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政治經濟學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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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與傳播學的傳統學派相對的，是傳播學的批判研究。活躍在批判舞臺的傳播學研究主要有兩大學派：一個是文化批判學派；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派。他們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密切的聯系，而與行政學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徑庭。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一種思路，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的。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學科的母體或者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義（現在的新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制度學的分析不僅預示了霸權產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傳播在其中的重要性——傳播創造了社會環境。

【關鍵詞】行政學派；批判學派；傳播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圍媒介產業和市場的巨大變化，最近，美國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傳播學院正在大力搜羅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并開設與此相關的課程。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傳播媒介也在積極探索這一產業的經濟規律。傳播政治經濟研究逐漸成為熱門學科。

我對傳播（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廣播電視）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感興趣，大約是在1993年前后。那時候，由于鄧小平南方講話的號召，中國開始大步邁向市場經濟，學者開始討論市場經濟與傳播的關系。當時我所在的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研究領域主管部門——廣播電影電視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開這方面的會議。我開始考慮廣播電視的商業性問題，也做過幾次發言。但是，這些發言大多遭受了客氣的冷遇——當時，媒介的商業性還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我還申報過研究廣播電視商業性的課題，也沒有獲得批準。如今社會各界對廣播電視商業價值（被稱為“產業性”——一個獨特的中國詞語）的重視與開發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業廣播電視，應該說我有一點基礎。我完成于1982年的碩士論文研究的對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業廣播電臺。但是當時，我只注意了這些電臺在歷史變動中的政治傾向，并對它們播出節目的娛樂特征進行了一些分析，對其經濟機制基本是忽略的。不過，采訪電臺舊主人時，他們不斷強調的“我們是做生意的啊”，“就是賣廣告（時間）啊”，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上海舊時代商業廣播的知識促使我認識80年代后期新興的“經濟廣播電臺”的實質。1993年5月，中國記協在武漢召開“市場經濟與新聞改革”研討會，我提交了一篇論文——《商業廣播電視辯證》。①在談到廣播電臺這種商業性實質時我指出：“電臺‘出售’了受眾存在的事實，獲得了廣告費；廠商兜售了廣告，獲了消費者；視聽者出讓了時間（主要指忍耐廣告的時間），換得了娛樂，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個三角形，實現了某種交換——具體的商品交換和抽象的價值交換，這種經營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商業行為，是廣播電臺、電視臺所特有的商業行為。”②

以上引述的觀點，雖然出自我的手筆，卻并非我的發明，而是從某些書或者某些文章中讀到的，從而引發出同感。但是顯然，它來自不知轉第幾手資料的非權威性來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這種觀點的最初出處。不過，這種觀點如此地不同凡響，它成為我觀察相關問題的重要思路。

感謝我的朋友趙月枝博士，③她給了我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啟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我從她那里第一次聽說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實上，“廣告—電臺—受眾”這個“看不見的三角形”正是斯麥茲的觀點。那時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讀她的博士論文，并接受她的理論“轟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廣播學院講座，介紹了傳播學研究的各個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講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包括“受眾商品論”的來源。

月枝的確是特別具有這種介紹資格的。她與斯麥茲和另一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領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都有過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澤（SimonFraser）大學，她曾聽過斯麥茲講課。畢業后，她立即來到席勒所在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加州大學（UCSD）教書。她給碩士生講授《國際傳播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她給博士生講授側重美國情況的《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傳播》（CommunicationasaSocialForce）；給本科生的同名課程則是國際與國內綜合的。這些課程都是由席勒開創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澤大學，仍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最初是由斯麥茲設計和開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兒子，傳播學教授）曾說，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兩所著名大學教授由兩位大師開創的兩門課程的人。在圣地亞哥，月枝與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電子郵件給我轉發來訃告，囑我翻譯成中文在網上公布。她還鼓勵另一位朋友為丹·席勒的新著《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Capitalism）一書撰寫了中文的書評。此書中譯本現已出版。不久前，她還與丹·席勒合寫了一篇文章——《與狼共舞?中國融入數字資本主義》（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intoDigitalCapitalism），他們對中國現狀的分析發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進修期間，我閱讀了一些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文章和書籍。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引導我關注殷尼斯（HaroldA.Innis）、貝伯（BobertE.Babe）、莫斯考（VincentMosco）等人對加拿大傳播進行的政治經濟分析。后來，莫斯考全面系統闡述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傳播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1996）一書出版了，④并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之作。這本著作我很久沒有時間仔細閱讀：但是，由于對莫斯考研究的問題十分關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訪問時，特地采訪了他，寫了一篇訪談。⑤

2001年，我終于有足夠的時間認真研讀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書籍了，這還得感謝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主持中國學者在韓國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圍的國際交流項目，使我們得以整日倘佯在書海中，或者流連于網絡上――自由的時空對于研究者來說，是十分寶貴的。

二、關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

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一種思路，或者稱一種途徑（approach）。傳播學的傳統學派我們現在是比較了解了。與此相對的，是傳播學的批判研究。活躍在批判舞臺的傳播學研究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一個文化批判學派；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派。兩大批判學派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密切的聯系。

1.傳播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

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有什么關系?學習新聞傳播的學生在剛剛接觸這一學科的時候大多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的確，雖然年齡稍大的中國學者大多研習過馬克思主義，知道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經濟學不是我們研究傳播的傳統思路。

20世紀80年代初傳播學引進時，我們遵奉的是傳統學派（或者按北美的習慣，叫作行政學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學派，公認的大師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學派的研究思路是大眾傳播的效果，目標是提高傳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則主要是采自社會學的抽樣調查，心理學的實驗測試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方法。那種傳播學研究特別強調其“社會科學”的實證性、數量化特征。行政學派是為政府、為媒介、為大工業出謀劃策的，特別是其中的公共關系研究，其傳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輕、舍大取小，具有明顯的商業性和實用性特征。行政學派的主流學者常常附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權力體系——政府和大企業，總體上是為維護現存統治秩序服務的。

批判學派是后起的、站在社會的角度對現狀持批評態度、主張改革的學派。過去，我們通常認為批判學派起源于歐洲，特別是英國，以文化批判為標志，這是不錯的；但文化批判學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歐洲，便是以更加宏觀的構架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分析和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對這一學派及其研究，我們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雖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學派的來源及形成。

由于對現狀持批評、否定態度，通常，批判學者被排除于權力體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學者的批評由于目標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話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顛覆威脅似乎有限。⑦而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的批判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因此，他們在社會中、甚至在學術界（大學和研究團體中）更是少數派。但是，近年來，無論是在北美還是歐亞，包括韓國，我發覺，政治經濟批判的聲音有日益增強的趨勢。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測，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大工業、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權本質日漸昭然，從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資本主義的邏輯雖然在現實中通行無阻，但在理論上卻是不得人心的。他們的實踐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說的。⑨批判學派則反之。

從事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學者，雖不都自稱批判學者，但按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他們大多得出的是批評性的結論，卻是毋庸置疑。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傳播政治經濟學尊崇的最重要理論權威卻是馬克思。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學科的母體或者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的。

對于中國新聞傳播學者來說，傳播政治經濟學還屬于一個新的領域。這是因為，媒介屬于新興的獨特的文化產業，其經濟方式與傳統的工業并不一樣，因此，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對現實的解釋還未能透徹。目前我們也還沒有真正與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界接軌，表現在文獻引證方面的薄弱。盡管有一些可以歸入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研究課題，但采用的卻是自創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學派。

2.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長期以來，中國學者習慣于將傳播研究分為歷史、理論、業務三大部分。這是一種傳統上的劃分。它們與各種不同層次的抽象對象及其認識方法（也就是所謂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領域或者研究學科其實是交叉的。

歷史研究以過去發生的事實為工作對象，它考訂一些歷史事實，發現史實之間的若干聯系，或者以史實解釋和說明學者對歷史的看法。歷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學科都會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觀察認識方法。歷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樣”的問題。

理論主要是大腦思辯性邏輯推理活動的產物。理論大致可分為標準化的和解釋性的兩種，標準化的理論提出理想的目標。亦即提出“應該怎樣”的問題；解釋性的理論則是對既有現象的認識，亦即回答“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現狀，為它辯解、并使之鞏固完善的理論。批判理論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對現狀也常常是否定的。

業務研究不是一種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對象。業務研究關注的是比較具體的“怎么做”的問題，它運用歷史和理論的知識，結合實際問題，探討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實用的研究。在業務研究中，人們大多并不執著于某一種方法，而是多種思路并用。

政治經濟學屬于宏觀研究，側重歷史和理論的范疇。據莫斯考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具有4大特點：歷史分析；廣泛的社會整體理解；道德哲學（價值觀，社會良好秩序）；社會干預（即實踐）。（Mosco,p.17）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媒介不是惟一的關注對象，而只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媒介與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體系一道，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能動的作用，學者追蹤它的變化。以道德的眼光審視它的影響，這是一種復調式的、多聲部的“交響樂”是一種綜合的方法。也就是說，它既要回答“怎么樣”、“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也要回答“應該怎樣”、“怎么做”的問題。傳播政治經濟學與認識（規律）和決定（政策）等傳播領域的各種問題都有關系。

傳播政治經濟學具有“經濟的”和“政治的”的雙重特點。只有在北美（更準確說，是美國），從一開始，媒介及其傳播便徑直坦露出其經濟本性（叫作商業化）。⑩從而被學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對中國傳播學者而言，媒介“政治”、“宣傳”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對傳播經濟實質的洞察，卻是新的嘗試。因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國的經濟便不是相對獨立的自治領域；中國當代的市場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決策所規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國與韓國等東方國家有一種相同的現象，按照韓國學者的說法，就是“非正式的決策支配正式的決策”。⑾如果說，北美批判學派的重大貢獻是從“經濟”中發現了“政治”的話，中國的傳播學者卻要反其道而之，從“政治”、“宣傳”、“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認出“經濟”的實質。我想，這是中國與西方的媒介研究應該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從中國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以來，學者的確是對經濟問題有了更多的興趣和關注。許多“市場知識分子”積極地為媒介出謀劃策，幫助媒介改進經營，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經濟學思路。這對于新中國傳統上“政治第一”的思路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媒介研究的主要視角可以而且應該是政治社會決策，而不是一般的經濟活動。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具有宏觀思考、歷史觀察、道德追問和主動實踐的特點。作為公共領域之一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從事的，不是一般的商業活動；而作為“社會良心”體現的知識界所追求的，也應該是社會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媒介的目標。是大眾的公益，而不僅僅是傳播媒介的經濟效益。這種“公共”的思路，是我們不應當忽略的。研究傳播的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關注不同于主流新經濟學派思想的其他選擇，而與當前大多數企業咨詢性經濟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經濟規律。又要重視社會的道德評價，用一種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范式進行研究，這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學者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3.傳播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轉型

在中國，不能說缺乏對媒介的批評。事實上，近年來，報刊上，書籍中，對利益驅動、不負責的媒介運作，譴責的聲音日益響亮。但我感到，多數批評是激情性的、文學式的，其中不乏故作驚人之語的煽情，理論分析似有不足。其實，某些媒介批評，可能出于商業動機，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行為。

在此，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特點，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政治經濟學主要有三個大的分支：自由主義（現在也被稱為新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

自由主義即新舊古典（或稱經典，classical）政治經濟學。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除了亞當·斯密之外，還有一位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他們各自側重一個方面。亞當·斯密主張“自愛”即“愛人”，利己同時利人。他在發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論》（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評了商人的為富不仁，并對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繼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包括馬爾薩斯，卻由斯密的立場而倒退了。他們是站在有產者一邊的。例如馬爾薩斯，他反對拯救貧困的社會計劃、反對醫療保險與和平，因為戰爭、饑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長的“自然”手段。他還為允許街道上污水橫流的做法辯護，說這是控制人口，使適者生存的手段。根據馬爾薩斯的觀點，政府不應該控制疾病的蔓延，這種控制只會帶來長期的更大的痛苦，因為無限制的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會使社會變得更弱。一些為資本辯護的經濟學者說：“商業有一個、也只有一個社會責任——使用它的資源和活動創造利潤，只要它遵守游戲規則，也就是說，在無欺騙和無假造的公開、自由的競爭限度內行動”，否則才是破壞性的。（轉引自Babe,1995,pp.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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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新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學派繼承了斯密的某些觀點，主張自由競爭，市場的中心作用，反對托拉斯、壟斷等影響自由經濟的商業權力，但他們主張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經濟中心主義。按照貝伯的說法，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派有三大神話：市場、技術及機器、進化（他用三個M來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1995,pp.75-85）

新經濟學派的自由主義是當前西方的主流經濟思想。新經濟學派有幾個重要的特點：一個是研究買者與賣者關系的個人主義重心；二是認為市場是人的自發本性具體化的觀點。三是市場本身具有調和沖突能力的和諧理論。主流行政學派的傳播研究繼承了這些特點。在山農和韋弗（Sharnon&Weaver）的傳播流動線性公式中，我們可以看到正統學派的共同點：中心是個人；傳播過程從一方自動流向另一方；對傳播的解釋是效果及反饋。

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政策的中心問題是權力的分配（Babe,1995,p.63）。因為信念、知識、神話、“常識”、意識形態等因素均在經濟架構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經濟學將對經濟（商業、金融的經營）的理解與對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結合在一起；主流經濟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為了分析的需要，卻將商業與權力、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硬性地分割開來。但是，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發揚光大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希望通過積極的競爭達到公平，純粹是幻想。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圍繞工業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生產條件等制度因素進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將生產模式具體化。例如阿多諾（TheodorAdorno）轉向了對“文化產業”的分析。他認為，文化產業是霸權集團教導勞動大眾“有用”價值觀及引導其思維和感覺的手段。在新馬克思主義那里，大眾傳播被視為霸權教化和宣傳的工具，而新經濟學被視為服務于霸權利益的學術意識形態。⑿

可能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比較熟悉的緣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對制度學派最為注意。制度學派也稱“制度和改良經濟學派”，這個學派誕生于20世紀前后，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一支。據貝伯（Babe,1995,p.75）認為，制度學派的創始人是韋伯倫（ThorsteinVeblen）和康門斯（mons），繼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學派將制度（而非個人）置于分析的焦點。按照韋伯倫的定義。制度是廣泛流傳的社會習俗或者思想習慣，或稱思維習慣（habitofthought）。“思維習慣”是習慣化的預存傾向和思想模式，它組成了各種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礎，認識和解釋也由此形成。制度經濟學認為，只有制度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或者改良。積累的變化使得文化、社會和經濟轉型。制度學派批評自由主義的市場和諧論，認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沖突的和變化的，以此區別于古典主義試圖建立永恒不變的普遍法則的努力。制度學派也責備馬克思主義簡單的階級分析，它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區別是，認為階級內部的斗爭更甚于階級之間的斗爭（所謂制度沖突）。

生活習慣（habitsoflife，或者慣性行為）產生思維習慣，思維習慣可以稱之為“常識”。這種常識被多數人在多數時候不加批判地接受。這種視為當然的、也許是無意識的思維習慣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傾向或者直覺，這種傾向或者直覺則是通過社會交往（傳播或稱交流）而特定化的。在這里，制度學者不僅預示了霸權產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傳播在其中的重要性——傳播創造了社會環境。

按照傳播的“環境”觀點，學者指出了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大眾媒介對廣告的傳播。廣告不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種文化，具有“心理療法”的神奇效果。它促進人們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并影響社會對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評價。然而，正如許多研究所指出的：廣告宣揚的價值觀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個是非廣告的傳播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聞選擇和界定“真實”的作用。一位著名的傳播學者指出：“真實是最稀有的資源。就像許多稀有資源一樣，它是需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權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現這種資源的權力。”⒀區分“實際”與“幻想”、“事實”與“虛妄”、“可能”與完全“不實際”、“重要的”和“瑣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權。媒介常常引導人們設置社會議程和個人目標。

隨著科學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世紀。對這個與工業時代大相徑庭的社會，人們給予了不同的名稱：后工業社會、信息時代或者信息經濟、全球村、斷裂的時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現代主義等等。（Babe,1995,p.9）社會被稱為“信息經濟”，正體現了新經濟學“經濟至上”的觀點。現在，基本的經濟問題不再圍繞著土地和工廠產生，而是集中于專利權、著作權、商標、設計進行。文化產業除了報紙、期刊、雜志、廣播電視之外，還有新興的衛星、有線電視、點播錄像、電訊和電腦聯網。電子傳播使來自中心點（發達國家）的管理延伸到國際和全球的范圍。人類傳播日益商品化，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疏離——異化，這些都是當代傳播研究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面對廣闊的研究領域和眾多可資借鑒的思路，中國的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理應出現大步的發展。

注釋：

①這篇論文后來收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市場經濟與新聞改革》一書，1997年又收入本人的論文集《傳播論稿》，由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出版。

②詳見《商業廣播電視辯證》，《傳播論稿》，P.176，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③趙月枝本科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后考上出國留學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西蒙·弗雷澤（SimonFraser）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她先后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UCSD）和西蒙·弗雷澤大學教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課程，已是知名國際學者了。

④此書大陸中譯本現已由華夏出版社出版。

⑤詳見郭鎮之：《新媒介與政治經濟學》，《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9年第5期。

⑥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也有稱管理研究的）這個詞是由著名傳播學者拉札斯費爾德（P.Lazarsfeld）合成的。他說，這種研究“是為某種公共或者私營性質的管理機構服務的”，“目的在于解決一般屬于經營性質的小問題”。他稱相反的研究為批判研究，這種研究的特點是發展出“對我們時代到處流行的各種社會趨勢的一種理論”，它隱含著“人類基本的價值觀”，并以此評價媒介“實際的或者期望的效果”。批判學者斯麥茲等具體闡述了兩個學派的主要分歧：1.選擇的問題。前者追求組織機構行為的有效性；后者追問這種行為出現的合理性。2.研究方法。前者采用新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個人性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歷史性的唯物主義的方法。3.研究結果的使用，前者保證不擾亂現狀；后者呼喚根本的改變。詳見Babe（1995）,p.65-66。

⑦其實并非如此。文化批判帶來的思想解放作用潛力巨大。

⑧中國的情況有點不同。許多已經被發達國家摒棄的冷酷觀點正在以“新思想”的方式引進市場化的中國。

⑨極端的例子，如，馬爾薩斯認為，瘟疫、貧困都是減少人口的天然辦法，從長遠來說對人類是有好處的。因此政府不必對此采取措施。（Mosco.p.41）新經濟學的一派也認為，對污染，污染者和受害者同樣負有責任：污染者是因為污染，受害者是因為自己選擇就近居住。另有一派新經濟學者則主張將污染的權利市場化和商業化，以確保企業按正確的價格行使污染的權利。（Babe,1995,pp.91-94）這些理論雖然有其“真理”的成分，但難道適于大肆張揚、或者指望獲得擁護嗎?

⑩商業化不一定是一個“壞詞”。它是指一種經濟方式，或者市場過程，通常是中性的。

⑾據本人與漢城大學言論情報研究所樸承寬教授的訪談（2001年4月13日）。

⑿Adormo,Theodor(1991).TheCulturalIndudtry:selectedEssaysonMassCulture.EditedbyJ.M.Bernstein.London:Routledge.轉引自Babe,1995,pp.74-74。

⒀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EssaysonMediaandSociety.Boston:Massachusetts,UnwinHyman.1989,轉引自Babe,1995,P.125

主要參考資料：

Babe,RobertE.(1994).(ed).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inEconomics.Bost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Babe,RobertE.(1995):Communicationand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s:EssaysinInformation,PublicPolicyandPoliticalEconomy.WestviewPress,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

Mosco,Vincent(1996):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ations