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分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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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隨著我國當代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化、文化分化不斷加劇。在此基礎上，傳播分化的問題也凸現出來。就我國傳播學研究領域而言，傳播分化是一個新問題。研究者雖然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大眾傳播分化的現實，但對傳播分化的內涵，以及由傳播分化所引起的傳播沖突、傳播失衡等問題，顯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尚需深入的理論分析和探討。本文對傳播分化的基本內涵、傳播分化的形態及現實影響等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梳理和探討。

[關鍵詞]當代社會；傳播分化

傳播活動成為當代信息社會人們的主要活動，我國當代社會也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裂變。這首先表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變革加劇，導致了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新的社會階層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促進了社會分化，在社會分層中，職業是社會階層分化的核心因素。[1]隨著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社會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劇，各個階層在自己所擁有的社會和文化資源的基礎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費方式。在社會文化分化的基礎上，傳播分化的問題也凸現出來。但是，究竟什么是傳播分化，它的內涵和基本型態是什么，傳播分化有什么具體表現等。對于這些問題，我們目前的研究并沒有予以足夠的關注。

一、傳播分化的基本內涵

什么是傳播分化？我們認為，所謂傳播分化，是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有效應用，以及傳播主體對傳播資源占有的不同，從而導致的社會不同的傳播主體之間的異質化，并由此產生的不斷擴大的社會分化現象。傳播分化具體表現為傳播差距、傳播區隔、傳播分異等現象，以及這種傳播差距、區隔、分異進一步分化和加劇的趨勢。實際上，在傳播分化概念中，具體包括三層涵義：其一，傳播分化首先表現為作為社會存在狀態的傳播差距、區隔、分異等傳播現象。也就是說，在傳播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如地區、群體、文化、職業等社會階層不同的傳播差距；產生了諸如在媒介價值、媒介生態、媒介資源等領域，將傳播整體系統分割為不同的次級系統的傳播區隔，以及傳播功能的異質性特征不斷強化的傳播分異現象。其二，傳播分化還體現為這種傳播差距、區隔、分異等現象具有明確的加大及進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趨勢。其三，傳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會分化，它是當代社會傳播發展在社會層面的表現，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傳播主體之間的如貧富分化、階層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會分化。

傳播分化和社會分化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在社會學理論中，分化常用來表述社會變遷的過程，這個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種社會體制運行的諸多社會活動分裂為由不同的社會體制來制約。分化的歷史過程表征了一個社會的各部分越來越明顯的專門化趨勢，進而導致了該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異質性。有學者指出，分化是社會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化的重要動力，盡管這種現象在傳統社會也存在，但是到了現代階段，分化明顯加劇，成為現代性的重要標志。[2]顯然，社會分化在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十分突出，社會分化也是社會變革和轉型的重要標志。社會分化理論為我們系統研究傳播分化提出了具體的理論指導，同時，傳播分化也是社會分化的有機組成，不能把傳播分化與社會分化割裂開來。我們關于傳播分化的傳播差距、區隔、分異等現象的描述，實際上也源自于社會學研究對分化概念的界定和總結。

就傳播學理論本身看，雖然沒有人專門提出傳播分化的概念，并專門就此進行更深層次的內涵分析。但對于這一理論問題，在傳播思想的發展中其實早就有所認識，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闡釋。傳播學研究中的“知溝理論”、“信息溝理論”可以說較早地認識到和明確提出了傳播分化的問題。知溝、信息溝理論已充分認識到傳播分化中的信息差距問題，為傳播分化問題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分化現象，羅杰斯在其著作《創新的擴散》中也有所認識，他認為，在新知識新技術的傳播過程中，創新的擴散一般會引起更大的社會經濟差距。英國著名傳播學家麥奎爾就深刻地認識到了傳播和社會變遷的問題，麥奎爾認為，關于大眾傳播和社會中發生的其他變遷之間關系的趨向和牢固程度，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傳媒是社會變遷的原因，還是結構？傳媒在哪里發揮影響，它們也就在哪里引起變遷。兩種主要變遷是，要么就是選擇社會集中化，要么就是選擇社會分化。麥奎爾認識到大眾傳播對傳統的價值取向、文化觀念、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的控制和分化的作用。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貝馬斯影響深遠的“公共領域”理論，其實也涉及到大眾傳播與社會分化的問題。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哈貝馬斯認識到公共領域“結構性的變化”問題，他對“公共領域”在19世紀的衰落表示了極大的關切，強調了大眾傳媒對公共領域的結構的分化。此外，在傳播學受眾研究理論中，傳播分化問題也有具體的體現。[3]首先是作為社會類別的受眾研究，強調受眾的差異性，力圖通過社會在分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種種社會類別來區分研究受眾。其次，還有作為亞文化群體的受眾研究，強調受眾群體的差異性，但與社會群體的分類要素來源于社會學不同，該理論視野與文化學或者說文化人類學有著直接聯系。

研究者盡管沒有系統地對傳播分化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和深層次分析，但都從各自的理論體系和認識角度出發，涉及到了傳播分化的問題，并且也都有很深刻的認識。在他們的理論中，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清晰的，這就是傳播分化和社會分化之間的內在的聯系和互動性，社會分化影響傳播分化，而傳播分化則加劇社會分化，同時又轉化為社會分化的動因，這一認識為我們研究傳播分化提供了邏輯的起點和理論分析的視角。

導致傳播分化的動因，其實就是社會分化。反之，傳播分化也促進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和傳播分化具有明確的互動性。陳衛星指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通過傳播技術的普及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的中介作用，傳播成為一種社會發展的網絡銘文。傳播手段不僅僅是生產力內部的范疇，同時也編制和構筑了生產關系，維持和加強了生產領域當中的一般狀態。傳播工具對社會轉型產生的撞擊作用在于，重新構建社會空間。”[4]也就是說，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傳播成為社會分化的中介和載體，同時通過傳播，社會空間又得以重構。因此，就其發生看，傳播分化是社會轉型中社會分化的結果。而就其結果看，傳播分化又是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必要因素，是社會發展中社會現代性的具體體現。所以，我們認為，在任何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必然產生裂變，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的價值、文化、政治、經濟等都不同程度地產生各種形態的分化現象，傳播分化就是這種分化中的主導形式。特別是在大眾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當代社會，傳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會分化的主要載體和催化劑。傳播分化伴隨著社會分化而發生，加速社會分化的進程，促成了社會分化過程中各社會階層的形成。同時，傳播分化又體現著社會的文化沖突和文化分化。從深層次看，伴隨著傳播分化，社會文化在其系統內部產生沖突，形成新的文化因子，促成異質文化的生成，從而導致文化分化。在此基礎上，社會文化本身也向異質性轉化，也導致了不同的文化的產生。因此，傳播分化實際也是社會分化的一種形式。

二、傳播分化的具體形態

就我國當代社會發展看，傳播本身的快速發展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是并生的。我國傳媒業在發展轉型的過程中，大眾傳播出現的問題也十分明顯，如傳播差距、傳播資源的非均衡發展、媒介報道的社會歧視，等等。這些傳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其實都和傳播分化問題有直接的關系。

傳播分化的基本內涵包括現象層面的傳播差距、子系統分化的傳播區隔和異質性分化的傳播分異。以傳播差距、傳播區隔、傳播分異為基點，為了更明確具體地研究傳播分化，我們還有必要分析傳播分化的具體形態。對此問題，國內研究者大都從社會分化的角度出發，直接借用了社會分化研究取得的理論觀點，主要從社會階層分化來分析傳播分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如俞虹依據陸學藝等對中國社會現階段社會階層的劃分，從傳播資源和傳播權力的角度，將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結構劃分為強勢集團、中間階層和弱勢群體三大部分。圍繞這三大社會群體，段京肅通過分析各社會群體對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況指出：“在社會階層出現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須適應新出現的各個階層的實際需求,否則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基礎。換句話說,在現階段,每一個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階層,并盡全力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5]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社會分化尤其是社會階層的分化對媒介需求的變化，并指出媒介必須要適應這種變化。但問題的根本在于，媒介本身也在促動著社會的分化，社會分化和傳播分化表現為互動關系，傳播分化涉及到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諸如此類的問題則是他們的研究所沒有深究的地方。因此，我們不但要從社會分層的角度，更要從全方位的透視我國當代社會傳播分化問題，并對其具體形態進行描述。總括起來看，傳播分化在政治意識、文化觀念、社會生活、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現，下面我們主要從傳播價值、文化意識形態、社會結構、社會階層、地域性差異等來描述傳播分化的表現形態。具體而言，傳播分化主要表現在內在分化和外在分化兩個方面，并由此形成具體的形態。

（一）內在分化。所謂內在分化，主要是指傳播的價值取向、文化、意識形態等內在因素產生的分化現象。它是隱性的分化，表現為潛在的變化，但對傳播分化起著決定性和主導的作用。

1、價值形態分化。

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社會化的活動，價值取向是其基本的出發點，任何傳播活動都有其目的和價值判斷的立場，都包含著特定的價值觀，并因此對社會文化產生影響。早期的傳播學者更多地傾向于傳播對社會價值建構的正面作用，更強調傳播的價值整合意義。如美國傳播學者帕克就認為，作為整體的傳播，使社會團體走向聯合、一致和完整。它修正、規范了競爭，產生出道德秩序。顯然，他認為正是傳播從正面建構社會價值，使不同的價值走向一致。

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當代社會呈現價值多元化的態勢，社會發展表現為多元價值觀并存的狀態。如雷洪認為，我國轉型期社會分層價值觀基點的轉變和特征是：(1)由制度化核心意義轉變為利益性核心意義；(2)由身份性意義轉變為功利性意義；(3)由明顯的政治性、意識形態性意義轉變為經濟性、物質性意義；(4)國家或社會一重性意義轉變為個人、群體、集團、國家多重意義；(5)單一的制度安排意義轉變為市場化與制度安排雙重意義；(6)簡單的效用和意義轉變為復雜的效用和意義。[6]從理論上看，價值多元化應該是一個轉型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實。大眾傳播媒介的參與，使得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分化具體表現出來，傳統的非此即彼的一元價值觀分化為即此即彼的多元價值并存的狀態。隨著社會多元價值的產生，大眾傳播媒介也明顯呈現出了價值分化的情形。不但大眾媒介本身表現出價值多元化的傾向，而且人們對媒介的需求、認識、理解和判斷也呈多元化的趨勢。就媒介的價值取向來看，出現了各種不同價值觀念并存的狀態，如傳統與現代、東西方、民族化等等，各種價值體系一并產生并不斷強化。更為重要的是，大眾傳播價值觀正在走向兩極分化，傳播正在分化出其負面的、否定性的價值形態來，基本價值變得模糊，各種相對主義觀念大行其道。實際上，正是通過大眾媒介的普及，傳統的價值體系產生了分異，即在傳統的價值的基礎上，分化出了異質性因素，傳播是促成這種分化的直接動因。也正因為傳播分化，從而導致了人們對多元價值的認同，這其實是分化的結果，也是進一步分化的前提。當然，這種認同有肯定的、積極的一面，也有否定的、消極的認同，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例如，在當前商業化的沖擊下，我國大眾傳媒的道德價值權威受到挑戰。大眾媒介為了追求商業利益，不惜以犧牲社會的基本價值為代價，獵奇色情、宣示苦難、侵犯隱私、社會歧視等等有損于社會基本價值和道德觀念的報道，成為爭奪媒介市場的手段。

2、文化形態分化。

傳播分化還表現在文化形態意義上的分化。就文化層面而言，我國當代傳播分化主要表現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主導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形態的分化。

關于文化形態層面的傳播分化，其主要決定因素是工業化和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人類的文化活動的基本特點是文化工業化，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推波助瀾地影響著大眾文化的形成和擴散，并且無處不在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這首先表現為消費主義文化的興起。“在當前中國的審美文化當中，雖然存在著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們不難發現，大眾文化作為一個新的文化形態，近二十年來發展極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產和流通的規模上超過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還在以各種‘文化暴力’方式掠奪其他文化資源。這就造成了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甚至主導文化的‘殖民化’，在這里主要是指大眾文化以各種方式利用來自其他文化資源，并把這些資源最終改造成為適合于大眾文化邏輯的共享性的文化。”[7]從傳播分化的角度看，這段論述就很好地闡明了文化形態的分化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建設步伐的加快，消費主義文化也正在興起，大眾文化隨之成為文化的主流形態，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沖突，在傳播分化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同時，伴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傳播現代性問題日益突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沖突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眾媒介促成了全球文化的蔓延，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沖突和分化加劇，這也共同引發了主導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沖突和分化。所有這些問題，都成為傳播分化的焦點。例如，學界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我國當代大眾傳媒中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態的呈現殖民化態勢，就是傳播分化在文化形態分化層面的具體表現。

3、意識形態分化。

大眾傳播對意識形態的分化和整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陳衛星指出：“媒介的意識形態作用在于對社會現實下定義，同時讓公眾相信社會話語的內在性質。媒介的意識形態作用還在于維持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意義的協調性，在對傳播活動進行技術整合的同時規定傳播的范圍。在經濟改革所推動的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過程中，媒介的意識形態沖突就在于如何把總體利益和特殊利益相協調。傳播意識形態是沖突和斗爭的對象。”[8]也就是說，大眾傳播媒介把意識形態話語具體化和現實化，在這種具體化和現實化過程中，從而實現意識形態對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范的建構作用。法國學者德布雷說：“我們回想起一個政治機器（政黨、俱樂部、運動）是一個傳播工具，而一個傳播機器（報刊、編輯、視聽）是一個政治工具。”[9]正因為如此，在我國當代社會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大眾傳播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作用十分突出和緊迫。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各個社會利益集團都在爭取自身的存在空間，新的階層也正在形成，社會分化加劇。各社會階層不但謀求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也在爭取文化、意識形態、話語權力的主導地位。而新興階層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形成，主要借助于大眾傳播的力量。傳播在意識形態層面分化的表現，階級分化是基礎，利益多元化是目的，以此形成了對大眾媒介的掌握和使用，從而借以行使自己的話語權力，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有學者認為，隨著我國社會多元結構的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新生階級處于上升地位，[10]顯然，這些新生力量在確立自身利益地位的同時，也在通過大眾傳播確立自己的社會意識形態地位。這樣，在我國當前大眾傳播中，如國家議程、民間議程、利益議程等各類不同的意識形態分化也各有表現。

（二）外在分化。所謂外在分化，是指大眾傳播在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社會區域等外在因素產生分化，它是在內在分化的基礎上產生的顯性分化，表現為具體的社會現實。

1、社會結構分化。

傳播分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傳播區隔。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社會系統產生分化出它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的功能產生分異，也就是傳播表現出的重新結構化的過程。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結構化的過程，這首先體現在功能的分化方面，而這一切的基礎則是社會經濟的分化。“社會分化的程度可以作為衡量社會系統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社會分化發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最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分化是社會經濟領域內的分化。”[11]顯然，就我國當代社會的發展看，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社會經濟結構呈現分化的態勢。經濟結構的分化，導致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促使多元利益集團的形成。為了保證自身的利益，這些利益集團產生不同的政治要求，從而形成了政治結構的分化。在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分化的基礎上，大眾傳播媒介作為社會大眾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表達平臺，傳播結構分化便不可避免。

2、社會階層分化。

社會階層分化層面的傳播分化，是研究者關注較多的問題，也是傳播分化研究的焦點問題。傳播分化在社會階層的分化主要有：（1）收入差異。這主要表現為擁有社會傳播資源的強勢集團和稀缺這些資源的弱勢群體的分化和對立，具體則表現為大眾媒介的喉舌、工具的功能和公權功能之間的分化。例如，就當前的大眾傳媒發展看，研究者對農村農民受眾地位弱化的關注[12]、對農民工在大眾媒介中劣勢地位的透視[13]、對中國弱勢電視群體的分析[14]，以及分別對強勢集團、中間階層、弱勢群體等三個社會構成的媒介狀況構成的研究等[15]。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我國當代社會因收入差異而導致的傳播分化的具體現實。（2）職業差異。因社會分工的不同，社會職業的差異，社會不同的職業群體的形成，也形成了大眾傳播的分化。顯然，大眾傳播媒介更多地被具有使用權力和購買能力的社會群體所掌握，從而造成了一些職業群體媒介“消音”和邊緣化。（3）性別差異。傳媒對社會性別觀念的分化主要在于，首先，傳媒對社會性別的刻板的模式化。其次，傳媒傳播的男權中心價值觀內化對女性的分化。[16]（4）年齡差異。傳播在年齡分化層面的變現，主要在于對兒童的成人化，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一些娛樂節目，主要著眼于成人的生活世界，從而使兒童較早地進入成人生活。

3、社會地區分化。

社會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傳播分化。就我國當前大眾傳媒發展看，突出表現為東中西部和城鄉分化兩個方面。首先，嚴重的東部和中西部的傳播分化。具體表現在傳媒發展水平、傳媒的基礎條件，以及傳媒交流等方面存在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嚴重分化。其次，嚴重的城鄉傳播分化。由于我國社會長期發展形成的城鄉的二元結構，也導致了傳播的城鄉差異。具體表現在基礎條件、媒介消費、信息交流等方面城鄉嚴重分化。尤其是對于農村傳播的缺位問題，國內學者們也都有所認識[17]，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我國大眾傳播的協調發展。

三、結語

傳播分化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現實問題，它是我國當前大眾傳媒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的新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確認識到，傳播分化是傳播發展中的必然結果。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應對這些分化現象，從而使我國大眾傳播媒介得以均衡發展。

就大眾傳媒的現實發展看，傳播分化的直接結果是分化所導致的傳播沖突，如對這些傳播沖突不加以有效的社會控制，將會進一步導致傳播的不和諧和非均衡性發展。傳播沖突是傳播分化中的必然結果，傳播分化的差距、區隔和分異，首先導致大眾傳播的社會結構、階層、地區等的傳播發展差距，這些傳播分化的具體差距，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的沖突。比如對媒介資源的掌控的差距、對媒介信息使用的差距等，就導致因媒介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對立和沖突。其次，導致傳播系統在價值、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分化出子系統，現有系統和這些分化的次級系統之間存在著對立和沖突。比如傳播意識形態的多元沖突，就是比較明確的方面。其三，導致傳播系統的異質性因素的產生，這些分化出的異質性因素和特征，本來就作為傳播系統的對立面出現的，它自然就和系統本身產生沖突。總體來看，傳播分化的沖突最終引起大眾媒介的諸如價值系統、文化系統、意識意識形態、社會結構等領域的非均衡發展。

當然，從理論上講，傳播分化最終會走向傳播整合。但是，就現實看，任何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絕對不會主動放棄自己擁有的權力和資源，也就是說，傳播分化不會靠媒介自身的內部調節來解決。由于大眾傳媒的性質的特殊性，即它作為社會公眾意見表達的公益性和追求商業利益趨利性的雙重特征，因此盲目地依靠市場力量，顯然不會得到有效調節，傳播分化也不會自然實現傳播整合。這樣，要有效實現傳播的社會整合，制度控制和政策干預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媒介發展的制度建設中，國家和政府如何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出發，充分考慮到傳播差距、弱勢群體、邊緣化等媒介沖突因素，從而實現媒介文化對社會的真正救贖，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就此來看，傳播分化的社會調控就顯得相當關鍵和重要了。[18]法國學者高龍指出：“一方面，在中國，傳播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參與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的社會轉型。另一方面，傳播在中國社會的重新結構中舉足輕重。從維持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緊密聯系這一點出發，傳播是一個強化社會聯系的紐帶，保持了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型中的中國大眾傳播是處在一場危機當中，……是傳播媒介在國家權威和城鄉社會之間起著平衡作用。”[19]因而，為了實現社會的均衡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避免傳播分化，實現傳播整合，大眾傳播的制度建設應是我國當前媒介發展的首要任務！

注釋：

[1]李培林、李強、孫立平等著：《中國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13頁。

[3]蔡琪：《多維視野中的受眾研究》，中華傳媒網，/，2004.3.12

[4]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頁。

[5]段京肅：《社會的階層分化與媒介的控制權和使用權》，《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6]徐曉軍：《“當代中國社會分化與政策選擇”學術研討會綜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

[7]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4頁。

[8]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0頁。

[9]RegisDebray,Coursdemediologiegenerale,Gallimard1991,p.172.轉引自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6頁。

[10]周曉虹：《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11]韓明謨等：《中國社會與現代化》，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第30頁。

[12]陳崇山：《誰為農民說話？——農村受眾地位分析》，中國農村研究網，/，2003.8.26

[13]馮恩大：《農民工：都市媒體的“集體盲區”——兼論現階段大眾傳媒的角色、功能與責任》，中華傳媒網，，2004.8.5

[14]戴元光、陸瓊瓊：《弱勢群體在中國電視中的“弱勢”》，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MediaReports），2003年第3期。

[15]俞虹：《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與電視傳播價值取向》,傳媒觀察網，/，2003.7.17

[16]姜紅：《大眾傳媒與社會性別》，《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年第3期。

[17]焦德武：《信息狂歡時代的落寞：農村信息傳播缺位思考》，《新聞知識》，2005年第8期。

[18]關于傳播分化的引起的傳播失衡以及傳播分化的社會控制問題，筆者撰文另有專門論述。

[19]高龍：《當代中國廣告與社會轉型》，載巴黎《歐中經貿》，1995年第1期。轉引自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