1990)對消費和儲蓄的分析很深入,我們主要對他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1、消費、儲蓄與生命周期假設
分析影響老年人消費和儲蓄的決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例如,退休后早期的消費水平,將對退休后晚期的經濟狀況產生重要的影響。從證明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老年人的消費與儲蓄同樣具有意義:因為經濟財力幾乎在退休時期可以完全觀察到,建立和評估消費模型比其他年輕年齡組容易。大部分模型基于消費的生命周期假設(LCH),大量的研究專注于數據是否支持消費的生命周期假設。
除了遺產動機外,生命周期研究還受到三種研究成果的激勵:(1).用合理的效用函數參數模擬生命周期的收入、消費和儲蓄,得到的家庭戶財富比實際的少(Darby1979;White1978)。(2).從計算典型消費者收入和消費軌跡中估計出80%的家庭戶財富被繼承,這也說明遺產動機是重要的(KotlikoffandSummers1981,1988)。(3)分年齡財富持有量的橫截面數據顯示財富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老年人隨著年齡增長進行儲蓄,而不是像生命周期假設那樣動用儲蓄(Lydall1955,Projector1968,Mirer1979,BlinderGordonandWise1983,MenchikandDavid1983)。
2、財富變化
首先分析橫截面數據的財富變化。早期的許多研究發現:橫截面的數據顯示財富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但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研究并沒有證明這一點。表2顯示,像生命周期假設那樣,財富隨著年齡下降。目前還不清楚這兩種結論為什么會存在差異。從橫截面數據上看,不管事實上財富是否隨著年齡下降,解釋橫截面的財富變化軌跡像個人財富變化軌跡一樣有許多障礙。(1)同批財富效應。假定在所有年齡上,個人隨著年齡增長而儲蓄(財富隨著年齡增加)。由于老年同批人比年輕同批人擁有更少的終生財富,從橫截面上看,老年同批人可能比年輕同批人財富少,因而,即使個人沒有按照生命周期假說的那樣消費,財富似乎在下降,從橫截面數據上支持生命周期假說。(2)退休。在橫截面數據上很難控制退休變量。如果一些個人仍在工作,即使退休的個人動用儲蓄,發現財富隨著年齡增加這一現象并不奇怪。但是,如果財富本身對退休有影響,退休人員橫截面的財富將不遵從任何個人財富變化軌跡:在同批人中,更多富有的人將提早退休,從橫截面數據看,退休人員的財富將下降。(3)不同的死亡率。富人比窮人壽命長:橫截面上的財富可能上升,即使個人動用儲蓄金。
其次分析典型時期數據的財富變化。替代橫截面財富比較的方法是觀察在典型時期數據中個人財富的變化。沒有數據可替代典型時期數據來分析家庭戶生命周期財富積累和資產分配(Jianakoplos,MenchikandIrvine1989)。但應當注意,如果典型時期數據短缺,影響個人財富的宏觀經濟震動可能導致有關想望的財富變化的不正確的結論。典型時期數據另外的缺點是,需要跟蹤個人的樣本選擇可能使得將研究結論延伸到整個人口有困難。從關于老年人平均財富變化的典型時期數據得到的證據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說。
3、消費
從理論上講,消費數據比財富數據更能直接檢驗生命周期假說:消費軌跡開始下降的年齡取決于主觀想象的貼現率時間、利息率和死亡風險率,而財富開始下降取決于效用函數、年金時間路徑、死亡率時間路徑。然而,消費計量很困難,但消費數據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說。
顯然,我們低估了消費,或高估了收入,或兩者皆有:應納稅收入的儲蓄率太高,以至于與有關家庭戶儲蓄率的宏觀經濟數據不一致。而且,高比率導致退休財富比觀察到的多得多。表3反應了消費對稅后收入的平均比率,表3同樣顯示,用報告的收入數據作為消費的決定因素的困難程度,即持久收入假說的基本觀點。
4、遺產動機
盡管有關財富變化的證據與生命周期假說一致,但不排除人們為留下遺產而儲蓄的可能性。遺產動機的經驗研究對于儲蓄的意義在于不斷下降消費和財富軌線趨于平坦,而不是必然向上傾斜。進一步說,一些人可能關心他的繼承人的福利,但當他對照遺產效用權衡他自己的消費效用時,他可能選擇與沒有繼承人的那些人一樣的消費路徑。也就是說,即使某人有他關心的繼承人,想望的遺產可能為零。毫不驚奇,在每一代的收入都是增長的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中,老的一代沒有留下遺產的愿望,只不過是因為可以預期到接下來的一代即使沒有遺產,也有充足的消費。在這種背景中,即使老的一代關心下一代的福利,遺產是偶然存在的,是不能確定死亡日期的結果。
一種檢驗遺產動機的方法是,比較有孩子或嫡系親屬的人與沒有孩子或嫡系親屬的人的消費水平。其余情況相同,計量到的他們遺產動機的差異可能是消費或財富軌跡的差異。這種檢驗有吸引人的特征,這種特征基于可觀察到的行為。這種檢驗不依賴于人們實際上是否留下遺產,是否他們說他們愿意留下遺產,而是依賴于留下遺產的愿望是否導致消費和財富軌跡的差異。遺產動機的討論涉及從父母到孩子之間的代際轉移,一種按照老年人遺產動機的強度來自然分類的方法是按他們是否有孩子來分。依據財富的檢驗需要典型時期數據:用橫截面數據比較相同兩個人的財富是說不通的,因為一個人在養育孩子上花費了不可知數量的費用,而且,家庭收入隨著孩子的數量變化。
假定一個人選擇他的消費路徑Ct使終生效用最大化:
∫u(ct)e-ptɑtdt+∫v(wt)e-ptmtdt.
終生效用函數公式前半部分是消費產生的效用,后半部分是從遺產得到的效用(Yaari1965),v(wt)是從在t年齡留下的wt規模的遺產得到的效用,mt是在t年齡的死亡概率。最優消費路徑取決于最初的財富、死亡率、年金的時間路徑和遺產動機的強度。
5、住宅財富
住宅既是一[來種資產,也是消費的一個來源,住宅財富的變化軌跡可能與其它財富的變化軌跡不同。例如,生命周期模型假定某人的死亡風險厭惡程度高,因而他期望的消費軌跡實際上是平坦的,伴隨著穩定的利息率,想望的可遺贈財富將下降。如果想望的住宅財富在全部想望的財富中所占的比例不變,那么想望的住宅消費將不隨財富變化而變化,但作為全部財富的組成部分,想望的住宅財富將下降。這將使得住宅財富比其它財富下降得更慢(HendersonandIsoannides1983)。為了有效使用住宅,個人可能將住宅的消費方面與供租用的財富方面區別開來,但這種區別是不容易做到的。
按想望的住宅消費調整實際的住宅消費需要計算住宅轉換率。弱國周轉率低,那么研究住宅財富對于理解消費和儲蓄決策沒有實際意義。從工作轉變到退休常導致更多的住宅消費而不是更少,只有在老老齡階段,住宅消費才下降。與生命周期假設密切相關的是住宅轉換率如何隨著退休后的年齡而變化:如果想望的住宅消費像生命周期假定的那樣隨著年齡下降,那么實際和想望的消費差別最終將大到足以克服交易成本、搬遷將會發生。住宅轉換率是否與生命周期假設一致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另外,搬遷是否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或下降也有待于研究。盡管交易成本可能減少搬遷,但生命周期理論預測,到了某年齡之后,搬遷的老年人將減少住宅消費和住宅財富,原因有待于進一步解釋。
四、人口老化的宏觀經濟反應
人口老化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生產率、投資行為、消費模式、儲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國家宏觀決策等方面。
1、人口老化對經濟行為的影響
生產力率與年齡的相互關系不僅在個人之間,在職業的性質和種類上也有差異。隨著55-59歲人口或超過55-59歲人口相對數量的增加,更要注意采取適當的手段保持這些年齡段工人的技能和生產率。從某種意義上講,生產率的確隨著生命周期變化。未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將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率和生產率的增長率產生影響(Serow1976)。有學者發現在未來十年里,老化的人口將減少“非通貨膨脹的失業率”(Wachter1976)。
消費隨著年齡而變化是對多種生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所做出的反應。老年人口絕對和相對數量的增大將不僅增加對老年人喜愛的產品的需求,而且鼓勵私人和公共企業更有效地迎合老年人的需求。2010年到203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將對消費結構和消費模式產生非常顯著的影響,如食物、服裝和服務等,但對住房和耐用消費品將產生不利的影響。我們必須更好地適應和滿足老齡社會對健康照料、交通、通訊、住房和服務的需求。
個人老化不利于個人儲蓄,但從增加勞動年齡人口的意義上講,人口老化可能有利于儲蓄。對于一部分人來說,老化與儲蓄的關系主要取決于他年收入曲線和家庭支出模式以及制度化的儲蓄是否抑制私人儲蓄、或其他動機是否鼓勵儲蓄,另外所需要的迎合規劃的生命周期需求的儲蓄。當然,早退休增加儲蓄。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增加,當人口呈現穩定和靜止的狀態,形成人均資本的潛在能力大致在他的長期最大化水平上。人均資本增加的趨勢是由于人口增長的停止,從而消除了裝備額外勞動力所需的額外資本,因此,儲蓄將可能增加靜止人口中的人均資本。能否利用靜止人口的這種能力把總的資本勞動比率提高到相對高的水平上依賴于工作、儲蓄的動機水平,而且,與增長的人口一樣,在靜止人口中,為投資進行的儲蓄仍然強勁(Clark,Kreps,Spengler1978)。
瓦特和沃克爾(VatterWalker1998)通過預測1992年到2030年總人口數(含65+歲人口數)、社會保障受益人數(含65+歲受益人數)、個人消費支出數量(PCE)、給受益人支付的款項數量、GDP增長率等指標的變化趨勢,認為,不用擔心嬰兒激增一代退休后的經濟供養問題。供養能力的本質是生產,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預計在退休高峰期,生產足以維持人均消費的增長,財政安排可以從容保證實際產品流量。
2、全球老齡化的挑戰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02)為八國首腦會議準備的研究報告《迎接全球老齡化的挑戰》指出,人類口老齡化將為21世紀的發達國家帶來五個基本的挑戰。(1)不斷上升的退休成本帶來的財政挑戰。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和不斷延長的壽命直接導致更低的納稅勞動者對退休受益人的“供養”比。(2)不斷衰老和萎縮的勞動人口帶來的勞動力挑戰。不斷下降的出生率會導致普遍的勞動力短缺。勞動力不僅更加稀缺,而且老年人——可能削弱鞏固今天“新經濟”的革新,流動性和風險承擔。勞動力萎縮和勞動力老化將對加快移民步伐將產生極大的壓力。(3)停滯和不斷衰退的市場帶來的增長挑戰。較慢的勞動力增長意味著較低的經濟增長。萎縮的經濟意味著對基礎設施和資本商品如高速公路,住房和鋼鐵需求的不斷下降。發達國家消費商品市場也將萎縮——對全球經濟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4)資產貶值和資本流巨變帶來的金融挑戰。當進入退休高峰的人開始兌現資產時,一些經濟學家預測金融市場將經歷一場“巨大貶值”。同時,政府借款為退休保險金籌措資金可能使金融秩序遭到嚴重破壞。5、人口大國力量的改變和吃緊的國防預算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全球老齡化將為今天的列強履行他們的保障承諾增添了新的限制。由于不斷增加的退休成本,國防預算將面臨巨大的壓力。軍隊會遭受長期的人力短缺。老年人控制的選區也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回避決定性的對抗,以利于特定的定居地。
為此,CSIS建議:(1)尋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綜合戰略。發達國家必須鼓勵在市場力量有限的部門引入競爭機制,為工業、新的服務行業、衛生部門、以及其它技術革新提供金融支持和創造有利的稅收和管制環境。消除養老基金跨國投資的限制,保護養老金的可流動性,保護養老金持有者和私人投資的利益,有效管制金融市場并保持金融市場的透明度。發達國家必須鼓勵更多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業或更多的移民。(2)老齡社會的家庭政策。發達國家采用減稅的辦法,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鼓勵家庭生育孩子和照料老人。(3)改革養老資金積累制度。發達國家必須減少所得稅預扣法保險金。(4)國際合作。竭力說服多邊國際組織,對全球老齡化的經濟與金融后果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促進國際抗衰老藥物研究,建立新的多邊政府磋商會議論壇,敦促發展中國家放開資本市場、保護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鼓勵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基金積累制社會保險計劃,以便穩定全球資本供給和世界金融市場。(李兵2003)
五、評論
從國外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至少有這么幾個印象:
1、國外的老齡經濟學研究重視理論與方法、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結合,在數據收集和開發上也有獨到之處。研究者的知識面寬,有豐富的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學科背景。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
2、“學術民主”氣氛濃厚。像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寫《迎接全球老齡化的挑戰》報告時,邀請了來自美國、日本、歐洲三大洲的政府官員、工商企業、學術界和非政府機構的85位權威人物,組成專家委員會,共同研究了全球老齡化的原因以及給財政、金融、經濟和國際政治帶來的挑戰。最后,其中73位專家就37項研究結果進行投票表決,表決結果也寫入了報告中。這種“學術民主”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3、國外的研究有他自己的視角,具有一定的針對性。我們在學習國外研究成果時,要吸收有益的東西,善于借鑒,不可照搬國外的理論和方法。比如,國外研究退休,由于城市化水平很高,他們的研究重點在城市人口,而在中國,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農村,所以研究退休就不能僅僅限于城市,還要關注農村。養老研究等其他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們應根據中國的國情,研究出一套有效的老齡經濟理論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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