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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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理想社會模式與合作醫療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疾病流行，傳染病猖獗，嚴重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幾十年來，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在農村建立了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在較短的時間內，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極大地改變了農村居民的醫療衛生狀況，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如此關注呢?這與為要實現其心中蘊育已久的理想社會模式有關。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他從農村走出，大半輩子在農村度過，與農民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其熟悉國情，了解民生之艱難，民眾之疾苦，所以他要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以達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一)的社會理想

，作為一代歷史偉人，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理想主義者追求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無處不均勻(平等)、無處不飽暖”的“大同”社會。是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環境和民族性格這塊“土壤”中“孕育”出來的偉大人物，其一生中充滿了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追求。其心中蘊育的未來理想社會的模式，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平等、富裕、高尚的新社會。青年時期的就表露了其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追求。1919年青年發表了《學生之工作》一文，文中談到:“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七年(1910)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長沙)對岸岳麓山設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1］(P494)將其心目中的“新村”設想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1］(P454)他那種崇尚實踐，富于浪漫又富有想象的精神，明顯地影響到其后來的建國方略。青年沒有能夠建立其理想的“新村”社會，因為當時沒有那種環境和社會條件，但這股“火苗”在的靈魂深處是從未熄滅的，只要一有條件，就會轟然燃燒起來。在革命戰爭年代，激烈的爭戰還不允許他將這種設想付諸實踐。當成為新中國的領導人后，終于有條件來實現其設想已久的社會理想了。而此時，他要營建的，不再是一個“新村”，要建立千千萬萬的“新村”，要使“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而且此時的他已具備了叱咤風云的能力。當然，的最終社會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五四”以來，共產主義學說之所以能在中國迅速傳播，除了反帝反封建的現實需要外，還蘊涵著豐富的理想社會成分，開啟著人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憧憬，還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謀而合。這種外來的思想與中國本土的理想有很多契合之處，是其能在本世紀初的中國站住腳跟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對共產主義思想繼續大力宣傳，但他最為關心的還是民眾的基本生存問題。

(二)在農村實現其社會理想的途徑

在農村實現其社會理想的途徑是沿著－合作化－化的路徑前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民主革命，奪得了政權，隨即在農村進行運動，將封建土地所有制徹底廢除，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關系，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民成為土地的真正主人，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廣大農民生活普遍上升，收入增加，農村階級結構出現了中農化的新趨勢。農業人口平均的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209公斤增加到1952年的288公斤，農民留用的糧食增長了26．4%”。［2］(P920－921)后農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但農村中仍然有一些嚴重困難戶，這些人大都是孤、寡、老、弱及烈、軍屬等，造成他們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是家底薄，生產資料不足，或是缺乏勞動力，或是不善經營，或是家中有人重病等等，加上當時自然災害頻繁，抗災能力低下。他們有的欠了債，有的出賣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3］(P187)這些困難群眾的生活狀況引起了的極大關注。另外，以后，在農村中出現了許多急需解決的新矛盾，比如:如何尋找農民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問題，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而以小生產為基礎的農民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隨著的勝利而消失了，他們必將同接踵而至的合作化運動發生尖銳的對立，但中國又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由此，農民已成為改造的對象，社會主義改造必須進行，堅定地說:“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3］(P117)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大多數的國度里，要進行改革，特別是實行一項牽涉農民切身利益的巨大社會變革，必須要有農民的參與和支持，不然會危及改革本身。那么，如何尋找農民擁護社會主義改革的動力呢?經過大量的調查和研究，終于找到了農民的互助合作性。認為，所謂互助合作性，即指互助合作積極性，它體現了農民互助合作的強烈愿望和本能要求。在民主革命時期，就發現，在農民自發組織互助合作團體中，“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的合作社組織，也已經個別地產生，在陜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3］(P170)后，農民不僅從獲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而且徹底告別了封建剝削制度。但很多農民“人力、畜力和農具的不足，生活依然感到困難(貧農)，或者還不富裕(下中農)”。［3］(P178)農民要消除貧困，實現富裕，只靠消滅政治壓迫，獲得土地是不夠的，還得消滅自然壓迫。而在生產力水平不能得到較大提高的情況下，要消滅自然壓迫，只有進行所有制的改造，即走合作化的道路。新中國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繼承了老解放區農民所開展的勞動互助的傳統。農民通過參加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貧困農戶缺少耕畜和大農具等生產資料的問題，又縮小了不同農戶之間由于生產要素的多寡所帶來的生產收益差距和貧富差距，很受農民、特別困難的農民擁護和歡迎。但互助組和初級社是在自愿、平等互利和進社退社自由的環境里建立起來的，具有排斥困難戶的傾向，而且規模較小，難以解決農村那些勞力少、勞力弱，甚至基本沒有勞力的鰥、寡、孤、獨者和經營不善者的生活保障。而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初期，政府根本沒有足夠的物質和資金實力去解決農村所有鰥寡孤獨以及其他嚴重貧困戶的經濟困難、保障他們的生活安全，互助組和初級社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怎么辦?于是，在1953年10月、11月間提出了走農業合作化道路、辦大社的思想。他說:“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農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帶幾戶鰥寡孤獨，問題就解決了。”［3］(P117)他還說:在農村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糧戶，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難的，鰥寡孤獨，沒有勞動力，但是互助組、合作社可以給他們幫點忙……對于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3］(P121－122)1955年，為《大社的優越性》一文撰寫的按語，在按語中他提出大農業生產合作社可以進行大規模經營，也能使用機器。他甚至認為“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3］(257－258)在其全面辦大社思想的引導下，我國農村從1955年7月起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高級農業合作化運動。從1956年開始，農業合作化逐漸轉向了高級合作社，該年底，農業高級社普遍在我國農村建立，標志著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基本確立。隨后，提出的將小型合作社合并為大型合作社，這一建議于1958年3月得到中央委員會的認可。“把這種大型合作社命名為‘’，說‘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又說的好處是‘一大二公’，這就為定了性。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的決議》。會后全國各地都爭先恐后地將高級杜合并轉成，原來的74萬個合作社，在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內，全部改組成。全國99．1%的農民被組織在26500個中，基本實現了農村的化”。［4］(P182)之所以提出的的構想，是由于其心目中一直蘊藏著一個十分美好的理想世界，這個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平等。就是要消除由于社會分工而造成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者和體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從而實現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可以看出，可謂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主觀設計，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模式的具體實踐。當然，這個社會模式經過歷時的檢驗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三)的理想社會模式對合作醫療發展的影響

為了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的幫助下，國家對全國的人力和資源進行統籌安排，短時間內完成了中國現代工業體系和農業集體經濟體系的建構，中國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了質的深刻變化，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但是，國家工業化的進程是通過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剪刀差方式從農村汲取經濟剩余來推動的，工業發展沒有讓農村居民獲得多少實惠，國家反而為了保護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建構起城鄉有別的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導致城鄉經濟社會運作機制有根本上的差別。在社會保障方面國家只對城鎮居民負責，而缺醫少藥的廣大農村居民卻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完全靠自費來解決醫療問題。這就有違的初衷，與他所設計的理想社會模式格格不入。正在運籌解決方法之時，富有創見的中國農民，創造出了合作醫療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健制度。所以，它一出現就獲得了的肯定和支持。1968年11月30日，看到了“中央”呈送的:“關于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制度的一篇報道，經核實后，又拿到北京郊區開了兩次座談會，也整理了一個材料。可否過兩天將按語、報道及座談會情況(摘要)同時見報，展開討論，請批示”的報告。閱后，立即批示:“此件照辦”，［5］(P604)并稱贊“合作醫療好”!于是，《人民日報》以及各類媒體對合作醫療進行了大量報道。并且將舉辦合作醫療看成是否執行無產階級衛生路線的政治大問題。這樣從1969年起，在廣大農村掀起了辦合作醫療的熱潮，大批農民充當起“赤腳醫生”，大力推廣中醫中藥，到1976年90%的生產大隊都辦起了合作醫療，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缺醫少藥的困難。［6］(P312)合作醫療是基層農民的創造，但它符合對理想社會———的設計。日本學者竹內實認為:“對這個容器，烏托邦的外箱基本滿意，他對容器內的人卻不能滿意。人因為有思想才是人，而思想必須正確。想要具有正確的思想，就必須進行思想改造。”［7］(P295)所以要將改造成一種全能式的社會，其間融合各行各業，容納各類人才，并將人不斷地進行思想改造，把他們塑造成文武兼備，亦工亦農且具有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風尚的人。這一思路也影響到對執行合作醫療制度的“赤腳醫生”的塑造，當時赤腳醫生培訓時的一門重要課程就是學習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而且報刊也大量宣傳“白求恩式的好醫生”。其目的就是要求赤腳醫生像白求恩一樣，成為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可以說，合作醫療之所以得到的大力支持，不僅與他關心人民的疾苦，力圖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有關，還與他為要實現自己所設計的理想社會模式有關。而正是有了對合作醫療的支持，才使這一新型醫療制度在農村得到迅猛推廣，極大地緩解了農村居民缺醫少藥的局面，提高了農民的身體素質。

二、重視農村衛生工作、大力支持合作醫療發展

對農民的需要的關注是十分的嚴肅和認真，對農村衛生工作是非常重視的。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一文就指出:“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8］(P1078)新中國建立后反復強調要密切關注農民，他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需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3］(P26)并對衛生部門指示說:“要管的是五億人口的生老病死，真是一件大事，極其重要”。［9］由于對農村衛生工作的重視，在其影響下中央政府對農村衛生工作也是非常重視。所以，“1949年剛解放，中國共產黨就清楚地表明它的衛生保健目標將與國民黨有明顯的區別。新中國的衛生事業應以全民保健為核心。鑒于國民黨衛生部的懦弱無能和極端地被忽視，共產黨決定在中央之下組建新的衛生部。運用衛生部的絕對權威，制定出一份在政府管理下的衛生綱要”。“運用他的權力與威望來支持這一想法”。［10］(P135)由于對農村衛生工作的重視，為農村合作醫療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和組織基礎。對農村衛生工作重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視農村地區的衛生防疫工作

舊中國農村傳染病廣為流行，寄生蟲病分布廣泛，危害嚴重。這些情況，對出生在農村，且長期在農村從事革命活動的來說是十分清楚的，他深知，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民健康水平差的問題，首先必須消滅和控制危害人民健康的嚴重疾病。首先，提出了“預防為主”的方針，加強衛生防疫工作。“預防為主”的思想由來已久。這是針對中國的國情以及民情提出來的偉大思想。因為中國經濟落后、地廣人多，疾病流行，巫醫猖獗，群眾愚昧、迷信和不衛生等習慣根深蒂固，且醫療衛生資源十分缺乏，在這樣的國情下，重視預防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能起到投資少，效益高的作用。所以，新中國剛成立，與黨中央就將“預防為主”列入我國衛生工作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提出在全國開展群眾國衛生運動和體育運動倡議。接著，在1952年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號召。1956年又提出了“除四害、講衛生，消滅疾病”的任務。將“預防為主”確定為我國衛生工作的具體方針，被實踐證明是防治疾病的有效措施，它是從我國處于落后的經濟狀況的國情出發而采用的投入較少、收效大的一種保障人民健康的行之有效方針政策，也對后來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次，號召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開創中國特色衛生防疫方法。愛國衛生運動的基本內容是“除四害，講衛生”，提倡“八凈”(凈孩子、身子、室內、院子、街道、廚房、廁所、牲畜圈)，“四滅”(滅蒼蠅、蚊、蚤、臭蟲)，“一捕”(捕鼠)等。把愛國衛生運動作為發展農村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各級政府設立各級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進行領導。從1952年到1954年，我國開展全民性的群眾衛生運動，初步改變了農民不講衛生狀況，有效控制幾種烈性傳染病如霍亂、天花等，開創了中國特色衛生防疫方法。由于的大力提倡，有力地推動了全國衛生運動的開展，極大地改善了農村落后的衛生狀況。在和中央政府的號召和領導下，各地還制訂除害滅病的具體計劃，培養了一批衛生先進典型，并通過衛生宣傳，把講衛生、預防疾病、搞好環境美化等先進衛生文化傳輸給全國民眾，使農村衛生面貌大為改觀，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衛生素質。再次，指示各級黨政部門加強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重視和領導。我國的衛生防疫工作可謂是一個繁雜和浩大的工程，因為我國地域廣袤，人口眾多，各種傳染病流行猖獗，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與合作才能很好地完成;特別是各級黨政部門要對其予以重視，加強領導，這項工作才能搞好。但是，建國初期，很多地方黨政領導對這項工作不予重視，發現這個問題后，立即指示各地予以糾正這種思想和做法。新中國成立初，很多省、縣以下的黨、政領導干部對衛生防疫工作不夠重視，對因疫病而死人問題不以為意，認為這是難以避免的“天災”。面對這種情況，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于1951年9月7日就全國防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向中央遞交了一個報告，看到這個報告后在9月9日批示，指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11］(P176)1958年11月18日云南省委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中，反映云南省在春夏之交時，由于一些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注意關心群眾生活，造成因為腫病、痢疾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人情況。為此，云南省委組織了專門的小組對此事進行認真的查處，嚴肅處理了死人事件中的違法亂紀和失職問題。看到這個報告后為此專門寫了《一個教訓》一文，“要求各地要從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不要再犯類似的錯誤”，并強調“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2］(P452)為了警醒各級黨委加強對衛生工作的重視，1960年2月黨中央發出了《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提醒各級干部:“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松了的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這三年內做出顯著的成績”。［13］為了使各級黨委和政府有力地貫徹中央指示，3月18日親自起草了《把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的黨內指示，要求全黨對于衛生工作“現在應該立即抓緊響布置，抓緊總結經驗，抓緊檢查、競賽、評比”同時“在省、市、地、縣、社的有衛生部門及民眾團體負責人參加的黨委會議及黨組會議上，在本年三月內，至遲四月上旬，認真討論一次，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各級黨委專管書記和有關部門黨組書記也要在黨委第一書記領導之下掛起帥來……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其還強調“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在上述會議開過后，立即召開會議，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14］(P149－150)在的密切關注和指示下，地方各級黨政部門才真正將“預防為主”的方針落實下去。

(二)重視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促進了合作醫療的鞏固和發展

由于要開展衛生防疫工作，和對傳染病進行調查等，就必須要在農村建立一支能很好地執行這一政策的醫療衛生隊伍和與之配套的農村衛生保健體系。因為衛生防疫“這些工作都是在村里完成的。如果沒有一支實際生活在農村里的衛生工作者組成的小分隊，就不可能控制住傳染病，不管中央政府把這一目標放在多么優先的地位，都無濟于事。僅僅由派下去的巡回醫療隊不能完成有效的免疫接種。農民經常沒有時間觀念的，他們既不能也不愿花費很多時間去帶他們的孩子去巡回醫療站。巡回醫療隊也至多能完成50－60%的免疫接種，但無法達到有效控制所要求的90%的接種率。”［10］(P319、412)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陳志潛可謂一語中的。這個問題也已經注意到了，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他就提出要加強農村不脫產衛生員的訓練工作，使生產隊有能治小病小傷、進行助產、搞群眾衛生運動的衛生積極分子。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1950年9月，代表中央政府作了《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斗》的報告，報告指出:“人民政府在領導人民反對愚昧的同時，領導著人民向疾病作斗爭。在過去一年內，人民政府已經大規模地開展了防治疾病的斗爭，人民政府決定在最近幾年內在每個縣和區建立起衛生工作機關，以便改進中國人民長時期的健康不良狀況。”［15］(P48)為了落實上述指示，同年，衛生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提出了在全國農村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所、行政村設衛生委員、自然村設衛生員的組織形式。隨后。衛生部先后頒布了關于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織的“決定”、“規定”、“實施辦法”等一系列文件。但是，直到1958年初國家才開始全面推廣農村衛生保健體系的建設，在此之前，對農村開展衛生工作主要在衛生防疫和愛國衛生運動方面，在衛生機構建設和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方面沒有采取多少有效措施。當時的各級政府“他們除了建立一些較小的縣醫院以外，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城市醫院的管理與建造上，管理這些醫院的政府機構，都是以城市為基礎的政府機構。”［10］(P213、141)在鄉村只是將原有的分散在各地的醫療資源整合為“聯合診所”，而“聯合診所”的設立、對鎮以下鄉村醫療網絡的分布格局沒有根本性影響，反而會使居住分散的鄉民難以得到及時的治療。這種狀況顯然難以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面。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醫療改革方案沒有改變西醫控制城市的狀況，是一種“以城市救濟鄉村的思路，即通過巡回醫療隊的流動把城市的西醫人才和藥物資源盡可能地散播到鄉村。”［16］(P365)加上各級政府官員都生活在城市，就工作便利和耳目所見，他們必然是將工作的重點集中在城市，衛生工作必然會出現重城市輕農村的傾向。對這一現象很不滿，在其干預下，中央和各省的衛生官員們才表達了發展現代衛生保健的意向和決心。1958年，隨著農村化運動，農村的衛生機構建設得到較大發展。各地在縣設人民醫院，在公社將聯合診所、農業社保健站和區衛生所合并成衛生院，由公社經營管理;在大隊設保健室，生產隊配保健員、接生員和保育員。從1960年開始，又將農村衛生人員組織起來，為農村居民進行大規模的預防接種，使傳染病得到明顯的控制。［10］(P142)在的權威和聲望的推動下，農村衛生保健系統以過去不可想象的速度和審慎態度迅速建立起來。60年代后，國家加快了對農村醫療衛生建設的步伐。1959年衛生部在山西稷山縣召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以此為起點，衛生工作的重點開始向農村轉移，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進一步鞏固和加強。1960年2月，批轉了衛生部黨組《關于全國農村衛生工作山西稷山現場會議情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更好地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從縣到生產隊需要有一個和生產緊密結合的、健全的衛生醫療保健網，需要有一支中西醫結合、脫產與不脫產人員結合的強大的衛生隊伍。”并規定“從1960年起，高等醫藥院校醫療系的新畢業生應分配40%－50%到縣醫院，并有計劃地從城市醫療衛生機構抽調一定數量的有經驗的醫生分配或下放到縣醫院工作”。要求在“1962年以前，每縣大體上都能有一套比較完整的醫療設備。使縣醫院真正成為全縣技術的中心和培養干部的基地。”［17］(P17、24)對公社衛生院的建設方面，“要求在1962年以前，大多數的公社衛生院都能配備幾名中等專業學校畢業或相當于中等學校畢業的醫士、助產士和水平較高的中醫，充實一些必要的醫療設備”。還提出要大力培訓農村衛生人員，“爭取在1962年以前基本上達到縣縣有中級或初級衛生學校”。“不脫產的群眾衛生骨干和積極分子在農村衛生工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應該積極地放手地采取各種方式大量培養，不斷提高。每個生產隊要有一、二名經過培訓的不脫產的衛生員。”［17］(P23、24)這些政策的出臺，對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完善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雖然采取了那么多措施，但這時的衛生資源還主要集中在城市。對農村來說，衛生政策的方向走的是一條城市救濟鄉村的思路———派遣城市醫療衛生人員組成巡回醫療隊支援農村，無法真正與農民的長遠需求相契合。這種狀況，引起了高度重視。1965年1月，做出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的指示，得到各地政府和衛生部門的認真貫徹執行。但是，還很不滿意，因為，出生在農村，且長期在農村進行革命活動的的腦子里，“念念不忘的是，中國的鄉村地域如此遼闊，農民人口如此眾多，卻又居住得那樣分散，在他的印象里，巡回醫療隊、聯合診所和農村小醫院的設計或是猶如杯水車薪，或是有重組傳統治療格局之嫌，都沒有使鄉村社會的農民長期受益。”［16］(P369)當他看到湖北省長陽土家自治縣樂園公社貧下中農創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和體會時，他認為找到了一條解決農村缺醫少藥、方便農民防病治病的有效途徑，所以，批發了這個報告，并稱贊“合作醫療好!”由于得到的贊許，這項制度的建設受到極大的重視。各種大眾傳播媒介開始對合作醫療進行大力宣傳，從1968年12月8日開始，到1969年12月4日，《人民日報》在整整一年的時間內，連續組織了24期“關于合作醫療制度的討論和宣傳”。“主題是贊揚合作醫療制度的優越性，交流鞏固和發展合作醫療的經驗，提出進一步搞好合作醫療的建議。在《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地方黨報及各類報刊雜志，從1969年到1977年幾乎不間斷地介紹各地舉辦合作醫療的情況，介紹赤腳醫生的先進事跡。以《人民日報》為例，該報1966－1968年有26篇關于赤腳醫生的報道，1969－1971年有454篇，1972－1974增加至563篇，1975－1977年更是達到了627篇，平均一天就有一到二篇有關赤腳醫生的報道和討論”。［16］(P384)對于合作醫療的報道更是豐富。各地黨委和政府將舉辦合作醫療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因為當時正處在“”時期，大眾傳媒及其承載的內容已經政治化，為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制造輿論。所以，當時輿論上將是否舉辦合作醫療看成是執行的醫療衛生路線、還是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醫療衛生路線的問題，上綱上線，把推行合作醫療看成是衛生戰線兩條路線的斗爭，這些報道處處有一種濃厚的政治氣氛。廣播、電影也不遺余力地宣傳、播放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在輿論的推動下，1969年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合作醫療遍地開花。到1977年底，全國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18］(P420)由于敦促衛生部門將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促使衛生工作的重點切實轉向了農村，于是出現全國各大中城市和部隊紛紛派派遣醫療隊下鄉巡回醫療，對農村醫生進行了“傳、幫、帶”，為農村培養了大批醫務工作者。

三、對農村衛生工作的獨特構想，造就了百萬“赤腳”大軍

合作醫療是一整套制度，一種體系，赤腳醫生是這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執行者、承擔者，他們與合作醫療相輔相成。合作醫療能不能實行起來，關鍵在各級政府和領導是否重視，能不能長期堅持下去，又在于赤腳醫生。赤腳醫生是在合作醫療制度下為農村居民提供初級衛生保健服務，給農村居民的健康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的一個特殊群體。的重視和影響下，赤腳醫生隊伍得到迅速壯大。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醫療衛生資源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據1964年的統計:“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縣和縣以下，下同)，其中在縣以下的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農村占43%。中醫則大多數在農村。農村的中西醫不僅按人口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數人的技術水平很低。在經費使用上，全年衛生事業費九億三千余萬元中，用于公費醫療的二億五千余萬元，占27%，其中用于縣以下的僅占16%。這就是說，用于八百三十萬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的經費，比用于五億多農民的還多”。［19］(P27)出現這種狀況，很不滿意，因為出生在農村且長期在農村進行革命活動的的腦子里，“念念不忘的是，中國的鄉村地域如此遼闊，農民人口如此眾多，卻又居住得那樣分散，在他的印象里，巡回醫療隊、聯合診所和農村小醫院的設計或是猶如杯水車薪，或是有重組傳統治療格局之嫌，都沒有使鄉村社會的農民長期受益。”［16］(P369)當他了解到城鄉衛生資源的差距如此之大，廣大農村衛生現狀還很不盡人意時，十分震怒，于是在1965年6月26日，發表了一個措辭嚴厲的講話:“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中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四清到六八年就掃尾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并沒有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20］(P18)的這個講話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這個講話可以說比較客觀地指出了城鄉間醫療衛生的巨大差距，和當時的醫學教育不適應農村衛生發展的弊端，對以后的醫療衛生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農村醫療衛生體制變更的一個轉折點。針對當時中國的實際和農村的條件，還提出了“用較短的時間，花較少的力量，先培養起一些醫術不算太高，但在農村最需要，最實用的人才”的想法。這一想法，是創造性的，也是實際和理智的。在我國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最適合廣大農村的，就是這樣一支在醫學專業上不一定特別精深、不要求一定會處理高精尖的問題，但能醫治處理農村的常見病、多發病，能在農村最基層的土壤里扎得下根，能溶入農村文化中，農村的經濟條件養得起的醫療衛生人員隊伍。［21］由于有的“六•二六”指示和短期內培養大批適合農村經濟條件的基層衛生人員的獨特構想，在中國大地上造就了數以百萬計的農村最基層的衛生人員———赤腳醫生。到1975年底，全國已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有赤腳醫生1559214人，生產隊的衛生員3282481人、接生員615184人。［22］(P60)合作醫療發展鼎盛時期，全國農村衛生人員人數達500多萬，其中赤腳醫生180多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這支隊伍的規模遠遠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擁有的衛生人力總量(220萬名衛生技術人員)。［20］(P16)綜上所述，合作醫療是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民為解決自身醫療問題而創造出的一種適應當時農村經濟發展的社會醫療保健制度，但它的普及和推廣是得益于的贊揚和大力支持。由于這項制度適應中國農村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特點，又符合所設計的容納各行各業的理想社會模式的需要;它的出現印證了的社會發展思路，所以它一出現就受到的親睞。它的發展得益于的大力推動，體現了對農村衛生工作的重視和對農民的殷切關懷。為了提高農民的身體素質，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指示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強農村預防工作和農村醫療預防保健體系的建設，并極力扭轉各級政府在衛生政策執行中的重城市輕農村的局面，將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農村醫療預防保健體系的建立和衛生的工作重點向農村的轉移，為合作醫療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和組織保證，推動了合作醫療的發展。并且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下，城市醫療資源、衛生人員向農村轉移，為農村基層培養了大量醫務人員，使赤腳醫生隊伍得到迅速發展。

作者：李德成工作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